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萨克族哈萨克族初来青海时，与柴达木一带的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尚好，双方互相谅解，互助帮助，友好往来，共同放牧。因为这些哈萨克族离开故土，颠沛流离，来到青海后，当地蒙、藏族同胞看到他们饥寒交迫的苦难情景，对他们极为同情，主动给哈萨克族老弱妇幼送酥油糌粑，借给帐篷，送给旧衣。当时有些蒙藏老人说：“这些人遭了难，我们秉承佛爷的恩典，应该救救他们，我们都是难兄难弟。”哈萨克族群众为了感谢当地蒙藏族群众的深情厚谊，也把自己仅有的心爱物品赠送给蒙藏族群众作为纪念。双方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流着眼泪用手势表达了彼此的心意。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遇到较大的事情，头人们互相商量解决。例如当地蒙古族和藏族群众在头人的倡议下，把自己的一些牛羊主动赠送给哈萨克族，自己的牲畜和哈萨克族的牲畜一块放牧，解决了哈萨克族人很多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对这种同情和表现，哈萨克族是非常感激的。 但是，马步芳为了达到他“分而治之”的统治目的，极力制造民族隔阂，挑拨民族关系。当时马步芳对哈萨克头人说：“海西的蒙古族、藏族不是和我们同教，他们是异教徒，我们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你们生活困难，我可以帮助你们解决。”反过来又对蒙古族、藏族头人说：“哈萨克是新疆来的，他们是外来人，我们是青海人，他们如果在你们的草场上放牧，可以撵他们走，有我作主。”因而哈萨克族与当地蒙古族、藏族的关系开始恶化起来。 哈萨克族从新疆逃来甘、青时，大部分牲畜沿途被反动军队抢走或死亡、走失，生活上已经够困难的了。到青海后，又遭到马步芳的大量勒索，一般哈萨克族牧民的牧畜已所剩无几，生活更是贫困不堪。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为生活所迫，有些哈萨克族牧民抢了蒙古族、藏族的牲畜，引起蒙藏族群众的不满。于是蒙古族藏族部落头人曾准备要赶走哈萨克族，但在哈萨克族头人的解释和道歉下，取得谅解，没有发生大冲突。可是马步芳利用这个机会，处心积虑扩大和加剧这一矛盾。例如马步芳军队曾打死了居住在茶卡的哈萨克族牧民哈伯后，就对哈萨克族群众公开地宣传说：“马主席的部队绝不会伤害你们，这不是蒙古族打死的，就是藏族打死的，你们可以去找他们算帐！”因而哈族牧民与当地蒙、藏族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王洛宾与卓玛是朋友关系。

1939年（民国二十九年）的夏天，中国**创始人之一的郑君里，率摄制组千里迢迢来到金银滩草原，拍摄一部影片《祖国万岁》。当时，邀请了正在西宁教书的王洛宾参加。摄制组在青海湖畔开机。郑君里请当地同曲乎千户的女儿萨耶卓玛扮演影片中的牧羊女，王洛宾扮演萨耶卓玛的帮工。

相处三天，摄制组走了，王洛宾骑着骆驼离开金银滩，大队已经走了很远了，卓玛仍然站在那里向他挥手，一直到看不见王洛宾的身影，在返回西宁的驼峰上，王洛宾连续三晚借助哈萨克民族的曲调写出了不朽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王洛宾传唱最广的歌，也是华人歌曲在世界传唱最广者之一。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由美国男低音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上海演出。1998年，台北跨世纪之声音乐会，美国爵士天后戴安娜·罗斯、世界三大男高音之卡雷拉斯、多明戈，以此曲压轴。

扩展资料

王洛宾（1913年12月28日—1996年3月14日），名荣庭，字洛宾，曾用名艾依尼丁，汉族，出生于北京，中国民族音乐家。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王洛宾在兰州改编了新疆民歌《达坂城的姑娘》，之后便与西部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一生都献给了西部民歌的创作和传播事业，有“西北民歌之父”、“西部歌王”之称。

——王洛宾

　　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10月8日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县赤金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母亲何占信，父亲王金堂。40岁得子的王金堂，看到出生的是一个男孩子，心里非常高兴。按照当地的习俗，父母把孩子和包孩子用的筛子放在秤上一称整好十斤，于是就给孩子起名“十斤娃”。十斤娃名字听起来非常雄壮，可身材瘦小。十斤娃长大后，按照王家的家谱往下排，起名王进喜，希望他欢欢喜喜去上学，学到本领后重整家业。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王进喜受尽苦难。1929年，玉门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灾荒。为了活命，6岁的王进喜用一根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沿街乞讨。

