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姓渊源

关于“梁”字：

梁姓所用的“梁”字，其最早的含义是和土木工程的营造紧紧连接在一起的。“梁”是流水小桥，也是捕鱼的坝堰，梁姓先祖居住的陕西韩城又有不少形似桥梁的“梁山”，七沟八梁，无梁不成山。

《诗经》卷之六《大雅·大明》曰：“造舟为梁，不显其光。”《国语·周中》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这里的“梁”，就是架在河流上的桥，所以其注云：“成梁所以便民，不使涉也。”有了小桥，人们就不需要赤脚趟水，当然给百姓带来很大便利。“梁”字除了有桥梁的含义之外，在古代还有河堤的意思。地处河南黄河故道上的开封城，历史上称为“大梁”，之所以这样称呼，并不是因为这里有大的桥梁，而是因为那里有许多大的矮坝堰，利用它可以捕鱼，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诗经》卷之二《（北阝）·谷风》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这里的“梁”，就是“鱼梁”，即在河边筑起的矮堰，站在矮堰边，可以用竹子编织的笱，捕捞泥鳅之类的小鱼。孔子有个学生就叫“梁（鱼+颤-页）”。“鳢”就是泥鳅、黄鳝之类的小鱼。《韩非子·内储说》卷上《七术》云：“似蛇，蚕似蝎。”所以，孔子的学生要把“梁”字和“鳢”字连接在一起，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姓名。

黄河故道上有捕鱼的矮堰，地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夏阳就不可能有此物了。赢姓之后，在夏阳被封为梁伯，则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座古今闻名的“梁山”。《禹贡》上有“治梁及岐”。《诗经》卷之六《大雅·韩奕》则有“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梁山古属同州府，即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

梁姓来源主要有五：

一是出自嬴姓，为帝颛顼裔孙伯益之后。

据《元和姓纂》所载，嬴姓伯益传至第十六世孙非子，因善于畜牧而出名，周孝王很高兴，就封他在秦谷为附庸国，让他恢复赢姓，称为秦赢。其曾孙秦仲为周宣王大夫，征讨西戎时不幸被杀。秦仲的五个儿子征得周宣王的同意，率兵七干，再战西戎。终于获胜，恢复了被侵占的疆土。周宣王大喜，便给秦仲的五个儿子一一加官封地，封二儿子康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县南)，立国为吕，称梁康伯。春秋时，梁康伯的后人梁伯喜欢大兴土木，老百姓承受不了繁重的劳役和赋税，纷纷逃亡国外。秦穆公便以拯救梁国人民的名义，于公元前641年攻灭梁国，其子孙便以国为氏，称梁氏，史称梁姓正宗。是为陕西梁氏。

《沈隐侯集·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云：“梁氏出自少昊，至伯翳佐禹治水，赐姓赢氏。周孝王时，封其十六世孙非子于秦。其曾孙秦仲为宣王侯伯，平王东迁，封秦仲少子于梁，是为梁伯。汉景帝世，梁林为太原太守，徙居北地乌氏，遂为郡人焉。”由此可知，少昊氏——伯翳——非子——秦仲——梁伯，血脉相承，在春秋时期形成梁姓。据《山海经》等神话传说记载，少昊氏是传说中东夷部落的首领，名挚(一作质)，号金天氏。他的母亲名叫皇娥，父亲是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有一次，太白之精光临人间，降落在西海之滨，在水的一方遇上了花容月貌的皇娥。两人一见钟情，彼此相爱，于是就玩起了美妙的游戏，奏起了动听的音乐。他们尽情地游玩，放纵地嬉戏，一直玩到日落西山，晚霞烂漫，方才感到又饥又饿。他们二人便来到森林中采摘桑葚，解渴充饥。没想到这西海之滨的孤桑之葚，叶红葚紫，万岁一实，吃完之后可以长生不老。二人吃饱之后，以桂树为表，结薰茅为旌，刻玉为鸠，置于表端，以此作为爱慕之情的永恒纪念。然后，二人泛舟海上，“抚桐峰梓瑟，唱清越之歌”，度过了一段风流而浪漫的岁月。不久，皇娥有了身孕，生下了他们的爱情结晶，他便是少昊氏。

