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姬姓，以祖字为氏。周宣王公元前806年封王子友于郑，建立郑国，为伯爵。至郑穆公有儿子睔（Gǔn 音滚），字子印，其子孙在郑国为卿大夫，以祖字为姓，为印氏。郑大夫印段，字子石，即子印之孙，其后人世代沿袭为印姓。印姓最早的先祖是黄帝。 得姓始祖：印段。从文献上追宗索源，可知头一个以印为姓的人，是2600年以前的郑国大夫印段。这位我国印氏家族的始祖，也是名登《左氏春秋》的古代贤人。郑国当代的位置，是在现在河南省中部黄河以南的一大片地方。可见，当他们于战国时被新崛起的韩国所灭之后，属于郑国公族的印氏，却在陕西的冯翊一带繁衍滋长。然后以冯翊为中心，陆续向全国各地播迁，形成今日印氏人家到处可见。望族居冯翊郡（今陕西省大荔县）。故印氏后人奉印段为印姓的得姓始祖。 印 宝：明朝地方官，做事果断干练。地方上许多事情难以公断，而印宝去了以后，办事有原则，又精通世故，一一办妥，故以干练勤事著称。 印应雷：抗元名将，是位堪称楷模的清官。宋朝时在温州当地方官，当时地里有人作乱乱，印应雷假借宴请，将兵乱平息了，没让百姓受战乱之灾，因此出了名。 印光任：如今这个名字是鲜为人知的，而在澳门却仍是妇孺皆晓。乾隆年间，印光任正任广东肇庆府同知，上峰考察他精明能干，即荐他担任了首任澳门同知。在任期内，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加强了对澳门葡萄牙人的管理。随后，又与继任的澳门同知张汝霖合作，写成第一部有关澳门的专著《澳门纪略》。这是一本地方志体例的著作，详记了澳门的形势险要，岛屿水道、社会风情，特别是与葡萄牙及其它欧洲国家交流的始未。书一刊刻，不胫而走，在当时很有影响，不久便被乾隆帝选入钦定《四库全书》。 印宪曾：清·印光任之子，进士及第后，历任浙江宁绍台道等职；他的孙子印鸿经，中进士后还被点了翰林。他们所交结的是姚鼐、袁枚等一代文坛巨子。此时，上海印姓科甲不绝，文采风流，处于全盛时期。 印星台：近代上海高桥人，以经营杂粮起家，后为上海市杂粮业交易所常务理事。发家后，他便热心于社会公益，修复古高桥遗址，刻碑记述建镇始未；毕生捐助和募集了15万银元，筑路10多里，修建桥梁60余座；于高桥慈善街21号创设“平康会”，向贫民施米、施衣、施药：抗战爆发后，不从日寇威胁，拒绝出任伪镇长，临终长吟陆放翁《示儿》诗。娄塘印有模，于国外考察电报业后，广招人材，耗资数万，编成《汉语电报编码》，一度为国内电讯界广泛使用，并投巨资于商务印书馆，1913年就任该馆总经理，对《辞源》等学术著作的出版，尤为关注，还创办了发行所，推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 印光法师（1861～1940），即释印光，法名圣量，字印光，自称常惭愧僧，又因仰慕佛教净土宗开山祖师——当年在庐山修行的慧远大师，故又号继庐行者。大师俗姓赵，名丹桂，字绍伊，号子任。陕西郃阳（今合阳）孟庄乡赤城东村人。大师振兴佛教尤其是净土宗，居功至伟，是对中国近代佛教影响最深远的人物之一。大师在佛教徒中威望极高，与近代高僧虚云、太虚、谛闲等大师是均为好友，弘一大师更是拜其为师，其在当代净土宗信众中的地位至今无人能及。

