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有关的民间习俗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17浏览：1收藏

节日有关的民间习俗,第1张

既然说中国的民间节日，当然都是阴历。按照时间顺序，主要的是春节、元宵节、端午节、清明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等八个。

各节习俗：

1、春节（正月初一）：

习俗如下：

扫尘：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据《吕氏春秋》记载，我国在尧舜时代就有春节扫尘的风俗。按民间的说法：因“尘”与“陈”谐音，新春扫尘有“除陈布新”的涵义，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晦气统统扫出门。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每逢春节来临，家家户户都要打扫环境，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六闾庭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暗沟。到处洋溢着欢欢喜喜搞卫生、干干净净迎新春的欢乐气氛。

贴春联

春联也叫门对、春贴、对联、对子、桃符等，它以工整、对偶、简洁、精巧的文字描绘时代背景，抒发美好愿望，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每逢春节，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幅大红春联贴于门上，为节日增加喜庆气氛。这一习俗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到了清代，春联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梁章矩编写的春联专著《槛联丛话》对楹联的起源及各类作品的特色都作了论述。

春联的种类比较多，依其使用场所，可分为门心、框对、横披、春条、斗方等。“门心”贴于门板上端中心部位；“框对”贴于左右两个门框上；“横披”贴于门媚的横木上；“春条”根据不同的内容，贴于相应的地方；“斗斤”也叫“门叶”，为正方菱形，多贴在家俱、影壁中。

贴窗花和倒贴“福”字

在民间人们还喜欢在窗户上贴上各种剪纸——窗花。窗花不仅烘托了喜庆的节日气氛，也集装饰性、欣赏性和实用性于一体。剪纸在我国是一种很普及的民间艺术，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因它大多是贴在窗户上的，所以也被称其为“窗花”。窗花以其特有的概括和夸张手法将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在贴春联的同时，一些人家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字。春节贴“福”字，是我国民间由来已久的风俗。“福”字指福气、福运，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未来的祝愿。为了更充分地体现这种向往和祝愿，有的人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民间还有将 “福”字精描细做成各种图案的，图案有寿星、寿桃、鲤鱼跳龙门、五谷丰登、龙凤呈祥等。

年画

春节挂贴年画在城乡也很普遍，浓黑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平添了许多兴旺欢乐的喜庆气氛。年画是我国的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反映了人民朴素的风俗和信仰，寄托着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年画，也和春联一样，起源于“门神”。随着木板印刷术的兴起，年画的内容已不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题，变得丰富多彩，在一些年画作坊中产生了《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等精典的彩色年画、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我国出现了年画三个重要产地：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和山东潍坊；形成了中国年画的三大流派，各具特色。

我国现今我国收藏最早的年画是南宋《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的木刻年画，画的是王昭君、赵飞燕、班姬和绿珠四位古代美人。民间流传最广的是一幅《老鼠娶亲》的年画。描绘了老鼠依照人间的风俗迎娶新娘的有趣场面。民国初年，上海郑曼陀将月历和年画二者结合起来。这是年画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合二而一的年画，以后发展成挂历，至今风靡全国。

守岁

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活动之一，守岁之俗由来已久。最早记载见于西晋周处的《风土志》：除夕之夜，各相与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天明，称曰“守岁”。

2、元宵节（正月十五）

元宵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所以全国各地都过，大部分地区的习俗是差不多的，但各地也还是有自己的特点。

吃元宵

正月十五吃元宵，“元宵”作为食品，在我国也由来已久。宋代，民间即流行一种元宵节吃的新奇食品。这种食品，最早叫“ 浮元子”后称“元宵” ，生意人还美其名曰“元宝” 。元宵即"汤圆"以白糖、玫瑰、芝麻、豆沙、黄桂、核桃仁、果仁、枣泥等为馅，用糯米粉包成圆形，可荤可素，风味各异。可汤煮、油炸、蒸食，有团圆美满之意。陕西的汤圆不是包的，而是在糯米粉中"滚"成的，或煮司或油炸，热热火火，团团圆圆。

观灯

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因明帝提倡佛法,适逢蔡愔从印度求得佛法归来，称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僧众云集瞻仰佛舍利，是参佛的吉日良辰。汉明帝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的习俗就由原来只在宫廷中举行而流传到民间。即每到正月十五，无论士族还是庶民都要挂灯，城乡通宵灯火辉煌。

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当时的京城长安已是拥有百万人口的世界最大都市，社会富庶。在皇帝的亲自倡导下，元宵灯节办得越来越豪华。中唐以后，已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欢节。唐玄宗（公元685--762）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皇帝命人做巨型的灯楼，广达20间，高150尺，金光璀璨，极为壮观。

宋代，元宵灯会无论在规模和灯饰的奇幻精美都胜过唐代，而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民族特色更强。以后历代的元宵灯会不断发展，灯节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唐代的灯会是"上元前后各一日"，宋代又在十六之后加了两日，明代则延长到由初八到十八整整十天。

到了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日期缩短为五天，一直延续到今天。

灯在台湾民间具有光明与添丁的涵义，点燃灯火有照亮前程之意，且台语灯与丁谐音代表生男孩，因此往昔元宵节妇女都会刻意在灯下游走，希望“钻灯脚生卵葩”（就是钻到灯下游走，好生男孩）。

