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生前干了一番改革事业，反贪和取消赋税特权的改革冲击了皇权，得罪了官僚特权阶层，得罪了阻碍他改革的官场势力，因此万历皇帝厌恨张居正。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

扩展资料

张居正辅佐万历帝，执行改革措施：

明代中叶的国家，官场腐败，贿赂成风，经济崩溃，边防危急。官员本着做官就是为了捞钱的宗旨，疯狂捞钱；人事部门与富豪勾结作弊；司法机关利用手中权力贪污。一种以吏治腐败为主体的污浊空气毒害社会，国家处在忧患危困之中。

隆庆六年（1572年）神宗即位，司礼太监冯保掌管代皇帝批阅文件及用印的大权，内阁首辅高拱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将这些大权归还内阁，开始密谋驱逐冯保。此事被冯保察觉。六月十六日，冯保宣读皇后、皇贵妃李氏及小皇帝的谕旨，限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清康熙年间常熟人陶元淳说：“冯保驱逐高拱，其谋全出于徐阶，张居正只是后来听说而已。”徐阶在高拱之前任首辅，是高拱的对头。高拱下野，张居正升任首辅，张居正时代从此起步。

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解除了明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的沉重负担，但触犯了一大批官僚富豪的特权和利益，所谓“即达官显贵，亦不能少贷”。他的反腐败措施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但他仍然坚持秉公执法，非议的人愈急，他执行得愈力。

参考资料：

人民网-张居正为何身后被抄家

-张居正

　　万历二十四年三月，乾清、坤宁二宫被大火烧毁。当年六月，万历皇帝开始派出矿监税使，前往各地采矿收税，筹措银两，“以助大工”，重建二宫。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股“进献助工”热。上自宗室亲王、内阁学士，下至低级军官、监生生员，纷纷向皇帝进献白银、年俸，乃至祖宗遗产、海外金银，形成一场闹剧，并且融入矿监税使的更大闹剧之中，折射出当时的采矿收税，实为一场掠夺民间财富的灾难。

[关键词]明代万历；矿监税使；白银；吕宋

[中图分类号]K24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08－06

方兴(1980－)，男，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后工作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北京　100048)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明代多元化社会的形成与国家应对”(项目编号：10BZS020)的阶段性成果。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696)开始，向全国各地派遣宦官，开矿榷税，实为加速明朝灭亡的重大因素。本文拟提取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几个插曲，以揭示这一事件的本质特征。

一、二宫重建与矿监税使的派出

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696年7月14日)，京卫府军前卫千户仲春上疏，奏请开采矿山，“以济大工”。

此时距离张居正去世仅十二年。经历了万历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援朝鲜”、“平巴拜”，以及其他种种的花费，明朝财政已经捉襟见肘。户部太仓每年额收税银三百万两，但每每因天灾人祸，难以完额；而“九边”一年的军费，就往往超过这个数字。所以，边军年年缺饷，户部时时告穷。用万历皇帝的话说，“官民两竭”。雪上加霜的是，万历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入夜之后，皇后寝宫坤宁宫发生火灾，火势延及皇帝寝宫乾清宫。那天晚上，万历皇帝住在乾清官西侧的养心殿。火灾发生后，皇帝站在火光中，一面祈祷，一面眼看着乾清、坤宁二宫被大火化为灰烬。

乾清、坤宁二宫同时被烧毁，前些年曾经发生过一次，时间是隆庆二年(1568)。十分凑巧的是，两次都发生在三月的乙亥日。当时被认为是“上天示惩”。在内阁的动员下，万历皇帝不得不下“罪己诏”，表示“拊躬自责”“痛加悔惩”。但是，皇宫受灾，皇帝、皇后固然受到惊吓，损失却要由老百姓承担。重建二宫，在明朝属于“大工”，即重大的工程建筑，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火灾之后不久，负责二宫重建的工部提出了浩大的“大工”经费预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仲春提出了开采矿山、“以助大工”的主张。

其实在仲春之前，已经不断有人提出开矿。其中有官员，他们希望通过开矿来解决朝廷用度；有商人，他们希望通过开矿发家致富，同时给朝廷纳税，官民两便。万历皇帝也跃跃欲试。但是，这些建议均被当时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申时行以“祖宗”时候的教训挡了回去。因为在明朝，官府开矿费用高、收效低，从来都是得不偿失；私人开矿则容易发生社会治安问题。正统时期，浙江矿徒在叶宗留的领导下，就由小规模的闹事演绎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万历十六年前后，山西五台山一带出现了一个有三千多人的颇具规模的采矿团伙，领头的名叫张守清。张守清在前后两任山西巡抚默许下向朝廷请求缴纳矿税，以取得合法采矿权，甚至还和山西晋王府的两个宗室联姻，和皇家攀上亲戚。但是，这个具有一定规模并且找到了保护伞的民间采矿组织，不久就被明朝政府取缔，张守清在略作抵抗之后，解散了矿工，向官军投降。

