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1889-1971)，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

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

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李四光

历史镜头

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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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李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2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中文名：陶成章

别 名：陶焕卿

国 籍：中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绍兴

出生日期：1878年1月27日

逝世日期：1912年1月14日

职 业：革命志士、民主革命家

信 仰：基督教

主要成就：创立光复会、参与推翻满清王朝

　 清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倡导者

代表作品：《陶成章集》、《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浙案记略》

陶成章——光复会创始人之一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号陶耳山人，汉族，浙江绍兴人，民主革命家。光复会创始人之一，少有志向，以反清复汉为己任，为提前结束清王朝统治，先后两次赴京刺杀慈禧太后未果，后只身东渡日本学习陆军。第二年回国后，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破衣敝屣奔走革命，“四至杭州而不归”，奔走于浙、闽、皖各地联络革命志士。

　光绪三十年(1904)冬，与龚宝铨等在上海组织光复会，推蔡元培为会长。光绪三十一年(1905)，与徐锡麟创办大通学堂，遍招浙东会党骨干入学。次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三十三年回国，任教芜湖中学，联络浙皖起义。事败避走日本，后赴南洋活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杭州光复，被举为浙江军政府总参议，参与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之役。 [1]

　中华民国创立后，他力辞接任浙督，积极准备北伐，设北伐筹饷局、光复军司令部，任总司令。1912年1月14日凌晨，陶成章被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年仅34岁。

　陶成章逝世后，孙中山高度评价陶成章：“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实有巨功。”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陶成章幼时虽家境贫寒，然天资聪颖，

　过目成诵，曾受到良好的旧学教育。六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十五岁便在家乡设馆任塾师，著有《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和《浙案记略》等书，他的活动对辛亥革命的成功有着很大的贡献。 [2]

　陶成章经常以麻绳束腰，脚穿芒鞋，奔走于浙江各地“每日步行一百一十里，不辞劳苦”。杭州离他家仅一水之隔，他却“四至杭州而不归”。有一次，抵达杭州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六，魏兰劝他回家过年，他答：“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直抵京师，陶成章欲乘乱歼那拉氏于颐和园，未成。赴奉天、蒙古等地察看地势，以为进行之计。归途中，道经徐州，经费缺乏，步行七昼夜，几至饿毙。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再次北上谋刺，亦未果。八月，得蔡元培之助，东渡日本，入清华学校，数月后转入成城学校，在陆军班中勤奋砥砺，成绩优异。留学生监督探知其有反清之志，设计削去学籍。 [2]

　陶成章开始接触新学书籍，思想逐渐转变。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激发了他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意识，与“推翻君主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民主主义思想逐渐合拍，他渐萌革命思想，欲改革封建专制。父陶品三惧祸，多次告诫之，然其志不变。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陶成章忧心如焚，即定下从戎之心。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他曾两次赴京拟刺杀慈禧未果。

　投身革命

　1902年，陶成章只身至日本留学，后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3年，“拒俄运动”爆发，留日学生组织“军国民教育会”，陶成章结识该会会员龚宝铨、魏兰等人，参与商议革命活动。1904年，陶成章归国。(另有资料称，因陶成章倡言革命，言辞激烈，为清政府驻日公使所忌。1903年被诳归国，取消其留日学籍，然其革命之志愈坚。)1904年初(光绪三十年)，陶成章偕魏兰深入浙江内地联络各地会党，在云和创办先志学堂，建立据点。1904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创立光复会，推蔡元培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并担负联络苏、浙、闽、皖、赣5省会党之重任。光复会以入会誓词“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16字为宗旨。1904年底，陶成章前往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光复会分部，许寿裳和鲁迅就是在这时加入光复会的。

　光复会成员积极地宣扬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朦胧的社会经济改革要求，但是各自的思想成分很纷杂。不过，“在各种成分中，反对满州贵族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建立共和政治的宣传，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光复会成立后，徐锡麟、秋瑾等先后加入，革命形势有了迅速发展。

　1905年8月(光绪三十一年)，陶成章与徐锡麟等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为浙江会党培训骨干。是年冬复去日本，谋入联队，振武学校学军事，均未成。1906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留日会员浙江分会会长，兼《民报》编辑。不久回国，联络闽、皖各省，成立光复军，被推为5省大都督，与徐锡麟、秋瑾加紧皖浙起义准备。

