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作品目录

　　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后人编为《陶渊明集》。目录如下

　　：

　　卷之一 诗四言

　　停云并序

　　时运并序

　　荣木并序

　　赠长沙公族祖并序

　　酬丁柴桑

　　答庞参军并序

　　劝农

　　命子

　　归鸟

　　卷之二 诗五言

　　形影神并序

　　形赠影

　　影答形

　　神释

　　九日闲居并序

　　归园田居五首

　　游斜川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乞食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答庞参军并序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连雨独饮

　　移居二首

　　和刘柴桑

　　酬刘柴桑

　　和郭主簿二首

　　于王抚军座送客

　　与殷晋安别并序

　　赠羊长史并序

　　岁暮和张常侍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悲从弟仲德

　　卷之三 诗五言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还旧居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己酉岁九月九日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饮酒二十首并序

　　止酒

　　述酒

　　责子

　　有会而作

　　蜡日

　　卷之四 诗五言

　　拟古九首

　　杂诗十二首

　　咏贫士七首

　　咏二疏

　　咏三良

　　咏荆轲

　　读《山海经》十三首

　　拟挽歌辞三首

　　联句

　　卷之五 赋辞

　　感士不遇赋并序

　　闲情赋

　　归去来兮辞

　　卷之六 记传赞述

　　桃花源记并诗(被选入初中生语文课本)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五柳先生传

　　扇上画赞

　　读史述九章并序（夷齐、箕子、管鲍、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贾、韩非、鲁二儒、张长公）

　　卷之七 疏祭文

　　与子俨等疏

　　祭程氏妹文

　　祭从弟敬远文

　　自祭文

　　编辑本段著名文章

　　桃花源记

　　●原文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归去来兮辞 并序

　　●原文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为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五柳先生传

　　●原文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簟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衔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作品欣赏 1-50首：命子（10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杂诗四首 和郭主簿二首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劝农（六首）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停云并序（四首） 时运并序（四首） 荣木并序（四首）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连雨独饮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归园田居五首 归鸟（四首) 51-100首：责子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和刘柴桑 酬刘柴桑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移居二首 与殷晋安别并序 形影神三首 止酒 杂诗八首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氵巽]田舍获 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赠羊长史并序 饮酒二十首并序 还旧居 悲从弟仲德 赠长沙公并序（四首） 酬丁柴桑 101-154首：诸人共游周家暮柏下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岁暮和张常侍 九日闲居 咏贫士七首 游斜川 拟古九首 桃花源诗并记 述酒 於王抚军座送客 读《山海经》十三首 腊日 答庞参军 答庞参军并序（六首） 咏二疏 咏三良 咏荆轲 有会而作并序 乞食 挽歌诗三首

　　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 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对现实的失望，迫使诗人回到诗歌中去构筑一个理想的社会，《桃花源诗并记》是他这一思想倾向的反映。

　　除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歌咏勇士的诗，有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有消极避世的诗，由此可见其诗歌思想的复杂性。

　　陶渊明的诗多取材田园风光、平常生活，运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直率地抒写而出，这就使人感到自然、亲切，情感真挚，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引导读者去体味其中悠然冲淡的情致，走进诗人所营造的意境中去。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出自清代张澍的《姓氏寻源·序》。

翻译：参天大树，一定有其深根；绕山的河水，一定有其源头。

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姓氏寻源·序》表达的内容：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

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

-《姓氏寻源》

一、前言

陶渊明（365—427）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评价是个有趣现象，大抵都说他在西晋南北朝不受重视，到了唐代李、杜等著名诗人纷纷于诗文中提及，才逐渐受到重视，但陶诗文真正得到文学上的重视与肯定却必须等到宋代。然而这样简单的叙述并无法详细说明其间是如何变化，以及其中如何涉及到复杂的文学评价、时代风潮和审美标准的变化等等。

本文拟采用之德国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提出的接受理论(即将传统以「作者─作品」为中心的文学论述方式加入了「读者」的创造参与

