“春暖花开，蜂将分时，必先暄起，俟天气和明……自行分开，若高飞则近，低飞必远，人以杆高悬笠帽召之，三面撒水扬麈阻其出路，蜂自避入笠中，收之，渐时歇定，将笠装于布袋悬空处，至晚移停桶内。”

以上是元代王祯在《农收》的所载，主要深入的讲述了蜜蜂的分房之法。

养蜂的技术到了明朝，已经进入规模化了，明代刘伯温在所著的《郁离子》中，对养蜂方法作了详细介绍。

《郁离子》这本书中，已对蜂桶制作、蜂场选址、蜂群繁殖、分群与合并、取蜜方法、病虫害防治等蜂群的管理技术和经验有了全面系统的文字描述。

根据历史文献和化石分析：

自然界中蜜蜂种类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位于我国横断山脉地区。

根据被子植物的起源学说和我国西南或华夏植物区的说法，蜜蜂的起源应该是与被子植物协同进化的，所以认为蜜蜂应起源于中国西南地区。

经过生物的进化，在全世界范围内，蜜蜂在世界各地的类型有40多种，其中：

在中近东部蜜蜂的类型有4一5种、

非洲蜜蜂的类型的有15种左右、

欧洲蜜蜂的类型的有9种、

西方蜜蜂的类型有25一30种、

东方蜜蜂的类型有10种左右。

在世界范围内的40多种蜜蜂中，我国无论野生的或是驯养饲养的蜜蜂类型都是以中蜂为主。

根据资料显示到目前为至，我国饲养的蜜蜂中有700余万之多，其中蜜蜂的主要类型为中蜂和意蜂，中蜂大约200余万群，其余的是意蜂。

而中蜂主要分布范围是，在我国除新疆地区的各个省份，其中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的山区、林区较多。

我国饲养的另一类型蜜蜂是意大利蜂，俗称意蜂。是从西方引入我国的。

意蜂在我国自然生态系统中和生态位上，虽与中蜂虽然有许多重叠，但其个体特性也有许多差异。

比如意蜂中的工蜂，其嗅觉灵敏度比中蜂低，不易发现分散、零星开花的低灌木和草本植物，如十字花科、蔷蔽料、漆树科、山茶科、五加科、唇形科、菊科、葫芦科等。

像以上这种类的植株分散、矮小，多生长在遮荫处，开花时，中蜂是主要采花者，而意蜂的工蜂却很少去。

但不论是中蜂还是意蜂，它们蜜蜂家族是地球上现存的最古老的物种之一，我们人类自古以来都是以蜜蜂的勤劳敬业、团队精神来激励自己。

我们研究、认识蜜蜂，并不是仅仅为了品尝蜂蜜，还要学习蜜蜂的奉献、务实、自律等精神。

历史实践证明：

蜜蜂之所以能繁衍至今，凭借的也正是这些蜜蜂精神。

《几何原理》一书的明代科学家是徐光启。

《几何原理》出自《农政全书》，是明代徐光启创作的农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由于古代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先秦诸书中多含有农学篇章，其他的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

徐光启简介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等。较早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毕生致力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徐光启精晓农学，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农政全书》初稿完成后，徐光启忙于负责修订历书，无暇顾及，去世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1639年刻板付印。

—徐光启

众所周知，我国的食物文化是非常发达的，在中餐的烹饪中是绝对离不开食用油的。通过高温油脂的烹调，是能够缩短食物加工的事件的，保持食品的新鲜口感，改善色泽和风味，提高营养价值。在我们常见的食用油通常分为植物油和动物油两种。食用油的历史悠久，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史。

食用油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甘油酯、磷脂、维生素、游离脂肪酸等成分，能够保持皮肤润泽、发质光亮，提供充足的热量和脂肪，此外，植物油中的固醇对心血管有保健作用。在食用油中，植物油比动物油熔点低、易吸收、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更高，而动物油热量高，结构稳定，加热后产生的有害物质更少。

由于动物油获取提炼更加便捷，在宋朝以前，是主要的食用油。

古代常用民脂民膏代表财富，这就与动物油有关。《释名》有曰：戴角曰脂，无角曰膏。举例来说，牛羊油叫脂，猪油称膏。宋元理学家陈澔有另外的解释，他认为肥凝者为脂，释者为膏。也就是说固体油是脂，液态油是膏。在烹饪方法上，脂膏也有不同。《礼记·内则》明确记载：去腥脂用葱，膏用韭。

