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7位杰出母亲2007-06-05 06:31

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上，诞生过无数杰出的巨人，他们或者创造历史，或者因为留下了不朽的思想和文章而名垂青史。探询他们成功的足迹，我们惊奇的发现，他们的背后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站着一位伟大的母亲！

1 孟母教子

2 徐母大义

在中国历史上被后世尊为“三大贤母”的母亲中，处于第二位的是三国时代的徐庶之母。

徐庶是三国颖州（今河南许昌）人，字元直。早年与诸葛亮、庞统同为好友，曾投刘表，后投刘备任军师。徐庶投奔刘备的时候,正值刘备孤军落难之际，兵不过千，城仅新野一座，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关平、周仓等人。徐庶作了刘备的军师后，大展才华，在数月间连施妙计，杀吕旷，斩吕翔，大破八门金锁阵，败曹仁取樊城，刘备的士气军心为之一振，曹操的嚣张气焰为之一寒。曹操的谋士程昱对曹操说：徐庶的才能比他程昱要高出10倍。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徐庶越战越勇时，他不得不激流勇退。在三国初期这谋臣智士纵横俾阖的较量场上，就失去了一位极其重要的军事家，失去了许多可令后人学习和效仿的用兵之法。而令人高兴的是，在徐庶辞别刘备时，向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了传诵千古的“三顾茅庐”故事。

徐庶正施展才华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离开刘备？都是因为曹操的谋士程昱。徐庶是有名的孝子。当曹操听谋士程昱说徐庶在为刘备出谋划策时，就想纳为己用。程昱教曹操把徐庶的老母骗至许昌，请徐母写信召唤徐庶。没想到徐母是忠奸分明、深晓大义的老人，徐母识破曹操的奸计，坚决不从。程昱就进一步献计，伪造徐母一封信，招引徐庶。徐庶是个孝子，收到这封假信后，只得辞别刘备投曹。徐庶临别刘备时，二人洒泪相别，徐庶指心对刘备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玄德哭着说：“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徐庶推荐了诸葛亮，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

徐庶被一封假造的书信轻易骗到了许昌，此举使深明大义的母亲痛极而自尽，造成了徐庶终生的遗憾，他因此痛恨曹操，曹操也只落得一场空欢喜，得到的是一位终生不为其设一计的旁观者。老母亲为自己的愚蠢而含恨九泉，心灰意冷的徐庶，不由地仰天长叹：“我徐某，报国有心，却无力回天；不忠、不孝，枉为人臣。”

在那个时代，曹操名为汉相，是仕途正宗，但是徐母却能够区分奸伪，认为儿子投奔曹操是明珠投暗，足见这位母亲的大德高义。

3 岳母刺字

岳飞自从枪挑了小梁王，大闹比武场之后，和牛皋、王贵、汤怀、张显弟兄五人，一起回到家乡河南汤阴，闲居起来。

这时候，北方金国兴起，四太子金兀术率领大兵南侵。北宋朝廷腐败无能，无力抵抗，被金兵占了都城汴梁（今开封），皇帝钦宗、太上皇徽宗也被掳到北国。金兵在中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再加上河南这一年瘟疫盛行，偏偏又遇大旱，颗粒无收，百姓如处水火，苦不可言。岳飞和母亲、妻子在家苦守清贫，甚是凄凉。王贵、汤怀、牛皋几个人的父母相继过世，几个人耐不住饥寒，未免去做些不洁之事。岳飞几次劝他们休取不义之财，他们也不肯听，最后竟一齐去山中落草了。岳飞见这般光景，心中悲伤不已。

一天，岳飞正与母亲在家中说话，有人前来叩门。岳飞把那人接到屋中，谈话中才知道来人是洞庭湖杨么起义军的部将王佐，因杨么久慕岳飞文武全才，特差王佐前来聘请前去相助。当下王佐拿出许多金银珠宝作为聘礼。岳飞正色说道：“岳飞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坚辞不收。王佐无可奈何，最后只得收拾起聘礼回山去了。

王佐走后，岳飞进去将这些细细说与母亲。岳母听罢，沉思了一会，就让岳飞去中堂摆下香案，端正香烛，随后带媳妇一同出来，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又叫岳飞跪在地上，媳妇研墨。岳母说道：“孩儿，做娘的见你甘守清贫，不贪富贵，是极好的了。但恐我死之后，又有些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倘我儿一时失志，做出些不忠之事，岂不把半世芳名丧于一旦？故我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尽忠报国’四字，愿你做个忠臣，尽忠报国，流芳百世，我就含笑于九泉了！”岳飞听罢，说道：“母亲说得有理，就与孩儿刺字罢。”便将衣服脱下半边。岳母取过笔来，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尽忠报国”，然后将绣花针拿在手中，在他背上一刺，只见岳飞的肉一耸，岳母问：“我儿痛么？”岳飞道：“母亲刺也不曾刺，怎么问孩儿痛不痛？”岳母流泪道：“孩儿，你怕娘的手软，故说不痛。”说罢，咬着牙根刺起来。刺完，将醋墨涂上，使永远不褪色了。岳飞起来，叩谢了母亲训子之恩。

这时，宋康王在金陵（今南京）继位，为高宗。这就是南宋。朝廷传下圣旨，聘召岳飞进京受职，率兵讨贼，图复中兴，报仇雪恨。岳飞接了圣旨，即刻收拾停当。岳母叮咛孩儿，勿忘“尽忠报国”。岳飞拜别母亲，又嘱咐了妻子，这才上马进京去了。这以后，岳飞领兵几次大败金兵，力图恢复中原，不料朝廷奸臣宰相秦桧一伙，私通金国，陷害忠良。他们把岳飞骗进京，诬他谋反，下在狱中。审讯中，岳飞脱下上衣，露出背上“尽忠报国”四个赫然大字，凛凛正气，贯冲斗牛。但邪恶猖獗一时，岳飞终被害死于风波亭。可是，岳母训子报国的故事和民族英雄。岳飞的美名却千古流传。

4 孔母授学

孟轲之母因为“孟母三迁”和“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天下母仪的典范。但是孔子母亲颜征在的教子故事，却鲜为人知。其实，孔母在孔子的成长中同样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孔子家族先祖微仲，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弟弟。商朝灭亡后，大哥微子被周封为宋国的国君，微子启死后，微仲继位，到孔子父亲一代，已是十五世，孔父在鲁国只是一名武士。孔子母亲的家族先祖伯禽，是鲁国的始祖，周公旦的长子，周朝先王周文王的孙子。周文王姬姓，伯禽分封他的后代在颜邑做邑首，以封地为姓，世代相传，成为颜氏，孔子的母亲就是鲁国颜氏之女。

