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

家谱作为和国史、地志，其名的三大文献，虽然是平民的特色文献，却记载着家族的历史。打开家谱一看有一个显现，先祖即使不是帝王将相，也应该是达官显贵，通俗点来说没有一个人的祖宗是凡人。

这就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白纸黑字又不能让人不信，实际情况就要从古人如何修撰家谱找到答案，在古代收集信息要比现在艰难的多，比如明朝的徐霞客，跑到昆明的时候，想要一套府志，结果人家只印了几套，现在一套找不到，但念及徐霞客是个名人，又找到原来的印版帮他印了一套。明朝的纸张是非常贵的，官府的才只舍得印几套，

古代频繁的战乱，人都没有安身立命之地，何况家谱，等到天下太平，编家谱时，信息采集困难，很难说搞清自己的祖宗是谁。不过这并难不倒国人，正所谓各行其道，自然也有古人的方法。

1848年，湖北罗田陈氏，为了解决修谱的难题，自认是江西义门陈氏罗田分庄祖“光大公”的后裔，但光大公以下的世袭，是没有人知道的。江西义门陈氏，分为两支，江右陈氏和江州陈氏，都算是名门望族，在唐宋时期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和谐共处不分家堪称族史奇观，到了清代算的上著名的家族。

罗田陈氏用的这个办法叫做扶乩，这是一种占卜方法，通俗点来讲就是扮演神明附身，然后通过沙盘的写字，传达神明的意思，神告诉你，你是谁的后裔，就是这么一种方法，在“神明”的帮助下上千年的事情就搞清楚了，然后重修家谱。

信奉神明的可以，没有这种信仰的自然就是鬼扯了，这里我们说下皖西南一带的刘氏。

1862年寿福堂刘氏，是一个巨族大姓，稿本族谱记载：福五公居葬太湖县铁山寨，生二子：道荣、道建。

1894年敦睦堂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四个儿子――道成、道宝、道通、道文，一下增加了两个儿子。

（1929），怀宁柏枝庄谊美堂碧虚刘氏族谱记载：福五公有六个儿子――永成、永建、永荣、永宝、永通、永雯，双增加了两个儿子。

这里可以看到，福五公这个人，儿子由2个变成4个，最后变成6个，这种方法我们叫做挂靠，因为这种原因新谱修成后，旧谱就要全部焚毁，当然在选择挂靠的首先是历史名人，帝王将相是最好的，其次才是达官显贵，不然说起自己“先祖”时就太没面子了。

这种挂靠有人是不屑为之的，比如怀宁坨埂方氏，在四修族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族谱存在挂靠问题，便在四修谱序写到：史必取信，谱不可诬”“楚之黄州，同郡之桐城，又何必引为近支以为荣耶”“坨埂方氏皆不以依附为荣，希望本族各宜自勉，而勿堕先人自立之志。意思很明确告诉后人不要在乱挂靠。不过只是明确告诉后人，没有再去纠正前者的错误。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执着的了，桐城桂林方氏是明清时期的大族，著名的历史人物方以智、方苞等，皆出这一族。在修谱由于战乱找不到源头，只知道一个大略的源头，此时兴起联宗的热潮，方氏两个大宗族准备联宗，但是为了不忘祖，崇实的桐城方氏，最终只在族谱上修了桐城桂林方氏，虽然先祖中没有帝王将相，但是这种务实的态度值得世人尊敬。

中国人很喜欢记载一些事情，我们数千年的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就是因为人们喜欢记载，家谱也是记载一个家族繁衍的一种重要方式，具有着珍贵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女子的地位一直是非常低的，所以女性是不能入本性族的家谱，只能被记入丈夫家族的家谱，这就是所谓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只能跟着别人去了别人的家谱里。

现在我们很少在听到谁家有家谱这件事，从周朝开始实行宗法制度，一直以来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平民百姓，实行的都是嫡长子继承制，长子长孙一般都是家族的最优先掌管者，所以家谱一般都会交到他们手中，如果没有长子长孙，也没有次子的话，那么家谱就会落入其他支系，拥有家谱代表着背负一个家族的重大责任。

其实换一个角度想想，女子是入谱，如果女子以自己的姓名加入了父亲家的家谱，那么女子所生的孩子，如果不随母姓，最多只记录到子女的姓名即可，女子生下的孩子一般都是外姓，不可能两家的家谱一直同时记录下去，这样也是不现实的，所以娘家修谱不可能再到婆家调查历代后辈的情况。

一般女子记录家谱的话也不会说姓名，只会提到×氏，一些比较老的家谱也会记录女性，但现在反而少了，其实女性入谱是与时俱进的表现，既可以记录到娘家家谱，也可以记录到夫家的家谱，如果是娘家的家谱的话，记录到女子的所生的子女就可以了，夫家家谱按照他们的规定记录。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是不能入本姓族的谱的，而记入丈夫姓族谱。但是，仅仅是附庸式的记入，况且只记姓，不记名。连名字也被“分割肢解”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文化行为！

而姓大都从父而不从母，就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女性个体生命的延传在家谱记载上是谈不上连续性的；作为女性群体的生命延传在家谱记载上是时断时续的。

所以，古代的家谱是残破不全的家谱。形象地说，古代的家谱是半个月亮，或半个太阳。

女性不编入家谱不仅是男权的绝对和极度的显示，也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家庭、社会以及政治地位作出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否定。家庭是社会的因子，没有家庭就没有社会；家庭是国家的细胞，没有家庭，哪有国家！一个人走向社会要从家庭出发，一个国家的建立也要以家庭作基础。编修家谱对女性的做法，难道不是对女性 “地位权”作出的“最基本、最根本”的否定吗？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一些地方的人们在编修家谱时，已将女性记入了谱。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如中华民国时期湖南《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就把女子编入了家谱，而且谱后的“跋”也是曾宝荪这个女才子写的。不过，这样的情况很少。

1986年，福建省长乐县横岭乡谢氏修订家谱，一反女子不入谱的旧习，把当代女性大作家谢冰心编入了家谱。并且，谱的序言也是冰心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