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简短的城市历

上海租界与华界地图

史来看，现代上海人这一概念的存在时间仅百年左右。上海人通常讲上海话，上海话属于江南吴语的一种。由于现代上海地区的三分之二是最近的两千年才逐渐成陆，而其余早先成陆的地区也饱受海侵与洪水，几度荒无人烟，所以如今上海的居民若要追根搠源，基本上都是不同时期的移民与其后代，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于广义上的江南地区。由于历史上曾为外国租界的因素，上海人拥有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对一切事物都以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加以考量。另外，又因为上海是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处，这一系列的价值观统就被称为海派文化，而在文学领域也有海派文学之说。 编辑本段人口划分　　从广义上来说，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定居或出生并取得户口的人都称为上海人。但是实际上，上海人仍有若干分类与区别。基本可以分为原住民、郊区人、老移民、新移民四大类。 ①原住民　　上海人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本地人”，实际上是指1843年上海开埠以前，就已经定居上海当年的核心市区───老城厢（原南市区境内，于2000年夏被黄浦区合并）的民众，人口不足十万。早在1292年，中国元朝设上海县，面积大约有2000平方公里，县衙中心所在地为今天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沿岸，一般被视为上海市历史的真正起点。这里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如今上海地图的市中心区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异类，就是由人民路和中华路所组成的一个环形马路。过去的环城公共交通11路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而车轮碾过的地面，人们穿行的脚下，就是当年的城墙。环城内就是城里，上海县衙的心脏地带，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上海新旧城区的分界线。　上海的城墙建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主要是为了防御倭寇，因为已经吃了很多苦头。当时除靠近黄浦江边有宽阔的护城河外，老城厢被高约30英尺城墙所围，厚约10英寸，共有小东门、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新北门等九座城门，其中包括7个供人进出的城门。这些城门中最大、最雄伟、最重要的是南大门，而最繁忙的出入口则是北门，位于当时法租界主干道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尽头。城墙在民国1912年开始拆除，于1914年冬天全部完工，由于上海当时已经是租界当道的年代，作为华界的老城厢相比之下显得非常落后，城墙内道路不治、凌乱不堪，丑态毕露，南市诸兴盛马路也随之彻底陨落。 ②郊区人　　从1843年开埠至今的漫

1948年上海市范围

长岁月中，上海行政区域的划分经过多次更迭，城市区域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急剧变化与增加，因此现在上海人口中的“本地人”通常泛指由于在1958年为适应城市发展需要而进行的行政划分调整中，从江苏省划归至上海管辖的各个郊区里拥有了上海户籍的农村民众，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本地人有显著的差别。譬如现今的嘉定、宝山和崇明的人隶属于原江苏的太仓州；而现今的浦东、奉贤、金山、松江、青浦和闵行的人则隶属于原松江府，这些区域的居民与市区由移民而产生的上海人相比，人口变动都较小。这些“本地人”的籍贯一般都是浦东、奉贤、青浦、松江、崇明、金山、嘉定、宝山、松江、闵行，他们基本上都是说本地话，而本地话中又分有松江话、浦东话、金山话和崇明话等，这些方言和真正的沪语又有着较为明显的不同，从口音上可以分辨。　上海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埠而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和当时全球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另外两个是伦敦和纽约)，也是当时"全球四大名都"之一,堪称"东方巴黎"。 而这一百多年的时间中，世人所称的“上海”实际上并不包括现在的这些郊区。而这些地域的人通常称上海市区为“上海”，去市区叫做“去上海”，在现今的上海风俗中习惯上也被称作“本地人”。因此，有时他们认同自己“上海市人”的身份，但不认同自己的“上海人”身份。这一情况在远郊的金山、青浦、奉贤、浦东新区的川沙和原南汇地区以及崇明等地尤为明显。　事实上，在1942年至1945年间，由于孙中山于1922提出的“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使得嘉定、浦东、闵行、奉贤、宝山、崇明和南汇地区（如右图）率先在这段时间并入了上海的郊区版图。而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政府在接手上海后未能接续计划，因而这些郊区又从上海的版图中撤离。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的行政划分调整中，这些地区才再次并入上海的版图。　过去市区上海人

1944年 大上海计划

常常会歧视郊区本地人，因为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其真正的大都会发展历程是以1843年上海开埠作为起点的。以租界、华界为主体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金融中心，城市中的居民以“城里人”、“上海人”自称，而原上海县城广大地区及周边农村的居民则被称为“乡下人”以示区别，这就是“上海宁/乡窝宁（沪语）”之争最初的起源。由于郊区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和大多数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在市区人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些“乡巴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第二代苏北移民，所以“本地人”这个词其实是稍带有轻视性质的词眼。但随着现今郊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各个新城的建设、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上海移民因拆迁而移居郊区、以及1990年后新老上海移民的矛盾加深后，这类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原本两极化的差异也在慢慢缩小。 ③老移民　　上海开埠后至1920、3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此期间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原住民。他们来自于中国各地，但是其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者占到80%以上，占据绝对优势，各自约在数十万至百万人以上不等。另有约3%的安徽籍以及约1%的广东籍。这部分族群才是当今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他们构成了当今上海人的主体，俗称老上海人。今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的大都是这些移民。上海人的籍贯一般是杭州、嘉兴、宁波、绍兴、余姚、苏州、常州、常熟、慈溪、无锡等，但同时也夹杂着大量的苏北祖籍。随着上海旧城改造全面展开，一些原本居住在中心城区的老移民都被搬迁到了郊区。　自上海开埠以来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上海一共经历了三次庞大的移民浪潮。从移入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古代那种以宗族为单位的集团性移民。按1950年1月的统计，人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人，均超过百万。这么多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迅速地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远远多于上海本地人口，因此在当时，上海籍人口仅占15%。　上