晚年再娶年轻女子颜氏，生孔子，在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有记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从司马迁记载当中，印证了三个史实：颜氏女、野合和圩顶。

关于颜氏女，史料记载甚少，出现很晚的《孔子家语本姓解》是这样说的：“孔子之先，宋之后也。……伯夏生叔梁纥，虽有九女而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征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当时，孔子的父亲年纪约在六十多岁，而颜氏女不满二十岁，让她心动的原因，除了孔父的“圣王后裔”、“武力绝伦”之外，另外的原因，恐怕就是前面提到的“门当户对”。

因为年龄相差悬殊，在当时不合礼仪，故有《史记》中记载“野合”之说；有说在野外合欢，按此说法，孔子为私生子。但历来儒家都避讳此说，认为有失“圣人”体面，才有《孔子家语》粉饰之说。其实，对“野合”之事，倾向于他们两人未婚同居。

至于“圩顶”的说法，那是孔子父母的共同愿望，有一个传宗接代、传承宗庙的儿子。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因孔母曾在尼山祈祷才怀了孕，父母给孔子起名为丘，字仲尼。“仲”是排行第二的意思，“尼”指尼山，“丘”则暗示出人头地的意思。孔子约三岁时，叔梁纥病故，葬于防山，后颜氏带他离开鄹邑，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

征在的父亲是饱学之士，在那个时代，同样能够让女儿识字识礼，可以见其开明。父亲的直接传授，使征在不仅仅积累了丰厚的识见和学养，在教育和礼上也有很高的修养。她把父亲家的全部书籍，都搬运到自己的新家，选三间房子的一间作书房，准备在孔丘满五岁的时候教他念书。她先收了五个小孩子，在自己家教发蒙的书，得到每位学生家的学资，五斗小米和一担干柴，足以养活母子两人。

征在教孩子们习字、算数和唱歌三门功课，同时也教孩子们学习礼节和仪式。孔丘不到六岁开始跟班学习，后来，征在又收了几个小学生，小孔丘成为他母亲的小帮手，以尽辅导微薄之力。孔母的苦心栽培和细心教育，不到十岁的小孔丘，已经学完全部发蒙功课，因他爱琢磨，肯用脑子想问题，记忆力出众，喜欢帮助别人，成为同窗学习的佼佼者。有了孔母的这一段家教生涯，自己帮助别人学习的经历，对孔子以后办私学、兴教育，起到直接的影响。

按照当时的规矩，童子十岁就要外傅(跟别的老师去念书)。孔母关闭了她的学堂，把小孔丘送到城内最好的学堂，学习诗歌、典籍、历史等功课，即被后世称为《诗》、《书》、《礼》、《乐》的内容。当时学堂称为“庠”，属于官办学府，集中了鲁国最优秀的老师，实施非常严格的教育。因颜氏家族与鲁国国君是同宗关系，孔子仍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在学堂里受到贵族式教育。孔子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除了在家得到了母亲的严传身教外，不仅得到了颜氏宗亲的支持，也得到鲁国姬氏大族的照顾。

孔子贵族的身份，不仅得到颜氏家族的承认，也得到当时鲁国国君鲁昭公的认可。昭公十年，孔子二十岁得子，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所以取名鲤，字伯鱼。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三十五岁时，昭公兵败奔齐，孔子也亦奔齐避乱。

孔子与颜氏家族，因为母亲的缘故，也保持相当亲密的关系。孔子早期弟子中，颜路作为颜氏家族的一员，亲属关系不会走远，后来的仲由，也是娶颜家之女作为妻子。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选择在卫国，是因为卫灵公接受颜雠由的推荐，给孔子发出邀请，请孔子到卫国做官。仲由是颜雠由的妹夫，颜雠由是孔子母亲的同族人，彼此来往密切，消息灵通。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中，还有颜回、颜幸、颜祖、颜高、颜之仆、颜哙、颜何等。

正是有着这种母子情深的依存关系，才有了《礼记·檀弓》里故事的发生：孔子在其十七岁时，其母颜征在仙逝，孔子坚持父母合葬，因母耻于野合之事，未曾告诉父墓所在，孔子为了打听父墓所在，就想了个殡母于五父之衢的办法。按常礼，殡当在寝而不在外，今孔子故意殡母于外，意在引起人们的注意，使人们怪而问之，孔子便可借机打听父墓之所在。后来问于邹人曼父之母，才知道父亲葬于防，然后使父母得以合葬。

与孟母教子相比，孔母虽然少了些经典的范例，但是作为一个年轻守寡的女人，能够择良定居、亲临授教、外傅佳堂，成就了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一代圣人的身后，我们依然可以说，是因为站着一位伟大的母亲。

5 欧母画荻

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于1030年中进士，童年5月任西京国守推官，掌管文书，此后历任知县、知州、馆阁校勘、知谏院、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职务，是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父亲欧阳观是一个小吏。在欧阳修出生后的第四年，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刚4岁的欧阳修从庐陵到随州，以便孤儿寡妇能得到在随州的欧阳修叔父的照顾。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只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又肯吃苦的母亲。她不断给年幼的欧阳修讲如何做人的故事，每次讲完故事都把故事做一个总结，让欧阳修明白做人的很多道理。她教导孩子最多的就是做人不可随声附和，不要随波逐流。欧阳修稍大些以后，郑氏想方设法教他认字写字，先是教他读唐代诗人周朴、郑谷及当时的九僧诗。尽管欧阳修对这些诗一知半解，却增强了读书的兴趣。

眼看欧阳修就到上学的年龄了，郑氏一心想让儿子读书，可是家里穷，买不起纸笔。有一次她看到屋前的池塘边长着荻草，突发奇想，用这些荻草秆在地上写字不是也很好吗？她就用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开始教欧阳修练字。欧阳修跟着母亲的教导，在地上一笔一划地练习写字，反反复复地练，错了再写，直到写对写工整为止，一丝不苟。这就是后人传为佳话的"画荻教子"。

幼小的欧阳修在母亲的教育下，很快爱上了诗书。每天写读，积累越来越多，很小时就已能过目成诵。10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经常到附近藏书多的人家去借书读，因为自己没有，她就让他把借来的书抄录下来。

