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 又称族谱、家乘、宗谱等，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先秦重要史籍《世本》为我国家谱的开山之作，其内容系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的记录，其作用在于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等。魏晋时期，门阀势力盛行，家谱成为门阀豪族势力维持其政治经济特权的重要工具。郑樵《通志》卷25：“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因此，谱学大盛。降至明清，私家修谱盛行，成为宗族普遍关注的大事，一般是三四十年即重修一次，往往是一修再修甚至多次重修，依封建统治者的逻辑就是“笃宗族以昭雍睦”、“修族谱以联疏远”。皇家也积极修谱，称为玉碟，由宗人府具体承办。现存家谱主要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清代的私修家谱，其体例主要是融合欧阳修、苏询二体而形成的规范化的谱式，即“首世系，次讳字，次婚姻、次子嗣，凡祖宗之德行，品望、功业、文章悉载于谱。故族递衍而不乱，祖德常佳而不朽。”(《兴化戎氏重修宗谱》序)，其内容归纳起来，大致有：

(1)谱名，有称家谱、家乘、族谱、宗谱、世谱、会谱、统谱、房谱、支谱等的不同；

(2)谱序：包括达官贵人及儒学大师等撰修的序言，用以反映本族的历史、族望、修谱简况及修谱原则等；

(3)谱论，即论述修谱的意义、原则、方法等；

(4)恩荣录，包括皇帝对家族成员中官员及家属的敕书、诰命、赐字、赐匾、赐诗、御谥文、御制碑文及地方官府的增谕文字等；

(5)遗像及像赞，载有祖先及祖中重要人物的遗像，并配诗示赞；

(6)族规家训，包括祖训、家礼、家典、家范、家戒、家规、族规、族约，是约束族人的礼仪规定，它对于族长的特殊地位、族众的行为准则、祭祀的礼仪、族产的管理等都有具体而又细致的规定；