旧上海主体：租界与华界划分图

海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最初源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60年代初太平军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这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的大批占据社会各阶层的难民躲入有外国势力保护的租界，直接造就了租界的繁荣，并为日后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奠定了基础。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90万。第二次则是日军侵华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的人口迁出量甚大，但流入量则大为减少，现代上海人的群体逐渐稳定下来。这一情况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彻底改变。　A——江南浙江移民　第一批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江苏南部的吴语区，其中一般又按照清代府属细分为宁波人、绍兴人、苏州人等，他们构成了上海中心城区居民的主体，其中尤以宁波籍为最多。清末年间，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浙江和苏南一带大量占据社会中上层移民流入上海寻求庇护，同时一些中下层阶级也随之进入上海工作生活，希冀安稳。当时宁波人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迅速胜过广东籍买办，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商。宁波人及宁波人后裔占现今上海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为上海人口第一大来源，其次为湖州与嘉兴籍。上海话中的“阿拉”即是来自于宁波话。 当时有宁波人掌金融，无锡人掌实业之说。　宁波籍的著名人士众多，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邵逸夫、董浩云、“阿德哥”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宁波商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五金店、南货店、绸布店、火柴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印刷厂、灯泡制作厂、日用化工厂、机器染织企业、国药店、钟表店，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条公共汽车线，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就连“大世界”游艺场都是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的。　而无锡实业商帮在上海滩也拥有显赫的地位与势力，尤其以中国首富荣氏家族（荣德生、荣宗敬等）为翘楚，还有上海滩煤铁大王无锡人周舜卿（中国私营银行创始人，雷雨周朴园原型）。上海其他的几个实业大王也有一些无锡人，如电气大王，呢绒大王，桐油大王，电池大王，洋铁皮大王等。　由于那个时期上海的迅速发展，这一批人也接收了一些先进思想，开阔了眼界，很多都从事商业贸易的活动。作为祖辈的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大多都接收过相对较好的教育并继承了苏浙一代人精明的传统。到了上世纪初，这些第一批移民的后代产生了许多教师、帐房先生、医生、律师、建筑师、工头、银行公司职员、记者、城市小资产业主、商人等等。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主要居住在上海最早开始发展的黄浦、静安、卢湾、徐汇这几个区，也就是上海人常说的上只角地区。其中黄浦、静安属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而成；而徐汇、卢湾则属法租界。　总体而言，来自吴语区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条件远高于江淮官话区移民（即苏北人或称江北人），传统上优越感较强，而后者则经常感受到歧视。来自其他各省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较为重要族系来自广东省的移民，人数约有数万。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当时的新上海。　B——苏北移民　第二批老移民来自江苏北部的江淮官话区，被江南、浙江人称为江北人，传统上大多聚居于苏州河以北西北部的闸北、普陀；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市东北部的杨浦、虹口，与来自浙江宁波等地的移民杂居。老城厢南市等区域也有部分苏北移民迁入。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上海人传统观念中的“下只角”区域。在大上海，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即使在现在，这种歧视依旧存在，根深蒂固。所以在上海，“苏北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分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分类概念了。　　这批移

民大部分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解放时的一段时间里迁入上海，主要以苏北、山东地区为主，其中盐城和扬州是上海苏北人的两大主要来源。他们这一批人大多是因为战乱、灾荒等作为整个社会底层的难民身份来到上海的，例如1931年苏北发大水，就至少有7万苏北人逃难到上海。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赤贫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物，并伴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当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当时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男性成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工厂工人、面粉厂搬运工等等繁重底层劳动力的主力军，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而苏北女性的状况也相当糟糕，在烟草行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即使是妓女，和上海大多数行业一样，原籍也是决定娼妓业等级的重要因素。第一等的“长三”一定是江南人，而苏北妓女作为最下等的人被叫做“野鸡”。娼妓中以苏北人为底层的等级与籍贯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北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布结构。　苏北人由于很少受过基本教育，因此普遍素质偏差，思想愚昧，文化水平落后，自然而然地受当地人和其他外来人（包括外国人）的歧视，被人用“苏北腔”、“江北佬”、“江北猪猡”之类的蔑称吆喝着。苏北人在上海长久以来低人一等，过去苏北人只能和苏北人通婚，在苏北人和其他地区人的混合婚姻中，多数也是苏北新娘。出来讨生活的苏北人，普遍赤穷，聚集在城郊和苏州河以北地区，住在用竹席、毡布土块搭建而成的“棚户区”甚至“滚地龙”中，俗称“苏北窟”。不过随着上海旧城改造的全面实施，市政拆迁的持续进行，苏州以北的普陀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四个中心城区的人口结构优化明显，大量旧棚简屋被拆除，原本的居民外迁到郊区，各个辖区的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基础建设、居住环境高速提升，许多高品质住宅拔地而起，“下只角”的形象也逐渐得到改善。长久以来，在上海人眼里，苏北人“刁滑”、“无赖”、“凶悍”、“肮脏”等的恶习依然难改。这种看法虽然充满了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的成见，但现实中，欺下瞒上，喜欢大话空话放“卫星”，像母鸡那样为袒护自己的孩子而撒泼，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对人粗暴冷漠，尖酸刁钻，治安状况糟糕，不讲卫生等等这些现象，在如今的苏北人群中也确实屡见不鲜。苏北人好勇斗狠，这一点与鲁南人相近，但苏北人的诡诈却尽人皆知。　总而言之，第一批江南浙江的移民以及后代们在上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他们当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第二批作为苏北难民来到上海的移民。一般以宁波人和绍兴人的后裔地位为最高，苏北的为最低，这种局面几乎是要持续至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即使在21世纪的今日上海，整个社会人群的层次中苏南浙江后裔仍旧占据了较为中上层的位置，而苏北后裔依然比较弱势。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正不断趋向缓和，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趋于消解。现在一部分年轻人中也已经较为淡化“苏北人”这一歧视性的想法了，但在中老一辈之间还是大量存有这种观念。 ④新移民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开发浦东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在这些人中定居下来的被称为“新上海人”。新移民和外来人员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上海户口。而这批新时代的移民当中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人群。对新上海人而言，无论是原住民、老移民还是郊区人，都无疑可以归入本地人的行列。不过有些老移民认为：只有真正受过上海海派文化熏陶，讲上海话，拥有上海精神的才算是上海人。与此同时一些老移民也质疑新移民和外来人员中有一些低素质人群不仅破坏上海环境，而且行为举止不文明，还挤占廉价劳动力市场，穿着也肮脏土气不得体，破坏上海的城市形象。而一些新移民认为部分上海人以偏概全的看法是对他们的歧视，并且对老上海人逐渐形成反感情绪。　新老移民的冲突，基本存在于民间，在网络较为激烈。这种冲突一般被官方媒体刻意忽视淡化。上海一些本土论坛时常有网民鼓吹各类老上海人联合起来抵抗“新移民”和外地来沪人员。而新移民则经常称老上海人为“土著人”，无论是否对方是“原住民”、“本地人”还是“老移民”，并通过贬低他们试图塑造老上海人“小气”、“排外”、“刻薄”的负面形象，同时夸大自己对上海的贡献。一些外地人有时也会被这些论调欺骗，在不了解上海人，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上海的情况下就对上海人产生莫名的反感。这是文化冲突、人口迁徙、社会转变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在抵触中存在融合，在相斥也有包容。　媒体上公开的冲突事件也有发生，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圆润离开事件”。2009年12月23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主持人阚晓君用上海方言和另一位主持人聊天，收到一位声称“讨厌上海话和上海人”的听众的短信后，在直播节目中直接做出回应——“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离开你讨厌的人的周围。”这个委婉说“滚”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关注。 编辑本段人口变化　　1949年以前，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租界内曾经吸引了很多外国侨民定居。其中上层侨民（主要来自英美两国，共有1万多人）大多居住在2个租界的中西部以及越界筑路地段。在20世纪20、30年代，随着大批因国内动荡而到上海法租界寻求庇护的圣彼得堡贵族们的涌入，在法租界中段迅速形成了十分繁华且富有浓郁异国情调的高雅商业街——霞飞路。天主教神职人员在当时的上海也占很大比重。而各种各样的中下层侨民如日本人、澳葡、部分白俄难民、二战期间的犹太人难民以及在公共租界担任巡捕的印度锡克人，都主要聚居在苏州河以北的虹口区。这些外国人在1949年以后，几乎全部离开了上海。　最初开埠时的上海人口

