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烟火》是一本深入浅出地解读中国古代日常生活史的通俗历史作品。

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

曾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讲述寇准、司马光等历史人物。出版有《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与他的时代》《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大宋之变：1063—1086》等作品。

难怪这本书里提到最多的是《清明上河图》，讲得最生动的是宋代的衣食住行。

全书一共有食、衣、住、行、传统女性和传统男性六章，作者从文字和绘画中挖掘古人的日常生活，讲述衣食住行的历史演变，从最细微的日常事物中看到当时的制度和文化，借着日常，品读人生。

我做了个简单粗略的思维导图，因为我的分享不会包括全部内容，所以大家想要对全书有个总体了解的话，可以看这个。

我觉得插图中展示的古人经典画作以及对这些画作的解读是这本书的最大亮点。我们在博物馆、美术馆看这些画的时候，外行人只会看看画家的名字，然后说“画得真好呀”，而史学家则看到了画中人，从中看出当年的日常生活。

如果能把《清明上河图》细细读透，可能真的可以窥见宋代生活。

因为这本书里讲的内容很多，范围很广，（我有点怀疑作者是散文式的写法，想到什么写什么）。我只挑选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感触的与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对这本书感兴趣，可以在微信读书里阅读。

让我们从序言读起。

“就像现代传媒一样，传统的历史记载也倾向于记录那些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

传统史学著作里，日常是看不见的。因为对于当时的人来说，衣食住行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每个人都知道，没有记录的价值。

但是随着岁月变迁，朝代更迭，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无比陌生。

对日常的挖掘，是现在史学界的一大进步。

作者把日常生活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包括衣食住行娱乐在内的“生活的日常”，反映古人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另一个是“生命的日常”，关注人的生命轨迹，观察不同性别的古人在政治、制度与文化下受到的不同限制，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

传统的日常是静止与运动相结合的，有些习惯和用具可能根深蒂固，有些则变化丰富。

“无论变与不变，最终都要着落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性别、家庭和时代，唯一能做的只是接纳家庭给予的，并在性别与时代的规定中，努力活出自我。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最容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

1 开篇小故事

我是很为这开篇第一段而震撼的。作者用一个小故事开头，她与一位德国的同行感叹中国文化在现代遭遇的断裂时，德国同行表示了反对：“你说得不对。你看中国人的餐桌，文化就在那里延续。”

只读这句话，我就感觉自己要感动哭了。我想到自己与北方室友在饮食上的种种差异，比如冬至我吃汤圆她们要吃饺子，就感觉到文化在血液里流淌。

“相较于庙堂宫廷的历史，日常饮食的历史是最顽强坚韧，也最具人民性的。营养的改善提振了人的健康水平和精神状态；知识的拓展、观念的转移及商业营销改变了食物的身价；餐桌上的礼仪奠定了一个人教养的基石，以及个体对社会秩序的最初认知；自幼熟习的配方和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衡量饮食优劣的标准。”

我理解了作者为什么要把“食”放在第一章。因为其他一切的秩序和发展，都要建立在食物无忧的基础上。

2 饥饿与对抗饥饿

作者在说食物演变之前，先说了一段饥饿史。

“中国历史上那些大规模的饥饿和由饥饿引起的死亡，主要发生在地球气候的寒冷期，在中国历史上，大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两宋之际、元末明初和明末。”

气候变化加上吏治腐败，这些时候天灾人祸交织，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

我一直记得《资治通鉴》里对神农的评价，“德冒天下谓之皇”，神农氏“教五谷而兴农事”，这就是他最大的功绩之一。解决粮食问题，就是天大的德行。

汉代在关中推广种麦，宋代引进推广高产的占城稻，明代白薯、玉米自美洲传入并推广，这些都是古人为对抗饥饿做出的努力。

3 主食的演变

“先秦乃至魏晋南北朝，北人主食以粟为主，南人主食以稻为主。魏晋南北朝时期，麦的地位开始上升，至唐宋时期成为北方的主粮，粟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北方食麦，南方食稻的主食结构由此形成，并延续至今。”