少昊氏能听百鸟之语，辨百兽之音，因而能与各种禽兽自由对话，驯服牲畜，成为部落德高望众的首领。在少昊氏做首领的部落之中，人们以小鸟作为自己的图腾，以鸟命名自己的官员，设有工正和农正，管理手工业和农业。

少昊氏有八个儿子，天下之人谓之“八凯”。“八凯”的后嗣又有皋陶，皋陶的儿子是伯翳。伯翳“能议百姓，以佐舜禹抚驯鸟兽，舜赐姓赢”。伯翳的后代有仲衍，长得是鸟身人头，担任夏帝的“大戊御”。仲衍生费仲，费仲生恶来、季胜。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杀死了恶来。另一个儿子季胜接续赢姓的香火，生下造父，造父在周穆王身边做官。周穆王游览西海之际，徐偃在国内犯上作乱，造父率领周穆王的军队，一日千里，讨伐徐偃，最终平息叛乱。为表彰造父的战功，周穆王封造父于赵城，因以为氏。不久，赵城失守，他又逃到赵夙，担任了晋卿大夫。这一支赢姓，以国为氏，改姓赵氏，就是赵武灵王那一族系。

恶来虽死，却有后代非子活在人世。他继承了祖先善长驯服牲畜的一技之长，被周孝王封为侯伯。当时，强大的西周政权已经是到了强弩之末，国力江河日下，少数民族乘机入侵周朝边界，掠夺周朝的财富和人口。特别是好战而强悍的西戎，更是掠夺成性，变本加厉，烧杀不止，成为西周朝的心腹大患。

国难当头，秦仲作为侯伯非子的曾孙，又被周宣王封为侯伯，并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只可惜秦仲“出征未捷身先死”，刚一与西戎交战，就命丧黄泉。

好在秦仲身后还有五个能征善战的儿子，为了给父亲报仇雪恨，他们主动向周王室请战，要求率兵西征，剿天西戎，收复失地，解除国家的心腹大患。周宣王很快就批准了秦仲五个儿子的请求，拨给他们7000匹良种战马，反击西戎。

秦仲五子果然没有辜负周宣王的一片苦心，奋勇杀敌，大败西戎，威名远扬。西周王朝为表彰五兄弟的赫赫战功，封秦仲的长子为西陲大夫，封二儿子秦康为梁伯，封邑在夏阳梁山(今陕西省韩城市附近)，定为梁国。梁伯好大喜功，经常在封邑内大兴土木，修建宫室，搞得百姓怨声载道，痛苦不堪。公元前641年，秦穆公率大军进攻梁国，梁国土崩瓦解。梁伯的子孙为怀念故土先祖，就以梁为姓，形成梁氏。宋人郑樵《通志》也认为：“梁氏，赢姓，伯爵伯益之后秦仲，有功于周平王，封其少子康于夏阳梁山，今为同州县，犹有新里城。新里，梁伯所城者。《乐史》云：新里在澄城，僖十九年，秦取之，子孙以国为氏。”这部分梁氏，在后来移居河东的不少。

二是出自姬姓

据《路史》等所载，东周时，平王有儿子唐被封在南梁，治汝(今河南汝州市西南)，后被楚所并，其子孙以国为氏姓梁。安定梁氏出此。是为河南梁氏。

《潜夫论·志氏姓第三十五》云：“昔者，圣王观象于乾坤，考度于神明，探名历之去就，省群后之德业，而赐姓命氏。”这说明，姓氏是君王依据自然天象，而对王公子弟赋予的特殊称号，以此来表彰他们的功德。《国语·晋语》记载：“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简、僖、姑、儇、依是也。”姬姓原本是黄帝的姓氏，只有黄帝的嫡传之子有资格继承这个姓氏。所以，黄帝正妻嫘祖所生的两个儿子玄嚣、昌意，就成为姬姓的合法继承人。玄嚣，又名青阳，居于江水一带。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昌仆，生高阳氏。高阳氏就是颛顼，他生于若水，居于帝近(今河南濮阳东南)，担任过北正之官，主要管理民事。高阳氏之后在商朝末年建立西周，实行分封制，将姬姓子孙分封到神州各地。周平王的儿子姬唐封于南梁(今甘肃陇西一带)，其后代就以梁为姓。所以，邵思《姓解》、《广韵·路国记》都认为：梁姓直接由姬姓演变而来，是黄帝的正宗传人河东之梁氏——土生土长的又一支梁姓。