3、清明节（四月初五）

清明节的习俗是丰富有趣的，除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活动。相传这是因为清明节要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所以大家来参加一些体育活动，以锻炼身体。因此，这个节日中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荡秋千

这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桠枝为架，再栓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打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

蹴鞠

鞠是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蹴鞠，就是用足去踢球。这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目的是用来训练武士。

踏青

又叫春游。古时叫探春、寻春等。三月清明，春回大地，自然界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游的大好时光。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

植树

清明前后，春阳照临，春阳照临，春雨飞洒，种植树苗成活率高，成长快。因此，自古以来，我国就有清明植树的习惯。有人还把清明节叫作“植树节”。植树风俗一直流传至今。1979年，人大常委会规定，每年三月十二日为我国植树节。这对动员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开展绿化祖国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放风筝

也是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稳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象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过去，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

4、端午节（五月初五）

我国民间过端午节是较为隆重的，庆祝的活动也是各种各样，比较普遍的活动有:

赛龙舟：

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其实，“龙舟竞渡”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在急鼓声中划刻成龙形的独木舟，做竞渡游戏，以娱神与乐人，是祭仪中半宗教性、半娱乐性的节目。

后来，赛龙舟除纪念屈原之外，在各地人们还付予了不同的寓意。

江浙地区划龙舟，兼有纪念当地出生的近代女民主革命家秋瑾的意义。夜龙船上，张灯结彩，来往穿梭，水上水下，情景动人，别具情趣。贵州苗族人民在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八举行“龙船节”，以庆祝插秧胜利和预祝五谷丰登。云南傣族同胞则在泼水节赛龙舟，纪念古代英雄岩红窝。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划龙舟的传说有所不同。直到今天在南方的不少临江河湖海的地区，每年端节都要举行富有自己特色的龙舟竞赛活动。

清乾隆二十九年（1736年），台湾开始举行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在香港，也举行竞渡。

此外，划龙舟也先后传入邻国日本、越南等及英国。1980年，赛龙舟被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比赛项目，并每年举行“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6月 16日（农历五月初五），在屈原的第二故乡中国湖南岳阳市，举行首届国际龙舟节。在竞渡前，举行了既保存传统仪式又注入新的现代因素的“龙头祭”。 “龙头”被抬入屈子祠内，由运动员给龙头“上红”（披红带）后，主祭人宣读祭文，并为龙头“开光”（即点晴）。然后，参加祭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龙头即被抬去汩罗江，奔向龙舟赛场。此次参加比赛、交易会和联欢活动的多达60余万人，可谓盛况空前。尔后，湖南便定期举办国际龙舟节。赛龙舟将盛传于世。

端午食粽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

据记载，早在春秋时期，用菰叶（茭白叶）包黍米成牛角状，称“角黍”；用竹筒装米密封烤熟，称“筒粽”。东汉末年，以草木灰水浸泡黍米，因水中含碱，用菰叶包黍米成四角形，煮熟，成为广东碱水粽。

晋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这时，包粽子的原料除糯米外，还添加中药益智仁，煮熟的粽子称“益智粽”。时人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黍。”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豆等，品种增多。粽子还用作交往的礼品。

到了唐代，粽子的用米，已“白莹如玉”，其形状出现锥形、菱形。日本文献中就记载有“大唐粽子”。宋朝时，已有“蜜饯粽”，即果品入粽。诗人苏东坡有“时于粽里见杨梅”的诗句。这时还出现用粽子堆成楼台亭阁、木车牛马作的广告，说明宋代吃粽子已很时尚。元、明时期，粽子的包裹料已从菰叶变革为箬叶，后来又出现用芦苇叶包的粽子，附加料已出现豆沙、猪肉、松子仁、枣子、胡桃等等，品种更加丰富多彩。

一直到今天，每年五月初，中国百姓家家都要浸糯米、洗粽叶、包粽子，其花色品种更为繁多。从馅料看，北方多包小枣的北京枣粽；南方则有豆沙、鲜肉、火腿、蛋黄等多种馅料，其中以浙江嘉兴粽子为代表。吃粽子的风俗，千百年来，在中国盛行不衰，而且流传到朝鲜、日本及东南亚诸国。

佩香囊：

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传说有避邪驱瘟之意，实际是用于襟头点缀装饰。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

5、七夕节（七月初七）

七夕节最普遍的习俗，就是妇女们在七月初七的夜晚进行的各种乞巧活动。

乞巧的方式大多是姑娘们穿针引线验巧，做些小物品赛巧，摆上些瓜果乞巧，各个地区的乞巧的方式不尽相同，各有趣味。

在山东济南、惠民、高青等地的乞巧活动很简单，只是陈列瓜果乞巧，如有喜蛛结网于瓜果之上，就意味着乞得巧了。而鄄城、曹县、平原等地吃巧巧饭乞巧的风俗却十分有趣：七个要好的姑娘集粮集菜包饺子，把一枚铜钱、一根针和一个红枣分别包到三个水饺里，乞巧活动以后，她们聚在一起吃水饺，传说吃到钱的有福，吃到针的手巧，吃到枣的早婚。

