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⑤，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①。又宋景佑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②。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佑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②。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④。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⑤。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①，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②。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③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④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⑤。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①。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②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③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④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⑤，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⑥，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⑦。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⑧。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⑨。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①。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①。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②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③。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④。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洪水决溢日益频仍。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⑤。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①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②。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当时翁同■、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③。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①；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②。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①，改为入河。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

入河。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①。

三、黄河下游改道的原因及其影响

黄河流域的土壤、气候及黄河河道的坡度，是造成其下游经常决徙和改道的自然因素。黄河上、中游地区流经一片面积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一经雨水冲刷，即土随水去，水中泥沙含量特多。同时，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和夏秋之交，上、中游经过暴雨之后，河床中便出现了洪峰，洪水与泥沙俱下，对下游构成严重的威胁。再加上黄河上流发源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从青海龙羊峡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到达河南孟县以东，骤抵海拔五十米以下的平原，流缓沙沉，逐渐淤淀。近年实测数据，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达十六亿吨。其中大约有十二

亿吨输送入海，四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愈抬愈高，成为“悬河”。一般河床高出地面二至十米不等，河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一旦溃决，便突奔灌泻，不可收拾。因而，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从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徙改道的情况来看，可以公元10世纪为分界线①。在此以前的二千年间，大改道共有两次，其它决徙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这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唐代以前的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都比现在高2℃，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这种良好的植被状况，足以保持水土；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带，古代人民在黄河两侧挖了无数的灌溉渠道和沟洫，其中著名的如战国时魏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引泾入洛，汉武帝开白渠引泾入渭等。《史记·河渠书》说，当时的灌溉渠要“以万亿计”，这些渠道沟洫把河水夹带的泥沙引入农田，作为肥料。此外，古代黄河下游有名的济、汴、濮、漯等大川和密如蛛网的支津，以及散布

第一节 中国文化摇篮——黄河的变迁

黄河象一条金色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北部大地上。它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七十五万二千四百四十三平方公里。黄河流域是我国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其中下游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一、历代对河源的探索

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对这一象征着中华民族古文化摇篮的河流发源地，曾进行过长期探索。

1古代“河出昆仑”及“伏流重源”的臆说

《尚书·禹贡》最早就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的记载。说明远在公元前五至三世纪，当经济文化发展较高的中原地区与西部河源地区还没有发生直接联系的时候，我国人民就已经知道黄河是发源于今青海东部积石山一带①。成书于《禹贡》之前的《山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②。《尔雅·释水》：“河出昆仑虚。”《淮南子》：“河水出昆仑东北陬，贯渤海。”据胡渭考证，“自汉以前，但知昆仑在中国西北，终未明在外国某地也”③。说明人们对当时为戎羌诸族所占居的黄河上源一带的真相，还不很清楚，所云黄河出于昆仑，可能来自间接传闻或是一种臆度。

汉朝通西域后，“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①从此，将今新疆西部的于阗河当作黄河源，于阗河所出的于阗南山称为昆仑山，成了河出昆仑说的根据。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在西域的传闻，于阗河“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①。其后，班固更进一步加以引申说：“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③古代“导河积石”和“河出昆仑”的传说，便这样与西域流传而来的“潜流复出”的说法揉合在一起，发展成为“伏流重源”的谬说。

2晋、唐时期对青海河源地区的初步认识

魏、晋时期，内地人民从对吐谷浑所据青海地区的密切往还中，逐渐了解到河源不在新疆，而在青海境内。晋代张华所著《博物志》第一次提出“源出星宿”④。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平定吐谷浑后，在今青海贵德以西黄河上源地区设置河源郡，也表明了当时人们对河源所出地区的确认。及至唐代，和青海、西藏等地的羌、藏族人民交往频繁，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到达河源地区：“阅月，次星宿川，达柏海上望积石山，观河源。”⑤按星宿川唐《十道图》别作“星宿海”。柏海当即今黄河源上的扎陵湖。藏语扎陵系白而长之意，“白”与“柏”同音。后吐谷浑为吐蕃所并，唐蕃之间来往不断，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入藏时，松赞干布曾“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⑥。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大理寺卿刘元鼎作会盟使出使吐蕃，进入黄河上源“虏曰闷摩黎山”①。据吴景傲《西垂史地研究》考证，闷摩黎山即今巴颜喀拉山，对河源的认识又进了一步。可见唐代对处于入藏通道的河源地区已有所了解。

3元、明、清三代对河源地区的考察与成就

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年），元世祖派满族人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②。都实所率领的河源勘察队进行了我国历史上对河源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考察。潘昂霄著《河源志》一书，记载此行时曾越过黄河上源的两巨泽“阿剌脑儿”（指扎陵、鄂陵二湖），及“粲若列星”的“火敦脑儿”（指星宿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河源考察的珍贵文献。

与都实同时期的临川人朱思本，得帝师巴尔济苏所藏梵文图本，译为汉文，其内容与潘昂霄的《河源志》互有详略。但他提到河源“水从地涌出如井，其井百余，东北流百余里，汇为大泽，曰‘火敦脑儿’”②。已明确指出河源来自星宿海西南百余里，正是今天卡日曲的位置。