不过，接受理论也好、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也好，其最大的缺陷自然就在于「研究方法」的提供上，诚如此理论所说每个读者都是全然不同的个体，那么即使是对同一件文本，不同读者的解释与想像也一定会有所不同，但是当研究者需要研究读者反应的时候，他应该如何取得众多读者他们的看法与理解的内容呢这的确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因此本文在论述个别读者意见时除不刻意遗漏某些意见并加以分类、对比之外，并加入时代风潮一倂讨论之，以弭补个别读者反应之不足。

二、南北朝对陶渊明的接受：名士形象远胜文学家形象

文学史谈论陶渊明大抵都会说他的作品在南北朝不受重视，不受重视的原因不外当时文学风尚不是重视骈辞俪句，就是流行雕镂刻画为工的山水诗，要不便是谈幽论冥的玄言诗风行一时 这样看来，好像整个南北朝都轻忽了、亏待了、辜负了陶渊明似的。

但实际上果真如此吗？

南北朝流传至今讨论到陶渊明的资料，可分成三类，一类是传记资料，包含诔文、史传传文，这类资料最丰；另一类则是短评，包含诗文评论、序录；另一类较特殊，是模拟陶渊明诗体风格的诗歌作品，后两类在数量上都较传记资料少。

(一)

传记资料中以颜延之（384～456）〈陶征士诔〉时间最早，影响最大却是稍晚于其后的沈约(441-513)《宋书‧隐逸传》传文，这两篇文章都是重新理解南北朝文人对陶渊明形象的关键文章。〈陶征士诔〉的作者颜延之是陶渊明意气相投的好友，《宋书‧隐逸传》为了凸显两人情谊，特地先举了陶渊明不轻易与权贵人交往的处事性格，「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颜延之当时与谢灵运齐名，世称颜谢，钟嵘《诗品》将他的诗作评为中品，说他：「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弥见拘述，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颜延之诗风凝炼规整，喜搬弄典故，堆砌辞藻，显然与陶诗风格不同，然此却无妨于两人相知相惜。

颜延之在〈陶征士诔〉讨论陶渊明文学成就只说：「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赋辞归来，高蹈独善」，好像没有作过多的评价，或者也可以说颜氏认为陶在文学上无甚惊人表现或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诔文文体本不着重于文学评论，但另一方面却显现出颜延之写作重心全放在呈显陶渊明另一个形象，即隐士(即征士)形象的建立，颜延之在文章一开始就极力推崇隐士的高亢行止，接着便说隐士风范在历史上消声匿迹断绝久矣，其云「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亦惜乎！」陶渊明以隐士身分的出现便承继了断绝的隐士传统，而陶渊明之可贵就在于弃官隐居的行为是「子之悟之，何悟之辨」、「道不偶物，弃宫从好；遂乃解体世纷，结志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乃省悟过后的从心所好，非不得已而然。

颜延之塑造陶渊明隐士形象到了沈约写《宋书‧隐逸传》又有进一步发展，沈约剪裁了陶渊明几篇著名诗文〈五柳先生传〉、〈归去来辞〉、〈与子俨等疏〉、〈命子〉融入陶传，成为传文主体，正如沈氏所云「其自序如此，时人谓之实录」，盖以其文证明其生活

1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稻。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2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潜尝往庐山，弘令潜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要之。潜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舆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忤也。

3先是，颜延之为刘柳后军功曹，在寻阳与潜情款。后为始安郡，经过，日日造潜，每往必酣饮致醉。临去，留二万钱与潜，潜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4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

5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6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

7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第一则「不为五斗米折腰」最为人所熟识，正说明渊明的天性率真，不拘小节、难以适应官场文化；第二、三、五则说明渊明与权贵(贫贱)交往之率性自然，不迎不拒，不卑不亢；第四则「无弦琴」、第六则「漉酒巾」说明渊明超乎常人的逸趣和洒脱，俨然名士形象，此二则文字列入《世说新语》〈任诞〉、〈豪爽〉等篇亦难分辨之

沈约《宋书‧隐逸传》影响极大，萧统(501～531)〈陶渊明传〉基本上是承继沈约〈隐逸传〉内容，删去原引陶渊明诗文，只存篇目，保留上述七则故事，再加上另四则故事(最后一则引陶诗四句)，以及开头一段总评。

