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

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亦称李合肥，汉族人，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其先祖本姓许，从江西湖口迁至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李鸿章的八世祖许迎溪将次子慎所过继给姻亲李心庄。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经多年苦读，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使李氏家族成为当地名门望族。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县东乡(今肥东县,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1899），后来也官至总督；三弟李鹤章、四弟李蕴章、五弟李凤章、六弟李昭庆（1835－1873），后来也都非富即贵。 至于李鸿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

编辑本段入仕之前

李鸿章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1]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

编辑本段结交恩师

李鸿章字词

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编辑本段湘军幕僚

李鸿章签名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广州塾师洪秀全为首的农民，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直入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抗衡之政权，并开始北伐西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于是咸丰帝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国效力；另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士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咸丰三年（1853年），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遂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年）冬，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负责起草文书。他生活散漫，晚睡懒起，曾国藩教训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言讫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抚翁同书（同治帝、光绪帝之师翁同龢长兄）对太平天国战争时弃城逃跑，曾国藩起草《参翁同书片》时采用李鸿章之草稿：“臣职份所在，例应纠参，不敢以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当时翁同书之父翁心存正处高位），并因此更欣赏李鸿章的才华。但李鸿章也因此与翁同龢结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处处刁难北洋水师，乃至甲午一战，一败涂地。 咸丰十年（1860年），李鸿章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 同治元年（1862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达上海，自成一军，称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在掌握地方实权后，在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俨然乃新式陆军，使淮军在2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来的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进攻太平军。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鸿章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基本剿灭太平天国。接着李鸿章又镇压了捻军，因功加封为协办大学士，且保住了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因此被誉为“中兴名臣”。

编辑本段组建淮军

李鸿章的官服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各个时期的李鸿章(20张)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淮军四字营或四大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编辑本段镇压起义

李鸿章发迹史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李鸿章的生活(11张)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李鸿章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