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僧侣宗泐往返西域，途经河源，在其所作《望河源》诗序中自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④。按藏语“抹必力赤巴山”就是黄河与长江上源分界之山，即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长江上源通天河。今卡日曲和通天河支流正是一山之隔，两源相去仅十多公里。由此可见，宗泐所见的河源，也是卡日曲，和朱思本所指河源是一致的。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以拉钖、舒兰为首的考察团，在探寻河源后，所进呈的《星宿海河源图》中，发现星宿海以西黄河有三条源流，“三河往东顺流入于扎陵”①。五十六年（1717年）清政府在全国进行大规模测量后所绘《皇舆全览图》，和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完成的新《皇舆全图》，以及当时人齐召南所著《水道提纲》②，都误将三条上源的中支“阿尔坦”认作黄河正源。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遣“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③。据《湟中杂记》记述，阿弥达“查看鄂墩他拉共有三溪流出。自北面及中间流出者，水系绿色；从西南流出者水系**；……西面一山，山间有泉流出，其色黄。询之蒙、蕃等，其水名阿勒坦郭勒，此即河源也”④。阿弥达所见到的阿勒坦郭勒，据傅乐焕考证⑤，和朱思本、宗泐的发现是一致的，都是黄河正源“卡日曲”。藏语“卡日”意为铜色，“曲”为河的意思。因其流经第三纪红色地层，洪水期河水呈铜色，故名。阿弥达所发现的另外两支相汇于星宿海的源流，北面一支较小，今名扎曲；中间一支即《皇舆全览图》和《水道提纲》所说的“阿尔坦”，今名“约古宗列曲”。

4解放后对黄河河源的考察及其再认识

解放后，根据国家大规模建设以及开发和治理黄河的需要，1952年8月，派遣一支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进行了实际考察。由于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调查也欠周密，在其报告中误将约古宗列曲认作黄河正源，及在其西北三十公里处的海拔五千二百一十四点八米的雅合拉达合泽山为黄河发源地。他们并轻信当地藏民的称呼，提出黄河源上的两湖应鄂陵湖在西、扎陵湖在东⑥，以致1953年以后的出版物和地图，都根据他们的报告作了错误的修订。并由此而引起学术界的争议。

1978年7月，青海省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河源地区进行实地考察。考察队根据十万分之一航测地图进行测量的结果，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约30公里。其源头有五条来自各姿各雅山的泉水，流量比后者丰富，流域面积达三千一百二十六平方公里，也远比后者为广。根据源远流长，水量丰富及流域宽广等原则，黄河正源应为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的各姿各雅山的卡日曲。同时，根据实地调查和对照历史文献，重新确认了黄河源上的两湖应为“西扎东鄂”①。

图2－1黄河河源

以上历史证明，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时间的实践与探索，早在元代对黄河发源地即有了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都实、朱思本、宗泐和阿弥达等，对探明黄河源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黄河下游河道的迁徙

历史上黄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其下游河道的变迁极为复杂，从孟津以东至荥阳（南岸）、武陟（北岸）间，因河身为南岸山脉所约束，只是沿着自西而东的方向发生很小的移动，古孟津城在今城北十二点五公里，古黄河更在古孟津城之北，而今黄河则距孟津城仅二点五公里，可见这一段河道向南移了约十公里。武陟、荥阳以下，黄河正式进入华北平原，才有改变方向的大规模改道。改道不仅次数频仍，流路紊乱，波及地域也极为广阔。历史上出现的河道，有如一把摺扇的扇骨，多至数十根。武陟、荥阳是扇纽，扇骨的分布北至海河，南至淮河。黄河的改道对这一广大区域的地貌变迁造成极大的影响。

据文献资料记载，从先秦时期到解放前约三千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达一千五百九十三次，平均三年两次决口，重要的改道二十六次。清初学者胡渭从古代黄河上千次改道的记载中，予以整理归纳，在《禹贡例略》里提出五大徙之说。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加上一徙，统称“六大徙”。再加上战国初期前原有故道，概括为七个阶段。分述于下：

1战国初期以前河道

见于先秦文献而为人们所熟悉的古黄河下游河道“禹河”，也就是“禹贡大河”，根据《禹贡·导水》章的叙述是“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汭”为洛水入河处，“大伾”在今河南浚县，说明古河水东过洛汭后，自今河南荥阳广武山北麓东北流，至今浚县西南大伾山西古宿胥口，然后沿着太行山东麓北行。“降水”即漳水，“大陆”指大陆泽。说明大河在今河北曲周县南，接纳自西东来的漳水，然后北过大陆泽。“九河”泛指多数，是说黄河下游因游荡不定在冀中平原上漫流而形成的多股河道。“逆河”则是在河口潮水倒灌下，呈逆流之势而在今天津市东南入于海。

