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皇帝不治而亡藏多少隐情？

　　顺治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六，夜里子时，深宫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年仅24岁的顺治皇帝在养心殿驾崩。

　　就在顺治驾崩后的第三天，不满八岁的康熙登上了紫禁城金銮殿的宝座。皇宫中很快恢复了平静，但是让人们迷惑的是，24岁的顺治皇帝，一向身体强健，从未听说有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会突然不治而亡？

　　对于顺治皇帝的死亡，《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异常简短，“丁巳，夜，子刻，上崩于养心殿。为什么关乎生死的大事，以寥寥数字敷衍了事，甚至对死因只字未提？ 面随顺治死因存在的种种疑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档案研究专家李国荣决定，从尘封多年的历史档案中，解开这个困扰史学界多年的谜题。

　　作为记录顺治皇帝生平最权威的档案——《清世祖实录》中有一段关于顺治死前的最后记录。顺治患病是在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到初六顺治已经是病入膏肓。《清世祖实录》中用了200多字记载了顺治死前的活动，而描述他的死亡却仅有11个字，时间，地点，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的线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不仅如此，清朝皇室家谱《玉牒》中也仅仅只是记录了顺治驾崩的时间，对于顺治皇帝的死因依然是避而不谈。

　　同样让人费解的，是顺治临死之前留下的遗诏。因为在整篇遗诏中，顺治开列了多达十四条的朕之最。为什么顺治会对自己平生所为如此内疚自责？这样的自责似乎很不符合一代天子离开人世时最后的心情。

　　相传，顺治皇帝迷恋上了一位江南名妓董小宛，而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对此极为不满，设计害死了董小宛。然而就在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宫中传出顺治驾崩的消息。短短一百天里，贵妃去世，天子驾崩，为什么这一切如此巧合？

　　当时一位很有名气的诗人吴梅村，写下了一首《清凉山赞佛诗》。诗中写道：“陛下寿万年，妾命如尘埃。愿共南山椁，长奉西宫杯。”当时顺治皇帝与董小宛的故事传得沸沸扬扬，人们不免猜想，吴梅村在诗中所写的陛下，会不会就是顺治皇帝。此外，诗中还写道： “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千里草——草下千里重叠，这分明是个董字。于是，人们更加确信诗中的妾，指的就是董小宛。而陛下，无疑就是深爱着董小宛的顺治皇帝。反复研读吴梅村的诗句，人们对其中的一句诗，百思不得其解：“八极何茫茫，日往清凉山。”据吴梅村笔记记载，诗中的清凉山，指的就是佛教圣地五台山，顺治生前从未到过五台山，为何诗中会说顺治“日往清凉山”？

　　根据清宫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记载，顺治皇帝14岁那年，在遵化打猎的时候，认识了一位在山洞内静修的法师。从这以后，顺治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顺治十四年，在太监的精心安排下，20岁的顺治在京师海会寺，同高僧憨璞(pú)聪见面。憨璞(pú)聪对佛法的阐释深深触动了顺治。从此，顺治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顺治崇佛已久，而且早有出家之意，董鄂妃死后，他曾经一度伤心欲绝，无心朝政，病逝于养心殿也许仅仅是个对外托词，顺治并没有死，而是遁入空门，削发为僧了。

　　据《起居注》记载，康熙即位后不久，孝庄皇太后曾多次带着他上五台山礼佛。此类活动本可以在北京举行，可他们偏偏不远千里来到五台山。如此看来，顺治在五台山出家修行，也许才是隐藏在礼佛背后的真相。

　　庚子之变的时候，慈禧太后西逃，当地要接待她，就从五台山借了一些用具。有人说那些用具跟宫廷用具相似，可能是顺治当年用过的。

　　如果将这些细节综合起来，关于顺治死亡之谜似乎可以还原成这样的一个过程：孝庄害死了董小宛，顺治心灰意冷之下，以病逝为托词，到五台山出家为僧。而孝庄唯恐此事为天下人所知，于是便假借顺治之名，伪造遗诏。遗诏中的种种自责，无疑也就是孝庄强加给顺治莫虚有的罪名。

　　对于这样的说法，李国荣却持有不同的意见。因为从顺治的感情基础和思维方式分析，遗诏中的自责并非不合情理。顺治入主中原以后，面对着一切都感到陌生。因此，他必须尽量的去熟悉与适应这一切，甚至背离他自身原有的一些传统习俗。这就使他陷入一种困惑与矛盾之中，在他内心深处常常有几分自责的成分。同时，顺治受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影响，曾经一度笃信基督教，形成了感恩所得、自我忏悔的性格。在位期间，他屡次下诏白责，并要求各种文书不能称自己为“圣”。

　　在顺治朝的翰林院学士王熙的《自撰年谱》，李国荣找到了关于遗诏撰拟的记载，没有想到，在书中还意外的发现了关于顺治死因的线索。书中写道，在王熙应召进入养心殿以后，病榻上的顺治帝对他说，朕得了痘症，恐怕是好不了了。所谓的痘就是天花，顺治皇帝从患病到驾崩，只有五天的时间。他的病症与天花病极为相似。那么顺治皇帝会不会就是天花病死去的。