1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

2 (为彭泽令)送一力给其子，书曰：「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3时周续之入庐山，事释惠远，彭城刘遗民亦遁迹匡山，渊明又不应征命，谓之浔阳三隐。

4后刺史史檀韶苦请(周)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

第一则纪录江州刺史史檀道济与陶渊明对话，呈现渊明归隐固穷的志向；第二则表现出渊明将心比心的仁厚情怀；第三则说明「浔阳三隐」人物；第四则引陶诗暗讽假隐士的行径

萧统〈陶渊明传〉四则故事和沈约〈隐逸传〉七则故事，后来为修史传者所继承，转相增删抄写，如令狐德棻《晋书‧隐逸传》、李延寿《南史‧隐逸传》关于陶渊明部份，大多承继萧、沉。值得注意的是自萧统后皆于传中删去陶诗文，仅余故事。考沈约之所以采录陶诗文、而萧统去之，实乃因沈约当时并无陶集，借史传保留陶诗文的用心可谓浓厚矣，萧统既已替渊明搜求编定文集，又写〈陶渊明集序〉，为免重复，自然将陶诗文删去不录。如此一来，萧统〈陶渊明传〉中的十一则故事恰恰又流露极其完整的陶渊明形象，其中包含了隐士、忠臣、豪爽不拘、率性自然、仁厚胸怀、固穷守节、洒脱逸趣等等，这样的形象正是魏晋时代风行的名士气息。

先从沈约《南史‧隐逸传》来看史家对隐逸者的态度，司马迁《史记》将伯夷、叔齐列为列传之首，推崇之意自不代言，其后《汉书》并无隐逸传，《后汉书》有〈独行传〉及〈逸民传〉述及隐士部分，《三国志》又无隐逸传，(《晋书》成书在宋书之后，可不论)，沈约复立〈隐逸传〉，述古追重之意可见，其用意正如同颜延之〈陶征士诔〉所说：「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节，故已父老尧禹，锱铢周汉；而绵世浸远，光灵不属，至使菁华隐没，芳流歇绝，不亦惜乎！」

沈约、萧统塑造陶渊明名士形象所为何来？这便不得不探究一下名士在魏晋人物心中的观感。「名士」一词起于魏末，东晋袁宏作《名士传》，云：「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辅嗣(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涛)、向子期(秀)、刘伯伦(伶)、阮仲容(咸)、王浚冲(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楷)、乐燕辅(广)、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魏叔宝(玠)、谢幼舆(鲲)为中朝名士。」牟宗三先生《才性与玄理》曾对名士下过定义：「名士者，清逸之气也」、「是则轻逸、俊逸、风流、自在、清言、清谈、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征。」、「魏晋间之所谓名士，则非所谓某某家，而只是为名士。专为名士，则其人惟在显一逸气，而逸气无所附丽。此即为名士人格。名士气转而为名士。名士者有名之士也。声名洋溢，人所注目。然此所谓名士，非以立德而名，亦非立功立言而名。其为名，亦非明节之名。然则此所谓名士，究竟以何而名？曰：惟在因显一逸气而名。逸气虽无所附丽，而亦有表现。其表现在清言、清谈。固其为名士是清言清谈而为名士。又，清言固有所言，清谈固有所谈，其所言所谈为玄理。固其为名亦因清言玄理而为名士。又逸气之表现亦在青白眼、亦在任放，不守礼法。故其为名士亦因生活旷达而为名士」、「『唯显一逸气而无所成』之人格即为名士人格。此为名士之通性，而在魏晋时代出现于人类之历史。此亦可谓魏晋时代所开辟之精神境界也」换言之，沈约、萧统塑造陶渊明名士形象，首先着重在于宣扬其声名、引人注目，随后凸显其任放旷达举止，完成其名士形象，最后才由文章证如其人，这样的名士形象美感的确立远超乎文学家形象，会有这种理解方式的出现，实因魏晋时代所开创、所欣赏的正是这种名士作风，远超过文学家的形象欣赏[11]