动物油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周礼》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饮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八珍中有一道名为炮豚的菜，需要煎诸膏，膏必灭之，就是用膏浸没乳猪油炸。用动物油炸制的猪肉，吃货们是否有兴趣来一块呢。

在八珍中，有一道名为肝膋(liáo)的菜，肝用的是狗肝，制作时用狼胸腔里的网油包裹煎制。由此推断，当时的动物油来源，不只是牛、羊、猪、鸡、狗等家畜，还包括捕获的野兽、鱼、鸟等猎物。

周王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享受的待遇自然不同。《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凡用禽献：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犊麛，膳膏腥；冬行鲜羽，膳膏膻。简单来说，诸侯要按照四季变幻，进贡不同的鸟兽和动物油。

动物油除了食用，还能照明。

《史记》记载：(秦陵地宫)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暂且不论人鱼膏是何种物质，以当时的条件，必定是某种动物油。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了长信宫灯，灯罩里面残留着蜡状物质，据专家考证，确定为动物油脂。这一发现从侧面印证了《史记》的记载。

汉朝时，植物油崭露头角。

最初大量食用的植物油，并不是大豆油、菜籽油或花生油，而是芝麻油。由于芝麻来自西域，民间习惯称其为胡麻。东汉农书《四民月令》有云：二月可种胡麻，谓之上时也。说明胡麻的种植已经相当普及了。

尽管百姓已经意识到植物果实中含有油脂，主要靠压榨取油，简单原始，效率低下。当时的芝麻油主要用来照明和纵火。三国时期，魏国和东吴激战合肥城下，魏将满宠募壮士数十人，折松为炬，灌以麻油，从上风放火，烧贼攻具。可见，芝麻油不仅是理想的纵火原料，而且数量庞大。

植物油的榨取提炼，有了新的进步。

《齐民要术》记载：按今世有白胡麻、八棱胡麻，白者油多。南北朝文学家陶弘景在《本草》中提出：生榨者良，若蒸炒者，止可供食及燃灯耳。表明民间对榨取植物油，处于不断摸索的阶段，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南北朝时，植物油以芝麻油、亚麻油、大麻籽油为主。植物油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的烹饪技巧。《齐民要术》中有这样一道菜：炒鸡子法：打破，著铜铛中，搅令黄白相杂。细军葱白，下盐米，浑鼓。麻油炒之。甚香美。这是首次出现的炒菜。尽管只是简单的麻油炒蛋，葱白豆豉一样不能少，着实讲究。

随着芝麻油的普及，逐渐成为唐宋时期的主流植物油。

唐朝食疗专著《食疗本草》：白麻油，常食所用也。宋朝时期，植物油的品种越来越多。北宋庄绰在《鸡肋编》里记载：油通四方，可食与然者，惟胡麻为上，俗呼脂麻。河东食大麻油，陕西又食杏仁、红蓝花子、蔓菁子油，山东亦以苍耳子作油，颖州亦食鱼油。值得一提的是，蔓菁子油就是现在常用的菜籽油。

在宋人的生活中，高热量的油炸食品颇受欢迎。《梦溪笔谈》：如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传说，南宋民间痛恨奸相秦桧，将面饼做成他和夫人王氏的样子，背靠背粘著，放在滚油里煎炸，将其取名为油炸桧，这就是油条的雏形。

对于植物油的榨取，历史文献语焉不详。元朝农学家王祯在《王祯农书》记载：凡欲造油，先用大镬炒芝麻，既熟，即用碓舂，或辗碾令烂，上甑蒸过，理草为衣，贮之圈内，累积在槽；横用枋桯相桚，复竖插长楔，高处举碓或椎击，擗之极紧，则油从槽出。此横榨，谓之卧槽。立木为之者，谓之立槽，旁用击楔，或上用压梁，得油甚速。王祯对榨油的器械和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载，民间将其称为木榨榨油法，至今少数地方仍然沿用着这种榨油方法。