(7)五服图，即明确族众的五服关系；

(8)世系，系家谱内容的主体，族中所有成员依照图表格式，按辈分次序进行排列，借以明确族人的代系及血缘关系等；

(9)谱系本纪，即记载族人的简单情况，如本人名字、父名、排行、字号、生卒年月日、科第、官职、妻室、葬地、子女等；

(10)命名行派，为族人命名需依一定的顺序以区别辈分，如曲阜氏依照“兴额传继广，昭宪庆繁样，会德维垂邮，钦昭念显扬”二十字命名；

(11)官迹，记载族中历代官宦名人事迹，有的还专门收集族中及第人员；

(12)传记；即族中名贤的传记材料，有行状、行实、事状、志略、忠义、孝友、贞节、寿文、贺序、墓志、序文、祭文、年诺等；

(13)先世考，考正本族的历史渊源和迁徒情况，如得姓始末、始祖、世派、迁徒地区等。 (14)名i录，记述与本族或族中成员有关的山水桥梁、亭台楼阁等

(15)祠堂，有记堂图、祀文、捐祠者姓名、祠堂规制、神位世次等；

(16)族产，如祠田、义庄、山林、房屋、田至及租佃文契；

(17)坟墓；即族人的墓地分布；

(18)艺文，收录族人的著述；

(19)领谱字号，记载家谱的编号、印谱总数、分发各房谱数及领取人名。

以民国时的家谱为例，它所构成的体例要素计有三十项：

1．谱名。2．目录 3．谱序

4．凡例5．万年历6．世源

7．世系图 8．派序 9．先祖像及赞

10．恩荣录11．宗戒12．家训

13．家戒14．坟茎15．五服图

16．宗祠17．族产18．耆旧传

19．艺文20．大事记21．历届修谱名目

22．承修名目23．提修名目24．新旧居迁地名

25．门丁数26．领谱字号27．捐输名目

28．杂记29．后记30．宗支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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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家谱还有专章记载本宗族曾经发生的大事，如与其他宗族发生的纠纷或械斗；与冒认本族的同姓所打的官司等。家谱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是传家之宝，一般秘不示人，故领谱子孙妥善保存。每次大祭时，全族将所有现存家谱集中到祠堂查验，凡是遭到鼠咬、油渍、虫蛀、受潮霉烂的家谱，藏谱者都要受到声讨和处罚，若卖出即被作为不孝子孙逐出宗族，如《西石城风俗志》记载江南一带的世家大族“谱集，污则罚之。谱未呈验者，亦予罚。”由于家讳甚严，家谱严格遵循隐恶扬善的规定，但家谱仍是人们认识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载： “汉书艺文志是秦、汉以前著述的总录，隋书经籍志是隋以前著述的总录。”那么“家谱”一名的取用应在汉至南北朝时期。所以，在《新唐书》中，以“家谱”冠名的才真正开始多起来，如“谢氏家谱”、 “薛氏家谱”、“颜氏家谱”、“李用休家谱”等。说以“家谱”为名始于宋代，是不确切的。作为家谱，本应为一直系之本家谱。但后来，绝大多数是凡同一区域内的同一先祖的各分支后裔的共同谱牒统称为家谱。从历史上谱牒用名看，宗谱、族谱、家谱应是有一定区别的。

大宗小宗 古代宗法规定，同一始祖的嫡系长房继承系统为大宗，余子为小宗。礼记·大传》：“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百世不迁之宗，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这是周代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当时大夫、士阶层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别子无权继承君位，必须分立自立一家，成为某一家支的始族，即“别子为祖”，继承始祖别子的也只能是长子、长孙、长曾孙这一系统，此谓“大宗”。《仪礼·丧服》：“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服族也，”极言大宗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之高：别子的继承人是世代不断的，故称“百世不迁者，别子之后也。”别子除有长子，还有其他儿子即庶子，庶子系统属小宗，小宗仅继承其父，故称继祢者为小宗，小宗超过五世，即无丧服规定。随着世代的推移，一个宗族扩展到旁系林立时，仍然可以通过尊奉大宗的方式被约定在血缘集团之内，而不会导致零乱。上述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嫡庶亲疏的法则叫宗法，在周代极为完善，后世或尊行大宗之法，或恪守小宗之法，都对周代的宗法制度作了变通处理。

简言之，凡同祖之裔为宗，宗人凑聚为族，按古宗法制度所制，大宗和小宗的合称为宗族。

事宗礼 聚族而居是古代中国人常见的居住形式，族人常恪守的事宗礼包括：平居遇事应咨告宗祠，如祭祀、嫁女、聚妻、凶事、生子、易名、出外求学、荣归故里等。如遇族内发生吉凶大事，宗子需率全体成年男性族人赴祠禀告，祭祀先祖。祭毕合族会食。“凡所告事，宗于皆书于宗籍，大宗无后则支子以昭穆之后宗之，则宗道存，而诸义有主也。”(《续通典》卷67)

义田 又称“义庄”，指宗涝用于赈恤族内贫寒人家和奖励贞节义行的田产，始创于北宋范仲淹。范仲淹创设义庄的初始动机是：‘祖宗积德百余年始发于我，今族众皆祖宗子孙，我岂可独享富贵”(《宋人小说类编》卷一)义田大多由宗族显贵捐献而产生的，一般设有专人管理，以防族人侵渔，并且不准典卖，地权比较稳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族人的生活困难。故顾炎武说：设立义庄“夫惟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思，吉凶有通财之义。”如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疾者皆有所养矣。”(《皇朝经世文编》卷八)清朝政权考虑到义田的巨大作用，严厉惩罚那些盗卖义田的不孝子孙，以保护宗族公产。

家讳 即家族或家庭之内的忌讳，又称“私讳，”与“国讳”相对。古人视直呼尊长姓名为大不敬，故晚辈在日常言谈和使用文字时，要回避祖、父等长辈的名字，做到“臣不言君名，子不言父名。”家讳现象，周代即以出现，汉晋逐渐盛行，至南北朝进入全盛，后世相沿，但明清时稍松。依家讳要求，外出写家信，信封上忌用父亲名字，而要用本人名字写成“某某某平安家信，”对别人说起自已的父母，亦多用“府君”、“萱堂”、“椿庭”、“家父”、“家母”一类的词代称。在行文时，如遇与长辈相同的字，则以改字、缺笔等方法加以回避，以表尊敬。如苏东坡作序，一律以“叙”代替“序”字，以避父讳“序”；司马迁父名“谈”，故他在《史记》中从未用“谈”字，家讳发展到后世已不限于文字和称呼上，如晋代桓玄父名“温”，其家中讳说“温‘，因来宾要求温酒竞至大哭，

