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这是“按”钟鸣老师 2009年8月10日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很有重量的考古学意义的中国文明源头到底属于中原还是属于是自古入主统治大西南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彝族（古夷人）问题的文章，文章最大限度地给那些一直固守“中原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国史学界或学霸们一记重击，他提出：“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 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的颠覆性的中华文明起源观。这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不亚于投下一颗重磅原子弹。很值得一读，特此推荐给大家。

☞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若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

☞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

☞能否倾听这样一种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这种假设出的意义，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

三星堆二号坑青铜C型人

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当

当年，偶遇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他正为美国《国家地理》拍摄介绍蜀地的三星堆文化，我引他看陋室庋藏的三星堆古玉，闲谈时涉及“中国的……”，曾速匡正，历史上“中国”的说法很晚。这点他是对的。

《礼记·中庸》“洋溢乎中国”，《汉书》“统天下，理中国”……，都指的是中原黄河流域一带。那时一族一国，叫方国，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逐渐翦灭而趋统一。这应该是梁任公“中国三段论”中的第一段——即“中国之中国”，然后才是亚洲之中国，最后是世界之中国。

所谓“中国之中国”，也就是华夷互换时期的中国。苏秉琦先生曾诟病历史教育两大怪圈，第一个怪圈就是“中华大统一观”，也就是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则一笔带过。所以，言先秦时期巴蜀尚未入华夏，有些问题，因过去是“入夷则夷，入夏则夏”，四川的族团、方国之治，没什么不同，且六夷、七羌、九氐，民族之多，混杂，繁衍，故复杂性便成为重要特征。民间三星堆玉石器，在越有利解开三代之谜时，则反倒和传统严重地冲突，也说明了这点！难怪李济曾有那著名的论断：“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中国文明的开始》）。由西北方向看，那种把长城以外断送给“异族”固然错误得很，——若再调头往西南方向看，那种把“夷”断送给“华”的做法就同属“卤莽灭裂”。

青铜遂公盨

汉彝学者辨识字符大相径庭

上世纪30年代到目前为止，普遍认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没文字。而彝族学者到博物馆，却能辨识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还有器物、图腾、符号、造像，汉彝学者的阐释都大相径庭。就连汉族学者识别不了公之于世的字符，也为彝族学者阿余铁日所破，他破译过不少民间的玉石铭文。有趣的是，北大语言研究中心有个课题小组正在构拟藏缅古语形态，桥梁是古彝语，而彝族学者构拟三星堆文化，其桥梁也是古彝语，三星堆玉石铭文也就此绕不开了。但，有图文的玉石器，十年来都流布民间，所以，才有了前不久厦门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讨会”，由热心的民间赞助发起，有海内外学府大儒参加，想看能不能找到研究的新路。事后经个别媒体“矮化”处理，遂沸沸扬扬，患了“文化”敏感症！

青铜遂公盨铭文

这里的“文化”，牵涉最深的内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揭橥于世，多在坊间，也就是说没“坑口”，虽有跃跃欲试者，也只能望而却步。说来也怪，红山文化著名的C形龙、保利集团纪禹功的青铜器等国家重器都没坑口，却仍能登大雅之堂，而民间三星堆要拿文字说事却犯众怒，想来该是背景不同，却占了好沽名者的要津，当然虚弱。但民间所发现的两千以上不同的文字——肯定不会有虚弱的表现。有明眼的专家认为，这些玉石文字应该是甲骨文之后，所发现的最具规模的上古文字系统。彝族学者阿余铁日甚至还有“彝文字和汉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论证。

“岣嵝碑文”（禹王碑）

甲骨文之前有没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代的燕道诚，故事尽人皆知。其实，真正讲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围绕玉石器，关注华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如桑志华、德日进、安特生等。最重要的还是李济在安阳、二里头的发掘，让甲骨文成为最终的事实，让章太炎闭了嘴。李济认为，甲骨文字决不是原始的，无疑在此之前有个很长的历史发展时期。

