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

2005年清明节，湖南湘潭县湖田马氏，决定重修马氏族谱，经多方努力，寻访到了祖居地的江西永新马氏，并在永新迁安福的柘田马氏处找到了修于清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经与湘潭 1933 年所修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核对，确定湖南湘潭湖田马氏出于江西永新县无误。江西安福发现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确定江西永新县象形乡马家村系马英九先生的马氏始祖马子仪故里。2005年5月，湖南、江西马氏代表数百人在湖南株洲召开《溪冈湖田马氏重修族谱》会议，研究重修族谱事宜。当初远在台湾的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先生得知此事，欢喜异常，来电热烈祝贺，表达了将台、港、澳及在海外的马氏后裔入谱的希望，并请将会议情况录像光盘寄台湾一睹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的前辈中有多人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与国民党首要人物关系密切，因此 1933 年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修成后，国民党总栽蒋介石写下“化家族为国族”、胡汉民写下“世世守之”、汪兆铭写下“世德长留”、何键写下“敬宗收族”的题词。

台湾公布的有关马英九个人简历资料，说明马英九于民国 39 年（1950年）7 月 13 日出生于香港。后来，更有人准确地说出他的出生地是位于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实际上，在台湾的马英九一直都没有出生证，直到几十年后，马英九从政坛暂退，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当教授，才第一次来到香港，终于在广华医院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这才清楚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和地点。相较于一些官夫人，马英九夫人周美青宛如“隐形人”。马英九的家庭生活一直保持低调，非常不希望政治入侵，也不让家人涉入他的工作。马英九三十出头就在蒋经国身边历练，见识过宫廷的险恶，深谙洁身自爱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他，把家人扯入政治，不仅永无宁日，且常无好下场。周美青除了选举时期帮他拉票，一直都谨守分际，闭口不谈马英九工作上的是与非。她很珍惜自己在财经专业的成就，不让自己的专业形象减分。周美青是位标准的职业女性。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饭做菜。做事干练、快人快语的她强调不愿做“政治花瓶”，不愿像附属品一样跟着丈夫到处拜访或参加社交活动。1998年 7月，周美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就给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话简洁、率真，毫不客套修饰，甚至冲着马英九频频开炮，与一般官夫人以夫为尊的态度截然不同。

马英九出生于香港，这一点勿庸置疑，问题是，他何以出生在香港而不是大陆或者台湾？有关的介绍文字，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1949年，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从大陆来到台湾。可是，他们的三个女儿还留在大陆。为了接女儿来台，马鹤凌只身潜回大陆。他前往大陆前，因为将怀孕的妻子留在台湾不太放心，便将其安置在香港，以便自己从大陆返回时，一家人能立即团聚。就在马鹤凌在大陆找女儿的时候，秦厚修在香港生下了马英九。直到 1951 年，马鹤凌带着三个女儿从大陆来港，家人团聚，然后才一起来到台湾。

版本之二：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马鹤凌因为在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知道国民党下一步将经营台湾，所以，他将妻女等送到台湾，安顿之后，又重返大陆。他返回大陆，据说是为了参加西南的会战。岂知，他离开不久，秦厚修因为送朋友到香港治病，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生下马英九。因为孩子太小，一时无法离去，兼且丈夫身在大陆，她便决定在此等丈夫回来。

版本之三：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去了台湾。不久，马鹤凌奉蒋介石之命，返回大陆，参与组织国民党的残余军力，准备参加在西南地区的会战。当时，秦厚修已有身孕，马鹤凌不放心让她只身留在台湾。于是，他把妻子安置到了香港。1950年7月13日，马英九在香港的广华医院出生。第二年，台湾的局势初步稳定，马鹤凌这才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香港，到台湾安家立业。

由此可见，马英九在香港出生，本身就是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背景下的“产物”。只不过，幼时的马英九，对此不可能有什么体会。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是个热心的乡绅，修桥、铺路、兴学、办团练……为乡里做过不少善事。抗战胜利后，马鹤凌回到湖南老家，继承了这种家风。他一把火烧了佃农们历年积欠的粮租契约、各种账册，并表示，马家佃农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此举颇得人心。1949年湖南解放后，马家在土改运动中也遭到批斗，但连续4次公审，当地政府都是以“地主善霸”的名义对待马家。后来，一位马家佃农的儿子，为了报恩，趁着黑夜，放走了被拘押的向敦老太太。她离开家乡，转道香港，与儿子马鹤凌团聚，然后辗转来到台湾……

沈从文祖居

下寨，是著名的文学大师沈从文的祖居。沈从文的曾祖父的父亲沈文科的坟墓，就在这寨外的小山包旁。

据说沈从文先生一直到谢世前，都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那就是希望能把自己的家世搞清楚。

美国有个叫金介甫的学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花了十年的功夫，“多次到过中国，到过湘西，多次访问了沈（从文）先生”，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卡片，写下了28万字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但对于沈从文的家世，作者却同样没有搞清楚。他在书中说：“沈家在当地算是世家大族，所以对其先世很引以为豪，虽然他们发家历史并不久远。沈从文说过，在镇_城西边有个沈家庄，居民是汉人。村民靠开采朱砂为生，他们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对此现已无法考证。沈追溯祖先历史只到上面两代，不像中国某些出身高贵的家族动不动就将0家谱上溯到一千年之久。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沈家确实是寒素之家。再说，像湘西这样开发历史本来就较短的地方，像沈家这样祖、父两代都有功名的家庭，也足够称为‘世家’。”

