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物志(典籍)详细资料大全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18浏览:1收藏

异物志(典籍)详细资料大全,第1张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

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基本介绍 书名 :《异物志》 作者 :(东汉)杨孚 ISBN :753595071 类别 :自然科学 定价 :¥117元 出版社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科技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9年06月01日 著作概述,主要内容,各地版本, 著作概述 《异物志》是汉唐间一类专门记载周边地区及国家新异物产的典籍。它产生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消亡。据笔者考察,见于史志著录和他书征引的《异物志》,共有二十二种之多。这些著作今已全部亡佚,后人辑本也只有有限的几种。在本文中,笔者对有线索可考的《异物志》做了全面系统的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历史文献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的空白。 主要内容 《异物志》是汉唐时期一类特殊的典籍,主要记载当时周边地区及国家的物产风俗,内容涉及自然环境、资源物产、社会生产、历史传说、风俗文化等许多方面。据笔者考证,从汉到唐,至少有二十二种以上以《异物志》命名的著作出现。《异物志》随着中国古代民族融合及与其他国家交往的扩大而产生,并随这一过程的加深而繁荣,也同样因此而衰变消亡。这类著作初现于汉末,繁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始衰变,宋以后退出历史舞台。它的产生和消亡,与该时期中华文明圈的内外交融拓展密切相关,从一个角度反映着该时期人们的世界认识水平和思想状况。宋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这类著作不再出现,原有各种也渐渐亡佚流散。一种历时久远、影响不小的文化现象就这样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以致后来的人对它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只是在历史地理学和小说史的研究中,偶尔才能看到一点它的踪迹。它的种类、它的存佚情况、它的内容、它与其它文化现象的关系以及它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完整历史意义,从未得到过认真的对待。人们目前所能看到的,也仅有清人有限的几种辑本和今人的些许钩沉之作。 各地版本 杨孚《异物志》 东汉杨孚撰。一卷。《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杨孚,字孝元,或作孝先,广东南海人。汉末曾为议郎。所撰《异物志》为历史上最早的一部《异物志》。《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所引,或作杨孝元《交趾异物志》,或作《交州异物志》。其书主要记载交州一带(包括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地区)的物产和民族风俗,如锦鸟、麡狼、鲛鱼、桔、稻、猩猩、孔雀,以及狼□(月+荒)之民等。《艺文类聚》卷83所引云:“狼□(月+荒)之民与汉人交关,常夜为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恶。”佚文以散文为主,间有四言韵语。如《水经注》卷37引杨氏《南裔异物志》:“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采色驳荦,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后汉书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海录碎事》、《事类赋注》等书均有佚文。今有清曾钊辑本,收佚文近百条。曾氏认为,《异物志》一类典籍乃杨孚首创,故只有杨孚可专其名,群书所引,凡不称人名,只称《异物志》者,皆当为杨氏书文。[2]所以他将很多非杨孚《异物志》的佚文都收入书中,仅笔者考知,就有《南州异物志》、陈祈畅《异物志》、《郁林异物志》的佚文混杂其中。此外,也有漏收的现象,如《北堂书钞》中的数条佚文就未收入。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亦收此书佚文。 朱应《扶南异物志》 三国吴朱应撰。一卷。朱应,三国吴时为宣化从事,与中郎将康泰奉命“南宣国化” [3],出使了扶南、林邑及南洋诸国,回来后写了《扶南异物志》一书,叙述其经历,介绍了扶南、林邑、西南大沙洲(今南洋群岛)及天竺、大秦等国的物产与地理知识。一同出使的康泰也著有《吴时外国传》一书,介绍其所见所闻,亦佚。朱应之书未见各类书及史注引用。