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口市赵氏有个祠堂，叫永福苑。赵氏的族谱保存的相当完整。龙口赵氏大总管的博客是http://blogsinacomcn/u/1256221580

你可以和他联系下看看是否属于这一支。

周日，我们闲的没事儿，就去了附近的钦州那雾山，据说那里有个玻璃栈道，可以观山望海，想来蛮有景致，这便驱车前行。

人说看景不如听景，此言的确真理。不过此行途中碰见了个黄氏宗祠，倒是让人兴趣盎然，让人感慨天地之悠悠，生命之顽强。

那是一个小小的三岔路口，由黄氏宗祠的大牌子，沿小河沟往里走百十来米，便是祠堂。正是稻谷成熟季节，水泥路面上有半幅都晒的是稻谷，我小心驾驶，害怕压了人家的粮食惹出是非。河谷里，金**的稻田起起伏伏，由于成熟时间的不同，一块一块稻田颜色有所差异，煞是好看。

祠堂门是锁着的，一位老者见我们兴致勃勃，便去屋里拿了钥匙给我们开了门。我们是从偏门进去的，进去之后有1994年重修祠堂时候的序言，以及捐款人的名字。石刻名字满院的墙上都是，有港澳台的人，有广东广西湖南的人，钱款数额有大有小，上万的有，几百的也有，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黄氏族人万世旺。

从小门步入，见祠堂的院子不小，里面也同样晒的稻谷。拾阶而上，进了祠堂的前殿，从墙上的图文介绍里面我们知道，这支黄氏族人的始祖叫峭山公。

图中峭山公传略全文如下：

黄峭山，讳岳，字仁静，号青岗，又名黄，后裔尊称为峭公或峭山公，锡公的长子，远祖自河南光州固始入闽，生于唐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四月十五日戍时。自幼沉宏，有智略，官至工部侍郎，娶上官氏、吴氏、郑氏三郡君，共生二十一子。后周广顺元年（951年），峭山公八十寿诞时，大会姻亲，召命诸子家事，三妻位下各留长子，以奉晨昏，其余八十子俱领家谱一卷，骏马一匹，令其迁徙他乡，开创家业，并赋诗一首赠别：信马登程往异方，任寻胜地振纲常。足离此境非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早暮莫忘亲嘱咐，春秋须荐祖蒸尝。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儿当自强。

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十一月初七日巳时，峭山公无疾而终，葬于福建昭武市和平镇坎头村黄家林山旧莹。

以上为图中峭山公传略原文。

遥想1000多年前的中华大地，在大唐灭亡之后短短的六七十年时间，军阀割据，大小势力自立为王，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大分裂的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峭山公所在的中原大地，社会动荡，战乱不止，在朝廷做过高官的他，为了家族的命运，为了子孙后代的前途，就给他们指了一条充满风险，但也隐含着无限生机的前程：向南发展。

峭山公很伟大。

遍观中国历史，南方的经济真正发展起来始于南宋。从那时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从北方的渭河流域黄河下游，慢慢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迁移。到了近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长江流域的上海，珠江流域的广州，成为大家羡慕的地方。现在反过头来，国家要以沿海带动内地，那些遥远的年代曾经无限风光的长安洛阳开封，反倒要借助于当年被称为的南蛮之地的支持了。这个世界非常神奇，这个永远生生不息，生机盎然的世界太值得我们无限热爱了。

周日的自驾游很有意思，那雾山的玻璃桥愉悦了我们的眼睛，而黄家祠堂滋养了我们的心灵。

江夏黄氏大宗祠位于县行政中心西南一公里处的秀水办事处牛角塘，宗祠南北长60米，东西宽24米，高18米，建筑面积1200多平方米，门前广场3000平方米。门前有石鼓、石狮，喷泉池和牌坊。庄严的“圣旨”牌，高悬正门中央；黄如论题写的祠名，悬于下方。“忠、孝、节、义”石雕，镶嵌正门两旁，歇公、香公、道周公、敦公和膺公是黄族的榜样。“二十四孝”浮雕，高高装饰门墙上方，昭示香公、庭坚公以孝道万古流芳。

