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就是张季鸾先生在病床上写就的。

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即便是今天看来，胡政之对张季鸾的评价是基本恰当的。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张季鸾先生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碎，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 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李赋英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李赋英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墓前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2008年4月，这里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日报社、西安日报社、香港《大公报》陕西办事处、新民晚报社、榆林日报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新闻专业的学生，一行百余人专程赶到长安区杜曲镇，祭拜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张季鸾先生的孙子张哲明也专程从上海赶来纪念祖父。上午9时，众人在长安区杜曲镇镇政府设置的祭奠现场内，向张季鸾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表达悼念和崇敬之情。在听过张季鸾先生生平事迹之后，人们对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几分。张季鸾先生的亲属和来自各地新闻界的代表宣读了纪念文字，简朴的祭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捧着鲜花，前往6公里外的张季鸾先生墓地进行祭扫。

在祭拜仪式上，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感慨到：张季鸾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抉择的危难时刻，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刊发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他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鸾先生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以一个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大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新闻事业也在改革发展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表示：张先生早年走言论救国之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成为享誉中外的新闻工作者和时政评论家。张先生祖籍陕西榆林，他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贡献卓著，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先生病逝后安葬于长安杜曲竹园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我们将努力办好《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更进一步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报新闻总监蔡伟表示：张先生一生以言报国，为民谏言，其所办《大公报》享誉海内外。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或檄文激辩，或慷慨议政，冲锋在新闻第一线，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伟大胸怀。

从2004年以后，“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在2010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

事实上，在种猪场和砖厂尚未建起来时，社会各界已开始呼吁保护张季鸾墓。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张季鸾先生墓应予保护并逐步恢复陵园原貌”的建议。对此，当时的长安县政府答复，已免费“提供了坟头所在的耕地一亩”，欢迎张季鸾亲友“投资修建张先生墓园”。

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协委员、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提出对张季鸾墓保护维修的建议，当时西安市政府复函称，长安区政府“已组织文管办、土地局、杜曲镇政府对墓园进行了修建，并在坟地周围栽植了花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保护”状态下，种猪场和砖厂还是顺利地建起来了。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曾在1990年去过墓地一趟，当时面对残景，有些伤心，2008年在张季鸾诞辰120周年时再去墓地，就感到极为愤怒，“路被占了，养猪场、砖厂包围了整个墓地……”

在媒体和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2011年1月，西安市长安区区长杨建强现场查看后，要求分管副区长牵头，相关部门和街道办负责，由区财政出资，做好墓园修葺、隔离围墙、道路修建、植树绿化，将“猪场逐步转移、砖厂逐步关闭等环境治理工作”。“重建墓地的设计图纸做了三稿，可是搬迁进行不下去，最后就搁到那儿了。”杜曲街道办主任张权日前称，自己调来不久，对于张季鸾墓以前的事并不清楚，但知道张季鸾其人，所以也着意保护，“墓园内，干净整洁，都是工作人员不定期打扫的结果”。张权称，关于新墓地的设计，找的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公司，根据设计图，新墓园将在砖厂西面，也就是墓地东侧开一个门，但对此设计家属方面不同意，坚决要求搬迁种猪场和砖厂。可事实是，种猪场和砖厂分属杜曲和王莽两个街道办，要“搬迁并不容易”。杜曲街道办介绍，就搬迁一事曾与猪场多次协商，对方也同意搬迁，但杜曲范围内已没有用地指标。一份资料显示，要搬的种猪场，占地50亩，投资800万元，2007年被省上确定为“省万头瘦肉型生猪繁育基地”；而砖厂属于一家建材公司占地70亩。街道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种猪场猪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000头，若要搬迁，需800万元~1000万元左右。至于砖厂，一年产值300多万，“根本负担不起”。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1908年回国，张季鸾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

　　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

《岳阳楼记》中这样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句话淋漓尽致地体现了文人墨客对于国事的忧虑。在漫长的文人议政阶段，新闻人往往最能体现时代的变迁。

在新闻界有这样一位大师，他的文章议论就是时代的活历史，反复研读后依旧历久弥新，在他的文章中热情与理智并存，思维与人格共舞。

在革命年代他“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是成为新闻行业从业者的精神偶像和最高标杆，他便是一代报界宗师张季鸾。

幼年坎坷求学路

1888年，张季鸾出生在山东邹平。在13岁那年，他的父亲意外离世。他和母亲以及妹妹一同跟随扶柩回到老家榆林。

此后他的妈妈一人扛起家庭重担，日子举步维艰，异常困窘。但终是事与愿违，在16岁那年，母亲也离他而去。

张季鸾从小体弱多病还有些口吃，但受父亲的影响他十分好学。延榆绥道道员陈兆璜见他家境贫寒但十分勤学，小小年纪却能出口成章，便让他跟随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学习。

14岁那年，在陈兆璜的资助下，张季鸾成功的在关学大师刘古愚的烟霞草堂就读，这段时间的学习也为他之后的新闻之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学习过程中，他自学了《明鉴》《文献通考》等书籍，在一遍遍地熟读背诵中每一本书籍的独到之处都在他的心里慢慢浮现。

