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溪吕氏十一世祖吕公弼

（北宋吕氏六相之六）

栖溪吕氏家谱记载：（吕夷简长子）吕公弼，字宝臣，龙图阁直学士，刑部侍郎兼枢密，赠太尉，谥惠穆。

《宋史》卷311列传70“吕夷简传”后附有吕公弼传：

公弼字宝臣。赐进士出身，积迁直史馆、河北转运使。自宝元、庆历以来，宿师备边。既西北撤警，而将屯如故，民疲馈饷。公弼始通御河，漕粟实塞下，冶铁以助经费；移近边屯兵就食京东；增城卒，给板筑；蠲冗赋及民逋数百万。夷简之亡也，仁宗思之，问知公弼名，识于殿柱。至是，益材其为。擢都转运使，加龙图阁直学士、知瀛州，入权开封府。尝奏事退，帝目送之，谓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 改同群牧使，以枢密直学士知渭、延二州，徙成都府。其治尚宽，人疑少威断。营卒犯法当杖，捍不受，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杖而后斩之，军府肃然。英宗罢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群牧时，帝居藩，得赐马颇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谓曰：“卿曩岁不与朕马，是时固已知卿矣。蔡襄主计，诉讼不时决，故多留事。卿继其后，将何以处之？”公弼顿首谢，对曰：“襄勤于事，未尝有旷失，恐言之者妄耳。”帝以为长者。拜枢密副使（副宰相）。时言事者数与大臣异议去，公弼谏曰：“谏官、御史，为陛下耳目，执政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为用，然后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观事，视其所以而进退之。”彗出营室，帝忧之，同列请饬边备。公弼曰：“彗非小变，陛下宜侧身修德，以应天戒，臣恐患不在边也。” 神宗立，司马光劾内侍高居简，帝未决。公弼曰：“光与居简，势不两立。居简，内臣耳，而光中执法，愿陛下择其重者。”帝曰：“然则当奈何？”公弼曰：“迁居简一官，而解其近职，光当无争。”从之。进枢密使（宰相）。议者欲并环庆、鄜延为一路，公弼曰：“自白草西抵定远，中间相去千里，若合为一路，猝有缓急，将何以应？”又欲下边臣使议之，公弼曰：“庙堂之上不处决，而诿边吏，可乎？”乃止。

王安石知政事。嗛（嫌）公弼不附己，白用其弟公著为御史中丞以逼之。公弼不自安，立上章避位，不许。陈升之建议，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减其牢廪，徙之淮南。公弼以为非人情，帝曰：“是当退为剩员者，今故为优假，何所害？”（公弼）对曰：“臣不敢生事邀名，正恐误国耳。既使去本土，又削其廪，傥二十万众皆反侧，为之奈何？”韩绛议复肉刑，公弼力陈不可，帝皆为之止。 安石立新法，公弼数言宜务安静，又将疏论之。从孙（吕）嘉问窃其稿示安石，安石先白之，帝不乐，遂罢为观文殿学士、知太原府。韩绛宣抚秦、晋，将取啰兀城（在陕西米脂县西北），令河东发兵二万，趣神堂新路。公弼曰：“虏必设伏以待我。永和关虽回远，可安行无患。”乃由永和。既而新路援兵果遇伏，诏褒之。麟州无井，唯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夏人每至围城，人皆忧渴死。公弼用其僚邓子乔计，仿古拔轴法，去其沙，实以末炭，坟土于其上，板筑立，遂包泉于中。自是城坚不陷，而州得以守。 俄以疾，请知郑州。王韶取熙河，朝廷谋秦凤帅，帝曰：“公弼在河东，方出师仓卒时，有缓御之能，宜使往。”乃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帝疑其不肯行，公弼闻命即治装，帝喜，召之入对，慰劳而遣之。既赴镇，羌董毡辄治书称敕，公弼却之，曰：“藩臣安得妄称敕？”董毡惧，自是不复敢。才旬月，复以疾求解，为西太一宫使。薨，年六十七。赠太尉，谥曰惠穆。