大宗祠内部雕梁画栋、富丽堂皇。祖宗塑像、灵位，端然安放；古今匾额、楹联，记载着家世显赫、历史辉煌。匾额记载着历代帝王对黄氏的旌表与黄氏历代名人的官职，楹联都是知名书法家所书。盘龙柱呈现出黄家的富贵与吉祥。

地址：信阳市固始县312国道西150米

门票：详情咨询景区

开放时间：全天

交通参考路线：从固始汽车站进入沪霍线--金光大道--沪霍线，从沪霍线到固始县江夏黄氏大祠堂

祠堂是先祖安灵之所，也是所属宗支族务活动的平台。它具有缅怀祖宗之功德，训化族众之行为的功能。其文化功能属精神文明建设范畴。

祠堂文化建设有两个层面：

一是精英层面，其内容有楹联、匾额、碑刻、志记、规训、文渊阁、展示厅等等；

二是普通层面，其内容主要是祖宗牌位的制刻和摆放。就普通层面而言，此项仪规关乎千千万万普通宗亲的感情，因此，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规范难度大。以寻根为线索，祠堂文化全方位了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那些熠熠生辉的姓氏文化;也是对于自己的灵魂、自己的先人进行沉淀思考与怀念。

一、 祠堂文化礼的基本特征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无论是王朝政府，还是普遍百姓，历来都重视礼仪教化。因此，礼仪贯穿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那么礼有哪些基本特征呢？礼有三个基本特征：

1、 礼是人制定的。

2、 礼是需要变通的。

3、 礼是为现实服务的。

二、历史上礼的制定和衍进

周公制礼，《王制》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庙即供奉牌位以祭祀的处所。换言之，就是说天子供奉七个牌位，诸侯五个，大夫三个，士二个。《王制》曰：七叶可以观德。又曰：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诸侯为高祖而下，并太祖而五。那么太祖又是怎样确定的呢？《旧唐书·礼仪志·第五》载：……莫不尊始封之君谓之太祖。太祖之庙，百代不迁。太祖者，商之玄王，周之后稷是也。……其后，汉高祖受命，无始封祖，即以高祖为始封祖。魏武创业，文帝受命，亦以武帝为太祖。晋宣创业，文帝受命，亦以宣帝为太祖。历兹以降，至于有隋，宗庙之制，斯礼不改。由此可知太祖是一个家族或王朝的奠基者。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亲崇。有功百代不迁，亲尽七叶当毁。又曰：今以新主入庙，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亲尽之祖，虽有功德，礼合祧迁。礼经“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毁之名也，汉魏以降，虽曰祖宗，亲尽则迁，无功亦毁。而在我们家谱中也有五世而亲尽，亲尽则无服之说。

虽然皇家有七庙之制，但是，三昭三穆的介定又随着王朝存世的延长，后世又多有变通。如汉文帝、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使得后世将其庙定为不毁之庙，木主为不迁之主；唐朝李渊为开国之君，李世民有盖世之功，因此这两位皇帝的木主也是不迁之主。作为后世皇帝，因囿于七庙之数和不迁之主的限制，除了太祖和不迁之主外，日常所供奉的也只有高、曾、祖、考四世而矣。