　　重新审视之后，顺治出家的说法又有疑点浮出水面。董小宛的丈夫——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详细追忆了自己和董小宛的相识：己卯初夏，他和董小宛第一次见面。己卯——也就是明崇祯十二年，这一年董小宛16岁，而顺治才两岁。

　　董鄂妃并非董小宛，她也并非使孝庄设计害死的。事实上，董鄂妃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夭折，悲痛不已，因伤成疾而去世的。据僧人传记《续指月录》记载，爱妃辞世，顺治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顺治十七年十月，高僧茆溪森为顺治在万善殿举行了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然而之后的记载却将故事引向了出人意料的结局。顺治皇帝剃光了头发要出家了，这个消息激怒了孝庄，她火速叫人把茆溪森的师傅，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到北京后，听说弟子茆溪森为顺治剃发，当即叫人架起柴堆，要烧死茆溪森。顺治得知这件事情后，无奈之下只好决定蓄发留俗，不再出家。

　　从种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患天花而去世，这似乎是最接近真相的答案。但是令人费解的是顺治患病去世，应该属于正常死亡。然而清宫档案为什么对顺治的死因只字未提，讳莫如深，难道顺治死亡的背后还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顺治皇帝不治而亡藏多少隐情？

　　顺治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

　　顺治死后，朝廷依照他的遗嘱，将他葬在了清东陵。这块风水宝地，是顺治十四岁那年的冬天，顺治在遵化躲避天花时发现并确定下来的。一代天子，竟为天花所迫，不得不离开皇宫，将自己放逐于北方的寒山冻水之间。对于天花，当时的人们几乎是谈之色变。为了不引起朝野的恐慌，清朝正史中有意隐去了顺治死于天花的事实，也是在情理之中。

　　顺治年间，一个叫张宸的官员在个人笔记中记载，正月初七这一天，朝廷传谕民间不许炒豆，不许点灯，不许倒垃圾。这些禁忌只有在皇帝“出痘”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此，史学专家们更加确信顺治皇帝就是因为天花死去的。

　　王戎笙，中国社科院明清史研究专家，10年前，他曾经发表了一篇关于顺治遗诏的学术论文，从而引发了历史学界对顺治死因的再度关注。《张氏医通》中这样描述天花的症状：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呢喃，如邪祟状。从天花的病症推断，顺治临死前根本不可能神志清醒，他也就根本不可能亲自口授遗诏。那么，王熙在《自撰年谱》中所记载的，顺治临死前口授遗诏，开列自己的十四条罪状，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谁来继位和辅政大臣两大难题，这些事情又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王熙自撰年谱》中记载，顺治是在初七清晨子刻驾崩的。而据《平圃杂记》所载，张宸是在初八上朝时，才得知顺治驾崩的消息。不仅顺治驾崩时间的记载相差了整整一天，顺治哪一天得病，史料上的记载也有一些自相矛盾的地方。《清实录》中记载，二那天，顺治感到身体不适。《平圃杂记》中却说，初二顺治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而据《自撰年谱》记载，王熙初一到初三连续三天进宫请安，但是都没有说顺治生病。而且初三这天，顺治还和王熙讨论事情。

　　天花发病初期，体温急剧上升，之后便是神思昏沉，不省人事。如果顺治真的染上了天花，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初二发病初期，冒着高烧到悯忠寺看太监吴良辅剃度。就算是回来之后才发病，第二天，恐怕也很难在就关系重大的事情和王熙谈论。而且让人们感到费解的是，为什么王熙对于讨论的内容，仅仅用了——俱不敢载四个字简单代过。如果说王熙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苦衷，为什么他要如此遮遮掩掩，闪烁其词。

　　究竟是为什么，史料在这么多关键之处的记载，会有如此之多异常明显的出入，这似乎很难用记述者的失误来简单地下结论？会不会是顺治皇帝的死亡另有隐情呢？

　　1992年，一个普通的下午，居住在厦门的郑万龄，在家中整理父亲留下的遗物。郑家是郑成功的后代，郑万龄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不少和先族相关的书籍。然而，就在整理的过程中，一本书吸引了郑万龄的注意……

　　郑万龄发现的手抄本叫《延平王起义实录》，这本书就是以日记的形式记载了郑成功的戎马生涯。2004年4月20号，《厦门晚报》的头条新闻——顺治被郑成功毙于厦门，吸引了无数的目光。而这个惊人的消息就是来自《延平王起义实录》的一段记载：有人密报郑成功，高崎之战中，顺治皇帝在厦门思明港被炮击没，清军将领达素不敢对外公布这个消息。

　　此外，手抄本上还有一段关于太师郑芝龙被害内幕的文字，其中再次提到顺治帝死因：太师郑芝龙降清后，屡次写信劝儿子郑成功投降都以失败告终，但顺治并未将他治罪。顺治被炮毙于厦门后，辅臣苏克萨哈与郑芝龙有仇，向康熙建议：“郑成功可以用炮击死我们的先皇，皇上难道就不能处死他的父亲吗？”康熙采纳了他的意见，即位不久后，郑芝龙就被处死。