　1906年间，蒋介石离开浙江乡下到了日本，在东京初次遇到陈其美。蒋介石遇到陈其美后，便长期受到了陈的影响。陈其美刚到日本时进入了警察学校学习，后来转学军事，他们二人所学相近，又意气相投。陈其美的江湖作风，及其在帮会中的地位，尤其使蒋介石折服。1908年春，蒋介石再次东渡日本，经陈其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10年5月，又经陈其美介绍，受到孙中山的单独接见。因此，蒋介石视陈其美为良师益友，一直称陈其美为“大哥”。

　1907年7月，安庆起义失败，徐锡麟、秋瑾相继殉难，陶成章悲痛欲绝，因遭清廷通缉，国内无法立足，再度亡命日本，1908年转赴南洋，几遍南洋群岛。主持新加坡《南洋日报》及仰光《光华日报》笔政，宣传民主革命，捐款资助国内革命。由于筹款受阻，决计在爪哇一带建立光复会组织，但名义仍附属同盟会总部。

　1910年(宣统二年)，在日本东京建立光复会总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南洋建立执行总部。宣统三年，由南洋回上海活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建立光复会秘密机关“锐俊学社”，后又重返南洋筹集经费。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回国，往来于淞沪间，号召旧部以为犄角，积极筹划光复会员光复杭州、南京。浙江光复后，被举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

　1911年10月3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投入陈其美麾下，任沪军第5团团长，隶属于其把兄、师长黄郛的沪军第二师。陈、黄、蒋三位盟兄弟，在上海滩互为依存，蒋介石对陈其美素怀知遇之恩。同时，因为辛亥革命时，蒋介石远在日本、未建寸功。奉召回沪后，因在革命党内仍是无名小卒，他常常为壮志未酬、才华难展而夜不能寐。

　当时的蒋介石，虽然身在革命阵营之中，但实际上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心目中，所谓革命就是狭义的“打天下”。因此，当时的他可以说毫无政治立场可言，而是满脑子江湖思想-既然崇拜帮会首领人物陈其美，又同陈“义结金兰”，那么就一切惟陈其美之马首是瞻。因此，蒋介石之杀陶成章，纯粹是一种江湖行为，与所谓政治理由完全无关。就个人关系而论，蒋介石与陶成章素无恩怨，他完全是以他的“大哥”的恩怨为恩怨的。

　被刺身亡

　1912年1月14日(民国元年)凌晨二时许，陶成章(陈其美揽权起杀机，欲置其死地而后快)被受陈其美指使的蒋介石、王竹卿(帮凶、光复会叛徒)暗杀于上海广慈医院，枪弹从左颊入脑，年仅34岁。

　该案件一向是国民党当局讳莫如深、严禁谈论的史实，是“国统区”史学家们的“禁区”。所以，几十年来，凡有关陶成章生平事迹的史料，在“国统区”以至今日的台湾岛皆一律横遭封锁、湮没，偶或出现，也必遭歪曲和篡改。

徐志摩逝世于空难，徐善曾是徐志摩的孙子。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他要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平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部党家庄一带时，忽然大雾弥漫，难辨航向。

机师为寻觅准确航线，只得降低飞行高度，不料飞机撞上开山（现济南市长清区崮云湖街道办事处境内），当即坠入山谷，机身起火，机上人员（两位机师与徐志摩）全部遇难。

关于他遇难的原因，除直接原因林徽因外，还与陆小曼迟迟不肯答应北上，以及大雾影响、主机师王贯一前晚准备女儿婚事忙到很晚，飞行时精神太差有关。

蔡元培为其写挽联：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扩展资料：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联着的。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

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

作为那个时代的名人，徐志摩做到了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能做的一切，他在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对民族命运有过深刻的思考。他与张幼仪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不幸，他与林徽因的淡淡情愫令人唏嘘，他与陆小曼的婚姻热烈而深情，却又坎坷多舛。