韩愈祖籍郡望的“昌黎”究竟何在、以及其出生地、安葬地的争论都由来已久。《旧唐书》按韩愈自称“昌黎韩愈”记载韩愈是“昌黎人”。大诗人李白因韩愈父亲韩仲卿所居修武为周、秦南阳，在为韩仲卿从武昌令调任鄱阳令当地父老为之刻碑颂德所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中称：“君名仲卿，南阳人也”。 宋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南阳在怀州修武”。明陈继如《偃曝余谈》：“修武县东北三十里曰南阳，韩文公之故里，故人呼其庄为韩庄，又曰韩村，愈自上世居此”。清韩连仲昌黎《韩氏家谱》注：“予祖文公系唐代宗大历三年戊申生于邓州南阳，即河南怀庆修武县，秦名南阳。今有南阳城在县东北三十里。韩氏世家于此孟县有别墅，俗呼韩庄（与修武韩庄异地而同名）。其自称昌黎者，以系出昌黎。此系宣统三年辛亥，予随方朴侄官游闽中，遇有韩阜晋者，伊亦有谱，予阅之，因志焉，以俟考”。民国年间《修武县志》：“韩愈墓在韩坡。其后裔在安（南）阳城东北十里的韩庄村”。按以上这些记载，韩愈出生于河南修武县韩庄村，并葬于其村旁“韩坡”。韩愈门生皇甫湜为韩愈所撰《韩文公神道碑》称韩愈“三月癸西葬河南河阳”。“河阳”为唐方镇名，于韩愈13岁时的唐建中二年置河阳节度使，简称河阳，又名怀卫。领有河阳三城和五县及怀、卫二州。相当今河南黄河故道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及黄河南岸孟津、荥阳市的汜水、广武两镇等地。所以，唐代的“河阳”并非如目前孟县等一些人士所说的只是指的今河南孟县，而是指包括修武在内的广大地区。清康熙五十七年翰林院侍读吴士玉在昌黎《韩氏家谱》序中也称：“今怀庆之修武，在唐为河阳”。明代也在怀庆府建有韩文公祠。因此，皇甫湜《文公墓志并铭》中所说的“葬河南河阳”指的也应是葬于河南的修武县。而《新唐书》或者是以唐天宝、至德时邓州又为南阳郡的治所，韩愈的父亲韩仲卿任邓州刺史、或者是以韩愈出生地的修武县东北三十里为南阳而又记载韩愈为“邓州南阳人”。此应是按韩愈父亲为官时所居住的地方或者是按韩愈的出生地而记载的韩愈当时是哪里人，而并不是记载的是韩愈的祖籍郡望。

韩愈六世祖韩茂墓地在孟县，故韩愈父、兄、子辈等也有葬于韩茂墓的记载。民国《孟县志》：“孟县城西北二十里苏家庄有韩文公祖茔，自始祖后魏安定桓王韩茂以下，至父仲卿、叔云卿、伯兄会与嫂郑氏，俱衬葬此。清乾隆年间知县仇汝瑚在此竖有高五尺许的石碑一通，上书：‘后魏安定桓王韩氏之墓’”。在墓地明代还出土过韩愈之子韩昶的墓志，可见韩愈的儿子韩昶也葬于这里。但现在所说的孟县韩愈墓却在此韩茂墓东南近10里的韩庄村北，所称记载一见于《孟州志》：“唐末战乱，泽孟曾十年少见人烟。宋廷南渡，败于金，亡于元。元代未，又经连年战乱，到明代洪武年间，孟民稀少，又从山西迁来大量移民。所以明代大冢宰耿裕说：‘文公生此邑，豪杰古今推。道续千年统，言垂百世师。遗庄存故址，表墓有残碑’”。至清代乾隆三年经这里的韩氏三十代孙韩法祖向清朝地方政府请示，最后被乾隆皇帝封为“韩文公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按孟县目前可见最早也最完整的家谱也即韩法祖于乾隆九年才“就所已知者著为一册，什袭而宝藏之”的《韩氏宗谱》中，也只往上记载到韩法祖的前六世祖韩氏第二十四代的韩玉珍，称：“乾隆三年设博士，以公为始绘宗图咨部”。至于韩玉珍以上是谁？又是谁的后代？就全无说法了。按照昌黎《韩氏家谱》和磁县《韩氏家谱》都记载着：韩愈子昶，昶子长曰绾，次曰衮。绾回昌黎，衮的后代在袁州。昌黎家谱还记载：“然自仲卿祖刺邓州，卒于官，还柩不果，而会祖等之支流因有家于邓州河阳者”。按此记载，河南孟县等地的韩氏后代应是韩愈大哥韩会等的后代。