蝌蚪文龙玺

三星堆发掘，开始非常民间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笃牧师、军人陶宗伯、好古的罗县长、华西大学美籍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随后才是华大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副馆长林名均。通过后者，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并回了那封著名的信件。信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强调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边地区文化接触的重要性，也谈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称。没想到，一语成谶，直到现在，多数论及三星堆也都难逃此旧窠，与器物的辉煌不符。

蝌蚪文龙玺印拓（文字未破译）

依笔者陋见，阻碍健康研究略有两个原因：一关乎理念，二关乎器物，两相交恶，又导致更坏的循环，欲罢不能。

所谓理念，就是“中华大统一观”，或“中原文化先决论”。有不少人爱用《蜀王本纪》的“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来证明这点。但就笔者由南到北所见，民间庋藏的抚五弦琴、习族礼、鼓乐舞的造像，足可消“未有礼乐”之说。扬雄言“不晓文字”，因为时代隔膜，不消说他，就是孔子，距夏更近，也曾感慨言夏资料不足。从中看出，论证所需文献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神龟负洛书玉雕

商周为西方承认，因有甲骨卜辞，而夏朝就得费功夫了，因为没发现文字。为此，一国倾全力又押在了偃师二里头，但除“夏商分界”、“西亳”一类假设，至今还没听说发现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证，“夷”也就仍然会被“华”给遗忘。可惜，这些关注，因器物之便，又默默地肇始民间，想想发现甲骨文当时的窘况，谁又不能释然。

世界最早的金杖

三星堆之谜关键在文字和图识

从燕氏到现在，民间收藏可分两个阶段：上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间，异地和国外恐怕都有。民国要人陈立夫当时在重庆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了一件捆绑俑。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计是后来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东南亚诸国。

说没发现文字恐怕有误，当地文管所就收有铭文的青铜器。二号坑青铜C型人首额头上，有“H”符号，据研究，就是“风”姓氏异体字，也就是古籍所言“ 尧教化及雕题蜀越”中之雕题人的文字，所谓“雕题”，就是额头上刻字者。王家祐从战国至西汉的文物上分别辑录有一百五十余种图像文字，后被称作“巴蜀图语 ”，但和我所见到的玉石文字并非同一书体。

除王家祐、卫聚贤外，研究巴蜀文字的还有蒙文通、李学勤、李复华、童恩正、钱玉趾。王家祐和李复华撰文认为，巴蜀符号具有看图传语的功能，并提出巴蜀方块字与夏有关，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钱氏撰有《古蜀地存在过拼音文字》的论文，认为巴蜀符号实为拼音文字，和古彝文有关。

1990年代文物开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断流向社会，于是进入第二阶段。最初广汉有几个藏家。稍晚，成都的张思勇遂规模最大。外地收藏较多者是北京、深圳、广州和香港。成都、重庆约有三十来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张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选》，表明民间已清醒意识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谜，关键在文字、图识。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许多人固执己见，无视坊间努力，诋毁民间收藏的恶果。

三星堆古文化遗址

神秘的夏朝龙印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幻想的瘟疫》中谈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外在的表征会直接将意识形态（广义的）物质化为功利性，而我们却熟视无睹，还在那为自以为“突然的发现”幸灾乐祸，其实真相早就在那里了。比如迈克尔·杰克逊的不道德行为（指娈童癖），并非事发过后才暴露出来，而早在《颤栗》和《真棒》两张专辑中就已显露。“潜意识就在外表，并不是隐藏在什么深不可测的深渊中。引用**《X档案》中的一句名言：真相就在那里。 ”（《幻想的瘟疫》）。