这个事件显示了当时主持国家事务的文官们不允许私人组织开矿的决心，而采矿的有利可图却给万历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重建二宫需要大量经费，户部筹措面临困难。仲春在这个时候提出采矿的主张，正中万历皇帝下怀，当即命户部、锦衣卫各派官一员，押同这位“原奏官”仲春，一同前往开矿。此时执政的内阁大学士张位既苦于财政的拮据，也受到家乡民众在西南地区开矿卓有成效的感染，治国理念和张居正、申时行不同，“以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国、无病民”，因而赞成了皇帝的决定。这样，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开始，从京师到各地，从中下级军官到商人胥吏，纷纷向政府报告各地矿源，请求派人督导开矿。一场轰轰烈烈的采矿运动，在四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拉开序幕。

但是，这场采矿运动并没有像西方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那样，将中国引上“产业革命”的道路，却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给当时的明朝和中国带来重大的灾难。所有与此相关的行为，借口则是“助大工”，即助二宫重建，目的都是为着白银。所以，在派矿监往各地开矿后不久，又派宦官充当税使，直接向民间收税。在这个过程中，兴起了一股向皇帝“进献”白银的浪潮，理由也是“助大工”。这股浪潮融入矿监税使的浪潮之中，正可以展示万历年间采矿收税的实质。

二、官员、宗室及各色人等的进献

万历二十四年五月，户部在提出重建二宫经费预算之后不久，向皇帝诉苦：“本部协济大工银两，难于措置。”于是提出恢复征收早已停止的“赃罚银两”，也就是对因贪赃枉法而论处的官员处以罚金，以弥补“大工”经费的不足。接着，又命各省清理缺官未补而结余的官俸以及其他闲余银两，“协济大工”。兵部也响应号召，挪移了十万两本来用于购买草料的银两，“以助大工”。仅从这几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财政状况。以万历年间城市经济的繁荣，一个统治着近亿人口的政府，重建两座宫殿竟然如此困难。这些都发生在府军前卫仲春提出开矿济工的主张之前。也难怪万历皇帝一见到仲春关于开矿协工的奏疏，立即给予批示。

就在兵部提出挪用草料银两的三天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等人上疏，表示“捐俸助工”。万历皇帝对他们的这一举动给予表彰，认为此举“具见忠君体国之义”。虽然万历皇帝表示，“俸以养廉、禄以酬功，乃国家常典”，但还是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按理来说，大学士的行为应该带动整个官僚集团捐俸助工，但是，他们的表率，并没有得到官员们太多的响应。从万历二十四年六月开始，到三十年止，见诸记载的类似行为仅有以下数例：二十七年三月，南京太常寺卿游应乾、光禄寺卿陈洙、应天府府尹熊惟学，各捐俸一年以助大工。万历二十七年闰四月，南京工部尚书郝杰、大理寺右少卿刘怀恕捐俸助工。万历三十年五月，不久前召进内阁的大学士朱赓捐俸一年助大工。北京的六部、都察院，平日专门对皇帝、对内阁提出批评意见的言官们，均没有见到行动。这应该是因为明朝的官俸实在太少，捐俸助工，于事无大补。但是这不能说明明朝的官员们都在过穷日子，只是因为通过贪污或受贿得来的财富，不能通过这种方式暴露出来。万历皇帝对官员们捐俸助工的兴趣也不高，除了对大学士的捐俸略加表彰，其余一概“报闻”。更泄气的是崇信伯费甲金，捐禄助工，“不报”。

人物生平 少年经历

顾允成，字季时，号泾凡，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无锡泾里（今张泾），自幼家境清贫，性情耿直刚烈。其父顾学曾任乡里亭长，经营过豆腐粮米等小作坊买卖，为人豪放，颇多见闻，因此注重顾家兄弟的教育。顾允成自幼聪敏，十四岁师从张少弦，万历元年（1573年）得补郡诸生。当时常州知府施观民创办龙城书院，顾宪成、顾允成兄弟都被选送其中，在龙城书院接受良好教育。

中第遣归

万历十四年（1586年），顾允成赴殿试，对策切中时事毫无隐讳，直接评议皇帝宠妃、立储之事。由于顾允成的言辞慷慨激烈，令阅卷官何心泉惊骇不已，想弃之不用。幸得大学士王锡爵取阅后决定录取，但仅仅置于榜末。

中进士后顾允成尚未被授予官职，此时恰遇南京督学御史房寰上疏诋毁海瑞。顾允成倍感愤慨，与彭遵古、诸寿贤联名上疏，弹劾房寰是出于对贤者的妒忌而诬蔑正直的大臣。当时房寰诬告海瑞一事，朝中官员大多切齿憎恶，但朝廷故意维护，只象征性批评房寰。待到顾允成上书，朝廷即称房寰已被处分，顾允成等人是越级妄奏，命夺去三人冠带，遣返归家反省。并责令九卿约束办事的进士，今后不得妄言时政。当时南京太仆卿沈思孝上疏替顾允成等说情，结果也被责罚。

复起再贬

不久后，南京御史陈邦科请求录用顾允成等人，未被准许。万历十六年（1588年），南京巡按御史再次上奏推荐，顾允成得以起任南康府教授。此后历任保定府教授、国子监博士、礼部主事等职。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皇帝下诏“三王并封”。顾允成与张纳陛、岳元声合疏直谏，认为绝不可行，并称：“自明朝建立以来，嫡长子被封王（而非太子）的事不曾有过，王锡爵怎能专断此事，皇上岂能（违背祖训）独创此事。”此前已有朱维京、王如坚、涂杰、王学曾等官员进谏而被贬谪，上书谏止的官员越来越多，皇帝知道不能全部惩处，只命遵旨行事。