有些地方的乞巧节的活动，带有竞赛的性质，类似古代斗巧的风俗。近代的穿针引线、蒸巧悖悖、烙巧果子、还有些地方有做巧芽汤的习俗，一般在七月初一将谷物浸泡水中发芽，七夕这天，剪芽做汤，该地的儿童特别重视吃巧芽，以及用面塑、剪纸、彩绣等形式做成的装饰品等就是斗巧风俗的演变。而牧童则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角上，叫做“贺牛生日”（传说七夕是牛的生日）。

诸城、滕县、邹县一带把七夕下的雨叫做“相思雨”或“相思泪”，因为是牛郎织女相会所致。胶东，鲁西南等地传说这天喜鹊极少，都到天上搭鹊桥去了。

在今日浙江各地仍有类似的乞巧习俗。如杭州、宁波、温州等地，在这一天用面粉制各种小型物状，用油煎炸后称“巧果”，晚上在庭院内陈列巧果、莲蓬、白藕、红菱等。女孩对月穿针，以祈求织女能赐以巧技，或者捕蜘蛛一只，放在盒中，第二天开盒如已结网称为得巧。

而在绍兴农村，这一夜会有许多少女一个人偷偷躲在生长得茂盛的南瓜棚下，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时的悄悄话，这待嫁的少女日后便能得到这千年不渝的爱情。

为了表达人们希望牛郎织女能天天过上美好幸福家庭生活的愿望，在浙江金华一带，七月七日家家都要杀一只鸡，意为这夜牛郎织女相会，若无公鸡报晓，他们便能永远不分开。

在广西西部，传说七月七日晨，仙女要下凡洗澡，喝其澡水可避邪治病延寿。此水名“双七水”，人们在这天鸡鸣时，争先恐后地去河边取水，取回后用新瓮盛起来，待日后使用。

广州的乞巧节独具特色，节日到来之前，姑娘们就预先备好用彩纸、通草、线绳等，编制成各种奇巧的小玩艺，还将谷种和绿豆放入小盒里用水浸泡，使之发芽，待芽长到二寸多长时，用来拜神，称为“拜仙禾”和“拜神菜”。从初六晚开始至初七晚，一连两晚，姑娘们穿上新衣服，戴上新首饰，一切都安排好后，便焚香点烛，对星空跪拜，称为“迎仙”，自三更至五更，要连拜七次。

拜仙之后，姑娘们手执彩线对着灯影将线穿过针孔，如一口气能穿七枚针孔者叫得巧，被称为巧手，穿不到七个针孔的叫输巧。七夕之后，姑娘们将所制作的小工艺品、玩具互相赠送，以示友情。

在福建，七夕节时要让织女欣赏、品尝瓜果，以求她保佑来年瓜果丰收。供品包括茶、酒、新鲜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子）、鲜花和妇女化妆用的花粉以及一个上香炉。一般是斋戒沐浴后，大家轮流在供桌前焚香祭拜，默祷心愿。女人们不仅乞巧，还有乞子、乞寿、乞美和乞爱情的。而后，大家一边吃水果，饮茶聊天，一边玩乞巧游戏，乞巧游戏有两种：一种是“卜巧”，即用卜具问自己是巧是笨；另一种是赛巧，即谁穿针引线快，谁就得巧，慢的称“输巧”，“输巧”者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小礼物送给得巧者。

有的地区还组织“七姐会”，各地区的“七姐会”聚集在宗乡会馆摆下各式各样鲜艳的香案，遥祭牛郎织女，“香案”都是纸糊的，案上摆满鲜花、水果、胭脂粉、纸制小型花衣裳、鞋子、日用品和刺绣等，琳琅满目。不同地区的“七姐会”便在香案上下工夫，比高下，看谁的制作精巧。

6、中秋节（八月十五）

中秋佳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了。

赏月

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记载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同赏月叙谈。

明清以后，中秋节赏月风俗依旧，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吃月饼

我国城乡群众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中有：“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那时，它也只是象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的象征。

月饼最初是在家庭制作的，清袁枚在《隋园食单》中就记载有月饼的做法。到了近代，有了专门制作月饼的作坊，月饼的制作越越来越精细，馅料考究，外型美观，在月饼的外面还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如“嫦娥奔月”、“银河夜月”、“三潭印月”等。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都成为天下人们的心愿，月饼还被用来当做礼品送亲赠友，联络感情。

7、重阳节（九月初九）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农历九月初九日的重阳佳节，活动丰富，情趣盎然，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

登高

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

吃重阳糕

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 “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当今的重阳糕，仍无固定品种，各地在重阳节吃的松软糕类都称之为重阳糕。

赏菊并饮菊花酒

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民间还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在菊花傲霜怒放的重阳节里，观赏菊花成了节日的一项重要内容。清代以后，赏菊之习尤为昌盛，且不限于九月九日，但仍然是重阳节前后最为繁盛。、

插茱萸和簪菊花

重阳节插茱萸的风俗，在唐代就已经很普遍。古人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8、冬至节（冬至日，阳历十二月二十二日）