三、宗祠建筑

宗祠从前往后，由门坊、门厅、享堂、寝堂四部分组成。首先见到的是高大的门坊耸立在仪门之前方，刻字应苍劲宗祠牌匾，标志着本祠的正式名称。

仪门之中间门一般不开用的，人们进出平时走边门，逢节日或大事才开中门。仪门正背两面，与院落构成门厅，正中屋脊升起，以示尊崇。

享堂是族内议大事、办庆典或族人聚会之地。

享堂照壁后建筑也应讲究该祠以颂扬宗法文明建设的展示。

匾，高挂于享堂照壁上方之正中。

过享堂是天井和寝堂，是祠的最后进。寝堂是祠堂中最庄严之地，是摆放祖宗牌位和族人跪拜祭祀之地。正面靠墙须弥座上有木阶梯，是旧时按世序安放灵牌位的。牌位不是任意拿来放上去的，自立祠供奉之始祖及始迁祖，要举行隆重的“进主”仪式，按世序一定位置依世代供奉的。灵牌是双层的，正面写有神灵(灵主)的世序、姓名。灵牌书写格式必须遵制过黄道按黄道“生老病死苦”五字循环，以“生”或“老”二字落脚。横看要通直落要达即对应“道远几时通达路遥何日还乡” 按道字依次循环 以“通”或“达”二字落脚。意为横通直达之意！

从祠堂三大作用(安放祖宗牌位和族人祭祀，庆典，议族内大事或族人聚会)，寝堂是祠中最重要之地。寝堂地面比前边享堂高，是为了显示寝堂之庄严与神圣。

宗祠正厅供奉着始祖公及夫人塑像，左边是建祠宗支宗亲各支祖公及夫人塑像，右边是广行忠孝善事，两侧依次陈列着历代珍藏的龙头祖牌，如同"家谱"。

“祠联”是指与各姓氏祠堂专用的一种对联，包括堂联、楹联、门联等。堂联主要是指正堂上悬挂、粘贴、镌刻在神龛两侧的对联，在祠堂内墙壁上悬挂、粘贴的对联亦称堂联。楹联是指悬挂、粘贴、镌刻在祠堂内外柱子上的对联；门联是指悬挂、粘贴、镌刻在祠堂内外大门、仪门、屏门、耳门、楼门上的对联。是通过对联形式，将姓氏的来源、发祥地、祖先的居住地、名讳字号、官位以及祖先的嘉行懿事等内容，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进行的艺术再现，以达到不忘祖先、不忘故土、不忘根源的目的。其中包括寻根溯源联、弘扬祖德联、训勉后昆联等内容。

然而“祖坟”更是祖源的核心领地，修缮“祖茔”胜于修建“祠堂”，但是有很多已经找不到“祖茔”了!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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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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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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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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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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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重修祖祠的意义

重修祖祠的意义，祠堂是在历史上顺应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因为我们中国自古有尊宗敬祖的优良传统，而祠堂里面传承的文化非常重要的，祠堂破旧了是需要重修的，下面是重修祖祠的意义。

重修祖祠的意义1

一、修建祠堂，修族谱，这是一件好事情。

我们的根在哪里？就在族谱；我们的寄托在哪里？就在祠堂。

我们应该鼓励修建祠堂。修建族谱，举办族人大会。但是我们也反对那一种浮夸的，超级浪费的奢侈型的族人聚会。很多人评价中国人是实用主义，中国人没有信仰，比如说去庙里也好，去观里也好，烧香，烧头炷香烧，很大的香，然后跟神或佛说，我今天烧香，你要保佑我，什么生意兴隆啊？赚很多钱等等。这是典型的等价交换。

因为我们与祖先交换习惯了。一个中国人，你可以是无神论者，有神论者，但是你必须敬养祖先，这种思维是在中国人的血液里。

我们为什么供养祖先，因为祖先能够保佑我们，给我们带来平安，这是我们供奉祖先的理由。这个理由一说破就觉得挺搞笑的，但这恰恰就是现实，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是在祖先的庇护下成长，祖先就是我们的根。兴建祠堂也是更好的供奉我们的祖先，让我们心里更加的踏实，神佛面前，祖先似乎离我们更近。

