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一句话“成王败寇”，败者的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夏商周三代，拥有较多记载的只有周朝，夏商的历史大多都是在春秋战国人口中口口相传，一些历史成了野史记载，因此历史有太多让人疑惑的事。

好比《竹书纪年》以及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古代竹简，《竹书纪年》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的历史，但上面的记载颇为特异，光是五帝纪，关于尧、舜的禅让就不同，舜是发起兵变取代了尧。

至于距离我们相对较近的明清两代的历史又有什么偏差呢？首先要分清楚《明史》和《明实录》之间的区别，《明实录》是明朝历代官修的编年体史书，从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

《明实录》共十三部，两千九百一十一卷，1600多万字，但由于战乱，残卷下来的只剩下66卷，而且这66卷多数都是穿抄本，穿抄本又是清抄本，因为明朝灭亡之后，清朝为了编写《明史》，就将《明实录》搬进了宫中。

四处收集起来的《明实录》残缺不全，为了能够顺利编写《明史》，又重新抄写了一遍《明实录》，《明史》完成之后，残缺不全的明朝史官编写的《明实录》就被收藏在内阁大库当中。

不过在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清朝保留下来的明朝正、副、大、小四种官方本子全部焚毁，如今的《明史》以及《明实录》大多数都是由清朝完成，那么大清在编写明朝的历史时，有没有篡改呢？

篡改是存在的，因为康熙时期，流传下来的一些抄本，有非常多的忌讳，比如，“唐玄宗”要写成“唐元宗”，要说《明实录》保持最全的还是日本，1944年日本就根据明代保留的残本编写了《明代满蒙史料·明实录抄》。

这部书的前言就详细的将了日本收藏《明实录》的具体情况，不过除了日本，民间流传的一些家谱也是明朝历史的见证，福建同安县发现了一本《张氏族谱》，这是太监张敏的家谱。

族谱记载张敏在1475年当上了司礼大太监，在残缺的一些《明实录》当中记载他死于1485年，而《明史》却记载在1488年，张敏跟明宪宗之间有过一段对话，这显然不太可能，从上述来讲，《明史》都是按照清抄本《明实录》编写的。

根据康熙、乾隆清抄本的一些忌讳，难免会出现各种纰漏。

明朝中后期在社会各个领域上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政治领域上，朝廷上派系林立，官员谏言之风盛行，士人公开议论朝政，文人结社发展到一个高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异。经济领域上，农业的不断发展完善，手工业的工匠人身依附关系的脱离，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商业也日趋繁荣，资本主义萌芽也随之产生。思想领域上，明朝中后期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他们以某些方面先进的科学知识为手段，辅之以一些西洋的奇巧物件，受到了当政者的赏识。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传播和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定意义上冲击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同时，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在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发展下，渐成晚明学术主流。王阳明的思想强调个性自由，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这些社会各个领域上的新变化导致了明朝后期社会新现象的形成，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会风尚的变异。明朝前期的高压统治氛围下，社会风尚是敦厚朴实、诚朴、俭约乃至刻板的。由于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提高了消费水平，影响了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特别是冲破了原来的思想观念的禁网。大抵在正德年间，重利趋商、浮靡奢侈、违礼逾制的习气逐步蔓延。

思想上，理学的衰微和王阳明心学的兴起，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宣扬个性自由，都促进了社会风尚的变迁。这种变迁尤以嘉靖、万历朝以后变得更为突出，人们互相效仿、攀比，铺陈、挥霍财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引发大量逾越礼制的现象。

家族制度的下移。明代家族制度是在宋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其突出特点是明代中期以后祠堂、家谱和族田逐渐由社会上层向民间深入，并开始普及化，从而使明代家族制度呈现下移的特点，家族制度开始走向庶民。这对于明代家族体系的强固以及维护专制统治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明代祠堂的祭祖礼俗在传承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宗祠开始普及。明代以乡约推行为背景，促使家族组织化。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推行乡约的时代，形成了通过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教化特色，给予明代以后社会历史以深刻影响。

士绅阶层的兴起。“士绅”作为明代准官僚阶层与官僚集团的合称，比较明晰和全面地概括了形成于明代的这一新兴社会阶层的特征。“士”即举人、监生、生员等拥有科举功名而待入仕者，“绅”则指现任或离职的官僚。

明代士人成为官学生，也就同时取得了科举的第一级功名，获得了伴随终身的身份。具有这种士人身份，其地位就高于一般百姓，享有政府赋予的种种政治、经济、法律特权。例如，士绅见礼于官长，遇地方政府词讼有案牵涉到自己，不行跪拜，免于笞捶，且在势力极盛时也常把持官府、包揽词讼，与地方政府合谋。

明代士绅居于乡里，则为“乡绅”。乡绅为“官之在民者”，既是官僚集团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相对于国家来说又是基层社会的代表，具有两重性，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媒介。

市民阶层的初成。古代的市民阶层，主要是中小商人、手工业工人等，他们是明代城市的基本群众。明代后期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将一大批地主、农民从土地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中解放出来，使之投入到城市、城镇的工商业之中，推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高度繁荣。

海内外贸易的繁盛，城市经济的发达，商人资本的积累，手工业规模的扩大，均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城市的发展，是市民阶层形成壮大的前提和基础。明代已处于中国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开始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换，其性质与功能均开始改变。

明代大部分城镇不再是以往军事政治型或纯粹消费型的城堡，而是新的工商业城市。这个变化表明，中国的城市经济，经过了几千年的艰难跋涉后，在明代终于步入一个新的里程。

明朝中后期，虽然政治上有宦官专权、政治腐败，但在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新的变化促成了明朝后期社会新现象的形成，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