但按目前河南一些学者所说的《韩昶墓志》中又记载韩昶还有纬、绮、紞另外三子，但后代却无明确记载。孟县五经博士后裔三十九代台湾韩思道《韩氏家乘考》称韩昶：“生五子名绾、绲、纬、绮、紞”。而其子韩清涟近年又以韩纬为文公长孙，父、子前后所说矛盾不一。究竟都有什么根据，我们只有看到其原始的文献记载才好加以分析了。而孟县清代乾隆皇帝所封五经博士韩法祖的六世祖韩玉珍的祖先到底是谁？孟县目前所称的“韩愈墓”到底是不是“韩愈墓”？这在目前却只能见到乾隆五十四年户部主事翰林院编修冯敏昌《韩文公墓考碑》中的所谓：“明代成化年间，耿侍郎裕过孟，始访得公墓，发现表墓残碑。他又访之故老传闻而得其实。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耿裕诗只是泛咏韩愈生于这一带并且还有韩氏村名墓地等景之作，如果是咏修武，倒应是实作；如果真的咏的是孟县，所谓“表墓残碑”是韩茂墓碑还是韩愈墓碑？如果真的是韩愈墓碑或韩愈墓，为何不做明确决断，又为什么没有韩愈后人祭祀，而还要去经“访之故老传闻”才能“而得其实”。并且按孟县西武章《韩氏家谱》记载：“嘉靖九年，从祀圣庙，更建怀庆府、孟县两祠”。此时不闻孟县有韩愈墓，而还要以其后万历年间耿裕的诗才开始作为孟县有韩愈墓的起始说法。而其中“所谓残碑者，当即皇甫持正所撰之神道碑”。“当即”只是猜想，猜想应该是皇甫持正所撰的神道碑。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唐朝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州区）人，唐代著名大书法家。柳公权历经唐宪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等七代，累官右拾遗、司封员外郎、中书舍人、翰林侍书学士、工部侍郎、左散骑常侍郎等职，封河东郡公，赠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亦称“柳河东”。

柳公权的书法结体遒劲，而且字字严谨，一丝不苟。在字的特色上，以瘦劲著称。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以行书和楷书最为精妙。独具风格的柳体楷书，法度森严，内紧外拓，用笔斩截，骨力清劲久负盛誉。他与唐代另一位大书法家颜真卿以“颜筋柳骨”并称于世，成为历代书法的楷模。

柳公权书法的代表作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冯宿神道碑》、《淳化秘阁帖》、《金刚经》等，柳体今由国家教育部列为必习字帖。

柳公权墓位于陕西省耀州区阿子乡让义村西北300米处，与其兄柳公绰墓于一处。墓地内东西并列两个墓冢，东为柳公绰墓，西为柳公权墓，两墓冢前各立墓碑一通，碑文上下款相同，均为：上款“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书”；下款“大清乾隆岁次丙甲孟秋知耀州事张凤鸣立石”。绰墓正文隶书：“唐兵部尚书柳公公绰之墓”，权墓正文隶书：“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权之墓”。　　　　墓址争议　　　　　　2015年是唐朝大书法家柳公权去世1150周年。许多书法家或爱好者要祭奠柳公权。一般人会立即想到铜川市耀州区的柳公权墓。然而一本柳公权后裔家谱的出现，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按照这本家谱的说法，柳公权墓在西安蓝田。　　　　　