排辈 宗族内以宗谱规定辈分用字以公开族人所处的辈分。族人在命名时(尤其是男性)，名字中必须含谱定辈分用字，放于名字中间，俗称某字辈，以此作为族人相互关系的标志，防止族内人际关系发生混乱。这种规定自汉代开始，明清时期的大家族颇为盛行．如江西九江吴氏的排辈为：德里伯志盂，时添国道中，之登光宗应，茂学仁宜从。周邦新进化，富寿兆长荣，昭代闻仕启，恒慈建立洪。昌明高尚法，永守善良功，锡庆开先业，修和本大同。江西靖安钟氏的排辈为：子孙永昌，宗先福长，顺龙有庆，发荣万方。可见，排辈用字连接起来反映了强烈的血亲观念、浓厚的尊祖意识以及对于宗族繁荣昌盛的期望。

遵昭穆 是在周代确立嫡长继承制的前提下，为适应宗族组织的存在而出现的一种行辈标志制度，其盛于西周，后世则仅用昭穆表示辈分如父子的关系。其制，在确定宗族庙次和墓次时，始祖居中，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左昭右穆，依次转换，以使在祭招、丧葬、继承和赐爵等礼仪活动中明确区分行辈，严防宗族内部的辈分发生紊乱。故<礼记·祭统》：“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是故有事于大庙，则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伦。”《周礼·夏官司马·司土》：“及赐爵，呼昭穆而进之。”周代设专官区分昭穆，如小史、小宗伯等。小史负有辨昭穆的责任，就是指史官应根据系世来确定王族成员的行辈。《周礼·春宫宗伯·小宗伯》特别强调小宗伯的一项职责是：“辨庙祧眨昭穆，”意即在为某位祖先建立宗庙时，朝廷的典礼官便要事先根据死者行辈标志的昭与穆，来确定其宗庙应建在宗庙群中的昭组还是穆组的位置上。这种以昭穆区分行辈的办法比较原始，在汉代被以行辈字标志行辈和方式取代。

九族 是先秦时期概括宗亲关系的一种说法，以西周为最典型，见于《左传”桓公六年》：“亲其九族”。《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平章百姓。”关于九族所包含的亲属范围，古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其一认为九族全系父系宗亲，即指上至高祖，经曾祖、祖、父、已身、子、孙、曾孙、直至玄孙的九代的合称；其二，认为九族亦包括异姓有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认为几族亦包括并姓百服的亲属，指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具体分布为：父族四指五族之内为一族，父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已之女子子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母族三，指母之父姓为一族，母之母姓为一族，母之昆弟适人者与其子为一族；妻族二，指妻之父姓为一族，妻之母姓为一族。可见九族是一个较大的亲属团体。后世在概括宗亲关系时基本上不用九族的提法。

六亲 即六代宗亲。古代有宗族亲情到第六代为止的民间成规。<礼记·大传》：“六世亲属竭矣。”《贾谊新书》：“人之戚属，以六为法，人有六亲，六亲始日父，父有二子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从父而昆弟，故曰从父兄弟。从父昆弟又有子，子从祖而昆弟，故为从祖昆弟。从祖昆弟又有子，从曾祖而昆弟，故日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为族兄弟，备于六，此之谓六亲。亲之始于一人，世之别离，分为六亲。亲戚非六则失本末之度，是故六为制而止矣，六亲有次不可相谕，相谕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是故先王设为昭穆三庙以禁其乱。”依此，到了第六代，即出了五服，已无亲情关系。宋代以后，以族规、义田、家训等为特征的宗族制度开始兴盛，宗族亲情被无限延伸，以激发族人的木本水源之思，但仍然注重六亲之制，只不过与六亲之外的族人可以保持较谈的宗族亲情。