　　民间传说，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岛抗清，顺治皇帝御驾亲征，来到厦门。郑成功的部队沿岸与清军激战。就在这一次的激战中，顺治皇帝被郑成功炮轰而死。港中江鱼因食皇帝肉而形变，成了无鳔江鱼。如今这个笼罩着浓郁神话色彩的传说，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已经变得模糊不清，顺治皇帝真的死在厦门海战当中了么？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认为，顺治很有可能亲征的。而且清兵统帅达素之死,也存在着颇多疑点。《延平王起义实录》中称，顺治被炮毙后，达素畏罪自杀。在今人研究郑成功的另一部重要史料——《海上见闻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十月清调达素回京问罪，达素在省吞金而死。如果这个记载属实，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逼迫达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清史专家何龄修仔细研究了厦门文史专家提供的种种史料，提出了质疑。在记录郑成功事迹的《先王实录》里边没有这种说法。而且郑成功本人在出兵恢复台湾之前的讲话中，也只提到去年打败达素军队一阵，并没有说打死了顺治。不仅如此，南明大臣张煌言在给永历皇帝的所有奏报中，也从来就没有过关于顺治被郑成功炮毙的片纸只言。显然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说法。此外，清军与郑成功的部队激烈交战是在五月，那么顺治被炮毙的话，不能超过五月，因为五月以后没战事了。但是到了顺治十八年正月，新皇帝才即位，这也就意味着皇位虚悬半年，权力真空必将导致政治混乱，这种情况在极权统治的封建王朝根本不可能发生。

　　《延平王起义实录》带给专家们的，依然是一片茫然和疑惑。顺治是否御驾亲征来过厦门？又是不是真的死于郑成功的炮轰？除了一份家传的手抄本和一个遥远的传说，专家们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力的佐证。而也就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答案的迷失让顺治死于厦门的说法成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一代天子年轻的生命，也许永远无法得到确却的答案。人们只能依靠着史料中的零星记载，尽可能去还原那段历史本来的面目。从各种史料和迹象推断，顺治死于天花的可能性最大，但这依然不是最终的定论。顺治神秘的死亡也许就在紫禁城的静默中永远被尘封了。然而，历史正是因为有了诸多难以猜测的谜题，才会显得如此耐人寻味。

孔尚任主要作品：《生查子·旅夜》《秋日登滕王阁》《送牧堂上人游五台》《北固山看大江》《赠樊会公·叉头挑出古云烟》等。字号：字聘之/季重号东塘/东堂/岸堂。民族族群：汉族。出生地：山东省曲阜市。出生时间：1648年11月1日。别称：云亭山人。

关于孔尚任的详细内容，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为您进行介绍：

一、孔尚任的诗词

《赠樊会公·叉头挑出古云烟》、《送牧堂上人游五台》、《北固山看大江》、《生查子·旅夜》、《红桥·红桥垂柳袅烟村》、《拜明孝陵·宋寝齐陵尽野莎》、《忆昔·忆昔春宵傍父兄》、《秋日登滕王阁》、《送驾至淮上恭赋》、《郑谷口隶书歌》、《凌名柯先生遗骸久暴吴园次知湖州始为卜葬口述其事因纪之》、《丁廉使名名炜》、《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燕女·燕姬生小习原野》。

二、生平

早期阶段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孔尚任35岁时，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修《家谱》与《阙里志》，教习礼乐子弟，采访工师，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因讲经、导览都能称旨，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对“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一面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

出仕创作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意在于“清华要津”，现一旦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颇为失望。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呻吟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表明，孔尚任正为《桃花扇》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这时，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所话朝皆换"，竟秘而不为“门外人道”。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如梁厚本、郑盈盈）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前5年，他仍做国子监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三十九年（1700）三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并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峰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同月即罢官。这时期，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终遭到冷遇，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10年中，他写了《岸堂稿》、《长留集》（与刘廷玑合著）等诗文作品，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成。"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这些苦闷，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之类，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险恶的宦海风波、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的时候，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

抑郁离世

《桃花扇》脱稿后9个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三、人物轶事

巧解康熙难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是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写的。令人奇怪的是，墓碑前建有一道不伦不类的矮墙，还将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的底下一横看不见了。对于建这样一道墙有一个故事：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猪、牛、羊三牲已供桌上摆好，地上黄毡也已铺就，香雾袅袅，烛光晃晃，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时皇帝在前，文武百官在后，准备祭祀。当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时，发现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便尴尬地站在那里，接着，祭祀的鼓乐奏起，康熙帝皱了皱眉，仍站着不拜，众人全都愣住了。这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原来，皇帝是只拜师不拜王的。于是他便马上叫人拿来一匹黄绸，把碑文中的“文宣王”盖住，并添上“先师”两字，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帝一看，马上开始祭拜。这个充满厚黑态度的哑谜就这样传了下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情景，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这道矮墙了。

孔梅溪是孔尚任东鲁孔梅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桃花扇》的作者东鲁孔尚任。孔梅溪是不是孔尚任呢？我们来看一下孔尚任能不能接触到《红楼梦》的稿本。