因此，南北朝实未轻忽陶渊明，若单从文学史上考察，必然导致陶诗文不受重视的结论，但若从文化角度考察，则可发现南北朝人欣赏陶渊明是从名士角度切入，符合当时代的审美价值观，对声名并不洋溢的陶渊明来说，这已经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了。

(二)

南北朝讨论陶渊明另两类资料，短评和后人拟作，可一并讨论之。

短评资料对陶渊明的评价分成两类，主流当然是以彼时崇尚绮靡文风作为衡诗量文标准视陶诗文为辞采不优，另一类则因衷心佩服而推崇备至。

主流评论如钟嵘（468-518）《诗品》：「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 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钟嵘虽极力为之辩解，却又恰好证明当时不能欣赏此一质直文学表现，正如阳休之（509-582）所云：「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托仍高」

但综合起情意与辞采也并非全无人欣赏，萧统〈陶渊明集序〉即对陶诗文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萧统自身的文学表现和喜好，其实都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风格，与齐梁文风吻合，但他却也能欣赏陶诗文质直的作品，自云「爱释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但他喜欢陶诗还有另一层用意，即陶诗文在他看来实在深具教化功能，这当然与他的居于统治者地位的身分有关，他说「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也从教化角度看，所以萧统认为陶渊明〈闲情赋〉没有讽谏之意，是陶集中唯一一篇白璧微瑕之作，甚至主张可删去不录。若照这种教化的目的性去看陶诗文，萧统《昭明文选》只选录陶诗八首、辞一篇，就可以理解了。

陶渊明诗文风格虽未能获得南北朝真正体会欣赏，但其「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词兴婉惬」的风格还是吸引了一些著名诗人注意，并起而效仿，开启后代仿作，甚至是追和的先风

长忧非生意，短愿不须多。但使樽酒满，朋友数相过。秋风七八月，清露润绮罗。提琴当户作，叹息望天河。保此无倾动，宁复滞风波。(鲍照〈学陶彭泽体〉)

种苗在东皋，苗生满阡陌，虽有倚锄倦，浊酒聊自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问君亦何为，百年会有役，但愿桑麻成，蚕月得纺绩。素心正如此。开径望三益。(江淹〈拟陶征君田居〉)

鲍照诗作辞藻华美，感情强烈，气势横溢，锻炼字句尤见功夫，《宋书‧鲍照传》说他「文甚遒丽」；江淹诗作古奥遒劲，稍近 很显然地这两人诗风实迥异于陶渊明，所仿作似乎是透过朴质词句寄托去忧解怀的田园想望，企图实验并试探另一种迥异世俗的诗风，并以此锻炼自己的诗艺。特别是江淹，他写作一系列的拟古作品，自云「学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杂体三十首序〉)，在学习前人创作经验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增进自己诗艺。再从江、鲍两首拟作来看，首先「陶彭泽体」在当时即可能是一种形象鲜明的诗风，虽非主流，但已受人关注。其二，拟作内容应是以率性自然的田园生活为主，语言则是不重藻饰的朴质文句。

由此可知，南北朝欣赏陶渊明大多不是建立在其文学成就之上，看似真能欣赏其文学成就者大多又暗自归向名士气息或教化功能，再不就是择取陶诗文中有清靡诗句以逭合归向时代绮靡文风，尽管如此，但都无妨于南北朝欣赏陶渊明其人风范的观点，即名士形象远胜于文学家的形象，而名士形象才是南北朝对陶渊名的欣赏处及肯定处。

三、隋唐对陶渊明的接受：名士形象开始松动，文学家形象逐渐清晰

隋唐天下一统，政治局势与陶渊明所处晋末南宋朝初期动荡纷乱已截然不同，文学风潮也在陈子昂倡议古风及中唐的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努力下，逐渐扭转了华靡笼罩的文风，人物的品鉴也从消极避世或任诞旷达转向了积极进取 换言之，随着新时代、新思朝、新审美观的来临，陶渊明的形象在隋唐文人心中又有了另一种变化。隋代思想家王通(～617)便说陶渊明是放浪于礼俗之外的人