谱学 自有文字出现，即有早期的人物记录。由简单的零散的记录发展到连贯系统的世系记载，由分衍世系到综合为后来的整体宗族世系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不断充实、完善，从而创造了人记录自己生平世系及血缘关系的专著，这就是谱牒。在这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有以编撰当代姓氏人物世系为题材的籍典，有以人物世系为研究对象而创制的体例和修撰法则，从而研究它的起源、类别、功能、社会作用等，进而“演为专门之学”，这就是谱学。早期的谱学概念，主要着重于谱碟的修编、总汇、法则等方面。晋太元中贾弼撰写的《姓氏簿状》，称其为贾氏谱学，梁王僧孺在贾弼旧本的基础上，充实增补改撰为《十八州谱》，号为王氏谱学。隋唐时的《衣冠谱》、《开元谱》、《元和姓纂》、《永谱》等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唐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士族家谱，考其世系，撰编成大型的《氏族志》一百卷、二百九十三姓、计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至今敦煌石室还存有《氏族志》原始写本残页。五代以后，有郑穛的《通志》著录谱序六种，另有《氏族典》、《古今姓氏书辩证》等都是有影响的谱学专著，特别须提及的北宋欧阳修与苏洵在谱学领域所创制的欧苏二体，为谱牒的修撰提供了至今不改的法则。这些古代谱学成就，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现代谱学，更着重于谱牒所涉及的历史内容而进行的学术研究与探讨，取其有史学价值和人文科学价值的精华部分，并从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地方史等方面解析历史，从而服务于现代社会。

谱法 所谓谱法，是按一定的规则制度、体例进行编撰谱牒的方法。这个方法，其要点就是怎样完整、准确、明了、有序地记载族人世系及其有关事项。从广义上讲，一部完整规范的谱牒，应涵盖该族历史、源流世系、人物、事件、业绩、迁徒、族规等内容。自宋起，编撰谱牒有两法，即欧体和苏体，也称欧式和苏式。

支谱 顾名思义，支是主干之外的分支，意属为同祖之下分衍的众多后裔，而后又各有其世系的支派。所谓支谱，就非常明确了它的谱牒定位，即局限在该祖之下的一个独特分支。形成或成为“支谱”的因素往往也是因分衍、择业、迁徒等原因，游离在原宗地所发展而成的，所以冠以“支谱”，它本身就表明了它属某宗之下的一个分支。支谱仍属于族谱范畴。

家乘 家乘，原意为以记载私家之事的文录。罗大经《鹤林玉露》载：“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家乘属于家谱的范畴，因此后有少量的家谱也冠用家乘。家乘是从“史乘”袭用而来。虽然冠用家乘的不太多，但对谱碟的称谓单位则多有使用“乘”，是谱牒定量的又一别称。谱中有如：“以上大乘，每乘拾八本。”这里所谓的大乘非指佛教“大乘”之意。乘，本为春秋时晋国的史籍名，以后引申到载史之类的书，可称“史乘”。因此将谱列入史类称乘，大乘即本族总谱和门谱的合称，如“每乘拾八本”，即这部完整的谱碟共十八本/