“诚悬置阁学士没葬诸此”　　　　8月27日下午，在咸阳工作的柳国帜给记者出示了一本他保存的家谱。这本家谱发黄，没有了封面，而且前面肯定还有丢失的页码，不见序的首页，和整个家谱没有粘连且不完整的一页上有如下重要文字：　　　　诚悬置阁学士食邑蓝田，没葬诸此。后之子孙遂家焉。蓝田之柳庄自此名。柳氏自此始矣。　　　　从后面页数判断，该页应为第二页，也为该家谱所保留下的第一页。该家谱序末落款为：　　　　嘉庆六年岁次辛酉孟春著　　　　成梅谨识　　　　清嘉庆六年即公元1801年，距今214年了。从文中口吻判断，此为柳成梅凭自己所知做的家谱。《旧唐书》《新唐书》均记载柳公权“字诚悬”。该家谱中“诚悬”当指柳公权。按柳成梅所写，柳公权死后葬在其食邑的蓝田柳庄，此后其子孙安家于此。　　　柳国帜告诉记者，这本家谱，是其祖母去世时，他在祖母所住房屋发现的。他就是柳公权的后裔。不光他是柳公权的后裔，他的老家蓝田县三里镇柳家村还有大量柳公权的后裔。　　　　几十年来，人们根据地图标识，认为柳公权墓在耀州，这本家谱却有如此记录，到底是怎么回事？记者前往柳家村访问。　　　　曾有负责祭祀始祖公权“奉祀生”　　　　在柳家村记者见到73岁柳义龙等人。柳义龙告诉记者，过去他们村柳姓人每年清明到他们村北边李后村的柳公权墓祭祀，一直到解放后延续了两三年才停。当时只有男性才能去上坟，每次上完坟要给上坟的人分白蒸馍。每次抬两蒲篮馍，一人分一捧。他们村现有柳姓30多户、约百人。这30多户柳姓都是一个老祖宗。过去迁移出村的多。分到蓝田焦岱镇柳家湾村的现有30来户人，分到普化镇仓底村的现有十来户人。他们过去每年来跟柳家村人一起给柳公权上坟分馍。焦岱的一来就是几十人，还牵的马。民国时期，仓底的柳念春在陕南当县长，在柳家村修建了柳氏祠堂。在他的记忆里，平时祠堂里没有什么祭祀活动，他也没有见到祠堂里有牌位、祖先像之类东西，只是每年到柳公权墓烧完纸，回来到祠堂分馍。“文革”时祠堂被生产队卖给私人，后被拆了。　　　　52岁的柳龙岗指着村中背靠背相连的两座院落告诉记者，那就是柳氏祠堂遗址，周围散落的柱顶石、石条，就是祠堂的建筑物。　　　　柳国帜说，柳姓家族人离开柳家村的原因很多，比如有做官、读书的。　　　　柳成梅所写家谱就记有多人成为举人，在福建、云南等地做官，死后有埋在西安南郊金滹沱、三爻村的。该家谱原为刻印本，刻印部分正文仅记录了10辈，即柳成梅上6辈，柳成梅同辈及下3辈。人数也不多。因刻本留有很多空格甚至空页，后有人手书续添。但也人数不多。　　　　根据柳成梅记录，从其长曾祖续厚开始有多人继承皇帝恩赐的始祖公权公“奉祀生员”。奉祀生即香火秀才，系“贤圣”后裔，不经科举考试赐予秀才功名，其职责为管理其先祖的祭祀。　　　　“柳家村只是过去柳庄的一部分”　　　　“现在的柳家村只是过去柳庄的一部分。”柳国帜说，本来蓝田很大一片都是我们柳庄的，都是柳公权的食邑。　　　　蓝田县焦岱镇柳家湾村柳育龙告诉记者，传说，柳公权碑文刻得好，人们都让他刻碑文。正好蓝田有蓝田玉，为了方便刻碑，皇帝在蓝田给他封食邑。所以柳公权和他后裔就搬到蓝田。　　　　三里镇人刘景文30年前经常在柳家村访问后著文称：“柳公权年老时，告老辞朝，承蒙穆宗皇帝之封赏加禄蓝田。自此柳氏府第迁徙蓝田，食禄奉养，经年病故，归葬蓝田中区，即今之李后乡焦王村（现归李后行政村）左侧。”　　　　柳家村人李宏信曾听老人传说，柳公权墓园很大，柳公权的后裔为了守灵，在墓园南郭门搭棚建房，繁衍生息，于是得名柳家村。古时候有东西柳庄之称，方圆几十里地。柳家村南邻村涝池庄清雍正二年《王氏家谱》记有“居县东柳公权故里柳庄”的记载。