关于李鸿章家产的数量，有多种说法。 在洋务运动中和李鸿章共事过的容闳说李鸿章「 ”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这是对他的遗产数额最高的估计：四千万两白银。第二种估计是一千万两左右。比如清末的费行简在他所著的《近代名人传》说：「 ”（李鸿章）殁，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第三种估计是「 ”数百万”。比如梁启超就认为李鸿章的遗产没有数千万那么多： 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此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事也，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那么，李鸿章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呢？ ​ 李鸿章1901年去世。三年后，他的直系子孙进行了分家，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遗产分配「 ”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一、庄田12块，坟田1块，堰堤一道。桐城内产业4处，省城安庆房产4处。留作李发妻周氏祠堂开销之用。由经芳经营。 二、合肥县撮城庄田1处，留做葬于该地的李鸿章两妾及经芳发妻开销之用。由经芳经营。 三、合肥县庄田2处，为经述之祭田（经述已死，葬于其中一处）。由经述子国杰经营。 四、合肥县田产2处，庄田3处，坟地1处，留与经迈作为其死后祭田墓地。经迈经营。 五、李鸿章在合肥、巢县、六安、霍山之其余田产及在庐州府、巢县、拓皋村、六安及霍山之房产为李鸿章祭田及恒产，子孙不得抵押分割出售。国杰经营，用于祭祀维修房屋祠堂，如有赢余可用于扩置房产。 六、自合同签订起10年后，若李鸿章祭祀田及恒产岁入逾2万石，除上述开销有赢余，则三子平分。 七、合肥肥东乡李文安（李鸿章之父）墓地几祭祀田继续保留，不得分割抵押出售。 八、上海一栋价值4万5千银的中西合璧房产出售，2万用于上海李氏祠堂开销。其余2万5银用于上海租界内建屋。该房为3位继承人公有居处，共同管理。 九、扬州一当铺收入用于省城江宁李鸿章祠堂开销。 十、位于江宁（南京）、扬州两处房产出售，卖房所得用于扩建上海共有居处。 十一、江宁学馆分与国杰做宅邸，扬州一处房产分与经迈做宅邸。 ​ 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关于李鸿章遗产最直接的资料。这份分家「 ”合同”内容虽然比较详细，但是它只涉及一部分不动产，并未提及金银票据等动产。所以依靠它，还无法准确估计李鸿章遗产的总值。但这份「 ”合同”仍然提供了大量有效信息。 我们先来看田产。据曾在李府管过事的唐凌辉说，「 ”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从李鸿章分家合同第五、第六两条的情况看，李鸿章在合肥、巢县、六安、霍山等地的田产每年的收入大约有二万石左右。如此推算，加上他的元配夫人、两个小妾、儿子李经述等人的祭田收入，与「 ”岁入五万石”之数大体应能相符。由此倒推，李鸿章一支在安徽的田产大约6万亩。当时安徽东乡地价为每亩七十四银元，按照这个价格，则这6万亩土地价值为444万元银元，以白银衡量则值32412万两。 再来看房产，这也是李鸿章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鸿章「 ”发迹”之后，他们家六兄弟在家乡均建有「 ”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宅邸。三十年代，金陵大学地政学院曾对李翰章、李鸿章兄弟的田园邸第进行过一次调查，他们描述说： 合肥东乡之李相府，西乡周、刘、唐、张之「 ”圩子”至今犹在，吾人旅行其间，所有封建规模历历在目。盖当日显宦地主，显赫一时，仗势恃财，广置田亩，所筑邸第极其宏伟堂皇。查李相府及周、刘、唐、张之圩子，每个邸第所占面积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数十亩。邸第外园先凿壕沟，内筑高墙如围寨，佃户环居于内，四周并辟花圃菜圃，广阔整齐，园圃内层又凿内壕沟，而紧接于主人居住之宅第。宅第大抵分两大部分，每部分设三大门，内进各自三大堂。闻西乡最小之张圩子，曾住五百余人，其他可想见矣。圩子内有碉堡、炮台、内花园、外花园、藏书楼、秘密走廊等设备。所住佃户，或兼卫士，或兼炮手，或兼轿夫，或兼其他徭役，完全为佃奴性质。 除了合肥之外，李鸿章在外地也拥有多处房产。比如上节所引分家合同当中，提到他在上海有「 ”一栋价值4万5千银的中西合璧房”，在南京和扬州各有两处房产，在桐城和安庆各有四处产业，在扬州还有当铺一座。 安徽芜湖也是李氏家族房产的集中地。芜湖水运便利，地理条件优越，1877年秋，在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建议下，清 将镇江七浩口米市迁至芜湖。在芜湖米市的建设过程中，李鸿章发挥了重大作用。李鸿章家族在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的带领下，抓住这个机会，在芜湖大量投资置业，在芜湖拥有了大量房产。 「 ”李府兴建房屋，大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李府自用的，有公馆、钦差府等深宅大院，走马楼房；有大花园、景春花园、长春花园、柳春园等楼台亭阁，规模宏大，气象不凡。一种是出租的市面房屋和住宅楼房，收取房租、地租。”「 ”可以概括地说，芜湖的老市区，包括沿河南路、长街、二街、三街、渡春路、新芜路、中山路、吉和街、华盛街等地区的地皮房屋，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属李府所有。”当然，这些房产有些是李鸿章身后所置，但是在他生前，规模也已不会太小。 除了以上这些，李鸿章家书中也提到了一些其他住房的情况。比如光绪二十四年，李鸿章曾考虑出售干鱼胡同的房子，要价二万，没能成交： 有人议购干鱼胡同世宅，索二万余金，未成。 另一封信中，李鸿章提到李家在上海兴建的一所住宅，并且对房屋设计方案做出指示，要求建筑费用控制在二万多两： 沪地房图嫌过昂，汝往沪时斟酌另绘。除正房楼底外，零碎房间要稍多，大约二万数千金可矣。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确认，李鸿章一支的房产广布于合肥、安庆、扬州、桐城、芜湖、北京、上海等地。这些房产当然是一笔相当巨大的财富，唯其具体数额无法估计。 除了不动产，李鸿章家族的动产也为数不菲。李鸿章家书中的有一条记载，涉及「 ”股息”： 昨闻有北归之志，自因七家湾小口不利（指孙殇），前属并归试馆又不愿。北方穷乡，焉得有合式房屋可购，且股息在南，取携不便，家用何出。 这封家书显示，住在老家的李鸿章家人，主要收入之一是「 ”股息”。 ​ 综合以上关于动产和不动产的资料，我们发现对李鸿章遗产的估计，弹性空间很大，从一千万乃至数千万皆有可能。不过，李鸿章家产富厚逾常，至少有一千万之数，在晚清名臣曾胡左李当中名列第一，这一点应该毫无疑义。

晚清重臣李鸿章出身并不显贵，他小的时候，家中没什么钱，甚至需要借钱度日。其父李文安，虽然入仕做过京官，但所得还是有限。可到了李鸿章这一代，李家却一跃为当地首富，他本人更是有了"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那么，李鸿章及其家族到底多有钱