三是以邑命氏

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晋有梁益耳、梁弘、梁由靡，因晋有解梁城，高梁、曲梁等地，故以邑为姓。是为山西梁氏。

河东梁氏也是由地名得姓。“晋有解梁城，高梁、曲梁之地，此则以邑命氏者也。”(郑樵《通志》)故夏阳梁氏产生之前的梁姓人物，有一部分是河东梁姓。西周的梁鸯，春秋之时的梁弘、梁由靡、梁五、梁婴父等等，皆为河东梁氏，这一点从多种典籍上的记载可以证明。

梁鸯是周宣王牧正的役人，能够驯服各种禽兽，因而被周宣王招至园庭之内，饲养虎狼之类动物，无不驯顺。周宣王向梁鸯请教驯兽的技巧，梁鸯说：“我不违背动物的要求使动物发怒，也不迎合动物的需求使它们欢乐，我的内心没有顺逆，则就被禽兽视为同类，所以能彼此沟通。”言外之意是向周宣王传达治国的方略。梁鸯在世时，夏阳梁姓还没有形成，这个生活在秦晋交界地带上的梁氏人物，泰半可能是晋人，也有一部分来自黄河对面的夏阳。

这些来自晋国的梁姓人物，不是出谋划策的士大夫，就是率兵打仗的赳赳武夫，文武双全，在春秋战国之际，颇有威名。晋国有两位梁弘，一个是曲沃武公的战车军官，曾在汾水之滨大败晋哀侯，并俘获晋哀侯与栾共叔，此事发生在桓公三年(公元前709年)春。另一个梁弘是襄公的大夫。据《左传》记载：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秦国的军队讨伐郑国，没有成功，于是便顺手牵羊，灭掉了滑而班师回朝。此举激怒晋国的军队，他们兴师动众，讨伐秦军，在觳(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大败秦军，俘获了秦国丞相百里奚的儿子百里孟明，给秦军以沉重的打击。

梁由靡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献公在位时，跟随里克讨伐狄人，驾御战车，败狄于采桑(今山西宁县境)。梁由靡认为狄人没有廉耻，放纵他们必然遗患无穷，不如乘胜追击，彻底打败他们。里克却认为不可，遂止。后来狄人果然又来侵晋。

由于河东梁姓人氏能征善战，人相出将，闻名遐迩，后来被朝廷迁往甘肃和宁夏一带，形成最著名的安定乌氏梁姓。

四、源自魏国、魏文侯少子毕的后裔。

据《通志·氏族咯》所载，战国初年，赵、魏、韩三国分晋后，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从此魏国亦被称为梁国，后亦有梁氏。是为河南开封梁氏。

“魏”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姬姓，位于现在的山西省芮城县。晋献公攻灭魏之后，把它改成毕万的封地。毕万的后代魏斯与韩、赵三家分晋，列为诸侯，定都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国号“魏”。为躲避秦国的威胁，魏迁都大梁，又称梁。大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到了魏文侯少子毕统治的时候，魏国为秦所灭，毕之后代以国为姓，形成开封梁姓。

五、少数民族改姓梁氏

鲜卑族

《魏书·官氏志》也说，北魏时的鲜卑人中有一支姓拔列，在孝文帝改姓时被称为梁。由此可知，当今梁姓人中还有一些是当年鲜卑族拔列氏的后裔。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长城内外，活跃着不少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要算匈奴、鲜卑、羯、氐、羌。由于匈奴族在两汉时期，多次与刘姓皇族通婚，他们的后代便放弃胡姓，改为汉族刘姓。像十六国时期的刘渊、刘聪、刘曜等人，他们就是改姓汉姓的匈奴人。北魏孝文帝入主中原，大力推行汉化改革，一大批鲜卑贵族开始说汉话、穿汉服、姓汉姓。身份较高的鲜卑人分别被赐为元氏、长孙氏、穆氏、陆氏、贺氏、刘氏、楼氏、嵇氏、尉氏等十大贵姓。地处代北的拔列兰氏，在这次汉化活动中被改为梁姓。所以，王圻《续文献通考》认为“梁氏有二，伯益之后，封于梁，以国为氏。又有拔列兰氏改为梁氏，魏姓也。”在这一时期，也有一部分胡人改姓梁氏，像梁国儿等人就是如此。清朝时期，世代居住在铁岭一带的满族良佳氏又改姓梁氏，给梁姓氏族增添了不少新鲜血液。