其实，沈从文的祖先既不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也不是“寒素之家”。金介甫“花了很长的时间，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不甚准确的结论，其原因是，他没有寻找到沈从文的“根”。

沈从文的“根”在哪里呢？

沈从文的“根”就在铜仁！

倘若金介甫先生能跨入铜仁，那他就不难了解到，沈从文的0家谱不仅可以上溯到一千年之久，甚至还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之久，而且其祖先既不“可能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也不是“寒素之家”。

根据在滑石发现的《沈氏家谱》记载，沈从文的祖先原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的周文王之后，封地于沈，以国为姓。其出身则不仅只是“高贵”，而且还应是很显赫了。

沈从文的祖先是因为做官而“宦留黔、楚”，定居在湘黔边境一带的，而且后来还“银钱有半乡之誉”，所以既不是“被发配到边疆的犯人”，当时也不是“寒素之家”。

沈从文的九世祖沈思远，先是在江西瑞州府高安县任过知县，而后才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改迁铜仁府。当时因为道路不安全，任满难以回老家，于是就在铜仁定居下来了，先是落业在城郊的熊家屯，不久又移居城郊的沈家滩，再后就从沈家滩又移滑石乡。沈家在滑石买下的田地东至亭子关、西至大兴场、南至马斜溪（今马岩的马仙溪）、北至黄慧营（今凤凰县的乡黄合营）。“银钱有半乡之誉，至今族大枝繁。”滑石的谷坳、杨柳坪、小田、野鸭塘、举屯、梗竹林、乱岩塘等村寨，都是沈家后人族居的寨子。

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湘黔边境爆发了石柳邓领导的苗族大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地方封建势力。这场风暴卷走了沈氏家族的兴盛，使世代荣耀的沈氏家族境况急转直下，昔日的辉煌门庭已荡然无存，化为断壁残垣，一派狼藉，沈家人丁从此一贫如洗，经受着苦难的磨砺。嘉庆六年（1801年），沈光汉之子、沈从文的第十八世祖沈文科，家境依然贫寒，只有占地约一百来平方米的三间破旧木板房。沈文科死后，草草安葬，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才立了一块高二尺，宽不过一尺五寸的粗墓碑。至今碑文还隐约可辨：“沈公文科之墓，立于道光十三年”。沈文科生有五子，分家立业，各自谋生。四子沈歧山因难于在下寨故里生存下去，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带着儿子沈宏富，沈宏芳背井离乡，在凤凰境内的黄罗寨（今林峰中寨村）找到一块立足之地安身立命。自沈从文的第十九世祖、曾祖父沈歧山迁居凤凰后，居住于贵州铜仁的沈家族，便分出一支落籍湘西了。这一分支虽然已离开祖先故园，但仍与故土保持关系，经常探亲，祭祖，联系密切。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做了贵州总兵的大官，26岁还署理过贵州提督。他也常回铜仁下寨探望，父亲沈宗嗣在军中学了医术后，经常回到下寨一带行医，在当地留有美名。直到1941年，沈从文的胞弟云麓返回下寨，才将这里祖产房屋变卖。因为沈从文青少年离家后便很少回来，所以他在追溯祖先历史时才只能到上面两代。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沈从文详细信息++

汝南郡：西汉高祖刘邦四年(戊戌，公元前203年)置郡，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当时其时辖地在今河南省颍河、淮河之间、京广铁路西侧一线以东、安徽省茨河、西淝河以西、淮河以北，包括偃城县、上蔡县、平舆县、项城县一带地区，治所在上蔡(今河南上蔡)。

吴郡：东汉朝永建四年(己巳，公元129年)，东汉王朝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浙江省杭州市亦在吴郡之内。

言（Yán）姓源出

1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吴国言偃之后，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2源于姬姓，出自韩国先祖韩桓叔之后，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3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

得姓始祖

言偃、韩桓叔。春秋时期，孔子有三千名弟子，其中有一位很出色的学生叫言偃，字子游。后来的学者们考证，言偃就是言姓的始祖。据《万姓统谱》这本古书中说，言偃是距今2500多年前的吴人，也就是江南人。言偃的后代就以其名字中的`言字为姓，称为言氏。故言氏后人奉言偃为言姓的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言氏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群体，但人口总数在中国大陆未列入百家姓前三百位，在台湾省则名列第六百二十四位，望族出汝南郡、吴郡。言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古代春秋时期，孔子聚众讲学，他有三千名弟子，其中有一位很出色的学生叫言偃，字子游。后来的学者们考证，言偃就是言姓的始祖。据《万姓统谱》这本古书中说，言偃是“吴人”，也就是江南人，那么言姓大约是江南贵族的姓氏。言偃从江南到中原去求学，也真是精神可嘉。随后到战国时期，又产生一支言姓，是由韩国公族那儿产生的。言氏家族，发祥于江南地区，历史悠久，望居汝南郡（汉高帝置，在今天河南省中部偏南和安徽省淮河以北地区）、吴郡（东汉末年分会稽郡置。在今江苏省长江以南一带。治所吴县，即今江苏省苏州市）。今江苏省的南京市、昆山市、常熟市、无锡市，浙江省的绍兴市新昌县、杭州市，北京市，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柳州市、天等县，湖南省的株洲市、茶陵县、湘潭市、长沙市，山西省的大同市，山东省的邹平县，台湾省的台北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均有言氏族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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