孔尚任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奉命随工部侍郎孙载沣去淮杨，治理长江入海口，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才回到北京。其间，他结识了明朝遗老冒辟疆等人，在南京等地游览观光，收集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资料，作为创作《桃花扇》的素材。孔尚任可能在此时认识了吴伟业的好友尤侗、严绳孙及曹寅等人，看到了吴伟业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此时吴伟业已逝去，已将《情憎录》改名为《红楼梦》。孔尚任同尤侗、曹寅、严绳孙等都有反清复明的思想，看到稿本之后认为书名改为《风月宝鉴》为好。他还将《红楼梦》第五回的十二首曲子进行了填词。在“终生误”曲子后面甲戌本有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虽然《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才脱稿。此批批在康熙甲戌年（1694）之后，此时孔尚任的填曲才华已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有“自创北曲”的声誉，与洪_南曲齐名。明清传奇以南曲为多，《红楼梦》独用北曲，不能不说与孔尚任有关。从此批中可知孔尚任不但题写了书名，还填了曲。孔尚任治水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1689），严绳孙增删《红楼梦》定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正是严绳孙增删《红楼梦》的时间范围之内。孔尚任还对文本进行了评批。我们只能见到一条批语，第十三回有梅溪批语一条：“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从上述分析孔尚任是孔梅溪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相合，与批语相合。孔尚任又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故可定孔梅溪为孔尚任化名。

四、成就

当时的清都北京，戏曲演出极为繁盛。孔尚任在公余致力于戏曲创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在景云部演出，颇得观众赞许。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脱稿。该剧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一时轰动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当时与《长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称。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罢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讲《讲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于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开始了仕宦生活，还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表示他对清朝的感激涕零。但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阳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黑暗的社会现实，逐渐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回京后，他虽继任国子监博士等官，却主要以读书和搜藏古物来填补闲散的生活；以戏曲、诗歌的创作来抒发抑郁的胸怀。《桃花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脱稿的。《桃花扇》贯注了孔尚任毕生的精力，他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馀，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桃花扇本末》）治河期间，他住在泰州，也曾从事剧本的创作。《小说枝谈·桃花扇》引《脞语》说：“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样的记载。同时，他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浚、僧石涛等遗民，得到了不少遗闻和史料，为《桃花扇》的最后定稿做了充分的准备。回京以后，又经过十年惨淡经营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书，次年因文字祸罢官。二年后，他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离京回乡。“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留别王阮亭先生》）；“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出彰义门》）：便是他当时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几次出游，景况颇为萧条。

孔尚任的戏剧作品除《桃花扇》外，还家和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代宫中的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结为夫妇的传说。《小忽雷》传奇即以此为蓝本，并牵入当时著名文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生活，描写了文士和宦官的斗争，主题结构都和《桃花扇》类似，但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都远不及《桃花扇》。

孔尚任（1648~1718年），字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随园诗话》所载为东堂），别号岸堂，自称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六十三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继承了儒家的思想传统与学术，自幼即留意礼、乐、兵、农等学问，还考证过乐律，为以后的戏曲创作打下了音乐知识基础。世人将他与《长生殿》作者洪升并论，称“南洪北孔”。 孔尚任 纪念邮票

2015年4月4日我国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四）》邮票，其中第5枚就是孔尚任。

生平

早期阶段

20岁前后，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后来参加岁考，没有录取。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他典卖了家中田地，捐资纳了一个“例监”（国子生）。31岁，他于县北石门山，读书著述，谈古论今。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这期间，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这就是《桃花扇》创作的酝酿时期。

康熙二十一年（1682），孔尚任35岁时，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修《家谱》与《阙里志》，教习礼乐子弟，采访工师，监造礼乐祭器，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撰儒家典籍讲义，在康熙面前讲《大学》，又引康熙观赏孔林“圣迹”。因讲经、导览都能称旨，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他一面对“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一面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

出仕创作

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特至曲阜祭孔，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颇得康熙的赏识，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赴京就任。三十九岁，奉命赴江南治水，历时四载。这个时期，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他积极收集素材，丰富创作《桃花扇》的构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孔尚任进京，正式走上仕途。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七月初，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协助疏浚下河海口。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意在于“清华要津”，现一旦与渔人为邻，鸥鹭为伍，颇为失望。滞留淮扬四年，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浮沉苦海之感。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官吏的挥霍腐败，人民的痛苦悲号，发而为“ 疾痛之声”，成诗630余首，编为《湖海集》。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

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在这里，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在扬州登梅花岭，拜史可法衣冠冢；在南京过明故宫，拜明孝陵，游秦淮河，登燕子矶，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访问了后来被写进《桃花扇》的张瑶星道士。这表明，孔尚任正为《桃花扇》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这时，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黄云、邓汉仪、许承钦、龚贤、石涛，谈古论今，过从密切，有时"所话朝皆换"，竟秘而不为“门外人道”。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也是创作《桃花扇》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

康熙二十九年（1690），孔尚任回京，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康熙三十年（1691），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三十三年（1694），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小忽雷》。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郑盈盈弹小忽雷，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不畏 ，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藩镇的跋扈，权臣、宦官的专横与倾轧，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在史料的取舍上，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很多人物、事件"斑斑可考"；但在具体的人物（如梁厚本、郑盈盈）关系、情节发展上，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之前的探索性成果。它为《桃花扇》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前5年，他仍做国子监博士，三十四年（1695）秋升为户部主事，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三十九年（1700）三月，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并写成了《桃花扇》。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连“万山中，阻绝入境”的楚地容美（今湖北鹤峯县），也有演出（《桃花扇本末》）。次年三月，孔尚任被免职，“命薄忍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桃花扇〉传奇，依韵却寄》），同月即罢官。这时期，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但始终遭到冷遇，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10年中，他写了《岸堂稿》、《长留集》（与刘廷玑合著）等诗文作品，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碌碌无成。"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这些苦闷，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诸如否定君王"造命"，揭露官场倾轧，直指"盛世"为"浊世"之类，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险恶的宦海风波、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而，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弹铗燕市中，独歌不逐吠"的时候，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罢官后，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接着回乡隐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年七十岁。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小忽雷》传奇及诗文集（湖海集》、《岸堂文集》、《长留集》等，均传世。