有说法说李自成是党项族后裔，并且是西夏皇族的后裔。西夏皇族的后裔确应该住在陕西甘肃那一带，但是也不一定。可能是某些人为了故意造势，而且就算他是党项族后裔，也没有什么意义。在明朝前中期还是有党项语党项文字出现的，说明那个时候党项族还没有被汉化，但是到了明末党项族应该已经全部汉化。所以说他当时已经是汉族人了。

关于李自成的结局，史书记载最详细的一种说法就是在湖北九富山兵败被杀。据载，李自成山海关大战失利后一路南撤，逢战必败，溃不成军。由于当时清军以为明朝报仇，剿灭“闯贼”为借口入住关内，自然对其狂追不舍。而新建的南明王朝更把李自成视为亡国逆贼，恨之入骨，因此也不断组织人马或联络沿途地方乡勇截击，大顺军面临的环境空前恶劣。1645年4月中旬，大顺军主力行进到距离江西九江不远的地方时，被清军又一次追上。经过一番混战，清军攻破大顺军的大本营，将汝侯刘宗敏、军师宋献策、李自成的两位叔父（赵侯、襄南侯）以及一批将领家属俘获。这一突发变故，使本来就士气低落的大顺军愈加雪上加霜，人心大丧。

此时，清军已经追到九江一带，大顺军如果继续东下，很可能在长江下游遭到围攻，因为清军的东路豫王多铎部当时正试图经过河南归德府、安徽泗州向南京逼近，如果他回师而上的话，很容易对大顺军形成包抄之势，鉴于此，李自成及时改变战略，掉头准备穿过江西北部转入湖南。在仓皇中，李自成率军来到了湖北通山县和江西宁州（今修水县）交界的九宫山下。

同年5月，在清军铁骑的围追堵截之下，李自成在九宫山下与前来追杀的英亲王阿济格再次激战，其后不知所终。

最先报告李自成遇难九宫山的是清王朝负责追击闯王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他在1645年阴历闰六月初四日给朝廷的奏疏中说：“李军兵尽力穷，窜入九宫山中，随后在山中遍寻李白成不得。降兵、降将都说，李自成逃走时，仅携带随身亲信二十人，被村民围困，不能脱，自缢而死。派认识李自成的人去验尸，尸体已经腐烂，不可辨认了……”这一消息上报北京后，清廷十分高兴，认为贼首被歼，无疑是大功一件，多尔衮还因此告祭天地太庙，宣谕中外。地方官员也纷纷上表庆贺。可以看出，此时以多尔衮为核心的清廷是相信李自成已经死了的。可是，就在阿济格胜利凯旋的途中，多尔衮得到了大顺军重现江西的情报。由于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多尔衮因此怀疑李自成的死讯不可靠。为此，阿济格又找了认识李自成的人去认尸，但是尸体腐烂，无法辨认。于是在第二次上奏中，他说的更加含糊，至于李自成是死是活也说得不清楚了，说还得继续察访。这让多尔衮大为震怒，七月二十日，他派人对即将进京的阿济格慌报军情进行了严厉地训斥。胜利班师还朝后的阿济格不仅没有得到封赏，还因为欺诳罪由亲王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这明显说明，清廷对李自成的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但是，很快阿济格就被恢复了亲王，甚至多尔衮晚年还把他当作了最亲信的人。清廷对阿济格态度的变化，使本来就扑朔迷离的李自成生死之谜，愈加不辨真伪。