蒙古族

在河南省汝阳县的陶台堡，那里生活着一支与众不同的梁姓氏族，他们就是由蒙古族皇亲国戚的后裔演变成的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先祖为也先帖木儿，他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个儿子，他的儿子和克齐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袭父亲的封号，出任云南王，后来又改封营王，他的女儿嫁给了蒙古沈王。

汝阳梁姓的第一世始祖为梁彪，第二世为梁志、梁忠，第三世为梁暹，第四世为梁玉，第五世为梁成。梁成曾经在浙江做过钱塘县尉，明朝授予他钱塘尉管军百户。他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梁铭，二儿子梁镛，三儿子梁鉴。

梁铭，《明外史》有传，官至征西将军，封保定伯爵。据《名山藏勋封记》记载：“梁铭，汝阳人，嗣父燕山护卫百户，从靖难守战，积功为都督府佥事。”洪熙元年(1425年)，他担任参将，出镇宁夏，不久去世。是否担任过征西将军，正史不载。

梁铭的儿子梁瑶，继承了父亲的封爵，在交趾当兵。正统十四年(1449年)，他担任副总兵，镇压邓茂七发动的农民起义，因军功受到嘉奖。没想到邓茂七手下的残余势力，宁死不屈，再次发动起义，使梁瑶受到降职处分。景泰二年(1451年)，梁（王缶）担任“平蛮将军”，到湖南、贵州镇压韦同烈的民乱，经过三年苦战，平息了民乱，他因此进封流侯，加禄五百石世伯。天顺元年(1457年)，梁（王缶）晋升为总兵，镇守陕西，又在凉州平叛中荣立战功。七年之后，他被朝廷召回，封世侯，去世后赠蠡国公。梁瑶多次掌管兵权，从不滥杀无辜。他的儿子都在军中当兵，南征北战，多次立功，被朝廷授予要职，均辞而不受，深受时人褒扬。

梁成的二儿子梁镛，后来从汝阳移居到四川保宁府阆中县，在这里形成阆中梁氏，梁成也随儿子移居到四川，梁成的老伴，则随儿子梁鉴去了江宁。

梁鉴是在明朝初年由汝阳迁往南京的，当时居住在江宁府葛仙乡。由于子孙繁衍较快，人丁兴旺，梁氏家族分别居住在邵上村、向上村、涤口村、湖墅村等四村，其中湖墅村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

湖墅部位于会城南八九十里许，出聚宝门，有小河可达，循岸需行走一日。这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特别适宜水稻和桑树的种植。人口大多以农业为主，读书做官的不太多。有梁志仁者，见于典籍。据《明外史》记载：“梁志仁，南京人，保定侯铭之裔也。万历末，举于乡。崇祯六年，授衡阳知县，调罗田邑。豪江犹龙与贼通，志仁捕下狱。犹龙知必死，潜导罗汝才别校攻城。志仁偕典史单思仁、教谕吴凤来、训导卢大受，督士民守御。已而城陷，志仁持长矛巷战，杀六贼，力屈被系，使跪不屈，贼怒，碎其肢体而焚之。妻唐被逼，亦大骂遇害。思仁等亦不屈死。”由此可知，《明外史·梁志仁传》误把梁鉴之后，误当做梁铭之后，但这也恰好，证明他们肯定是梁成的后代，世居河南汝阳。梁铭的后代后来移居到河北保定，后代有梁傅、梁任、梁永福、梁继藩、梁世勋、梁天秩。

到了梁氏第二十世，梁宝善的一支迁居到广西桂林，在由桂林去湖南的途中，梁家的老人途中患疾，卒于舟中。正当梁家人左右为难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位姓梁的人，就去拜访。一打听，才知道是保定府遵化郡的同族兄弟，姓名梁竹君。梁竹君慷慨解囊，出钱出地，帮助他们安葬老人，其丧礼如同家人。

