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日本官方说法，日本天皇是神，没有姓氏、没有户籍。然而中日不少学者却认为，日本天皇姓吴，春秋吴国之后！ 《中华万家姓·吴姓迁徙史》：当年吴国被越国灭掉以后，有一批遗民东渡到了日本，给当时落后的日本带来文明的种子，因而不久便建立起威望和地位，成为当地民众的首领。这一批优秀的吴姓族人，在日本备极兴旺。它的一支，演变成日本皇室。 著名学者钱文忠的《钱文忠解读百家姓》中，也有差不多的表述。那么，日本天皇真姓吴吗？其实，这事还真不是空穴来风！ 关于日本天皇的来历，先看一看中日史书的记载。 东汉刘秀时期，日本第一次派遣使者朝拜大陆王朝，刘秀赐印「 ”汉委奴国王”。从东汉至隋唐，倭王多次派遣使者来中国朝拜，且郑重表明：日本王室是吴太伯的后裔。 所谓「 ”吴太伯”，又称泰伯，父亲是周部落首领古公亶父，周文王爷爷的兄长。古公亶父为了实施「 ”剪商”大计，于是派泰伯奔吴，在殷商东南方向建立根据地，由此建立了吴国。 元朝初年，中国史官金履祥根据史书记载，在《通鉴前编·吴亡条》中给出这么一个结论：「 ”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入海为倭。”随后，日本著名僧人中岩园在《日本纪》中也得出类似结论。 从这些史料中可知，勾践灭吴之后，吴国王室或部分贵族等，为了躲避勾践的清洗，就逃到了处于蛮荒时代的日本。在此后岁月中，逐渐成了领导者，后来其中一支成了天皇。 不过，这一结论缺少考古证据支撑。根据目前考古发现可知，让日本从野蛮过度到文明的是弥生时代，时间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公元250年，持续550余年。 1884年，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挖出了大量文物，与之前的「 ”绳文时代”明显不同，而且技术进步的非常突然。此后，在日本多地都有类似发现，出土了铁器、陶器、稻米等，有着明显的中国痕迹。 弥生时代的开启始于战国晚期，当时中国战乱不已，不少临海燕人、赵人、齐人、楚人等就东渡日本；在此后时间里，每一次中国内乱，都有不少人东渡日本，给当地带去了先进文明和身高，比如日本人身材由此突然变高等。有观点认为，现代日本人是绳文人与弥生人的混血儿。 然而，弥生时代最早始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距离吴国灭亡，相差了150年左右。既然如此，日本朝拜使者宣称的「 ”日本王室是吴太伯的后裔”，难道只是为了找一个光鲜头衔？ 对此，一些日本学者解释认为，在公元前450年左右，吴国灭亡之后吴人东渡，但因为数量较少，加之吴国并不算太发达，所以虽然一支成了领导者（后演变为天皇），但对整体文明提升帮助不大；弥生时代是中国人大批东渡，所以导致日本文明的巨大提升。 根据日本姓氏渊源考证，如今日本的「 ”吴”，「 ”吴人”，「 ”吴羽”，「 ”吴服”，「 ”吴汉”，「 ”吴服部”等许多姓氏，就是来源于当初的「 ”吴国人”。比如，当代日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吴文炳博士，日本「 ”国势普查之父”吴父聪，都是日本吴姓的佼佼者。 不仅这一类有「 ”吴”字的传承者，而且还有部分东渡吴人已经演变为其他的姓氏。比如，日本《新撰姓氏录》中记载：「 ”松野，吴王夫差之后，此吴人来我之始也”。 可见，虽然还没有100%的证据证实日本天皇姓吴，但从目前来看，更多学者倾向于这一结论。至于徐福东渡，日本不少学者虽然认可东渡，但却不认为徐福是后来天皇的祖先。 关于本文话题，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民国初年吴佩孚发现，他与当时日本天皇同为吴太伯的第121子孙；二，日本语言中，有着大量吴地方言（吴语）的痕迹，至少说明吴语对日语有着重要影响。