明朝时期，植物油在品种和榨油技术上有了新的进展。

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提出：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莱菔子、黄豆、菘菜子为上。简单来说，芝麻油、萝卜籽油、豆油、白菜籽油是最好的植物油。宋应星不但对各种油料进行等级分类，还测算了各种油料的出油率。除了木榨法，他还记录了水代法、磨法、舂法等榨油方法。用明朝的榨油方法，油料残油率控制在15%以下，这在当时属于最高水平了。

花生油是最晚出现的植物油。清朝官员檀萃在《滇海虞衡志》有云：落花生为南果中第一，……若乃海滨滋生，以榨油为上，故自闽及粤，无不食花生油。可见东南沿岸早已习惯食用花生油了。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发明了浸出榨油法，油料残油率降低到1%以下，这一方法大大提高了榨油效率。西方商人在中国陆续建立了很多新式榨油厂，榨油业迎来了新生。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无论动物油还是植物油，在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油炸食品，外脆里酥，香气扑鼻，圈粉无数。不过，在油的使用上，应该遵循少吃油、吃好油、吃多种油的原则，毕竟均衡营养、保持健康才是美食的王道。

明朝的三大科技巨著，分别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三大巨著，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中华瑰宝。

李时珍（1518年7月3日－1593年），字东璧，号濒湖，湖广蕲州(今湖北薪春)人。李时珍祖父是民间“铃医”,走街串巷，摇铃为人治病。父亲李言闻，子承父业，是当地的名医。李时珍从小耳濡目染，阅读医学书籍，常随父亲出诊，帮着抄药方。十四岁那年，李时珍补为诸生，后来三次应乡试不中，于是决定不再追求功名，一门心思跟着父亲学医。

李时珍善于钻研，治愈了许多疑难杂症，很快成为一名医术高明的医生。在行医过程中，他发现传统的中医《本草》，品类繁多，名目混杂，其中还有不少错误。于是，李时珍立下雄心壮志，要重新编写一部新的本草。

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李时珍广泛阅读各类书籍，除医药著作外，“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无不涉猎，前后读了800余本。同时，李时珍注重实地考察，走遍家乡的山川野外，还带领儿子、门徒远赴江西、安徽、河北等产药地，在穷乡僻壤，高山峻岭间采集标本，绘制图像，虚心地向当地的农夫、渔民、猎人、樵夫请教，还征集了许多民间治病的处方。

嘉靖年间，李时珍为楚王的儿子治好了气厥症，便留在王府任奉祠正，兼管医药之事。几年后， 转赴京城太医院任职。当时方术迷信泛滥，一些人热衷于寻找、制作仙丹不老药，连太医院也深受影响。李时珍不愿同流合污，便托病辞职返乡。不过，在王府和太医院的这段经历，对他日后编撰《本草纲目》大有益处。

回乡后，李时珍便着手编撰工作。他以前人的本草为基础，结合自己收集的新资料，潜心著作，前后三易其稿，历时近三十年，直到万历六年(1578)才最终完成，时年61岁。后来又经过10年三次修改，前后共计40年。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去世。万历二十五年（1596年），也就是李时珍逝世后的第三年，《本草纲目》在金陵（今南京）正式刊行。

《本草纲目》共52卷，它以药物的自然属性进行分类。全书共记载药物1892种，比前代的《本草》新增374种。在这本巨著中，李时珍以药物正名为纲，其余附释为目，详细闸述药物的出产、形色、气味及主治药方，验方11096首，配图1160幅，共190万字。此外，《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众多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品种，所以，也是一部植物学、 动物学和矿物学方面的专著。

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并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并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万历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1607年-1610年），徐光启回乡丁忧，在这三年间，他泡在田间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种棉花法》《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

明万历四十一年秋至四十六年（1613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到天津垦殖，再次进行农业试验。明天启元年（1621年）再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

徐光启在家乡和天津这两段比较集中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

明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政全书》初稿已完成。但徐光启忙于负责修订历书，无暇顾及，1633年去世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1639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全书由于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汉族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穿其中。

宋应星出生于万历十五年（1587），字长庚，江西奉新人。举人出身，明崇祯七年（1634年）任江西分官县教谕，后来还做过福建汀州府推官，南直隶亳州知州。 

宋家世代为官，曾祖宋景在嘉靖年间任南京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祖父宋介庆曾任安徽黟州知州，宋应星与兄长宋应异自幼诵习经书。万历四十三年(1615) ，宋氏兄弟同科，双双考中举人，且名列前茅，时在地方上传为美谈。然而宋氏兄弟后来虽然多次应试，却始终没能考取进士。