史料提到的涝池庄、杨坡头村、苟家村等村庄，均有柳庄之称。据蓝田新县志记载，蓝田明代有个“柳庄寨”，清代有个“柳庄联”的区划，管辖这一带18保188甲。李宏信据此认为，可见当时柳庄之大。　　　　“留有墓前华表、石羊”　　　　记者到了柳公权墓所在的李后村，该村73岁张民前指着李后小学刚一进大门的广场说，这就是柳公权墓封土所在地。当地墓都面朝南，头枕北边金山。柳公权墓南原来有墓碑，宽15米左右，厚约50厘米。但墓碑上的字看不清，都让小孩拿石头砸着耍，砸掉了，光能看见一个个巴掌大的坨坨。社教前，墓碑被用来当桥板铺在小学西门外的水渠上，以后就不见了。村里现在还保留有柳公权墓地的旗杆。　　　　张民前领记者到一户院墙外看。他所说的旗杆原是华表下半截，为六棱，长约18米左右，粗头直径40厘米左右，底部还有铆，当是为了和底座相连。细头直径大约30厘米。　　　　“柳公权墓毁于‘文革’。”据李后村73岁何光汉回忆，柳公权墓园原占地约3亩多，墓地4个角有边长20厘米的正方形石桩为界，封土堆在墓园中线以北。后来建李后小学教学楼时，还挖出许多方砖。　　　　李后村66岁何汉奇说：“柳公权墓封土比二层楼还高，底部直径近20米。过去农村没有肥料，说土搁几年成肥料，拉着柳公权墓封土上了地。后来队上修梯田，在墓南掏出很多石羊、石人等。因没有人管，后来都损毁了。‘文革’期间挖防空洞，挖出墓砖。有人想让掏，支书说乃不敢，万一里头有啥暗器，把谁伤咧，谁负责任。因此，墓室没有损毁。”　　　　柳义龙告诉记者，传说原来柳公权墓碑，是柳公权后裔、清朝景尧提督、嘉庆皇帝的镇殿大将军柳彪所立。在他的记忆里，过去柳公权墓地的柏树多、也粗，两个人抱不住。他们柳家曾伐了11棵，拿回来割了十副枋，一副让家族人用了，另外九副卖了，然后给祠堂置了10亩地。柳公权墓前原来有4尊石羊。刚解放时，他的父亲从柳公权墓上抬回来一尊石羊，放到祠堂。村里小学盖起来以后，石羊搬学校里头。后来被人盗走，幸亏没有卖掉。通过公安局要了回来。现在村里保护。　　　　他领记者看了这尊石羊，高约12米，基本完好。　　　　“禁民樵牌悬墓前”　　　　有关蓝田柳公权墓，文史资料上也有记载。　　　　清朝《雍正蓝田县志》记载：太保柳公权墓在县东三里，即柳庄。　　　　清光绪年间吕懋勋修《蓝田县志》记载：柳公权……居蓝田，有故宅，名柳庄。邑东有唐太保柳公权墓。康熙二十五年设柳氏奉祀生一人。　　　　这与柳国帜保存的家谱记载一致。　　　　民国牛兆濂纂《续修蓝田县志》有关部分照录吕懋勋修《蓝田县志》原文。　　　　清宣统二年，即公元1910年抄本《蓝田县乡土志》载：“柳庄：《通志》：‘蓝田有柳公权古宅，俗名柳庄。’旧志：‘在县东五里。’今为柳家村，有柳公权墓在焉……柳太保墓：旧志：‘在县东三里柳庄。’今柳家村前有冢是也，给有禁民樵牌悬墓前。”　　　　可见当时柳公权墓受到保护，严禁在墓地砍伐。　　　　蓝田县政府1986年所编《蓝田县地名志》称：柳家村为“柳公权故宅，并有墓葬，故名柳家村。”　　　　1994出版的《蓝田县志》记载：位于李后村的柳公权墓原高8米，覆斗形，底部30×30米。　　　　毕沅书写墓碑的柳公权墓在耀州　　　　如果柳公权的墓在蓝田，耀州区的柳公权墓怎么解释？记者又前往耀州区关庄镇让义村采访。　　　　让义村的柳公权墓园建得非常漂亮，柳公权的墓就在陵园西边，墓碑上有清朝陕西巡抚毕沅书写的“唐太子太师河东郡王柳公公权墓”。其东边为柳公权兄柳公琸墓，同为毕沅书写的墓碑。　　　　在这里管护的赵学文告诉记者，当地传说，当年建墓时，柳公权兄弟俩产生了争执，柳公权认为柳公绰为兄，墓应建在为上的东边。但柳公绰说，柳公权名气大，应该把他的墓建在东边。