当今上海行政划分图

不足10万；至1949年为520万人；至2007年末，全市户籍人口已增加到137886万人，是解放初期的27倍，占全国总人口的1%。2008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303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37104万人。全市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3,272人。　全市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272‰，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075‰，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出现人口自然变动负增长的省级行政区；人平均期望寿命8108岁；妇女总和生育率095；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28683万人，占户籍人口2080%。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中国居第一位。2008年上海人去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就已经达到了8108岁，其中男性7887岁，女性达到了8329岁。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终身教授、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桂世勋表示，上海人平均预期寿命在发达国家中已名列前茅。　2009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1921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37104万人。　2010年末，上海全市常住人口约为230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412万人；来沪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890万人上海城市总人口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重庆）。201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人均期望寿命为8213岁(男性人均为7982岁，女性人均为8444岁)位居全国第一。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整整25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很多上海的青年被发放到大陆各地，也改变了其他地区的人口组合。文革结束后，上海的知青又陆续调回上海。1990年代后期，上海再次成为移民城市的目的地。大陆各地有很多人搬迁居至上海。台湾、香港人在沪常住的数目亦众多。由于很多外国公司在上海常年设有办事处，所以很多外国人也常年定居上海。小部分犹太人也仍然在上海经营家族生意，为上海带来了更多商机。　上海身份证号码人口、上海身份证人口、上海户籍人口和上海人口的关系　从广义上来说，在上海行政区域内定居或出生并取得户口的人都称为上海人。但是实际上，上海人仍有若干分类与区别。基本可以分为原住民、郊区人、老移民、新移民四大类。　其中新移民指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开发浦东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在这些人中定居下来的被称为“新上海人”。新移民和外来人员的区别在于是否拥有上海户口。　但在计算上海人口时还要包括来沪的外来流动人口，这样就诞生了上海人口。　2010年末，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上海人口为23019148，约230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412万人，来沪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890万人。上海城市总人口位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重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使用的常驻人口=户口在本辖区人也在本辖区居住+户口在本辖区之外但在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户口待定（无户口和口袋户口）+户口在本辖区但离开本辖区半年以下的人。）　2302万是上海人口，1412万是上海的户籍人口。原住民、郊区人、老移民以及新移民构成了上海的户籍人口。其余的上海人口则是未获得上海户籍的流动人口构成，他们同样是上海人口。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上海人，但只要对上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那么不必拘泥于表面的名称符号，上海人口也有你的一份，你也是上海人。所谓一个城市的海纳百川也就是这样的意思。　在这1412万的户籍人口中新移民由于出生地非上海，所以没有上海身份证号码（不包括他们的后代）。因而上海身份证号码人口必然是低于1412万的户籍人口。至于上海身份证人口就是户籍人口，因为你的户籍或者说户口落在上海后，你的身份证的一些信息（签发机关，有效期限等）就彻底上海化了（尤其是二代换证时），也就是上海身份证了。至于身份证上的公民身份号码还是表示出生地的信息，而非遵循上海的公民身份号码的规则（如开头号码等）。　故上海人口 = 上海户籍人口（=上海身份证人口=上海身份证号码人口+不包括后代的上海新移民人口） + 外来流动人口　总之，影响着上海身份证人口数的因素有：历史变迁，上海飞地，上海知青等。 编辑本段古代来源　　上海地区的上古居民是吴越人的一支。吴越人是周朝以来分布在长江以南吴国（今江苏、江西）和越国（今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一个族群，西周时期太伯奔吴建立吴国，后又先后被越国、楚国征服，楚国时为春申君的封地，因而上海又简称“申”。在晋朝的衣冠南渡、两宋之间等时期，都曾有中原人大规模移民江南。在南宋时，设立了上海镇，元朝时设立了上海县，近代以来逐渐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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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近代宁波帮先驱叶澄衷“诚誉浦江”的故事，发生于他在上海黄浦江摇舢板期间，那时他的年龄是