家谱是记录一个氏族主要成员的世系和事迹的档案。它以一定的形式记录了宗族的历史，其形式和内容集中体现了档案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宗旨。家谱是记录家族与家族制度血缘关系的文献，所以它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家族制度已经形成，需要家谱来记录其内部血缘关系；第二，文字产生了，有了简单的书写工具，比如简书，就可以形成一种文学。尚以前没有完整的家谱，甚至没有见过。司马迁所说的谱牒和牒记都是周朝以后的事情。到了春秋时期，家谱已经相当普及。但是，因为这种东西不是特别的作品，它可以对公众没有吸引力，也没有今天甚至没有一种家谱。西周时期形成了比较完整和成熟的家谱。周朝的族谱虽然现在失传了，但是汉代的人看到过，对它的内容和形式做了一些描述。战国以后写的书周礼和礼记，上面有一些片段：关于家谱，要记载氏族的禁忌和禁忌。它这是一个名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是哪一天死的。一个家族所有的儿子都应该记住他们出生的某年某月某日，自然，他们的儿子也应该被记住。有坏消息的人应该记住他们的坏消息。当然，宗族里只有王公和卿大夫。至于家谱的形式，可以从桓谭说关于邪恶行为的侧线，它应该是一种形式，在父亲名字都在一个地方，孩子们的名字都在一个地方，而孩子们儿孙名按辈分在一处，称为侧线。一目了然，孩子和父亲绑在一起，谁是儿子，谁是父亲，这叫恶。注明生卒年月、配偶、谥号等。每个人的名称。这样，一个家族从祖先到现在的所有血缘关系都被清晰地记录下来。家谱在不锈钢方管顺冶历史上兴盛一时，后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东汉末至魏晋时期，大族的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再次流行，但在内容和形式上与西周春秋时期的谱牒有所不同。这时候有三种文献叫家谱：家传、族谱、书谱。家族传记主要用于表彰对家族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的功绩，表明家族的身份。在家族史的基础上，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在内的各个民族都联系在一起，标明了他们的血缘关系。这是家谱。书家谱，又称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县家谱等。家谱和宗谱都是私人写的，没有法律效力。要有朝廷认可的官员写的家谱，才能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民，才能选官、议人、通婚。官修族谱不是某一姓氏的族谱，而是全国或某一县的所有士绅族谱的编纂或选编，故称百家谱等。在这种官宦族谱中，列出了天下所有士绅的姓氏和郡县，并在每个姓氏中详细列出其成员的姓名、官职和血缘关系。这是一本家谱。东晋时期，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和非士族是根据族谱来认定的。当人们入了官，结了婚，就要根据家谱来鉴定士族的贵贱，家谱甚至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隋唐废除中正，推行科举，朝廷用人主要依据考试成绩，而不是完全依据门第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任何一支势力都想代表汉室正统，后来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虽然言不顺，但名正，有汉献帝的授权。不仅如此连卖草鞋的小人物刘备也加入匡复汉室伟业之中，而且刘备打的旗号更响亮，称自己为“中山靖王”之后，这可是汉室宗亲诶，可名正但言无力。那刘备是何许人也呢？来看看下面的介绍吧。

刘备（161年-223年6月10日）

即汉昭烈帝，字玄德，东汉末年幽州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三国时期蜀汉开国皇帝，史家多称其为先主。刘备于赤壁之战后，先后拿下荆州、益州，建立了蜀汉政权。后因关羽被东吴所害，不听群臣劝阻，发动对吴国的战争，结果兵败夷陵。章武三年病逝于白帝城，终年六十三岁，谥号昭烈皇帝，庙号烈祖，葬于惠陵。

那么刘备说他是“中山靖王”之后，到底是不是真的呢？下面来具体分析分析：

首先看过正史，即《三国志》中记载，刘备确实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胜的后人，他的祖父刘雄还当过县令，到了他父亲刘弘这一代才家道中落。《三国志》的编纂者陈寿早年在蜀汉为官，能接触到相关史料。陈寿作为史官，最大的优点便是像司马迁一样不畏强权，如实记载自己的所闻所见。因此，《三国志》作为正史，明确记录刘备是中山靖王胜之后是可信的。

其次，在刘备被引荐给汉献帝时，说自己是汉室宗亲，而汉献帝也去查了家谱，查完以后说刘备确实是中山靖南王的子孙，相当于和皇帝都有血缘关系！

再来看看汉献帝，

汉献帝（刘协，181年4月2日-234年4月21日）

字伯和，河南洛阳人，东汉王朝末代皇帝（189-220年在位），汉灵帝刘宏次子，汉少帝刘辩异母弟，母为灵怀皇后王荣。中平六年（189年），他即位为帝；建安元年（196年），依附于兖州牧曹操，迁都许昌。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去世后，他被迫退位禅让，降为山阳郡公，保留天子礼仪，以二女嫁于曹丕。青龙二年（234年），汉献帝去世，享年五十四岁，葬于禅陵，谥号孝献皇帝。

对于刘备是否是汉室宗亲，个人认为刘备应该并未撒谎，他应该的确是汉献帝的叔叔。而且在《三国演义毛宗岗批评本》第二十回 曹阿瞒许田打围，董国舅内阁受诏 中也讲述了刘备与汉献帝刘协的关系，结论是“帝排世谱，则玄德乃帝之叔也。”这也进一步的证明了刘备确实为汉献帝的叔叔的这一身份的正确性。

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因为当时汉献帝当时是傀儡皇帝，并且汉献帝主动查家谱，主动宣扬认可了刘备的身份，主动认刘备为皇叔只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个助手，能有一个依靠。况且从刘胜到刘备，汉书说刘胜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加上时间间隔久远，家谱到底怎么回事？汉献帝能那么详细查出来？鬼知道。另外献帝心里话也暴露了，心说:“曹操弄权，朝政大权在他，而不我，现如今得刘皇叔，我有助力了。”因此，刘备应该是汉朝的宗室后裔，但是皇叔应该是小说演义出来的，不可信。刘备的江山是自己打出来。