另一条见于先秦文献的古黄河下游河道“山经大河”，由于《山经》中不见关于河水径流的记载，一直为世人所忽视。近年谭其骧根据《北山经·北次三经》所载入河诸水，与《汉书·地理志》、《水经注》所载的河北水道相印证，发现“禹贡大河”流至今河北深县后，“山经大河”即由此分道北流，会合虖沱水，又北流至今蠡县南，会合泒水、滱水后，继续北流至今清苑县折而东流，经今安新县南、霸县北，东流至今天津市东北入海①。

2战国中期至西汉末河道

第三条见于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是《汉书·地理志》及《汉书·沟洫志》的河水，也就是《水经·河水注》的“大河故渎”。胡渭说：“周定王五年（前602年），河徙，自宿胥口东行漯川，右迳滑台城，又东北迳黎阳县南，又东北迳凉城县，又东北为长寿津，河至此与漯别行而东北入海，《水经》谓之‘大河故渎’”②。认为是大禹治水以后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这条“大河故渎”的具体径流是：宿胥口以上与《山经》、《禹贡》河道同，自宿胥口东北流至长寿津（今河南滑县东北）的一段，胡渭叙述较详；过长寿津后，河水折而北流，至今馆陶县东北，折东经高唐县南，再折北至东光县西会合漳水，复下折而东北流经汉章武县（今黄骅县伏漪城）东入海。

谭其骧考订，认为这条河道始于周定王五年河徙说虽不足凭信，但这条“大河故渎”的形成很可能早于《禹贡》、《山经》河，在春秋战国时代，它们曾长期并存，造为主次。“约在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齐与赵、魏各在《汉志》河东西两岸修筑了绵亘数百里的堤防。此后，《禹贡》、《山经》河即断流，专走《汉志》河，一直沿袭到汉代”③。

战国中期下游河道全面筑堤后，发挥了蓄洪拦沙作用，因而河床比较固定。其间虽曾决溢过九次，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河决于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南注钜野（巨野泽，在今山东西南部），通于淮、泗”①。这是历史记载黄河夺淮入海的第一次。洪水“汜郡十六”②，历时二十余年，直至元封二年（前109年）始予堵塞。以后的几次决口大多经过数年即被堵住，河复故道。这条河道稳定了四百七十五年。但到西汉末年，由于泥沙长期堆积，“河水高于平地”③，重大改道，已势不可免。

3东汉至宋初河道

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发生第二次大徙。“河决魏郡（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泛清河以东数郡。先是，莽恐河决为元城（今河北大名东）冢墓害，及决东去，元城不忧水，故遂不堵塞”④。洪水在今鲁西、豫东一带泛滥了近六十年，直至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海口千余里”⑤，始形成东汉大河，也就是《水经注》以及唐《元和郡县志》所载的大河。

东汉大河的位置较西汉大河偏东，从长寿津自西汉大河故道别出，循古漯水河道东行，复蜿蜒于今黄河与马颊河之间，至今滨县之南入海。距海里程比西汉大河短，河道也比较顺直，东汉以后河水含沙量又相对有所减弱。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这条大河稳定了八百多年，一直没有发生大的变动，其间很少有决溢发生，也无大的改流。因此，魏、晋、南北朝各史多不志河渠，《隋书·地理志》也没有黄河经行的记载。

唐末宋初，由于下游河口段淤高，排泄不畅，曾出现多次决口。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唐景福二年（893年）黄河在河口段“自厌次县界决而东北流，迳勃海县（今山东滨县）西北，又东北至无棣县（今县同）东南而东注于海”①。又宋景佑元年（1034年），河决澶州横陇埽（今河南濮阳东），在其以下至长清一段河道南移，形成一条横陇河②。但长清以下河道没有变化，只是小规模的改道。

4北宋庆历以后河道

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第三次大徙。黄河在澶州商胡埽（今濮阳东昌湖集）决口，便由此改道折向西北，经河南内黄之东、河北大名之西，经今滏阳河和南运河之间，沿着南宫之东，枣强、武邑之西，献县之东，至青县汇入御河（今南运河），经界河（今海河）至今天津入海。宋人称这条河道叫“北流”或“北派”。

十二年后，嘉佑五年（1060年），黄河又在大名府魏县第六埽（今南乐西）向东决出一支分流，东北流经一段西汉大河故道，由今山东堂邑、夏津等地，下循笃马河（今马颊河）在冀、鲁之间入海。名为二股河，宋人称它为“东流”或“东派”②。

此后，黄河有时单股东流，有时单股北流，也有时东、北二流并行。由于东流所经冀、鲁边界，两汉以来河道历经泛滥，地势淤高，不若御河以西地区“地形最下，故河水自择其处决而北流”④。当时宋统治阶级内部在维持北派或回河东流问题上争论不休。前者主张维持北流，以凭借黄河天险阻御契丹的南侵；后者则“献议开二股以导东流”。神宗采纳后一意见，于熙宁二年（1069年）将北流封闭。但同年黄河即在闭口以南溃决。熙宁十年（1077年），从澶州决口后，汇入梁山泊，随后分为两支：一支由泗入淮，谓之南清河，一支合济至沧州入海，谓之北清河⑤。经过几次决溢之后，终因“东流高仰，北流顺下”①，先后于元丰四年（1081年）及元符二年（1099年）在澶州及内黄溃决，恢复旧日的“北流”。三次北流所经路线略有不同，或向西溃决漫入漳水，或向东决漫入御河②。从庆历八年起，到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的八十年间，强行封闭北流，逼水单股东流仅十六年，而单股北流的时间，却达四十九年之久，另有十五年则为东、北二流并行。因而，这一时期黄河的主流，基本上还是保持在纵贯河北平原中部至天津入海一线上。《宋史·河渠志》所记载的就是这一河道。这一时期，由于黄河泥沙使“河底渐淤积，则河行地上”③由东北流向渤海的古河道带再也维持不下去，“水势趋南”④已不可免。