冬至经过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食文化。诸如馄饨、饺子、汤圆、赤豆粥、黍米糕等都可作为年节食品。曾较为时兴的“冬至亚岁宴”的名目也很多，如吃冬至肉、献冬至盘、供冬至团、馄饨拜冬等。

较为普遍的有冬至吃馄饨的风俗。早在南宋时，临安人就在冬至吃馄饨，开始是为了祭祀祖先，后逐渐盛行开来，民间有“冬至馄饨夏至面”之说。馄饨发展至今，更成为名号繁多，制作各异，鲜香味美，遍布全国各地，深受人们喜爱的著名小吃。馄饨名号繁多，江浙等大多数地方称馄饨，而广东则称云吞，湖北称包面，江西称清汤，四川称抄手，新疆称曲曲等等。

吃汤圆也是冬至的传统习俗，在江南尤为盛行。“汤圆”是冬至必备的食品，是一种用糯米粉制成的圆形甜品，“圆”意味着“团圆”“圆满”，冬至吃汤圆又叫“冬至团”。民间有“吃了汤圆大一岁”之说。冬至团可以用来祭祖，也可用于互赠亲朋。旧时上海人最讲究吃汤团。古人有诗云：“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

北方还有不少地方，在冬至这一天有吃狗肉和羊肉的习俗，因为冬至过后天气进入最冷的时期，中医认为羊肉狗肉都有壮阳补体有功效，民间至今有冬至有进补的习俗。

在我国台湾还保存着冬至用九层糕祭祖的传统，用糯米粉捏成鸡、鸭、龟、猪、牛、羊等象征吉祥中意福禄寿的动物，然后用蒸笼分层蒸成，用以祭祖，以示不忘老祖宗。同姓同宗者于冬至或前后约定之早日，集到祖祠中照长幼之序，一一祭拜祖先，俗称“祭祖”。祭典之后，还会大摆宴席，招待前来祭祖的宗亲们。大家开怀畅饮，相互联络久别生疏的感情，称之为“食祖。”冬至节祖先，在台湾一直世代相传，以示不忘自己的“根”。

冬至是一个内容丰富的节日，据传，冬至在历史上的周代是新年元旦，曾经是个很热闹的日子。在今天江南一带仍有：吃了冬至夜饭长一岁的说法，俗称“添岁”。

中国民间节日还有：

路神生日、春龙节(龙抬头)、寒食节、立夏节、天贶节、翻经节、姑姑节、火把节、盂兰盆节、中元节、鬼节、地藏节、祭祖节、阔时节、小年、古尔邦节(穆斯林)、龙船节(苗族)、花山节(苗族)、跳花节(苗族) 四月八节(苗族)、苗年(苗族)、吃新节(苗族)、六月六(苗族)、赶秋节(苗族)、芦笙节(苗族)、姊妹饭节(苗族)、开斋节(回族)、古尔邦节(回族)、圣纪节(回族)、藏族主要节日藏历年等(藏族)

除夕守岁，其实也是个节——“小年”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公元 1640 年，卒于 1715 年，终年 76 岁。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贫困潦倒，后人用 8 个字便概括了他的一生：读书、教、著书、科考。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请不起教书先生，便随父读书。他自幼聪慧过人，经史过目不忘。 18 岁完婚，应父母之命，娶本县文人刘国鼎的次女刘孺人为妻。 19 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文章深受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赏识，一时名声大振。为了求取功名，实现理想， 20 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好李友梅、王鹿瞻、张历友共结“郢中诗社”，潜心治学。现在淄川的留仙湖、般阳河等地就是他们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 25 岁时蒲家因妯娌不合，兄弟分家，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迫于生计，于康熙九年应同邑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宝应为知县孙蕙做幕宾。那段时间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写下了不少诗文，但也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上思乡心切，第二年便辞幕还乡了。

归来后的蒲松没有考取功名，便屡屡设帐于缙绅之家，其中约三十年的时光是在淄川大家毕际有府上为塾师，在毕家他结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文人如王士祯、高珩、朱缃等，这对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和传播有极大的影响。7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他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今人搜集将其编定为《蒲松龄集》。

蒲松龄 74 岁时妻子刘氏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倍感人生苦短，就这样过了两年，蒲翁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 年正月 22 日，在故居聊斋与世长辞。蒲翁墓中出土的东西，有锡酒壶、锡酒杯、旱烟袋、念珠、宣德炉、四枚寿山石印章，还有其夫人用的铜镜、耳勺。一代文学大师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财富却是永不磨灭的 !

