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大槐树传说 转自：袁氏家谱 编辑：admin 时间：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参见： 山西洪桐县寻根网 全文阅读洪桐大搬迁考证进入wwwyuanscncom

收集了一些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

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

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

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

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笔记史料的记载，以及笔者收集查阅的家谱、碑文、信函资料和大槐树祭祖园留言簿的不完全统计，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姓氏共812个，移民分布共18个省（市）、500个县（市）。

其中：河南106县（市），北京、天津、河北129县（市），山东92县（市），江苏、安徽、湖北、湖南62县（市），陕西、甘肃、宁夏51县（市），山西34县（市），内蒙古8县（市），辽宁11县（市），吉林3县（市），黑龙江3县（市），广西1县。

河南的移民要以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为主，这和两河流域的水灾及元末农民起义的战场相吻合。

河南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有106个县（市）：郑州、荥阳、开封、平顶山、洛阳、焦作、鹤璧、杞县、尉氏、新郑、登封、兰考、中牟、新密、巩县、新乡、卫辉、封丘、获嘉、温县、济源、博爱、辉县、原阳、武陟、盂县、沁阳、修武、安阳、范县、台前、滑县、浚县、内黄、清丰、濮阳、长垣、汤阴、林州、商丘、永城、睢县、宁陵、民权、周口、商水、扶沟、西华、太康、郸城、项城、许昌、漯河、鄢陵、郾城、襄城、鲁山、长葛、临颍、叶县、宝丰、陕县、禹县、驻马店、确山、西平、汝南、新蔡、上蔡、信阳、息县、固始、泌阳、正阳、新县、罗山、商城、南阳、方城、唐河、新野、邓县、淅川、南召、桐柏、镇平、内乡、西峡、三门峡、义马、盂津、汝州、汝阳、栾川、灵宝、渑池、偃师、伊川、宜阳、洛宁、卢氏、新安、淇县、嵩县、郏县、舞阳。

山东最初主要分布在鲁西北一带，这主要是因为元末明初山东的战乱和黄河泛滥都在鲁西北、鲁西南地区，但经过明初的再迁移，移民就分布到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了。

山东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主要分布在92个县（市）：济南、历城、章丘、长清、青岛、胶南、胶县、即墨、淄博、枣庄、滕县、德州、宁津、商河、济阳、禹城、夏津、陵县、齐河、武城、广饶、滨县、垦利、阳信、沾化、利津、博兴、惠民、潍坊、潍县、诸城、郯城、安丘、临朐、寿光、高密、益都、烟台、牟平、文登、莱阳、栖霞、掖县、荣城、莱西、招远、黄县、临沂、沂水、日照、平邑、沂源、沂南、莒县、莒南、费县、泰安、莱芜、新汶、肥城、平阴、宁阳、东平、济宁、兖州、鱼台、嘉祥、汶上、曲阜、邹县、菏泽、郓城、巨野、单县、曹县、鄄城、梁山、定陶、东明、聊城、东阿、临清、莘县、金乡、微山、阳谷、冠县、高唐、邹平、无棣、威海。

京、津、冀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29个县（市），主要为：北京、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通县、大兴、房山、天津、静海、武清、宝坻、宁河、蓟县、石家庄、唐山、灵寿、束鹿、晋州、赵县、井陉、获鹿、新乐、正定、深泽、无及、赞皇、元氏、栾城、平山、张家口、怀来、蔚县、张北、宣化、涿鹿、怀安、滦平、隆化、丰宁、万全、迁西、迁安、昌黎、卢龙、滦南、遵化、玉田、乐亭、滦县、丰南、安次、三河、霸县、固安、大城、秦皇岛、安乎、交河、肃宁、文安、永清、保定、涞水、阜平、唐县、徐水、高阳、沧州、青县、海兴、任丘、武邑、故城、冀县、丘县、鸡泽、临西、任县、涿县、定兴、安新、蠡县、博野、定县、涞源、新城、完县、清苑、满城、沧县、东光、河间、献县、衡水、饶阳、阜城、景县、枣强、深县、武强、邯郸、永年、曲周、魏县、成安、大名、涉县、广平、临漳、磁县、武安、邢台、柏乡、隆尧、南宫、巨鹿、沙河、临城、新河、清河、广宗、内丘、威县、南和、南皮、盂村 自治县。