不久后，吏部尚书孙等因为再提此事而被责罚。顾允成又主持公道，上疏指责阁臣张位，还牵涉到王锡爵。张纳陛也随之附和上书。皇帝看后震怒，以忤旨罪名将顾允成贬为光州判官，张纳陛贬为邓州判官。顾允成没有领旨赴任，而是请辞归家，此后不再复出。

随兄讲学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亦遭革职还家。兄弟二人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的十年时间里，顾允成与顾宪成一起在故里讲学。江南学人闻风趋赴，泾里客舍到处都住满前来听讲者。张泾在当时成为江南无锡地区学术思想传播的重要活动中心。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氏兄弟决定修复无锡城内的东林书院，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乃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

同年十月，顾允成与顾宪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东林书院修复后，顾允成与顾宪成常年寒暑不缀，早出晚归，为讲学奔忙。由于书院内江南远近士人云集，顾氏兄弟在主持讲会时既要与人发言讨论、酬答释疑，同时还要负责安排赴会学人的膳食寝居。当时无锡城内除东林书院外，顾家别无其他栖息之所。为便利讲学，免除奔波劳苦。顾允成于书院修复次年，出资在东林书院后购置一块宅基，建成“小辨斋”，作为他在城内的居息讲学之所。

逝世追封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六月二十一日，顾允成病逝于小辨斋内，享年五十四岁。留有《小辨斋偶存》八卷（附《事定录》三卷）等著述。

明朝天启年中，顾允成与张纳陛同受朝廷追赠为光禄少卿。

主要成就

顾允成是明末著名理学家和思想家，与兄长顾宪成复建了东林书院，被称为“东林八君子”之一。

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其编订的《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依次将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孙慎行、顾允成、史孟麟、刘永澄、薛敷教、叶茂才、许世卿、耿桔、刘元珍、黄尊素、吴桂森、吴钟峦、华允诚、陈龙正共计十七人列为“东林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允成在其中排名靠前，位列第五。

顾允成是对东林学派产生、形成、并逐步完善的重要核心人物之一。他一生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终始坚持不懈地刻苦探究儒家理学思想，目的是以讲学这面旗帜来召唤社会，以实际有用的学术思想鼓舞指导人心，革除当时朝野积弊，振兴吏治，拯救国家。顾允成等人倡导的爱国实学思想是对晚明社会变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力量，至今仍受后人景仰推崇。

人物评价

《明史》：“性耿介，厉名节。”

朱文杰：“顾允成生前性格好静，爱整洁，衣着质朴，居行不事张扬。爱深思，读书不局章句。平时言语不多，沉默近木讷。但遇大是大非态度鲜明，一刀两断，从不含糊迁就。其从官为人，办事讲学，一身凛凛正气，从不以私徇人。”

家族成员

父亲：顾学

兄长：顾性成、顾宪成

后世纪念 小辨斋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顾允成在东林书院后紧靠苏家弄与箬叶巷交汇处建成“小辨斋”，作为他讲学栖息之所。

小辨斋坐北面南，南与东林书院仅一巷之隔。建筑前后计四进，有长廊连通，后为花圃，近邻弓河。20世纪九十年代因征土被拆毁，2000年初又在原址复建。小辨斋为无锡城内名人讲学遗址与重要古迹。清康熙《常州府志》卷二○《古迹》条下，以及无锡历代所修县志均有著录。小辨斋落成时，延请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为斋撰记，此记原文现收录于《常州先哲遗书》内。江西汤显祖于万历十一年与顾允成同赴北京参加会试，汤成进士，顾被弃置不取。但他们之间仍有“同年”之谊，故请汤显祖撰斋记。

纪念馆

在无锡张泾镇元吉弄内有一座顾宪成纪念馆，是顾宪成与顾允成兄弟诞生地。纪念馆内的端居堂面阔五间，梁架间饰有飞仙雕刻。前有两厢，两厢前门前有一对青石狮子。堂后原为花园，四面环绕回廊，园内亭台水榭、假山花木，十分幽致。清嘉庆年间，顾氏后裔顾皋中状元，于是在花园后又增建状元厅。

“储相”之称源于明朝。《明史·选举志》载：“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

由上可知，礼部尚书从来都不是储相的第一人选。真正算是储相第一人选的是翰林院的“庶吉士”，所谓“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自明天顺年间后，非翰林不得入内阁，当时内阁首辅多从翰林院词臣中选拔，而翰林院的词臣又多从庶吉士选出。

如弘治朝内阁首辅李东阳、正德朝内阁首辅杨廷和、嘉靖朝内阁首辅翟銮、嘉靖朝内阁首辅严嵩、嘉靖朝内阁首辅高拱、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朝内阁首辅张四维、万历朝内阁首辅张位、万历朝内阁首辅朱赓、万历朝内阁首辅方从哲、天启朝内阁首辅叶向高、天启朝内阁首辅顾秉谦、崇祯朝内阁首辅温体仁等等，以上这些全为庶吉士出身。