向达举《北堂书钞》卷132“帐”条所引:“应志云:斯调国王作白珠交给帐,遣遗天竺之佛神”,疑此为朱应书之佚文[4]。清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举《通典边防门注》、《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宋膺《异物志》,疑宋膺即为朱应之讹。其说有很大影响,连姚振宗、向达也不能否定它。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笔者曾对宋膺《异物志》佚 过全面考查,宋书佚文今存六条,全记大宛、大秦、渠搜、月氏等西域各地物产,未涉海南诸国[5]。宋膺《异物志》与朱应《扶南异物志》实为两种不同的书,章氏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清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辑有《扶南异物志》,所收数条皆宋膺佚文。 万震《南州异物志》 三国吴万震撰。一卷。万震,吴时曾为丹阳太守。向达说:“万震事迹不见吴书,只《隋书·经籍志》注其为吴丹阳太守,未言孙吴何时。今按孙吴黄武、黄初时屡耀兵海外,比之明代,约同成祖咏乐之时。又丹阳太守在黄武初为吕范,至嘉禾三年诸葛恪为丹阳太守。自吕范至诸葛恪中间相隔十余年,未闻他人继范为丹阳太守。疑万震之为丹阳太守,即在吕范之后诸葛恪之前,正当海外征伐甚盛之际。震在丹阳,接近国都,见闻较近,故有《南州异物志》之作,以志殊方异物。虽以异物名书,所述多海南诸国方物风俗,无异一地理书也。” [6]万震所记,并不限于海南诸国,于西方大秦等国亦多有涉及。书中所记如乌浒、扶南、斯调、林阳、典逊、无论、师汉、扈利、察牢、类人等国的地理风俗物产,多为前代史书所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太平御览》卷790引《南州异物志》云:“姑奴去歌营可八千里,民人万余户,皆乘四辕车,驾二马或四马。四会所集也。舶船常有百余艘,市会万人,昼夜作市,船皆鸣鼓吹角,人民衣被中国。”现存佚文多为散文,也有一些四言韵文。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是散文为正文,韵文则为赞语;另一种可能是韵文为正文,散文则是中间的夹注。如《太平御览》卷788引“类人”条正文为韵文,中间以散文夹注。《艺文类聚》卷84宝玉部贝类引《南州异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贝,质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莹而光色焕灿。”《太平御览》卷807珍宝部贝类亦引《南州异物志》,云:“乃有大贝,奇姿难俦(注:大贝,文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不莹,彩辉光浮。思雕莫加,欲琢靡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散文与韵文所记内容一致,描述971比喻也都类似,只是文体不同。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异物志》中也有不少。大约同一时代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当时通行的记述方式。今存的《南州异物志》佚文,多见于《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史记正义》、《一切经音义》、《法苑珠林》、《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清陈运溶辑出佚文六十余条。刘纬毅书亦收。 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 三国吴沈莹撰。一卷。《隋志》等皆作《临海水土异物志》,《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作《临海异物志》。《后汉书注》引有沈莹《临海异物志》,又引《临海水土志》,疑二者为一书。沈莹,三国吴亦为丹阳太守,晋军破吴时为晋将王浑所斩[7]。沈莹为丹阳太守的时间较万震要晚。从《临海水土异物志》现存的佚文看,书中所记多为南部沿海地区物产风俗,像鱼类、鸟类、树木等动植物。《太平御览》卷939鳞介部引《临海异物志》云:“牛鱼,形如犊子,毛色青黄,好眠卧。人临上,及觉,声如大牛,闻一里。”又云:“鹿鱼,长二尺余,头上有角,腹下有脚如人足。”《艺文类聚》卷92鸟部引《临海异物志》:“□(氵+鸡)鶒,水鸟,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溪中,无毒气。”《齐民要术》、《初学记》、《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后汉书注》、《太平御览》、《事类赋注》、《海录碎事》等书引有佚文。又,《御览》卷946虫部引沈莹《临海异物志》云:“晋安南吴屿山吴公千万积聚,或云,长丈余者以作脯,味似大虾。”按晋安郡,晋太康三年(282年)分建安郡置,治所在今福建福州;晋安县,三国吴置东安县,晋改为晋安,治所在今福建泉州附近。所以,吴并未有晋安之名,而沈莹也未入晋,其文中不应有“晋安”一词出现,有可能为后人抄写时改动。