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教、家风三者之间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有区别的。

所谓家训，是指家族或家庭对子孙后代立身做人等方面所立的规矩或告诫的话，比较笼统和概括，比如“诚信、孝顺、进取、自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所谓家教，是指家长对子女立身做人等方面进行的教育，比较直接和零碎，比如“人不能懒惰”、“待人要有礼貌”等。所谓家风，是指在家训的规范下，在家教的保障下，在全体族人或家人的共同践行下，形成的一种家庭风尚，比较外在和独特，比如“乐善好施”、“诚实守信”等。

家训在中国古代体现得比较明显，那时社会教育不发达，教育手段也较为缺乏，加之人口流动受限，一姓以家族形式在一个地域居住的往往较多，一个家庭出现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并不鲜见。为加强对族人或者家人进行有效的行为管理或道德规范，族人（家庭）中年长者就要为本族（家）人制定家训，写于家谱中，悬挂于族祠或自家的中堂上，人人皆知，人人践行，否则要受到家法的惩罚。家教具有直接性，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必须是直接接触、面对面进行。家训则可以间接传承，即创立家训的人没有必要和被传承的子孙面对面教授，可以中间接力传承。

中国古代出现不少有名的家训，如《朱子家训》、《章氏家训》、《颜氏家训》、《钱氏家训》等，它们都是中国古代家庭（族）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教在中国古代也相当出彩，因为那时候社会教育不甚发达，基础教育都停留在私塾阶段，高层教育不多，受教育的人很少，大多数人的思想还处于蒙昧阶段，人们思想的开化大多靠家庭教育来进行。这时的家庭教育局限性很大，即兴而起、即事而起，零打碎敲，基本上限于封建礼教的说辞。教育者不一定有文化，讲出的道理也不一定多深刻，但它至少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所以子女们都要听取并遵照去做。

古代中国出现了不少好的家教典型，比如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等。这些典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家庭教育的发展，加强了封建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教育方面的辅助地位，促进了封建社会文化的进步。

家风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名片”。对于一个家族或家庭来说，能够拥有一张真正的“名片”是件光宗耀祖的事。比如，一个家庭如果获得了“乐善好施”的“名片”，那么这个家庭的主人就会获得一顶“大善人”的桂冠，家里其他人也都会得到别人的尊崇，走到哪里都会受到礼遇。家风不是自然形成的，好的家风都是由家族的人或者说家庭的人努力营造而形成的，其中可能付出了几代人的心血。

不管是家训、家教还是家风，都需要家里的长辈带头身体力行，所以古时多提倡上行下效、身教大于言教。

家训、家教、家风在任何情况下都与社会大环境分不开，因为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如果社会政治清明、教育发达、风气端正，家训、家教、家风就好，否则就可能会发生偏逆。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于家训、家教、家风并不十分关注，所以中央电视台一提起这个话题立刻就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热议。其实这也不奇怪，一方面在新思想解放浪潮的冲击下，家训等家庭文化一度被作为糟粕文化而剔除，人们不敢轻易提起。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加之家庭人口数量的减少，原来那种以家族或以大家庭形式居住的家庭迅速解体，家训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和功能。再者，社会教育空前发达，不仅有各种学校教育，还有电视、广播、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介的大众教育，使家庭教育相形见绌。

要真正培育好家训、家教、家风文化，首先要搞好社会政治、社会教育与社会风气，因为他们对家庭教育和风气的形成有巨大的影响和带动作用。如果社会政治、社会教育和社会风气不好，家庭教育和风气就很难遂人愿，古今同理，现代尤甚。

        家谱是记载了某一地区一个姓氏的家族历史，在我们太原这面有很多家族的族谱，因为我们这里现在很重视家族族谱，我们胡家也是有族谱的，而且这对我们家族的意义很大，同时也是我们和其他家族的区别，而且家族在一起过年也很热闹，有很多的传统仪式。家族族谱有文化的氛围，我们胡家的老人说过，之所以要有家谱，就是为了家族繁荣昌盛。

        家谱是族谱的一部分，但是对个人来说，家谱是我们的渊源，也是我们的根。人没有一个根的话，就是一个漫无目的的浮萍，一生也不会找到一个真正的心灵慰藉，家谱是联系家人感情的纽带，是联系族人的证明，关系到一个家庭的未来。

         我们弄清了自己的家谱，能够帮助我们很好地解决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做能够聚起更多的人脉，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家谱使得我们的心灵变得安详，可以善待每一个人，因为直到生命的意义，和人与人的关系。

       家谱对社会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因为家谱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家谱里面记载很多历史事件，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基本面貌，可以对我们研究历史起很好的作用。同时家谱有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所以，修家谱对个人对社会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为我们胡家的家谱自豪。

        当然家谱的保护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我自己对此有很深的感受，因为在我们胡家修家谱的时候，遇到很多的困难，后来我们找到本地区的文化部门，这才可以很好的修复我们的家谱和族谱，因为家谱和族谱的保护和完善的工作是一项系统庞杂的艰巨构成，个人完成起来很麻烦，也不现实。

       如果能争取到当地政府和民间各种力量的支持，会为我们开展家谱和族谱的工作，就会非常的便利，个人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我们能得到政府的指导和有力推动，那么修家谱的工作就非常好办了，所以我在这里呼吁一下，希望政府可以鼓励大家修家谱和族谱。

有研究金代科举学者说：武氏三状元在金代科举志中，除武明甫外，其他两位缺乏史料依据，因为词赋或经义第一未必就是状元。其实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下面的三个理由足以作为历史凭证：

首先，元好问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他的文集里就有这样一段话：“金源氏有中国，以科名选士。时瑰奇俊伟者，不惟荟萃一国，且钟聚于一家。如河东李献甫、献诚、献卿、献能兄弟一状元三进士，时人号为‘四桂’；陵川武明甫、俊臣、天佑、天和叔侄三状元一进士，时人号为‘四凤’。故当时称科目盛者，不曰河东李，则曰陵川武云。”

其次，历修《陵川县志》记载明确，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一个县里，又特别是在一家，出现一门三状元一进士都不是件小事，所以县志记载的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武氏的家谱更是不会不明确，不会不详细。

再次，章宗帝御题的“三状元第”匾额，在1948年土改时才被拆除，陵川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迄今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