也于是唐人对陶渊明的理解遂普便受新时代风潮(积极进取、多元风格等)所共同影响，再加上文人们各自个性形成三种理解方式。

第一种是对陶渊明名士作风，隐士情调的向往与赏赞，主要内容大抵不出沈约、萧统陶传文典故内容及陶诗文内容。如李白〈戏赠郑溧阳〉：「陶令日日酔，不知五柳春。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陆龟蒙〈漉酒巾〉：「靖节高风不可攀，此巾犹坠冻醪间，偏宜雪夜山中戴，认取时情与醉颜」、「吾闻浔阳郡，昔有陶征君。爱酒不爱名，忧醒不忧贫。尝为彭泽令，在官才八旬。愀然忽不乐，挂印着公门。口吟归去来，头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云。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效陶潜体诗〉)，都属此类。但这种向往基本上只是一种心灵状态，并非行动，即便连隐居又出山寻求仕宦机会的孟浩然，虽说「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余复何为者，栖栖徒问津，中年废丘壑，上国旅风尘」(〈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心灰意懒回到隐居老巢，但一有机会他还是肯出山当官的，这固然是他自己隐居意志不坚的缘故，但却不能轻忽时代积极进取风潮的影响。又如高适所说：「梦想旧山安在哉？为衔君命日迟回，乃知梅福徒为尔，转忆陶潜归去来」，隐与仕的冲突在唐代终是仕是为优先的。至于所谓的唐人对陶渊名行止的赞赏心灵状态，白居易说得最为清楚，即「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尘泥」(〈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访陶公旧宅〉)，白居易提出摆落荣利，实可视为陶渊明隐居避世精神与积极进取的唐朝风气冲突所作出最好的调和看法。

另一种理解方式，也受到时代积极进取风气的影响，对陶渊明的行谊开始有了检讨的声音，王维就说他守小节忘大体，云「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忧其后之累也。」(〈与魏居士书〉)。韩愈也说陶渊其实是未能躬逢圣时，隐居乃无可奈何不得已之举，说「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送王秀才序〉)，言下之意，若是陶渊明生在唐代必然不肯隐居。至于刘禹锡更直指陶渊明不能适应官场生活是性格上有所缺陷，云「世途多礼数，鹏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泽，抛官为折腰」(〈寓意二首〉)。如此一来，陶渊明名士形象在唐代积极进取的观念中已逐渐松动，不受唐人所欣赏。

再一种理解方式，即从文学角度切入，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新添水槛供垂钓，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正面肯定陶渊明的文学表现，白居易也有同样见解「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题浔阳楼〉)。但杜甫对陶渊明仍颇有微辞，认为他未必能达道达生，〈遣兴五首〉：「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这种看法正好说明了陶渊明名士光环的消退，备受唐人检讨计较，但却逐渐转向文学表现上的成就。

陶渊明名士形象(渐退化成隐士形象)和文学家形象一直在唐代起伏消长着，深受时代风潮所影响，也在各自文人不同的情性而产生出不同看法，但明显的趋向是较南北朝开始重视陶渊明的文学上表现。

四、北宋对陶渊明的接受：文学家形象的确立，名士形象淡化

宋代文风又与唐代有异，走向一种知性反省精神

北宋理解陶渊明的转变大抵以苏轼为分水岭，苏轼之前还是著重在陶的隐士形象，如徐铉〈送刁桐庐序〉：「陶彭泽，古之逸民也，犹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人之业也」也有如唐代仕隐冲突以仕为主的想法，如欧阳修〈偶书〉：「吾见陶靖节，爱酒又爱闲，二者人所欲，不问愚与贤，奈何古今人，遂此乐犹难，……官高责愈重，禄厚足忧患，暂惜不可得，况欲闲长年。」、文同〈读渊明集〉：「也待将身学归去，圣时争奈正升平」。