由此，从庶吉士在内阁首辅所占的比例来看，就可知，庶吉士作为储相第一首选的说法实为不虚。

那这里就有人问，庶吉士到底是干嘛的？为何从这里能走出明代那么多的内阁首辅人物呢？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庶吉士”那一二事。

所谓“庶吉士”，就是明朝翰林院内的一个短期职位，明时多从新科二甲、三甲进士中选拔而出，多为文学俱佳者，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籍等职责，是为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

明代“庶吉士”选拔始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据黄佐的《翰林记·庶吉士铨法》所载：“庶吉士之选始自洪武十八年乙丑。上以诸进士未更事，欲优待之，俾观政于诸司，俟谙练然后任之。其在本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者，采《书经》‘庶常吉士’之义，俱改称为庶吉士，其在六部及诸司者仍称进士云”。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为了锻炼新进进士的政务处理能力，于是就让他们前往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名曰“观政”。在翰林院、承敕监、中书署等近侍衙门观政的进士就叫“庶吉士” ，而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观政的进士则称“观政进士”。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洪武时期，庶吉士是从进士中选拔而出，主要是服务于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衙门。所谓“近侍衙门”，就是专门服务于皇帝，随侍皇帝的衙门，这些衙门的官员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职位、权力普通不大，但对皇帝的影响特别大，多为皇帝亲信之臣。

其实，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大概明白为何明代的内阁首辅多为庶吉士出身，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待在皇帝身边的时间长，为皇帝所熟知，所信赖，而内阁首辅执掌帝国中枢，若是有异心，则势必会威胁到皇帝的统治，因此这个职位若不是皇帝信任的臣子，一般是做不了的。而此时，曾长时期陪伴在皇帝左右的，才学又很高的庶吉士自然就成了内阁首辅首选对象。

当然，在洪武时期，对于庶吉士的选拔并不是经常性的，从洪武十八年到洪武三十一年，明朝一共开了六次科举，但只有二次科举进行了庶吉士的选拔，一次就是在洪武十八年，另一次则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这一年解缙、黄金华等被选为“中书庶吉士”，也就是在中书署观政的庶吉士。除了以上两次，之后的四次皆无庶吉士产生。

明代对于庶吉士的选拔和培养真正开始成制度化的，是在永乐二年（1404年）。这一年，朱棣“复命于第二甲择文学优等杨相等五十人及善书者汤流等十人，俱为翰林院庶吉士”，从二甲进士中选出六十余位才学过人，及善书法者为庶吉士，进翰林院学习，此称为“馆选”。自此明代选出的庶吉士，不再前往中书署、承敕监等近侍衙门，仅前往翰林院学习。

同时，自永乐始，一般情况下，庶吉士会在翰林院学习三年，由翰林学士负责教导，任教习（后改为礼、吏两部侍郎二人兼任），三年后“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考核合格者，二甲授翰林院编修，三甲授翰林院检讨，不合格者授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或州县官，此称为“散馆”。

当然，在明中期前，明代的“庶吉士制度”还不是很完备，存在些稍许的随意性。如，当时新进士必须通过“馆选”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成为庶吉士，但对于何时“馆选”，明廷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就是有时正常选，有时不选，有时却是同年多次选拔，如从永乐二年（1404年）到正统元年（1436年），明廷除每科必选庶吉士外，有时还会一科多选，如永乐二年两次“馆选”，宣德八年三次“馆选”。

再如，对于是哪个衙门来负责庶吉士的选拔，明中期前亦也是反反复复，“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吏部同选”，或内阁负责，或礼部负责，或吏部负责。同时，对于何种人能够做庶吉士，明中期前亦也无硬性规定，“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此外，对于每次录取庶吉士的人数，明廷亦也是无定额的，有时仅一人，有时却是几十人，如永乐十三年选拔了六十二人为庶吉士，可在宣德二年却仅选拔邢恭一人为庶吉士。

明代的“庶吉士制度”真正被完善，是在弘治四年（1491年），在大学士徐溥的建议，明廷正式确立“一次开科，一次选用”的制度，即科举举行一次，庶吉士就选拔一次。

同时，弘治朝还确立了负责选拔庶吉士的衙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即规定了日后的庶吉士选拔由内阁、吏部、礼部一同负责。

此外，对于每年可录取的庶吉士的数量，弘治朝亦有定额，“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即每科最多不能超过20位庶吉士。

自弘治朝后，庶吉士的选拔虽然依旧有些变动，但大体如弘治朝所定的那般。当然，对于庶吉士的选拔，终明一朝，虽多有变化，但唯一不变的是，明廷对于庶吉士的要求是“始终如一”的严格，非文学优等者不得为庶吉士。

即使被选为庶吉士，在三年的时间中，作为天下文人翘楚的庶吉士依然是被严格要求，时翰林院“设会簿，稽勤惰，唯以严声厉色督责之”，专设有“会簿”一职，负责检查庶吉士的学习情况，一旦有松懈、偷懒的时候，会簿必定会严厉斥责，且当时庶吉士不但要受到会簿的监督，还要受到馆长（“推一年长者为馆长，总挈诸务”）的监督。此外，庶吉士在三年的学习中，每月都须交“诗文各一篇，第其高下，俱揭帖，开列名氏”发翰林院“立案”，以此来作为日后“散馆”时授职依据。