今有辑本四种:明陶宗仪所辑,收在《说郛》中;清王仁俊所辑,收在《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民国杨恩所辑,收在《台州丛书后集》中;刘纬毅书亦收。 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 三国吴薛莹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薛莹,薛综之子,三国吴为选曹尚书,光禄勋,入晋后拜散骑常侍。其事见《三国志·吴书·薛综传》。薛综曾官合浦、交趾等地太守,薛莹随父常居岭南,对南方各地的物产风俗都相当熟悉,故有此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引作《荆扬巳物志》,引云:“(杨梅)其实外肉著核,熟时正赤,味甘酸。”《文选·吴都赋注》引《荆扬巴南异物志》云:“余甘如梅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后口中更甜。高凉建安皆有之。”张澍在其所辑《凉州异物志》之《序》中说:“《一切经音义》引薛珝《异物志》,《隋志》作薛翊。”按薛珝,薛综长子,薛莹之兄,史书未载其有《异物志》之作[8]。亦未见《一切经音义》引其《异物志》,《隋书·经籍志》亦无。不知张氏何据。 谯周《异物志》 三国蜀谯周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不详。已佚。谯周,字允南,魏晋之际的著名学者。三国蜀为光禄大夫;入晋,拜骑都尉。著述甚丰,据《三国志·蜀书·谯周传》云:“凡所著述,撰写《法训》、《五经论》、《古史考》之属百余篇。”这些著作,包括《异物志》在内,已全部散佚。其所撰《异物志》,《史记集解》引作《巴蜀异物志》,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集解》引晋灼语:“《巴蜀异物志》谓头上巾为昌絮。”此《巴蜀异物志》即当是谯周《异物志》。《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其缘中又似瑇瑁,俗名曰灵。”又引云:“滇池在建宁界,有大泽水周二百余里,水乍深广乍浅浃,似如倒池,故名滇池。” 续咸《异物志》 晋续咸撰。十卷。已佚。续咸,上党人,好学,师事京兆杜预。永嘉中为东安太守。后仕刘琨,任从事中郎。又事石勒,为理曹参军。《晋书·续咸传》:“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根据其传所述生平来看,续咸一生都在北方活动,先仕西晋,西晋亡后仕刘琨,又仕石勒,未到南方去过。所著《异物志》,似当以记载北方物产为主。其书十卷,是诸种《异物志》中卷数最多的一种,但史志未载,亦未见引用。 宋膺《异物志》 宋膺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宋膺,事迹不详。其《异物志》所存数条佚文分见《史记正义》、《通典注》、《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皆记月氏、大宛、大秦、渠搜等国异物。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产于土中,候其俗萌,筑墙绕之,恐为兽所食。其脐与地连,割绝则死,击物惊之,乃惊鸣,脐遂绝,则逐水草为群。”《太平御览》卷793引云:“大头痛小头痛山,皆在渠搜之东,疏勒之西,经之者身热头痛,夏不可行,行则致死,惟冬方可行,尚呕吐。山有毒,药气之所为也。冬乃枯歇,可行也。”根据佚文中的地名国名判断,其书大约成于汉晋之际。其时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中西交流日盛,有关西方的种种异物风俗也随众多的商贾使节传入中原。宋膺书中所记,像“地生羊”、“头痛山”、“大秦金”、“月氏羊”等,在唐以前典籍中都很独特,未见他书有相同记载。从这些佚文来看,宋膺有可能亲历西域。清人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疑宋膺为朱应之讹,张澍疑《凉州异物志》即宋膺所撰[9],皆不确。笔者经过考证比较,已证实宋膺《异物志》非《凉州异物志》[10],亦非朱应之讹。张澍辑《凉州异物志》末附有宋膺书佚文。 《凉州异物志》 作者无考。一卷。已佚。《水经注》引作《凉土异物志》。佚文见《水经注》、《初学记》、《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续博物志》等书。从佚文看,所记内容并不仅限于凉州,也涉及到凉州以外的广大地区,如大秦、高昌、罗刹、丁零等。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今存佚文多为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865引:“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从意,镂之写物(注:赤与黑皆小,惟白大,或如箧箱,从人所为形也)。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注:或治为鸟兽以佩之)。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注:四方皆用白者作散,以除头风。