借社会学的描述，我们也不妨说，关于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里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长的演变。若从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这点，没什么争议。争论焦点主要是，夏有无文字？有，是什么形态？又在何种范围？郭沫若、徐中舒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没有。唐兰认为有，因为根据《竹书纪年》、《史记》、《尚书·禹贡》等典籍对夏商两代世系、年数、史事详细的记载，夏应在信史之列，孔子对尧、舜、禹的描述，也并非虚言。《尚书·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说明，殷前之夏朝，为典册所载，虽递嬗却关系紧密。更有甚者，保利艺术博物馆所藏青铜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个铭文，比晚数百年的《尚书》还更早记述了夏禹治水的伟绩。禹真，夏便真，无夏，便无华，此话并不为过。夏朝历经十四代十七王，足见盛世，不可能没有文字，甚至还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故在它之前就有雏形，也就涉及仓颉；再之前，就是伏羲定人道，造书契（包括木板、玉板，书各执一侧谓契，以相考合），画八卦，以代结绳之政，规天为图，矩地取法，龟卜作易……此非文字演变之迹又是什么？后世所留“仓颉书”、“夏禹书”、 “岣嵝文”，也流传甚广，并日渐热闹，盖因能让人更接近夏朝文字的真相。

尤其“岣嵝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该注意，并非因为传奇性，而是自明代杨慎等人释读以来，已有不少破译，费时短则数年，长则十来年，释读不尽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记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国魏人张揖、北魏郦道元的看法相同，与遂公盨内容近似，只是时间更早，大胆确认为夏朝之物没什么问题。有两点可支撑这种看法：其一，岣嵝碑文就字体而言，为“蝌蚪文”。关于此书体，孔安国在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尚书》的序言中有最直接的描述，真相就在那里，不可不读：

“……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余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蝌蚪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蝌蚪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

到此，若现在听人断蝌蚪文为夏朝官方文字，称夏篆，姑且为一说，不足怪。只叹南岳岣嵝碑湮没无闻，天下摹刻，也算穷途末路对老祖宗的一种缅怀。蜀地北川西羌禹穴，也有一通蝌蚪体的禹王碑，未知渊源，大震前见考察，湮没只剩二十来字，现在也不知毁塌与否。虽知蝌蚪为虞夏商周书体，却无从考其滥觞之地。

侥幸，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民间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玺印，高达50厘米，长柄为龙爬柱，似乎表现的是一种体高而独的架势。龙首为头，头，就是独，谙寓首始。中国文化首始者，非劳天下而死为社稷者，历数天皇、地皇、人皇，也只有大禹符合这个标准。已故神话学大家丁山先生，著有《禹平水土本事考》，揣摩其意，既然比较巴比伦洪水神话、希伯莱诺亚方舟、印度神鱼教人避洪，中国也该以洪水传说为国史起点。有灾害，就有治害的领袖，非禹功莫属。古代记载之中，“无不泐为禹迹”，《诗经》也好，鼎彝铭识也罢，“自宗周初叶至于春秋中期，数百年间所流传之可信史料，无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迹”（《古代神话与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为证明。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传，“不始宗周，当数典于殷商以前”，自当为夏。

但这和三星堆龙玺有何干系，——丁氏从甲骨文刻辞入手，考“禹”字，龙蛇之属，雨师的象征，“禹为雨神，固矣”。因为“应龙即句龙，句龙即九龙（演为禹霸九州），九龙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义而言，确龙蛇之类也”。禹为姒姓，姒的篆文颇像“蛇身自环”，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现，且能和古彝文对应。很明显，蛇为夏后氏民族图腾，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龙蛇又是其主要的图腾符号，就绝非偶然了。闻一多和童书业早就考证论断蜀王“杜宇”即“ 社禹”（见孙作云《蚩尤考，中国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鳖灵”即“鲧”，若这成立，那么蜀即夏，而我们今日所见三星堆文字系统也就是夏文字。难怪三星堆令那么多不大捧书的专家晕头转向。

因为二里头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测定，符合夏朝的首推两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铜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符号相似，而且比甲骨文还早，遂引出另外的话题——如果，这些文字能用古彝文释读，那么彝和夏又是什么关系？能否倾听这样的解释：彝族是夏代的统治者，古彝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后，彝族（谁呢？）便迁往南夷高地，却留下辉煌的三星堆？