总的来说，刘备到底是不是汉室宗亲，到底是不是汉献帝的皇叔？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准确的说法证明这个答案，毕竟众说纷纭嘛而且我们到底现在不能完全了解历史史实，就算是《三国演义》、《史记》这些书我们也不能知道到底是不是完全正确的。真真假假总是在一念之间的。

文：唯恋无名   图：来源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作者删除

这个说法不太准确。事实上，汉武帝时期王允并没有直接劝说武帝查阅司马迁的史书《史记》，而是将《史记》献给了武帝，并获得了武帝的高度赞赏和重视。后来，武帝让王允续写《史记》未完成的部分，但由于种种原因，王允最终没有完成这项任务。

所谓“国有史，地有志，家有谱”，家谱是中华三大文献之一，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是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属于珍贵的人文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起初，家谱用于记载帝王家族血缘世系，后来逐渐扩散到大小贵族，最后才扩散到了民间。到了汉唐时期，中国家谱非常发达，平民百姓都热衷于修家谱。然而，由于历经五胡乱华、五代十国、宋元战争等战乱，很多家谱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之中，如今现存的古老家谱多数是在明清时期纂修，并非原先的实物家谱。

随着地下文物不断挺身而出，令人欣喜的是，不少古老家谱再度重现天日，尤其殷墟出土的一份完整的甲骨文家谱，属于中国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揭开了三千年前家谱的真面貌。

我们都知道，家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帝王家谱，一种是平民家谱。

帝王家谱，通常被称为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皇明玉牒等。上古五帝与夏商周三朝王族传承，在史书上都留有详细的传承，司马迁的《史记》中分别记载有五帝世系、夏朝世系、商朝世系、周朝世系。历史上的诸侯国家谱，也基本可以归于此类。

因此，如果论及中国家谱记载的最古老家族，那么必然是上古五帝，后人经过整理，将五帝传承一一记录在案。

然而，无论是五帝传承世系，还是夏商周三朝世系，都只见于史书，而没有留下最原始的实物家谱。即便是在殷墟出土的零散的甲骨文中，学者只是研究整理出了完整的商朝世系，在甲骨文中并没有发现直接刻写的商朝世系。

幸运的是，甲骨文中尽管没有直接的商朝世系，却有一个诸侯国较为完整的实物家谱。

迄今为止，中国一共出土大约15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文，其中有三件可以确认为家谱，即《殷契卜辞》第209片、《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殷墟文字乙编》第4856片，其中最为完整、最有价值的是第二件，也是截止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家谱。

儿（倪）先祖曰吹。（第一代）

吹子曰卫（第二代）

卫子曰燕（第三代）

燕子曰帷（第四代）

帷子曰壹（第五代）

壹弟曰启（第五代）

壹子曰噩（第六代）

噩子日徕（第七代）

徕子日洪（第八代）

洪子日御（第九代）

御弟日修（第九代）

御子日射（第十代）

射子日商（第十一代）

刘正教授认为，这应该是商朝一个附属诸侯国（或为倪国）的家谱。姓氏源流考证记载，倪姓来源有多个，但最符合标准的只有一个，即商朝有一个叫“儿伯”的诸侯，将其中一个后代封于儿，或因大功而被商王封于儿，后人以此为姓。因此，这一甲骨文家谱很可能就是“儿伯”后人所留。

倪姓诸侯的家谱记载极为简单，但传承却非常清晰，其中第一代姓名为倪吹，第五代与第九代是“兄终弟及”，然后又再度传回兄长之子，反映出倪姓诸侯国传承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主，兄终弟及制为辅”。一直以来，传统观点是商朝实行“兄终弟及制”，但甲骨文出土之后，尤其是学者整理出的商朝世系发现，商朝已经开始实行“嫡长子继承制”了，因此这一制度并非始于周朝。