由于父亲去世，长子为父，柳公绰就做主以太子太师身份，把柳公权墓建到东边。因此东边墓里边设置构造精致繁华，而西边的简陋。然而柳公绰去世后，柳公权把他哥哥埋到东边。为了纪念他们互相谦让墓地的情义，人们就把这里叫让义村。但现在让义村及周围村庄，没有柳公绰和柳公权的后人，过去也没有当地人在这里祭祀。传说，一次皇帝召柳氏家族中的朝廷命官到朝里开军事会议。柳家有匹宝马，跑得很快，每次去长安，只用一天就能赶到。有奸臣要陷害柳家，知道了柳家官员奉诏进宫，就尾随至中午歇脚的店铺里，偷走了宝马的飞毛。马失去飞毛跑不动了，柳家官员未能按时进宫，被判死罪。当时要满门抄斩。这里的柳族人闻讯隐名埋姓，四处逃散。因此这里没有柳公权后裔。　　　　柳公权墓不止两处　　　　耀州的柳公权墓也有史料记载，而且明代就有记载，比现在能看到的记载蓝田柳公权墓的史料还早。　　　　有关柳公权墓历史记载的不同，早有真假之争，各执一词。实际上被称为柳公权墓的也不止李后村、让义村两处。　　　　让义村73岁柳朝放说，在离他们村东北和东南方不远处，各有座传说的柳公权墓，但都是为了防止他们村的真墓被盗而建的假墓。　　　　70岁的赵学文告诉记者，耀州有人到山西一地，听当地人说他们那儿有座柳公权墓。有人猜测，可能是柳家那次遭遇满门抄斩之祸以后，逃到那里的柳族人为了祭祖方便，建了座假墓。至于蓝田的柳公权墓，他认为，蓝田这个墓没有墓碑，不能证明是柳公权墓。　　　　柳家湾村人柳银平认为，史料、家谱和传说、以及墓园留下的石羊、华表，可以证明李后村的墓是柳公权墓。　　　　柳家村许多人认为，对于柳公权这么有名的历史人物，1994出版的《蓝田县志》没有大书特书，只是在《蓝田县古墓一览表》中简单提了一下，太不重视了。　　　　有学者认为，由于历史记载不清，根据以前考古经验，蓝田和耀州的柳公权墓有可能一个是真墓，一个是衣冠冢，也有可能两者都不是柳公权的墓，而是其他人的墓葬。未考古发掘前，不敢妄下结论。但无论如何，两者都是古墓，而且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历史文化，因此都有文化价值，不仅墓园建筑实物，而且相应产生的民间文化，都应得到保护。　　　　中华柳氏宗亲联谊总会创会会长柳哲说，他看到过不少柳公绰后裔家谱，但是之前没有看到柳公权后裔家谱。他策划2005年柳公权逝世1140周年大会时，还只知道柳公权出生地在耀州。从目前情况看，柳公权墓在蓝田有很大的可能性。因为地面没有建筑物，现在勘探的话，成本也小。如果勘探出是柳公权墓，那肯定是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看过，是这个吗？ 初识尹解元(原) 尹解元起先是指一个人，后来成了大冶市保安镇枫林村一个自然村，它依凤凰山，眺梁子湖，是有史数百年的典型江南村落。 7月25日，受尹姓友人之邀，就有了和尹解元的初识。这里地属江南丘陵，山不高，但樟碧槐绿，水却阔，亦波清鱼鲜。《尹氏家谱》载，唐时，尹家由甘肃天水迁到江西，又由江西瑞昌迁至湖北阳新，后又迁于大冶石板桥，再由其祖尹国南迁至尹解元。尹国南落业时此地有一座凤凰山，依山名为凤凰山土塆，尹国南长孙在乾隆年间高中解元，凤凰山土塆因此而得名尹解元。 凤凰山上青石蕴藏量丰富，石质层次分明。明始，尹解元土塆的先人们便开山取石，雕石刻文，石雕工艺经过历代传承，技艺日臻成熟。其石头錾花、石头托楔、石头仄联等石雕传统产品深受各时代用户喜爱。尹解元土塆流传至今的“喜鹊闹梅”、“鱼跃龙门”等300多个象征五谷丰登和吉祥如意的石雕工艺制品令人叹佩。但凡经尹解元石雕艺人雕琢，便充满灵性，溢射独特艺术魅力。 