蒲松龄故居

位于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座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泉又名满井，在淄川区蒲家庄东侧约百米的山谷中。据载，早年井中清泉涌流，外溢为溪，大旱不涸，古称满井。最初蒲家庄也由此得名满井村，至明朝末年，蒲姓日繁，因而村始易为今名。当年井四周有翠柳百株，故后人又称之为“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多次在此设茶招待过往行人，搜集创作素材。蒲松龄酷爱此地，自号“柳泉居士”。1980年，柳泉旁新建草亭、凉亭，井口围加了栏杆，井旁“柳泉”石碑为著名文学家沈雁冰所踢写。柳泉北面原有一座龙王庙，也叫满井堂，庙西庑原有《新建龙王庙碑》一块，碑文系蒲松龄所撰。现庙已无存，碑已移存蒲氏故居内。

蒲松龄墓位于淄川区蒲家庄东南约500米处。墓地四周系砖石砌围墙，内松柏树10株古木阴翳，郁郁葱葱。墓院系蒲氏老林，内有古墓几十个，蒲松龄墓在墓园北侧，封土高约两米，墓穴呈头向西南，足向东北之势。墓前立清雍正三年（1752年）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1954年建立了一座四脚碑亭，1979年又在亭前建立沈雁冰撰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碑。

聊斋园位于淄川蒲家庄村东，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聊斋园分为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分。艺术陈列馆共三个展室：第一、二展室陈列反映蒲松龄生活的诗词、文稿及颂扬蒲松龄的图画、诗歌、书法等艺术作品；第三展室展出了18组蒲松龄生平塑像，形象逼真。“狐仙园”内建筑错落有致，小巧美观，包括共笑亭、留仙桥、柳拉碑、奇幻门、聚仙峰、卧狐、独眼狐等景观。“石隐园”内建有远心亭、同春堂、迟月亭、九回廊、文梓树、蔓松桥、霞饴轩及各种石景等，并有假山、怪石及花草。“聊斋宫”内有《罗刹海市》、《席方平》、《画皮》、《娇娜》、《尸变》等聊斋故事艺术雕塑作品，并采用灯光、音响、**特技等现代科技表现手法，再现了蒲松龄笔下神鬼狐妖的艺术形象。“观狐园”内。

蒲松龄书馆

蒲松龄书馆坐落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西南昆仑路旁、王村镇西铺村西铺大街。原系明末户都尚书毕自严故居的一部分。先生一生的职业是教书，他在其三十二岁时，应好友毕际友[公元一六七九(康熙八年)至一七0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之聘离开家乡淄川区蒲家庄，在此设馆教塾三十余载。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一年），先生在度过了近四十年的塾师生涯，七十一岁高龄时，才撤帐归里田园，连续教了三十八年的书。在漫长的三十八年中，先生凭着自己的才能，栖身于王村西铺的高墙内，寓居于毕家的松龄书院，领衔伴读在绰然堂，可以说，西铺是先生的第二故乡。

弹指三百余载，当年先生执教著《聊斋》的书院——“ 毕尚书府”，几经蹉跎岁月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到文革时期一度破败不堪、面目全非。

春风又绿“江南”岸。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淄博市人民政府暨周村区人民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加强蒲学研究，纪念一代文化伟人，相继拨款四十九万元，分两期工程对蒲松龄书馆进行了彻底修复，并作为淄博市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对外开放。

来到蒲松龄书馆，踏上西铺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一条名曰：“松龄路”的新拓宽的长三百米，宽六米的高标准水泥路引我走向蒲松龄书馆。

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明清朝代风貌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2 千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765平方米。馆内共有大小建筑22间。抬眼望，前门上横挂着一块漆黑乌亮的牌匾，上书“蒲松龄塾馆”五个姿媚酋劲、超逸入神的镏金大字、熠熠放光，夺人耳目。旁边则有社会各界损资碑记。(左图为前门）

拾级而上，进门向里走，迎面便是古朴宏丽的绰然堂。原有牌额上题“绰然堂”三个隶书大字，落款崇祯甲戊白阳老人题（白阳老人即毕自严，该匾原件现存蒲松龄故居）。它是幢三间高大的大厅房。先生来到毕府，便选定了绰然堂设馆住教。但见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端庄俏拔，气势壮观。北房二间，东边暗间，作先生的写作和住宿的地方，著名《聊斋志异》及大量诗词皆出于此，中外间作为学生们肄业的课堂。现有塑像来体现当时的情景。身临其境，可以看到几个毕氏子弟正伏案忙于学业。有的诵书、有的习字，还有的在沉思。先生则侧耳倾耳，神态怡然。

绰然堂（董建生/摄）

先生一生从教。他经常结合幼年学生的接受能力，专意编写与教学有关的通俗读物。如他在58岁时，编写了两部这样的书。一是著《小学节要》，对当时塾馆所用的道德教材删繁就简，取其中精要缩编而成。二是选编了《宋七律诗选》，对其教学所用的宋诗去粗取精，择选佳句，选择了22首作为学习宋诗用。先生教书，有别于其他人多数的塾馆教书先生。他厌恶旧式教学那种墨守成规的死记硬背，不满故弄玄虚的“师尊”，毅然与学生平等相处，诚心以待，既悉心教育引导学生刻苦攻读学业，又不压抑孩子们天真活泼的纯洁童心。正是这种实际感受，使他写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绰然堂会食赋》。赋文幽默，风趣，生动描述了孩子们每当吃饭时《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的场面。

据记载，绰然堂曾于”清光绪三十年倾圮“，今在原址重建是以纪念蒲松龄创作写书育人三十年之业绩。

转过“绰然堂”向北，正对的是省书法家朱学达题“振衣阁”门前楹联上书：万卷书当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这是在绰然堂后修建的一幢与之对称的砖木结构双层楼阁建筑，阁上花窗雕棂，舒朗明快；阁下朱红漆柱承托重荷。整个阁的外壁饰有飞檐、禅兽、雕栏、花棂。“振衣阁”是“毕尚书府”藏书之地，有万卷诗书”，可供先生任意博览，成了先生的文库。它为先生搜挟奇闻异事、著书立说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因此，素日里的软事传闻便很快在天才的笔下“遂以成篇”。