之后他又在宏道学堂拜读了几年。1905年，17岁的张季鸾作为官费留学生到日本开始了深层次的学习。

当时日本相较于国内更开放的言论环境深深影响了张季鸾。至此张季鸾决心做一个只讲事实的新闻媒体人，做一个能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媒体人。

张季鸾

新闻人之路道阻且长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就此掀开历史的帷幕。当时还在担任民立报记者的张季鸾在报社社长于右任的举荐下成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协助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宣言》，发出了近代报业史的第一份新闻专电。

1912年，袁世凯夺取革命果实，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走向失败。

而后袁世凯与侵略者签订不平等合同，张季鸾凭借《民立报》记者的身份将袁世凯与侵略者的肮脏交易大白于天下。此举一出，举国上下无不义愤填膺，张季鸾也因此面临着牢狱之灾。

出狱后，张季鸾相继担任《大共和日报》《民信日报》《新闻报》《中华新报》等多家报刊的编辑与记者。

而后好友将他推荐到了陇海铁路会办工作，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一个“油水”丰厚的官职，在当时的条件下，没人会拒绝这个职位。

但张季鸾干了一个月后便拂袖而去。对他而言新闻一直是心之所向。1926年张季鸾与新闻行业好友一起接手了停刊已久的《大公报》，真正的开始了属于自己的新闻人之路。

坚持原则，成为报界宗师

作为一个新闻人，张季鸾一直秉承着自己的"四不原则"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不党即以普通公民的立场发表看法，不偏袒任何一个党派；不卖即不接受任何政治方面的资助帮扶以避免言论与金钱交易的存在。

不私即任何言论皆无任何私心，除报道新闻外没有其他意图；不盲即不盲即在未清楚事情真相前，不盲目跟风，不胡捏乱造；

短短八个字的"四不原则"以及张季鸾的切身实践让他成为近代新闻报业的一代宗师。

成为《大公报》总编辑之后，张季鸾身先士卒，不畏强权。代表认为做最早发声的第一人。三骂事件也成为他作为媒体人恪尽职守的最好体现。

一骂吴佩孚欺压百姓，成为人人喊打的地头蛇；二骂汪政府狡猾善变，撕毁合约，置人民于水火之中；三骂蒋政府不顾战事吃紧，在后方谈情说爱。

三骂字字珠玑，立场客观，不偏不倚，展现了作为新闻工作者的风骨与正义。正因如此，《大公报》成为风靡全国的报纸，成为新闻报业的行业标杆。

张季鸾

那时的张季鸾也算得上功成名就了。张季鸾私下里为人厚道，但当他拿起笔时，就感觉仿佛变了一个人。

他的社评不会过于偏激给人以压迫感，也不会太柔弱以至于读者感受不到力量。这也正是他人格魅力的所在，私交时他是为人温和的朋友。

面对工作时，他恪尽职守，讲最真的话，揭开最真实的真相。“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是他对自己行文的概括，也是他报道新闻一以贯之的宗旨。

在看完张季鸾的社评后，读者无不被他清晰理智的行文思路，简洁有力地概括，深入浅出的分析论证所折服。

在张季鸾自己看来，只有自己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才能真正倡导读者在面对实事时保持理智的头脑，真正的实现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智能力的提高，真正助力社会健全判断力的形成，最终以达到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在《大公报》前期核心同仁相继被统治者迫害后，张季鸾越是艰险越向前，抨击当局针针见血，丝毫不为当局留面子。

收到当局的“人情款”后，他当着全报社同仁的面将这笔钱原封不动的还了回去。

正是他的刚直不阿与坚持，《大公报》内部高度团结，齐心协力将报纸做到了最好。最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

张季鸾也成为那个年代新闻工作者眼中的一代宗师。天妒英才，1941年9月份，张季鸾在重庆病逝。

但生前最后的时光里，他时常和报社的同事坐在防空洞里与自己的新闻事业共生死。

病逝时，在他的身上人们仅发现10元钱。就是这样一个将新闻事业作为毕生奋斗目标的一个人，在53岁便离开了世界。

就像他的第一任社长于右任评价的那样“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在动荡的年代，不畏强权，提着脑袋针砭时弊。在他逝世后，蒋先生两度致以祭奠；毛主席第一时间发出唁电；整个新闻行业无不悲痛万分。

古语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战火连天，动荡不定的年代，张季鸾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黑暗的人民带去一丝丝光明，以尖锐理智的监督与批评为利剑，求得社会的一点点进步前进。

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终其一生与外国侵略者的不耻行径相斗争。民族第一，国家至上；抗战第一，胜利第一；这是他毕生奋斗的目标。

正是坚定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对职业保持无上的责任感与敬畏感，张季鸾才能创办出一流的《大公报》。

如今，我们不需要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但作为一个工作者，我们需要对自己的职业保持责任感与敬畏心，用最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次工作。

除此之外，坚定的爱国主义更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只有两者兼得，才能真正无愧国家，无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