当然，庶吉士虽在选拔，及学习时被朝廷严格要求，但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只要他情商够高，他的前途将是一片光明，毕竟庶吉士可是被明人称为“储相”的存在。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自1368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到1644年，共276年，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其中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共在位48年。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明神宗的一些资料。

　简介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朱翊钧在位初之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亲政后，励精图治、生活节俭，有勤勉明君之风范，开创了“万历中兴”局面。期间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巩固了汉家疆土。执政后期荒于政事，因无像张居正的人可以督导、国本之争等问题而倦于朝政，自此不上朝，国家运转几乎停摆，强征矿税亦是在位期间被称为一大诟病，使大明王朝逐渐走向衰亡。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崩，终年56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基本信息

　个人成就

　主要成就：开创万历中兴;平定宁夏、播州叛乱;抗日援朝战争;征收矿税银等

　个人概况

　本名：朱翊钧

　别称：万历帝

　所处时代：明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北京裕王府

　出生日期：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9月4日

　逝世日期：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8月18日

　其他信息

　登基年龄：10岁

　在位：48年

　庙号：神宗

　人物生平

　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诞生给裕王府带来欢乐，王府张灯结彩，来道贺的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然而，这种喜庆的气氛很快就烟消云散了，代之的是人人自危的恐怖现象。原来朱翊钧的祖父嘉靖皇帝，对于这个皇孙的出世并不高兴，而是产生一种愤恨的心理。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5岁时，这个皇孙才有了朱翊钧这个名字。 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万历帝是穆宗的儿子，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 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万历帝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 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他本人的刻苦努力，万历帝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1]

　冲龄即位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隆庆帝病危的消息。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 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隆庆帝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隆庆帝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第二天，隆庆帝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即位之后，在读书方面，明神宗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太祖之外，像神宗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记叙，神宗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故十年之中，“圣学日新，坐致太平之治。昔英宗御极亦在幼冲，初不闻三杨诸公有此朝夕纳诲，遂使王振得盗国柄，几危宗社。则今上早年励精，真可只千古矣”。

　内阁争纷

　明神宗即位时，摆在他面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朝纲，矫除积习” 。这个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隆庆帝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18]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喜爱琴棋书画，很有涵养，所以很受隆庆帝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轻松地通过一道遗诏，就驱走了孟冲，自己做了掌印太监。但是，就高拱来说，对冯保自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高拱，“性直而傲”，“持论多偏”，说话随便，常常为此得罪人。他与徐阶有矛盾，在徐阶谢政归里以后，高拱即“扼阶不遗余力”，为此又与张居正关系破裂，成为冤家对头。高拱主阁，坚持反对宦官越权，为此触犯了当时内廷的大红人太监冯保。冯保遂与张居正内外串通起来，欲置高拱于死地。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他不问高拱说此话的背景，是否属实，即于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神宗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太岳辅政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神宗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 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神宗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神宗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明神宗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年)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和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明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 ”其时，因为神宗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这是万历初年整个社会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最有意义与成绩。清丈田亩，又称“清丈田粮”，目的是为了纠正田制混乱。这是继洪武朝之后进行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土地大清丈。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明神宗下令在福建进行试点。 中心问题是为了改变有田者不交纳税粮、无田者苦于赔纳的怪现象，使田亩与税粮挂钩。由于明神宗态度明确，张居正指导得力，坚决排除阻力，试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至万历八年(1580年)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 神宗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年)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 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出重头戏。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10年，在小皇帝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神宗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万历怠政

　朱翊钧亲政后，曾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 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2]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 (一说是染上鸦片烟瘾)。后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朱翊钧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在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 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 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执政晚期

　明神宗晚年身体虚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朱翊钧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惟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时朱翊钧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朱翊钧的荒怠造成的。

　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它是明末三大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第一案，也是最重要的一案。外人闯入宫廷，这类事在明代多有发生，光是万历朝就有好几次，结果都是不了了之。对这次“梃击案”，当时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以为张差是一个疯人，是一次偶然事件;另一种则认为张差非疯子，是明神宗爱妃郑氏使人有意加害皇太子朱常洛的阴谋活动。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明神宗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

　与世长辞

　就在明神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 明神宗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皇朝的革命洪流。明神宗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万历皇帝朱翊钧驾崩，传位皇太子朱常洛。朱翊钧是明代历史中在位最久的皇帝。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将近48年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朱翊钧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足足是48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驾崩。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以后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纪元未满48年。

刘姓

刘姓的起源较多。最早来自于祁姓，为尧帝的后裔；或来自姬姓，王季儿子被封于刘邑，其后人取邑为氏；西汉时期，也有部分少数民族改为刘姓。

中国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朝，正是刘氏族人所建。他们还建立了成汉、南汉、北汉等十多个政权。