我是看了这本书才知道北方一开始并不吃麦，而是吃粟。

4 副食的演变

“从宋到明，副食领域发生了一项有趣的变化，老百姓的当家菜从葵（冬寒菜）变成了白菜、萝卜。元代以前，葵一直是华夏民族最重要的蔬菜。”

我在学《长歌行》这首乐府诗的时候学到，古时候蔬菜很少，普通人一般只有葵菜吃。从《诗经》产生的西周时代就开始吃了，吃到宋代，千年未变。《诗经·豳风·七月》：“七月亨葵及菽。”

到了明代，葵的地位出现了戏剧性下降，李时珍《本草纲目》把葵降到了草部：“今不复食之，故移入此。”

5 调料的演变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华夏先民就已经使用天然的霉菌和酵母制作“曲”和曲制品，这些曲制品包括酱、酱汁、腌肉、腌菜、酒和醋。梅子是天然的酸味来源。”

我真是要为古人的智慧惊叹了！原来这么早就有这么丰富的调味料了。不愧是我大种花家的兔子！

“古代典籍中提到的“椒”指花椒，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有西汉的花椒。”

其实我脑子里想到的是汉代皇后居所“椒房殿”：宫殿的墙壁上使用花椒树的花朵所制成的粉末进行粉刷。颜色呈粉色，具有芳香的味道且可以保护木质结构的宫殿，有防蛀虫的效果。又一说，是因为椒者，多籽。取其“多子”之意。

6 脍炙的退撤

“脍炙人口”这个词，我们都不陌生。但越是这样常见的词，我们就越会忘记它最开始的意思。脍，细切的鱼、肉等食材；“炙”是会意字，亦即是要用字的两个组成部分去体会它的意思。即明火烹饪，指烤肉。脍炙，是人们所共同喜好的，后来把诗文为人所称颂叫做“脍炙人口”。

秦汉时期的肉食种类，主要是猪、狗、羊、鸡和各种野味。猪和狗是最常见的肉源。从北朝开始，随着游牧民族的南下，中原的肉食习惯发生了重大转变——羊肉变成了统治阶级的最爱。老百姓难得有肉吃，自然不会挑剔，日常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主要是小鱼、小虾和鸡蛋。

肉的吃法，在炒法发明推广以前，主要是炖煮和烧烤（炙）两种。

脍与炙齐名，其实就是鱼生，最常见的食材是淡水鱼类。在唐代，脍虽仍然南北通有，却已经开始了由北向南的退撤。脍因此成为南方人的家乡菜，食脍成了他们在北方长期生活时慰解乡愁的良方。

在北宋，开封周边的燃料供应已经比较紧张，所以开始流行炒。

7 分餐还是合食

春秋战国以至于唐，中国人吃饭的方式都是分食制。“举案齐眉”是个典型例子。分食制与当时的家居形制相匹配。分食制时代，人们的饮食起居都是在地板上，进门需要脱鞋。

中国家居制度的演变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到宋朝才进入高桌大椅时代。最初的新式坐具不是中国的发明，而是自西方传入，因此被称为“胡床”。

高桌大椅与合食制差不多同时出现，当然，并不是说高桌大椅就一定会导致合食制。

一方面，高桌更大的表面积为食物的陈放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合食制能够出现，还要得益于食物种类的日渐丰富与食物供应量的相对充足。

20世纪80年代批评合食制的人，认为分食制更卫生，可是分食制的出现显然不是出于卫生的需要，而是由于食物供应量有限。

倘若不事先分配好，可能会导致有人多吃多占，有人吃不饱。只有食物数量足够多，品类又足够丰富的时候，围桌共享才吃得愉快而热闹。

8 饮品：酒、茶和汁水

“中国人酿酒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夏朝。酒最初的用途主要是娱神，用于祭祀；秦汉以后，酒逐渐世俗化、平民化，成为一种全民性的饮料。”

这也可以理解，一开始粮食稀缺，用来酿酒是十分奢侈的；后来粮食慢慢变多了，酒就进入了千家万户。

“相较于酒，茶走的是安静高雅的路线。中国人以茶为饮料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西南是野生茶树的原产地之一。汉代以前，巴、蜀、南中的人已经开始茶的采摘和饮用。”