一天，他从李家旧纸筐里，发现一本六卷本《韩昌黎文集》，经主人允许，带回家里。打开一看，大开眼界，便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阅读。宋朝初年，社会上多流行华丽浮躁、内容空洞的文风，而韩愈的文风与之完全不一样。欧阳修被韩愈清新自然的文章所打动。他高兴地对母亲说，世上竟有这么好的文章啊。

尽管欧阳修年纪尚小，对韩愈文学思想未必能全部吃透，但却为他以后革除华而不实的文风打下了基础。而正是在这种思想启迪下，一个学习韩愈、革除当时文坛上坏风气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油然升起。

欧阳修长大以后，到东京参加进士考试，连考三场，都得到第一名。当欧阳修20岁的时候，已是当时文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母亲为欧阳修的出众才学而高兴，但她希望儿子不仅文学成就出众，为人做事也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欧阳修的父亲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过管理行政事务和司法的小官。他关心民间疾苦，正直廉洁，为百姓所爱戴。欧阳修长大做了官以后，母亲还经常不断地将他父亲为官的事绩讲给他听。她对儿子说：你父亲做司法官的时候，常在夜间处理案件，对于涉及到平民百姓的案宗，他都十分慎重，翻来覆去地看。凡是能够从轻的，都从轻判处；而对于那些实在不能从轻的，往往深表同情，叹息不止。她还说：你父亲做官，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而且经常以财物接济别人，喜欢交结宾朋。他的官俸虽然不多，却常常不让有剩余。他常常说不要把金钱变成累赘。所以他去世后，没有留下一间房，没有留下一垄地。

她告诫儿子，对于父母的奉养不一定要十分丰盛，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孝心。自己的财物虽然不能布施到穷人身上，但一定是心存仁义。我没有能力教导你，只要你能记住你父亲的教诲，我就放心了。

母亲的这些语重心长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欧阳修脑海里。其时欧阳修官职并不高，但是十分关心朝政，正直敢谏。当范仲淹得罪吕夷简，被贬谪到南方去的时候，许多大臣都同情范仲淹，只有谏官高若讷认为范仲淹应该被贬。欧阳修十分气愤，写信责备高若讷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二字。为了这件事，他被降职到外地，过了四年，才回到京城。欧阳修为了支持范仲淹新政，又出来说话，使朝廷一些权贵大为恼火。他们捕风捉影，强加给欧阳修一些罪名，朝廷又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今安徽滁县）。

滁州四面环山，风景优美。欧阳修到滁州后，在处理政事之余，常常在山水间寄托幽情。当地有个和尚在滁州琅琊山上造了一座亭子供游人休息。欧阳修登山游览的时候，常在这座亭上喝酒。他自称"醉翁"，给亭子起个名字叫醉翁亭。他著名的作品《醉翁亭记》，就是这个时候写成的。"醉翁之意不在醉，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他在文中以精练的语言，描述了自己与宾客在醉翁亭中开怀畅饮的欢快情景以及亭外变化多姿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与民同乐"的思想情怀。

转 正如李白所言：天才我材必有用。身怀八斗之才的欧阳修当了十多年地方官后，终于被宋仁宗想起。宋仁宗为欧阳修的才气所打动，把他调回了京城，担任翰林学士。上任伊始，他便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恰好由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他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便要求阅卷者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考生，如发现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欧阳修的录榜标准，开了一代文风，招纳了大批人才，自然也得罪了那些华而不实的考生。颁榜的那天，有不少考生见自己落选了，对欧阳修十分不满，吵吵嚷嚷地辱骂他。有些人甚至把骑马出门的欧阳修拦住，向他讨说法。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从此发生了变化，大家开始摒弃那些不痛不痒、哗众取庞的文章，继而形成了朴素而自由、严谨而高雅的文风。

欧阳修不但大力改革文风，还十分注意发现和提拔人才。许多原来并不那么出名的人才，经过他的赏识和提拔推荐，一个个都成了名家。最出名的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在文学史上，人们把欧阳修等六个人和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合起来，称为"唐宋八大家"。

欧阳修为官秉正，但也不忘孝敬为自己备尝艰辛的母亲。皇祜五年，欧阳修的母亲以73岁的高龄病逝于南京，欧阳修将母亲遗体运送故乡安葬。母亲慈祥的面容，劳碌奔波的身影，时时出现在眼前，母亲的谆谆教导激励他成就了一生的功业。

为追悼母亲，他写下《先妣事略》，字里行间无不透出母子的绵绵深情。

欧阳修的母亲一身正气，她的言传身教影响了欧阳修的一生，使欧阳修一生光明磊落，敢说敢为，受到后人的尊敬。

6 陶剪发退鱼

今长沙市天心区的礼贤街，相传是为纪念陶侃的母亲湛氏礼下士而定名的。

陶侃乃东晋名将，曾任八州都督，征西大将军，封长沙郡公。他有一个非常贤惠又深明大义的母亲。

人们为了纪念这位母亲，就在城南沙河街北段陶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贤母词， 并把福址所在的街道称之为“礼贤街”。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正值大雪。陶侃因家贫，担心没有招待而怠慢了朋友，心中十分焦急。母亲看在眼里，安慰他说，你只管留客吧，我会设法招待好的。于是，她把头上的长发剪下，换成酒菜，又卷起铺床的干草切细，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喂饱范逵的马。范逵事后得知，感慨地说：“非此母不生此子”！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不久，陶侃做了渔梁吏，食用官府的鱼（腌鱼）。他念起贫寒中的母亲，就用陶罐盛了一点鱼送给母亲。不料母亲不但不受，还将陶罐封上退回，并附信责备说：“汝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此事给陶侃以极大的教育，为陶侃后来做官的廉洁奉公打下了基础。

大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 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就在这个时候，对陶侃一生影响巨大的母亲病故了，终年75岁。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他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著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在几十年的为官生涯中，时刻牢记母亲的教诲，坚持每天早上把一百块砖搬到屋子外面去，晚上又如数搬回来。部下问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我的志向是领兵横扫强虏，恢复中原，如果不锻炼一个好身体怎么可以呢！