导语：在我国民国时期，社会之中不乏英雄豪杰、风流人物。而吴佩孚便是其中的一位风流人物，他是军阀，曾在北方地区叱咤风云，拥有着极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美国人对吴佩孚的评价也是极好的，认为他是最有可能统一中国的人。只是，由于冯玉祥反水，吴佩孚大败，无奈只好退往南方。之后，吴佩孚又在北伐战争中失败，就此脱离政坛，辗转四处，最后又回到了北平。

而就在吴佩孚回到北平之后，有一伙人盯上了他。这群人便是日本人。日本人为了能够拉吴佩孚下水，多次接触他，而且日本的特务头子也出马了。他们又是给吴佩孚送钱，又是好言相劝，但是吴佩孚的表现却是十分的反常。每次，吴佩孚都是胡扯一堆，就是不表态，但却还十分高兴地日本人送来的十万大洋。

而且，在吴佩孚与日本特务的接触之中，竟然还和日本的裕仁天皇攀上了亲戚。他和日本特务说，自己是天皇的同宗大爷。日本人一听这话可是暴跳如雷，但是却也不好当面反驳吴佩孚的话。先且不说，日本人是因为想要拉吴佩孚下水，而不和他撕破脸面。毕竟，如果换成是其他人说这话，日本人恐怕早就大打出手了。

但是，吴佩孚其实也不算是诓骗日本特务的，吴佩孚和裕仁天皇倒还真是有点亲戚关系的。

根据史料的记载，日本皇室是周朝皇室成员吴太伯的后代，而这吴太伯便是吴国的首任君王。在吴王夫差时期，由于吴国被越国所灭，吴国的王室渡海逃到了日本以躲避灾祸。而吴国王室的到来，给日本带来了水稻、冶金技术以及吴越文化，促进了日本的发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发展史以及日本国内现存的吴越文化烙印中看出来。此外，有多本史书都记载，日本在魏晋时期曾多次派遣使者访华，并且这些使者来了之后都自称是吴太伯的后人。

而吴佩孚正是吴太伯的后人，他称自己与裕仁天皇是同宗的亲戚也是有理由的，而且按照辈分来看，吴佩孚还是裕仁的大爷。

吴佩孚对日本特务的戏言当然也是他的一种方式。他是断然不会与日本人合作的，他鄙夷日本人，但是他也觉得不妨让日本人吃吃亏，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

“香帅”张之洞是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老臣，从巡抚、总督等地方大员官至军机大臣等朝廷重臣，上马统帅大军，抗击外侮，下马兴办洋务，求富求强，改善民生，兴办实业，忠君勤政，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是晚清朝廷的一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摄政王载沣前往探视重病中的张之洞，赞其“公忠体国”。弥留之际，张之洞遗言告诫后人“勿负国恩、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勿入下流”。撒手西去的一代名臣张之洞若地下有知，他的十三个儿子中，竟有两个儿子在日后置父亲的遗言于不顾，投敌卖国，定死不瞑目。

张仁乐，生于1898年，早年留学日本。1926后曾任天津特别区市政管理局长、直隶石门警察厅长、交通部参事、吉林实业厅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熙洽投敌，出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官。张仁乐随熙洽投敌，任伪吉林实业厅厅长等职。后任伪政府实业部总长，外交部大臣等职。抗战胜利后，张仁乐因其卖国行为被捕，后疏通关系，得以获释赴日，于1971年在日本终老。

张仁蠡，张之洞十三子。在其九岁时，张之洞病逝。张仁蠡受其兄张仁乐影响颇深，也是这位兄长，最终把张仁蠡拉下水。

张仁蠡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政府教育部供职。后在河北一带做过十余年县长，华北事变后投日，出任伪冀东自治政府民政厅长，曾赴日访问。抗战全面爆发后，出任伪新民会副会长。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武汉，驻汉口的日本特务拟请张仁蠡的兄长张仁乐出任伪武汉市长，因张仁乐正在怂恿吴佩孚出任伪总统，进而他自己也谋求伪总理一职，因此就推荐张仁蠡出任武汉市长。1943年张仁蠡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伪天津市长。抗战胜利后，张仁蠡被捕入狱，1951年被处决。

张之洞身为四朝元老，勤恳务实，从封疆大吏到中枢重臣，忠君爱国。他家教甚严，告诫儿子要以振兴国家为已任，一世英名的香帅不会想到身后出了这么两个不肖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