尹解元石雕艺术迄今已传承20代。按石雕技艺传承谱系，尹氏家族的能工巧匠们大体排列如下：尹光德（道光五年），尹献芬（光绪丙戌年），尹兴廷（光绪戊戌年），尹本喜（民国壬子年），尹维，尹维权，尹维清，尹章立，尹国安。 尹解元村存有一块距今300余年的“关帝诗竹”石碑，专家认定其与现存西安碑林的“关帝诗竹”碑同出一人之手，是该村一位称为“杜陵二曲居士”的艺人为长安碑林和家乡所刻，乃碑中珍品。清康熙55年（公元1716年），历史上保存文物较早的场所、以碑石精华荟萃而闻名中外的西安（长安）碑林，因大规模整理补刻碑石，尹解元村的一名匠人蒙召到西安雕刻由韩宰临摹的关帝诗竹图碑。雕刻完工后，因胆怯不敢落款真名，于碑上落款“杜陵二曲居士”。回尹解元后，石匠凭着记忆，用凤凰山的石材雕刻了一块与西安酷似的“关帝诗竹碑”。 长安的碑为青石板料，长12米，宽062米，厚012米，虽然历经近三百年，碑面字画清晰。关帝诗竹碑画工之精绝，构图之奇妙，为历代文士所叹服。碑面两竿翠竹拔地而起，清峻通脱。右边一竿，竹梢向右斜出，竹叶下垂，似雨淋之貌，称“雨竹”；左边一竿，竹叶倾斜，如风吹之状，曰“风竹”。摇曳的翠竹右下方，一首五言诗藏于竹叶之中：“不谢东君意，丹青独立名。莫嫌孤叶淡，终久不凋零。”“凋零”二字的安排尤具匠心，令人情思缱绻。画面右上端还有两方刻印，上为白文“关羽之印”，下为阳刻“汉寿亭侯之印”。 尹解元的碑长1米许，高07米，构图严谨，画面对称、均衡，透视准确，极富装饰趣味，不失为一件精致的浮雕作品。 目前，西安碑林的“关帝诗竹”碑已断成两截，而尹解元村的“关帝诗竹”碑仍保存完好。 尹解元石雕艺人制作的石雕品种主要有生产类的石雕如石碾、石磨、碓臼、石辕额等；生活类的石雕如石桌、石凳、石柜、石椅、石笔筒等；建筑类的石雕如石沿条、柱底鼓、石桥墩、石栏杆、石门楼等；装饰类的石雕如石牌匾、石兽（狮、虎、龙……）、石禽（凤、鹤、鹅、鸡……）、石人等；纪念类的石雕如石牌坊、石墓碑等；信仰类的石雕如石香炉、石神像、“泰山石敢当”等。尹解元石雕艺人凭着先祖宗代代相传的石雕工艺，在祖国大地留下不少的杰作，如黄鹤楼的九龙闹海碑、龟山的三国人物、楚王城的修复工程等，有的石雕作品还被国外友人高价买走，如美国唐人街黄石路的一对石狮子就是尹解元石雕艺人的杰作。 随着市场需求扩大，尹解元石雕艺人顺应商潮，他们中不少在外建立自己的石雕民间工艺公司。 此次来尹解元，村人托我为其将建之牌楼续联作对，正值兴浓，为其牌楼作主联一幅，曰：椿影歇云雀蕉吞后屋彰翰墨（上联），蛙声镇凤凰楝吐前庭隐楼台（下联）。牌楼其左右分设六角亭各一，为其左创名“耕读亭”，其右创名“雕凿亭”。于“耕读亭”前入门制联：五谷生香犁耖紧（上联），六经溢秀砚笺急（下联）；后出门制联：四季勤浇禾下水（上联），三更苦覗案头书（下联）。于“雕凿亭” 前入门制联：开石须借山边雨（上联），裂土还凭岭上风（下联）；后出门制联：凿花錾字传家艺（上联），刻草雕文印祖功（下联）。乡亲所托，幸不辱命。 闲谈之中，偶知尹解元还于1995年被省文化厅命名为“湖北省石雕艺术之乡”，1996年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石雕艺术之乡”。2008年6月，大冶石雕（尹解元石雕）成为国务院公布的中国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代表作。有此为证，当知尹解元石雕已非浪得虚名，而我亦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