5金章宗明昌五年至明弘治初河道

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第四次大徙，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光禄村。据胡渭的记述是：“是岁河徙自阳武而东，历延津、封丘、长垣、兰阳、东明、曹州、濮州、郓城、范县诸州县界中，至寿张，注梁山泺，分为两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今大清河自东平历东阿、平阴、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县入海者是也；南派由南清河入淮，即泗水故道，今会通河自东平历汶上、嘉祥、济宁，合泗水，至清河县入淮者是也”⑤。此次河决以后，黄河河道南移，分别进入泗水及济水故道，而形成新的南、北两派。河水十之二、三由北清河（今黄河）入海，十之七、八由南清河（泗水）入淮。南派水势大于北派，这是黄河流行于山东丘陵以南的开始。

黄河入淮并非自明昌五年始，早在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东京留守杜充在滑县以上，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沙店集南三里许）以西，决堤阻遏南下的金兵，即已使黄河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道，向东流经豫、鲁之间在今山东巨野、嘉祥一带注入泗水，再“自泗入淮”①。以后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五月，河决阳武，由郓城东流，汇入梁山泊。②大定八年（1168年）六月，“河决李固渡（今河南滑县南），水溃曹州（今山东菏泽）城，分流于单州（今山东单县）之境。”③从曹、单南下徐、邳，合泗入淮。但其时宋代的“北流”故道未断，黄河仍处于南北分流的局面。及至“金明昌中，北流绝，全河皆入淮。”④黄河从此不再进入河北平原达六百多年，这是黄河史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金明昌五年前后，黄河干道也有着逐渐南摆的趋势。天德二年（1150年），“河水湮没巨野县”，河道干流即自豫东北的滑县、濮阳南移至鲁西南地区；大定十九年（1179年），“河决入汴梁间”⑤，干流又南摆进入开封府境；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⑥，干流已进入归德府（今商丘地区）境。金末时黄河干道大致由阳武出封丘，经曹、单而合泗入淮。

黄河自夺泗入淮以后，每有决徙，常分成几股入淮，相互迭为主次，河道非常紊乱。经常表现为枯水季节以一股为主，洪水季节数股分流，由淮入海⑦。至元代，从历次决口中形成汴、涡、颍三条泛道入淮⑧。至正十一年（1351年），贾鲁治河，自仪封的黄陵冈引河至归德的哈只口，把黄河干道挽向归德出徐州⑨。所谓“河复故道”，大致上还是恢复金末的故道。贾鲁堵塞了分流入涡、颍的河口。但这样黄河失去宣泄的路径，仅仅隔了十四年，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便河决东平，复进入大清河了。

明代黄河的决溢改道更为频繁，以汴道干流为主体的河道上，在原阳、封丘一带决口时，大多北冲张秋运道，挟大清河入海；在郑州、开封一带决口时，多南夺涡、颍入淮①。但是，这一时期的黄河

干道比较长的时间，还是保持在开封、归德、徐州一线上。

6明弘治中至清咸丰的河道

明弘治八年（1495年），筑断黄陵冈，以一淮受全河之水，为第五次大徙。

明政府为了保持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派副都御史刘大夏筑塞黄陵冈、荆隆等口七处。并于北岸筑长堤，起胙城，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单诸县抵虞城，凡三百六十里，名“太行堤”。复筑荆隆等口新堤，起北岸祥符于家店，历铜瓦厢、陈桥，抵仪封东北小宋集（今兰考东北宋集），凡一百六十里①。使黄河河道由兰阳、考城，迳归德、徐州、宿迂，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筑断黄陵冈和兴建太行堤的结果，“北流于是永绝，始以清口一线受万里长河之水。”②胡渭因而将它视为黄河史上的第五次大变。

弘治年间治河的目的在防止黄河北决影响漕运。治河工程主要在加强北岸堤防。南岸既未筑堤，也不堵口。因而睢、涡、颍等股分流仍有时并存，影响了徐州以下干道的水源。为了保证漕运，嘉靖十六年（1537年）和二十一年（1542年），先后从丁家道口及小浮桥引水至黄河入徐州的干道，以接济徐、吕二洪。继又堵塞南岸分流水口，至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后，“南流故道始尽塞”③。于是“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④。从此黄河成为单股汇淮入海的河道。