以其出胡国,故言戎盐也)。”也有散文,如《太平寰宇记》卷153引:“县泉水,汉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还,士众渴,乏水,广利乃引佩刀刺山,飞泉涌出,三军赖以获济。”今有张澍辑本,收在《二酉堂丛书》中。 陈祈畅《异物志》 陈祈畅撰。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陈祈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大约是魏晋南北朝时人。最早引用此书的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只题《异物志》,未标作者,如卷10引《异物志》:“益智类薏苡,实长寸许,如枳梖子,味辛辣,饮酒食之佳。”此文《太平御览》卷972果部引作陈祈畅《异物志》。现存佚文多记益智、余甘、三廉、甘薯等南方物产。佚文既有散文,也有四言韵语,如《太平御览》卷972果部所引:“子之树,枝叶四布(注:枝叶满苏如车盖也)。名同种异,味实甜酢(注:与作纸谷同名,而实大异也)。果而无核,里面如素。析酒止酲,更为遗酪。”佚文主要见于《齐民要术》、《太平御览》等书。 曹叔雅《庐陵异物志》 曹叔雅撰。不见史志著录,卷目无考。已佚。曹叔雅,事迹无考。从其书引用情况看,当为唐以前人[11] 。《初学记》引作曹叔《异物志》,《太平寰宇记》引作叔雅《庐陵异物志》,《太平御览》作曹叔雅《异物志》。佚文多记庐陵一带物产。如《太平御览》卷52引:“豫章有石黄白色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加其上,炊足以熟。冷则灌之。雷焕以问张华,华曰:然石也。”《初学记》卷8、《太平寰宇记》卷109引:“庐陵大山之间,有山都,似人,裸身,见人便走。自有男女,可长四五尺,能□(口+丛)相唤,常在幽昧中,似魑魅鬼物。”佚文见《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寰宇记》等书。 《南方异物志》 作者不详,卷目无考。已佚。根据佚文引用情况看,约成书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早引用此书的是《齐民要术》。佚文多记甘蕉、棘竹、鹦鹉等南方物产,如《齐民要术》卷10引《南方异物志》云:“棘竹有刺,长七八尺,大如罋。”又如《初学记》卷30引《南方异物志》云:“鹦鹉有三种,青大如乌臼,一种白大如鸱,一种五色。大于青者,交州巴南尽有之,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鸟四指,三向前,一向后,此鸟两指向后。”《齐民要术》、《初学记》、《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等书均有引文。按此书与唐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同名,但它早于房氏之书,应注意分别。 孙畅《异物志》 孙畅撰。史志未载,卷目不详。孙畅,事迹无考。其书佚文仅存一条,即《初学记》卷30所引:“鹦鹉,其毛色或苍绿,或紫赤,喙如鸮而目深。行如鸠雀而能效人言,故足见殊贵。”鹦鹉以南方为多,据此知孙畅《异物志》所记有南方物产。 《南中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亦不见史志著录。已佚。《一切经音义》卷16引有一条佚文:“豫樟生七年方知。若作船,必与龙斗。”按南中,古代泛指川黔滇一带,也指岭南。豫樟生于南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楠豫章。”张守节《正义》:“按,温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别。” 《南中八郡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24引有一条佚文:“翠大于燕,腹背纯赤。民捕食之,不知贵其毛羽也。”《后汉书注》、《太平御览》又引有《南中八郡志》,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注》引《南中八郡志》云:“貊大如驴,状颇似熊,多力,食铁,所触无不拉。”又引云:“邛河纵广岸二十里,深百余丈。多大鱼,长一二丈,头特大,遥视如戴铁釜状。”所记亦皆南方物产。古人引书,常常省称,此《南中八郡志》很有可能是《南中八郡异物志》的省称。 《郁林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亦未着录。已佚。现存佚文两条。《太平御览》卷900引:“周留,牛,毛青大腹,锐头青尾,状似大猪。”《初学记》卷29引作《异物志》,牛作水牛,其余相同。亦未标作者姓名。《事类赋注》卷22引:“周留者何,其实水牛。苍毛豕身,角若担矛。卫护其犊,与虎为仇。”两条佚文同记一物,但文体却一韵一散,与前述《南州异物志》的情况相仿。 《广州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御览》卷938鳞介部有佚文一条:“鳄鱼长者二丈余,有四足,喙长七尺,齿甚利。虎及鹿渡水,鳄击之,皆断喙去齿,旬日更生。” 郭氏《异物志》 作者、卷目不详,史志未见著录。已佚。