陶侃名篇有《逊位表》、《祖国赋》，著有文集二卷行世。著名文学家陶渊明，即陶侃曾孙。

7 大义的徐霞客之母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明代伟大的地理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徐霞客生性自由蔬狂，不喜官场仕途，于是把整个生命都寄置于山水之中。他自助游历考察了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足迹遍布五湖四海。在考察途中徐霞客将亲眼所见以及自己的学术思考用优美的文笔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为世人留下了一部宝贵的著作。徐霞客本人被誉为“千古奇人”，而《徐霞客游记》一书则被誉为“千古奇书”。

但正是母亲的理解和支持，徐霞客才能够大胆放心地走上追求自己人生理想的道路。

　　陶侃(259—334730)，字士行，溪族，原籍东晋鄱阳郡(今江西波阳县东北)人，后迁居庐江郡寻阳县(今江西九江)，东晋著名的军事家。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有许多少数民族。陶家迁居的庐江郡是盘瓠蛮即溪族杂居的地方。溪族因杂处五溪之内，又称溪族。陶侃的相貌与汉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骂为“溪狗”，史书上也说他“俗异诸华”。可见，他是少数民族。

　　陶侃的先辈，史书上记载不详。其父陶丹，是吴国的边将，官至扬武将军。扬武，系杂号，地位不高。陶侃先世无显赫仕宦可以溯记，年轻时又当过寻阳的“鱼梁吏”，说明其家属于“寒门”这类社会地位很低的阶层。晋灭吴后，中原人称江南人为“亡国之余”，江东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这样“望非世族、俗异诸华”的人，处境就更为艰难了。

　　陶侃少年时丧父，家境清贫，与母亲湛氏相依为命。湛氏是位很坚强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儿子出人头地。在这种环境下，陶侃“少长勤整，自强不息”(《初学记》卷一注引王隐《晋书》)。湛氏对陶侃管教很严，并通过自己纺织资助儿子去结交朋友。后来，陶侃在县功曹周访的荐引下当上县主簿，才开始摆脱充当贱役的地位。

　　一次，鄱阳郡孝廉范逵途经陶侃家。时值冰雪积日，仓促间陶侃无以待客。湛氏截发换得酒肴，陶侃“斫诸屋柱”为薪柴，终于备得一桌“精食”，让客人喝得特别高兴，即使是跟随范逵而来的奴仆也觉得大过所望。

　　等范逵离开时，陶侃又追送百余里。范逵很感动，临别时问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赶忙回答：“欲之，困于无津耳”(《晋书•陶侃传》)。范逵遂向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为督邮，领枞阳令。有能名，迁主簿”(《晋书•陶侃传》)。这时恰逢州部从事来到郡里，他想借视察之名勒索赂贿，陶侃便让手下诸吏安心办公，自己出面对从事说：“若鄙郡有违，自当明宪直绳，不宜相逼。若不以礼，吾能御之 。”从事听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报答张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将迎医于数百里。时正寒雪”(《晋书•陶侃传》)，众僚属皆面有难色。唯陶侃说：“资于事父以事君。小君，犹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尽心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请行，众咸服其义。后长沙太守万嗣路过庐江，见到陶侃，陶侃对他特别虚心谦恭，使得太守大为惊讶，临别时对他说“君终当有大名”(《晋书•陶侃传》)。令其子和他结交朋友，而后才离去。

　　有了这样的关系，陶侃即被张夔举为孝廉。靠这种身分，陶侃可以进入洛阳与上层名流结识，去实现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后贾南风发动政变，独掌大权。这是“八王之乱”的开始。由于执政的贾模、张华尽心尽力，此后的七、八年间朝野安静，没有什么大的动乱。

　　大约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阳。当时的洛阳，经过几十年 的修复、重建，又变得十分繁华、热闹起来。但是，京城的繁华却没有给陶侃带来什么锦绣前程。实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晋在选官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族子弟凭借自己的父、祖余荫即可身居要津，并不为今后升迁而费神。自惠帝即位后，更是“纲纪大坏，货赂公行。势位之家，以贵凌物。忠贤绝路，谗邪得志，更相荐举，天下谓之互市”(《晋书•惠帝纪》)。

　　陶侃也深知像他这种身分的人，没有权门当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阳官场上站住脚的。因此，他去求见“性好人物”的司空张华。但张华却“初以远人，不甚接遇”(《晋书•陶侃传》)。陶侃对张华的轻视并不灰心。多次求见，“每往，神无忤色”(《晋书•陶侃传》)。张华在和陶侃谈话时，大吃一惊，认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张华的推荐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资格入选各类官职，但像陶侃这样的穷贱之士是根本挤不进那些显要的官位。

　　后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晋书•陶侃传》)。陶侃虽然得到一介官职，他的出身，以及与汉人不同的相貌，依然为洛阳的达官贵人所轻视。

　　当时预章国郎中令杨晫与陶侃同在一州，声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见他，杨晫称赞他说：“《易 》称‘贞固足以干事’，陶士行是也”(《晋书•陶侃传》)。于是和陶侃同车去见中书郎顾荣，顾荣非常奇怪，吏部郎温雅也对杨踔说：“奈何与小人同载？”杨晫说：“此人非凡器也”(《晋书•陶侃传》)。

　　尚书乐广想要召集荆、扬一带的士人，武库令黄庆向乐广进荐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议。黄庆则说：“此子终当远到，复何疑也！”(《晋书•陶侃传》)。

　　陶侃在洛阳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这期间，西晋的内乱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赵王伦废贾后。第二年又废惠帝自己称帝。动乱就由宫廷内发展到宫廷外。洛阳内外已成为诸王军队冲突、争夺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寓居洛阳的江东士族纷纷返家避乱。此时陶侃已经认识到，在洛阳的这种门阀政治下，他是难于出人头地的。又因受到江东士族纷纷返回家乡气氛的影响，他也准备南下了。

　　时黄庆已经作了吏部令吏，举荐陶侃补任武冈县令。武冈是荆州南部的一个县。这时的陶侃已经四十多岁。 陶侃到任后，与太守吕岳的关系很紧张。他遂弃官回家。以后又当过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晋末江南的动乱给他以侪身戎旅的机会，恐怕他终生也只能当个县令之类的小官。