刘姓在明朝大约有400万人，占人口的44%，排名第五位，主要分布在江西、山东、河北三省，其余分布在湖南、湖北、山西、浙江等地。

当时的刘姓名人，包括第一谋臣刘伯温、名臣刘健、大太监刘瑾、大臣刘定之、哲学家刘宗周、文学家刘侗、画家刘珏等人。

陈洪绶

陈姓

陈姓最早出自妫姓，舜帝34代后裔被周武王封于陈，后人便以封地为氏。历史上，匈奴、鲜卑、蒙古等少数民族由于赐姓或者主动改姓，也成为陈姓的源头。

陈族人口在明朝有42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45%，排在全国的第四位，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广东、安徽、山东、湖南等八省，这些地方占了全国陈姓的80%。陈氏家族数次大规模南迁，因此主要集中在南方。

明朝姓陈的名人，包括名臣陈迪、大将陈懋、史学家陈济、首辅陈文、首辅陈演、名将陈子龙、画家陈洪绶、名臣陈灌等人。

李时珍

李姓

李姓的源头很多。主要出自嬴姓，皋陶在尧帝手下当大理，后人以李为姓；或者来自于姬姓，与周同源；还有来自于其他民族的改姓。

李姓在历史上建立了多个政权，比如大成、西凉、凉、吴、魏、唐、楚、后唐、南唐、大蜀等。

明朝时期，大约有510万人，占了全国人口的55%，在全国排名第三，主要分布在江西、山西、山东、浙江、江苏等省份。

李姓名人在明朝辈出，包括开国名臣李善长、名将李文忠、医学家李时珍、名将李如松、政坛文坛领袖李东阳、哲学家李蛰、名将李定国、起义军首领李自成等等。

张居正

张姓

张姓主要来自于姬姓，分为两支：一以黄帝的孙子挥为得姓始祖，二以春秋晋国大夫解张为得姓始祖；也有来自于聂氏，为了避仇而改为张姓，或来自于少数民族的改姓。

张姓在明朝有560万人，大约占了6%，为当时的第二大姓。全国范围内，南方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北方集中在山西、山东、河北、河南、陕西。

明朝有宰相之杰张居正、医学家张景岳、义臣张秉文、文人张羽、大将张玉、名将张辅、大臣张位、大臣张固、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等张姓名人。

王守仁

王姓

王姓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之后；出自子姓，商朝名臣比干之后；妫姓，虞舜后人；或者鲜卑、契丹、女真、党项等少数民族改姓。

历史上，除了王莽建立新朝之外，王氏族人还建立了闽国、前蜀等政权。

明朝时期，王姓约人口为620万，占全国人口的67%，为第一大姓。40%主要集中于浙江、江苏、山东三省，其次分布于江西和山西。明朝期间王氏家族在浙江发展很快，跃升第一。

王姓名人包括哲学家王守仁、名臣王翱、名臣王竑、大太监王振、航海家王景弘、天文学家王锡阐、文学家王世贞、名将王越等人。

朱钧年号万历是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个富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从正面看，幼年即位，张居正辅政于公元前10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经济最繁荣、军事比较强大的时期。万历皇帝从小聪明，好学，除了张居正的教诲外，还有成为一代明君的潜力和能力。至少在万历十五年前，他还很勤奋 明朝皇帝中，万历皇帝朱鹮六月在位时间最长，但他也可以说是最废物之一。

据报道，朱鹮6月执政期间，国家经济景气，当时有万历中兴的年代称号。但是，随着朱鹮统治时期的延长，明朝逐渐被他破坏。朱钧，明朝的第十三个皇帝，我想很多人印象不太深，要说他是万历皇帝，大家都知道，他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不仅很多人不知道朱鹮的读法，最难以想象的是朱鹮和张居正反恨，作为老师张居正死后被杀。

万历十五年后，万历开始旷课，没上朝，没见大臣。并开始推翻张居正的一切政策，反击了万历十年死去的张居正。我认为这是他人生的一大失败，对自己的老师、本领高强的大臣——大臣——是沉重的打击。这是骂人吧。在随后的33年(万历共计48年)，万历几乎没有去过朝鲜，但凭着当时优秀的政治制度(内阁成员的辅助政治和太监的红色斗篷的平衡)和自己优秀的政治能力掌握着朝鲜的政治。

执政时期的三大战役(万历三大征)均完胜。但三大征和万历后期横征暴露，国家经济急转直下，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万历逐渐对民生失去兴趣，只是关心自己的钱包和奢侈的生活。这是他的第二个骂人话。张居正死后，万历14年(1586年)11月，朱钧开始陷入酒色(据一种说法，他染上了鸦片中毒)。此后，立太子之争与内阁长达十多年，终有三十年不出宫门，无视朝政，郊外、庙、朝、看、不看、不批评、无视。1589年朱钧不再出现，内阁出现“人在官上停滞”、“曹署放空”的现象。万历二十五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神宗沦为政事，亲政后的政治望尘莫及。“陛下孝亲、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用、听耳、吻、贤，都是不能克服的。”朱钧治世中期以后进入中枢的廷臣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慎行、赵志皋、张位、沈贯四个国家的重臣，对政事忧心忡忡，却无能为力，只能数着太阳的影子长短打发值班时间。

说到明朝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等级制度非常严格的一个朝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的朱元璋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定和规定，那么，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明朝的文学也是很发达的，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和利益作出了很多的决定，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明朝状元的试卷内容和书法是怎样的？一起来看看！