南明的五省总督何腾蛟在隆武二年（1646年）阴历二月所写的《逆闯伏诛疏》中也说李自成死了，不过这时距离李自成兵败九宫山已近10个月了。奏疏上是这样说的：“闻逆居鄂两日，忽狂风骤起，对面不见，闯心惊疑，惧清之蹑其后也，即拔贼营而上。然其意尚欲追臣，盘踞湖南耳。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干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日：‘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马下，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嗣后大行凶问至（指弘光帝被清军俘获），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今日逆首已泥，误死于乡兵，而乡兵初不知也。使乡兵知其为闯，气反不壮，未必遂能剪灭，而致弩刃之交加，为千古大快也。自逆闯死，而闯二十余万之众初为逆闯悲号，既而自悔自艾亦自失，遂就戎索于臣。逆闯若不死，此二十万之众，伪侯伪伯不相上下，臣亦安得以空拳徒手操纵自如乎？”何腾蛟的这份奏疏是关于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又一原始文献。由于几个月前李自成的部将接受了他的节制，他有充分的条件从大顺军将领及士兵的口中获悉李自成牺牲的经过，这份奏疏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南明的隆武帝朱聿健得到奏疏后，开始“大喜，立拜（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封定兴伯，仍督师”。

应该说何腾蛟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团练之手的消息直接得自跟随李自成的许多大顺军将领，甚至包括了李自成牺牲时就在身旁的养子张鼐

（即张双喜），应当说是相当可靠的。但是，由于没有李自成的首级为凭，隆武朝廷内部表示怀疑的大有人在。右副都御史郭维经就曾经上书认为，说李自成死在九宫山没有任何根据，何腾蛟是七月下旬从李自成投降的部下那知道的，并且是过了年以后才上报的。如果在没有得到正确答案的情况下就封赏，恐怕不合适吧。况且，如今李自成还是生死不知，下落不明，万一哪天有人提着李自成的头来领赏，何腾蛟该作何解释呢？

看了郭维经的上书，朱聿健也产生了怀疑，就让何腾蛟再报一次，然后再宣布这一捷报。何腾蛟于是第二次上疏辨明“闯死确有实据，闯级未敢扶同，谨据实回奏”。总的说来，由于清廷和南明都没有得到李自成的首级，由此而产生“自成生死终未有实据”的怀疑是自然的。但是阿济格与何腾蛟上报的奏疏中关于李自成死于九宫山的描述在主要情节上（时间、地点和牺牲经过）是一致的，由于主要消息都源于当时原属于大顺军的兵卒所，应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根据这两份报告，《明史》中也做出了自成已死，而尸朽莫辨的模糊结论。这个结论，因许多地方志、家谱的发现而有所加强。清初的史家费密在其所著Ⅸ荒书》中对李自成牺牲的经过傲了详细的描写：“大清追李自成至湖广。自成尚有贼兵三万人，令他贼统之，由兴国州游屯至江西。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县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山击石，将十八骑打散。自成独行至小月山牛脊岭，会大雨，自成拉马登岭。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武昌已系大清总督，自成之亲随十八骑有至武昌出首者，行查到县，九伯不敢出认。县官亲人山谕以所杀者流贼李自成，奖其有功。九伯始往见总督，委九伯以德安府经历。”费密所提到的牛脊岭，确实是当地的地名，程九伯也确有其人，康熙四年《通山县志》有他的小传：“程九伯，六都人，顺治二年五月闯贼万余人至县，蹂躏烧杀为虐，民无宁处。九伯聚众，围杀贼首于小源口。”另查《德安府志》职官志“国朝经历”条下第一人即“陈九伯，通山人，顺治二年任”。姓名虽稍有不同，但也足以证明程九伯得到清廷奖赏的真实性。这些记载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李自成很可能死于湖北九宫山。

那么，既然李自成死于此处，为什么清军和南明双方都没有得到李自成首级这一重要证据呢？这无疑是李自成死于湖北九宫山的说法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

今人分析认为，对于阿济格来说，未能取得李自成首级可能主要是由于时间相隔稍久，农历五月以后南方天气已相当炎热，“尸朽莫辨”是完全可能的。而清政府得到李自成被害的消息是在顺冶二年（1645年）七月十五日，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上任后才找到杀害李自成的凶手程九伯的。阿济格向清廷奏报时并没有这个线索，被派去实地查验的人也无法取得实证。