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但因为不得志，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并逐渐对康熙的“知遇”之恩表示怀疑。他希望用世，施展才能，不羞谈仕途经济，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他时而讴歌新朝，时而怀念故国；时而攀附新贵，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著的思想立场。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

抑郁离世

《桃花扇》脱稿后9个月，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三月，孔尚任以“疑案”罢官。确切原因不详。今人从作者《放歌赠刘雨峰》“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罢官可能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但是，因为《桃花扇》历演不衰，也没有禁止刊行，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认为疑案与《桃花扇》无关。真实的原因，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

康熙四十一年（1702）末，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过著清苦寂寞的生活。其中，他曾往山西平阳、河南大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做过幕僚，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

人物轶事

巧解康熙难

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是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写的。令人奇怪的是，墓碑前建有一道不伦不类的矮墙，还将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只露出“大成至圣文宣干”，“王”字的底下一横看不见了。对于建这样一道墙有一个故事：

在清康熙二十三年，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猪、牛、羊三牲已供桌上摆好，地上黄毡也已铺就，香雾袅袅，烛光晃晃，一切都已准备停当。这时皇帝在前，文武百官在后，准备祭祀。当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时，发现墓碑上的字是：“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便尴尬地站在那里，接着，祭祀的鼓乐奏起，康熙帝皱了皱眉，仍站着不拜，众人全都愣住了。这时，《桃花扇》的作者、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原来，皇帝是只拜师不拜王的。于是他便马上叫人拿来一匹黄绸，把碑文中的“文宣王”盖住，并添上“先师”两字，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康熙帝一看，马上开始祭拜。这个充满厚黑态度的哑谜就这样传了下来，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情景，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这道矮墙了。

孔梅溪是孔尚任

东鲁孔梅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桃花扇》的作者东鲁孔尚任。孔梅溪是不是孔尚任呢？我们来看一下孔尚任能不能接触到《红楼梦》的稿本。

孔尚任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奉命随工部侍郎孙载沣去淮杨，治理长江入海口，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冬才回到北京。其间，他结识了明朝遗老冒辟疆等人，在南京等地游览观光，收集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资料，作为创作《桃花扇》的素材。孔尚任可能在此时认识了吴伟业的好友尤侗、严绳孙及曹寅等人，看到了吴伟业的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此时吴伟业已逝去，已将《情憎录》改名为《红楼梦》。孔尚任同尤侗、曹寅、严绳孙等都有反清复明的思想，看到稿本之后认为书名改为《风月宝鉴》为好。他还将《红楼梦》第五回的十二首曲子进行了填词。在“终生误”曲子后面甲戌本有眉批：“语句泼撒，不负自创北曲”。虽然《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才脱稿。此批批在康熙甲戌年（1694）之后，此时孔尚任的填曲才华已被当时社会所公认，有“自创北曲”的声誉，与洪升南曲齐名。明清传奇以南曲为多，《红楼梦》独用北曲，不能不说与孔尚任有关。从此批中可知孔尚任不但题写了书名，还填了曲。孔尚任治水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二十八年（1689），严绳孙增删《红楼梦》定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正是严绳孙增删《红楼梦》的时间范围之内。孔尚任还对文本进行了评批。我们只能见到一条批语，第十三回有梅溪批语一条：“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

从上述分析孔尚任是孔梅溪与《红楼梦》的成书时间相合，与批语相合。孔尚任又有机会接触到《红楼梦》，故可定孔梅溪为孔尚任化名。

成就

当时的清都北京，戏曲演出极为繁盛。孔尚任在公余致力於戏曲创作。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与顾采合作的《小忽雷传奇》在景云部演出，颇得观众赞许。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六月，经过他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脱稿。该剧以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王公显贵争相传抄，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一时轰动了京城。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稿本。当时与《长生殿》作者洪升有“南洪北孔”之称。第二年春天，他因一件疑案被罢官。