“唐宋两代茶的主流不是我们今天习见的茶叶，而是饼茶，又称“片茶”“团茶”。茶叶成为茶饮的主流要到明朝。”

书中详细介绍了饼茶的制作方法，我觉得很有意思。唐宋时候喝茶有全套仪式流程，感觉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不知道B站有没有大佬还原的视频。

可能是这一章最接近我的日常，也有可能因为这是第一章所以我看得最认真，所以有感想的地方最多。后面的分享就会少很多。

我对“衣”这一章印象最深的是服饰的符号功能。

保暖、防晒、遮羞、修饰身体，这是服饰最基本的功能。服饰的延伸功能是符号。

第一，可以标志财富、地位、权力等。不同颜色代表不同身份地位。唐代以后，明**成为皇帝的专属颜色。

用官服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等级的制度也是在唐朝正式确立的。唐朝三品以上官服紫，四品、五品服朱，五品以上皆属于贵官，“朱紫盈门自称贵”，朱紫就是用服饰的颜色来代指高官。

第二，可以用来标志身份或者生活状态。各种制服是一目了然的身份标志。军服的颜色，汉代为赤色，东晋为黑色，南朝是绛红，隋朝是**，唐代是黑色。

我记得汉代有个针对商人的规定，是说商人不能穿丝绸。

第三，还可以标明个人在一定的社会等级秩序中的位置及相对关系。传统的丧服服饰就是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

这一章的最后讲到了女性缠足。有一段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清初的缠足禁令是这样规定的：“有抗旨缠足者，其夫或父杖八十，流三千里。”事情发生在女人的脚上，惩罚的却是男人。应当说，这是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规定。因为，在不缠足这件事情上，虽说受益者是女性，然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男性。

缠足还是不缠足，在古代其实是男性规定的，女性并不能自主选择。所以惩罚的当然应该是男性。

这个惩罚折射出当时女性极低的社会地位，让人唏嘘不已。

作者将传统时期中国精英的居住状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时期。西周封建，贵族通常居住在自己的封地上。春秋战国是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过渡期，新兴的士阶层四处游走找工作，找到工作的会在诸侯的都邑建立新居所，如果获得封地，也可能在政治上失势后回到封地居住。

秦汉以降至于隋，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央官员居住在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地方长官为中央任命，但数量不大，居住在政区所在城市；为数众多的地方佐官就是本地精英，在本地居住，过着田园生活。

隋唐以后，传统精英的居住状态进入第三阶段，官员全部由国家选任，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任职。俸禄等做官的职业收入成为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越来越多的官员在获得任命之后会从故乡“连根拔起”，在故乡以外的地方购置房屋、土地，死后也不再归葬故乡。

这一章从乡村和城市两个方面来介绍住所。

乡村生活从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开始讲，但是农村生活并不像陶渊明笔下那么幸福自在。因为农村生活有多种不便利之处，比如落后的医疗和饮食条件。再比如缺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城市则主要讲的是宋代的城市发展。不仅有《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而且颇为难得地讲到了宋代城市扩张、人口密集带来的火灾、污水等城市问题。

“晚唐五代的战争和政治动荡将世家大族涤荡殆尽。从宋朝起，国家不再干预土地兼并。科举向几乎所有男性开放，朝廷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选拔官员，个人奋斗、科举成功成为家族盛衰的决定性因素。

人的阶层流动性增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都是可以获取的，也是可以失去的。有人向上，就有人向下。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必须持续奋斗，也必须有一颗平常心，能为向上的欢呼，也要能接纳向下的。”