但在苏轼之后，陶渊明则完全确立了陶的文学家形象，特别是以文学家形象涵括隐士形象。

苏轼喜爱陶诗文主因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困顿谪居生活略与渊明相似，苏轼曾于元丰四年作过〈归去来集字诗〉十首，虽只是集字改作，但已经开启研读改作陶诗的先声，接着又在元丰五年二月写下以陶渊明〈游斜川〉诗为应和对象的词〈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然后又于三月作〈哨遍〉(为米折腰，因酒弃家) 苏轼和陶之作，始于元佑七年(1092)，时苏轼在颖州，和作饮酒二十首。此后未有和作，至绍圣二年(1094)，始大事和陶，时苏轼在惠州。绍圣四年(1095)，苏轼再贬儋州，追和不断，可知苏轼改陶、和陶之作大多在黄、惠、儋三州，其间乃苏轼平生最为艰苦之时。

苏轼偏爱陶集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与苏辙书〉)，故而念兹在兹的就是针对前人批评陶诗文之意见作反驳，如萧统说陶渊明〈闲情赋〉卒无劝谏之意，是白璧微瑕者，苏轼便反驳说「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释者。」(〈题文选〉)杜甫说「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苏轼就反驳：「〈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书渊明隐酒诗后〉)、「所贵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评韩柳诗〉)在苏轼眼中看似枯槁、枯澹的陶诗其实内里却是膏腴丰美。王维说陶渊明是忘大守小、沈约说他守节不臣异朝、韩愈说他隐居乃未遭遇明时，苏轼却不这么认为，云：「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书李简夫诗集后〉)苏轼认为陶渊明择仕选隐本来就没有任何目的，唯顺其真心罢了。苏轼如此替陶渊明辩解，自然将其文学地位拉抬至无以附加之境，甚至比稍早于前的宋人思悦僧人已将陶视为晋宋间第一诗人

姑不论苏轼这样的偏爱见解恰当与否 宋人在欧阳修、苏东坡的提倡宣扬之下，承继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余响，诗文走向平易风格，并以之作为审诗量文的标准，所以苏轼评论陶渊明诗文是「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评韩柳诗〉)、「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其实这是时代美感下的新标准，这样的看法遂成为宋人欣赏陶诗文的主流意见，如秦观云：「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韩愈论〉)、杨时云：「陶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澹深粹，出于自然」、曾纮云：「余尝评陶公诗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槁，中实敷腴，真诗人之冠冕也。」(〈论陶一则〉)从平易冲澹的审美角度重新检视质直的陶诗文，突然和整个时代文学新风潮冥合契入，陶渊明的文学家形象忽然鲜明确立起来，成为时代的美学新典范。

由此看来，北宋(特别是苏东坡之后)才真正确立了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上。

五、结论

由上可知，陶渊明在南北朝被史家刻意塑造成名士形象为人所接受，南北朝实未轻忽陶渊明，若单从文学史上考察，必然导致陶诗文不受重视的结论，但若从文化角度考察，则可发现南北朝人欣赏陶渊名是从名士角度切入，符合当时代的审美价值观，对声名并不洋溢的陶渊明来说，这已经是给予极高的评价了。到了唐代，陶渊明名士形象和文学家形象一直在起伏消长着，深受时代积极进取的风潮所影响，各自文人因不同的情性而产生不同看法，但明显的趋向是较南北朝开始重视陶渊明的文学上表现。入宋以后，时代文化渐走向一种知性反省精神，与唐代注重感性不同，表现出平易疏淡的文风，并以此作为文学审美标准，与陶诗文质直风格契合，备受宋人称扬，从此确立了文学史上一流文学家的形象。

换言之，陶渊明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先以人格美感的形象出现(远胜其文学家形象)，之后在逐渐转向杰出的文学家形象，这样的转变恰恰说明不同时代截然不同审美观，而陶渊明正以其不同时俗的言行文学表现，通过三段不同时代的美感风潮，激起不同美感价值观下的评论，这些评论又恰恰可以说明陶渊明如何被不同时代所创造、所接受，形成文学史或文化史上一个独特的样貌。