　　1932年，军阀马步芳要建羊毛厂，王金堂被强迫出劳役。9岁的王进喜让父亲坐在牛车上，赶车把羊毛送到百里之外的酒泉。为了挣钱给父亲治病，10岁的王进喜和几个穷孩子一起到虎狼出没、气候变化无常的妖魔山给地主放牛。王家有几亩地被区长以借为名长期霸占。12岁的王进喜不畏强权，前去讨要。虽然只要回了几丈白土布，却是王进喜与恶势力抗争的一次胜利。14岁时，为了躲兵役，王进喜淘过金、挖过油。1938年，15岁的王进喜进旧玉门油矿当童工，年龄虽小，却干着和大人一样的重活，还经常挨工头的打骂，但他不甘屈辱，奋起反抗。王进喜常因反抗而受惩罚。师傅知道后，给他讲骆驼“攒劲”的故事，告诉他要讲究斗争方法，培养“耐力”。王进喜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正是这苦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炼就了他刚毅坚韧、倔强不屈的性格。

　　赤城报国

　　1949年9月25日，玉门解放。1950年春，王进喜通过考试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从1950年春招工到1953年秋，王进喜一直在老君庙钻探大队当钻工，他勤快、能吃苦，各种杂活抢着干。他说，党把我们当主人，主人不能像长工那样磨磨蹭蹭、被动地干活。艰苦的钻井生产实践，锻炼了他坚忍不拔的品格和大公无私的先进思想。1956年4月29日，王进喜光荣加入中国***，这是他人生旅途的一个里程碑。入党不久，王进喜担任了贝乌5队队长，带领贝乌5队在石油工业部组织的以“优质快速钻井”为中心的劳动竞赛中，提出了“月上千，年上万，祁连山上立标杆”的口号，创出了月进尺50093米的全国钻井最高纪录。10月，王进喜到新疆克拉玛依参加石油工业部召开的现场会。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把一面“钻井卫星”红旗颁发给他。贝乌5队被命名为“钢铁钻井队”，王进喜被誉为“钻井闯将”。

　　1959年9月，王进喜出席甘肃省劳模会，被选为建国10周年国庆观礼代表和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休会期间，王进喜参观首都“十大建筑”，路过沙滩时，看到行驶的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才知道国家缺油，他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这位坚强的西北汉子，蹲在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街头哭了起来。从此，这个“煤气包”成为他为国分忧、为民族争气的思想动力之源。

　　艰苦创业

　　1960年2月，东北松辽石油大会战打响。玉门闯将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于3月25日到达萨尔图车站，下了火车，他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恨不得一拳头砸出一口井来，把“贫油落后”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面对极端困难和恶劣环境，会战领导小组作出了学习毛主席《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王进喜组织1205队职工认真学习“两论”。通过学习，王进喜认识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矛盾。”1205队的钻机到了，没有吊车和拖拉机，汽车也不足。王进喜带领全队工人用撬杠撬、滚杠滚、大绳拉的办法，“人拉肩扛”把钻机卸下来，运到萨55井井场，仅用4天时间，把40米高的井架竖立在茫茫荒原上。井架立起来后，没有打井用的水，王进喜组织职工到附近的水泡子破冰取水，带领大家用脸盆端、水桶挑，硬是靠人力端水50多吨，保证了按时开钻。萨55井于4月19日胜利完钻，进尺1200米，首创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

　　1960年4月29日，1205钻井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时，王进喜右腿被砸伤，他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最终制服了井喷。房东赵大娘看到王进喜整天领着工人没有白天黑夜的干，饭做好了也不回来吃，感慨地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哪！” 余秋里得知后，连声称赞大娘叫得好。在第一次油田技术座谈会上，余秋里号召4万会战职工“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高速度、高水平拿下大油田！”

　　1960年4月29日，“五一”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成为大会战树立的第一个典型，成为大会战的一面旗帜。号召一出，群情振奋，战区迅速掀起了“学铁人、做铁人，为会战立功”的热潮。