这一段话我觉得讲得特别好，科举制的优点不正是在于社会流动性吗？我没有想到，原来这种社会流动性还会带来人们价值观的改变。

关于“住”和“行”这两章里，作者讲述了很多科举制普及之后，人们居住和出行发生的变化。全国范围内的宦游人也是国家统一调配官员之后出现的产物。

“住”和“行”紧密联系。在“住”这一章讲到驿站和旅店，在“行”这一章就讲到了道路、邮政和关隘。这些是相互配合的配套基础设施。

“行”这一章不仅讲了道路、关口等基础设施，也讲了士兵、官员等行人。兵役迫使人们远离家乡，科举则让人们主动踏上旅途。

旅途之中最可怕的是疾病和死亡。传统时期医疗水平差，疾病与死亡往往联袂登场，那些陪伴父母宦游的儿童通常是最先被击倒的对象。

宦游之人本来就是艰难进取的一个群体，是受雇于皇帝国家又心怀天下苍生的群体，他们与妻子儿女，道路相扶，同甘共苦，写下了宦游路上的悲欢离合。

这一章离我的生活最远，所以触动我的地方最少。

这一章首先讲了妻妾制度，妾的地位在不同朝代以及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的变化，反映出礼制和政治控制强弱变化。妻妾界限的松动，其实也是封建制礼坏乐崩的表现之一。

“妻者，齐也。”说明在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家庭内部，夫妻之间还是有平等之意的。但是颇为诡异的是，夫妻恩爱并不是古代主流价值观所提倡的。

传统时期的妻子是丈夫家庭责任的分担者。首要职责是侍奉公婆，第二重要的职责是抚养、教育家中的孩子，特别是男孩儿，自己生养当然好，但并非绝对必要，前妻所遗、妾之所生亦可，只要是丈夫的骨血。妻子职责的第三条是照顾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包括很难伺候的大姑姐及乡下亲戚。

这些传统要求甚至在现代还约束着女性，这让人不能不感到愤怒。

接下来，作者讲到了贞节。贞节是男权社会对女性单方面的忠诚要求，它强调的是女性单方面对男性及其家族的义务。

接下来需要澄清一个事实。

现代学者有种讨巧的说法，喜欢称“宋明”，将元朝一百多年忽略不计，直接把宋和明连成一片说。比如说到贞节观，最省事儿的说法就是“在宋明理学的影响之下”，出现了“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样极端的话语。

这句话的确是宋朝理学家程颐说的，但是贞节观这个锅，宋朝却不能随便就替明朝背起来。

程颐本人主张婚姻的最高理想是男女双方都从一而终，他指的“失节”既包括女性的失节，也包括男性的失节，而非片面责备女性。

在实践上，“二程”也并不反对女性再嫁。程颐能够欣赏和赞美女性的学识与才华，他甚至主张，优秀的女子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伴侣，那么不妨独身。

自从汉代以来，帝制中国的表彰对象之中就有所谓“烈女”“节妇”，且以她们作为女性榜样。

但是烈女之“烈”，节妇之“节”，却并不一定与守贞有关，它可以指女性在各个方面取得的特殊成就，比如说善于教育孩子，保持家风。宋代的女性榜样基本上仍然处于这种价值多元的状态。

明清人像看贼一样盯着女性身体，而宋人看到的却是女性对家族和社会的贡献。

我再次感受到作者对宋朝的偏爱哈哈。不愧是研究宋史的教授。

“与女性相比，男性的人生选择要丰富得多，家庭以他们为核心构建，社会的广阔天地向他们开放。

生儿子，以维持家族的生物性延续；扬名显亲，以个人的社会性成就来维系、光耀家族的名誉地位。这就是传统中国对男性的普遍性要求。

具体到扬名显亲这一判断标准，其实是比较单一的，简言之就是：要做官。一定要与皇帝国家建立直接的联系，才称得上功成名就。

做官的标准，越到后来就越趋向狭窄，大致而言，宋朝以后，只有进士出身做文官才是真正光荣的。”

我想到了《水浒传》里的宋江。我以前看到过一个说法，好像是鲍鹏山老师讲的水浒，其实宋江上梁山是他的一个理性选择。因为宋江是个小吏，当时官与吏之间界限分明，小吏永远不可能变成正经的官。宋江不想永远当个小吏，于是另辟蹊径，先上梁山，然后谋求招安，从而成为官。

“所有与实践有关、需要长期知识积累的技术性行当，在传统的官僚体系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鼓励和支持。

而帝制国家又不肯把这一部分内容从官僚系统中剥离出去，为它单独设立一个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与官僚体系基本持平的评价体系。

结果就是技术官僚始终处于官僚体系的最下层，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位被混杂在普通职位当中，以同样的标准升迁轮转，最终泯然众职，未能建立起技术性职业的尊严，从而阻碍了技术的发展。