这种假设出的衰败，能否解释三星堆文化“历夏商周”这样的绵延性、完整性？比如，约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样跑得无影无踪吗？——因为，迄今还没有听说二里头及周围夏朝考古学核心区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这“夏－彝”话语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体，无论数量、书写方式的多样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后、甚至在夏后夏前都独领风骚——否则怎能解释，那多出来的七百余年？蝌蚪文可能会成为一条线索。

所以，这枚三星堆的龙玺也就不平凡起来。它的纪念性非常明显，似雕塑，而更不像玺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对照《绎史》中刊布的岣嵝碑文，笔划头粗尾细，委曲蜿蜒，均为标准的蝌蚪文。柱体两侧，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书体，夏朝文字传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现。从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当大。是目前吾国已公之于世最早的印章，说夏朝第一印绝不为过，意义十分重大。这枚国宝级的孤品龙印玉玺，仿佛玉烛，给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缕曙光，使我们能追随其后，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问题上来。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头没有，龙山也没有，红山、齐家、良渚都没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华夏的分界线不是华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统的伏羲、炎黄，与更成熟活跃的南方文字系统——实际上又是北方语系的鲧禹夏后，也就是孙作云所谓的“龙虎斗”——实际上是北方的熊图腾和南方的蛇图腾之战，血缘叠加文字，没文字的东夷也搅和进来（金沙遗址的良渚琮，和西北方向大量的良渚文化玉石说明这点），故有速度之混合。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们不难悟出大量龙蛇鸟混合图腾的社会学意义，而标志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图命庖，洛书赐禹”。而这恰恰又被民间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证实。

这樽雕塑，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双手捧卷轴——也就是神龟负洛书的拟人化表现。因为，在神像背后，镌刻有神龟的图像。最直接的说明，是台基两侧对称性的大鱼图案，印证了《拾遗记》有关夏鲧的描写：鲧因治水无功，“自沉羽渊，化为玄鱼，横修波之上，见者谓为‘河精’”。神龟是河精的使者，以献含治水秘诀的洛书给禹。由语言传说凝固为三维空间完美的雕塑，以人为本，这在红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发现，弥足珍贵，故为东方玉石文化的杰作。这尊雕塑之所以能为典型器，还在于它首次表现了父系社会“失败之英雄”的沉郁精神，此精神千百年来，混合变形（犹如龙的神话本身），纵横南北，必渗透外省族团的离心力。黄帝轩辕时代，龙马出河图，鲧禹时代，神龟负洛书，于是“圣人则之”，其要义也就全在这里。所以，通过它，我们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还更应该看清雕塑后面悲剧的叙事性来——那就是大胆的史学家所推断的另一种可能：鲧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图腾部族，先据中原（这点尚难苟同），亡国后（蚩尤被杀）被罚苦役，通过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鸟、猪、鳖四部族，终于再次强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图景，其文字，也将慢慢诉说真正意义的中国本土艺术的渊源流变，而这一切，恰恰是被后来者混淆了，或者说，给遗忘了。

《三星堆之迷》——《巴蜀图文》，例外还有七部令人费解的“古文字”书：《仓颉书》、《蝌蚪文》、《夏禹书》、《红岩天书》、《夜郎天书》、《东巴文书》、《峋嵝碑》。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以现有考古资料发现，甲骨文并非商代特有，早在商朝之前就已经存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原始社会遗址）

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在甲骨文中，“华”这个字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500多字。

甲骨文中形声字约占27%，可见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记载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如

今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甲骨文中频繁地提到“羌”这个字，意为奴隶。

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在甲骨文中，有些字有没有“口”意思是一样的。比如“占卜”与“占”都出自“卜”这个字。

3、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4、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5、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