-徐志摩

人民网-徐志摩孙辈访祖父旧居 了却心愿

1000个读者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所以说我觉得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各种解读，更多的有这种主观的看法，就是结合他本人的一些经历，结合本人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然后对《红楼梦》这部四大名著的经典之一，做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可以说很多地方是有其权威性的，但并不代表他说的都是对的。觉得他算是一个比较新颖的一个看法，比看《红楼梦》要有趣一点，但是如果没有读过原名著的话，根本不懂他在解说中说的这些到底是什么。

没必要为孔家脸上贴金，这虽然是古往今来第一家，但孔家在改朝换代时的节操却实在不敢恭维。

比较久远的时候就不多说了，孔家的地位空前提升应该是在北宋至和二年封衍圣公时，从那之后，山东曲阜（孔家祖庭所在）先后多次被异族占据、统治，但孔家的表现如何呢？

首当其冲的是金国南侵，当时正牌的衍圣公（所谓的孔子后裔中的长房长支）携祖宗牌位南迁至浙江衢州，当时的金国统治者索性就立了留守曲阜的衍圣公近亲接了衍圣公的爵位，就此孔氏宗亲就分了南宗和北宗，而这北宗，从金到蒙元，也没见有什么帝御外辱的表现，反而衍圣公做的好好的，一度甚至出现过南宋、金、元各有一个衍圣公的滑稽局面……到了元朝灭宋，忽必烈当时把孔氏南宗和北宗叫到一起，说你们这样南北分家不是那么回事，合在一起吧，要么南宗迁回曲阜？最终才算是又回了曲阜，至于当时在蒙元的铁蹄*威之下，孔家做了多少违心之举，固然是为了生存，但这个节操，实在是碎了一地……

再后来就是清军入关。当时天下大势变幻不定，曲阜孔家衍圣公的表现简直就是“变色龙”，那是打定了主意不给朱家陪葬，李自成闯军还没进山东，孔府就已经率先改旗易帜：供奉上了大顺国皇帝的龙位，并献马献银……

只可惜，这大顺的衍圣公座位还没坐热，李自成兵败如山倒，又换了江山。这次衍圣公的表现也着实拙劣了一点，满清的“剃头令”那是满满的对华夏文明、汉人气节的侮辱，但最先响应的，却是被视为华夏儒家文化发源地的衍圣公府……而同时，江南因为不愿剔头而人头落地的老百姓，不知道有多少……

再往后，孔家就彻底上了满清这条船，以至于共和之后，张勋开倒车复辟时，衍圣公又一次不甘寂寞地跳出来，以为臂助……

所以，真要说曲阜孔府会因为孔有德是汉奸而大门紧闭，这个实在有点不合逻辑，最多也就是孔有德确实算不上能入孔氏班辈的宗亲，婉拒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四大家族蒋宋孔陈之中的孔祥熙，不折不扣的山西人，就因为班辈“祥”，能跟曲阜孔氏挨得上，生生被抬进了孔氏宗谱，成了正儿八经的圣人后裔……当然后来蔡元培试图废除衍圣公爵位、消减孔氏经济时，当时的财长孔祥熙居中斡旋，也算是出力不少。

扯了这么多，想说啥呢……孔子他老人家是很伟大，但他的那些子孙后代却未必子孝孙贤，也不过是根普通人一样的普通人而已……

所谓的节操、气节，在生存危机面前，屁都不是……

有一天，一个清朝的王爷，回京途中路过孔府，自称为孔子后裔，想要去拜谒孔庙、孔林。本来他刚被封王，感觉风光无限，自信心爆棚，谁知当他真的去拜谒孔庙的时候，不仅被扫地出门，而且还被大骂一顿，这是为何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清朝王爷的奇葩事。

今天的主角就是 孔有德，明末清初的将领，本是辽东毛文龙的部下，在毛文龙被袁崇焕斩杀后，他就带着红衣大炮投靠了后金，后来更是随着清军南下追剿农民起义军，镇压了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后来被顺治皇帝封为定南王，风光无限，但他拜谒孔庙的时候，不仅被拒之门外，而且被大骂一顿，这是为何呢？只能说孔有德太不要脸了，自取其辱。

