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姓种数最多张姓次之一本本世代相传的家谱，以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着中华民族每一个世代相传的姓氏繁衍生息。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共有608个姓氏的家谱流传至今。　　据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在《中国家谱通论》中介绍，古往今来，由于大量家谱的亡轶，中国家谱的姓氏已难以统计。目前已知的存世中国家谱里共有608个姓氏，其中单姓552个、复姓56个。目前存世家谱的608个姓氏涵盖了宋代《百家姓》中的371个姓氏，占84％。　　65个姓氏无家谱流传下来　　宋代《百家姓》中共有65个姓氏没有家谱流传下来，主要是偏冷稀少姓氏，如滑、曲、家、羿、汲、松、秋、牧、宿、怀、邰、鄂、咸、阴、能、双、通、充、满、步、空、鞠、东、沃、空、桓、东方、公羊、淳于、单于、公孙、太叔、长孙、慕容、闾丘等。　　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我国共有3490个姓氏，其中排名前100位的姓氏占全国汉族人口的87％以上。拿存世家谱的608个姓氏与这100个姓氏比较，则这100个姓氏全部包含在存世家谱的姓氏中。　　据统计，在存世家谱的608个姓氏中，陈姓家谱种数最多，达2990种；其次为张姓，2597种；王姓2512种；李姓2157种；刘姓2029种；这5姓的家谱均超过2000种。家谱种数在1001—2000种之间的姓氏有：黄、吴、周、杨、徐、林；家谱种数在501—1000种之间的姓氏有：宋、胡、郑、爱新觉罗、许、叶、何、谢、赵、萧、罗。　　少数民族家谱见证中华大家庭　　少数民族家谱是中国家谱园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本本少数民族家谱见证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据《中国家谱通论》作者、上海图书馆研究员王鹤鸣介绍，在我国现存的各少数民族家谱中，以满族的数量最多。蒙古族在未有文字之前，在广阔的草原上就流传和吟唱着各种英雄的事迹和传说。蒙古文字创立后，一部分口传历史和英雄家世被记录下来，形成了文字家谱。元朝建立后，沿袭金制，设置大宗正府，专司修撰皇室家谱，但“元之宗系，藏于金匮石室者甚秘，外延莫能知也”。　　参加世博会最早记录见于家谱　　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关于我国参加世博会的最早记录，就是在一本家谱中发现的。王鹤鸣介绍，这本家谱是广东中山的北岭徐氏宗谱，由清朝徐润立等纂修，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史学界曾认为中国人第一次参加世博会是在1855年的巴黎世博会。但据北岭徐氏宗谱中记载，徐瑞珩以自己经营的中国特产“荣记湖丝”参加了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并获得了金、银大奖，这是中国人参加世博会的最早记录。　　相关新闻　　不出家门就能寻根问祖　　家谱网站达169个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普及，我国各种各样的家谱网站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呈现出来。据《中国家谱通论》统计，截至去年，我国主要的家谱网站至少已有169个。　　这些家谱网站中，既有学术性的数据库，如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安徽省图书馆—谱牒资源、湖南省家谱收藏中心、陕西省图书馆家谱数据库等；也有综合性的门户网站，如家谱网、中华姓氏文化园、中华姓氏寻根网、百姓家谱、百姓缘等；更多则是各个姓氏自己办的家谱网站，如中华丘氏网、世界叶氏宗谱、胡氏宗亲网、世界王氏寻根网、张氏家谱网等。

王鹤鸣，男，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近20年来（截至2013年），主要从事中国家谱、祠堂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

　　摘 要:近三十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文章先回顾了家谱的历史演变,再分析了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并以家谱的“前言”、“后记”来例证。　　关键词:家谱 重修 原因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7(a)-0220-01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世谱、家书等,是记载一个家族迁徙、繁衍、兴衰历史,褒扬家族功德人物的史实资料,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近三十年来,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股热潮,其声势之大、数量之多、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编修家谱的任何一个历史阶段。这股编修新谱的热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原因可以从新修的家谱的“前言”、“序”、“后记”等中得到印证。

　1 家谱的演变

　最早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在甲骨、青铜器上简单刻有父子兄弟世系,这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形态的家谱。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家谱适应世家豪族的政治需要处于兴盛期,成为了世族之间通婚和做官的主要依据。唐代,谱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官修谱牒巨大,私修家谱亦十分兴盛。宋代为家谱的转型期,官修谱牒废绝,私修家谱兴盛。家谱作为用来区别门第身份的政治功能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尊祖、敬宗、收族”和“尊尊亲亲之道”的道德教化功能,并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欧式谱例和苏式谱例。进入明代,中国家谱发展趋于成熟,编修家谱的体例、内容更加完善,并基本定型。明代修谱进一步发展以朱熹“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作为修谱的指导思想。清代及民国时期,编修家谱的活动在民间非常普及。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编撰家谱一度停止,大量的旧谱牒遭到了破坏。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率先出现了重修家谱现象,很快遍及全国各地。