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甲骨文由龙山文化时期的成熟文字骨刻文发展而来，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彝文彝文指的是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彝族群众使用的文字，又叫“爨文”、“韪书”。明清两代不少书里说，这种文字“字如蝌蚪”、“字母一千八百四十”。根据民间传说，彝文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最兴盛的时期是从明代以后才开始。

古彝文是彝族至今仍通行的表意文字，是一种原生的古老文字，它不是借用和摹仿汉字的产物。彝文产生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之间，经历了文字发展的必经阶段，彝文典籍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医学、算术、地形、地貌、生物、农牧等无所不包，其中蕴含着大量的生产与生活的技能智慧，是彝族人民开发利用所在地自然资源的经验总结和科学的结晶。

目前发现的古彝文距今有8000年至1万年。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古彝文可以与中国甲骨文、苏美尔文、埃及文、玛雅文、哈拉般文相并列，是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而且可以代表着世界文字一个重要起源。但由于多种原因，现在贵州能识别彝文的彝族老人越来越少，认识古彝文的彝族老人因为不认识汉文，对古老彝文典籍翻译不出来，古彝文研究队伍严重匮乏。有关专家呼吁国家和有关省市加大投入，加大古彝文研究队伍建设的力度，尽快抢救古彝文这一民族文化瑰宝。

毕阿诗拉祖造字说。四川彝族人多奉此说，许多到四川考察彝族文化的人都搜集到这传说，但具体细节有差别。一说毕阿什拉祖（谐音）被其母发现“蹲于树下正作书，树上有一如鸦似猫之怪物，口吐黑血，拉祖即蘸血而书，其母至树下，怪物忽遁去，……彝族之文字从此而起”（庄学本）。一说毕阿畸拉贵（谐音）死后。深为自己的经书经支未能传后而感到不安，后来他变成一只美丽的白鸟”嘴里吐出血丝落到树叶上变成各种各样的文字”，其子“耿春就用一根细木棒把这些文字一一抄写下来，……把这些文字整理传给别人，彝文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张纯德）。

伯博耿造字说。这一说主要流传于云南民间（王昌富）。

吉禄造字说。黔西北地区传说彝文的创始者是一位聪明的老人，名叫吉禄，他开始刻划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的形象，并到树上纪年，到石上纪月，形成了同汉字完全不一样的独特的彝族文字（王桂馥）。

杜米那确左造字说。《彝族古歌》中有杜米那确左大神教人们用树叶当纸，用红土当墨创写了彝族文字的传说。与此相类似的是《尼苏夺节》中有图纳到天上向六贝神仙人求得文字和理书的记载。　密阿叠造字说。丁文江于1935年编辑出版舞文经典《爨文丛刻》，译者罗文笔在其中的《帝王世纪·人类历史》前序中说，“从人类始祖希慕遮之时，直到撮侏渎之世，共有三十代人。此间并无文字，不过以口授受而已。流于二十九代武洛撮之时，承蒙上帝差下一祭司密阿叠者，他来兴奠祭，造文字，立典章，设律科，文化初开，礼仪初备。”

恒本阿鲁造字说。见于《西南彝志》卷九的记载，说他发现了天地的根源，创始供奉祖先，并创造了彝族的象形文字。

伊阿伍造字说。亦见于《西南彝志》卷十的记载，说他是一个“聪明无比”，能知天文地理，创造了彝文并且写了许多历史书籍。

阿轲造字说。这是一种流传广泛，历时久远的说法。云南《滇系·杂载》记载：“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入，弃职隐山谷，贺爨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四十有奇，号书组。”贵州《大定县志》卷十三风土志也有记载：明朝“安国亨所译夷书九则，内载阿町唐时纳垢

彝文

酋，居岩谷撰爨字，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四十，号曰韪书，即今彝字。文字左翻倒念，亦有象形、会意诸义”。《天启滇志》、《一统志》、《云南通志》（旧）、《景春云南志》、《开化府志）等也有类似记载。

