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长河中诞生了无数才华横溢之人，聪明者更不计其数。能将这份聪明用到正事上，必然会留名千古，如若将聪明用错了地方，只会落一个恶贯满盈的称号。 

严世蕃是严嵩的宝贝儿子，虽然他一出生就能够拼爹拼家产，不过严世蕃的高智商，碾压了当时几乎所有人，甚至他步入朝堂以后的业务水平，更是轻松超越了多数重臣。

严世蕃的聪明，首先就表现在揣测人心上，尤其是皇帝的心思，他把握的一清二楚。嘉靖皇帝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同时又有着偏执怪癖，再加上与严世藩一样，同属聪明绝顶之人，因此，他每次下的圣旨都让大臣一头雾水，就连严世蕃的父亲严嵩，都猜不透皇帝的意思。唯独严世蕃，将这位皇帝的心思摸得一清二楚，每次帮父亲写奏折，都让皇帝十分舒服。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聪明人，也许就是因为太“聪明”了，嘉靖帝的兴趣并不在兴国安邦上，他反而非常喜欢修仙学道，希望求取长生不老，这也是他为何如此宠幸严氏父子的原因。因为，想要求“长生不老”，就需要写青词上奏天庭，会写青词就成为了朝廷官员的一项必备技能。

严嵩在朝为官多年，为了给皇帝写青词早已经耗尽了心思，后来他上呈皇上的众多词藻华丽、用句精美的青词，其实都是由儿子严世蕃代写的，就这样父子俩凭借着“青词”，在嘉庆时代的朝廷上荣获恩宠。严嵩之所以能够权倾朝野，与严世蕃的才华密不可分。

只可惜严世蕃有如此聪明才智，却从来没有进入正道上。或许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他不仅没有将自己的满身才华用来兴国安邦，拯救天下苍生，反而是做了一个肆意妄为的恶人。

据说严世蕃查账的才能也是一流，他担任工部侍郎以后，每次前往工地巡查，稍稍翻几眼账本，再看看工地现状，就能准确的判断出这些官员在工程上贪了多少黑钱，然而他不仅没有将这些黑官绳之以法，反而是凭借着这自己的这项才华中饱私囊，民生社稷从来与他无关。严世蕃聪明不假，只可惜他的聪明没有用到正道上 。

严嵩（1480－1565），字惟中，号勉庵、介溪、分宜等，汉族，是明朝重要权臣，擅专国政达20年之久，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严嵩为官专擅媚上，窃权罔利，并大力排除异已，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晚年，为明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

那么，这么一个大权独揽，权倾一时的人物，是怎么倒台的呢？

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里倒是有所介绍，其中不乏一些细节。

笔者根据朱老先生所记载，将严嵩、严世蕃父子的倒台过程分为如下阶段：

嘉靖四十一年，深得世宗信任的一个蓝道士在宫里扶乩，乩仙显灵，告知世宗：天下不治的根源是“”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耳!”，“贤如徐阶、杨博，不肖如嵩。”并且告诉皇帝，乩仙不除严嵩，是要“留待皇帝自殛”。

就在这年初夏的一个雨天，一个叫做邹应龙的御史跑到一个内监家里躲雨。从内监嘴里探得嘉靖扶乩的事。看看雨也小了，邹应龙谢过主人，在风雨中回去。这一晚他对着烛光发愁。严嵩是奸臣，凡是御史、给事中，都得替皇上除害。但是想起沈炼、杨继盛、吴时来的前途，何尝不值得担心一封奏章，要是倒不了好臣，至少便得充军三千里。可是也许皇上已经动心，只要再动下，还愁倒不了一个严嵩。应龙真有些踌踏。