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皇帝南巡北归时到曲阜祭孔，孔尚任因御前讲《讲语》受到褒奖，被任命为国子监博士。于是他便抱着儒家的政治理想，开始了仕宦生活，还写了一篇《出山异数记》，表示他对清朝的感激涕零。但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在出差淮阳疏浚黄河海口时，接触到黑暗的社会现实，逐渐认识到吏治的腐败。回京后，他虽继任国子监博士等官，却主要以读书和搜藏古物来填补闲散的生活；以戏曲、诗歌的创作来抒发抑郁的胸怀。《桃花扇》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最后脱稿的。《桃花扇》贯注了孔尚任毕生的精力，他说：“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桃花扇本末》）治河期间，他住在泰州，也曾从事剧本的创作。《小说枝谈·桃花扇》引《脞语》说：“孔东塘尚任随孙司空在丰勘里下河浚河工程，住先映碧枣园中，时谱桃花扇未毕，更阑按拍，歌声呜呜，每一出成，辄邀映碧共赏。”他自己和朋友也有同样的记载。同时，他结识了冒辟疆、邓孝威、杜浚、僧石涛等遗民，得到了不少遗闻和史料，为《桃花扇》的最后定稿做了充分的准备。回京以后，又经过十年惨澹经营和三次易稿，才在康熙三十八年成书，次年因文字祸罢官。二年后，他怀着依恋和激愤的心情离京回乡。“挥泪酬知己，歌骚问上天。真嫌芳草秽，未信美人妍”（《留别王阮亭先生》）；“诗人不是无情客，恋阙怀乡一例心”（《出彰义门》）：便是他当时心情的自白。晚年曾几次出游，景况颇为萧条。

孔尚任的戏剧作品除《桃花扇》外，还家和顾彩合撰的《小忽雷》传奇。小忽雷是唐代宫中的乐器，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有善弹小忽雷的唐宫女郑中丞因忤旨“赐”死，为宰相权德舆的旧吏梁厚本所救结为夫妇的传说。《小忽雷》传奇即以此为蓝本，并牵入当时著名文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生活，描写了文士和宦官的斗争，主题结构都和《桃花扇》类似，但它的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都远不及《桃花扇》。

孔林墓地

孔尚任墓，在孔林东北角，有墓碑，立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上刻'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

孔尚任的诗文 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清代·孔尚任《折桂令·问秦淮》

折桂令·问秦淮

清代 ： 孔尚任

问秦淮旧日窗寮，破纸迎风，坏槛当潮，目断魂消。

当年粉黛，何处笙箫？罢灯船端阳不闹，收酒旗重九无聊。

白鸟飘飘，绿水滔滔，嫩黄花有些蝶飞，新红叶无个人瞧。

写景 ， 抒情 孤城铁瓮四山围，绝顶高秋坐落晖。眼见长江趋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飞。——清代·孔尚任《北固山看大江》

北固山看大江

清代孔尚任

孤城铁瓮四山围，绝顶高秋坐落晖。

眼见长江趋大海，青天却似向西飞。

层崖翠接尉蓝天，百太清风待皎然。古雪难消山北面，春莺懒到寺东边。经色渡水何妨湿，衲袖穿花更觉鲜。不比人间行路苦，离情也废一宵眼。——清代·孔尚任《送牧堂上人游五台》

送牧堂上人游五台

层崖翠接尉蓝天，百太清风待皎然。

古雪难消山北面，春莺懒到寺东边。

经色渡水何妨湿，衲袖穿花更觉鲜。

不比人间行路苦，离情也废一宵眼。 查看更多孔尚任的诗文>>

董鄂妃

身后遭冷遇的董鄂妃

在清初历史上，存在着很多疑案，长期以来不仅是史家研究的热点，也是文学界、艺术界关注、演绎的重要题材，顺治帝是否出家即为其中之一。而在这一问题中，受到顺治帝万般宠爱的董鄂妃自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在很多的影视剧和小说中，都讲到顺治皇帝因为董鄂妃病死而心灰意冷，执意出家为僧，给当时的清朝政局带来了巨大的震动。可以说，董鄂妃本无意于政治，但她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她的死却给清初政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关于她的传说，更使她带上了许多神秘的色彩。

身世之迷

秦淮名妓董小宛说。《清宫演义》、《清宫十三朝》等小说，均将孝献皇后董鄂妃说成是秦淮名妓董小宛。简要情节是：清军统帅洪承畴本是好色之徒，早闻“秦淮八艳”（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顾眉生、寇白门、陈圆圆）之名，尤慕董小宛。洪在攻占江南时，果然生获董小宛，藏之府中，企图霸占，无奈小宛誓死不从。洪无计可施，最后不得已，于顺治二年（1645）将小宛献入皇宫，遂成为顺治帝宠妃。也有说小宛是豫亲王多铎俘获，送入宫中的。

董小宛，历史上确有其人，名白，字青莲，生于明朝天启四年（1624），秦淮名妓。崇祯十五年（1642），19岁的董小宛从良，嫁给了比她大14岁的著名的“四公子”（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冒襄）之一的冒襄为妾。二人感情真挚，相敬如宾。战乱中，夫妻二人颠沛流离，相依为命达9年之久。董小宛终因劳瘁过度，于顺治八年（1651）正月初二日病死，时年28岁，葬于如皋昌氏的影梅庵。

为什么将风马牛不相及的董小宛与董鄂妃扯在一起了呢？可能是因为她们俩的姓中都有一个“董”字，二人又都是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一些文人在编写野史时，为了使情节离奇，有吸引力，或出于对清朝皇帝的故意中伤，于是便采用了移花接木之术，将董小宛说成是董鄂妃了。其实，董鄂妃的“董”是满语译音，“董鄂”也有译为“栋鄂”、“东古”、“冬古”、“东果”的。

襄亲王福晋说。现在也有许多著述和影视剧，认为董鄂妃原是襄亲王的福晋，后被顺治帝纳入宫中，成为宠妃。襄亲王，博穆博果尔，清太宗皇太极的十一子，生于崇德六年（1641）十二月二十日申时，其生母是皇太极并建五宫中的麟趾宫贵妃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二十一日册封为和硕襄亲王，翌年七月初三日己刻卒，年仅16岁。