渐渐地，宋应星有了新的关注点。他的曾祖宋景在任南京工部尚书时曾督修过宫殿，族人宋应和任工部员外郎时，也督修过北京宫殿，宋应星耳濡目染，对建筑和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不再用心科举，开始专心于实用生产技术的研究。

崇祯七年(1634)，宋应星出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公务之余，便着手著书立说。经过三年努力，到崇祯十年(1637)， 他写成了一本书。他认为自然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人是万物之灵，能够开发自然，创造物质财富，因此将他的书命名为《天工开物》，天工就是指大自然。

《天工开物》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为十八类，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内容涉及作物栽培、养蚕、纺织、熬盐、制糖、酿酒及陶瓷、舟车制造、石灰烧制、造纸、采矿、冶炼，等等。书中还配有精美的插图，详细图绘了一些生产工具和生产、工艺的过程。

农业方面，宋应星撰写的内容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越了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例如经济作物中的油料作物，仅在“膏液篇”中就列举16种之多，其中许多是《农政全书》中所没有的。宋应星对植物的记载也非常详细，如在“乃粒篇”中对南北方的麦的开花时间、不同环境下的水稻种植都有详尽的叙述。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印刷术的出现，对人类科学文化的传播、发展有重大作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文化的传播主要靠手抄的书籍。自从东汉发明了纸以后，直到隋唐，历代的皇帝都非常重视抄书、藏书。唐玄宗时，设立了修书院，专门掌管抄书、校书的工作。但抄书非常费事。一部书如要出一千本，就要抄写一千遍。如果遇上容量较大的著作，就要抄很长时间，甚至几年，几十年，才能出一本书。抄书，又容易出现差错，常常是一本书相互传抄，以讹（e）传讹，最后错得面目全非。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反复的实践，终于在唐代发明雕板印刷。实际上，雕板印刷是受了我国古代的印章、摹印和拓印的启发。 古代的印章起初是用玉石制成的，只是作装饰品佩带在身上，后来成了用来证明身份、代替签字画押的东西。印章上的文字一定要是反文，印出来的才是正字。印章上的文字有两种情况:一种叫阳文，就是文字高于平面，字是凸出来的；另一种叫阴文，印章上的文字低于平面，字是凹进去的。印章上的文字刻成凸出来的，涂上墨，印在纸上字迹清楚。这给当时深受抄书之苦的人们以极大的启发。人们联想到，如果把要抄的东西反刻在木板上，然后像盖图章那样印到纸上，那么只要刻出一个版，就可以不断地印出同样的文字来，那不是比用手抄快多了吗？ 古代的摹印、拓印技术的发展对雕版印刷发明的影响更为直接。东汉时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了用纸在石碑上摹印、拓印的方法。在石碑上涂上一层墨汁，然后把纸平铺在石碑上，用手轻轻地抚摩，纸上就出现了黑底白字，这就叫做“摹印”。这种方法比抄写石碑上的内容快多了，但纸上的字是反字，读起来很不方便。于是就有人想到了用拓印的方法，就是用事先浸湿的纸平铺在石碑上，上面盖上毡布，轻轻拍打，使纸透入石碑刻字处，等纸干后，轻轻刷墨在纸上。因为字是凹进去的，贴在字上的纸面不着墨，于是纸上就有了黑底白字。既然从石碑上可以得到黑底白字的拓本，那么把文章刻到木板上，文字刻成凸出来的，不就可以得到白底黑字的印刷品了吗？我国劳动人民经过反复研究，终于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板印刷术。欧洲人使用雕板印刷，大约是15世纪初，比我国晚了大约600年。 雕版印刷与手工抄写相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当时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出版了很多书籍。可是，雕版印刷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浪费都很大。印一部书，先要将书的内容用规格一致的纸工工整整地抄写一遍，雕刻的工匠分头照样子把字反刻在木板上，这个过程很费工。宋代出书为了整齐美观，印出来的书的字体前后一致，一部书一般由一个雕刻工匠从头至尾雕刻出来。