孔有德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就是自取其辱。孔有德，辽东人，原籍山东，名中“有德”，却无德，一是为了荣华富贵，背明投金，卖主求荣，成为满清的爪牙，屠杀我汉族的百姓；二是《孔子世家谱》并没有他的名字，他却 冒称为孔子后裔，臭不要脸。

孔子或者儒家讲究“忠君爱国”，像孔有德这样的败类，却冒称孔子后裔，还要拜谒孔子，就是对孔子的圣名的辱没。孔子作为先圣，天下读书人心中的神明，孔氏后人岂能让孔有德这个老鼠坏了孔子的名声，因此不仅将其拒之门外，还大骂他冒称孔子后裔。

总之，就是孔有德这种厚颜无耻之人，当了定南王，感觉自己有牛逼了，准备去找孔子攀攀亲，提高自己的身价，顺便再装装逼，最后人家孔家根本就不稀罕他，还被狠狠地打了脸，纯粹就是找虐。各位，你们说呢？

孔有德不被曲阜孔家所接纳，唯一原因，是他虽姓孔(也可能冒姓孔)，但没有"入谱“，并非孔子的后裔。就是在曲阜，姓孔的也有内孔、外孔，真孔、伪孔之分。外孔、伪孔基本都是孔家的佃户、下人、佣人、奴仆的后代改姓而来，不能使用孔家的排辈(排行)，不入孔家族谱，就是一般上门女婿的子女，也是不能入谱的，只有同族过继的，才能入谱，因他也是孔家的男系后代。

因为曲阜孔家的后世子孙起名字都是有统一的字辈（也叫做字派）而孔有德的“有”字不在其列所以孔有德不能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明末清初的孔氏字辈六十四代以上只到 “希言公彦承，弘（宏）闻贞尚胤（衍）”， 六十五代以下行辈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十字刚刚确定， “希”字可以上溯到 元末明初的五十五代，之前并无统一字辈，而50几代后裔完全可能产生若干辈的年龄差别，用字辈来判别孔有德是不是孔子后裔并不可靠也并不能成立——当然，这个逻辑并不能反过来，也就是并不是说有证据证明孔有德是孔子后裔。

再看衍圣公的政治立场，64代衍圣公孔胤植 （后因避清世宗胤禛之讳，在 历史 记录中改名衍植） 在顺治帝从盛京迁都京师（所谓“定鼎燕京”）的第二天即上表表示归顺，此表名《初进表文》，内容如下：

当然，硬要为衍圣公辩解，上述也可以说只是官样文章，只能证明衍圣公和曲阜孔氏在暴力机器面前低头，如果径直认定衍圣公及其家族死心塌地打算“为王前驱”也许过苛了， 但是，这至少可以反过来成为一个坚实的佐证：

如果孔有德真的去拜谒孔庙，假使他走公对公的路径（之所以加这么一个条件，原因后叙），衍圣公府和孔氏族人，是不会或者不敢将其拒之门外的。

再看孔有德是不是曾经拜谒孔庙？

孔有德拜谒孔庙的说法，见于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的记载：

就是说孔有德经过曲阜的时候， 不但想拜谒孔庙也想拜谒孔林，而曲阜孔氏全家（阖门此处有歧义，也可以指关闭门户）都不接纳他，还大声责骂其冒充孔子后裔。

屈大均（1630—1696）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诗人，也是抗清志士，《皇明四朝成仁录》是他不顾清廷的禁令，撰写的歌颂明末清初的抗清志士（也包括对抗李自成等义军的明朝官民）的书籍，此书中称明朝为“吾朝”，避明朝皇帝“校”、“检”、“常”等讳，其政治立场非常鲜明。

上述所引文字出自《皇明四朝成仁录》 卷四《西宁死事传》，屈大均是在歌颂孔子后裔为国捐躯之后写的这段文字，用孔子后代坚守春秋之义（主要是指贬斥乱臣贼子）来羞臊假冒圣裔的孔有德。