宋朝编《淳化阁帖》内收了最古的《苍颉书》和《夏禹书》，前人均无法释读这两帖古文字。而今人刘志一（1990）却用古彝文成功破译了《苍颉书>；和《夏禹书》。

快采纳！！！！！！！！！！！！！

波[波，读音作bō(ㄅㄛ)，亦可读作pō(ㄆㄛ)]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东夷族，出自夏、商、周王朝时期古河流波水，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

与古老的姜姓、姬姓一样，波姓亦是以水名为姓，即以所居河流及其流域名称为姓氏。远古时期，发源于霍阳山西川之水被称作“波水”，古人类依水而居，因以为姓氏，称波姓，读音作bō(ㄅㄛ)，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与姜姓、姬姓同期而源，为东夷族人的原始姓氏。

霍阳山，亦称“南岳山”。这个“南岳”，非湖南省衡阳市境内的南岳衡山，而是以汉武帝刘彻敕封的小南岳为名，亦称小衡山。

霍阳山地区在春秋时期属于楚国潜邑，在战国初期起即建有城池，至南朝梁国时期改置为霍州，后在梁天监六（公元507年），改置为岳安郡岳安县。隋朝开皇初年以霍阳山为名改称霍山县。唐朝以后曾一度改名为开化县、武昌县、盛唐县。明朝弘治年间复置为霍山县，并一直称其名至今。霍阳山属于大别山北麓，故城旧址在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西部。

据史籍《水经注》中的记载：“波水，出霍阳西川大岭东谷。”波水，即今淮河的支流东淠河，亦称潜水，是著名的“亚洲第一坝”之佛子岭水库的主源上游。佛子岭水库始建于1952年1月，竣工于1954年9月，是新中国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水库，该库控制流域面积一千八百四十余平方公里，设计水位一百三十米，相应库容四亿九千六百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三万一千瓦，平均年发电量一亿两千四百万瓦，灌溉耕地面积三百万亩。

注：

该支波姓家族之姓氏为姓，而非氏。

第二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荥雒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古播泽，在豫州，亦称荥播、荥泽、荥波、洛水、兖水、洛河。

豫州，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州之名，辖六个郡、国，九十七个县，治所在谯(今安徽亳州)，整个辖区包括今河南南部、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西北角及山东西南角一带地区。其间有一大泽，称播泽，全名叫作“荥播泽”

播泽，即荥波、荥泽。在史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荥播既都。”司马贞指出：“《古文尚书》作‘荥波’，此及今文并云‘荥播’。”在典籍《周礼·夏官·职方氏》中也记载：“其川荥雒，其浸波溠。”汉朝学者郑玄注：“荥，兖水也，出东垣，入于河，泆为荥。荥在荥阳，波读为播，典籍《书·禹贡》中说：‘荥播既潴。’”

荥雒，即荥雒吏，亦称荥波吏、播吏，自东周王朝以来就一直设有，直至唐朝大周皇帝武则天执政时期以后方废黜，负责掌管洛水两岸的水利工程建设和防洪减灾诸事宜，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波氏、播氏、荥氏，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第三个渊源：源于禽名，出自西周经典崇拜之禽沸波，属于以图腾崇拜为氏。

沸波，古代所称的禽鸟之名，亦称王睢、睢鸠，就是今天俗称的鱼鹰，学名鸬鹚(Phalacrocorax carbo)，属鸟纲鹈形目鸬鹚科，在中国有五种，几乎遍布全国各地。

在典籍《诗经》中有一首流吟千古的著名诗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其中所称之“睢鸠”，俗名就是“沸波”，以其“浮游于水，奋扎上下，水之沸波，取鱼如戏”而名，是中国古代人类最早驯化的禽类之一，也是千百年来为渔者的重要捕渔工具，名列五禽六畜，是古淮河流域渔民供奉的图腾之一，称沸波神。

在典籍《禽经》中记载有：“王睢，鱼鹰也。诗谓之睢鸠，淮南子谓之沸波。”