《太平广记》卷210引有一条佚文:“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郡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此条所记在内容上与前面各种《异物志》已有不同,不是如实记述物产风俗,而是记述有关人物的奇闻佚事;记述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这是《异物志》逐渐由地理博物杂记向志怪小说转变的一个标志。 沈如筠《异物志》 唐沈如筠撰。《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子部小说类着录,作三卷;《宋史·艺文志》作二卷。已佚。沈如筠,初唐句容(今属江西)人,曾为横阳主簿。有诗名。据其《寄天台司马道士》诗,知为玄宗时人。其书入子部小说类,可推知其所记当是异事异闻,与早期《异物志》专记物产风俗不同。佚文未见引用。程毅中《古小说简目》说《太平广记》中引有沈书佚文,或作《异物志》。然查《广记》,并无沈书佚文,《太平广记》共引《异物志》文六条,这些佚文或为《南州异物志》文,或为宋膺《异物志》,或记大历时事,皆非沈氏之文。另,《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云《海录碎事》所引《异物志》为沈氏书文,经查,《海录碎事》共引《异物志》四条,卷22下引“桔官”条与卷15引“狼民金”条,《初学记》引作杨孚《异物志》;卷22上“木客鸟”条、“山都”条皆记庐陵事,似当作曹叔雅《异物志》文;同卷引作《异物志》的“牛鱼”条,实出《博物志》卷三。如此,则《海录碎事》并无沈如筠《异物志》文。 孟琯《岭南异物志》 唐孟琯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崇文总目》入子部小说类。已佚。孟,唐郴州人,元和进士。《太平御览》引有《岭南异物志》文十数条,未著作者姓名,当是孟氏书文。《太平广记》亦引作《异物志》。佚文所记,皆虾、蟹、梅等南方物产。多夸饰之词,类于小说。如《太平广记》卷977菜茹部引:“南土无霜雪,生物不复凋枯。种茄子十年不死。生子攀缘摘之。树高至二丈。”卷980又引:“唐孟尝于岭表买芥菜,置壁下忘食,数日,皆生四足,有首尾,能行走,大如螗蜋,但腰身细长。”《事类赋注》卷29引:“南方大鱼,声为雷,气为风,涎沫为雾。”《太平御览》、《太平广记》、《事类赋注》等书存有佚文。[11] 房千里《南方异物志》唐房千里撰。一卷。《新唐书·艺文志》史部地理类、《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崇文总目》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为端州别驾、高州刺史。按《太平御览》引有《南方异物志》佚文数条,皆记鹦鹉、玳瑁等物,与《初学记》、《一切经音义》所引相同。房千里为大和进士,其文不当载《初学记》和《一切经音义》等书,则《太平御览》所引,当为前述无名氏《南方异物志》佚文,而非房氏佚文。《本草纲目》卷34转引掌禹锡《嘉补注本草》引《南方异物志》“薰陆”条,其文与《太平御览》卷982引《南州异物志》文略同,亦非《南方异物志》文。从史志著录来看,《南方异物志》出入史、子两部,说明它的内容兼具地理杂记与小说的特点,既可看作地理杂记,又可看作小说,起码不是严肃的地理杂记,大约与孟琯《岭南异物志》相类。房氏佚文目前尚未见到。 《岭表异物志》 作者不详。一卷。《宋史·艺文志》史部地理类着录。已佚。就其着录情况看,成书于宋的可能性较大,但也不能排除为唐人所作的可能。从书名来看,内容当以记载岭南物产风俗为主。其书佚文尚未发现。 以上是对汉唐间已佚二十二种《异物志》的大概情况所作的一些初步考述,各书作者、成书年代、卷目、着录情况、主要内容、体例,以及佚文引录情况基本如上。由于材料零碎不全,在先381后顺序的编排上,只能依据作者年代及引用、着录的时间推断,大略按时代先后排列。倘有不当,敬请指正。 关于《异物志》类著作的历史文化及文献意义,笔者另有专文论及,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注: [1]清人张澍、曾钊、陈运溶等曾辑个别《异物志》佚文。今人刘纬毅《汉唐方志辑佚》收录了十二种《异物志》佚文,是迄今辑录《异物志》佚文最多者。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曾钊辑、杨孚:《异物志》之《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 [3]事见《南史·夷貊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 [4] [6]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汉唐间西域及海南诸国古地理书叙录》。三联书店,1987年。 [5] [10] 拙文《〈凉州异物志〉佚文考辨》。《西北师大学报》1993,(4)。 [7] [8] 沈莹、薛翊事见《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及裴注。中华书局,1963年。 [9] 张澍辑:《凉州异物志序》。《二酉堂丛书》清道光元年刊。 [11]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参考文献中列有《庐陵异物志》,云:“佚名,宋。”误以《庐陵异物志》为宋人所作。科学出版社,1975年。