但仅从史料角度，这是一个孤证，身处广东、国变时只有15岁的屈大均得知此事大概率出于传闻，并不确凿。

除此之外，并没有重要的史料提及此事，因此，孔有德是否真的试图拜谒孔庙孔林还是一个疑问。

相对而言站在清朝方面立场的《吴耿尚孔四王合传》是这么介绍孔有德的：

前面之所以说假使他走公对公的路径，衍圣公府和孔氏族人，是不会或者不敢将其拒之门外的， 指的就是在清朝官方为其孔子后裔身份背书而以旨意或其他方式帮助孔有德拜谒孔庙孔林，衍圣公及孔氏族人是不敢违拗的。

即使存在孔有德私人行为拜谒孔庙孔林这种情况，曲阜孔氏闭门不接纳他，还大声责骂其冒充孔子后裔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当然，可能性不大并不代表完全不可能。 以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1648—1718）为例，在康熙帝祭孔后破格授予他国子监博士官职之时，他为“不世之遭逢”受宠若惊，准备“犬马图报，期诸没齿”；但另一方面，他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朝遗民结为知交，对南明兴亡的 历史 也产生了深刻的感悟，创作出著名的《桃花扇》。

由此可见，曲阜孔氏家族至少其中个别人士对明亡清兴的体认、态度和立场是复杂而多元的的，也不排除有名义上归顺清廷的孔府人士在孔有德试图拜谒孔庙孔林的时候给予其难堪，只是，这种状态发生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

而说到底，某些代的衍圣公的具体作为，对作为思想家的圣哲孔子的崇高和伟大，也并没有任丝毫的撼动。

孔有德拜谒曲阜孔庙遭拒一事是否真实存在本就存在争议。孔有德，清初著名的“三顺王”之一，原为明朝边将，明崇祯四年发动“吴桥兵变”后不久投降后金，受封恭顺王。清顺治六年，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为南明李定国部所败，自刎身亡。虽然是贰臣，孔有德对新主子还算是忠心耿耿，死得也还是颇有气节的。因此，清世祖对他也给予了足够的礼遇，谥“武壮”。两年之后，其女孔四贞奉孔有德遗骸返京之时，清世祖命在京三品以上官员郊迎，并给予厚葬。

细心之人想必会发现，孔有德的字辈“有”和他儿子孔廷训得字辈“廷”根本不在孔子后裔“希言公彦承宏（弘）闻贞尚衍（胤）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字辈之中。众所周知，孔子后裔是有着严格字辈的，尤其是在近代之前，这个字辈是相当严格的，不是姓孔就可以随便使用的！包括近现代的名人如孔繁森、孔祥熙、孔令辉等等孔子后裔，其字辈都是非常明确的。即便是改名者如老人家的亲家孔从洲将军，其谱名祥瀛也是遵从了孔子后裔字辈的。他的公子、也就是老人家的姑爷孔令华先生的名字也延续了这个字辈。但是，孔有德的名字却不在这个字辈谱之中。因此，孔有德要么改名了，要么他根本就不是孔子后裔。史籍中没有关于孔有德改名的记载，而且在那个时代，圣人后裔是极大的荣光，孔有德根本没有改名的理由。更何况，即便改名了，孔有德也应该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公开自己的辈分。可是，并没有。可见，孔有德的孔根本不是孔子的孔！

关于衍圣公孔氏家族，有内孔和外孔之分，内孔是孔子的后裔，外孔是同姓不同宗者和“孔末乱孔”的孔末后裔。五代十国时期，孔氏家族的家奴孔末利用乱世无人顾及孔府的机会，几乎杀绝了曲阜的孔氏后裔，俨然以孔府主人自居，主持孔子祭祀。大宗孔光嗣之子孔仁玉侥幸逃脱，长大后将“孔末乱孔”之事公诸于众。后唐明宗李嗣源查明后将孔末处死。但是，孔末的后裔却没有被杀绝，于是便有了这一支孔姓后裔。正是因为有了“孔末乱孔”事件，此后的孔氏家族对于内孔和外孔的区分相当严格。外孔又被称为“伪孔”，是不能载入孔氏家谱的，自然也不能使用孔子后裔的字辈。孔有德很可能就属于外孔，或者是同姓不同宗的孔姓，又或者就是孔末的后裔也未可知。但是，孔有德是孔子后裔的可能性应该说是相当小的。