上海近代宁波帮先驱叶澄衷“诚誉浦江”的故事，发生于他在上海黄浦江摇舢板期间，那时他的年龄是17岁。

17岁的叶澄衷有了一点积蓄,决心离开杂货铺独自经营。由于叶澄衷注重信誉,给人诚实可靠之印象,其杂货业务不断扩大。恰在此时,一件偶然的事情对叶澄衷的经商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日中午,一名叫哈利的英国洋行经理因找不到摆渡船,搭乘叶澄衷的小舢板,离开时将一个装有几千美元的提包遗忘在船上。叶澄衷见财没有心动,而是一直等在码头上,直至哈利回来寻找才将原物归还。哈利欲以美钞感谢,而叶澄衷坚辞不受。哈利随即表示帮助他开设五金店,并提供货源。

叶澄衷靠诚信起家。叶氏的诚信，不仅受到同人同行的称赞，而且也博得外商的好评与信赖。他的发迹是在17岁那年，自棹小舟，来往于黄浦江中，与番舶做小生意，有一天，有一位外商乘他的小舟过渡到十六铺彼岸，外商上岸时，忘带了一只手提的小皮包。叶氏发现后，那位外商己经远去。叶氏拉开皮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与支票，于是叶氏在十六铺守候，等他来取，等到傍晚，那位外商急急忙忙前来向叶氏打招呼，找那只公文皮包，叶氏一见确是那位外商，就将此包如数奉还。那位外商拉开皮包一文不少，用一叠厚厚的钞票送给叶氏以表酬谢，叶氏婉意谢绝。这位外商原来是英国火油公司负责人，是中国部经理，他看叶氏诚实，就请叶氏去管理火油仓库并请一位中文教师和一位英语教师，帮助叶氏学习文化，从此叶氏对西欧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经营五金及火油等买卖中也有了靠山。

叶澄衷墓在何处叶澄衷后人有谁

大约十年前我妹妹去看过还是有模有样虽然不是很新但至规模较大今日百度上看了心酸呵比十年前破落更是历害了。浙江省政府应该对此重视起来重修义庄没错但老人家的灵魂也该得以安息才是。叶澄衷是我妈妈叶旋的曾祖父做为叶家后人我们十分关心叶澄衷他老人家。

叶澄衷的创业经历

1840年，叶澄衷出生在镇海庄市一个贫困农民家中。他6岁丧父，9岁读私塾仅半年，11岁就佣于庄市横河堰榨油坊当牧童。14岁那年，他到上海谋生，在法租界一家杂货店当学徒。17岁租舢舨船在黄浦江中摆渡，并向外轮兜售吃食百杂。19世纪中叶，叶澄衷善察商情，认为投资火柴市场必有大利，于是计划创办火柴厂。时逢旅日归国侨胞、镇海同乡张阿来向叶氏主动提议创办火柴厂事宜，并介绍他认识了其日本籍妻子。张妻当过火柴厂的职员，懂得火柴制造的技术流程。叶氏当面听取了张阿来夫妇的提议。

光绪十六年（1890）叶澄衷出资5万银两，在上海虹口朱家大桥（今唐山路）创建了当时上海最大的燮昌自来火公司。工人800名，日产火柴36万盒。其产品优良，胜过英商燧昌自来火局。燧昌厂因竞争失败而倒闭。（《上海通志》1825页）

不久，日商看到英商工厂倒闭，想乘机而入，把大批日货火柴倾销上海，想压倒燮昌厂，而叶氏就此降低每盒火柴价格，叶氏以汉口、芜湖、宜昌、镇海等地企业为依托，与日商抗衡，逼得日商再降价，节节败退。在温州迫使日商火柴价降到每箩2角6分，几乎亏本到无法再亏的地步。日商既无奈又佩服，称叶澄衷是“生意精”。

叶澄衷庄市故居（清光绪十四年建造）

1896年，叶澄衷又集资42万银两，委派同乡宋炜臣去汉口创办更大的燮昌火柴二厂。为此，叶氏特备信与奏折由宋炜臣禀报两江总督张之洞。张之洞见报非常支持，并给予很多优惠条件。1882年，叶澄衷向两江总督李鸿章禀报，“禀请置造轮船，设立广运局”，却被李鸿章以“已有招商局，不必另树一帜”为由驳回。后来，李鸿章去直隶督办北洋海军，叶氏趁此重提轮船之事。

1889年，他集资20万银两，兴办鸿安轮船公司。为了防备清政府干涉，他不得不托庇外国势力，挂靠英商和兴洋行，并向英国政府注册备案。

经过一年的努力，第二年，鸿安轮船公司已有飞龙、飞马、飞鲸、新汕头等11艘轮船，净吨位为7000余吨，约合总吨位11000到12000吨。公司先后开辟了长江上的申汉线，北方沿海的天津、烟台、牛庄线，东南沿海的汕头、淡水、基隆等地的海上航线。规模之大，仅次于英商的“太古”、“怡和”以及中国的招商局。

在鸿安轮船公司，叶氏始终是控股者。1904年以前，鸿安公司的股份一直为华方七、英方三，而叶澄衷是其中最大的股东。叶澄衷创办的中国人第一家洋行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业务不仅在上海占领五金行业市场，而且还在天津、辽宁、烟台、青岛、宁波、汉口、厦门、福州等地拥有市场优势。

同时，他关注上海火油市场，成为火油大亨。叶澄衷就以亚细亚公司为起端，把火油打入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场。

1870年，叶氏将可炽煤铁号买下。并将可炽改为可炽顺记。可炽顺记成为上海最早进口煤和铁的商号而大获其利。

1894年，叶澄衷投入资金200万两银洋，在上海开设中国最早最大蚕丝纺织厂——上海纶华缫丝厂。这家厂不但保护了江浙一带蚕农不受蚕商投机压价之苦，而且对出口蚕丝也起到了平衡作用。