而南明方面，大顺军在安葬了李自成遗体后就转入江西和湖南，通山县已属清军的势力范围。何腾蛟当时在湖南长沙，不大可能派人前往清军控制的区域挖掘李自成遗体。再说，何腾蛟名为五省军务总督，实际上实力相当有限，只是由于大顺军将领的主动才建立了联合抗清阵线，“一时骤增兵十余万”。即便何腾蛟会派军队进入通山县，他也不敢轻视大顺军余部，而去把李自成遗体挖出来枭首“报验”。这个道理很好理解，他只能在上疏中含糊其辞地解释剿抚道阻音绝，没法拿到他的首级报验。至于多尔衮在阿济格上报李自成死后，又得到情报说李自成直接统率的那支大顺军主力进入了江西宁州、瑞昌一带，一种解释认为，明清文献中“闯贼”一词既可指李自成本人也可指李自成起义军，也可能是大顺军一部进入江西而被误认为是李自成遁走江西了。

因此，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李白成被地方武装杀死于湖北九宫山的可能性极大。后人据此还在湖北九宫山建有李自成的陵墓。当然，也有人对此说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李自成是清王朝和南明王朝的死敌，他的生死绝对是当时的重大事件。而阿济格报告中说是“尸朽莫辨”，纯属附会之辞，难怪清王朝不会信！何腾蛟的报告更是马后一炮，谎报战功，南明王朝自然也不会相信。特别是，李自成退居湖湘时，他的手下还有40余万兵马，驻九宫山一带至少也有数万人，说他仅带20名亲信与事实明显不符。再说，如果李自成真的被杀，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岂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对乡勇进行残酷的报复。然而事实上，九宫山异常平静，他手下的几十万大军和他的妻子高氏都是平静的，这就反证了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况且除了史料记载外，至今也没有找到过任何强有力的实物证据证明李自成确实死于九宫山，只凭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至于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李自成殉难九宫山的说法，有人认为实际上是李自成与其部下放的烟幕弹，一个缓兵之计，目的是让敌人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东山再起，卷土重来。那么，如果真的如此，李自成没有死于九宫山，他又会到哪里去了呢？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李自成在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出家为僧了。

夹山寺出家说

湖南省的石门县古称澧阳，又称澧州，而夹山寺位于石门县东15公里的三板桥，是一座唐代时建造的古刹。李自成禅隐湖南石门县夹山寺的说法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传说李自成兵败后，独窜石门县夹山寺为僧，法名奉天玉和尚。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澧州志林》所收乾隆帝时任澧州知府的何s《书<李自成传>后》-文中。何磷在文中称，有一个姓孙的先生对他说，实际上李自成并未死于湖北九宫山，而是跑到湖南的石门出家了。对此，何磷还专门向当地的一些老年人询问，而他们说李自成确实是从湖北公安跑到湖南夹山寺出家为僧了，并且他的坟墓还在那里。

于是，愈加好奇的何磷就专程到夹山寺调查，寺中一位70多岁服侍过奉天玉的老和尚接待了他，他告诉何磷奉天玉和尚是顺治初年入寺的，当时没有说自己从哪里来，但听他的口音像是西北人。此后，一个自称是奉天玉的徒弟，自号野拂的和尚来到这里。他对待奉天玉更是毕恭毕敬。当老和尚把寺里珍藏的奉天玉画像给何磷看时，何磷倒吸了一口冷气，奉天玉和尚的画像与《明史》中记载的李自成太像了。为此，有人根据李自成曾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断定“奉天玉”即“奉天王”。至于多那一点，无非是为了隐讳。

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

20世纪80年代，在夹山寺附近的一系列

考古发现与何磷的记载完全一致，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种可能。1981年元旦，当地的考古工作者在夹山寺大路西坡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但是古墓挖开后奇特的墓葬体制和庞大的规模让考古工作者大惑不解。该古墓为一墓三穴，有着完整的结构。随后从墓中出土的一块名为《中兴夹山祖庭弘律奉天大和尚塔铭》的碑刻，使考古工作者了解到达个墓穴正是奉天玉大和尚的。从记载看这个和尚是顺治九年来到夹山寺的，他的弟子门徒多达数千人，影响力如此之大，确实决非一般和尚。