咸丰初年，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军两次进攻桂林，给梁氏家族造成很大恐慌，大家都想去逃难，其曾祖不肯搬迁。正好梁朝议的儿女亲家黄金门在湖南永川县任职，于是去投靠了黄金门，黄金门退职之后，与梁氏人家回到长沙，不久便投靠了梁竹君，在湘潭定居下来。

此支梁氏，前后出过进士1人，举人9人，贡监21人。三品官1人，四品官1人，五品以上官17人，八品以下官15人。有90岁以上的老寿星2人，八十岁以上的老寿星8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20人，60岁以上的老人31人。

宕昌羌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他们的祖先是三苗之后，西周之初，他们的先祖曾经随周武王讨伐商纣。汉朝时，羌族有先零羌、烧当羌等，世代居住在汉朝边地，不断骚扰内地，成为边患。他们主要分布在金城、会宁、安乡、西平等地，逐水草而居。《风俗通》说：“羌者，其先本戎贱，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他们的风俗习惯是：“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妻后母，纳嫠嫂，如北狄之俗，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织。” 《广志》上说：“羌与北狄同，其人鲁钝，饶妻妾，多子女，一人生子数十，或至数百。”这种特殊的生育观念，对于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羌族，无疑是繁育后代、延续种族的法宝。

羌族梁姓的始祖，是南北朝时期的梁勒，《北史》上记载为“梁（勒心）”。据《周书·异域传》记载：“有梁勒者，世为酋帅，得羌豪心，乃自称王焉。其界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带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部众两万余落，勒孙弥忽始通使于后魏。”仇池位于甘肃成县西北的洛谷镇，是羌族梁姓的重要居住地。由历史记载可知，他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始于梁勒的孙子梁弥忽，先后保持了九代人。后来，梁企定与渭州人郑五丑发动叛乱，与中原政权进行对抗。朝廷于是派遣大将军豆卢宁和王勇等人前去镇压，平定了宕昌羌的骚乱。保定元年(561年)梁弥定派遣使者贡献方物，要求讲和。不久，他又送来了生禽猛兽，讨好北周。保定四年(564年)，梁弥定再次发动叛乱，入侵洮州。洮州总管李贤把他们驱逐出境。一年之后，梁弥定又联合吐谷浑入侵石门，李贤再次给予迎头痛击，将宕昌羌驱逐出境。梁弥定的屡次侵扰，激怒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周武帝当即派遣大将军田弘率大军追击宕昌羌，将他们大部歼灭，把他们的故地改为宕州。这支梁姓除少部分作鸟兽散，逃向荒漠之外，定居下来的逐渐被汉化

在其他羌族部落中，也有不少梁姓人物。据《万姓统谱》记载：“梁览，字景（睿攵），魏金城人，世为西羌部落。”他的曾祖梁穆就是一个羌族部落首领，由于他把抱罕城奉献给北魏，因此被北魏封为临洮公。他的祖父梁（显页）官至尚书，封南安公。他的父亲梁钊，任河州、华州的刺史，封新阳伯。梁览本人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官至太傅，封安德郡公。

居住在甘肃天水一带的氐族人梁谠、梁熙兄弟。他们虽然是少数民族，却在民族融合中接受了汉人的先进文化，并成为博学多才、妙笔生花的天下，名士。时人谚语说：“关东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琼文绮章。”

据《前秦录》记载：无愧为氏族的骄傲“梁谠，字伯言，略阳(今甘肃天水)氐人也，博学有隽才。仕建，为著作郎，稍迁至中书令。”苻坚即位之后，梁谠出任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城。没有多久，他又进位侍中。

梁谠的弟弟梁熙，也以文藻清丽建重于时，但名气和官职却比兄长逊色许多。

氐族

氐族是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三代之际就建立了国家制度。秦汉以来，世代居住在岐陇一带，与梁氏的发源地很近，故氐族中的梁姓为数不少。