这一家谱大约何时刻写的呢？著名学者陈梦家认为倪姓家谱大约形成于商王武丁时期，夏商周断代工程将武丁在位时间定为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因此这一家谱形成时间距今3270年以上，倪姓第一代倪吹应该是商初被封国。经过三千多年的传承，如今倪姓大约有150余万人口，中国姓氏排行榜上位居第118位。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这一意义非凡的甲骨文家谱却不在中国，而是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上世纪，英国传教士库寿龄和美国传教士方法敛，从中国古董商人手中收购了这一块甲骨文，然后转卖给了大英博物馆，迄今一直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实际上，甲骨文流失远不止这一块，甲骨文横空出世之后，立即引起洋人注意，不少洋人开始收购甲骨文，导致一大批甲骨文流失海外。据学者胡厚宣统计，从1899年殷墟甲骨文首次发现，共计出土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流失在海外的甲骨文超26万片，其中日本一共有12443片，占据了近50%。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文，成了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是司马迁做的！！！

一、司马迁《史记》的署名。

古人在署名时很是啰嗦，所有的官衔都会列在姓名前面，猛一看叫人头昏。其实现在也是这样，比如说某官员，就是某某委员某某厅长再加上姓名，好在现代官职基本统一化了，列出来没有古人多。看《史记》，作者的全称是“汉太史令司马迁”。

查司马迁确实当过汉太史令，是在公元前104年，但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入狱，太史令官职应该没有了，这样司马迁共当了10年太史令。司马迁在公元前98年受腐刑，公元前97年出狱，任中书令，司马迁去世年代不详，约在公元前90年，这样司马迁共当了8年中书令。司马迁的《史记》最终完成于公元前93年，时在中书令任内。

汉代中书令的地位比太史令高，《史记》的署名为什么不是“汉中书令司马迁”或者“汉太史令中书令司马迁”呢？这里有一个让人的辛酸的原因。司马迁并没有在自己的书上署名。他的署名是后人加的。中书令地位虽高，但却是由阉宦担任。后人或者觉得不光彩，或者为其抱不平，就替他将《史记》的署名写成“汉太史令司马迁”了。

二、司马迁简历。

司马迁幼年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19岁全家迁往长安，司马迁在长安曾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22岁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到太学就学。23岁，司马迁考试成绩优异，被录取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一直当到37岁。38岁继任父职当太史令，一直当到47岁。49岁当中书令，确切资料在55岁时仍然是中书令。司马迁大约56岁时去世。司马迁死因不明，可能受巫蛊案连累，死于狱中。

三、《史记》书名的变迁。

司马迁并没有给他写的书起名字，在自序里曾经说过“太史公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后人认为“太史公书”就是司马迁起的书名。

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称作《太史公百三十篇》，这个书名常被简称为“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班固曾经称《太史公百三十篇》为“史记”，但《汉书》中班固还称呼春秋时别的史书为“史记”，“史记”一词在中国一直是“历史之书”的一种统称。

有人说到了唐朝“史记”一次才专门用来称呼司马迁的《史记》一书，是有道理的。长孙无忌等人编撰的《隋书》是这样说的：“史记一百三十卷，目录一卷，汉中书令司马迁撰~~汉书一百一十五卷，汉护军班固撰，”这是官方权威的叙述，真正定下了《史记》的书名。

这样，司马迁在公元前93年完成这部史书，一直到公元656年，才正式有了被后人认可的书名——《史记》，这期间竟然有750年之久。

四、司马迁称谁是太史公。

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当过太史令，太史令是官名。叫太史令为“太史公”是个尊称，司马迁称“太史公”指的是谁呢？如果是自称就有些自夸了，应该是称呼他父亲司马谈。《史记》这本书实际上是司马谈已经做了很多资料准备工作，写这本书是司马谈的夙愿，他临终时郑重的交代给了儿子司马迁，司马迁也正是因为父亲的遗愿，而选择了受腐刑活下去继续写这本书的人生道路。

所以，书中出现的太史公，应该是指司马谈才是。但自序中，分明太史公指的是司马谈和司马迁二人，有人认为司马迁这样做，是要有一种官修的味道，这也是有道理的。那时候私修国史是不允许的。