在宋代以前，当兵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宋代以后，“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从军这条路还可以走，但是所能取得的光荣却日渐稀少。

光荣属于文人士大夫，属于科举成功者。

可是科举成功者又能干什么呢？

无非是做官，做各种缺乏技术含量只有地位高下区分的官，听皇帝命令，看上司脸色，努力做到高官。中国最优秀的男青年的路，就这样越来越窄了。

与此同时，男人也收窄了女人的路，当男人开始接纳无条件的忠君，他们要求于女人的，就有了无条件的贞节。”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巨大的鸿沟，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

书中的介绍在漫长的几千年历史中只有小小一部分，而我今天的介绍只包含书中的小小一部分，如果大家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感兴趣，不妨读一读这本书，再读一读其他相关的书。

谢谢大家。

　　。《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迄今已提出六十人之多。其广有影响者为：

　　一、王世贞说

　　明刻本《山林经济籍》与《万历野获编》最早透露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信息。宋起凤撰于康熙12年的《稗说》与清初的《〈玉娇梨〉缘起》均指实为王世贞。其后清人陈陈相因，推波助澜，一时形成非王世贞莫属的舆论。此说20世纪30年代遭到鲁迅、吴晗、郑振铎等人的严重打击。1979年朱星重倡此说，并列举出十条理由：（一）王世贞是“嘉靖间大名士”；（二）他能写小说，并有小说传世；（三）他有能力个人完成宏篇巨制；（四）他有完成大作的足够时间；（五）他是大官僚，所以能写出官场大场面；（六）《金瓶梅》中的地名与王世贞经历相符合；（七）他崇信佛道，正是《金瓶梅》所宣扬；（八）他好色醉酒，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情怀；（九）他祖籍山东，又做官山东，具有运用山东方言的条件；（十）他知识面广，能写出《金瓶梅》这样的百科全书。黄霖、徐朔方、赵景深等撰文商榷，此说重又混入诸说林立的迷茫之中。许建平《金学考论》、霍现俊《〈金瓶梅〉发微》再次举起此说大旗，从外证、内证两方面，重新全面予以论证，许建平甚至认为“21世纪《金瓶梅》研究应从王世贞研究作为新的突破口和起点”。

　　二、贾三近说

　　这是20世纪新时期《金瓶梅》作者新人第一说。倡论者为张远芬。其《金瓶梅新证》提出十条证据：（一）兰陵是山东峄县，贾三近是峄县人；（二）他有资格被称为“嘉靖间大名士”；（三）小说的成书年代与贾三近的生活时代正相契合；（四）他是正三品大官，其阅历足可创作《金瓶梅》；（五）小说中有大量峄县、北京、华北方言，贾三近分别在这些地区居住过；（六）小说中有几篇高水平奏章，贾三近正精于此道；（七）小说中有些人物事件类似贾三近；（八）小说多有戏曲描写，贾三近有此生活积累；（九）他曾十年在家闲居，有创作的时间保证；（十）他写过小说。

　　三、屠隆说

　　黄霖首倡。他发表了一组八篇文章，提出七条依据：（一）小说第56回的《哀头巾诗》、《祭头巾文》，出自《开卷一笑》，作者即屠隆；（二）小说有不少浙江方言，与屠隆籍贯相合；（三）他祖籍武进，古称兰陵；（四）他潜心佛道，与小说主旨一致；（五）他以“*纵”罢官，坚持写作“*雅杂阵”，其情欲观正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六）他具备创作《金瓶梅》的生活基础与文学素养；（七）他与刘承禧、王世贞关系密切，此两人均有《金瓶梅》抄本全稿，当为屠隆所赠。 为了证明屠隆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要先从他的身世说起。屠隆是今宁波市仓水街屠园巷人。屠家在明代是宁波四大家族之一，屠隆从小天资聪颖，被誉为神童。他14岁时就考中秀才，备受当时的大诗人沈明臣青睐，随后名满宁波。此后，他从15岁考到33岁，18年未考上举人。34岁才勉强中举并做了一个小官。因政绩明显，不久后他就被提拔成郎中，随后遇小人被摘掉乌纱帽，只好回到宁波老家以卖文为生。屠隆一直活到万历三十三年，年64岁，最终死于花柳病，还被后世文人讥讽为中国第一个死于性病的文人。“屠隆从宁波至京师，一生游历四方，深知商业内幕和市井风情，又从京官沦为乞丐度日，对人生和人心有着透彻了解，因而才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 此外，国内目前发现的最早万历年间的版本为戴松岳的论点提供了实物佐证，也是最关键的论据，“万历年间的《金瓶梅》版本由欣欣子作序，兰陵笑笑生著，作序者欣欣子是在明贤里写下这篇序言的。而这个明贤里就是宁波城中的鉴桥头乾溪里，经查家谱，欣欣子就是屠隆的族孙屠本畯。屠家最先是从常州迁徙至现在的宁波，常州当时又被称为兰陵，屠隆号笑笑先生，所以兰陵笑笑生就是屠隆。”