其后工作人员在继续挖掘过程中，在中间墓穴又发现了一只白底青花瓷坛，瓷坛做工细腻，釉面竟然装饰有麒麟和凤凰的图案，尤为奇怪的是青花瓷坛上压着符号奇特的方砖。参与了这次考古的湘西著名考古专家龙西斌认为：“这种瓷器比较少见，还没有发现过这种麒麟和凤凰的图案，所以我们认为这件瓷器，并非一般和尚所用。我们在夹山施掘墓葬的时候，发现其他几个和尚都是用普普通通的瓦罐，像这样精美的瓷器，我们还没有发现，特别是麒麟和凤凰的图案纹饰清晰，应该是一个有等级的和尚才可以享用的。”并且这位和尚的下葬方式也是违背僧规的，他不但没用龛和塔来安置遗体和骨殖，而且按照陕北民俗下葬，实在太不应该了。而李自成的家乡就在陕北米脂县。这是不是可以证明李自成并没有死在九宫山，而是出家为僧了呢？

后来龙西斌等人一次在陕北米脂县开会了解到，据记载，明朝时陕西总督汪乔年派陕西米脂的边大绶去掘李自成祖父的墓，据一个当年掘过李自成祖上墓的知情人透露，李自成祖父的墓，父亲的墓，当时就是一墓三穴型的。由此他们推断这个一墓三穴正与陕北米脂的风俗一致。陕西米脂还提供r另外一个线索，就是陕北的人死了之后，男砖女瓦留下圹符碑的符号，寓意“身披北斗，头戴三台。寿山水远，石朽人来”。这与奉天玉和尚墓中青花瓷坛上奇特的方砖符号是一样的。所有这一系列奇怪的现象，让专家们不由得对这位神秘的墓主人产生出浓厚的兴趣。1981年秋，文物考古工作者又在与夹山相邻的慈利县发现了野拂大和尚墓，墓碑上明文写道，老禅师出身行伍，出生在明朝，清朝去世。曾经“战吴王于桂州，追李闯于澧水”。

显然他所说的吴王就是吴三桂，并且他是与吴三桂在桂州作战之后追随闯王来到澧水的。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在现在的张家界，也就是原来的永定，有一个天门山，天门山有座庙，相传是野拂大和尚在那里建的。《永定县乡土志》曾记载，野拂为闯贼之余党，从石门夹山寺“飞锡来兹、实繁有徒、丛林大举”，显然说野拂是李自成的一个部将。于是有人推测，“野拂”可能就是李白成的亲侄儿李锦，而被野拂精心侍奉的奉天玉和尚就是李自成。随后，在夹山寺里还发现了镶嵌在大雄宝殿正门东侧墙壁中的<重兴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因立于康熙四十四年，故又被称为“康熙帝碑”，系奉天玉大和尚死后30年的追记，碑文写道：因明朝末年的战火，这里几乎成了废墟。后来奉天玉老人从四川来到这里，重振门庭，几年之后，夹山寺就蔚为壮观了。

另外，立于清道光年间，被称为“道光碑”的《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也记载：顺治初年，有个叫奉天玉的和尚来到这里，招收了很多徒弟，寺庙的衰败得以彻底改观。后来，还从夹山寺一个密藏墙洞中发现了，后来被证实是奉天玉大和尚写的《梅花百韵诗》残版和野佛和尚写的《支那撰述》残版，上面的诗句也透露出奉天玉大和尚很可能就是李自成。比如Ⅸ梅花百韵诗》中有一首《马上梅》写道：“金鞍玉镫马如龙，来去风花雪月（后面一个字脱落了），满堂春色暖融融。”一个和尚要金鞍玉镫干什么呢？难免让人怀疑；还有一首叫《东阁梅》：“东阁阁东头，徐听三公话政猷，煮茶当酒唤同流。”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皇帝手下的三个参谋，一个寻常和尚怎么可能会同三公有什么关系呢？野拂和尚的《支那撰述》中也反映出同样的信息，比如上面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尧帝之仁中宫皇，再愿满朝文武功”的句子，野佛和尚称奉天玉为皇帝，然后在夹山再愿满朝文武功，夹山已经作为他的殿堂登基了，一个普通的和尚怎么会写这样的诗句，又怎么会有“皇帝圣躬万岁万岁”、“满朝文武功”的说法呢？这一发现，更加证明了前人夹山寺的考证并非空穴来风。