振衣阁（董建生/摄）

走进下层阁楼里，墙上挂有先生的画像。他身着岁贡生服（生前没坐官，71岁官府授贡生）。正襟端坐，室内设有古玩架、先生曾用过的双耳瓶、暖手炉、笔筒架等陈列其上，给室内增添了一份古色古香的典雅。

万卷楼（袁鹰/摄）

登上阁楼上层，园内别致的圆心亭、绚丽的霞绮轩、奇特的卧龙石等大小各异、二十余景历历如画，尽收眼底，教人心旷神怡，难怪多次被先生写进其作品中呢。

这振衣阁是先生写作的地方，先生知识渊博，却屡试不第，一生怀才不遇，从而激起了他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决心以志怪的艺术，假笔于花妖狐魅、精灵怪异以超尘绝俗的笔，游刃于鬼狐世间，抒发自己内心愤郁的情感，并暴露和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抚慰善良人受创的心灵。他在一道题为《感愤》的诗中曾这样写：“漫问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怜恨不休”。道出了先生发愤著书，妙笔写尽人间不平事，“生花”绘出月下女儿情，不成书誓不罢休的志向和决心。

先生白天舌耕育桃李，夜晚在此挥毫泼墨、洒洒点点笔耕著文章，他聚平生之力完稿并日臻完善了《聊斋志异》一书。于是灯下写道：“……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此外，先生还在余暇，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文、铭、、书启、引、序、疏等。如今振衣阁里有蒲松龄伏案写书的塑像和有几面本书的书架。桌子上则摆有先生生前的若干手稿、著作等。

见情思景，可以想见，先生每每写得倦了，就走出来在这“万卷书档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的振衣阁上调理一下文思。

驻阁凭栏，会看到楼下有一株冠径85米的“蝴蝶松”（五针松）形态奇特，别具风韵，它那虬曲的枝丫，树冠如伞，虽不见当年色凝翠碧的繁茂风姿，但仍似超然挺拨，挥身欲跃。宛若一只振须展翅、翩翩欲舞的巨蝶，又尤如先生那“愤世疾俗”的风骨和顽强性格。全让它再现出来！给人以跃跃欲试、奋飞博击之感而顿然精神抖擞。据传，先生下课、写作之后，常来这蝴蝶松下，观赏解闷、寄托情思。

下的楼来，阁旁东西两侧各有一间青砖白缝的厢房。东厢房内有根据聊斋故事制作的工艺人物造型。可以看到红玉、冯相如、郎玉柱、颜如玉同登一堂，人物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西厢房内，陈列着全国各地书画名家之精品、荟萃四壁。这些作品匠心独运，情溢笔端，其中一幅“诗书传世醒人志，画幅纵留天地久”，倾吐了对先生之敬仰，抒发了对《聊斋》之厚爱。

漫步于蒲松龄书馆，使人们仿佛看见“婴宁女笑站柳梢迎远客，留仙翁漫步书馆盼知音”。睹物思人，不免发些思古之幽情，驻足追思，展开先生塾师生涯的冗长画卷，星转斗移，日炎月明，尽力度过了三十八个春秋，同时完成了《聊斋志异》、《蒲松龄集》中的大量篇章。但是，先生人生道路的主流，不是吟花咏月，不是小说诗赋，而是在乡土教育和急庶民所需等社会活动上做出的贡献。他的教书思想、方法、作风和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至今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明崇祯十三年（ 1640年）

农历四月，蒲松龄生。

明崇祯十七年（ 1644年）

清顺治元年

蒲松龄 5岁。

李自成军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清兵入关；李自成军败走。清定都北京。

顺治 14年（1657年）

蒲松龄 18岁。与刘氏成婚。

顺治 15年（1658年）

蒲松龄 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进学，受知山东学政施闺章。

顺治 16年（1659年）

蒲松龄 20岁。与张笃庆、李尧臣结郢中诗社。

顺治十七年（ 1660年）

蒲松龄 21岁。应乡试未中。

康熙元年（ 1662年）

蒲松龄 23岁。长子蒲箬生。

康熙二年（ 1663年）

蒲松龄 24岁。应乡试未中。

康熙四年（ 1665年）

蒲松龄 26岁。在本邑王村王永印家坐馆。

康熙九年（ 1665年）

蒲松龄 30岁。八月，应江苏宝应知县、同邑友人孙蕙之聘，南游做幕。

康熙十年（ 1671年）

蒲松龄 31岁。春、夏在宝应、高邮。秋辞幕返里。三子蒲笏生。

康熙十一年（ 1672年）

蒲松龄 32岁。四月，随本邑缙绅高珩、唐梦赉游崂山。秋应乡试未中。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蒲松龄 33岁。在本县丰泉乡王观正家坐馆。