黄河干道固定后，河床因日久泥沙堆积淤高，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洪水决溢日益频仍。嘉靖后期，决口多在山东曹县至徐州河段。到隆庆以后，向南发展到徐州以下至淮阴段。因而，河工的重点已“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⑤。工部左侍郎潘季驯根据“束水攻沙”及“蓄清刷黄”的方针，于万历七年（1579年）完成黄河两岸的遥堤以及洪泽湖以东的高家堰堤等治河工程，也就在这一河段上。其故道大致即今地图上的淤黄河。

入清以后。因长期施行“束水攻沙”的结果，泥沙大量排至河口，“以致流缓沙停，海口积垫，日渐淤高。”①康熙十六年（1677年）起，靳辅治河的重点就放在淮阴以下至河口段上。他采取以疏浚为主的方针，从清江浦历云梯关至海口，“挑川字沟”，把河床挖深。但也只能收效于一时。日久之后，河底又淤垫日高。嘉庆以后，政治黑暗，河政废弛，决口泛滥的情况与日俱增，特别是下游河淮并槽入海的沙床，淤塞的程度更为严重，造成“水在地上行”的局面。黄河以及淮河本身已不得不放弃这条水流下泄不畅的下游河道而另找出路了。

7清咸丰五年以后河道

清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在兰阳铜瓦厢（今河南兰考附近）决口，在山东寿张县张秋镇穿过运河，挟大清河入海，是为第六次大徙。

决口之初，漫注于封丘、祥符、兰仪、考城、长垣等县，后“复分三股：一股由赵王河走山东曹州府迤南下注，两股由直隶东明县南北二门分注，经山东濮州范县至张秋镇汇流穿运，总归大清河入海”②。从此，黄河下游结束了六百六十年由淮入海的历史，又回到由渤海入海的局面。当时翁同■、李鸿章等代表安徽、江苏地主阶级的利益，不同意堵口。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地主阶级的意见，则要求堵口归故。双方争执不休，而清政府正面临太平天国革命的风暴，“军事旁午，无暇顾及河工”③。因而在二十年间，听任洪水在山东西南泛滥横流，直至光绪元年（1875年）始在全线筑堤，使全河均由大清河入海，形成了今天黄河下游河道。

今黄河下游河道形成以后，直至解放前的七十多年里，河患仍连年不断，从1855年至1938年，决口达一百二十四次，有时向北侵入徒骇河或向南侵入小清河，同治七年（1868年）河决荥泽房庄及光绪十三年（1887年）河决郑州漫及淮河的两次，危害较大，但都随时堵塞，没有构成河道大的改变。本世纪内曾发生二次较大的决口：一次是1933年遇到特大洪水，在河南境内温县至长垣的二百多公里内决口五十二处，造成极大灾难①；一次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军西进，炸开郑州花园口大堤，河水乱颍、涡入淮，形成经历九年之久的改道，至1947年3月，始堵口，恢复今黄河故道。

历史上黄河下游河道变迁，总的趋势是决口改道越来越频繁。除第一、二两次大徙后，长达数百年间，决徙次数甚少，有一个较长的稳定时期外，庆历、明昌改道后，连三十年固定的河道都没有出现过，弘治改道后，入淮之水仍数股并存，流程紊乱，主流也时有变更。明、清统治者为了“挽黄保运”，不惜逆河之性，强使“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但最终仍不免回到渤海湾入海。整个历史时期，黄河下游泛道更迭演变的过程极为复杂，胡渭所举只不过代表其变迁大势而已。近年邹逸麟以河道主要流向为据，提出按宋代以前由渤海入海，金元以后数股汇淮入海，明嘉靖后期单股会淮入海及清咸丰五年以后由山东利津入海四个阶段的分期主张①，似更简明而条理清晰，颇有独到之处。

黄河改道以下游为主，但上、中游也有改道。上游主要发生于河套平原的后套地方，据《水经注》的记载：河水“北过朔方临戎县西，……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河水又北迤西，溢于窳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河水又“屈从（临戎）县北东流，……为北河”。河水“东迳高阙南……临河县故城北”②。说明现在后套北面的黄河支流五加河，古代称作“北河”。是黄河的正流，而称作“南河”的今河道，却是支流。因此，《水经注》直呼北河为“河水”。秦汉时，今后套地方也称为“河南地”。直至清初，北河河口日渐淤塞，近河口的屠申泽（因在窳浑县城东，亦称窳浑泽，后世改称腾格里海）到清中叶以后由于黄河河道东移，屠申泽因失去水源，已淤塞成沙阜，北河也就逐渐缩小成为分流的“五加河”（乌加河），黄河主流始改行南河。

至于蜿蜒于陕晋之间的黄河中游河道，局部地区因洪水的冲刷而呈左右摆动，如原位于黄河西岸的大庆关（古名临晋关）以南的河道在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偏向西流，使自古“入渭”的洛水①，改为入河。到万历年间（1573—1619年）大庆关以北一段河道也改为偏西流，直达朝邑县治，大庆关遂被隔于河东。到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大庆关南段又变为偏东流，洛水又改入渭。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左右，洛水又因此段河道偏西而重又