皖、苏、鄂、湘地区明朝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62个县（市），主要有：合肥、马鞍山、长丰、蚌埠、六安、明光、定远、淮北、安庆、铜陵、宿州、砀山、萧县、灵璧、怀远、滁州、凤阳、和县、泾县、寿县、亳县、蒙城、利辛、睢宁、阜南、南京、徐州、连云岗、丰县、沛县、盱眙、大丰、铜山、泗阳、沐阳、如皋、清江、江都、襄阳、武汉、十堰、孝感、大悟、荆门、监利、沔阳、郧县、均县、随县、随州、枣阳、宜城、保康、光化、钟祥、长沙、株洲、郴州、郴县、桑植、襄樊、邳州。

陕西、甘肃的移民分布在关中地区，宝鸡地区及邻近山西地区多一些，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山东、河南间接迁移去的。

其主要分布为：西安、铜川、宝鸡、岐山、武功、眉县、三原、户县、蒲城、韩城、大荔、合阳、白水、澄城、银川、青铜峡、石咀山、麟游、兰州、甘谷、天水、张掖、镇原、扶风、彬县、米脂、绥德、吴堡、周至、民乐、景泰、中卫、兴平、乾县、会宁、榆林、武威、商州、固原、华阴、古浪、洛南、商南、山阳、丹凤、城固、威南、靖远、平凉、庄浪、渭南。

洪洞大槐树移民在山西有34个县（市）、内蒙古8个县（市）、辽宁11个县（市）、吉林3个县（市）、黑龙江3个县（市）、广西1个县。

其分布为：太原、五台、平定、寿阳、代县、交城、祁县、阳城、灵石、平遥、清徐、忻州、大同、浑源、应县、朔州、榆次、太谷、介休、阳曲、阳泉、定襄、榆社、原平、平鲁、阳高、盂县、汾阳、孝义、运城、静乐、长治、潞城、晋城、呼和浩特、包头、固阳、凉城、丰镇、清水河、商都、兴和、沈阳、大连、清原、抚顺、丹东、鞍山、辽阳、海城、凌原、锦州、建平、长舂、四平、洮安、哈尔滨、鹤岗、嫩江、北流县。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

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

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

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

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还有大部分不忍分离被迫改姓的。

如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

另在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温姓与王姓都是异姓同宗。

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

在河北省河间县一带至今仍有“回、翟、常一个娘”，在山东“魏、梁、陈一家人”，“崇、刘、顾是一户”，在河南省永城“崔、谢、张、陈是弟兄”等说法。

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

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

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

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

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在冀、豫、鲁，关于“打锅牛、打锅常、打锅张、打锅郭、打锅申等传说也广为流传。

河南宜阳县孙氏、陕西省洛川县杨氏也有先祖打锅的传说。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五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初年。

其他姓氏家族，根据族谱可知端倪。

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

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

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

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序》也记载：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

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五百余年依然存在。

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

山东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还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

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

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

这个庄子风水实在不错，“左山东右直隶，乃两省之边界；前雍水后沙山，为一方之胜地”。

于是王氏建阳宅（村庄）于河北，建阴宅（坟地）于河南，兄东弟西，六门同居。

“后繁衍到二十余世，仍然是衣冠峥嵘，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但是，门户虽别，乃是一家之人，后人虽多，“乃不忘一枪之王”。

古槐，伴随着人们的繁衍生息而渐渐长大，古槐也成为历史的见证。

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

山东菏泽固堆袁家祠堂墙碑曾刻有洪武二年袁公正题望槐思乡诗：“昔日从戎驱鞑虏，今朝屯田太行东。

洪洞分支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古岗植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

卧雪传说流千古，后昆霞蔚赛劲松。”河南焦作市刘氏祠堂匾额书：“派衍洪洞。”河南偃师县牛氏家庙大厅的楹联写着：“十八祖平阳世泽，五百年亳西名门。”河南省濮阳县习城乡胡寨村胡氏祠堂内始祖像两旁的对联写道：上联是“永言孝思”，右联是“念先祖离洪洞单车匹马昔时苦”，左联是“怀世宗居曹州枝繁叶茂今日荣”。

河南省武陟县小东乡大淘村孙氏牌位对联：“祖洪洞支迁沁左，籍山西裔延河南。”河南偃师县寇店韩寨村《赵氏宗谱》说：始祖兄弟四人，起名“经、营、槐、显”，“显”意为“乡”，合起来就是“经营槐乡”。

