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的不朽杰作《离骚》，是现存第一篇宏伟壮丽的抒情长诗。屈原和《离骚》，无愧为巍然耸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巍峨丰碑。

屈原（前340？—前278？），名平，字原，出身于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姓。其祖先屈瑕，为楚武王熊通之子，受封于“屈”地，乃以“屈”为氏。关于屈原的生卒年问题，历来意见分歧，迄今尚无定论。由于学者们对屈原自叙“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离骚》）的理解有别,推算方法各异，因而结论各不相同。据郭沫若考证，生年为前340年，卒年为前278年。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主要见于《史记·屈原列传》。但其所记，颇为粗略，且有牴牾扞格之处，或系后人窜乱所致。据现有资料看来，屈原才高学博，明于治乱，善于应对，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生当楚怀王、顷襄王时代，曾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之职。他初得怀王信任，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有显著成就。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怀王听信谗言怒而疏之。他曾一度流于汉北。屈原既疏，群小得势，楚国政治日趋腐败。怀王昏庸贪婪，刚愎自用，因受张仪之欺，愤而两度伐秦，均遭惨败，后竟囚秦而死。顷襄王继位，谄谀用事，屈原竟被放逐于江南。这时候，楚国政治更加黑暗，“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中山策》）。百姓心离，国运危殆。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拔郢都，烧毁楚先王墓，顷襄王逃往陈城。眼见祖国沦亡，人民遭难，屈原万分悲愤，极端绝望，于是怀石自沉汨罗而死，其时传说为5月5日。屈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楚国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作品26篇，但未列篇名。按王逸《楚辞章句》，标明“屈原之所作”者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于25篇之数。这也许本于当初刘向的校定。但后世学者对此颇多异议。或谓《远游》、《卜居》、《渔父》乃后人所作。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离骚》、《天问》确为屈原之作无疑；《九章》中虽有后人拟作之可疑者，但基本上仍可认定为屈原作品；《九歌》则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改造的再创作。另有《招魂》一篇，据司马迁之说，亦应认为屈原所作。

以《离骚》为代表的这些作品，奠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关于《离骚》题义，自西汉以来，亦颇多异说。司马迁释为“离忧”（《史记·屈原列传》），班固释为“遭忧”（《离骚赞序》），王逸解为“别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后人有从方言角度作解，以为“离骚”即“牢骚”者；也有从音韵着眼，认为《离骚》即《劳商》，为楚古曲之名者。此外说解还多，但都大同小异。现在看来，马、班之说最为近古，合乎诗人命题之旨，且于训诂有据，是较为可信的。

据两汉诸家旧说，《离骚》作于怀王时代屈原遭谗被疏之时。但从近古至现代，一些学者则认为《离骚》是屈原于襄王之世被放逐江南时所作。值得注意的是，《离骚》中有一些关于年岁的反复咏叹：“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此外，“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还表现了诗人对国将倾危的忧患之情。由此可见，《离骚》应作于诗人将老未老之际、楚国将败未败之时。这个时期，应属怀王在位的最后几年之内。

《离骚》是屈原心灵的歌唱。它展现了诗人“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深沉执著的爱国感情，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在全诗的字里行间，闪耀着诗人灿烂的思想光芒。

屈原“美政”理想的崇高目标是实现天下一统。他在《离骚》中称道“前王”、“前圣”，但他所讴歌的典范并不囿于楚国的历史传统，如尧、舜、禹、汤、周文王等，都是属于华夏诸国所公认的楷模。而他所列举的破国亡身的历史人物，如启、羿、浞、浇、桀等，也都是天下所公认的昏君奸臣。诗人所描叙的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所在，也突破了狭隘的楚国境域，诸如天津、西极、流沙、赤水、崦嵫、咸池等等，几乎包括了神话传说中整个中国的辽阔疆土和广大空间。这正是诗人热切向往天下一统的形象表现，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具有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