　　八王之乱引起江南动荡不安的局势，为陶侃施展才干提供了机遇。

　　西晋末年，秦、雍一带的人民因天灾和战乱，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区就食。永宁元年(301年)流民因不堪当地官吏欺压，聚众起义。西晋朝廷忙调集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进行镇压。被调发的荆州武勇，都不愿远征，而又受到当地官吏驱迫，遂转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年)五月，晋延征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壮勇赴益州镇压李流起义军，引起民众怨恨，纷纷聚结反抗(参见西晋末年流民起义)。义阳(今河南信阳西北)蛮族首领张昌乘机领导民众在安陆(今湖北云梦)石岩山举行起义，流落到荆州地区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纷纷参加，声势浩大。晋江夏太守弓钦遣兵进剿，不能取胜。张昌遂进攻江夏郡治安陆，弓钦兵败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晋新野王司马歆遣骑督靳满率部进讨，又被张昌击败。张昌进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刘尼，伪称系汉后裔)为天子，建立政权，自任相国，旬月之间，兵力达到3万人。

　　张昌势力的发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晋廷应新野王司马歆请求发兵进攻张昌，命豫州刺史刘乔屯汝南(今河南息县)，荆州刺史刘弘据宛(今河南南阳市)。刘弘任陶侃为南蛮长史，命他为先锋开赴襄阳，讨伐张昌。张昌利用晋廷皇室诸王争夺朝权，兵力难于集中之机，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将黄林率兵2万进攻豫州，被刘乔击退。张昌亲率一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司马歆统兵出城迎战，全军溃败，司马歆被杀。

　　六月，张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杀守将羊伊，又击败晋前将军赵骧。刘弘退守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南)，留陶侃等人守襄阳(今属湖北)，张昌转攻襄阳，不克。七月，东路义军在石冰率领下攻破江、扬二州。短短几个月，义军势力扩大到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

　　刘弘陶侃的调精锐部队出襄阳向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反击张昌义军，刘乔遣部将李杨进攻江夏。陶侃与张昌多次激战，连连获胜，杀义军数万人。张昌逃奔下俊山(今湖北通城西北)，其众尽降。直到太安三年(304年)八月，张昌被晋荆州军俘杀，起义被镇压下去。

　　在作战中，陶侃在军事上显示的才干使刘弘十分感叹。他对陶侃说：“吾昔为羊公(羊祜)参军，谓吾其后当居身处。今相观察，必继老夫矣”(《晋书•陶侃传》)。刘弘自以年老难继羊祜功业，因此希望陶侃在荆州有所作为。以后陶侃果然当上荆州刺史。刘弘的话对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

　　张昌起义被镇压后，陶侃等因军功得到赏赐，被封为东乡侯，食邑千户。荆、扬等州出现了一个暂时安定的局面。

　　这时北方的战乱已愈演愈烈，西晋朝廷名存实亡。镇压石冰起义军有功的陈敏被封广陵相，自谓勇略无敌，渐有割据江东之心。永兴二年(305年)，东海王司马越为在诸王争权战争中打败对手，起用陈敏为右将军、前锋都督。陈敏见晋廷衰乱，遂于十二月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起兵反晋(参见陈敏反晋之战)，命其弟陈恢及部将钱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陈斌东攻各郡。晋扬州刺史刘机、丹杨太守王旷、江州刺史应邈皆弃城而逃。陈敏占据江东，自称大司马、都督江东诸军事，任命当地豪强、名士顾荣、周圯等40余人为将军、太守。并假称奉诏自长江入沔、汉迎接晋惠帝。时执掌朝权的河间王司马颙以张光为顺阳太守，率步骑5000向荆州增援。刘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今武汉)，南平太守应詹领水军为后援。

　　此时，陶侃已被刘弘命为江夏太守，另封应扬将军，率军抵御陈恢。陶侃备设仪仗，把母亲迎人官舍，乡里人都认为他很光荣。但陶侃与陈敏为同郡，又同岁举吏。因此有人对陶侃居大郡，统强兵颇有猜疑。随郡内史扈环便到刘弘处挑拔他和陶侃的关系，他对刘弘说：“侃与敏有乡里之旧，居大郡，统强兵，脱有异志，则荆州无东门矣 。”刘弘则说：“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岂有是乎”(《晋书•陶侃传》)！陶侃暗中闻知此事，立即派儿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见刘弘，陈说情况，以解开刘弘的疑点。刘弘用人不疑，任他们为参军，给了他们许多赏赐把他们打发回去。时陈敏令陈恢军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刘弘让陶侃兼任前锋督护，率军抵御。

　　陶侃把运输船改作战舰，有人说这样作不妥，陶侃说：“用官物讨官贼，但须列上有本末耳”(《晋书•陶侃传》)。于是攻打陈恢，连败其军。又与皮初、张光、苗光各军于长岐(湖北黄陂西南)迎击钱端。晋军以皮初率步军诱敌深入，张光、陶侃率步骑伏于岸上，苗光领水军藏舟于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诱钱端主力进入伏击圈后，水陆伏兵齐出，发动猛攻，大败钱端军。陶侃“戎政齐肃，凡有虏获，皆分士卒，身无私焉”(《晋书•陶侃传》)。

　　陶侃这两次战绩，奠定了他在荆州地区军事上的地位，成为当时颇有才能的地方将领。光熙元年(306)，刘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职。

　　陶侃在家守丧期间，江南的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永嘉元年(307年)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和大士族王导渡江进驻建邺。司马睿是“八王之乱”中最后一个权臣东海王司马越的死党。他看到西晋洛阳政权已处在崩解之势，就利用司马越派他镇守建邺之机割据江东。当时司马睿占据的只是下游扬州一带。上游的广大地区有流民势力在活动，也有洛阳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没有稳固的上游，下游建邺就无安全可言。永嘉五年(311年)，司马睿以王敦为都督征讨诸军事，统甘卓、周访等沿江西上。至江州，与华轶的势力相遇。

　　华轶也是东海王越的亲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欢心，流亡之士赴之如归”(《晋书•华轶传》)。华轶如此有势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为寿春所督，时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晋书•华轶传》)。尽管同属一个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们势同水火。

　　陶侃丧期满后，也与东海王越拉上关系。司马越以他为参军，督护江州诸军事。有了这层关系，再加上陶侃的声望，华轶表陶侃为扬武将军，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当了华轶的参军。华轶与司马睿矛盾越来越尖锐，陶臻左右为难，便说自己有病，对陶侃说：“华彦夏有忧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与琅邪不平，恐怕事难办成”(《晋书•陶侃传》)。陶侃觉得背弃华轶，有违忠义，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华轶处。陶臻却偷偷跑到建康，这使司马睿非常高兴，“命臻为参军，加侃奋威将军，假赤幢曲盖轺车、鼓吹。侃乃与华轶告绝”(《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告绝”，使华轶元气大伤。华轶兵败被杀，陶侃也官升龙骧将军、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资于事父以事君”，但关键时刻仍背弃华轶。对陶侃的这种行为，当时人无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诟病。这说明，两晋时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门第利益为归依的风气之盛。