陕西省蒲城县城东北约十公里的金栗山下，有一个保持着明清风貌的村庄——山西村。

这是一个保留着原始城墙的长方形村落，村庄坐东朝西，有东西城门两个，城墙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已有数十米坍塌，但仍有大部分保存了下来。

尤其是东面、北面的城墙保存基本完好。

其中西城门洞高约六米，门楣上方嵌有一青色碑石，上书“三槐并茂”四字，字呈红色，旁有“大清咸丰元年重修”字样。

据介绍，山西村是明初一王姓家族由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至该村。

这一王姓家族共有弟兄三人，老大留在山西本地，老二迁至此地，老三迁至白水。

门楣上书“三槐并茂”即为弟兄三人家族兴旺，事业发达之意。

槐指山西大槐树。

因而，蒲城的山西村也是明代人口大迁徙的历史见证。

据村史记载说，该村迁址不久，经常有土匪、强盗来村庄骚扰，后在一王姓老者的倡议之下，全村村民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齐心协力花五年时间修筑城墙。

清咸丰九年，又置铁门一对，使西城门洞有两道城门，坚不可摧。

西城门洞上方有三间大房，解放前还有乡 在其上办公。

山西村的城门东西相对，门洞深约七米，门洞里原有两道门，由于时年已久，门已不存，然而安装门的青石门礅、门柱洞、门杠插孔依然保存完好。

穿过门洞走进村子，一条中心道路将村子分为南北两半，村不大，东西长约二百余米。

城堡内共有二十八户居民，其余人已搬至城外居住，以王姓为主。

这个村在当地俗称山西堡（bǔ）子。

村外人称进村为“进城”，村内人称出村为“出城”。

在山西村的城西门外五十米处，有一座陈旧的王氏祠堂，这里是村民一年一度举行聚会、搞年拜的场所。

在王氏祠堂内现存有碑石，上面清晰地记载着祠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三年。

这一记载也说明了到清代康熙四十三年王氏家族已在该地成为一大户。

河南省南乐县福堪乡才丈村，杨氏的祖先于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

当时杨氏兄弟二人，老大迁到今县城北坟上居住，老二便到今才丈。

老二到新居后，在住地周围栽了许多杨树，希望杨姓也和杨树一样，能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在老二的精心培育下，不久杨树长大成材。

老二以为这才仅仅是新生活的开始，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盼望成材的杨树继续成长，就以此给自己的村子起名叫“材长”。

至清朝末年，演化为今名才丈。

才丈的杨姓至今已传二十四代，有二百多户人家。

当年山西移民东来时，大多异姓结伴而行，共同觅地建村聚居，因此新建之村多冠以姓氏。

当时山东省西部有几户杨姓人家在朝城北约三华里处定居，取村名杨庄，后又有史姓人在附近建村，因其地比较低洼，便取村名“史家洼”。

初建村落，难免缺这少那，遇上许多困难。

移民来时，一般只带些衣物锅碗，农具则一无所有。

后来慢慢置办一些，一时也很难齐备。

特别是大件农具，价格较高，购买不易，往往要节衣缩食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能购进一件。

当时杨庄人经过几年努力，联户拴了一辆大车，一时买不起牛，外村人便把杨庄叫“杨没牛”。

史家洼则只买了一头牛，多年没能拴起车，外村人便戏称其“史没车”。

可喜的是，一个有车没牛，一个有牛没车，这种“瘸腿”现象却促成了两村自发的联合。

两村把车和牛配起套来，轮流拉土、送粪、运庄稼、串亲戚，协调得如同一个村，赶上大忙季节，两村相互推让，尽量让对方先用。

杨家用时，总是用好草好料喂史家的牛，连一下重鞭也舍不得打，生怕弄掉一根牛毛；史家用时，尽量少装载，走好路，遇上坎坷道，就牵牛慢行，惟恐弄坏了杨家的车。

这样合作了几年，牛养得膘肥体壮，车保养得完好如新。

史杨两村亲密无间的合作，在朝城一带传为佳话。

史家因地处低洼，每逢水患，就去杨家躲避。

后来，史家迁居到邻村，杨庄村址也有变更。

不论地理位置如何变化，史杨两家却始终保持着友好的睦邻关系，从古至今，相沿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