主张以民为本是屈原“美政”理想的根基。他在《离骚》中反复吟诵道：“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明确表现了关心民生、重视民心的思想和“有德在位”的主张。在屈原看来，举贤使能是其“美政”理想能否实现的关键。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举贤而授能”的主张，并且对历史上不问出身贵贱、惟贤是举的圣王贤君大加颂扬。他主张修明法度，所谓“循绳墨而不颇”，“绳墨”即喻法度，认为这是实现“美政”理想的途径。因为现实是“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所以不仅需要“乘骐骥以驰骋”，而且必须“明法度之嫌疑”（《九章·惜往日》）

屈原的参政实践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参政意识却在心底积淀、升华，最终化为“美政”理想，再现于《离骚》。“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史记·屈原列传》）

屈原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难的祖国。他在《离骚》中倾诉衷情：“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楚国不能容他，他却离不开楚国。以屈原之才干，当时不难另谋出路。他也确实考虑过“远逝以自疏”。然而当他神游四方之时，“忽临睨夫旧乡”，那积淀于胸中的爱国情愫千丝万缕缚住了他，使他“蜷局顾而不行”。诗人宁肯以身殉国，也不愿离开父母之邦。这是何等坚贞、纯洁、崇高的爱国感情啊！然而应该指出，屈原的爱国思想与狭隘的忠君意识连在一起，其消极影响亦不容忽视。

屈原经受了战国时代精神的洗礼，故其《离骚》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他责数楚王不察忠良、反信谗佞：“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怨怪楚王言而无信、变化无常：“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他更义愤填膺地痛斥世俗和群小：“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猒乎求索。”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颜之推也斥责他“显暴君过”（《颜氏家训·文章》），他们的讥评，正好从反面印证了屈原批判精神的思想价值。

屈原志洁行廉，正道直行，既怀内美，又重修能。诗人在《离骚》中抒写了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和对假、恶、丑的无情挞伐。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人具有峻洁的人格，崇高的追求，坚贞不渝的操守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王逸赞之为“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然而“绝世之行”必有离群之忧，“俊彦之英”深陷落寞之境。屈原惟寄希望于楚王，就难免要产生“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的孤独感、绝望感。这可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

《离骚》全长373句，2490字，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首由诗人自觉创作、独力完成的长篇抒情诗。诗人屈原的出现和《离骚》的产生，为文学自觉时代的来临开了先路。

《离骚》艺术造诣极高，无论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语言诸方面，都有开拓、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诗人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抒写了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的世系、出身、品格、抱负，描叙了他的志趣、爱好、服饰、言行和境遇，展现了他的心灵世界。在“灵均”的身上，诗人熔铸了自己的意识、情感、理想和人格。

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他的《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也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体现为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真率地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感情。然而《离骚》更为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其具体表现为：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和绚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里表现最为突出。《离骚》是一曲激越而壮丽的悲歌。它颂扬了崇高的理想、峻洁的人格，歌赞了坚贞不渝、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令人激昂、振奋，给人鼓舞。

《离骚》中比、兴手法的运用也有较大变化、发展。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形象。诸如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等等，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王，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都已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某种象征，或者说是蕴含艺术趣味的某种意象。这显然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开拓，实开后世诗人“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离骚》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对诗歌形式和语言的革新上。所谓“骚体”的新创，“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文心雕龙·辨骚》）应是屈原对诗歌发展的一大贡献。《离骚》在语言艺术上也有不少新的开拓。如双声、叠韵、重言的运用，都较《诗经》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口语入诗，显示了新的风采。宋人黄伯思指出：“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悲壮顿挫，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校定楚词序》）此外如扈、汨、搴、莽、诼、凭、媭、邅等等，也都是楚地的方言口语。“兮”字的运用，更引人注目。这些特点，可说是“骚体”的主要标志。

三 屈原的其他作品

《九歌》《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恃。其中仍然保留了歌、舞、乐三者结合的特点。

《九歌》袭用古曲之名。所谓《九歌》，即指由多篇乐章组成的歌。故屈原《九歌》并非9篇，而是11篇。关于它的写作年代，历来有作于屈原早期或晚年两种说法。从《九歌》的内容看来，它的写作有一个搜集、整理的较长过程，不可能作于一时一地，但最后写定应在屈原晚年放逐江南流浪沅、湘之时。