01、李鸿章家族有多少钱？

对这个问题，当时人说法不一。梁启超说他的家财有数百万。与李鸿章有过合作关系的容闳说他"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清末费行简说李鸿章"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私财又千余万。"那么，李鸿章及其家族到底有多少家产，它们是从何而来呢？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做官还是经商，只要一个人发达了，就会想着买田置地。有这样一个说法，李氏家族有田产二百五十多万亩。而实际上呢？李鸿章六兄弟里，田产最多的是李蕴章，即使他这一支的田产总数也没有超过十万亩。李鸿章至多有田六万亩。所以，这显然是一个夸张的说法。当然，仅凭这些地产，李鸿章至少也有百万身家了。

田产以外，李鸿章家族还在合肥老家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庄园府邸。芜湖水运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在政策扶持下，很快成为人烟繁盛的商业中心。李鸿章长子见到有利可图，就率先在此购置产业。他之后，李鸿章次子经述、四子经迈、六弟昭庆均购置了大量房产。

不夸张地说，芜湖的老市区，绝大部分都曾属于李氏家族。即使到了解放后，李经方后人还有地产276幢。此外，李鸿章至少在上海有一套"价值四万五千银的中西合璧房产，"南京扬州各有两套房子，安庆、桐城也各有四处产业。这些房产也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除了田地、房产这些不动产，李鸿章还有大量的动产。李鸿章作为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通商银行等洋务企业的创办者，他在这些新式企业都持有股份。每年起码有上百万的收入。梁启超说李鸿章的家产超过百万，应该仅仅是计算了他的股息收入。

所以，结合动产和不动产收入，李鸿章的家产最保守估计，起码有一千余万。如果再算上他兄弟子侄的财富，肯定不止这个数字。

02、李鸿章的钱是哪里来的

在清末，一个掌握实权的官员要想富起来简直易如反掌。因为他可以通过所谓陋规，收受大量财富。陋规，其本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财政制度。通过收取朝廷明文规定以外的赋税，地方官员得以弥补各项财政用度的不足。陋规收多少，伸缩性极大，完全取决于官员的个人的天理良心（否则就不叫陋规了），因此不少操守不严的官员借机都借此大赚一笔。

李鸿章师从曾国藩，为人处世多受其影响。不过，和老师曾国藩不一样，李鸿章重利害甚于是非，重功名利禄甚于人格操守。他就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董子（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语，立论太高。

"所以，在创建淮军时，李鸿章公然招降纳叛，所用之人，多为贪图名利之徒。加上粮饷不足，淮军将士大多姐掠过老百姓。对此，李鸿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为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而正是有了他的姑息纵容，一批淮军将领如，刘铭传、张树声、周盛传、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都发了大财。刘铭传就在自己的宗谱里说："子弟有随军从事者，多名成业就，家室一新。"

李鸿章手下的将领尚且如此，何况是李鸿章呢。

除了收取下属的孝敬，李鸿章还提供入股洋务企业大获其利。作为洋务重臣，李鸿章创办了诸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一批近代企业，对推动工业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这些企业在创办之初，成本核算往往不严，这样一来，就有了贪腐滋生的土壤。盛宣怀是他办洋务的得力干将，此人利用管理漏洞，大肆侵吞国有资产。为了寻求保护，他向李鸿章送了不少干股，这也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来源。李鸿章死后，其子李经述曾担任招商局总办，经述死后，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欲出任协理。虽然最终清政府没有承认，但也可见李氏家族的势力之大。

此外，李鸿章还收外国人的钱。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理由之一是李鸿章在日本有大量财产，所以不愿与日失和。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同样收过不少礼品。为签订《中俄密约》，俄国沙皇就馈赠了他三十万卢布。

03、总结：富豪李鸿章的私生活

拥有巨额财富的李鸿章，生活自然差不到哪去。他喜欢排场，讲究气派，这在为女儿操办婚事上体现的淋漓尽致。李鸿章有一女，名李菊耦，他把女儿许配给了张佩纶----此人就是张爱玲的祖父。在嫁入张家时，她带来了大笔嫁妆。

两人结婚一段时间后，来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买下了原先属于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可是一座豪宅，厅堂不算，还有楼房三幢，外加一个大花园。后来，这所房子后来被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看中，购作立法院办公使用，足见其宽敞。而张佩纶是个清流，购置这样的豪宅，费用无疑来自李菊耦的嫁妆。

李鸿章还将上海、青岛，等地的部分房产分给了李菊耦。而这，还只是李菊耦从娘家带来陪嫁的一小部分。李菊耦的陪嫁中还有土地。张爱玲回忆，张家以前也是有田产、有佃户的。除了房产、土地，李菊耦还从娘家带来各种珍奇古玩。

正是有了这笔钱，张爱玲父亲虽不成器，但她依然能过锦衣玉食的日子。直到建国后，她们家还有几栋房子没卖完，还有不少古董可以换钱。而这些养活两代闲人的财富，对于李鸿章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