略阳氐人梁平老，他才识明敏，令行禁止，有王佐之才。苻坚非常欣赏他，倾身呵护，无微不至，很快成为莫逆之交。苻生当皇帝时，荒*奢侈，对酒当歌，喝醉了经常借酒发疯，胡乱杀人，搞得满朝文武大臣人人自危。梁平老当时担任御史中丞，很有正义感。他先去找苻坚商议，决定处死苻生，为国除害。梁平老说：“大臣们在朝一日，如度十年。主上失德，上下嗷嗷，人怀异志。燕晋二方，伺隙而动，恐怕祸乱发生的时候，国家俱亡，这是你殿下的事情，应该及早下手。”苻坚认为梁平老说的有道理，就同意了他的行动方案，寻找机会处死了苻生。苻坚即位，梁平老升任尚书左仆射，并作为全权大使，都督北蕃诸军的军事行动，后又升任镇北将军，加开府仪同三司，封朔方侯。建元八年(372年)十一月，梁平老积劳成疾，与世长辞，谥曰“桓”。梁平老在镇十余年，鲜卑、匈奴对他是又怕又爱，敬而远之。他的儿子梁成，担任过中垒将军、兖州刺史、荆州刺史，主管荆州、扬州各州军事事务。后来，他又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守襄阳。不久又转任卫军将军，驻守洛涧。淮南战役失败后，梁成被东晋将士所杀。

后秦将领梁国儿，不知属于什么民族，史籍称“西胡人”，意即西域的少数民族。梁国儿身强力壮，擅长骑射，在姚苌的手下当镇北将军。他作战勇猛，身先士卒，随姚苌南征北战，立下的大小战功不计其数，被封为平兴侯，进位侍中。梁国儿忠诚朴实，有少数民族不拘小节的习惯。他曾在平凉为自己建了一座陵墓。时常带领妻妾到墓中饮酒行乐，喝到尽兴之时，就站到灵床上放声高歌，当时的人或以此为笑料，当面讥讽梁国儿，而他却不当一回儿事。由于他性情开朗，不拘小节，一直活了八十多岁去世。

梁姓迁徙史

梁姓在晋代以前集中繁衍于北方各地，且以西北为主要的分布地区。秦汉之际梁姓散居于河东(今属山西)，汉景帝时，有梁林为太原太守。西汉末年，梁氏自河东迁居北地(今陕西耀县、富平一带)。汉平帝时，梁姓后裔已分为两支：一居安定(今甘肃东部及宁夏大部分地区)；一居扶风(今陕西关中西部一带)。梁姓南迁是西晋“永嘉之乱”之时，有梁芳以族随晋渡江，便大举繁衍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合浦(今属广东河浦)之间，其后梁遐开基福建福州，是为闽、粤始祖。隋唐时期，梁姓在南方又有了新的发展。宋末因金兵入主中原，直到蒙古军南下，梁姓再次南迁，至元、明梁姓在广东、福建、浙江已发展成大族，并遍及全国各地。

香港地区的梁姓，一般来自广东的番禺、新会、顺德、南海等地；台湾的梁姓，一般来自江苏、浙江和福建。据统计，在1946年以前，80%的台湾人都来自福建，其中漳州人、泉州人最多。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台湾的汉族人口急剧上升，约占全岛人口的89%。

移居海外

远在西汉时期，被称为“乐浪郡”的朝鲜就有了汉人、汉姓。到了隋唐时期，由于隋炀帝三征高丽都以失败告终，大批汉人作为俘虏留在了高丽，其中当然包括一部分梁姓人口。公元 892年，新罗发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就是一位名叫“梁吉”的新罗人。梁吉是北原小京(今江原道原州)的地方豪族人士，因不满社会现实，乘机发动农民起义。他信任贵族出身的僧人弓裔，让他带兵攻打溟州酒泉郡，弓裔利用手中的权力，招兵买马，扩大势力，于897年宣布自立。梁吉率兵攻打弓裔，双方在非恼城进行决战，梁吉战败身亡。时至今日，朝鲜和韩国境内依旧生活着许多梁姓人口，像乒乓球运动员梁英子、实业家梁玉京等都是举世闻名的梁姓人氏。

越南古称安南、交趾，在历史上与中国交往很多，联系也十分密切，生活在这里的梁姓人也为数不少。例如发生在1917年的越南太原士兵反法武装起义，其***之一就是梁玉眷。梁玉眷原为越南在日本的留学生，毕业于日本的振武学校，后加入越南的光复会组织，因从事革命活动，于1915年在香港被英国当局逮捕。出狱后，梁玉眷又于1917年，与郑文艮一起发动士兵起义，占领太原市。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起义失败，梁玉眷光荣就义。

