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姓的历史名人有蒲松龄、蒲坚、蒲祖孝、蒲济、蒲元祥。

蒲松龄：明代小说家、文学家，著有《聊斋志异》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小说家之；蒲坚：唐代著名将领，曾任河东道副总管，后历任河中道、郸州刺史；蒲祖孝：宋代诗人，是南宋“二十四桥明月夜诗社”的成员之一，著有《蒲氏家谱》等文学作品；蒲济：明朝政治家、文学家，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务，著有《钱塘遗事》等文学作品；蒲元祥：元代著名将领，曾参与抵御外族入侵取得多次胜利，因功被封为保定王。

这些著名的蒲姓历史名人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说,他考试时,一时不好写开头,就乱写:"自二柳夹泉以来,"其实这是他在路上看到一眼泉两旁有两棵柳,考官不知道,以为他写的是典故,而自已不知道,就送了他"柳泉居士"这个称号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县(今淄博市淄川区)蒲家庄人，清朝文学家。世称聊斋先生。他的远祖曾为元代总管；明万历以来，蒲氏家族“科甲相继”，虽不显贵，也算是诗书门第。可是到了蒲松龄的父辈，已家势衰微，他的父亲蒲盘（pán）不得不弃读经商。蒲盘有子四人，“为寡食众，家以日落”，乃为儿子析居，每人授田二十亩。蒲松龄从此独立生活，“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篙满之”，狼嗥鼠鸣，境况萧然。(蒲松龄《述刘氏行实》，以下引文不署主名者，均为蒲作。)薄产不足自给，蒲松龄一生，只能“卖文为活，废学从儿。纳税倾囊，愁贫任妇”(《呈石年张县公俚谣序》)。

蒲松龄自幼由父亲教读，“经史皆过目能了”。学习八股文之余，“辄喜东涂西抹，每于无人处时，私以古文自效”(《聊斋丈集·自序》)。十九岁时，“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得到学使施闰章的赏识，说他下笔有神，文有异香。科举以时艺试士，视诗为魔道。蒲松龄少年意气，入泮之次年却与同邑友朋结“郢中诗社”，把盏吟诗，寄兴风雅。青年时代的蒲松龄，就有自己的个性和自己的追求。

蒲松龄三十一岁时，因乡试受挫，应同邑进士、扬州府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聘，协办文案，充当幕宾，远离家乡，出游江淮。当时淮扬地区连年水灾，民不聊生。在作幕期间，他亲眼看到了官府的黑暗、豪绅的贪残以及人民的苦难。“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块磊愁。”(《十九日得家书感赋，呈孙树百刘孔集》，见《聊斋偶存草》)蒲松龄往往把现实所激起的忧愤，倾注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之中。淮南水乡虽与齐鲁山色异趣，但难以消除蒲松龄的内心惆怅：“独上长堤望翠微，十手心事计全非。”(《堤上作》)岁月蹉跎，坎坷潦倒，前途茫然，不如归去。康熙十年(1671)秋，蒲松龄毅然摆脱作幕生涯，回到了家乡。

南游归来，蒲松龄屡设帐于缙绅之家；而在同邑西铺毕际有家，时间最长，设馆三十年，才归老家居。毕际有是明代尚书毕自严之子，清代顺治乙酉(1645)拔贡，曾任扬州府通州(今南通市)知州，于康熙十八年归田。毕家有石隐固、绰然堂、效樊堂诸胜，更有一座藏书甚富的“万卷楼”，为蒲松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授徒之余，蒲松龄继续撰写《聊斋志异》，还曾编过《庄列选略》，“惟与弟子辈闭门叹赏，而又不敢出以示人”(《〈庄列选略〉小引》)。他对文学的追求似乎更加执着和勤奋。毕际有似乎也能够理解蒲松龄的坎坷遭遇和狂放不羁。他们两个诗酒论文，相处甚得。蒲松龄《哭毕刺史》诗有云：“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看来他是把毕际有当作穷途知己的。

康熙四十八年(1709)岁暮，蒲松龄撒帐回家，从此结束了塾师生活。虽然“聊斋有屋仅容膝”，不能与毕家的绰然、效樊诸堂相比，但毕竟是自己的故居，他垂老归来，“心境闲暇梦亦适”(《斗室》)，感到无比快慰。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七十一岁高龄，才补了个岁贡生，他不免啼笑皆非。康熙五十二年(1713)他的夫人刘氏去世，蒲松龄悲痛欲绝，亲撰《述刘氏行实》，寄托哀思。自此，他格外孤寂，每每“对酒无欢只欲愁”(《哭毕刺史》)。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也辞世而去，享年七十六岁。

蒲松龄一生著作很多，诗、文、词、赋、戏曲、俚曲等均有佳作，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为其代表作，艺术成就达到古代文言小说的高峰。另有《聊斋诗集》《文集》等。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蒲松龄性颖慧，文冠一时，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第子员”。但自此以后屡试不第，直到71岁的古稀之年，授例成为“岁贡生”。他一生秉性耿直，愤世嫉俗，常借狐鬼故事对当时腐败现象进行谐谑，其文章诡诙块垒，自成一家。主要著作，除誉满中外的《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13卷400多篇，诗集8卷900多篇，词1卷100多阕，以及俚曲14种。戏三部、杂著5种。

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坐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族

以下是简介：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现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汉族。出生于一个逐渐败落的中小地主兼商人家庭。19岁应童子试，接连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名震一时。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屡试不第，直至71岁时才成岁贡生。为生活所迫，他除了应同邑人宝应县知县孙蕙之请，为其做幕宾数年之外，主要是在本县西铺村毕际友家做塾师，舌耕笔耘，近42年，直至61岁时方撤帐归家。1715年正月病逝，享年76岁。创作出著名的文言文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李婉妙：美好；美妙。适用于女孩取名字。出自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霍女》：“新妇小名阿美，颇婉妙。”