据伊洛地区程氏的《河南程氏正宗世系谱》记载,程氏世系从程颐的十三世孙程子中开始,排列了三十二个辈字:

“子彦思克,继世心宗。佳接起延,倓洛璋铭。毓秀广远,相传大千。源推其业,长流万年。”

以及新续辈字“恪守秉正,修齐治平,道珩仲兴,志笃永恒。”

清同治七年(1868年)修订的《四箴堂·太康程氏族谱》中列入辈序二十四字(二十三至四十六世):

建万端士

克文光耀

慎勉惟习

敬守修省

庆逢致泰

树培永锡

公元1986年五次重修谱牒,按照书经中洪范篇章,择八字作命名字式,接上面共三十二字:

本在有钦

心睿恭聪

广东梅州五华、河源程氏从始祖程吹四十三世开始,编定了五言辈字歌:

“国家传世德,理学必宗先,孝支宜为则,崇文作善元。”

后来又往下续了二十个辈—字:

“燕翼富强本,知书万道全。品行铭高洁,昌兴起俊贤。”

湖北仙桃、天门、洪湖一带程氏辈分:

“忠厚传家远,诗书衍庆长。果克从斯语,定贤德荣昌”

为了使族人添丁加口选字取名时,不至于感到以上“正行辈字”不足或有忌讳、拗口等情况,又确定了四十个辈字,称为“副行辈字”,和上面所说的四十个“正行辈字”一一对应,如果正行辈字不合适,可以取“副行辈字”。这四十个副行辈字是:

“邦光其佩毓,兆吉福相延。开智明龙启,敬业定飞腾。勤修竞荣秀,常思乃识远。长隆显达贵,千秋怡乐天。”

重庆市万州区程氏字辈排列如下:

正福文运启,世学光家邦,明德少先代,元善广积昌。(共二十字)联系人:程燃:老万县程氏人

四川广安区程氏字辈排列如下:

文武朝天子,世代祝明君;儒学崇兴正,才德有光荣;尚纪先泽远,家国道长清。(共三十字)

河南信阳程氏字辈排列如下:建德修道,敬守先则。薪茹培学,永振家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宗族观念的淡漠,人们为子女取名,大多已不再按辈字规定。因此,从程姓人群的名字中,已难以知道他的辈分。由于古代山河阻隔,交通不便,不同地区、不同宗族的辈字也不统一。

现广东茂名高州顿梭镇程村人口数千、有始祖坟,每年清明均有数百名已定居广西、阳光等地程氏返乡拜祭声势浩大,可见其年代久远。字辈为,其孙子昌、安邦定国、德立朝廷。

安徽无为县昆山乡莲花行政村程院自然村、靠山村等程姓字辈:

贵天庭守

时日士祚

世家忠良

文章华国

礼义经邦

光明灿烈

正大端方

文献公:敕封懮德公,娶余氏。生子二:龄杰、龄智。公原籍徽州歙县千秋乡仙凫里名曰关子。二子乃迁无为州村瑶石焉。

龄杰公 娶环川徐氏生二子:兴、旺。妣卒葬徽州府麻榨巷。继娶周氏周洪公女,生子一:财。公葬眠牛形,妣葬三涧口铁矿山丑未向。

金鸡笼、眠牛坞、大山窊、田饭诸村皆为其后。

龄智公 娶徽州梅结金氏生子三:高、宾、亮。妣卒葬徽州。继娶庐邑王氏生子一:江。妣卒葬狮形。继娶张氏生子二:员、盛。公妣卒葬宅后仙人现掌形未丑向。

靠子山、牛埠、鹤毛河镇皆为其后。

程氏五林分支字辈: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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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修谱

宋至元明时期,私修的杨姓家谱为数不少。元末战乱,杨氏衰落,谱也残缺。明初,分别任司仓、通判的杨氏兄弟罢官家居,商量采撷文献重修家乘,但不久即相继去世。为继承先辈遗志,杨士奇与从兄杨思贻遍访博求,虽为片纸也谨慎过录,积十多年努力,编成《杨氏家乘》。《杨氏家乘》第一部分为族谱,以示尊重本始;第二部分为家谱,以示尊重亲人;以后依次为杨氏人物事实、哀鞔文字、杨氏人物遗文、赠答之作;末附有助于旁考杨氏行事的名贤文字,总共20卷。 清代为私修家谱的大发展的时代,雍正皇帝撰写了《圣谕广训》,下令在各地方宣讲,敦促各宗族“修族谱以联疏远”,各级官僚及地方士绅起而应之,各宗族闻风仿效,家谱之盛,遂为空前。民国时期,笃宗族、勤谱事之风未曾稍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谱之风稍歇,20世纪80年代后,因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推动,许多族姓又兴起续修、重修之风,如重庆万州、湖北荆门等地的杨姓组织了不少修谱委员会或理事会,分别致书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请同乡同姓寄去生平业绩,以便辑入族谱。这时的家谱,传统的功能已相当淡化,联络感情、光大族姓、多途径发展乡里经济,成为新修家谱族谱的主要目的。久离乡里的杨姓成员,则通过参与修谱来寄托慎终迫远的寻根情怀,当然也不排斥衣锦还乡的骄傲之情。 家谱修好后,要定期续修,一则续上后出子孙,二则根据家族内部调节和整合族人的需要,适当修改族规。 续修家谱,并不单是循例而行,也是调整族内关系的需要。