叶澄衷到了晚年还与严信厚、朱葆三等人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并担任执行董事。这家银行设在上海，对上海的宁波商人大开绿灯，提供了很多方便与优惠条件。1871年，叶澄衷在上海一次慈善会议上坦言：“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会后，他立即筹办顺记商务学堂。该学堂招收学生以小学毕业生为主，学期一年，毕业后都由顺记号录用，实习后大多数分赴各地洋行工作。这是叶澄衷借鉴商务文化培育人才的第一次实践。

1875年，叶氏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地址设在上海外滩金陵东路一条弄堂内。

1898年仲夏，叶氏宣布拟办一所学校教化儿童，宣布拨银10万两，并请樊时勋为筹建负责人，购张家浜地区土地18亩9分，每亩价200元左右。聘请樊时勋、陈祖烈、王予坊、曹予、乌询夫、叶志铭6人为校董。由余记工头承包建筑校舍，建造罗马式两层楼房共计42间，教室宿舍，膳厅两层楼房26间，小养正里平屋15间，并设置一印书处。

1902年秋，刘校长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校长一职由总教习蔡元培代理。后来由于学堂扩建，由叶澄衷之长子叶松卿出资10万两，不久又有叶澄衷的诸公子勉卿、子衡、又新、铁卿等人出资共10万两。

1903年5月，蔡校长出走日本，由章一山代理校长，其后白振民、蒋子帆、谢利恒等人先后担任校长。1911年，上虞人曹慕管自日本留学归国，被聘为校长，曹任职长达16年之久。

当学堂正式开学时，清政府督学部颁发匾额“启蒙种德”以勉，系清光绪帝御笔。又有“_朴权舆”四字匾额，系喀刺沁王所赠。

叶氏还嘱其子在庄市家乡的崇正书院，捐银洋5000元，还把全乡17所私塾、学馆、书院都改成西洋式学堂。

叶氏自思家贫，幼小失学，深感痛苦。于是和堂弟叶雨庵等人回乡，与叶氏族人商讨建立忠孝堂，叶氏义庄、叶氏义塾，议定的项目有：救济署、收尸施棺处、牛痘局、救火会、叶氏义塾等，叶氏拨款3万两白银，并指派其堂弟叶雨庵负责筹建。叶氏义塾建成，设在叶氏义庄之内，建有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寝室、伙房等设施。首批招收叶氏子弟20名。后来这所义塾发展为中兴学堂，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培育出了包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中法战争中的爱国浙商，一生办学，培养了哪些大师？

中法战争之中的爱国浙商就是叶澄衷，他一生仗义疏财，并且兴办学堂，致力于教育事业，培养出来了胡适、邵逸夫、李四光、竺可桢等大师。

叶澄衷原本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商人，但是他在与外国水手做生意的时候，勤学英语，卖出了更多的货物，他凭此买下了一只小船当起了小老板。之后他又拾金不昧，如数返还外商遗落的大量钱财。外商为了表示谢意，就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来教他学习，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同时他也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为他日后办学打下了基础。

慢慢地，叶澄衷凭借自己的眼光和努力成为了当地的商业大佬，涉足了五金、航运、地产、钢铁等多个行业，发达起来的叶澄衷并没有忘记初心，他开始出资救助贫民，又兴办教育，花钱培养学生，让他们学成之后到自己的企业实习，之后再让他们去社会上自由寻找工作。

当中法战争开始之后，爱国的叶澄衷捐献大量的煤炭来支持清政府，可惜堕落的清政府在取得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下卖国契约来求和。叶澄衷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清政府失去了信心，就开始自己大力兴办学堂，力图从教育上来改变中国。于是他在1899年花费10万两白银，兴办了全中国第一所新式的私立学校，让新一代中国人开始接受教育，改变命运。

可惜他没有看到学堂的正式开课，因为这一年年末，他就身患重病离开了人世。但是在他临终之前，他再三嘱咐，一定要加大对学堂的投资，让学堂长久的运行下去。他的学堂之后也发展成为上海最顶尖的民办学校，著名的蔡元培先生于1901年出任校长，为社会输出了万千优秀学子，其中就包括竺可桢、胡适、李四光等人。

后来这所学校更是才人辈出，我们较为熟悉的邵逸夫也是出自这个学校，他就是受到了叶澄衷的影响，在全国各地捐款、修建学校，遍布祖国各地的“逸夫楼”就是由邵逸夫出资修建的。

爱国浙商叶澄衷先生，他的一生致力于教育，致力于祖国发展的根本，他的高尚行为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

谁知道叶澄衷是怎样白手起家的？（要具体的）快！～～

在清末被誉为“五金大王”的叶澄衷(1840～1899),既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实业家,也是善举不断的慈善家。他凭借吃苦耐劳和勤奋好学的精神,从一个一文不名的少年发展成为腰缠万贯的工商巨子,其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历程的缩影。

用心学徒

叶澄衷原名叶成忠,浙江镇海人,在兄弟姐妹五人中排行第四,他出生那年正逢鸦片战争。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叶澄衷,6岁丧父,父亲叶志禹英年早逝,苦命的母亲在极度贫困中独挑生活重担,穷困潦倒程度可想而知。

叶澄衷9岁时,母亲曾以星夜纺织换来的微薄报酬作为学费,送他读私塾,但半年即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和哥哥耕作。长至11岁时,母亲被迫将他送至邻近一家油坊做帮工,一年报酬仅有一钱和一捆柴薪。小小年纪的叶澄衷咬牙坚持了3年不堪回首的帮工生涯,恰逢一位经常来往于宁波和上海之间的乡邻倪先生,出于同情表示愿意将叶澄衷带到上海混口饭吃,母亲便以田中秋谷作抵向人借得2000文钱作为路费。这样,叶澄衷于1853年只身闯入上海滩。

叶澄衷到上海后,先是在一家小成衣铺干了半年杂役,店主只提供一日三餐粗菜淡饭,没有工钱。后来又在法租界的一家杂货铺当学徒。由于他勤于用心,很快即学会了一些经商售卖的技能。每天清晨,店主都要他划着一只装有杂货的小舢板,在黄浦江上向往来船只上的水手叫卖兜售,直到傍晚才返回店铺。渐渐地,许多外国水手对这位驾着一叶扁舟的少年货郎已非常熟悉,而叶澄衷也学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