入河。1934年大水，河又向东偏，洛水又入渭，大庆关也恢复到河西的位置①。

三、黄河下游改道的原因及其影响

黄河流域的土壤、气候及黄河河道的坡度，是造成其下游经常决徙和改道的自然因素。黄河上、中游地区流经一片面积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黄土结构疏松，一经雨水冲刷，即土随水去，水中泥沙含量特多。同时，黄河流域的降水量多集中在夏季和夏秋之交，上、中游经过暴雨之后，河床中便出现了洪峰，洪水与泥沙俱下，对下游构成严重的威胁。再加上黄河上流发源地海拔在三千米以上，从青海龙羊峡奔腾急下，一泻千里，到达河南孟县以东，骤抵海拔五十米以下的平原，流缓沙沉，逐渐淤淀。近年实测数据，黄河每年输送到下游的泥沙达十六亿吨。其中大约有十二

亿吨输送入海，四亿吨沉积在河床上，日积月累，河床愈抬愈高，成为“悬河”。一般河床高出地面二至十米不等，河流全靠两岸大堤约束，一旦溃决，便突奔灌泻，不可收拾。因而，黄河自古以来即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

从整个历史时期黄河决徙改道的情况来看，可以公元10世纪为分界线①。在此以前的二千年间，大改道共有两次，其它决徙的记载也很少，黄河基本上是安稳的，平静的。这是因为古代黄河上、中游高原地带的森林、草原还比较完整。如山陕峡谷和泾渭北洛上游基本上是畜牧区，原始森林、草原未被破坏。唐代以前的三千多年，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气温都比现在高2℃，也有利于植被的生长，这种良好的植被状况，足以保持水土；中、下游河谷平原地带，古代人民在黄河两侧挖了无数的灌溉渠道和沟洫，其中著名的如战国时魏引漳水溉邺、秦开郑国渠引泾入洛，汉武帝开白渠引泾入渭等。《史记·河渠书》说，当时的灌溉渠要“以万亿计”，这些渠道沟洫把河水夹带的泥沙引入农田，作为肥料。此外，古代黄河下游有名的济、汴、濮、漯等大川和密如蛛网的支津，以及散布

苗晋卿

潞州壶关人，唐代宰相。进士出身。玄宗逃亡入蜀后，被肃宗拜为左相。唐军还师国都后，封为韩国公。代宗时，吐蕃曾占领京都，其被胁迫而闭口不言。其子苗丕，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员外郎，郎中，官终河南少尹。 在唐王朝由盛而衰之际，有一位三朝为官、身高位显的宰辅之臣，他为人谦柔宽厚，处事恭谨。幼年时苗晋卿勤奋好学，文章尤佳，因而在科举取士的时分，得以高中进士。他先后活泼于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三朝的政治舞台上。

江苏宝应苗林苗氏族谱中苗晋卿遗像

起先，他久滞县尉一职，后调入朝廷，任过侍御史和度支、兵部、吏部员外郎等职。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今后连连高升，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成为正四品大员吏部侍郎，掌管了科举取士的大权。天宝二年(743年)他因开科取士不公，被贬为健康太守，转任过魏郡、河东、扶风等地太守，因政绩而封为高平县男，后又再度调入朝廷，历任工部尚书、东京留守、宪部尚书等职。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苗晋卿被委以左宰相的重担，料理军国火事，其年十二月因功封爵为韩国公，食邑五百户，今后又转任过中书侍郎、侍中、太子太傅，唐代宗时为太子太保。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暴乱发生后，唐王朝很快丢掉京城。苗晋卿身为唐宪部尚书，因声威甚高而遭到独断国政的杨国忠的妒忌和架空。暴乱一开始，杨国忠奏请唐玄宗，让苗晋卿去担任陕州刺史、陕虢两州防范史，妄图把他挤出朝廷，到前哨领兵交兵，与安史叛军对立。他以年事已高、沉痾在身为由决断辞去所授之职，这引起了唐玄宗的不满，虽答应了他，但又解除了他宪部尚书的职务。但他依旧跋山涉水，饱经艰幸，到金州流亡，后又曲折回到唐肃宗的行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戎行又占据长安京城，一些叛臣勾通吐蕃另立朝廷。那时，苗晋卿被唐代宗由侍中降职为太子太保，因病老卧床家中不能行走。伪朝廷想借他的声威打扮门庭，派人抬着肩舆，威逼利诱他参与伪政府。而苗晋卿一言不发，不予理睬。苗晋卿不计个人恩怨，一直保护唐王朝的控制，不管个人安危，忠于唐廷，保全节操，确实难能可贵啊!其二是地治郡有方，深得民意，苗晋卿在做当地官时间，宽厚待人，为官清凉，又长于抓大政战略，所到之处均有政绩，尤其是在魏郡做太守三年时间，政治清明，很得民意。当他调任之后，魏郡庶民因敬重和思念他，在他生前就为他树立祠庙，树碑立表，树碑立传。其三是他捐资办学，谋福桑梓。苗晋鲫做魏郡太守时间，曾回乡探亲，在回乡途中，走到能望见壶关县城的当地，他就下了车马，步行行进，以示对乡邦的恭顺。手下小吏劝止说：“太守德高望重，不该当这样自轻贱”，他却说：“过公门都要下马，何况是父母之邦呢？对父母之邦的全部都应该敬重，你啥也别说了”，硬是步行到城里。到乡里之后，父老乡亲有向他献酒的，他都一概走下台阶接手中恭顺地饮尽，其时大家都赞许他这种谦敬的美德，他还拿出个人俸禄万钱献给乡学为经费，开展教诲，谋福于桑梓。