康熙十四年（ 1675年）

蒲松龄 35岁。应乡试未中。四子蒲筠生。

康熙十八年（ 1679年）

蒲松龄 40岁。开始在本县西蒲村毕际有家坐馆。三月，已作成之狐鬼小说初步结集，定名《聊斋志异》。高珩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蒲松龄 44岁。作《婚嫁全书》。长孙蒲立德生。

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蒲松龄 45岁。作《省身语录》。

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蒲松龄 48岁。春，结识大诗人王士祯。夏，王士祯来信索阅《聊斋志异》。秋，蒲松龄应乡试，因“越幅”被黜。

康熙二十九年（ 1690年）

蒲松林 51岁。秋应乡试，再次犯规被黜。

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

蒲松龄54岁。春，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慕名邀请，到济南作客数日。馆东毕际有病逝，蒲松龄作《哭毕刺史》八首。

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

蒲松龄58岁。选《庄列选略》。朱缃寄诗、札，续借《聊斋志异》未读到的稿本。

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蒲松龄63岁。暮春赴济南，滞留数月，应乡试未中。王观正病卒。

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

蒲松龄67岁。作《药祟书》。朱缃抄录《聊斋志异》全书毕，题诗三首。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蒲松龄70岁。岁暮，撤帐归家，结束在毕家三十年的西宾生涯。

康熙四十九年（ 1710年）

蒲松龄71岁。十月，与张笃庆、李尧臣同举乡饮介宾。

康熙五十年（ 1711年）

蒲松龄72岁。五月，王士稹病逝，蒲松龄有《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客数日矣》四首挽之。十月，赴青州考贡，为岁贡生，受知山东学政黄书琳。作俚曲《墙头记》。

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蒲松龄74岁。八月，刘氏病卒。

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蒲松龄76岁。正月，病逝。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淄川蒲家庄人。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熟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科场偃蹇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 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 ,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领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松龄科举不第，无缘官场，终身清贫，仅靠教书为生。然而，他却没有颓废，更未流俗，而是集中业余精力，勤奋著述，无偿地为后世流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

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戏”三出（《考词九转货

出[出，读音作chū(ㄔㄨ)]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鲜卑族，出自汉朝时期鲜卑拓跋氏族乞伏部出连乞都，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出连乞都(公元？～399年)是十六国时西秦国丞相，自乞伏乾归即位(公元388年)即任此职，连任达十二年之久，封南川公。逝世后谥号为“宣公”。其后裔在北魏汉化改革过程中以“出”为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内廷太尉、明朝海西侯纳哈出的后裔，属于以先祖名字拆字汉化改姓为氏，或避难改姓为氏。

在福建省泉洲市惠安县北二十公里外的山区，涂岭小坝洪厝坑，聚居着几百户姓“出”蒙古族人，其家庙大门楹联写“燕南无二族，惠北自一家”，点明了在百家姓中找不到“出”氏源流。原来他们是元朝蒙古贵族的后裔，祖先乃成吉思汗的重臣木华黎，官拜太师，爵封鲁王，权倾朝野，显赫风光。

被惠安县出氏族人尊为始祖的“不归公”纳哈出，在元朝末年官至领兵太尉。恰值元朝灭亡，被迫降于明朝，后又聚兵反叛，屡犯辽东，却被明太祖朱元璋手下大将叶旺击溃，无奈下再次归降后，被朱元璋封为海西侯。

纳哈出后来在随颍国公傅友德出征云南时，病逝于征途之中。

纳哈出的长子察罕因“蓝玉党叛逆案”被处死，次子佛家奴(亦称福家奴)当时正在福州中街屯田御倭，闻长兄被诛，担心受株连祸及九族，便弃职归田，隐居在惠安县的荒郊野岭，取父亲纳哈出的名字之最后一字取汉字谐音“出”为姓氏，以“燕山”为郡号，以示永世不忘先祖是剽悍威猛的蒙古族英雄。

出氏族人最初隐居在惠安县九都梅峰铺(今福建惠安后龙上西村)，后迁徙到惠安县十都樟市铺，也就是现在涂岭洪厝坑一带，依溪流小水坝帝建居，默默地勤耕苦读，繁衍子孙。直至第十二世孙出科联在清乾隆年间考中进士，并官授翰林院检讨后，后人才在家庙中悬挂“忠节”和“进士”、“文魁”、“解元”等鎏金横匾。

据传，出科联在随乾隆大帝下江南时，清世祖皇帝对这位随臣的姓名很奇怪，即予询问，出科联变趁机奏明这个姓氏的来龙去脉，遂使隐姓埋名数百年的出氏源流明白于天下。

二各支始祖：

据史籍《元史》、《明史》及清康熙五十七年出质候撰写的《出府族谱》，其世系如下：

始祖：孔温屈哇，札刺儿氏，世居阿难水东。以戚里故在太祖麾下，从平篾里吉，征乃蛮部数立功。后乃蛮又叛，太祖与六骑走，中道乏食，擒水际驼杀之，燔以啖太祖，追骑重及，而太祖马毙，五骑相顾骇愕，孔温屈哇以乘马济太祖，身当追骑死之。至治元年，诏封孔温屈哇推忠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宣。

一世：木华黎(公元1170～1223年)，蒙古族，灭金未竟死，年五十四岁。元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诏封，体仁开国辅世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武。