创业契机

三年之后,17岁的叶澄衷终于有了一点积蓄,决心离开杂货铺独自经营。起初数年,他仍然驾着小扁舟在黄浦江上叫卖杂货,虽属小本经营,但也年有盈余。脑瓜灵活的叶澄衷还经常以各种食品和杂货,在外国商船上换回一些五金工具和零件,然后临时设摊售卖,赢利愈见可观。

由于叶澄衷注重信誉,给人诚实可靠之印象,其杂货业务不断扩大。恰在此时,一件偶然的事情对叶澄衷的经商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日中午,一名叫哈利的英国洋行经理因找不到摆渡船,搭乘叶澄衷的小舢板,离开时将一个装有几千美元的提包遗忘在船上。叶澄衷见财没有心动,而是一直等在码头上,直至哈利回来寻找才将原物归还。哈利欲以美钞感谢,而叶澄衷坚辞不受。哈利随即表示帮助他开设五金店,并提供货源。

1862年,叶澄衷结束了在黄浦江上漂泊叫卖的生涯。哈利不仅提供了部分资金支持,而且以优惠价格提供充足的货源,叶澄衷在虹口美租界开设了上海第一家专门售卖五金零件、废旧铜铁以及洋货杂物的五金行号,取名为“顺记”。

起初由于资本不足,“顺记”规模有限,所获利润并非像预期的那样丰厚。叶澄衷节衣缩食,咬牙坚持渡过创业之初的困难时期。同年冬季,叶澄衷将“顺记”移至百老汇(今大名路),希望能够扩大营业。由于始终坚持诚信经商的原则,逐渐获得往来客户信任,经营状况好转。

不久,著名美商美孚石油公司慕名而来,主动向叶澄衷提出以优惠的待遇,请“顺记”作为上海推销煤油的独家华商字号。讲定每推销一加仑煤油,叶澄衷获取25%的佣金,而且可在进货三个月之后再付货款,这对资金并不雄厚的叶澄衷可谓天赐良机。于是,叶澄衷以Chingthong(澄衷)的英文商号名义,与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经销十年的长期合同。当时上海尚未使用电灯,因此煤油灯上市不久即大受欢迎,“顺记”不仅能在一月内将进货销出,而且还可得到两个月的资金周转使用期。借此,叶澄衷的生意进入到迅速发展时期。

五金大王

在此后数年中,叶澄衷的业务蒸蒸日上,加上代销美孚煤油延迟支付的大量货款可用作流动资金,他得以不断扩大其五金业的经营规模。

叶澄衷先是收购曾经学徒但已破产的那家杂货铺的地皮,建起了新的五金店号“南顺记”,最初创

朱忠煜

镇海县城著名耆宿、慈善家（一八六零~一九二五），经营木材为业，在晚清至民国前期，长期担任镇海总商会总理。

中文名：朱忠煜

别名：朱彬绳

民族：汉

出生日期：1860年10月03日

逝世日期：1925年08月02日

职业：镇海总商会总理

主要成就：修筑后海塘

办徽荫学堂

疏浚前大河

建公善医院

建梓山公园

修篡民国《镇海县志》

代表作品：修纂民国《镇海县志》

人物简介

朱忠煜字彬绳。清监贡生五品衔、中书科中书。镇海县城著名耆宿、慈善家（一八六零~一九二五），经营木材为业，在晚清至民国前期，长期担任镇海总商会总理。

朱忠煜油画像

五品官服像

考忠煜公与生妣范夫人先妣王夫人

郑孝胥赠对联

彬绳仁兄大雅正

玉粹金和浑然元气

礼耕义种必有丰年

郑孝胥

朱彬绳巡视塘工图

周伯生绘

一九二三年镇海万弓塘修竣典礼合影

朱彬绳五十玉照

向道深绘于徽荫书舍

朱彬绳先生遗像

谢之光绘

《朱忠煜百年来鸿录》

2014年3月31日，镇海区档案局（馆）组织编写的《朱忠煜百年来鸿录》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

朱忠煜（1860－1925），字彬绳，以字行，镇海县城关人，经营木业，生平急公好义，胸怀家国，心系桑梓，是清末民初名闻镇海县城的绅商和慈善家。他在担任镇海商务分会总理期间，积极筹划地方兴革事业，不仅着力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者权益，而且从事各类社会公益事业，如修志、筑塘、修桥、铺路、抚育孤儿、办学校等，对镇海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书收录朱氏亲友来函117封，并依据来函者不同大体分为7辑，其中前6辑共101封的致信者为民国镇海县知事盛鸿焘及本邑旅外名人虞洽卿、朱葆三、傅宗耀、向道深、陈修榆等，第7辑收录了至亲好友来函16封。此外，该书还收录了一封特殊信件，便是周恩来总理写给朱忠煜孙辈朱世钧的回复信件，具有重要史料文献价值。

这些信件带着那个年代所特有的气息，重现了随着时光流逝而消散的历史细节和个人情怀，为读者呈现了在清末民初风起云涌的大时代部分宁波帮人士的志趣。此外，这些信函不少还是精美的书法作品，相信研究书法和笔迹学的读者，也会有所收获。

(镇海区档案局保管利用科)

尺素寸心

尺素寸心

——《朱忠煜百年来鸿录》付梓前后

记者陈饰通讯员张雷军何小平

镇海，地处东海之滨。在渔农为生的土地上，出过不少奇人。

名闻四海的船王，长袖善舞的商贾，学富五车的文人，书写红色传奇的***地下党员当然，人数最多的，是你我这样普普通通的平凡人。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这位乡贤，名叫朱忠煜。