　　四、李开先说

　　此说始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1962年版的一条脚注，是存疑的语气，1979年重印时便把“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一句删除。据说这一条脚注系吴晓铃所加。吴晓铃1982年6月在美国发表《金瓶梅作者新考》讲演时重申此说。徐朔方因为是“集体累积说”的创始人，所以他主张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徐朔方的根据是：（一）李开先符合《金瓶梅》作者的基本条件，如为山东人，历任京官，创作有戏曲多种，其《词谑》、《诗禅》表明他对市井文学的爱好和修养，乃“嘉靖八子”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嘉靖间大名士”等；（二）《金瓶梅》本身证明了其与李开先关系密切，如第七十回〔正宫·端正好〕套曲五支，出自李开先《宝剑记》第五十出原文等；（三）《金瓶梅》与《宝剑记》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相似之处。日下翠（日）《金瓶梅作者考证》支持此说，并提出四点新见：（一）李开先的院本集《一笑散》，其命名词意与感觉均与“笑笑生”相似；（二）李开先的生日是八月二十八日，西门庆的生日是七月二十八日；（三）《宝剑记》使替身（侍女锦儿）死去，而主要人物（林冲之妻）继续发展故事，这种手法与《金瓶梅》同出一辙；（四）西门庆形象不统一，具有二重性格，原因是有李开先的“自我投影”。后来卜键觅踪章城，访书南都，发现《李氏族谱》，著成《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从《宝剑记》与《金瓶梅》、李开先与西门庆、清河寓意、兰陵意旨等诸多内证，以及个人素质、作文风格、交游类群等一些资质，集此说为大成。[2]

　　五、徐渭说

　　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袁中道《游居柿录》。1939年阿瑟·戴维·韦利（英）在英译本《金瓶梅》的导言中首次提出，却闹了一个音近而误、张冠李戴的笑话。不期60年后，潘承玉《金瓶梅新证》却完成了此说剥茧抽丝、瓜熟蒂落般较为全面的论证。该书首先通过对小说中佛、道教描写的分析，把《金瓶梅》的作者定位为“一位生平跨嘉、隆、万三朝，而主要活动在嘉靖朝的人物”。接着“指出小说作者同时又是资料丰赡的戏曲学者、技巧纯熟的戏曲作家、素养全面的画家与擅长应用文写作的幕客”；“作者应该有边关甚或御敌的生活阅历”，“具有较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御敌卫国意识”；“作者有强烈的方言俗语爱好”；“作者必有以上各方言区（按指绍兴、山东、北京、苏州、山西、福建、广东等）的生活经验”；“有著书藏名于谜的爱好”。并通过《〈金瓶梅〉地理原型考》、《〈金瓶梅〉中的绍兴酒及其他绍兴风物》、《〈金瓶梅〉中的绍兴民俗》、《〈金瓶梅〉中的绍兴方言》等考证，“证明小说作者必为绍兴人”。然后逐一论证“徐渭符合《金瓶梅》作者的一切条件”。潘承玉还把小说诸谜如“廿公”、“徐姓官员”、“清河县”、“兰陵”、“笑笑生”等破解为“浙东绍兴府山阴县徐渭”，归结到“绍兴老儒说”。潘承玉还考索了《金瓶梅》的抄本，认为董其昌是流传线索中的中心人物，而陶望龄是传递抄本的关键人物，而“陶望龄手上的《金瓶梅》来自徐渭，而且极可能就是徐渭的原稿”。潘承玉还做有《金瓶梅文本与徐渭文字相关性比较》，“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徐渭文字是徐渭所写，《词话》也是徐渭所写”。他进而论证“绍兴士人与严嵩”、“沈练与严嵩父子”、“徐渭与沈练”，在《缘何泄愤为谁冤》一节中，认为“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练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则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严格地说，潘承玉才是徐渭说的创立者。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