美国，从1943年至1965年，共接纳华人66145人，其中梁姓人只有137人。1965年，美国补充修改了移民法，华人人美人数明显增加，到1980年，美国的华人数量已达806040人。从1981至1990年，华人数量从80万猛增到 1645万人，约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的梁姓人数没有记载。

加拿大自1967年实施新移民条例后，华人数量增长很快。1967年，加拿大全国共有华人79万人，1991年增加至586万人，其中多伦多25万人，温哥华15万人。从1858年首批广东籍华工抵达加拿大，大量的广东人就开始了他们的美洲之行，特别是来自广东台山、开平、新会、恩平的“四邑人”数量最大，约占华侨人数总量的785%，主要从事饮食、杂货、房地产、服务业。

据了解，高州梁氏族谱中确实有“有树”这一字辈。高州梁氏是中国广东省梅县（今梅州市梅江区）人和中国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的宗族。历史上，高州梁氏是广东著名的大姓之一，其家族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贡献。

据《高州志》记载，明朝时期，高州梁氏就已经在当地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有树”这一字辈的出现则要追溯到清朝嘉庆年间。梁有树，字子岸，是清朝广东文昌县（今海口市）人，他成为了当时高州梁氏族中的一员，并被尊为“祖宗”。此后，梁有树一代便成为了高州梁氏族谱中的一个字辈。

目前，高州梁氏族谱已经编纂成册，包含了众多的人物和家族信息。如果您对高州梁氏家族有更深入的了解或者想要查询相关资料，可以参阅相关的家谱和历史文献，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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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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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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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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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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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山西平遥梁氏，自北宋末年迁居平遥东北乡梁官村以来，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尤其在有元一代，官居显赫，铮铮有声，为一邑之矜式，如万户侯梁瑛公，吏部侍郎梁天翔公，赐进士广州路总管梁时中公者，或忠义耿耿，或仁义儒雅，或戮力王事，效死沙场，或矢志宣猷，政绩卓著，至今他们的传说故事在平遥一代脍炙人口，并载入县志国史。然而有一位官至左丞相的显赫人物却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在振修《平遥梁氏族谱》的过程中，我们收集到了文水梁家堡近年修印的《梁氏家谱》，其同治三年由梁殿元撰书的谱序中写道“梁氏鼻祖锦阳公于今，数十世矣，而传流家谱，世世相承守，而勿失”，正谱世系中记录：“始祖梁公，讳锦阳”。这里明确记载文水梁家堡梁姓始祖为梁锦阳。

我特地赴文水梁家堡进行实地考证，在持谱人，原担任梁家堡小学校长梁振华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一起来到了村西头，瞻仰了梁锦阳墓，这里是原由生产队棉花站占据的院场。后方有宏大有墓丘，前有近年出土的石人石马，门口竖立着一块石碑：“文水县文物保护单位---一一梁丞相墓”。梁老师告诉我，梁锦阳墓同刘胡兰烈士陵园、武则天庙是文水县的三大文物景点。梁锦阳墓原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有150多个墓冢。墓地中除了安葬着梁锦阳以外,还有他的子孙,他的墓地前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柱,神道碑,舞台等陪葬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要修建棉花收购站,该墓地就被毁坏了,相关的陪葬品也随之埋到了地下。近年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以前村里还有宏大的梁家祠堂，供着梁锦阳的巨像，等等。

梁锦阳，何许人也？

在文水梁家堡《梁氏家谱》中，滕录着一篇由元朝翰林侍学士揭傒斯撰文，国子监祭酒吕思诚书丹的《大元左丞相兼征虏大将军、总督三边、五路都万户、威震四夷大元帅、敕封奥达鲁花王、谥文宪、梁公神道碑记》。

撰写碑文的揭溪斯是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忽必烈建立元朝伊始，便委任他担任《宋史》《金史》的主修总裁官。由他执笔撰写碑文，表明碑主当吋显赫的身份地位。碑文中介绍了梁锦阳的生平事迹。

碑文一开始介绍道“公讳锦阳，字世荣，夫人周氏，太原宦族'。祖父讳俊，宋未金初人，受诰封，“芸儒不仕，爱拔穷苦之人，为乡所重”。父亲讳义，义生锦阳。锦阳自幼“精敏异常，志向宏大，而动静有节，学周孔，师颜孟。”成人后“有经济之才，备文武之姿。优韬略，能弓马，度量恢廓，智力绝伦”。元中统癸亥中进士。