他从平凡中脱颖而出。

根据《镇海县志》记载的朱忠煜生平事迹，一位精明强干、古道热肠的清末民初本土商人卓然而立。

相隔年代不算太远，我们见到了朱忠煜多面的形象：身穿长袍马褂的，着清朝五品官服的，站在后海塘修缮工地现场的

从照片中看，朱忠煜样貌忠厚，体魄强健。

他用一生为墨，善心为笔，描绘出一幅绵延百年的镇海历史画卷。

百余年，百多信。朱忠煜留下了一颗赤诚的爱国爱乡之心。

鸿雁传情

2014年4月，镇海区档案局（馆）组织编写的《朱忠煜百年来鸿录》由宁波出版社正式出版。

区档案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搜集、遴选朱氏信件，重现历史细节、个人情怀。无论式样、字体，称谓还是内容，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为读者呈现清末民初风起云涌时代，部分宁波帮人士的志趣。不少人的来信，亦是精美的书法作品，喜欢研究书法的读者，也会有所收获。

书中共收录117封与朱忠煜交往密切之人的来信。根据写信对象的不同，编书者将其大致分为7辑。其中前6辑书信，共101封。写信的是民国镇海县知事盛鸿焘及本邑旅外名人虞洽卿、朱葆三、傅宗耀、向道深、陈修榆等人。第7辑收录了至亲好友来信16封。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封珍贵的特殊信件，是新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写给朱忠煜孙辈朱世钧的回复信件。该信具有重要史料文献价值。

殷殷之情，深厚之谊，力透薄纸。

打开书籍，我们一一阅读起来。

在来信中，有将彬绳二字写为炳绳、炳盛、炳臣的，都是指朱忠煜本人。

开首的朱忠煜手迹，清秀，字体分明。

卷中处处充满着朱忠煜与政商界人士交相往来的温情。这与朱忠煜所处时代背景有关。清末，政府实行新政，全国各地有了商会组织。清末商会组织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可以办学堂，可以参与社会管理。

两度担任镇海县县长的盛鸿焘，主持修编《镇海县志》时需要大量资金。他写信告诉朱忠煜，所需经费经前任镇海县知事洪锡范提议，“除呈请征地丁附捐外，余归就地及旅外绅商分别筹募。”因为数目较大，他请“妥当人”朱忠煜担任稽查，确保专款专用。

后一封写于1919年的贺寿信，是祝贺朱忠煜六十大寿的。盛鸿焘言辞真切，“六旬荣庆，欢腾珂里（珂里，对朱忠煜故乡即镇海的美称），忭跃良殷。”

人称“赤脚财神”“海上大亨”的镇海旅沪巨商虞洽卿，投巨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宁兴轮船公司。其中三北轮船公司的县城码头在大道头东面，辖镇北、慈北、姚北三艘轮船。

在开办过程中，航线、停靠地点、码头修建、轮船缴纳捐税、买卖船只、与当局协调、水兵扰民事件等事务，都交由朱忠煜协助解决。由于出力较多，虞洽卿向朱忠煜赠送礼物，被婉拒。于是，他再次修书，请求朱忠煜收下。

朱葆三与朱忠煜是同宗同族，论起来有叔侄之谊。很多家乡的事，朱葆三都委托朱忠煜代为办理，包括为徽阴学堂捐三百银元、为弟弟谋职、为下属开拓镇海人寿保险业务、调解金宝福渔船纠纷等。如“徽荫学堂账单亦已照收，一切仰承偏劳，阖族感德。”“珍（朱葆三字佩珍，这里是自称）与衡斋（朱葆三同族人）合助祠堂民田五六十亩，实值价洋三千元，作为（徽荫）学堂之恒产。”等。

药材商人、镇海县梓宫庙前向家人向道深先生，与朱忠煜的来信主要是一些河道疏浚、建造居宅大屋、平粜事宜等。如“河工捐款，俟晤见当嘱其划付。”“平粜折耗如是之甚，非捐集万七八千，不济此事。”等。

清末秀才陈修榆，自称是朱忠煜的“姻小弟”，即姻亲关系中平辈谦称。他与朱忠煜的书信往来与修志、题联、写本文相关。如“承属书沪江大学板刻联，兹照尺寸并来稿书奉。”“承属书勤业堂匾字并仰楼逖声屏联，今照写奉送”等。

《镇海县志》中有一段专门褒奖朱忠煜的，“事关公益辄复热心提倡踊跃输将，顾以经商於外不克躬亲其役，则举一邑之事而尽委之忠煜一人之身。忠煜亦视公事如私事，不以艰巨烦琐而有所推诿，殚精竭虑务竟全功。”

其人其事

回过头来，我们再从史料中了解一下朱忠煜的为人处世。

朱忠煜，字彬绳，清末民初镇海县名望极高的绅商、慈善家。

他的生卒年月为1860—1925年，经营木材为业。他是清监贡生五品衔、中书科中书。（即中书舍人，掌书写事宜）。到了晚清至民国前期，又长期担任镇海商会会长。

根据《镇海氏家谱》记载，朱忠煜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儒朱熹第二十一代后人。其先祖从福建搬迁到镇海白营教场（即现在的西门社区一带），后又搬到虹桥。这一支后来被称为虹桥朱家。1876年，朱家由虹桥迁至城外打（竹切）街。父亲朱孝瑞，经商为生，曾与两浙木商等人一起创办了仁济公所。仁济公所，是当时民间成立，用来处理、抚恤遭难船工等公共事务的民间团体。

家风忠厚，深深影响了朱忠煜的一生。他成人后继承父业，精明干练。后因聪明好学，诚信待人，被聘为多家税行经理。他跟人合资购买一艘帆船，专门运营福建、温州一带的木材。同时，他在木行街开设了榆生、永大、永成等多家木行，并和上海木业经营联运。家道日兴。

朱忠煜的一生，非官非大商贾，却因热心公益、服务桑梓、为人诚恳，在镇海当地拥有极高的威望和良好声誉。

在他担任镇海商会会长期间，积极筹划地方兴革事业。他着力调解商事纠纷、维护工商业者权益，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修志、筑塘、修桥、铺路、抚育孤儿、办学校等，对镇海区域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08年，镇海城北火药局（研制、贮存火药的地方）爆炸，梓荫山文昌阁（镇海当地县学魁星楼，是读书人用来祈求科举中榜的地方）被毁。朱忠煜提议，将其改建为梓荫山公园，供游人休憩。1915年，建成。