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作者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为宫廷画家。少年时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游学，后习绘画，尤喜画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的代表作，曾经为北宋宣和

内府所收藏。绢本、淡设色，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原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 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 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 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 三个段落。

张择端像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

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

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

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

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

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

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

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

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

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

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

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

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

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

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

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

题记。张著的题记也仅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

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不过，张择端的姓名并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

画院时间较晚，编著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

正因为《清明上河图》在细节描绘上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后代的好事者才会不厌其烦地反复制造出无数的仿本和伪本，

以获取利益。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

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张择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画院画史时所

作。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它是一幅用高度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

生活的细致描写，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升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

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

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1) 装裱匠以假易真

《清明上河图》，最先由宋徽宗收藏于北宋宫廷，公元1126年九月，金兵掳走了徽钦二帝，洗劫了宫中宝物。《清明上河图》

却流传于民间，元灭金后，画第二次进入皇宫。元代至正年间，宫中有个装裱匠，用临摹本把真本换出，卖于某真定守，后又卖

给武林(杭州)的陈彦廉，陈怕事败，又急于用钱，就卖给博雅好古寓居北京的杨准。

(2) 汤装裱恩将仇报

据清代顾塑公的《消夏闻记》载：太仓王(yu)家里收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世蕃知情后，强行索要，王(yu)不愿，就请一

高手(即黄彪)复制一本送去，早先王(yu)巡抚两浙时，有一姓汤的裱画师，生活十分困难，王(yu)把他带回家中做事，后又推荐

给严世蕃。当王(yu)的仿本(清明上河图)送到严家时，汤裱画恰在旁边，就对严世蕃说："这画是假的"。严世善听后，十分恼火，

恰值俺塔入寇大同。王(yu)当时为苏辽总督，御寇无术，严氏党羽借机弹劾王(yu)，因此被杀。

(3) 陆夫人绣枕藏画

据明人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明嘉靖年间(1522-1566)，奸相严嵩柄国，权倾朝野，其子严世蕃仗势横行乡里，他们得

知《清明上河图》是无上神品，便派人四处搜寻。

此时，画存于陆完家，陆完死后，夫人十分珍爱地把画藏在绣花枕中，秘不示人。夫人有一外甥姓王，长于绘画，乖巧善谈，

趁夫人高兴时，要求看画，夫人一时推辞不开，便允许他坐在小阁中不带笔墨，限定时间观看，王生号振斋，聪颖过人，经十几

次观赏，对画中房屋、街道、舟车，人物构图布局，均默记在心，回去之后，就将全图临摹仿制流传于世，但真品终归严嵩之手。

(4) 冯太监流言避嫌

据传：《清明上河图》入宫后，隆庆帝不喜欢字画，成国公朱希忠趁机奏请皇帝赐与他，皇帝却让估成高价，抵其俸禄，画

将要给朱时，一个小太监得知此画价值连城，便将画盗走，正要出宫，管事人来了，小太监急将画藏到阴沟里，恰遇当天下雨，

一连三天，画已腐烂，不堪收拾。

这个故事，明人詹景风收入他的《东图书览编》中，实为盗画人冯保所杜撰。冯保是隆庆帝万历年间的秉笔太监，东厂首领，

有权有势，出入皇宫，冯保得知《清明上河图》以后写有题跋，如系皇帝赏赐，他在题跋中一定大书特书，但冯保只字末提，显

系盗窃到手，为了掩入耳目，他编造了以上离奇的故事。

(5) 清宣统皇宫盗宝

《清明上河图》入清后，曾为陆费墀毕沅收藏，嘉庆二年，毕沅死。四年(1799)毕家被抄，《清明上河图)第四次入官。被

收在紫禁城的迎春阁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

辛亥革命后，溥仪(宣统)逊位，仍居宫中，1925年，他离宫之前，将宫中珍玩字画盗往天津。《清明上河固》即在其中。后

伪满成立，他将此画带到长春皇宫，1945年，东北解放前夕，溥仪仓皇出逃，将此画带至通化，不忍丢掉，被我军缴获，收藏于

东北博物馆。1955年拨交故宫博物馆。这是《清明上河图》第五次入紫禁城，不过不是昔日皇宫，而是人民的博物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