　　当时天下饥荒，山中贼众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众将领装扮成商船行在江上来引诱劫贼，果然山贼来到，被抓获十几人，回来后经过审问，才知道这些人原来是西阳王司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满，即刻派人去到司马漾处，逼他把以前的劫贼都交出来，陶侃在钓台整阵作后继。司马漾只得捆送帐下二十人，陶侃把他们全部斩杀。从此以后，水陆肃清，流亡的人都纷纷归投他，陶侃把自己当时所有资财全部分发给他们。又在郡东设立夷市，大收其利。

　　永嘉年间，巴蜀流民分布在荆、湘之间，屡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311年)春，晋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杀尽流民，流民四、五万家被迫起义反晋，共推蜀中才子，时任晋醴陵令的杜弢为首领(参见杜弢起义)。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四月，杜弢起义军攻长沙(今属湖南)。五月，荀眺弃城逃奔广州，被起义军擒获。后伪降于征南将军山简，任广汉太守，击毙率众来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属湖南)、桂阳(今湖南郴州)，东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杀晋官吏甚众。

　　永嘉六年(312年)，晋荆州刺史王澄屡攻杜弢，均被起义军击败。晋琅琊王司马睿遣周顗接任荆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别将王真(一说王贡)袭沔阳(今湖北沔阳西南)，周顗狼狈失守。晋庭只得遣陶侃率寻阳太守周访、历阳内史甘卓诸军共同镇压杜弢起义军，征讨都督王敦进屯豫章(今江西南昌)为诸军后援。

　　建兴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围周顗于浔水城(今湖北黄梅县西南)，陶侃使明威将军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口(今湖北蕲春县西南蕲州镇东南)。陶侃对诸将说：“此贼必更步向武昌，吾宜还城，昼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认能忍饥斗邪？”部将吴寄说：“要欲十日忍饥，昼当击贼，夜分捕鱼，足以相济”(《晋书•陶侃传》)。陶侃率军抄近路连续行军三昼夜，在武昌周围埋伏下来。义军果然增兵来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击杜弢，大破义军，获其辎重，杀伤甚重，杜弢撤归长沙。

　　陶侃派参军王贡去到王敦处报捷，王敦说：“若无陶侯，便失荆州矣。伯仁方入境，便为贼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贡回答说：“鄙州方有事难，非陶龙骧莫可”(《晋书•陶侃传》)。王敦认为他说得有理，即表陶侃为使持节、宁远将军、南蛮校尉、荆州刺史，领西阳、江夏、武昌，镇于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汉汉阳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访等进击杜弢，再破义军。

　　陶侃派朱伺讨江夏，大获全胜，王冲自称荆州刺史，占据江陵。建兴二年(314年)三月，王贡回来后，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为前锋大督护，进军斩杀了王冲，把他的手下众人全部俘虏。陶侃召见杜曾不到，王贡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于是和杜曾举兵反叛，在沌阳大败陶侃的督护郑攀，又在沔口大败朱伺。陶侃想撤往滠中(今湖北孝感、黄陂二县以南)，部将张奕想反叛陶侃，于是对陶侃说：“贼至而动，众必不可”(《晋书•陶侃传》)。陶侃于是犹豫不决没有前进，不久之后，义军到来，果然陶侃军队战败。再战，陶侃的坐船被叛军钩住，陶侃惊慌失策，幸亏他跳上一只小船，朱伺拼力战敌，加上周访救援陶侃，击败杜弢军，才得以逃脱。张奕也趁机投降敌军。

　　这次惨败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灭流民的起义，还是非得陶侃不可。于是，他让陶侃“白衣领职”。

　　建兴三年(315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进攻杜弢。陶侃率周访等进军入湘，派都尉杨举为先锋，大败杜弢，屯兵于城西。因此战有功，陶侃的佐史辞对王敦说：“州将陶使君孤根特立，从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辅翼刘征南，前遇张昌，后属陈敏，侃以偏旅，独当大寇，无征不克，群丑破灭。近者王如乱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驰，其余郡县，所在土崩。侃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子来之众，前后累至。奉承指授，独守危厄，人往不动，人离不散。往年董督，径造湘城，志陵云霄，神机独断。徒以军少粮悬，不果献捷。然杜弢慑惧，来还夏口，未经信宿，建平流人迎贼俱叛。侃即回军溯流，芟夷丑类，至使西门不键，华圻无虞者，侃之功也。明将军愍此荆楚，救命涂炭，使侃统领穷残之余，寒者衣之，饥者食之，比屋相庆，有若挟纩。江滨孤危，地非重险，非可单军独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冲。贼轻易先至，大众在后，侃距战经日，杀其名帅。贼寻犬羊相结，并力来攻，侃以忠臣之节，义无退顾，被坚执锐，身当戎行，将士奋击，莫不用命。当时死者不可胜数。贼众参伍，更息更战。侃以孤军一队，力不独御，量宜取全，以俟后举。而主者责侃，重加黜削。侃性谦冲，功成身退，今奉还所受，唯恐稽迟。然某等区区，实恐理失于内，事败于外，豪厘之差，将致千里，使荆蛮乖离，西嵎不守，唇亡齿寒，侵逼无限也”(《晋书•陶侃传》)。于是陶侃被恢复官职。

　　陶侃率军与义军前后数十战，起义军伤亡甚大，杜弢最后向司马睿请降，司马睿任命其为巴东监军。但晋军诸将依旧不断进攻，杜弢不胜愤怒，杀晋前南海太守王运，重新起义。遣部将杜弘、张彦杀临川史谢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访击张彦，斩之，杜弘奔临贺(今广西贺县东南贺街)。八月，杜弢的将领王贡带三千精兵劫断官运，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将军陶延夜中赶往巴陵，掩其不备，大败敌军，斩杀千余人，俘虏万余人。王贡逃还湘城，整军再战，陶侃远远地对他说：“杜弢为益州吏，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宁有白头贼乎”(《晋书•陶侃传》)！王贡听了，面显惭色，陶侃心里明白他心有所动，于是继续写信劝降，还剪断自己的头发作为信物，王贡终于投降陶侃。起义军溃散，杜弢逃走，死于途中。陶侃与南平太守应詹进占长沙。历时四年的杜弢流民起义终于被陶侃等镇压。