编辑本段保存

族谱印好后,谱版安置在小宗祠内,各版片之间用纸搪隔,以免损伤,外用木箱封装,搁置在高架上,以免受潮。族中如有需要加印族谱的,要经管理小宗祠者问清来历,如果确是嫡派子孙,备办好纸张后即到祠中印刷,不得搬到别处,以防版片散失。各房领出家谱多少本,管理小宗祠者要作登记,注明领取时间及领谱人,以便稽查。各家领回的家谱要用木匣装载,置放在香火之上,或密藏于书房之中,每逢伏天取出晒晾,不能让其稍有蛀烂之迹。凡逢岁时祭祀,各家带上原本,到小宗祠集中验看一次,如发现有鼠啮、油污、墨浸及磨坏字迹等现象,族中长辈,要在祖宗牌位前对持谱人严厉申饬,并当众罚银三两,归人祠内,以充日后修谱之资。拒不从命的,不得参与祭祀。家谱不得誊抄,不能传与外人,更不能出售,如有不肖子孙瞒众觅利,族众共同驱逐他,从此不许人祠。这类规定,在不少杨姓家谱中,都有或详或略的交代。

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谱序

主要记述族姓的来源,先世德行、宗族的迁徙和本家谱的编修、续修情况。谱序一般由本族名人或请当时的社会名人执笔,详细叙述族姓的起源、发展和迁徙的全过程。以使后代子孙知道祖先源流和他们辗转迁徙的艰辛。

谱例

也称凡例,说明家谱编修的基本原则,家谱的作用和编修家谱的必要睦。

世家

记述本族的名人事迹。

诰敕

记录当朝政府对本族人的旌奖文书。

像赞

收集本族先祖、名人的画像,在其后写上赞语,歌颂其功德。

世系

这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本家族的一世祖以下,每代每人的女名都按辈分写清楚,一看便知自己的继承关系。