南宋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云：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

今看赵秉忠状元卷而不愧者，其人必无耻。昔日文章的题目讲的是治国安邦之策，415年前25岁的赵秉忠文章提出的建议今天读来，仍有意义。而今高考别出心裁的题目，诸如贪官检讨、大象把蚂蚁踩到骨折了怎么办之类很多，是治国安邦，还是祸国殃民，现实已经作出了回答。

有些人批评应试教育时，把考试形式和教育目标混为一谈。以为改革应试教育就是取消考试形式。

还有人说，只有取消高考，才能改变基础教育。其实考试的形式永远都不会取消，但怎么考，考什么至关重要。这个指挥棒的作用关系到教育的走向，国家的前途。

赵秉忠(公元1574—1626年)，字季卿，号其阳，明青州府益都县(今青州市)人。

15岁补府学生，24岁中举人，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25岁参加殿试，一举考取第一甲第一名，中了状元。

人们现在看到的状元卷，是赵秉忠的第13代孙赵焕彬先生于1983年捐献给国家的，属国家一级文物。

据史书记载，中国的科举制度时间长达近1300年，有据可考的文武状元770余人，但能让后人目睹状元答卷其风采的，唯有赵秉忠这一份。

作为国家的重要机密，这份卷子是怎样从宫廷传到民间的？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不解之谜。

本卷系明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是目前大陆唯一的殿试状元卷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宫廷档案中含有几份清代状元卷)，价值连城。它填补了我国宫廷档案空白，是研究我国科举制度和明史的重要文献，系国家一级文物。

这件保存良好的珍品为19折册页，横长共268厘米，每折通高476厘米，宽141厘米。封面、封底均为全绫装裱。

卷首顶天朱书第一甲第一名六字，为当时的皇帝朱翊钧御书下钤弥封关防长印，占一折。下为正文，凡15折，每折6行，为1厘米见方工整小楷，共2460字，精辟阐述了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对策，主张实心先立、实政继举才能天下太平安乐，具有重要的历史、现实意义；并附有作者上三代简历。

后3折列着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张位等9位读卷官和1位印卷官的职衔与姓名。此状元卷现存于山东青州博物馆。殿试题目——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

臣对：

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约束人群，错综万机，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

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著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宁，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

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邦畿，灌注于边疆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

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孚，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丛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

有此治本，则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于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

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而专意于检察，则检察之所不及者，必遗漏焉，故伪增受赏所从来也；语玄默者，首推汉文，彼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

盖治具虽设而实心不流，则我欲责之臣，臣已窥我之怠而仿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窥我之疏而私议之。即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聪察之利，亦得聪察之害。

实心常流而治具少疏，则意动而速于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驰而慑于威，民且囿吾之天而顺从焉。凡注厝、规画悬焉不设，而上以神，下以实，上下交儆，无综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汉宣不如汉文者，正谓此耳。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原于天授，刚毅本于性生。草昧之初，即创制设谋，定万世之至计；底定之后，益立纲陈纪，贻百代之宏章。

考盘之高蹈，颍川之治理，必旌奖之，以风有位；浚民之鹰鹤，虐众之枭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用能复帝王所自立之，称联之理政务尚综核者，欺蒙虚冒，总事空文。人日以伪，治日以敝，亦何以继帝王之上理，后隆古之休风，而称统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责哉？

恭惟皇帝陛下，毓聪明睿智之资，备文武圣神之德，握於穆之玄符，承国家之鸿业，八柄以驭臣民而百僚整肃，三重以定谟猷而九围式命，盖已操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汉以下矣！

乃犹进臣等于廷，图循名责实之术，欲以绍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茅贱士，何敢妄言？然亦目击世变矣。顾身托江湖，有闻焉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尽者。今幸处咫尺之地，得以对扬而无忌，敢不披沥以献！

臣闻：

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其责者，付之人君。君有统理之权，而实有所承受。故所经其事者，法之吴天。用是所居之位，则日天位；所司之职，则日天职；所治之民，则日天民；所都之邑，则日天邑。

故兴理致治，要必求端于天。今夫天，幽深玄远，穆然不可测也；渺茫轻清，聩然莫可窥也。而四时五行，各效其官；山岳河海，共宣其职。人人沾浩荡普济之泽，在在蒙含弘广大之休。

无欠缺以亏其化；无阻滞以塞其功者，盖不贰之真默，酝酿于大虚，不已之精潜，流衍于无极，故实有是化工耳。

然则人君法天之治，宁可专于无为，托以深密静摄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职司为实政者；人君宪天之心，宁可专于外务，强以法令把持哉？是必有不贰不已之真精为实心者。

粤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而治，贻协和风动之休；民也画象而理，成《击壤》从欲之俗。君臣相浃，两无猜嫌，明良相信，两无顾忌，万古称无为之治尚矣！而询事考言，敷奏明试，三载九载，屡省乃成，法制又详备无遗焉。

盖其浚哲温恭，日以精神流注于堂皇；钦明兢业，日以志虑摄持于方寸。故不必综核，而庶府修明，无事约束。底成古今所未有之功，乾坤开而再辟，日月涤而重朗。盖以实心行实政，因此实政致弘勋。