二世：孛鲁，佐太祖征西域金国残部时战死，终年三十二岁，元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诏封，纯诚开济保德辅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鲁国王，谥忠定。生子七人。

三世：塔思，灭金残部，元延佑三年(公元1316年)战死，终年二十八岁，谥忠宣，生子四人。

四世：乃燕，塔思长子，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战死，封鲁郡公，生子二人。

五世：硕德，乃燕长子，随太祖征西域战死，追封鲁郡公。

六世：拜住，元亡，投井死。

七世：朵儿只，辽宁行省左丞相。

八世：朵儿值班，右丞相。

九世：纳哈出，据《明史·冯胜传》曰：“纳哈出者，元木华黎裔孙，为太平路万户(今安徽当涂)，太祖克太平，被执以名臣后，待之厚，知其不忘元，资遣北归，元既亡，纳哈出聚兵金山(今辽宁康平)，畜牧蕃盛，帝遣使招谕之，终不报，数犯辽东，为叶旺所败，胜等大兵临之，乃降，封海西候。从傅友德征云南，道卒，子察汗改封沈阳候，坐兰玉党死”。又载：“元太尉纳哈出，拥众数十万，屯金山(今辽宁康平)，数为辽东边害。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朱元璋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颖国公傅友德，永留候兰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南雄候赵庸等，以步骑二十万征之……乃降，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辎重三百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师还，以捷闻……尽将降众二十万入关，帝大悦。”

四郡望：

燕山郡：在宋朝时期称燕山府路。燕山府路包括有一府：燕山府；九州：涿、檀、平、易、营、顺、蓟、景、经；总领二十县。宋朝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诏山前收复州县，合置监司，以燕山府路为名，山后别名云中府路。燕山府：唐朝时期为幽州范阳郡；五代十国时期石晋以范阳郡贿赂辽国，辽国将其建为南京，又改号燕京；金国灭契丹后，以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来归；宋朝宣和四年改燕京为燕山府，又改郡名为广阳，领十二县；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童贯、蔡攸入燕山；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郭药师以燕山叛，金国复取之；下辖十二县：析津、宛平、都市(赐名广宁)、昌平、良乡、潞县、武清、安次、永清、玉河、香河(赐名清化)、漷阴。宋宣和七年再陷于金国。元朝时期沿袭宋朝建制，归大都统辖。明朝时期明成祖朱棣在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迁都后称北平府。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改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称北京市。出氏祖先佛家奴把坐落在福建惠安境内的烟道山改称为“燕山”，以为“燕山郡”，是为了表明缅怀自己的祖先曾辉煌于元朝时期。

三名人

出光育：(公元1456～？年待考)，蒙古族，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后裔；福建泉州涂岭新厝人。著名出氏第五世祖。

明景泰末年(公元1450～1456年)农历10月，出光育由福建泉州涂岭新厝乡迁居照船山下洪厝坑（今福建泉州泉港区涂岭镇小坝村洪厝坑自然村），从壬午(公元1462年)至今已五百九十二年。

妣陈氏，生长伯祖智惠(居西坑乡)，副妣某氏，传生四子(又传太宗门口一穴单坑，是细妈墓，即富地)：出硕叟、出确斋、出聪、出明(字睿轩)。

从五世祖出光育迁居洪厝坑，家族经明、清、民国的繁衍，发展迅速，为如今的燕山蒙古族。

出光育迁居洪厝坑，路经现泗洲水库后地段名石梯路时，一边孩子，一边铁锅，因路滑滑下，铁锅破，孩子滚下水沟。出光育抱起，迎天自语，此弃旧迎新，喜题石梯路，现石刻存在。

出光育之坟葬于横溪蛇头山地，面向东，即面燕山，刻写：“皇明，燕山出府光育出公，妣儒人某氏，元将纳哈出后裔。”

出科联：(公元1685～1765年)，蒙古族，字干甫，号淑渠，行居三，蒙古札剌亦儿部人，木华黎后裔；福建惠安涂岭洪厝坑人。著名清朝官吏，出氏第十二世祖。

出氏祖先在元代为派往监督县令的元官“达鲁花赤”。明初，元官纷遭杀戮，因出氏祖先较为爱民，得乡民帮助，藏匿定居，在洪厝坑流传下蒙古族一支。至出科联，已历十几代。

出科联生平析朗读书，十八岁中秀才，十九岁受知于程学宪，补弟子员，旋朗冠三军，补邑优行廪生。清乾隆戊午年(公元1738年)，三十岁登本省乡试榜首第一名(解元)。清乾隆已末年(公元1739年)，联捷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特受检讨。是当时颇有名望的书法家，惜其墨迹均已不传。

出科联曾随乾隆大帝下江南巡游，清世祖皇帝对这位随臣的姓名很奇怪，即予询问。出科联趁机奏明出氏得姓的来龙去脉，遂使隐姓埋名数百年的“出”氏源流明白于天下。乾隆大帝当即称誉：“好个奇姓！”

出科联以玉言报达家乡。太史公虽行成名立，而年不停挺，好奖诱后进而秉性刚方，不与时俯抑，放在史馆十余年不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