永泰元年(765年)苗晋卿病老逝世，终年81岁。唐代宗因而辍朝3日，为他举丧，谥号“懿献”，后又改为“文贞”。大历七年(772年)他作为重臣列入唐肃宗祭庙享用祭拜，封建时代人臣的最辉煌时刻苗晋卿全部得到了，活着时候位居宰相，死后作为重臣列入唐肃宗祭庙享用祭拜，这是封建时代对一个臣子贡献的最直接肯定。

苗晋卿，祖苗夔，追赠礼部尚书。父苗殆庶，官至绛州龙门县丞。晋卿幼好学，能写文章，又能诗，王维谓其“时人以为鲍参军、谢吏部为更生云”。苗晋卿共十子，分别是太子通事舍人苗收、驾部员外郎苗发、河南少尹苗丕、苗坚、给事中苗粲、苗稷、苗垂、苗向、户部员外郎苗昌。苗晋卿一门辉煌数代，人才辈出。可见苗氏在迁居上党之后，其家族发展之盛，代不乏人，屡有位列卿尹者。苗氏一族由上党繁盛之后，又逐步迁散到了附近的泽州、永济、河曲等地。

苗奉倩

唐玄宗时期人，生卒年不详，天宝七年(748)任处州刺史。

苗稷

唐宪宗时期人，元和十四年(819)人任处州刺史。

苗发

唐，（约公元七五六年前后在世）字不详，潞州壶关人，大历十才子之一。苗晋卿十个儿子之一，生卒年均不详，

约唐玄宗天宝末前后在世。初为乐平令，授兵部员外郎，迁驾部员外郎。仕终都官郎中。发常与当时名士酬答。

苗海潮

下邳（今江苏邳州）人，隋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六一三年聚众起义，不久并入杜伏威部，抗击隋军于江淮一带。后降唐。

苗台符

苗台符六岁能作文章，聪明无比。十几岁博览群书，著《皇心》三十卷。十六岁考中进士。张读也是很小就擅长吟诗作赋。十八岁中进士。跟苗台符是同年。两人又一起在少师（官名）郑薰（任宣州地方官时）那里作佐官。两人经常在宣州西明寺的东廓下，张贴他们的诗作。有人暗中批注说：两个前进士，一对阿孩儿。苗台符十七岁死去，神童英年早逝。张读做到礼部侍郎。著作有：苗台符《古今通要》四卷。

苗蕃、苗忄音、苗恪

潞州壶关人，唐代大臣。父子三人均为进士出身。父苗蕃累官至太原府参军。苗忄音娶宰相牛僧孺之女，官至户部郎中。苗恪历官洛阳令、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后出任山南西道节度使。

苗训

河中人，宋初大臣。善天文占候术，曾于营中预言赵匡胤陈桥兵变。宋初，累官至检校工部尚书。

苗时中

宋代名宦。字子居，其先自壶关徙宿州。以荫主宁陵簿。邑有古河久陻，请开导以溉田，为利甚博，人谓之苗公河。调潞州司法参军。郡守欲入一囚于死，执不可。守怒，责甚峻，时中曰：“宁归田里，法不可夺。”守悟而听之。熙宁中，以司农丞使梓州路，密荐能吏十人，后皆进用，人卒莫之知。讨蛮时以创立折运法，使得军粮供应无缺，因功升迁两阶，为发运副使、河东转运使，加直龙图阁、知桂州，进宝文阁待制、户部侍郎。

苗仲先

通州人，字子野，为北宋徐州太守。

苗授

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北宋将领。以荫补官，在攻打羌、西夏等战役中，屡立战功，累迁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后以保康节度使知潞州。其子苗履亦为宋将，累官至天武都指挥使。

苗 履

宋将，累官至天都节度使。

苗傅

上党人，南宋将领。累官至统制官。后与刘正彦发动叛乱，逼高宗让位于太子，被勤王之师击败，并被俘杀。

苗翊

南宋将领，参与了清君侧的苗刘兵变，企图威逼利诱赵构抗金。

苗再成

南宋官吏，南宋抗元三杰之一。累官至真州知府。文天祥败走真州时，被其请入城中，共商抗元大计。如果不是苗再成抗旨不尊，文天祥早就被杀死在真州城下，更没有后世的《正气歌》。后死守孤城，城陷，不屈而死。

苗道润

苗道润(-1218)金代骠骑大将军、留守中都苗道润，河北九公中的大部分都是苗道润的手下。贞祐初为河北义军队长。宣宗迁汴，河北义军集结，抗击蒙古兵。他“有勇略、敢战斗，能得众心”(《金史》)。累至骠骑上将军、中都路经略使，兼知中山府(河北定州)事前后抚定五十余城。兴定元年(1217)奉诏恢复中都，与诸军不和而相攻。次年被易州贾瑀诱杀。