渔民，在中国上古时代历来就是“贱民”之属，多无姓氏，在以鱼鹰为主要猎渔工具的渔民后代中，有以其“沸波”之名为姓氏者，称波氏，读音作bō(ㄅㄛ)，是非常古老的职业姓氏之一。

注：

古诗《关睢》：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第四个渊源：源于西南夷，出自商王朝时期古蜀国原始嫡庶之分，属于以分宗称谓为氏。

在商末周初，在原居于四川地区的古蜀国住民中，称年长、辈份高、受民众尊敬者为“波”，至今仍是彝族、苗族、羌族、傣族等少数民族当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沿用数千年而无歇。

在史籍《范成大·吴船录》中记载有：“蜀中称尊者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

该称谓在西周王朝统治古蜀、巴地区后，经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楚国、秦国分别占据古蜀、巴地区以后，汉文化逐渐浸化巴、蜀乃至西南地区，“波”被用来分鉴宗族嫡庶，因此有长支嫡系宗族或部落者，以“波”为姓氏，以别于庶支宗亲，称波氏，读音作bō(ㄅㄛ)，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傣族中。

第五个渊源：源于官位，出自汉朝时期水工设施官员陂川吏，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据史籍《前汉·江都易王传》记载：“后游雷波天大风”之注，波通阪，同陂。

汉朝时期，朝廷为治理河管理水工，设有陂工寺，隶属工部，相当于西周时期掌管营造工程事项机关的冬官、战国时期的大司空。西汉王朝时期设工部尚书五名，其中一名专职管理陂工寺，属员为陂川吏，负责水工设施如堤坝、陂堰、渠道等的建设与督管，在东汉时期称民曹，俗称陂工曹、陂曹、工曹。唐朝时期改称侍郎、司川。

水工建设与水患防御一直为历朝历代所重视，因此陂川吏官秩相当高，位从四品，秩并中一千五百石。

在古代，“陂”与“波”通假，尤其在水工方面，因此陂川吏，亦称波川吏，简称波吏、川吏，其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波氏，读作pō(ㄆㄛ)。

第六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波罗军部，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博尔济吉特氏，亦承博尔机锦氏、包结虑驼氏，源出元太祖“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氏后裔，突厥语为“蓝眼睛的人”，世居科尔沁、锡喇木楞、乌鲁特、扎鲁特、克鲁伦、察哈尔、呼伦贝尔、克什克腾、阿巴噶、巴岳特等地。后有满足引为姓氏者，满语为Borjigit Hala，在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波氏、包氏、鲍氏、博氏、李氏、陆氏、王氏、梁氏、尹氏、寇氏、奇氏等，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第七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朝时期女真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附载满洲八旗姓》记载：满族波罗军氏，亦称博尔津氏，满语为Borj1n Hala，汉义的意思“波浪”，世居阿布海克勒伦(今内蒙古克鲁伦河流域)。在清朝中叶以后有冠汉姓为波氏、巴氏、博氏、罗氏者，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据二十世纪初苏联学者史禄国(SMShirokogoroff)在1924年发表的《满族的社会组织·第一章·部族姓氏表》中记载：满族波勒氏，满语为Bere Hala，汉义“弓”，源出东海女真库雅拉部，是老满洲部族之一，但很早即属于满族脱谱姓氏，人数稀少，仅有四个小宗支，世居黑龙江东海兴阿村(今俄罗斯滨海地区)。后多冠汉姓为波氏，读音作bō(ㄅㄛ)。

二历史名人：

波渣立：(公元？～1675年待考)，亦称波罗军·巴渣立、巴扎尔；满洲正白旗人，籍贯阿布海克勒伦(今内蒙古克鲁伦)。著名清朝将领。

祖父波罗军·色冷在后金国初归附佟·努尔哈赤，授二等轻车都尉，其父波罗军·富尔丹承袭，加至三等男爵。

波罗军·富尔丹逝世后，其长子波渣立承袭父职，在清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平灭三藩期间，与吴三桂作战时阵亡，追赠二等男爵，由其弟波赏承袭其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