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

中。

《清明上河图》画卷内容探讨：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代都有临摹本，且大小繁简不同。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公

私所藏的《清明上河图》摹本有30幅。

《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 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

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

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

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

世珍宝。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

印印记，现在这些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

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清明上河图》究竟有没有佚去后半部，它到底还有多少难解之谜，这一切，都吸引着中外学者、专家进行探索。

　　张氏来源

　　[张氏属地]

　　清河郡，今河北清河县以东。

　　[张氏来历]

　　张姓之源，可追溯至黄帝。《元和姓纂》记载，黄帝的第五子青阳，生子名挥，挥聪颖异常，他通过观看天上的弧星，而仿照其形状制造出弓矢，因此被赐姓张。“张”本义为弓上弦，引申为开弓，即必须用力将弓拉开才能使用弓矢，“张”就是根据此而来的。另外，还有一些史书也有提到张姓的其他来源，但数来源于黄帝的这一支最古老。

　　[张氏名望]

　　张氏族大支繁，历史上的张姓名人不胜枚举，在这里略举一二： 战国时魏国政治家张仪，以游说六国连横事秦而闻名于世。西汉大臣张良，是辅佐刘邦夺得天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以善出奇谋良计而颇受刘邦重用，汉朝建立后，被封为留侯。张骞，曾两次出使西域，加强了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促进了中原文化与中亚各地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西汉还有历算家张苍、诸侯王张耳等张姓名人。东汉的张衡，是一名著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精通天文历算，创世界上最早利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也叫浑象仪）和用于测定地震的地动仪，在文学方面，则有《二京赋》等作品传世。张仲景，东汉著名医学家，他总结了前代的医疗经验，对我国医学发展有重大的贡献，著有《伤寒杂病论》一书，被后人誉为“医圣”。书法家张芝，其书法被称为“今草”。汉以后，张姓名人还出现了如黄巾起义领袖张角，三国时名将张飞、张辽，晋朝文学家张载、张协，北魏教育家张伟，南朝画家张僧繇等。到了唐代，张氏更是英才辈出。张九龄，即是玄宗时的宰相，同时又是著名诗人。文学家张鷟，书法家张旭，画家张萱，诗人张若虚、张继、张籍、张祜、张志和等也为张姓赢得了赞誉。除此之外，北宋词人张先，诗人张耒，名画《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南宋将领张世杰、张宪，词人张孝祥、张炎，书法家张即之，大学者张栻，明朝著名政治家张居正，清朝诗人张维屏等等都是张氏中颗颗璀璨的明星。 历史上的张姓名人不绝于史，张姓家族对我国历史、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是一个古老的名望姓氏。 今天，张姓在当代百家姓中位列第三。

桥梁景观为桥梁美学内涵之一。自古以来，人类为跨河越谷而建桥梁，古桥美景可参阅《桥梁史话》与《中国桥谱》。古代桥梁，用于民称“梁”，用于战称“关梁”。《诗经·大雅·大明》中“亲迎于渭，造舟为梁”，意即用船架了一座浮桥。“梁”字左为水之形，右为刃示刀身，木示材质。梁以“刀为形，以木搭建，跨水而过”。秦汉以后，石拱桥兴起，遂有“桥”字。桥字左为材质，右为乔乃曲拱之状。现代汉语用桥梁两字合一名词，乃像示直、曲桥形。古代匠人创建了千姿万态的古桥，构成和谐绚丽的景色。忆古诗中常有飞桥、虹桥、曲桥之喻，宋《清明上河图》中的木虹桥，结构巧妙，景观更绝。现今，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化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