苗善时

元朝词人，留有词作《步蟾宫》和《望江南》:

阳复乾纯阳姤午。象帝先、是吾玄祖。一气氤氲降甘雨。始恍然、火浮黎土。无极极中诚密锢。玉龙蟠、幽囚金虎。主人轻鼓没弦琴，全不属、宫商律吕。

清高士，志道体真仙。养浩虚中吹玉笛，凝神真乐吸琼笙。清净莹心天。离欲海，放倒我人山。玄素采阴魔畜道，娄公邪术执为玄。休效损丹田

苗道一

元朝全真教第十二任掌门、第十七任掌门，回首王重阳祖师创教至今的八百年来，至苗道一，元武宗在至大三年（1310），加尊全真教的祖师和重要弟子，北五祖由真君升帝君；北七真由真人升真君。其后，孙德彧、兰道元、孙履道、完颜德明等相继掌教。自苗道一起，每任掌教皆授封为真人、演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教事。大约在元代中后期，南北归宗，又合并了真大道、楼观道和部分净明道，成为唯一的一个上层丹鼎大派。

苗好谦

苗好谦，我国古著名农学家，元代成武焦村（今成武县汶上集镇前苗楼村）人。初任都察院属员，延祐三年（1316）年升任淮东廉访司佥事，因“善课桑农”，皇帝“赐衣一袭”，后入朝为司农丞，著有《栽桑图说》和《农桑辑要》，受到皇帝赞许：“农桑衣食之本，此图甚善”。遂命刊印千册，散之民间。并晋升苗好谦为御史中丞。

苗衷

凤阳府定远（今属安徽）人，明代大臣。永乐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有《史阁纪闻》、《归回录》、《雪窝稿》。

苗汝霖

明代军事家，生卒不详。嘉靖五年丙戌科二甲进士（第四十二名），山西朔州人，官至兵部郎中，其父、子均为兵部名将，曾驻守山海关。善诗，现存作品仅余一首，墨迹至今保留于山海关： 登亭试问秦皇岛，海上神仙信有无。今古几人能化羽，乾坤何处是蓬壶

苗朝阳

山西河曲人，明代官吏。万历五年进士。历任新蔡、杞县知县，以廉能称。升兵科给事中，官至太仆少卿。

苗焕

字尔章，又字文峰，生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六月十三日。21岁时中嘉靖四十三年（1564）甲子科举人，列第22名；28岁时登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进士，会试第68名，殿试为三甲225名，赐同进士出身，同年即授宝丰知县，“性戆直，果敢有为，冰操自历，属吏清风”，祀宝丰县名宦祠。万历六年（1578）任平山知县，万历三十四年任鲁山县知县，修鲁山城池。后升任四川保宁府知府，时监司有人蜚语中伤，遂谢政归乡。万历四十七年（1619）春卒，寿年七十有六。崇祯三年（1630）祀泽州乡贤。生有三子，分别是苗有土，苗广土和苗胙土，苗胙土成就三子最高。

苗胙土

字叔康，号晋侯，万历十七年（1589年）七月初九日生于保宁府官邸，两个哥哥分别是苗有土和苗广土。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戊午科举人，列第二十七名；天启二年（1622）登壬戌科进士，会试第297名，殿试二甲58名，赐进士出身，刑部观政；天启四年（1624）四月授户部福建司主事，崇祯九年担任佥都御史、郧阳巡抚，称为正二品大员，达到了其事业的顶峰。苗胙土曾平定邓玘兵变，

我们家的家谱有，[赵氏属地]

天水郡，即现在的甘肃省通渭县西南。

[赵氏来历]

赵氏出自嬴姓部落，祖先是帝舜时的伯益（或名柏翳），具体始祖是伯益的十三世孙造父。所《姓氏考略》记载：造父为周穆王的驾车大夫，曾为周穆王驾驶兵车救国有功，皇帝便把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赐给他作为封邑，造父的子孙就以封地赵城为氏，姓赵。

[赵氏名望]

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及其孙叔带于周宣王时救驾有功，叔带被任命为执政，赵氏势力从此大兴，后因周幽王无道，叔带离开周而到了晋国。叔带的七世孙赵衰辅佐晋文公登上霸主之位后，赵氏子孙就世代为晋国大夫。至赵襄子，率领族人与韩、魏两家联合灭掉了晋国，建立赵国。赵国于公元前222为秦所灭后，赵国末代君主代王赵嘉的后裔世居陇西天水西县（今甘肃天水县西南），在此发展为大族。除了天水，赵姓还有涿郡、南阳、金城等郡望。

赵氏家族历史悠久，自然不乏名人逸士。例如，帝王者中著名的就有提倡“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皇朝的赵匡胤等。名臣中则有控制朝政，掌握实权的秦朝宰相赵高；策划陈桥兵变，帮助赵匡胤夺取江山的宋朝宰相赵普等。赵姓的名将则有赵国的赵奢，西汉的赵充国等。而西汉时的农学家赵过，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清代诗人赵执信等皆为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