传志

记述先祖名人仕宦的传记,以教育后代子孙。

家训

对子孙的教育准则。

祠规

记述本族祭祀的规矩。

祠堂

记载坟墓、义庄等财产情况。

编辑本段文献目录

《弘农杨氏重修房谱》20世纪80年代初发现于福建明溪,为宋代著名学者杨时房谱。该谱除世系传记外,还汇编了有关杨时的诰封敕令及杨龟山年谱、画像及龟山故里图。该谱藏于明溪县龟山乡杨时直系 23代后裔家中。 《墨杨氏家乘》有清至民国续修刊本及排印本。该谱除详列世系外,有《祭法》一篇,记叙元旦大祭等家族仪式及规程较详,对杨氏族人的定婚许字,丧仪葬礼等也有一定之规。民国二十五年(公元工936年)排印本所载杨玠《家法》条规较细。 《武林杨氏宗谱》有民国年间抄本复印件。该谱卷l为杨氏《祭规》,订于清乾隆年间,共22条,前面数条为先祖遗规,以后为族众同订。谱中所记宗族支派及世系甚详。 《民国黄梅宗谱》该谱托为杨业宗谱,所载祖宗世系多据民间传说故事以编制,世系谬乱,人物真伪不分。 《咸丰平越杨氏重修小宗祠谱》清杨裕深重修,刊本。 《杨氏谱书》民国时期杨锡绶等续修。该谱包括序及世系等内容。吉林永吉杨氏为满族,谱序称原为汉人,康熙年间由山东登州莱阳县迁居永吉州地方,后人吉林鸟枪营镶黄旗汉军。谱载始迁祖杨荣,至今传14世。该谱为了解东北杨姓迁人情况提供了线索。 《杨氏族谱》该谱为辽宁岫岩满族易穆查氏族谱,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立谱。参与修谱者有杨伟、杨春静、杨恒荣等。谱中排列族中先人名讳年庚、长幼次序,并注明迁居他方的族人的居住地、支派及子孙繁衍情况。对族中先人事迹略有考实。了解易穆查氏的改从杨姓,该谱提供了重要依据。 《杨氏族谱》贵州天柱蓝田镇杨氏族谱。1930年杨正光录,杨恩培藏。封面标明“四知堂第”。谱序谓由南昌府丰城县迁来,至修谱时已历 2l世,至收藏者为23世。谱中载字派三种,略有不同,反映由于分房带来一定变化。 《杨氏族谱》贵州独山杨一诚草创,杨祖芳重修,亦托为弘农杨氏支系。该谱包括序文三篇、世系表及重要人物小传等内容。谱载先祖杨春为明末人,由江西来黔贸易,卜居独山,至修谱时传13世。该谱为木刻本。 《杨氏谱系》黔西彝族杨氏谱,杨氏后裔于民国年间据彝文谱纂修。该谱包括源流、世系、彝汉文对照乌蒙世系、各家支世次及夷字释略等内容。谱至始祖迄修谱达73代,唯中间有阙佚。该杨氏世居黔西,明末改土归流,始从汉姓。该谱为研究黔西杨氏源流的重要文献。 《杨氏家谱史》贵州桐梓杨修礼、杨修国等,1990年据旧谱及其他文献编纂。修谱人称为播州杨氏土司始祖杨端第44代孙。谱分三卷,内容较为丰富,重要者有世次记、碑记、姓氏来源、世系源流、谱系、名宦词、人物事迹、仕居分派史、承续总歌及注解、正宗源流等。该谱自杨端往上溯48代,谬悠难信;白杨端始谱至今历47代。该谱为铅印本。 《弘农杨氏宗谱(残)》始修于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咸丰初年杨月三等续修。据谱可知杨月三之族散居于安徽合肥、庐州等处。该谱为刻本。 《杨氏家谱》民国杨芝田编,该谱始修于明万历年间,至杨芝田已为五修。据谱可知杨芝田之族散居山东临沂、沂州等地。该谱为石印本。 《衡湘杨氏族谱》清杨世准修。谱中称其堂第为“清白堂”,认为弘农支系。据谱可知杨世准之族散居湖南衡阳、湘乡等地。该谱为刻本。 《杨氏列代世系表》民国杨培志编。该谱为铅印本,除世系表外,附坟墓祭祀一览表。杨氏宗谱(残)据残卷可知谱主为重庆开州人,世系不全。 《宁都城东郁公派族谱》 《宁都杨氏族谱》 《宏农杨氏宗谱》 《杨氏铜城族谱》 《郴州杨氏十修族谱》 《蓝山杨氏族谱》 《草塘杨氏七修族谱》 《卧龙杨氏四修宗谱》 《济邑梅川杨氏宗谱》(乾隆三十六年修) 杨玉清、杨兴韶主编的《丰顺杨氏九修族谱》 《靖州杨氏宗谱》 《杨凝式家谱》 《杨氏血脉谱》 《杨氏家谱状并墓记》 《杨氏支分谱》 《杨氏谱》 《杨愔家传》 《杨氏家乘》 《宏(弘)农杨氏重修房谱》 《咸丰平越杨氏小宗祠谱》 江西《宜春北关五甲杨氏支谱》 山东《即墨杨氏家乘》

编辑本段某支系杨姓字辈

民国十二年(1923年)杨姓重新立宗续谱字辈:登、成、永、宏、福、生、考、义、和、平十字排辈为序。 近代杨贵德等在桐梓县娄山关镇虎峰山杨价崇德庙开会讨论百字谱: 弘农俊杰英、荣华泽祥祯、文武科举锦、福禄宁康兴、太师忠书令、唐宋才嘉兵、汉隋相尉权、崇德怀仁君、兰桂照辉映、侯州尽雄伟、盛海波涛涌、觉理冲凌云、启后继乾坤、慎思贵富民、树以成良言、勋著永绵传、严洁孝顺模、喜庆辅龙腾、昌发山西籍、源远承家业。 后修改为:三知承俊杰、荣华泽祥祯、汉隋相尉才、盛德怀仁君、文武科举锦、唐宋建奇勋、太师奉旨令、侯州忆雄英、沧海波涛涌、虎跃起龙腾、满门忠烈鼎、丰功壮凌云、慎思传清白、后裔靖康宁、兰桂照辉映、福禄显家声、昭著千秋范、源远伟业兴、廉洁行孝顺、继发晋乾坤。

辑佚学(compiling from Chinese ancient books),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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