顺治帝幼年即位，母亲孝庄文皇后对他管教极严，加之朝廷大权长期由叔叔多尔衮掌管，形成了暴躁、猜忌的性格。孝庄文皇后出于政治顺治皇帝册立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诏书上的考虑，将自己的侄女、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立为皇后。这位小皇后从小娇生惯养，尖酸刻薄，并不能体谅顺治帝的苦衷，常常与顺治帝发生口角，小两口的感情并不和谐。因此，顺治帝觉得事事皆不顺心，内心很是苦闷。清初有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制度，董鄂氏经常到后宫入侍，这便给顺治帝与董鄂氏的相识相恋提供了机会。董鄂氏的美貌和才情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多情的少年天子的心，而董鄂氏的丈夫常年出兵打仗，闺中寂寞，也对顺治帝产生了好感。两个情谊相投的人迅速坠入了情网。《汤若望传》中有一段汤若望的回忆：

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掴。这位军人于是乃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的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这位贵妃于一千六百六十年产一子，是皇帝要规定他为将来的皇太子的。但是数星期后，这位皇子竟而去世，而其母于其后不久亦薨逝。皇帝陡为哀痛孝康章皇后（康熙生母）像所致，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

这位皇子是皇几子，生母是谁？汤若望没有明说。福临共有8个皇子，除玄烨外，在7个皇子中，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皇六子奇授、皇七子隆禧、皇八子永干等5人皆卒于康熙朝，勿庸考虑。这样只剩下皇长子钮钮和皇四子。钮钮生于顺治八年（1651）十一月初一日，殇于顺治九年（1652）正月三十日，只活了89天，生母是庶妃巴氏。此子虽也是早殇，但不是殇于顺治晚年，而且他的生母是庶妃巴氏，未封过贵妃，因此，钮钮和巴氏不可能是汤若望所说的皇子和那位贵妃。现在只剩下皇四子。该子生于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七日，殇于顺治十五年（1658）正月二十四日，生母是皇贵妃董鄂氏，即后来的孝献皇后。董鄂氏死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由此看来，汤若望所说的只能是皇四子和皇贵妃董鄂氏。但这里有两个出入，一是皇四子生年是公元1657年，而汤若望所说是1660年；二是皇四子生母是皇贵妃，而不是贵妃。

传说也罢，猜想也好，最后归于一致的认识就是，这位董鄂氏姿容绝代，才华出众，在佳丽三千的后宫中赢得了顺治帝专一的爱情，并至死不渝。那么，这个董鄂氏到底是何许人，她有着怎样的魅力，能赢得顺治帝的倾心相爱？

香消玉陨，多情天子空遗恨

福临的百般劝慰和关爱并没有减轻董鄂妃因失去爱子所产生的精神痛苦，本来就十分孱弱多病的身体，又雪上加霜。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一代名妃、绝代佳人董鄂妃玉殒香消，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氏死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崩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爱子爱妃的接连死去，使福临的精神几乎崩溃。他万念俱灰，看破红尘，弃江山社稷如敝履，执意要出家为僧，并让和尚溪森为他剃了发。后来由于溪森的师父玉林琇以要烧死溪森为要挟，才逼得福临打消了出家的念头。

福临悲恸欲绝，他以超常的丧礼来表达对爱妃的哀悼。 董鄂氏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一日，福临谕礼部：“皇贵妃董鄂氏于八月十九日薨逝，奉圣母皇太后谕旨：‘皇贵妃佐理内政有年，淑德彰闻，宫闱式化。倏尔薨逝，予心深为痛悼，宜追封为皇后，以示褒崇。’朕仰承慈谕，特用追封，加之谥号，谥曰‘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其应行典礼，尔部详察，速议具奏。”

在礼臣们拟议谥号时，“先拟四字，不允。至六字、八字、十字而止，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福临为什么以无“天”“圣”二字为歉呢？因为清代谥法，皇后谥号的最后四字为“×天×圣”，“天”代表先帝，“圣”代表嗣帝，表示该皇后与先帝和嗣帝的关系。如孝庄文皇后在太宗时“赞助内政，既越有年”，以后又辅佐顺、康二帝。所以她的谥号最后四字为“翊天启圣”。而董鄂氏谥号的最后四字为“温惠端敬”四字，明显比有“天”“圣”二字的皇后低了一等，所以福临感到内疚。

顺治帝命令上至亲王，下至四品官，公主、命妇齐集哭临，不哀者议处，幸亏皇太后“力解乃已”。

顺治欲将太监、宫女30名悉行赐死，“免得皇妃在其他世界中缺乏服侍者”，后被劝阻。

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七日，董鄂妃的梓宫从皇宫奉移到景山观德殿暂安，抬梓宫的都是满洲八旗二、三品大臣。这在有清一代，不仅皇贵妃丧事中绝无仅有，就是皇帝、皇后丧事中也未见过。

董鄂氏的梓宫移到景山以后，福临为她举办了大规模的水陆道场，有108名僧人诵经。整天铙钹喧天，烧纸施食，香烟燎绕，纸灰飞扬，经声不断。在“三七”日（第二十一天），将董鄂妃的尸体连同梓宫一同火化，由溪森秉炬举火。火化后，将骨灰装入“宝宫”（骨灰罐）。