《九歌》的写作与楚国巫风之盛行密切相关。它是楚国沅、湘之间原始宗教迷信的产物。《九歌》所祀诸神分别是：天神（《东皇太一》）、日神（《东君》）、云神（《云中君》）、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河神（《河伯》）、山神（《山鬼》）、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时的送神曲。看来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楚国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九歌》题材特殊，风格独异。它在精神实质上与《离骚》一脉相承，而在艺术上却自具特色。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主要通过神灵形象的塑造，借其口而抒情。《九歌》中所塑造的神灵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经过诗人的艺术创造，神灵被人格化了。

《九歌》的基调是礼赞神明，但其内容颇多恋情的描写。无论是神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恋爱，都洋溢着人世间的生活气息。诗人善于融情入景，突出环境的烘托和气氛的渲染。如“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山鬼》）等等，大都把缠绵凄婉之情融入凄迷苍茫之景，形成了清丽的格调和优美的意境，代表着《九歌》的主要艺术倾向。较为特殊者是《国殇》。此篇礼赞为国捐躯者之神，描写了悲壮激烈的战斗场面，歌颂了楚国卫国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刚健雄浑，深沉质朴，激昂扬厉，悲歌慷慨。其格调雄健而意境壮美。

《九歌》的语言清丽华美，令人赏心悦目；且音调铿锵，韵味悠长，启人无限情思。它虽以六言为主，但也有五、七言之句，长短适意，节奏鲜明，音韵谐美，宛转动听。特别是“兮”字用于句中，几乎代替了所有虚字的功能，不同于《离骚》的用于句末专为语助。这就扩大了它的意义和作用，体现了炼句技巧的进步。

《九章》《九章》包括9篇作品。这些作品当初散篇单行，并无《九章》之名。其名始见于西汉末年刘向所作《九叹·忧苦》：“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而刘向又是《楚辞》的最早编辑者，故一般认为，《九章》之名应即刘向所加。《九章》并非一时一地之作。其中，《橘颂》写作最早，可能作于屈原被疏之前。《惜诵》、《抽思》、《思美人》可能作于被疏之后。《袁郢》、《涉江》、《悲回风》、《惜往日》、《怀沙》等篇，则应作于屈原既放江南之后。

《九章》的思想内容与《离骚》大体相似。除《橘颂》外，各篇均为屈原某一生活片断的写照，表现了诗人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思想感受。诗人的“美政”理想、爱国感情、批判精神和峻洁人格，在《九章》中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在《九章》中还不难发现与《离骚》形神毕肖的众多诗句，有的甚至整段相似。这说明，在精神实质上，《九章》是与《离骚》基本一致的。

《九章》的艺术风貌也与《离骚》大体相似。不过，《离骚》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九章》虽也不乏浪漫主义的笔触，却主要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九章》不以飞腾的想象和奇幻的意境取胜，而以具体的写实和直接的抒情见长。如《哀郢》写顷襄王21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克楚国郢都的历史悲剧，诗人开篇即描写了亲眼所见的一片国破家亡、人民离散奔逃的惨象：“皇天之下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接着描述自己身为难民中的一员，离乡去国的流亡经历和内心痛苦。其描述有如“实录”，而抒情则坦陈心怀。这样的特点，在《涉江》、《惜往日》等篇中，也有突出的表现。

《九章》写景寄情颇为独到。如：“望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抽思》）写山水，言节候，景语情语融为一体。又如《怀沙》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蒋骥说：“杳杳则无所见，静默则无所闻。盖岑僻之境，昏瞀之情，皆见于此矣。”（《山带阁注楚辞》卷4）象这样善于寓情于景的佳句，在《涉江》、《思美人》、《悲回风》中也有不少。

《橘颂》在《九章》中独具一格。它名为《橘颂》，实为诗人的自我人格写照。它写道：“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徒，更壹志兮。”诗人以橘自比，借颂橘而言志。接着描绘橘树“姱而不丑”的外形之美，赞颂它“独立不迁”、”廓其无求”、“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的内在美质。这是一支高尚人格的颂歌。诗人“比物类志为之颂”（王夫之《楚辞通释》卷4），不仅是对比兴手法的扩大和突破，而且开拓了后世咏物诗发展的道路。

