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家大院看潞商文化的经济价值

提起山西的大院，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等晋中商人遗留下来的汉族民居建筑。

尽管明代沈思孝在《晋录》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但几百年来，潞商的研究一直缺乏实物载体的支撑。

5 月27日，在长治市郊区区委、区 组织召开的“潞商与申家二十四院”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省城和我市的多位资深晋商研究专家一致认为，西白兔乡中村申家二十四院的发现，填补了潞商文化研究在实物方面的空白，成为破解潞商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具有极高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价值。

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

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

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

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

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

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

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

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

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

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

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 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

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蓬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

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

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

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

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

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

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

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

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

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

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

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

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品。

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

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

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

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

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

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

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

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

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

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

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

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

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

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

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

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

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

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

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

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

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

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

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

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

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

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

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

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

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

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

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申佑祠称“申忠节公祠”，位于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城北侧波罗山之麓。土木堡就不清楚了。

当初他卫国殉难之后，朝廷建祠于思南府（今思南县，不知道是不是土木堡）和务川

在土木堡有显忠祠，它是“土木堡之变”后明朝为祭祀死难将士而建造的，历经几度毁坏和重修，至今还保存着3间大殿和一些碑刻，从正中一间大殿锁着的门往里窥望，可见一块写着显忠祠简介的牌子和一块写着死难大臣官衔和名字的牌子与输水管道、农具等杂物堆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