重新修祠堂，修族谱，就是让我们进一步认识祖先曾经的辉煌，也激励了这些后世子孙们，必须要努力，否则对不起祖先，成不肖子孙。所以这绝对是好事。

二、居庙堂之高，盛世修典。处江湖之远，盛世修祠堂。

本质上是一样的。修祠堂、拜家谱，荣耀祖先，流转传承，就是精神价值感的时空满足；修家谱、建祠堂是民间对官方信仰的模仿；精神有所依托，行为有敬畏，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民间精神需求，宜疏不宜堵。需要引导这种现象，避免修祠堂、家谱过程中的强捐等不合法不合理行为。

首先说明一下。这种现象在南方较多。因为历史上的原因，尤其是60年代，北方祠堂、家谱一段时间被破坏了，清除的比较严重。而南方由于山高皇帝远，远离政权中心，丘陵、山地地形信息闭塞，祠堂、家谱信仰保留下来较多。笔者所呆的福建，祠堂林丽、恢宏，这类民间信仰比比皆是。

比如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黄家祠堂(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林耀华写的《金翼》、《义序的宗族》就是以黄家祠堂为背景)，世界闻名。一度因为拆迁闹的纷纷扬扬的福州胪雷陈家祠堂(陈家后人有著名学者陈景润家、将军陈少宽)。笔者也参观过民国时期林森主席建立的林家祠堂。

1、价值宣言，形式上的光宗耀祖。

改革开放30多年后，解决了温饱，小康问题之后。农村人也有了更多精力、金钱来考虑精神世界的满足。人是价值的存在。修祠堂、拜家谱，就是精神世界价值感的时空满足:修祠堂，空间上展现了这种生命存在价值感；拜家谱，时间上展现了家族不断代，流转接续，兴旺发达。无论是修祠堂好，拜家谱也好，本质上是情感上链接与祖先的通道，展现成功的精神价值。

修祠堂、家谱，一般多由家族中有威望，事业成功的人担任牵头人，经费自愿认捐。不成文的规定是多捐者总能在形式上留下浓重一笔，或在祠堂牌匾上留名，或在家谱上留下重要位置。这何尝不是一种荣耀。

2、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的空间寄托。

中国的历史是官方的历史，有家庙、天坛、孔庙、尚书庙等纪念活动场地；有史官记述历史等。历史以来是不允许民间公开建庙修家谱的。但一直以来，民间对官方的模仿体验一直就存在。修家谱、建祠堂就是对官方信仰的民间模仿。

学术上称呼民间信仰为中国第六种宗教。民间信仰包含了祖先崇拜、地方神灵信仰(如妈祖、临水夫人、将军庙、天后宫)等。所谓的宗教信仰必然是有程序化的仪式、宗教活动场所、成文经典教义书籍等内容。民间信仰中家谱就是文本，祠堂就是空间场所，逢年过节的祭祀拜谱就是仪式。

对祖先的崇拜古已有之，逢年过节祭祀祖先，合情理。今天的国家法定节假日清明节，从法律上肯定了国家承认这种祖先信仰的合法性。让我们对祖先追思怀念，珍惜当下。而修建祠堂、族谱，精神有所依托，行为有敬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而为了荣耀祖宗，必然在实际上发奋图强，这也是有一定现世价值的。

重修祖祠的意义2

宗祠，又称祠堂，姓氏意识强烈，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堂宇，也是家族议事、供奉祖先、传承礼德、团结族人的重要场所。宗祠原为“追远、根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体现出礼尊而貌严。它既是家族的象征和中心，也是乡土文化的根。

宗祠文化既蕴涵淳朴的传统内容，也埋藏深厚人人文根基，它涵盖了祠堂、祠产、祠约、祠堂建筑规制、祠堂陈列格式、祭祀礼仪，以及宗谱家乘、行派世系、传记事略等领域，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祠的兴废与时代的变迁紧密相连。在破“四旧”的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宗祠及宗祠文化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盛世修史，宗祠复兴也应运而生。各村的孝子贤孙，克己复礼，为复兴宗祠拼搏不已。