　　这时，长江上游的荆、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马睿割据江南的形势已成。在这个过程中，陶侃无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王敦此时对陶侃屡立战功感到特别不安，于是产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将还江陵，欲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谏，以为不可。侃不从。敦果留侃不遣，左转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晋书•陶侃传》)。王敦不欲陶侃掌荆州，是怕其功高难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荆州处上流，王敦正欲专制朝权，当然不愿荆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从弟王廙为荆州。陶侃都将以王敦处事不公，起兵抵制，并拒绝去南方。王敦认为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执矛，想要杀陶侃，出而复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说：“使君之雄断，当裁天下，何此不决乎”(《晋书•陶侃传》)！于是起身去厕所。谘议参军梅陶、长史陈颁对王敦说：“周访与侃亲姻，如左右手，安有断人左手而右手不应者乎”(《晋书•陶侃传》)！王敦才改变主意，设宴欢送。陶侃见得以成行，连夜便发。途经豫章，见周访，不禁泪流满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晋书•陶侃传》)！

　　两晋之际，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受到破坏。一些政治上受压抑的寒门企图利用这个机会在政治上树立势力。然而，由于门阀士族势力依然强大以及他们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难逃失败厄运。陈敏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他们要想谋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于某一士族势力。这样，他们就仍处在被驱使、受摆布的地位。陶侃的这一经历正反映了当时寒门在政治上的处境。

　　陶侃将入广州，逢杜弢余部杜弘与温劭等占据广州。闻陶侃将至，杜弘企图利用诈降偷袭。陶侃识破其诈，布兵设阵，一举将杜弘击溃。诸将都请求乘胜攻打温邵，陶侃笑着说：“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纸自足耳”(《晋书•陶侃传》)。竟一封信将温劭吓跑，被陶侃军在始兴抓获，陶侃遂进据广州。陶侃因功被封为柴桑侯，食邑四千户。

　　广州当时受战乱影响较小，境内较为安定。陶侃自从军十余年间，已功名卓著。虽然受王敦排挤，但他并不甘心于在边州当刺史。陶侃在州无事，便早晨起来把一百块砖从斋里搬运到院中，晚又再把这些砖一块块地搬回屋里。有人问其中的原故，陶侃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晋书•陶侃传》)。人们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励志竟达至此。就这样，他在广州一直呆了十年。

　　太兴初年，陶侃进号平南将军，加都督交州军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晋。三月，陶侃领江州刺史，但并未直接参加平叛。

　　太宁三年(325)，王敦之乱平定后，明帝即用陶侃为都督荆、湘、雍、梁四州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元、明两朝，王敦两次兴兵，陶侃虽表示支持朝廷，并未实际介入，更未在灭王敦对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镇，实际是明帝的一种精心安排。

　　东晋建立后，吴人在政治上受到侨人的排挤。永昌元年(322)王敦兵进建康的过程中，江东士族多持观望态度，并不介入这场侨人间的内哄。王敦专权后，委任亲信，排斥异己，诛除不从。其中，也牵连了不少江东士族。侨姓士族和江东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损害。故明帝能收侨、吴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乱被平定，琅邪王氏几倾晋祚的教训对司马氏来说十分深刻。王氏在长江上游的势力基本丧失，但王导仍居中枢。为避免重蹈覆辙，明帝决心改变元帝以来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鉴等人，制约王导的权力，同时拔擢江东士族，在侨、吴士族间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势”(《晋书•明帝纪》)，使方镇互相牵制，收相维相抗之效。陶侃刺荆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陶侃入主荆州，“楚郢士女莫不相庆”(《晋书•陶侃传》)。

　　陶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晋书•陶侃传》)。终日危襟正坐，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处理得滴水不漏，各种文件，全用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接待来访门无停滞。他常对人讲：“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晋书•陶侃传》)。

　　时东晋政风仍承西晋之弊。“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晋书•熊远传》)。大概与陶侃经历有关，他对这种风气深恶痛绝，声言：“樗蒱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晋书•陶侃传》)！参佐僚属有以谈戏荒废职事，不但严加训斥或鞭打，还“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这种作风在东晋官吏中实属少见。

　　陶侃不但对部下如此，对自己也是严格要求。平时有赠送东西的，他必要问明来源，如是力作所得，则欢喜地收下，还要加倍回赠；如是贪污官家所得，则立即退还，而且还要当面批评。一次出游，见有一人拿着一把未熟稻子，陶侃问他：“用此何为？”那人回答说：“行道所见，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说：“汝既不田，而戏贼人稻”(《晋书•陶侃传》)！让人抓住他打了一顿鞭子。每宴会饮酒，他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众人劝更少进，但他决不再饮。

　　陶侃治荆州，还很重视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王敦平后，荆州大饥，百姓多饿死。陶侃“至秋熟辄籴，至饥复减价粜之。士庶欢悦，咸蒙济赖”。《艺文类聚》卷五○引王隐《晋书》)羊祜、刘弘在荆州劝课农耕使生产发展，颇得民心，这对陶侃影响不小。此外，基于自己巩固地盘和发展势力的需要，这也是必须采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于农殖，家给人足”，“自南陵迄于白帝数千里中，路不拾遗”(《晋书•陶侃传》)。这种说法显然有夸大成份。但当时荆州社会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当是事实。

　　陶侃行事，小到竹头木屑，大到设城驻兵，考虑颇为慎密细致。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头都收藏起来，众人不知为什么。后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听事前余雪泥泞，木屑正好用来布地，方便大家进出。几十年后，桓温为荆州刺史。伐蜀(参见晋灭成汉之战)造船时，又以陶侃所贮竹头作丁装船。陶侃时刻不忘为公事着想，受到人们的一致称赞。

　　陶侃驻武昌时，不少人主张在江北的邾城驻兵镇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晋书•陶侃传》)，与诸将佐察看形势。陶侃为之分析说，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敌寇。即便派兵驻守，也无益江南。长江才是御寇的天险。众将才恍然大悟。后荆州刺史庾亮却对此不察。他派精兵万人驻守邾城。咸康五年(339)后赵遣兵来攻。邾城孤立无援，终于兵败城陷，损失惨重。