撰有自称“不知何许人也”的《五柳先生传》的陶渊明，其家世记叙不详，引起后人无数文士史家无限的好奇、追溯。无独有偶，在广西平乐县生活着数万陶姓人家，由于移居始祖陶英公以上的世系不清，也成了“不知何许人也”的一族。虽然，在他们家谱中清晰地记载先祖“陶渊明”的名字，却没有了祥细的世系序齿。他们独特的生活习惯、语言特点和祭祀习惯、家史资料，似乎总与陶渊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巧合，还是附庸，他们来自何方，是否就是晋朝赫赫有名的大诗人、大思想家陶渊明的后裔，引起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的广泛兴趣。

广西平乐县位于桂林市南部，距桂林118公里。唐朝时，始称“昭州”，为历代州府之地，桂林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条美丽丰韵的桂江汇漓江、荔江、茶江之水，上朔桂林，下至梧州、广州，通达两粤。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岭南古城，居住着一个古老的姓氏人群“陶姓人家”。平乐县陶氏家族，人口约25万人，大多居住平乐县南部与贺州市昭平、钟山交界的阳安、青龙、张家、同安、源头等乡镇村屯，陶姓人家大都是一姓独居，有点村屯人口达六至七千人，且大都居住之地大都为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走进这些陶家村屯，只见民居错落有致，石板街巷，门楼祠堂，古风犹存。家家户户的厅堂上供台，纯一色写着“五柳堂”或“浔阳郡”，并有一副对联为“百门望重书香远，五柳名高世泽长”。

特别是他们讲的一口独特的语言，在南方各地极为少见，当地人称为“土话”或为“百姓”。这种方言与目前的平乐县城和北部乡镇居民通用的语言“官语”（西南官话语系）大相径庭。与两广的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湘方言等南方语种均无联系，也与汉藏语系的苗瑶语族(瑶话)及壮、侗族(壮话)毫不相干。这种方言的范围不大，在平乐县只有阳安、青龙、张家、同安的大部份以及源头、二塘、桥亭乡的一部份人口使用，使用范围方圆不足二十公里。在这些地区又以陶、李、莫、翟、宾、欧姓的语言为正宗。在这南国一隅有这种独特的语种的原因是方言研究中的一个不解之谜。

根据陶氏族谱记载，平乐的陶姓人家是唐朝后期从山东迁至而来的。始祖陶英系晋朝大诗人陶渊明后裔。进士出身，唐昭宗时立战功奉命职守青州府，后升兵部侍郎封太尉。唐天佑2年(公元905年)昭州发生动乱。时任山东青州留守的太尉陶英和李梁(平乐县李氏家门始祖)，受朝庭封为征南大将军，率莫、翟、宾等将校远征昭州。大军兵不刃血，平定了动乱。后来，唐天佑4年(公元907年)，朝庭变故，朱温易唐为梁。陶英等将士奉命留守昭州。陶李将士不愿为梁作臣，遂辞官解甲归田，隐居于昭州南部的“莲塘村”(今阳安乡的陶村)，成为平乐这个岭南古城的第一代大规模的中原移民。此后，五姓人家相互联姻，世代繁衍。他们从北方带来的语言也就在南方一隅保留了下来，经与当地语言的相互同化，并经历史演变而形成现在独特的地方语言。后经有关专家考证，这种方言属我国唐宋朝时北方方言的华北、东北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只不过由于先祖们南迁隐居平乐后，使它也远离了外界，而“不知魏晋，更不知有汉”罢了。