五、司马迁为什么受刑。

汉武帝是一代英豪，知人善用，对司马迁父子的学识才华，非常明白和重视。但司马迁竟然被下狱判死刑，这是有原因的，不能用帝王都是残暴自私，简单而论之。首先司马迁写史太文人气了，对刘邦、吕后以及汉武帝的负面不加任何掩饰，这自然引起汉武帝不满，资料证明汉武帝多次删除司马迁写的这方面文字。第二，李陵投降本不是什么好事，汉武帝问一下，司马迁可以委婉的表示自己的看法，但你要把李夫人的哥哥牵扯进去，就明显不理智了。李夫人是汉武帝最喜欢的女人，汉武帝能不生气吗？于是将司马迁投入大狱。

要说司马迁也是背运，本来如果没什么大事，关上一阵也就放出来了，谁知又有人传说李陵带兵来攻打汉国，汉武帝大怒，便把李陵全家处死，顺便也判了司马迁死刑。那时判死刑不想死的话，有两个办法，一是用钱赎罪，一是受腐刑。司马迁家里没有那么多钱，所以司马迁要活下来，只有受腐刑了。司马迁考虑着继承父亲的遗愿，选择了受腐刑而活下来，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司马迁选了。受完刑，汉武帝惜其才华，立马放他出狱，并任命司马迁担任了一个更大的官——中书令。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现在读司马迁的这些话，都是非常令人感叹的。

六、《史记》怎么公布的。

司马迁死时，并没有把书献给朝廷。现在看《史记》的内容，对汉武帝多有不满，如果交上去，这本书也许就石沉大海了。弄不好，还会给家人带来不测，司马迁应该是非常了解汉武帝的暴虐性格了。所以，司马迁把书交给后人了。

司马迁这本书大约抄了两本，一本“藏之名山”，一本“传之其人”。“传之其人”就是传给他的女儿了，他的女儿自然也文采出众，理解司马迁此书的价值，并让她的儿子杨恽时时观看学习。据说每次杨恽每次看完，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

到了司马迁死后20年，汉宣帝当政，这个做过平民的皇帝执政励精图治，政治清明。杨恽看时机许可，便把这本书献了上去，果然汉宣帝允许公布于天下，这本中国史学史上的巨著得以流传下来。

但杨恽虽然也是才华出众，有其外祖父的风采，但为人却太自负刻薄，言语文字戏弄皇帝，不仅自己被汉宣帝腰斩，家属也被流放。

七、司马迁担任过的官职。

1、郎中。这个官职是从战国时沿袭下来的，汉武帝时，郎中是皇帝的侍从官，管理车、骑、门户。

2、太史令。汉武帝时，设置了太史令这个官职，主管天时星历。这个官职地位不高，俸禄600石，相当于县令。但太史令和皇帝接触的机会很多，这一点县令无法比。太史令这个官职不是世袭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相承为太史令，只此一例，这与他们的才华有关。修撰史书不是太史令职能范围内的事情，司马迁也不敢公开说自己是在修国史。太史令可以比较方便的阅览国家各种档案资料和馆藏图书，但受限制。公元前104年，司马迁42岁时，司马迁和其他人制定了《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除《颛顼历》，使用《太初历》。《太初历》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很大的一部历法。这是司马迁的本职工作，也是司马迁在科学方面的贡献。司马迁所以要写史，是因为秦以前，太史这个官职是写史的。司马谈自己认为太史令也要继承古代太史的修史传统，并把这个想法传给了儿子司马迁。父子两代都要修史，纯粹是个人行为。

3、中书令。汉武帝时，设中书令这一官职，以宦者充当，掌传宣诏命，类似于皇帝的秘书。中书令作为皇帝的高级侍从官职，可以出入皇宫，参与国政，是所谓“内朝”官员之一。这样的“内朝”官员，只有皇帝宠信的近臣才可能担任，不知为什么汉武帝让司马迁担任中书令，可能是汉武帝个人性格的原因。

正因为中书令可以接近皇帝，所以在巫蛊之乱中，担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因为接了乱中接受戾太子要他发兵的命令，虽然按兵未动，但事件平定后，汉武帝认为任安“坐观成败”，“怀诈，有不忠之心”，论罪腰斩，于是任安给司马迁写信，请司马迁搭救他。司马迁一直到任安临刑时，才回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巫蛊案比李陵案性质要严重得多，任安和司马迁通信往来，所以后人猜想，司马迁可能也亡于巫蛊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