其载在《祖训》有曰，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门勿得沮滞，而敬勤屡致意焉。列圣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绪，固有加无坠者。

至世宗肃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考文。德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与雷霆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咸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

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实政，望臣工矣！而诞谩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

耻言过行，古昔有训，而竞靡以炫者，招利口之羞。有所逞于外之靡，必不深于中之抱矣，则因言而核之实，考实而责之效，使捷巧不得与浑朴齐声，悃幅不至与轻浮共誉，又今日所当速返者也。

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浊扬清也。而吏习尚偷，既使者分遣，无以尽易其习。为今之计，惟是广咨诹、严殿最，必如张咏之在益州、黄霸之在颍川。斯上荐剡焉，而吏可劝矣。教化者，齐士民之心术，以维风振俗也。而士风尚诡，即申令宣化，无以尽变其风。为今之计，惟是广厉学官，独重经术，必如阳城之在国学、胡瑗之在乡学，斯畀重寄焉，而士可风矣。

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非不颁赈恤也，而颠连无告者，则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隐未达；而渔猎者有以阻之，上费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罚，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内讧，西支东吾，非不诘戎兵也。

而挞伐未张者，则守圭纨绔之胄子，无折冲御侮之略；召募挽强之粗才，暗驰张奇正之机。兵费其养，国不得其用，何不严遴选之条，广任用之途乎？民氓之积冤，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郁不伸，何以召祥？则刑罚不可不重也。

故起死人、肉白骨、谳问详明者，待以不次之赏；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冤无所积矣。天地之生财，本以供国家之用，而虚冒不经，何以恒足？则妄费不可不禁也。故藏竹头、惜木屑、收支有节者，旌以裕国之忠；而犹然冒费者，罪无赦焉，而财无所乏矣。

盖无稽者黜则百工惕，有功者赏则庶职劝，劝惩既明则政治咸理，又何唐虞之不可并轨哉！而实心为之本矣！实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应我；实心以图政，而政不至惰窳而弗举。不然，精神不贯，法制虽详，无益也。

而臣更有献焉：盖难成而易毁者，此实政也；难操而易舍者，此实心也。是必慎于几微，戒于宥密。不必明堂听政也，而定其志虑，俨如上帝之对；不必宣室致斋也，而约其心神，凛如师保之临。使本原澄彻，如明镜止水，照之而无不见；使方寸轩豁，如空谷虚室，约之而无不容。一念萌，知其出于天理，而充之以期于行；一意动，知其出于人欲，而绝之必期于尽。

爱憎也，则察所爱而欲近之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喜惧也，则察所喜而欲为与所惧而不欲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视听注焉；勿曰非违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监存焉。

我认为：皇上就是天，天有覆育大地之恩，却不能自理天下，所以把它的责任寄托给君王。皇上有统领国家的权力，也实有所承受于上天。因此所经办的事情，其办法就来自广大无边的天。

所居的这个位置，就叫天位；所掌管的职责，就叫天职；所统治的民众，就叫天民；所设置的城邑，就叫天邑。所以复兴理论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要求天来审正。而如今那上天，幽深玄远，美好但不可测量；渺茫淡清，模糊而不可窥探。而四季(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各效力于自己的官位；山岳河海，都显示自己的职责。

人人接受浩荡普济之恩泽，处处蒙受含弘广大之福禄。没有因欠缺吃亏而求其改变的，没有因停滞阻塞而阻挡其功效的，这唯一的真谛默默酝酿于太空之中，取之不尽的精华暗暗流衍于无穷无尽，这就是大自然固有的创造力。

皇上要按天的法则治理天下，宁可专心于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托付于严密冷静的整顿！这就必须有各级各类职能部门为之推行切实可行的治国办法；皇上要按天的法令统一民心，宁可专心于身外的事务，用强大有力的法令来把持政权！

这样就必须有些一心不停、真诚精明之人为之推行切实可行的治国思想。像回到唐尧、虞舜的时代，皇上不费力气地治理，给了臣民亲睦协调、若沐春风的欢乐；百姓也把法规条文张挂在象魏上而懂道理，形成了唱着《击壤》歌随心所欲玩乐的风俗。君臣相互通彻，两无猜疑；贤明善良的人相互信任，两无顾忌，万世称颂的无为之治就实现了！

同时考核言行，陈述奏章，公开考试，如此经历几年，多次试验即可成功，法制就又详细完备起来而没有遗漏了。这样多用智慧而又温和谦恭，日日把这种精神灌注到官署大堂之中；作风严明而又兢兢业业，天天用此意志引导人的精神，所以不必反覆稽查而官府都能开明，无事烦扰。

做出古今所从未有过的功绩，乾坤重辟，日月增光。这就是用实心推行了实政，用实政建立了伟功呀。

《祖训》记载说，那些臣民有道理的建议，就要交给管这事的机关施行，各级官府不得阻挡，而且恭敬地多次表达这个意思。后来诸位圣王们都相互继承，遵守这个固定的法则，接受了先人的建议，只有加以发扬而没有丢弃这一原则的。

到了明世宗(朱厚熜)，让委靡不振的人知返，用英明的决断振奋他们；看到被废弃的人，用精明的手段激励他们。制定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