清制：平时皇帝批奏章用朱笔，遇有国丧改用蓝笔，过27天后，再用朱笔。而董鄂妃之丧，福临用蓝笔批奏章，从八月到十二月，竟长达4个月之久。

此情可待成追忆

宠冠后宫的红颜知己魂归西天，给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痴情天子福临留下了无穷的哀恋和回忆。为了彰显董鄂氏的贤德、美言、嘉行，福临命大学士金之俊撰写董鄂氏传，又令内阁学士胡兆龙、王熙编写董鄂氏语录。福临亲自动笔，饱含深情地撰写了《孝献皇后行状》，以大顺治追悼董鄂妃的《御制哀册》、《御制行状》

量的具体实例，展现了董鄂氏的美言、嘉行、贤德，洋洋达四千言，内容十分丰富。

孝敬母后。“事皇太后，奉养甚至。伺颜色如子女；左右趋走，无异女侍”。“自非后（《行状》中的后即董鄂氏）在侧，不乐也”。“凡出入，必偕”。

关爱夫君。“其事朕如父”，“晨夕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罔不悉”。“朕每省封事，抵夜分，后未尝不侍侧”。她婉言善劝福临要勤于政务，爱惜臣民，对刑狱尤要慎重。

友爱后妃。“事今后亦如母”，闻听福临欲废今后，则“长跪顿首固请”，说：“陛下若废皇后，妾必不敢生。”今后患重病时，“后则五昼夜目不交睫，且时为诵书史，或长谭以解之”。永寿宫妃有疾，“后亦躬视扶持，三昼夜忘寝兴”。悼妃薨时，后哭之曰：“韶年入宫，胡不于上久效力，遂遽夭丧耶？”“其御诸嫱嫔，宽仁下逮，曾乏纤芥忌嫉意。善则奏称之，有过隐之不以闻。宫闱眷属，大小无异视，长者媪呼之，少者姊视之，不以非礼加人，亦不稍有谇诟。故凡见者，蔑不欢悦，蔼然相亲”。

抑待家人。顺治十四年（1657）九月初四日，鄂硕病故，谥刚毅。福临安慰董鄂妃，董鄂妃擦着眼泪说：“妾岂敢过悲，厪陛下忧？所以痛者，悼答鞠育恩耳。今既亡，妾衷愈安。何者？妾父情性夙愚，不达大道，有女获侍至尊，荣宠已极，恐自谓复何惧，所行或不韪，每用忧念。今幸以时终，荷陛下恩，恤礼至备，妾复何恸哉？”因遂辍哀。

董鄂氏的兄长死了，因为当时董鄂氏正有病，福临没有把这一消息告诉她。董鄂氏对福临说：“妾兄其死矣。曩月必再遣妾嫂来问，今久不至，可知也。”福临不忍将实情相告，还安慰她。董鄂妃说：“妾兄心矜傲，在外所行，多不以理，恃妾母家，恣要胁，容有之。审尔，讵止辱妾名，恐举国谓陛下以一微贱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故夙夜忧惧，寝食未敢宁。今幸无他故，殁足矣，妾安用悲为？”

董鄂氏担心父兄依仗自己的地位作出什么有违法纪之事。现在父亲、兄长没闯下什么大乱子就“以时终”了，还蒙受皇家的大恩，这是父兄的造化，自己从此也就安心了，所以也不必过于伤心。

谦恭节俭。“后天性慈惠，凡朕所赐赉，必推施群下，无所惜；封皇贵妃有年，乃绝无储蓄。后性至节俭，衣饰绝去华采，即簪珥之属不用金玉，惟以骨角者充饰”。“初，后于朕偶有未称旨者，朕或加谯让，始犹申己意以明无过；及读史至周姜后脱簪待罪事，翻然悔曰：‘古贤后身本无愆，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辩，殊违恪顺之道。’嗣即有宜辩者，但引咎自责而已”。

《行状》的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董鄂妃的爱和敬。而且用事实说话，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溢美之嫌，但基本上还是属实的。这样一个懂道理、识大体，处处为爱人着想的贤妃死了，顺治帝怎能不悲痛。

后人论及董鄂妃时，多强调她倾国倾城之貌。从《行状》看来，顺治帝更看重的是她善良、高洁的品行。皇家后宫美女如云，而性情相投、知情识趣的知己则可遇不可求。顺治帝与董鄂妃幸运地遇到了对方，然而天妒红颜，董鄂妃青春妙龄不幸逝去，徒留多情的顺治帝苦苦追忆，不胜唏嘘。

董鄂妃个人小档案

姓氏：董鄂氏 出生：崇德四年（1639）

属相：兔 父亲：鄂硕

丈夫：顺治帝福临 子女：1子

入宫：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18岁

封贤妃：顺治十三年（1656）八月二十五日（诏封）

封皇贵妃：顺治十三年（1656）十二月

追封皇后：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二十九日（诏封）二十一日

最痛心：爱子夭亡 最得意：被夫君视为知己

卒年：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日 享年：22岁

入葬：康熙二年（1663）六月六日 陵寝：孝陵

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