《天问》《天问》就是“问天”，亦即对天问难。“天”是诗人设疑问难的对象。《天问》的写作年代无从确考。但从篇中不无愤懑忧思之情以及篇末“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吾告堵敖以不长”等句看来，它大约作于怀王末年，屈原遭谗被疏流于汉北之时。

《天问》是我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篇奇文。全文包括370多句，1500余言。作者一口气提出了170多个问题，举凡天地山川、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天命人事、现实生活等等方面，均有所涉及。这不仅显示了屈原确实是“博闻强志”，而且充分体现了他大胆怀疑，敢于向传统挑战，勇于探求真理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乃是光辉的屈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问》开篇写道：“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以一“曰”字领头，一开始就对天地开辟、宇宙生成这一最重大也最基本的问题发出疑问。接着便对山川地理、日月星辰等一系列未知的自然现象设疑问难，表现出不迷信、不盲从、勇于求索的可贵精神。

诗人由天地山川之问进而问及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反映了屈原深沉厚重的历史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天命人事的问难。诗人问道：“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眩弟并*，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诗人对所谓“福善祸*”的诘难，实际上反映了对“天命”的怀疑和批判。

《天问》最后涉及现实生活和诗人自身：“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爱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字里行间透发出屈原关心现实政治的热情和饱含忧患的愤懑。

《天问》纯以问句构成，篇幅巨大，内容广博，思想奇特，富于哲理。它对哲学、史学、神话学、民俗学都有特殊的贡献。

但对它的文学价值，却存在不同看法。实际上，《天问》构思新颖，形式独特，感情激越，格调高古。就文体而言，《天问》堪称近文之赋。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具有所谓“赋家之心”（《西京杂记》）；并且主要以四言为句，四句为节，韵散相间，错落有效。它的产生，对赋体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屈原作品以写怀言情为主，而《天问》却有论事说理的倾向。汉初贾谊赋将言情与说理结合起来，正是对这一特点的继承和发展，应该说，《天问》的文学价值是不容否认的。

《招魂》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列传》）他把《招魂》与《离骚》等篇相提并论，显然认为《招魂》也是屈原的作品。但王逸等认为《招魂》是宋玉所作。现在看来，司马迁之说较为近古，且必有所据，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其误，故不宜轻易否定。从《招魂》所叙宫室之美，服食之奢，娱乐之盛，士女之乱等情景看来，其所招之人非君王莫属。因此，说屈原作《招魂》以招怀王之魂，是比较可信的。史载楚怀王三十年（前299），怀王人秦被扣；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招魂》之作，大约就在此后不久。

《招魂》是《天问》的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和语言艺术都有创造性的成就。

“招魂”是存在于科学文化比较落后的民族中的一种迷信风俗，古今中外都有。屈原《招魂》的产生便与当时楚国巫风之盛有密切关系。它是屈原改造民间流行的巫觋招魂辞的形式再创作而成。《招魂》前有序言，中为招魂辞，后有乱辞，以招魂辞为主干。这种结构形式和正反对照的写法以及招魂辞句尾通用极其特殊的“些（应即“此此”的重文复举）字，显示了民间巫觋招魂辞的形式特征。《招魂》之作再次证明屈原是善于从现实生活和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的伟大诗人。

《招魂》不同于《离骚》、《九章》之以抒情见长，而是以善于描写著称，它无论“外陈四方之恶”，还是“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招魂序》），都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值得注意的是，诗人的铺陈夸张尽管出于幻想，但绝非凭空臆造。如写东方日出之所：“十日代出，流金铄石”；写南方蛮荒之地：“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蝮蛇蓁蓁，封狐千里”；写西方之沙漠：“流沙千里”，“三谷不生”，“求水无所得”；写北方之严寒：“增冰峨峨，飞雪千里”。由此可知，诗人见多识广，又善于观察生活，这样的夸张确实抓住了描写对象的某些特征。

诗人对天地四方的描写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而对“楚国之美”的描写又无不是对现实世界中楚王奢靡生活的如实写照和细致刻划，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特征。

《招魂》“铺采摛文”，其描写的铺张和文藻的富丽实开汉赋之先河。但后世赋家纷起效法，专务文辞之巧丽，则不免“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文心雕龙·诠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