　2 重修家谱兴盛的原因例证

　21 主观愿望——敬宗睦族,惟有修谱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极为深刻和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增长,即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经商、求学日曾增多。各家族子孙迁居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而家谱,就是家族群体联系感情、亲情的纽带。族中老人希望通过修家谱,达到“敬宗睦族”的目的。浙江海宁《褚氏家谱》的“前言”中写到:“当大部分子孙汇集硖石参加迁葬时,彼此有相见不相识之感。尤其是少、青、壮年一代对褚氏根从何来、对家史一无所知。所有健在老人都为自己重任深感不安和内疚。后经合计,一致认为,有续修家谱刻不容缓的急切愿望,因此开始筹编。”修谱可以使民族源流清晰,能得到族人相互提携帮助。……吾族之谱,自公元一九二四年第四届续修至今,屈指已八十有六载,由于年代久远,族内后裔或谋生外迁,或经商发迹,子孙繁衍,徙居各地,昭穆既远。当今后裔辈份不清,祖宗支派不明,犹如陌路之人,如何将族内之人团结起来,惟有修谱。”

　22 客观基础——盛世修谱,势在必行

　中国有句古话:盛世修史,明时修志。盛世也为修谱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冲破了“左”的思想牢笼,思想大解放使人们打破了精神枷锁,营造了宽松的文化氛围,让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生的政治条件;二是经济快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百姓日益富裕,为修谱的各项费用提供了物质基础。《上虞管溪徐氏宗谱》序:“盛世修志,盛世修谱。可以说,政通人和,太平盛世赋予编史修志著谱的神圣使命和高度的责任感。”

　23 推动因素——“两个通知”的发布

　1984年,国家档案局二处、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图书馆等单位联合编撰《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为使这项涉及全国各图书、档案、文化部门的联合目录编撰顺利,国家档案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联名向大陆地区各文化厅、文管会、档案局等单位发出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为了增加大陆以及海外收藏的中国家谱目录,2000年国家决定编撰《中国家谱总目》。为了推动此项工作进展。文化部办公厅于2001年2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办社图函[2001]29号)。“两个通知”的发布对近三十年来的家谱编修意义十分重大,推动了家谱重修的盛行。

　首先,家谱的价值重新得到了确认。在“”时期,家谱被认为是封建糟粕,不要说是修谱,连收藏的旧家谱也遭到了破坏。而在“两个通知”中,明确指出: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着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钱塘孔氏宗谱》重修宗谱新凡例中说:“家谱,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迁徙的历史文献,曾经被作为维系宗法制度和祖先祭祀的工具而被奉为圣物。然而在上世纪中叶的“”中被作为“旧时代”的遗物而惨遭毁灭。浩劫之后,家谱的性质和现实意义重新被人们所认识,被认为与国史和地方史志同为民族历史文化大厦的三大支柱。”

　第二,为农村修谱提供了契机,成为了修谱宗旨。需要敬宗睦族,修谱有了主观愿望。思想解放、物质丰富,修谱有基础。而家谱目录整理工作的开展,为修谱者重修家谱提供了契机。家谱目录专业工作人员为了对各地家谱资源进行调查、征集和著录工作,深入城乡,宣传家谱的价值、家谱工作的意义,民间私藏家谱被公诸于世。在家谱目录整理工作开展之际,各族人认为有必要对自家的家谱进行重修,并把“两个通知”精神定为修谱的宗旨。广西北流《郑氏族谱》凡例第十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编好《中国家谱总目录》等文件精神编好士球公宗支系族谱。并在书前附有“两个通知”的原文。《齐贤镇西徐巷村樊氏家谱》“谱例”第一条:遵循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国档会字[1984]第7号联合通知“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也是建筑自己的血缘关系……”之精神,作为编修本谱之宗旨。

　编修新谱是历史上续修家谱的继续与发展,是适应社会需要、民众需求的一个文化现象。新修的家谱跟旧家谱相比,有继承、有批判、有创新。我们应对其进行引导,使新谱编修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健康向前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担当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功能。

　参考文献

　[1] 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 赵小玲家谱征集工作的实践和体会[J]当代图书馆,2004(4)

王鹤鸣，男，上海图书馆原党委书记兼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近20年来（截至2013年），主要从事中国家谱、祠堂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上海社科重大项目。主编《中国谱牒研究》《中华谱牒研究》《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中国家谱总目》等多部专集，发表《解冻家谱文化》《中国家谱通论》《中国家谱史图志》（合著）《中国祠堂通论》（合著）等多部专著，发表数十篇论文，荣获多项省部级以上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