碑文接着介绍梁锦阳的主要事迹，蒙元中统四年（1263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梁锦阳随从顺天道（今北京地区）左副元帅贾同文帐下，参赞军机要务，屡建奇功。右丞相伯阳向世祖举荐，越级提拔为千户长。在元廷与南宋的战争中，扈从张万户车驾渡江。后升为左副使，指挥万艘战船，统兵攻打襄樊;襄樊既下，大军渡江，接连攻下荆州、宿州、郢州（今武汉）等地，南宋军队“望风顺降纳印”，纷纷投降。此时，南宋丞相贾似道是一位亲蒙人物，他修书一封，表觐议和。锦阳公考虑到攻克南宋的条件尚不成熟，便复书南宋皇帝，陈述和战利弊，同意停战半年。而蒙军统帅忽必烈命其火速南征，锦阳公认为毁盟弃约不是大丈夫所为，起初朝廷要追究他的抗命之责，锦阳公“持义不屈”，并交待部下：“宋无隙可伐，尽在其我，经待天时，岂可毁盟，败信不仁，而辱中州士大夫乎？！但上怒不测，倘不幸而死，诸公须观变，以待揆之，天时人事，宋祚不远矣”。锦阳公对部下说，我如遇不测，你们要见机行事，有把握时方可攻宋，反正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了。众将领听后信服其言，皆自励鼓劲，按嘱行事。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南巡，锦阳公面见，奏报十余件事情，皆援据古义，痛切时病，忽必烈一一嘉纳。

对于攻伐南宋之事，世祖忽必烈非常着急，“上意欲速”，锦阳公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应先收拾人心，整顿军备，广招人才，以增元气，待时机成熟后再战不迟，他奏道：“彼无衅可乘，用兵未见其利，唯修德以顺天心，法制以慰人望，简贤以尊，将相惇族，以培基址，抚殊俗制，列镇防窥，广毓英才，以储元气，藏器于国，候时而动，宋可图，天下平矣”。忽必烈听后，认为讲的非常有道理，又逢蒙古大汗蒙哥皇帝战死在四川钩鱼城，急于返回朝廷争夺皇位，便任命锦阳公为“江淮南北等路文英武饬招谕使，佩国信，赐金虎符”。

锦阳公接受新的任命后，剪平了如上海陶机、洞庭东山等新附之民的数次叛反作乱。世祖擢升锦阳公为左丞相、万户上将军，镇守吴江。

锦阳公爱兵如子，夙夜为公。时军人生活贫乏，他便“以己粮千担赈之。时江湖军务事烦，官兵往来，必乘船，官船不敷所用，每不便。公以己俸造战船百余艘，恒为守御，盗息民安，远近咸赖”。当时平章政事王文统非常忌恨锦阳公在朝野的威望，私通蜀边不轨之臣作乱，希以此陷害锦阳公。南宋丞相贾似道摄于锦阳公威望与武略，将密情泄露，锦阳公幸免不测。权臣王文统的恶行败露后，举朝愤慨。世祖忽必烈对众臣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诸臣皆曰：“当死” 。更有臣言"当刮”，王文统伏诛。贾似道被宋廷贬谪，途中被杀死。不久，元世祖命锦阳公攻取辽东，公率部所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拔城日，民安不惊。其制师，纪律概如此”。

在元廷灭金伐宋的战争中，锦阳公功勋卓著，声望非凡。继而“一统归元，论功懋赏，元廷擢公统辖五路，顺天、东宁、太原、延安、京兆等处都元帅”。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即公元1290年，四十五岁的锦阳公辞官不允，朝廷“赐衣带，敕修坟”。而后在保卫边境，在密云、大同、神木等地抵御外虏战争中，破敌无数，杀贼数万。“由是，声名大振，中外倚重”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七十岁的锦阳公，“移表告老，辞官归里。立庄起第，优游数载”。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又八。同年九月，朝廷以其位不满其德，敕封奥达鲁花王，谥号文宪。其孙河南道监察御史大夫梁政远奉旨立碑。经查阅有关资料，蒙元一朝共封王四十七人，通常封王的只有皇子皇孙，有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封王，奥达鲁花可能是蒙古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