1992年9月，工人们重修夹山寺大悲殿时，在大殿中部地基里又发现了一个刻着“来力印”二字的龟形敕印。据专家鉴定，它是明末清初的东西。再查阅夹山寺历史的记载，使用这个敕印的除了奉天玉和尚，再无他人。我们知道“敕”是封建社会皇帝的专用名词，一个和尚竟然运用皇帝的做法，代表皇权的敕印却埋在大雄宝殿的中央，这说明了什么呢？

两年后，在石门附近，有人挖菜窖时偶然挖到一块写着“奉天玉诏”四个字的铜牌。经鉴定，它也是明末清初的，也是奉天玉和尚的东西。众所周知，“诏”历来是皇帝专用，奉天玉和尚敢用“诏”的称号，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在奉天玉和尚身上，竟然有如此浓重的皇权色彩，说明奉天玉绝不止一个普通的和尚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几年中，夹山附近的石门县、临澧县、澧县等地又相继发现了“永昌通宝”铜币和铸有“西安·王”字样的铜质马铃以及刻有“永昌”字样的折扇扇骨，这些东西的出土说明李自成不是没有禅隐在此的可能性。除此之外，还有这么一个事实：临澧的蒋家有许多传世的文物，包括香炉、酒杯、玉雕等珍贵的玉器，经鉴定均为明末清初的器物。这些宝物，不但工艺超群，而且价值连城，绝不应该出现在夹山这片山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来路难免会有所怀疑。而相传蒋家原本姓李，为躲避清廷的追杀才改姓蒋，当代著名作家丁玲，就是临澧蒋氏一脉，她曾说自己就是李自成的后人。这种种迹象表明，奉天玉和尚极有可能就是闯王李自成，奉天玉的称号正与他“奉天倡义大元帅”的称号相合，此外，敕印、“奉天玉诏”铜牌均属皇帝专用，暗合李自成大顺皇帝的身份。

现在看来，李自成禅隐在此完全可能，可那又是为什么呢？既然他禅隐在此，为什么还会有兵败九宫山被杀的流言呢？针对这一问题，有人推测李自成去当和尚，是形势所迫，不得已之举。当时面对强悍的满清八旗兵，大顺军接连败北，根本无法抗衡。早在大顺军退出北京城的时候，李自成就有联合南明抗清的想法，这其中还包含有民族大义的成分，毕竟清朝是满族人，满族入侵中原，辱我华夏之邦，抗清显然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可是，李自成是朱明王朝的死敌，南明朝廷更以“报君父仇”、“联清讨贼”为举国大纲，所以联合南明抗清一直无法实现。然而，面对日益紧迫的形势，李自成必须做出决断。有些专家认为，很可能在败退武昌时，就有谋士给他出主意，让他归隐，从而让部下去联络南明，共同抗清。而在当时，也只有这两股力量联合，才有可能同士气极盛、战斗力极强的清军决一胜负。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李自成采纳谋士的建议或者自己决定退隐。而选择出家在当时无疑是最为明智的做法，况且李白成小时侯曾有过一段出家的经历，再续前缘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石门出家呢？据考证，当时石门地区处于政治边缘地带，清朝和南明的势力均未渗入，并且这里是土家族的地盘，归隐最为安全，因此，选择了在此出家。至于史书上记载的九宫山被杀说，正如前面已提到的，很可能是李自成和属下设下的一个谜局，或者说缓兵之计。因为扬言李自成已死，可以起到一箭三雕的作用：首先，可以打消南明王朝对这支大军的敌意，为联合南明抗清铺平道路；其次，可以麻痹清王朝，使其放松警惕，一旦时机成熟，便可乘势再起，卷土重来；其三，可以成功掩护李自成顺利归隐。