同时，考察陶氏家风的特征也另有一番情趣。平乐县陶氏家族从始祖英公起，至今序齿分明，辈分不乱。论及排辈，少辈必尊长辈。觞酒敬茶，皆有先后次序，自成礼俗。村民秉承前人遗风，淡泊名利，勤耕作，守本分，在这南国一隅，生息繁衍，自得其乐。并特别酷爱桃、柳树，把这两种树当作本姓的标志。“游子千里，不改乡音；立舍居家，不忘桃柳”，是村民们千古遗训。更有趣的是，许多陶姓人家并不知道自己是陶渊明后裔，但相互口头询问对方姓氏时，常常不称自己为陶姓，而说是“五柳”。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当年陶英率军南征隐居平乐，一千多年过去了，陶氏后裔生机勃勃，人丁兴旺，枝繁叶茂。目前，人口达十余万人，撒落在八桂大地和湘、粤、港、澳、台以及海外。 >在平乐的陶姓人家私存的“族谱”序言中，基本上都记载始祖陶英，祖籍山东。位于平乐县张家镇的乐加村乐山南簏，于清朝雍正六年所立，由陶英公第32世嫡孙，时任甲午科武举陶钲等人撰写的陶英墓的“墓后碑正碑文”记载：公讳英　字世民，江州人也，乃澎泽令渊明　讳潜之后，唐昭宗朝有平贼，公奉命守青州，累官太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建隆四年（公元963年），由时任朝庭奉直大夫的陶英公第四世嫡孙陶濬撰写的《宗谱序》记载“我南郊之有陶姓，自我曾太父英公始。曾太父系山东人，其先人江西人也，浔阳嫡派，世居密州。”陶濬生于后唐天成元年(明宗号)（丙戌年　公元926 年），曾太父陶英逝世时（公元931年），濬已四岁。从这些序言里记述始祖陶英的籍贯和生平，确认平乐陶氏家族为陶渊明的后裔当属无疑了。然而，在所有平乐陶姓人家目前存的族谱中，有关始祖陶英公以上至陶渊明段各代世系均无祥细记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据平乐陶氏族谱序言称，因年代久远，家谱多次毁于兵乱或火灾，后人只能根据墓碑文进行重修。因此，平乐陶姓人家的族谱，只能从始祖陶英公开始，世系排列也从此开始。这一族谱上的残缺，成为向来以先祖为荣的平乐陶姓后裔们的千年之痛。近年来，和全国各地的各姓氏人家一样，平乐陶姓人家为了续编家谱，弘扬陶家文化，掀起了一股“寻根热”。他们派人千里迢迢到江西、湖南、山东等地考察，或写信到各地陶姓人家联系，甚至在网上发贴求证，寻找遗失族谱内容的点点滴滴。

平乐陶姓人家寻根的热情，深深打动了中国陶渊明研究会的专家学者。2002年，学会常务副会长凌诚沛从江西省宜丰县赶赴平乐县考察。凌先生通过查阅陶氏族谱、石碑，考察了陶氏人家的生活习惯、语言变迁以及祭祀方式、辈分排列等特点，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之后，他又先后通过2年时间，亲自走访了全国20多个省市，查阅大量在关的文献档案，基本认证了平乐县陶姓人家确为陶渊明后裔。今年清明时节，现年已72岁的凌诚沛先生亲自携自己从江西等地考察整理《昭州（平乐）陶氏历代流源世系》再次前往平乐求证。根据凌诚沛整理的《昭州（平乐）陶氏历代流源世系》，平乐陶氏始祖陶英乃陶渊明长子俨的后裔，为陶渊明的第10代嫡孙。然而，平乐陶英后裔们却对该《世系》存有疑点。他们认为，世系中陶渊明至陶英段的代数不够。陶渊明生于公元365年，而陶英则生于唐大中三年（己已年　公元849年），二者相距484年，按每20年一代的计，二者之间应该相距24代。而《世系》里二者之间仅为10代，这要比正常的代差整整少了十四多代，明显不符合正常的代差规律。对此，凌诚沛先生也表示，他先后考察了江西的宜丰县、奉新县、安徽省丹阳、湖南的浏阳等三省五县的陶氏家谱，这些家谱都是从三国时期的吴开始，记录陶氏家族的各代世系。其中有两个近似平乐始祖陶英身份的人物，一个是“陶瑛”，经查，这是另一支陶姓世系的；另一个叫“陶英”为“唐朝太尉，征南军”这与平乐县陶氏家谱以及平乐县陶英墓碑的记载相吻合。通过对平乐县的考察和江西等地陶氏家谱的认证，“陶英是陶渊明长子俨的后裔”这个史实是可靠的。但由于年代久远，中间有断代遗漏，这是有可能的。并表示，将再次前住山东考察，反复论证，帮助平乐陶氏人家继续寻宗，找出准确的陶氏世系排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