　　1960年7月1日，会战指挥部召开庆祝建党39周年和大会战第一战役总结大会，突出表彰了王进喜、马德仁、段兴枝、薛国邦、朱洪昌，他们被树为大会战的“五面红旗”。一个铁人前面走，千百个铁人跟上来。大会战出现了“前浪滚滚后浪涌，一旗高举万旗红”的喜人局面！1960年，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连续创出了月“四开四完”、“五开五完”的好成绩，到年底，共打井19口，完成进尺21258米，接连创造了6项高纪录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果。1960年6月1日，大庆油田首车原油外运。1960年底，大庆油田生产原油97万吨。

　　科学求实

　　王进喜是吃苦耐劳的实干家，也是科学求实的典范。在科技领域，他以“识字搬山”的意志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刻苦学习，带领工人们以创造性的劳动，创出一个又一个优异的成绩。1961年2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生产二大队大队长，负责管理分布在大荒原上的12个钻井队。他经常身背干粮袋，骑着摩托车或步行，深入到各井场，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帮助基层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当了大队长后，他深感没文化开展工作困难，拜机关干部为师，抓紧一切机会学文化。他说：“我认识一个字，就像搬掉一座山。我要翻山越岭去见毛主席。”经过两年多的时间，铁人已经可以独立地看报、读文件、学“毛选”，甚至可以列出简单的发言提纲了。

　　王进喜学习技术知识始终坚持学以致用。他说：“干，才是马列主义。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他带领工人们不断地从实际需要出发搞技术革新。为提高钻井速度，他和工人改革游动滑车。为打好高压易喷井，他带领工人研究改进泥浆泵。为提高钻井质量，他和科技人员一起研制成功控制井斜的“填满式钻井法”。他还在多年的钻井工作中摸索出一套高超的“钻井绝技”，能根据井下声音判断钻头磨损情况。他对待工作严细认真，一丝不苟，经常向工人强调：“干工作要为油田负责一辈子，要经得起子孙万代的检查”。1961年春，部分井队为了追求速度，产生了忽视质量的苗头，连铁人带过的1205队也打斜了一口井。为了扭转这种情况，4月19日，油田召开千人大会，对钻井质量问题提出严肃批评，这个日子被人们称为“难忘的四•一九”。事后，已担任大队长的王进喜带头背水泥，把超过规定斜度的井填掉了。他说：“我们要让后人知道，我们填掉的不光是一口井，还填掉了低水平、老毛病和坏作风”。

　　无悔奉献

　　铁人王进喜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领导干部，但他功高不自傲，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对工人和家属关怀备至，而对自己和家人却严格要求，一辈子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他说：“我从小放过牛,知道牛的脾气，牛出力最大，享受最少，我要老老实实地为党和人民当一辈子老黄牛。”

　　1964年年底，他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大会并代表工人做了《用革命精神建好油田》的发言，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从北京回来后，他依然保持谦虚谨慎的习惯，说，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就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自己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他一边参加劳动一边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工人的实际问题，成为大家的知心朋友。他看到天冷时工服不保暖，工人挨冻，就到缝补厂建议把棉工裤后腰加高加厚，给工人做皮背心和皮护膝。钻井生产、生活特别是住房、吃粮面临困难时，他利用工余时间带领职工和家属开荒种地，烧砖、割苇，盖“干打垒”住房，让工人和家属“吃饱肚子去会战”，“回来有个窝”。大队驻地离市镇比较远，工人和家属买粮、邮信、看病都不方便，他又带领职工家属想方设法办起了商店、粮店、邮局、豆腐坊、卫生所等，建起了设施比较齐全的生活基地。钻工子女没处上学，整天在荒原上玩耍，他带领人们在大队机关附近支起一顶帐篷，建起了大队级第一所小学——帐篷小学。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王进喜，把这所小学命名为“铁人小学”。他到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还惦记着钻工们的困难，利用补助的一点外汇特意买了两个“热得快”，带回来给职工烧开水、熬中药。钻工陈国安病了，在大庆治不好，他利用开会机会把他送到省城医院治疗。生产骨干张启刚因工牺牲后，他和1205队的职工经常给他的老母亲寄钱和粮票，一直供养到老。

　　铁人王进喜对自己和家人要求非常严格。铁人家是个大家庭，全家10口人，弟妹子女还要上学。为了维持全家生计，王进喜叫老母亲管账，精打细算过日子。会战工委和各级党组织都想尽办法对困难职工给予补助，像王进喜这样的情况可以享受每月30元的“长期补助”，但王进喜自己从来不花，他把这些钱都补助给困难职工了。大队派人给他家送去猪肉和面粉，他都一律拒收。工人们想把他家铺炕用的苇草换成席子，他老母亲也不让。铁人患有严重的关节炎，上级为照顾他，给他配了一台威力斯吉普车。王进喜自己很少坐，就用它来给井队送料、送粮、送菜，拉职工看病，完全成了公用车。可老母亲病了，是铁人的大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去卫生所。与他的爱人同期来油田的家属多数已转成正式职工，他的爱人却一直是家属，在队里烧锅炉、喂猪。他甘当党和人民的“老黄牛”，为我们树立了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公仆形象。