祠堂建筑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从尊宗敬祖，保护文物的艺术和资料价值出发，纷纷重修宗祠，既保持原真性和完整性，延续其传统特色和环境风貌；又结合区域地理，丰富宗祠文化内涵，通过和谐的建筑风格，引发民众内心的认同感，升华为心灵的归宿。

旧时，祠堂讲究采光，以适应风水术的要求，格局不能随意设置，要受封建礼制约束。如开三山门和门前设置门当户对（石锣石鼓）、石狮，族内必须有科班出身而入仕的人；祠堂门前的照壁若要镶嵌麒麟，脚的站跪姿势应按族人官阶品位而定。

祠堂门前会为取得功名的族人设立旗杆夹，以资彰显并激励后辈。后人可以通过了解祠堂的格局，进而了解村庄的发展历史。当你走典雅壮观的祠堂，就能了解到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特色。

祠堂意义

祠堂是历史的教科书之一，它用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诠释一个村庄的时代文明。透过祠堂，人们可以约略看到一个村庄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这些杰出的人物分布在各个村庄，他们的故事伴着祠堂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已经被渐渐淡忘；而有些，因为特殊的原因，也许还不曾被人所周知。

祠堂中记载的名人事迹，既让杰出人物名留青史，万古长青，又鼓励着后代从他们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来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充实人生，奋然前行，为社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个人力量。

充分利用好宗祠文化资源，引导宗祠活动的健康发展，剔除封建迷信成分，发挥宗祠文化“以德育人”和凝聚力量的功能，培育时代道德风尚，让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占领祠堂阵地。如此，才能让传统宗祠文化在新世纪的文明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重修祖祠的意义3

祠堂文化

祠堂作为文物建筑，承载了诸多历史、人文、科学、艺术、建筑、民俗等信息，是我国珍贵历史文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几十年来，祠堂的文物价值得到了更集中的关切，全国及各省市都将祠堂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且成为迅速增加的文物保护单位。

在很多祠堂的墙壁上，往往挂有“家训”、“族规”、“家法”内容的牌匾，它包含了以“忠信孝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

其中有些如“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是属于我们需要批判的封建糟粕，但有些内容，如敬长老、孝父母、友兄弟、尊师长、睦近邻、崇俭朴、恤孤寡、戒*逸、戒奢侈、禁赌博等伦理规范，包含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美德，对今天形成“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也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祠堂的文化意义

祠堂，不单是维系海外乡亲与本土血缘关系，同时也是给乡亲以及所有后代子孙了解祠堂文化，了解当地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重要载体。

祠堂，可以说就是一个民俗博物馆，又可以说是一部家族变迁史。 传统中国人对于宗祠的感情，朴素、淳厚，无可扼制，无法割裂。

无疑，宗祠是传统中国人心中血缘崇拜的圣殿，是灵魂皈依所在。是宗族血脉所系，也是宗族盛衰的标志。兴旺的家族，四时祭享、香火不断；衰败的宗族，祠堂残颓，香火断绝。它以血缘为基石，以亲情为纽带，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使后人保持着与祖先心灵的沟通。

在以血缘为坐标的宗族关系中，祠堂是尊祖敬宗的联结点。读懂了祠堂，也就读懂了宗族文化的真谛。

祠堂的文化价值

每一座祠堂背后，都凝聚着世世代代许多人的情感。这种情感天长日久，延伸成为一种文化，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

家族文化是中国宗祠文化的呈现。家族文化缩小了就是小家文化，放大了就是民族国家文化，祠堂是家族文化的支点所在，所具备的尊敬先人、崇扬贤德、教化后人、凝聚人心的作用，与建设和谐社会一脉相承，不谋而合。家和则国和，族兴则国兴。祠堂里的祖训族规，那些教人学好向善、爱国兴家的内容，是祖国与民族永恒历史文化价值的承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