如要雕版印刷一部大书，雕刻工匠一干就是十年八年，而且雕刻书板还要非常小心，假如雕坏一个字，整个雕版就只能报废。当一本书印成后，工匠们花了很多心血雕成的书版就没用了，只能当柴烧。要印新书，必须重新雕版。这样，每印一本书，都要花好些木料，很多人力，所以，书的价格也很贵，社会上好些人想看书却又买不起。到了北宋时期，军事、冶炼、农业、医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们纷纷希望著书立说，把这些成就加以推广。 但由于雕版印刷的这些弊病，所以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宋代的毕升，在一个专门刻版印书的书坊里做雕刻工，平时经常为别人刻印章。他望着一个个刻好的印章，心想，把这些印章排列起来，不也能印书吗？用完了，拆开来还能用，就省得经常雕版，省工省料。他做了许多小木块，每一个木块上刻一个字，然后把这些字排列起来印书。可由于这些小木块的纹理、木质不同，刷上墨后，由于吸水，字的笔画粗细发生了 变化，越印效果越差，这些活字当然也不能第二次使用了。用什么东西做活字才能不变形呢？他想到了陶瓷，既坚硬，又不吸水。他用胶泥（粘土）和拌均匀，放在石板上反复摔打，直到泥团像面团一样柔软，而且不粘手，然后制成一个个大小一样的小方块，在每个小方块上刻一个字，稍微阴干一下，再放到火中去煅烧，使它坚硬得像陶瓷一样。由于这种方法最初是在印章的启发下想出来的，且和印章很相像，因此，毕升把这种泥活字称为“字印”。每一个泥活字，就称为“一印”。毕升花了八九年时间，制作了几万个泥活字。 字印。有些字用得比较多，一段话里要出现好多次，他就把这些常用字分别制作几十个相同的备用。要印书，还要制版，毕升将一块铁板摆好，在上面均匀地撒上一层松脂、蜡等具有粘性的东西，再放上一个铁框。然后照着要印的文章，拾来方块的活字，按顺序排在铁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了一版。把铁板放到火上加热，使松脂、蜡等熔化，再用一块平整的木板把字按平，冷却之后，字就固定在铁板上了，而且版面平整，便于印刷。最后刷上墨，铺上纸，就能印出书来了。印完后，将铁板加热，松脂等熔化了，便可将活字取下，下次印书还可以用。为了排版时能很快地找到需要的字，毕升还把这些泥活字按字的韵母分类，拣字时，只要根据读音，就能很快地找到所需要的泥活字。 这种活字印刷，节省了雕版费用，缩短了出书时间，既经济，又方便，是印刷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化事业的一项重大贡献，是华夏民族的骄傲。可当时的统治者不重视科学，加上毕升只是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耗尽心血发明的印刷术没能引起官方的重视，也没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但是，这种技术却一直被后人仿效，得到继续发展。现代的活字印刷与毕升发明的印刷术，其基本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德国人谷腾堡在毕升泥活字的基础上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要比毕升晚400多年。 元朝初年的著名科学家王祯（zhen）写成的30多万字的农学巨著一—《农书》，因为字数太多，用雕版刻印很费事，就按毕升的方法，用梨木、枣木等不易吸水变形的硬木，制作了3万多个木活字。为了能使排字的工匠能很快地找到活字，王祯发明了一种“转轮排字盘”。轮盘里排满了木活字，排版时捡字的工匠不用来回走动，只要坐在那里，转动轮盘，就能找到需要的字，大大提高了排字效率。 用金属做的活字坚硬，不易磨损，印刷千百次也不会坏。金属活字的出现，又使印刷技术提高了一大步。在元朝初年，我国就有人制造锡活字了。到了明朝，无锡人安国制造了铜活字，解决了铜活字不易受墨等技术问题，出版了一些书籍，印刷质量很高，是印刷史上的珍品。 目前使用最广的是铅活字印刷。因为铅的熔点低，容易铸造和回炉，是最理想的造活字的材料。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在明代就开始使用铅活字印书了。现在使用最广的应是胶印，激光照排了。 无论是木活字，还是各种金属活字，都是受到了毕升的泥活字的启发而发展起来的，是对活字印刷术的完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他们聪明的才干和智慧，发明了印刷术，为科学技术的传播，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马克思曾这样评价我国古代发明的印刷术，说印刷术（包括与之联系的造纸术）“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