　　鞠躬尽瘁

　　1965年4月，王进喜被任命为钻井指挥部副指挥。1965年7月，在石油工业部第二次政工会上，王进喜应邀作了报告，他在发言中首次提出了：“要让我们国家省省有油田，管线连成网，全国每人每年平均半吨油”的奋斗目标。“文革”开始后，大庆油田生产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1966年12月31日，王进喜毅然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大庆油田生产的严峻形势。返回大庆后，他走遍油田，贯彻总理的指示精神，大声疾呼“大庆生产一天也不能停”。一些人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残酷迫害。他说，想让我承认大庆红旗是黑的，那是痴心妄想，刀架脖子我也不承认！在周总理的谋划下，继鞍钢之后，大庆实行了军管。周总理指示军管会把王进喜送到基层连队保护起来。

　　1968年5月，大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王进喜被推选为大庆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2月，中共大庆党的核心小组成立，王进喜担任副组长。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王进喜作为大庆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中央委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期间，大庆油田出现了地层压力下降、原油产量下降，原油含水上升的“两降一升”严峻形势，王进喜焦急万分。在油田呼吁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就到北京向燃化部和国务院汇报。周总理在《当前大庆油田主要情况报告》上批示，“大庆要“恢复‘两论’起家基本功”。油田生产被动局面逐步得到扭转。为了把散落在草原上的物资器材回收回来，王进喜于1969年7月，集中30多人，成立了废旧物资回收队，带领工人们风里雨里，为国家回收散失的废旧物资。形成了今天仍被我们颂扬的“回收队精神”。

　　1970年春节前，王进喜受周总理委托，到江汉油田慰问，并做了大量的解放干部、稳定队伍的工作。1970年4月5日，全国石油工作会议在玉门召开。王进喜作为特邀代表参加大会。他在会上大声疾呼要恢复光荣传统，充满信心地提出“大庆产量要上四千万吨，全国产油一亿吨”等一系列远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玉门会议期间，王进喜胃病发作。后经解放军301医院检查确诊为胃癌晚期。病中的铁人心里想的仍然是油田生产建设和广大职工家属。得知油田生产不稳定，他想还是因为主要干部解放不出来。叫警卫员方廷振代笔写信给大庆当权者，叫他们赶快解放宋振明。听说家属基地有臭虫，他托人买来敌敌畏，让来看望他的人带回大庆。

　　1970年10月1日，王进喜抱病参加国庆观礼，以中共中央委员身份检阅游行队伍。国庆节刚过，铁人的病情急剧恶化。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取出一个小纸包，交给守候在床前的一位领导同志。打开纸包，里面是他住院以来组织给他的补助款和一张记账单，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一分也没有动。王进喜说：“这笔钱，请把它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不困难。”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临终前，弟弟王进邦守候在病榻边，王进喜手拿300元钱交给他，强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看情况，我可能看不到咱妈了，妈这一辈子很苦，你就多替我尽孝道吧”。

　　1970年11月15日23时42分，王进喜同志因医治无效不幸病逝，享年47岁。18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了向王进喜同志告别仪式。党和国家***李先念等以及中组部、石油工业部、黑龙江省的领导，大庆油田、玉门油田的干部、群众来向铁人告别。王进喜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铁人王进喜逝世的消息和他的英雄事迹。1972年1月27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发了长篇通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铁人王进喜》，高度评价了王进喜伟大的一生。大庆油田做出了“向铁人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决定”。学习铁人精神，继承铁人遗志，大庆人决心把他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铁人诗话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

　　北风是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海北来会战，誓夺头好大油田。干！干！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邓稼先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安徽邓氏家族杰出代表：邓石如、邓艺孙、邓季宣、邓以蛰、邓稼先等）,清朝誉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书法家与篆刻家邓石如的第六世孙，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和篆刻家,父亲邓以蛰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和美术史家,曾担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教授。1925年，母亲带他来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5岁入小学，在父亲指点下打下了很好的中西文化基础。1935年，他考入崇德中学，与比他高两班、且是清华大学院内邻居的杨振宁结为最好的朋友。于1945年自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毕业，1948年到1950年赴美国普渡大学读理论物理!