可以想到，在夹山寺禅隐后，胸怀天下的李自成仍然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与大顺军余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在幕后指挥着他的部队联明抗清，“奉天玉诏”铜牌就是直接的证据。但是联合南明抗清的计划难以实现，新兴的满清王朝更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逐个歼灭了反清的军事力量，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愿望最终落空。这位在风云集会的明末政治舞台上声名赫赫的末路英雄，也只有在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中度过自己的后半生。澧州知府何磷的记载，如此众多的文物考证，加之对当时时局的分析，李自成归隐湖南石门夹山寺确实证据确凿，合情合理。可是这究竟是不是历史真相呢？对于此说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他们认为此种观点漏洞百出，根本无法自圆其说。首先奉天玉从何处、何时来到夹山寺与李自成联系不上。出土的塔铭上明确表明，奉天玉是顺治九年从四川来到夹山的云游和尚，初到夹山，见古刹破败，便沿门托钵，求乞多方支持，以修复寺庙。而事实上李白成在顺治二年五月，就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了，这段时间他到哪里去了？并且从未见到有什么记载说李自成到过四川，因此怎么能把这个明确记载从四川来的和尚硬附会为李自成呢？其次，塔铭记载还说奉天玉曾和当地的地方官员往来密切，修复夹山寺的时候，当地官员还捐了钱，甚至说他“历经清要”。所谓清要，据《朝野类要》卷二解释“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二者兼之，谓之清要”。而事实上，完全可以肯定李自成作为明末的农民起义领袖与官方所谓的“清要”之说不可能有任何关系。再说如果真是李自成禅隐于此，试想作为清朝和南明通缉的要犯，他怎么可能抛头露面沿街求乞修庙之资呢？又怎么可能与地方官员往来密切？起码的保密措施，他都不懂吗？

据考证，塔铭的作者刘萱为明朝遗臣，他是忠于大明朝的，叉怎么可能为颠覆了明朝统治的李自成写铭记功呢？因此，奉天玉作为一个公开的身份，又与官方有着密切的关系，恰好证明了他不是李自成。

1982年冬，湖南慈利县发现的<野拂墓碑》中还有“久恨权阉”、“也逐寇林”、“方期恢复中原”等词句，表明野拂和尚痛恨明朝宦官当权，对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入关十分憎恨，期望有朝一日能够收复中原失地，显然是明朝遗臣口吻，与李自成部下的身份不符。野拂与奉天玉关系密切，恰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奉天玉不是李自成，可能也是明朝的遗臣。

从李白成余部的表现来看，如果李自成并未死去，那么大顺军强有力的***仍在，本应调度有方，进退有序。可是实际上，李自成余部的历史表现却异常混乱有降清的，有降明的，降明又降清的，或者降清降明之间徘徊不定的。出现这种局面，正好证明李自成已经死去，才会群龙无首，乱作一团。退一步说，当时李自成还有40余万人马，如果他仍健在，完全可能占据险要之处，占山为王，再树大顺旗帜，与清军继续争锋。即使不能夺回失去的江山，也不至于那么快就从明末清初的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了。至少1645年五月以后，史书上再也没有任何关于李自成的政治活动了，总是不争的事实吧？这足以证明李自成确实已经兵败而亡了。现在看来，奉天玉和尚是不是隐遁出家的李自成，一时间还真说不清楚，因为正反两方面论证都言之有据，合情合理，究竟孰是孰非，史学界也难以作出定论，而所有的研究推理终久只是一种猜测。

42天。

李自成（1606年9月22日－1645年5月17日或1674年），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世居米脂李继迁寨，明末民变领袖之一，大顺政权皇帝。