李浩学：博学。适用于男孩取名字。出自宋代范仲淹《南京书院题名记》：“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维，枢密直学士纶，并纯文浩学，世济其美，清德素行，贵而能贫。”

除了名字，还可以给宝宝取个小名。取小名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称呼，在宝宝幼时使用。小名是父母亲人对孩子的爱称。取小名应注意以下几点：1小名应好听、好记、好喊；2小名一般不带姓氏，往往前冠“小”字，或后加“儿”、“子”，或以叠词方式组成； 3小名要能表达一定的含义；4小名应避免不雅的谐音和歧义。

蒲松龄的民族归属本来不成问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基本上没有研究者提及这一问题，显然大家都默认了蒲松龄的汉族身份。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由此产生了多种说法，并引起争论，一度成为学术热点。

　　总的来看，研究者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多从蒲松龄的先祖、家世入手，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定蒲松龄的民族归属。其具体见解主要有如下四种：

　　一是汉族说。这一说法为多数研究者所信从，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在《族谱序》中自云“吾族为般阳土著”。显然，他本人是自认般阳土著的，其后裔也认可这一点。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认为蒲氏祖先包括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是般阳（淄川）土著，判定蒲松龄的民族成分当以《蒲氏世谱》为据，而依据目前可资考证的材料看，还无法得出蒲松龄就是少数民族的结论1。

一是回族说。其主要根据是蒲松龄自言其先世出自蒲鲁浑和蒲居仁，而蒲鲁浑姓名不像汉人，当是回回；其次，蒲鲁浑、蒲居仁曾任总管，元代任总管者多为色目人，而色目人中以回回居多。所以“蒲松龄先世确为回回人无疑”2。还有研究者指出，蒲姓属阿拉伯移民常用姓氏，蒲鲁浑为阿拉伯语的汉译，系阿拉伯人名。再次，蒲居仁曾任福建等地都转运盐使，当时担任此职者多为回族人3。对此，持反对意见者认为，蒲鲁浑、蒲居仁究竟是不是蒲松龄先世，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极不可靠的命题”，即使二人确是蒲松龄先世，也“不见得就能作出他们即是回回，因而蒲松龄的先世为回回的确切结论”4。再者，据相关史料，宋代之前蒲姓之人并不少见，未必就一定是阿拉伯移民姓氏，蒲鲁浑姓名亦是如此，以元代担任总管者多色目人作证据也存在着逻辑上的漏洞。

　　一是女真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在女真语中为“布囊”之意，它是女真人习用的名字。元朝总管由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担任，“永为定制”。这里的汉人包括当时北方的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由此可以推知蒲祖蒲鲁浑可能原为女真人5。

一是蒙古族说。其主要依据是，蒲鲁浑是蒙古人的名字，蒲鲁浑和蒲居仁都曾任元朝总管，在民间有着蒲氏为蒙古族的传说。路大荒1957年在其《蒲松龄》一文中曾提及，他访问过许多蒲姓人，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6。1977年出版的《蒙古族简史》一书则明确将蒲松龄列为蒙古族文学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所著《中国小说史简编》亦采此说，云蒲松龄“祖先是蒙古人”7。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一文亦认定蒲松龄是蒙古族后裔8。后蒲喜章则更进一步撰文提出，“蒲松龄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还是蒙古族中的皇族”9。盛伟亦赞成蒙古族之说，但同时又说：“淄川蒲氏先祖为蒙古族，至于到了蒲松龄及其后世，是否要言其为蒙古族，就未必了。”10

值得一提的是，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还曾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提及蒲松龄为少数民族。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为此发表《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一文，认为“四种说法各有自己的根据和道理。总的说来，说蒲松龄是少数民族是比较有道理和根据的。当然这不能作为定论”。同时又指出：“不论蒲松龄属于哪个民族，都不决定、也不影响他现在的后裔的民族成份。”11 对蒲松龄的民族归属问题，应当依据相关材料进行认真辨析，而不是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总结的：“无论怎么说，蒲鲁浑这个名字确实‘不类汉人，认为蒲松龄是少数民族的诸多说法均由此生发而来，并非毫无道理’。……但无庸讳言，这些说法所持的根据本身还有许多疑点，推导出的结论自然就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因此，这个问题至今还只能说是一个谜团。解开这个谜团，则有待于新的可靠的资料的发现。”12显然，对这一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学术空间。

注释：

1 蒲松龄纪念馆《蒲松龄不是少数民族》，《光明日报》1981年7月26日。

2 伯颜《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2期。

3 参见白崇人《蒲松龄应是回族人》，《北京晚报》1980年12月20日；《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蒲松龄为回族人后裔考》，《蒲松龄研究》1992年第1期。

4 王枝忠《〈蒲松龄先世为回回说〉质疑》，载其《蒲松龄论集》第18-2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5 参见苏兴《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三辑，齐鲁书社1982年版；《蒲松龄的远祖约是女真族补证》，《蒲松龄研究》第5期，1991年。

6 路大荒《蒲松龄》，《前哨》1957年第1期。

7 南开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简编》第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8 秋欣《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呼和浩特文艺》1978年第5期。此处介绍参考了王庆云《蒲松龄民族成分研究补说》（《蒲松龄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

9 蒲喜章《也谈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成份》，《蒲松龄研究》1999年第2期；《从〈蒲氏族谱〉看蒲松龄远祖的民族所属》，《蒲松龄研究》2000年第2期。

10 盛伟《蒲论三题》，《蒲松龄研究》2000年3、4期合刊。

11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蒲松龄民族成分的四种说法》，《人民日报》1981年8月14日。

12 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第3-5页，南京大学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