　　他从青少年时代就有了科技强国的夙愿，将个人的事业与民族的兴亡紧密相连。

　　邓稼先在校园中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七·七”事变后，全家滞留北京，他秘密参加抗日聚会。在父亲安排下，16岁的邓稼先随大姐去了大后方，在四川江津读完高中，并于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受业于王竹溪、郑华炽等著名教授。抗日战争胜利时，他拿到了毕业证书，在昆明参加了中国***的外围组织“民青”，投身于争取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担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并在学生运动中担任了北京大学教职工联合会主席。

　　抱着学更多的本领以建设新中国之志，他于1947年通过了赴美研究生考试，于翌年秋进入美国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由于他学习成绩突出，不足两年便读满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他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这位取得学位刚9天的“娃娃博士”毅然放弃了在美国优越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回到了一穷二白的祖国

　　1950年8月，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九天后，便谢绝了恩师和同校好友的挽留，毅然决定回国。同年10月，邓稼先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在北京外事部门的招待会上，有人问他带了什么回来。他说：“带了几双眼下中国还不能生产的尼龙袜子送给父亲，还带了一脑袋关于原子核的知识。” 此后的八年间，他进行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研究。1953年，他与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重要学生领袖、是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珩的长女。1956年，邓稼先加入了中国***。

　　1958年秋，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征询他是否愿意参加这项必须严格保密的工作。邓稼先义无反顾地同意，回家对妻子只说自己“要调动工作”，不能再照顾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难。从小受爱国思想熏陶的妻子明白，丈夫肯定是从事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工作，表示坚决支持。从此，邓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对外联络中消失，他的身影只出现在严格警卫的深院和大漠戈壁。

　　邓稼先就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后，先挑选了一批大学生，准备有关俄文资料和原子弹模型。1959年6月，苏联政府终止了原有协议，中共中央下决心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和人造卫星。邓稼先担任了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后，一面部署同事们分头研究计算，自己也带头攻关。在遇到一个苏联专家留下的核爆大气压的数字时，邓稼先在周光召的帮助下以严谨的计算推翻了原有结论，从而解决了关系中国原子弹试验成败的关键性难题。数学家华罗庚后来称，这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的成果。

　　中国研制原子弹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尖端领域的科研人员虽有较高的粮食定量，却因缺乏油水，仍经常饥肠响如鼓。邓稼先从岳父那里能多少得到一点粮票的支援，却都用来买饼干之类，在工作紧张时与同事们分享。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日夜加班。“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昼夜不断地筹划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和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道他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邓稼先不仅在秘密科研院所里费尽心血，还经常到飞沙走石的戈壁试验场。他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8年的单身汉生活，有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从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64年10月，中国成功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由他最后签字确定了设计方案。他还率领研究人员在试验后迅速进入爆炸现场采样，以证实效果。他又同于敏等人投入对氢弹的研究。按照“邓—于方案”，最后终于制成了氢弹，并于原子弹爆炸后的两年零八个月试验成功。这同法国用8年、美国用7年、苏联用10年的时间相比，创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1972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1979年又任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细胞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国务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年7月29日，邓稼先去世。他临终前留下的话仍是如何在尖端武器方面努力，并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1948年10月，邓稼先赴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在他取得学位后的第9天，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8年8月调到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随后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工业部第九研究设计院副院长、院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被称为“两弹元勋”。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邓稼先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完成了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邓稼先又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领导并亲自参与了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实验工作。

　　邓稼先和周光召合写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总结》，是一部核武器理论设计开创性的基础巨著，它总结了百位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不仅对以后的理论设计起到指导作用，而且还是培养科研人员入门的教科书。邓稼先对高温高压状态方程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培养年轻的科研人员，他还写了电动力学、等离子体物理、球面聚心爆轰波理论等许多讲义，即使在担任院长重任以后，他还在工作之余着手编写“量子场论”和“群论”。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祖国的强盛，为了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主要从事核物理、理论物理、中子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统计物理和流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他自1958年开始组织领导开展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从而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设计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组织领导并亲自参与1967年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79年，邓稼先担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1984年，他在大漠深处指挥中国第二代新式核武器试验成功。翌年，他的癌扩散已无法挽救，他在国庆节提出的要求就是去看看天安门。1986年7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鹏前往医院授予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去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