覆灭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六万，与驻守山海关将领吴三桂进行一片石战役。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5月31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余人，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

二十九日（6月3日）李自成在北京武英殿再行登基礼，以李继迁为太祖，追尊七代考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使牛金星代行郊天礼。次日逃往西安，由山西、河南两路撤退。临行前火烧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筑。

多尔衮命吴三桂不得入京城，直接追击李自成军，在保定以南的望都一战，大顺军一度重创清军，五月初二日在定州清水河（今河北省定州市），李自成再次大败，大将谷可成阵亡。五月初三日（6月7日）多尔衮军入主北京城，立即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多铎率领南下攻打南明，一路由阿济格率领攻打李自成军。

阿济格和吴三桂部从保德州渡河，突破叛军的北部防线，经绥德、延安，直逼西安，七月李自成军渡黄河败归西安，不久，弃西安，经蓝田，商州，走武关。由于南明弘光帝朝廷的建立和大顺军的节节败退，很多投降李自成的原明朝将领复投南明或清朝，李自成于是疑心日盛，终于妄杀李岩等人，致使人心离散。

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军出击潼关，李自成军列阵迎战，清军因主力及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以红夷大炮攻破潼关，李自成采取避战的作战方式，经邓州、襄阳，入湖北，“声言欲取南京，水陆并进”，试图与武昌的明朝总兵左良玉联合抗清，左良玉东进南京去南明朝廷“清君侧”征讨马士英病死途中。四月李自成入武昌，但被清军一击即溃。

五月在江西再败，后在湖北通山县南九宫山，带着少数人马的李自成与忠于明朝的农民程九伯肉搏，一度坐在后者身上，但李的刀被血渍和泥水黏在刀鞘里，程的伙伴就用铲子攻击李自成的头致死，尸首不知何处。

《绥寇纪略》则记载李自成在通城县九宫山上的元帝庙内，被乡民用锄头打死。自成战死后，叛军悲怒交集，立即扫荡九宫山区，对当地民众予以报复性打击。然而，《明史》却记载，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城（不同于通山）。大顺军余部称李自成为先帝，其妻高氏为太后，李过推举李自成三弟李自敬为首领。

扩展资料：

均田免赋

“均田免粮”，这既是农民军的起义口号，又是一项政治纲领。这项政策客观上满足了人民对土地的渴望，因此，起义军深得人民拥护。在“割富济贫”，平均分配社会财富的呼声中，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起义军的壮大与陕西的社会环境也有着直接关系，天启、崇祯年间，陕西连年大旱，朝廷不但没有拨付分毫赈灾银两，反而加紧催收赋税，加派横征，罗掘微财，人民群众要求打破这种残酷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加入起义队伍就愈发踊跃。

李自成及时采纳了谋士李岩的建议，响亮提出了“均田免粮”“平买平卖”“割富济贫”的口号，这与人民的愿望非常吻合，义军的声势更是空前地浩大起来。 

在赋税方面，起义军除了实行以上大政方针外，还有具体发展经济的措施。其一、采取业主认耕的办法，把地主兼并了的土地收回来还给农户，让其尽快恢复生产。其二、积极帮助农民提高耕作技术，给农户分配耕牛和其他劳动工具，努力发展农业生产。

其三、采取“输银助响”的办法，按照官僚地主在明廷中官职的高低确定助响数额。这项政策，既打击了地主富豪又赈济了贫民，同时，又确保了起义军的开支费用，这是“均田免粮”政策的主要思想。其四、开仓济民，拯救苍生，京、陕、豫、鲁的大批灾民因此得以活命。

李自成的这些赋税政策，可以说是深得人心。人们到处在唱“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这是人民对起义军的声援，也是对李自成赋税政策最直接的支持。虽然李自成的起义最终失败了，但起义军用生命捍卫的赋税策略，以及建立合理社会制度的愿望，对赋税思想的影响仍十分深远。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