1909年朱忠煜过50岁大寿，将朋友赠送的贺寿金，全部捐到借钱局，用来救助乡人。借钱局，又名因利局，是晚清时期出现的新型慈善组织。它以借贷现金方式救助贫民，类似于现在的慈善总会等组织。

1918年，朱忠煜发起疏浚前大河、修筑后海塘等实事工程，他带头捐了1000银元。又向旅沪同乡会筹集巨款，并亲自到工地视察。

朱忠煜还奔走办理平粜之事。所谓平粜，源自战国时魏国李悝提出的扶植、调剂农业生产的主张。具体操作方法是在丰年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农民余粟，称平籴。荒年用平价出售积粟，称之为平粜。平粜，帮助民间减少饥荒。

朱忠煜建立公善医院，为看不起病的老百姓提供诊治场所。1915年医院遭受火灾后，再次重建。

他在虹桥朱家办徽荫学堂，向平民子弟开放。并参与修篡民国《镇海县志》等。

一句话，只要遇上公益事业，朱忠煜一定参与，亲力亲为。从不因事情艰难繁琐而推诿。

朱忠煜为人诚恳热情。旅外乡亲凡是有事嘱托的，都会尽力帮助。他交游广阔，镇海旅外名人多与他书信往来。每每有涉及镇海的要事，他们便会写信给朱忠煜，拜托跟进。如代购木材、家乡地皮纠纷、人情往来、人事安排等。朱忠煜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有求必应。不会敷衍了事。

朱忠煜一生积德行善，令乡里受惠，在清末、民国时期先后受到多次褒奖。1892年清政府由抚院举报部奖以九品头衔。1901年，国子监叙议其为五品头衔。1919年清政府内务部奖励其河工一等奖。1921年浙江省省长沈金鉴向朱忠煜颁发了“急公好义”匾额。

朱家后裔也名人辈出，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力量。

忧乡之心

朱忠煜除了为宁波帮人士奔走之外，还积极为家乡出力。他一力促成的重大事件包括1918年疏浚前大河及1922年修缮后海塘。这两件事与一代代的镇海人息息相关。

据县志记载，灌溉镇海数千顷良田的前大河，因河泥淤积，造成堵塞，影响灌溉。乡人“屡议_治，以费钜不果。”（多次想疏浚整治，却因为费用高而未果）

1918年夏天，朱忠煜倡议疏竣前大河，戴运来带头捐献5000银元，接着朱忠煜捐出1000银元。经过奔走，朱忠煜一共劝募疏浚费用20000银元。把钱交给朱忠煜，乡人都深感放心。

数月后，前大河疏浚完工。1919年，清政府内务部奖励其河工一等奖奖章。

始建于唐朝的镇海后海塘，因长期遭受飓风狂浪，多次溃塌。清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镇海县令将后海塘改建夹层石塘，整整三年建成。此后百年未大修。直到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以后，土石溃决，又不得不几经整修、改建、加固。1921年冬，后海塘因受多年风潮侵蚀，再次岌岌可危。1922年春，众人准备集资修筑。傅宗耀等人带头捐出巨款，他们一致推选朱忠煜主持修缮事宜。

朱忠煜热心奔走，筹划谋算，监督指导。后来因为太辛苦生了病。他抱病拄着拐杖，步履缓慢，依旧在工地上来回巡视。终于将海塘修缮完毕。

1923年，后海塘再次经历大风，却屹立不倒。朱忠煜的善行被乡邻称颂。

由于操劳过度，朱忠煜自次年起便身体不适。1925年，朱忠煜积劳成疾去世，蛟城哀哀，“以是闻其溘逝，识与不识无不同声痛惜。”据说，朱忠煜留下的遗言是：“做好人、做好事。”

此外，朱忠煜还在镇海留下了一则则佳话。比如，他热心为同行和乡里排忧解难。如宁波商会首任会长费绍冠、宁波商会总董余承谊曾联名致信朱忠煜，要求他为木行与船户间的纠纷进行排解。涉事木行包括祥泰等，开设在现胜利东路一带。因为发现船户夹带板枋，准备充公。案件移交鄞县公署。他们尊重朱忠煜老于船务，恳请他“俯察本案情形，合诸该业向来习惯”，给予“鼎言指示”。

仅仅六日后，事情圆满解决，达成和解。二人再次联名写书，感谢朱忠煜“弭患无形”。

民国时期，慈北、镇北、姚北，三北地区花会盛行，严重影响百姓生活。花会，是一种带有封建迷信性质的民间大型赌博行为，危害极大。百姓参与花会，不事生产。朱忠煜动用人脉，向一些有影响力的旅外宁波帮人士求助，晓以利害，请他们插手参管此事。直到花会杜绝。

结集出版

“百年来鸿的出版，源于一个偶然。”区档案局负责人说。早在2012年2月，区档案馆向社会广泛征集档案资料，通过征集，得知现居镇海的朱之轩先生仍保存着虞洽卿、朱葆三、向道深、樊_、陈修榆等人写给其祖父朱忠煜的信函。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了朱之轩先生，经过沟通交流，他表示，愿意将这批信件的复印件交给区档案馆保管，希望专业人士提供帮助，既能使信件得到妥善保管，又能挖掘信件的价值。他说：书信放在家中可惜了，字体难辨，也认不全，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

经过初步梳理，朱忠煜来函共有120余封。大部分起首、落款、内容都很清晰。其中几封略有缺失，有的有头无尾（落款），有的有尾无头，研究价值不高。

工作人员经过甄别，决定将其中117封书信结集出版。为便于读者阅读，工作人员又会同地方上致力于文史研究的专家对书信进行句读，考证、注释信函所涉人事等，并按来信者不同分辑。经过近一年半的反复修改，几易其稿，终成此书。

近年来，区档案馆非常重视地方文献资料和地方名人档案的征集。目前，已有48人被收录镇海知名人士档案，为保留镇海地方文献资料提供了重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