如果孔有德拜谒曲阜孔庙的事情是真的，那么也很好理解。他本来就不是孔子后裔、又不是文臣，一个武将祭孔，除了给自己脸上贴金，真想不出其他理由。如果衍圣公同意孔有德的要求，无异于是变相承认了孔有德的孔子后裔身份，给予外孔内孔的身份，这是内孔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至于有人说衍圣公是因为孔有德的汉奸身份而拒绝其请求，恐怕站不住脚。但凡遇到改朝换代，除了孔氏南宗始祖——衍圣公孔端友之外，几乎都选择了向新朝投降！如果论汉奸，时任衍圣公孔胤植同样应该属于汉奸之列。以五十步笑百步，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不过，个人认为，所谓孔有德拜谒曲阜孔庙遭拒一事很可能并不存在。首先，孔有德一介武将，莫名其妙拜什么孔夫子？其次，孔有德从降清之后，一直是在马背上度过的，充当着清王朝剿灭南明和其他割据势力的急先锋，哪有闲工夫去曲阜拜谒孔庙？其三，孔有德作为外孔、又是高官，他不可能不知道衍圣公家族对外孔的不待见，根本没有理由自己去找不自在、自取其辱，不是吗？至于提问者说所谓孔有德是孔子后人中爵位最高者，其本身就有待商榷！外孔虽然也姓孔，却根本不能算作是孔子后裔。

中文名：章太炎

外文名：Zhang Binglin

别 名：章炳麟、学乘、绛

国 籍：中国(晚清→民国)

民 族：汉族

出生地：浙江余杭

出生日期：1869年(己巳年)1月12日

逝世日期：1936年(丙子年)6月14日

职 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

主要成就：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

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等

代表作品：《国故论衡》、《章太炎医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

尊 称：太炎先生

知名弟子：黄侃、钱玄同、吴承仕、鲁迅等

研究范围：小学、历史、哲学、政治、医学等

章太炎——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朴学大师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浙江余杭人。原名学乘，字枚叔(以纪念汉代辞赋家枚乘)，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顾炎武)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后自认“民国遗民”。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触怒清廷，被捕入狱。光绪三十年(1904年)与蔡元培等合作，发起光复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狱后，孙中山迎其至日本，参加同盟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光复后回国，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曾参加张謇统一党，散布“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言论。民国二年(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加讨袁，为袁禁锢，袁世凯死后被释放。民国六年(1917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 ，在苏州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在苏州主持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晚年愤日本侵略中国，曾赞助抗日救亡运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6月14日病逝。

人物评价

　总评

　章太炎是近代中国国学大师，也是学者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学术与政治毕竟不同，政治方面，章太炎确有他的局限，这些局限在辛亥革命及民国初年表现得很明显。章太炎的一些主张与孙中山不同，但他仍是一位有功于辛亥革命的民主革命宣传家。

　 名人评价

　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 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年)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

　汪炳评价他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

　薛慧山说他是“权威性的国学大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先进”。

　谢俊美认为他应该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大学问家”。

蔡元培先生曾四次赴德国游学。

他在德国游学期间，主要专注于历史与哲学的学习，很少翻译文章。1907年夏，蔡元培到达德国的首都柏林，对于这位已过不惑之年的清朝翰林来说，游学德国是多年的夙愿。他曾放弃了公费游学日本的机会，执意到德国学习。因为他认为当时的德国代表着世界先进的文明水平。蔡元培此次负笈西来，系自费游学，尚有柴米之忧，所以他一边学德语，一边做中文家教，还要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书、译书。自称“半工半读”或“半佣半丐”，生活过得很是清苦。但事有波折，蔡元培因无法提供中学毕业证书而无法注册进入当时德国最有名的柏林大学，只好去了当时也属顶尖大学的莱比锡大学。

看到这里，我不禁感叹：蔡元培先生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教育家啊！他的一生都在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奔波，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理想始终不曾离开，这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令人肃然起敬。细看北大的校徽，“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寓意又为这所名校增添了一份博采众长和谦逊务实之意。我想：先生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不仅为上世纪的莘莘学子所赞赏，也会成为国人的精神财富，并将影响到后代的教育者和学者！