　　陶侃“性纤密好问”，勤于调查访问，人比之赵广汉(西汉人，曾任京兆尹)。他精于吏职，善察访，发奸擿伏如神。在这方面陶侃也并不逊色。陶侃曾令诸军营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晋书•陶侃传》)。

　　陶侃的才干颇为当时人所称道。一个叫梅陶的人说：“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陆抗诸人不能及也”(《晋书•陶侃传》)。将陶侃比之曹操、诸葛亮，这确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别是当时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风气下，他能勤于吏职，在东晋官吏中是极少见的。

　　孟母（～公元前317） 孟子的母亲仉氏。战国时人，以教子有方著称。孟子3岁丧父，靠母亲教养长大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追慕向往的亚圣，孟母也留下了“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教子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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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母（郑氏）

　　欧阳修是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是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其父欧阳观是一个小吏。在欧阳修4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欧阳修的母亲郑氏身上。为了生计，母亲不得不带着刚4岁的欧阳修从庐陵到随州，以便孤儿寡妇能得到在随州的欧阳修叔父的照顾。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家庭，只读过几天书，但却是一位有毅力、有见识、又肯吃苦的母亲。她不断给年幼的欧阳修讲如何做人的故事，每次讲完故事都把故事做一个总结，让欧阳修明白做人的很多道理。她教导孩子最多的就是做人不可随声附和，不要随波逐流。欧阳修稍大些以后，郑氏想方设法教他认字写字，先是教他读唐代诗人周朴、郑谷及当时的九僧诗。尽管欧阳修对这些诗一知半解，却增强了读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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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母

　　徐庶是三国颖州（今河南许昌）人，字元直。早年与诸葛亮、庞统同为好友，曾投刘表，后投刘备任军师。徐庶投奔刘备的时候,正值刘备孤军落难之际，兵不过千，城仅新野一座，将只有关羽、张飞、赵云、关平、周仓等人。徐庶作了刘备的军师后，大展才华，在数月间连施妙计，杀吕旷，斩吕翔，大破八门金锁阵，败曹仁取樊城，刘备的士气军心为之一振，曹操的嚣张气焰为之一寒。曹操的谋士程昱对曹操说：徐庶的才能比他程昱要高出10倍。但令人惋惜的是，就在徐庶越战越勇时，他不得不激流勇退。在三国初期这谋臣智士纵横俾阖的较量场上，就失去了一位极其重要的军事家，失去了许多可令后人学习和效仿的用兵之法。而令人高兴的是，在徐庶辞别刘备时，向他推荐了诸葛亮，于是有了传诵千古的“三顾茅庐”故事。

　　徐庶正施展才华的时候，为什么要突然离开刘备？都是因为曹操的谋士程昱。徐庶是有名的孝子。当曹操听谋士程昱说徐庶在为刘备出谋划策时，就想纳为己用。程昱教曹操把徐庶的老母骗至许昌，请徐母写信召唤徐庶。没想到徐母是忠奸分明、深晓大义的老人，徐母识破曹操的奸计，坚决不从。程昱就进一步献计，伪造徐母一封信，招引徐庶。徐庶是个孝子，收到这封假信后，只得辞别刘备投曹。徐庶临别刘备时，二人洒泪相别，徐庶指心对刘备说：“本欲与将军共图王霸之业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乱矣，无益于事，请从此别。”玄德哭着说：“元直去矣！吾将奈何？”徐庶推荐了诸葛亮，说：“此人不可屈致，使君可亲往求之。若得此人，无异周得吕望、汉得张良也。”

　　徐庶被一封假造的书信轻易骗到了许昌，此举使深明大义的母亲痛极而自尽，造成了徐庶终生的遗憾，他因此痛恨曹操，曹操也只落得一场空欢喜，得到的是一位终生不为其设一计的旁观者。老母亲为自己的愚蠢而含恨九泉，心灰意冷的徐庶，不由地仰天长叹：“我徐某，报国有心，却无力回天；不忠、不孝，枉为人臣。”

　　在那个时代，曹操名为汉相，是仕途正宗，但是徐母却能够区分奸伪，认为儿子投奔曹操是明珠投暗，足见这位母亲的大德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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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母

　　岳飞的母亲，刺字“精忠报国”，就不解释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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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母

　　历史上关于孔子母亲颜征在的教子故事鲜很多人都不太了解。其实，孔母在孔子的成长中起的作用是相当重要的。

　　孔子家族先祖微仲，是商朝最后一个国王纣王的弟弟。商朝灭亡后，大哥微子被周封为宋国的国君，微子启死后，微仲继位，到孔子父亲一代，已是十五世，孔父在鲁国只是一名武士。孔子母亲的家族先祖伯禽，是鲁国的始祖，周公旦的长子，周朝先王周文王的孙子。

　　据说孔子的父亲当年娶母亲的时候年纪已经是六十多岁，而颜氏女则不满二十岁。 因为年龄相差悬殊，在当时不合礼仪，故有《史记》中记载“野合”之说；有说在野外合欢，按此说法，孔子为私生子。孔子约三岁时，孔母带他离开鄹邑，到国都曲阜的阙里居住，当时家境相当贫苦。

　　孔子的外公是饱学之士，在那个时代，同样能够让女儿识字识礼，可以见其开明。外公的直接传授，使孔母不仅仅积累了丰厚的识见和学养，在教育和礼上也有很高的修养。她把父亲家的全部书籍，都搬运到自己的新家，选三间房子的一间作书房，准备在孔子满五岁的时候教他念书。她先收了五个小孩子，在自己家教发蒙的书，得到每位学生家的学资，五斗小米和一担干柴，足以养活母子两人。

　　孔母教孩子们习字、算数和唱歌三门功课，同时也教孩子们学习礼节和仪式。孔子不到六岁开始跟班学习，后来，征在又收了几个小学生，小孔子成为他母亲的小帮手，以尽辅导微薄之力。孔母的苦心栽培和细心教育，不到十岁的小孔子，已经学完全部发蒙功课，因他爱琢磨，肯用脑子想问题，记忆力出众，喜欢帮助别人，成为同窗学习的佼佼者。有了孔母的这一段家教生涯，自己帮助别人学习的经历，对孔子以后办私学、兴教育，起到直接的影响。

　　按照当时的规矩，童子十岁就要外傅(跟别的老师去念书)。孔母关闭了她的学堂，把小孔丘送到城内最好的学堂，学习诗歌、典籍、历史等功课，即被后世称为《诗》、《书》、《礼》、《乐》的内容。当时学堂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