蔡元培先生的感人事迹正激励着新时代的人们为振兴中国的教育事而不懈奋斗，伟人的情怀跨越千山万水，激励我们这些莘莘学子不断奋发向前！

民国时期民间百姓对权贵集团怨声载道，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 “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 ，很是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掏空近代中国国库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其中孔家的代表人物孔祥熙，既是蒋介石的大姐夫，又是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家族十分显赫。

作为国民党的高官，孔祥熙还有一个身份更让人津津乐道——万世师表孔子的第75代“祥”字辈孙子。 奉命出访时，外国人的报纸也喜欢大肆渲染一番。孔子闻名全球，而咱们这位贵客孔部长，是中国圣人的后裔，国际国内对这一身份的宣传，让孔祥熙倍感尊荣。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直到1930年孔府重新修订族谱，才将孔祥熙的名字载入其中。而在修订族谱的过程中，老孔还捐了一笔钱，这就更使人怀疑其中藏有猫腻了：

是孔祥熙发达了碰瓷孔子，找个显赫的先祖，硬往自己脸上贴金么？

清王朝的土崩瓦解的那一年，孔祥熙的老父亲 孔繁慈 撒手人寰。孔繁慈是读书人，山西太谷县人。奈何屡试不第，尤其在晚清取消科举考试之后，只能以贡生的身份，做了个教书匠。

民国肇始，老孔悉心培养的小孔，将在未来几年，一飞冲天。

1890年以前，孔祥熙一直跟着父亲孔繁慈学习儒家经典，之后才进入一所外国教会创办的新式学堂华美小学。

抛弃旧学拥抱新学，学贯中西并且最后顺利留学，这一番机缘巧合和他10岁时的一场病颇有渊源。

那年孔祥熙患上了腮腺炎，吃了大半年中药毫无好转迹象，只好求助于西医，由此结识了外国传教士，并最终变成了一个基督徒。

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来后，孔祥熙一边办学一边经商，因为头脑灵光和人脉广泛，收入丰厚。

举个例子，1912年时，孔祥熙争取到了壳牌煤油在山西省的独家代理商资格，那时候老百姓普遍使用传统的油灯，烟大不说而且照明效果差。如何鼓励老百姓都改用煤油灯，来买自己公司的煤油呢？孔祥熙的办法在那时堪称一绝： 凡是来买煤油的，达到一定数额，就送一盏全新的煤油灯 。很快顾客纷至沓来，山西的家家户户几乎都用起了煤油灯。

这只是孔祥熙生财有道的一个小小缩影，总而言之，短短几年他就已经是极为成功的商人了。1913年以后，孔祥熙奔赴日本，在这里为孙中山出钱出力，还结识了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霭龄，并于次年成为了孙中山乃至于后来的蒋介石的连襟。 ——当然了，也由此先后被孙中山和蒋介石视作自己的心腹。

随着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日益稳固，孔祥熙也摇身一变，从一个商人变成了国府要员，先后出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重要职务。这个昔日的买办商人，也由此变成了臭名昭著的官僚资本家，强悍的吸金能力，在四大家族中拔得头筹，被百姓咒骂为“国蠹”，即国家的蛀虫。

那么，如此显赫的一位国民党高官，为何又突然有了一个孔子第75代孙的身份呢？

按照孔祥熙方面的说法，他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曲阜迁徙到了山西太谷，由于离大宗越来越疏远，几代以后他家这一支系便无人过问了。孔府自乾隆以后就没有重修族谱了，因此好些代子孙就这样湮灭于 历史 ，没能进入孔府的族谱当中。

孔祥熙是“祥”字辈的，父亲孔繁慈是“繁”字辈的，这个和孔家的字辈排行保持一致。他也曾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自己确实是孔子后代，且同样是第75代“祥”字辈子孙。

不过，孔祥熙自己说了不算，还必须让孔府承认才算权威。

民国初年，孔祥熙在山东曲阜办事，结识了 孔府八府老爷子的长孙孔祥勉 ，俩人都是一个字辈的，分外亲近，于是孔祥勉应承下来，帮忙核实孔祥熙是否是孔子后裔的事情就包在了他的身上。

孔府八府是什么？原来衍圣公死后，他的嫡长子会袭封衍圣公的爵位，居住在孔府内。而他的弟弟们就只能搬出去分家住。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