朦胧之间，他竟昏昏地睡去了。他做了一个梦。据说是在东风中，他带着随从出去打猎。远远地看见一座高山，他对准放了一箭，那箭飕飕地不知哪里去了。加上一鞭，他骑着马迎着东风走去，当前又是一座山，可是小得多了。山旁一座楼，下面全是田。田里只看到一一堆米，米上盖了草。他晓得北方没有稻田，就算有一 点吧， 也不会在春天把米苫在田里。奇怪得很。不管他，且发一箭。 不发还好，发以后， 只听到哗喇一声， 像天塌下一一样，米堆倒了!楼倒了，小山倒了，连带大山也倒了。这场大乱，吓得应龙浑身大汗，原来是做了一一个梦。应龙把烛花剪过，重新对着烛光沉思。据说当时他在桌上乱画着“高山，高山”几个字。模糊中他看到“山”字连到“高”字，正是严嵩的“嵩”!“好啊!”应龙拍着案，得到了新的启示。事情是容易了。东面的楼是“东楼”。他在桌上写一个“田”字，上面是“米”，“米”上加“艸”，明明是一个“蕃”字。他明白了，这一枝箭，不让它飕飕地落空，一定对准了射去。在烛光摇晃的当中，他起草，他誊清，一篇弹劾严氏父子的奏章呼之而出。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的政权倒了。世宗一面降旨安赋严嵩，一面却叫他回籍休养;严世蕃交法司讯问，最后判决世蕃、严鹄、罗龙文，充军边远。世宗对于严嵩还是不时地眷恋，在西苑奉道修醮的时候，永远舍不下这个撰进青词的老臣。

严嵩父子到底有没有翻身机会？预知后事如何，且看明日分解！

严嵩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权臣之一。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

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

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喜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山门是独乐寺的大门,门额上悬挂的“独乐寺”3字大匾,相传为明代官吏严嵩所题

北京的老字号、著名的酱菜“六必居”三个字就是他写的，以下的一些牌匾是经专家考证确认出自严嵩之手

相传为严分宜(严嵩)手迹

严嵩生平

《明史》称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这个结论概括出相当一部分事实，但不是全部。一方面，并非一意媚上，严嵩得罪世宗之处也不少；另一方面，他对政事颇多议论，特别是对正德年间的政治有所批评。这两方面也都应引起注意。

他出生于寒士家庭。自小学习声律，少年聪慧，善于作对。如地方父母官口占一联：“关山千里，乡心一夜，雨丝丝。”他随口应对：“帝阙九重，圣寿万年，天荡荡。”对得很是工整。弘治十一年（1498），中乡试；十八年（1505），中进士，列二甲第二名，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就读，初露才华，阁臣李东阳在内的不少士大夫“咸伟其才”。正德二年（1507），授翰林院编修。不久，以病请归，在分宜县境内的钤山隐居读书，有十年左右。刘瑾执政期间，在焦芳的挑唆下，对南方士大夫采取排斥的方针，特别提出“毋得滥用江西人”。严嵩辞官与此不一定有直接的联系，但他长期养病，可能是受到朝中斥退江西籍官僚的影响。

严嵩在钤山过着相对平静和清贫的生活。据他自己说，是“一官系籍逢多病，数口携家食旧贫”。“近知理俗事，学种南山田”，这也是他当时生活境况的写照。在钤山时，李梦阳曾经拜访过他，赠诗曰：“问奇颇类扬雄宅，醒酒真轻李相庄。”严嵩和诗为：“地僻柴门堪系马，家贫蕉叶可供书。莺花对酒三春暮，风雅闻音百代余。”过着这样的田园式生活，“颇著清誉”也是自然的。

正德十一年（1516），严嵩还朝复官。复官之初，严嵩对朝政多持批评之论，他多次提到，“正德间，天下所疾苦莫如逆竖妖僧”。对于武宗的其他许多做法，他也持批评态度。关于运楠木北上，他写道：“今湖南运殿材巨楠数千株，联筏曳旗，蔽流而上。楠最硬者围丈余，长可五十尺，诚天地间奇声。然此木一株，山伐陆挽水运至此，费数百金矣。”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几个月之后，严嵩升南京翰林院侍读，署掌院事。

嘉靖四年（1525），升国子监祭酒，又由南京回到北京。至此为止，可以说，世宗对他并没有特别注意，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积极参与了嘉靖初期围绕议礼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尽管他也写过“濮园仪礼伸舆论，代邸崇恩本圣情”，尽管他在南京任官，与同在南京的张璁、桂萼有接触的机会，他与桂萼同是江西人，儿子与桂萼之子同延请一师等等。严嵩与桂萼有诗书往还，多所颂扬，这在士大夫中极为普遍，不能作为加入党争的凭证。当时反对内阁和部院大臣的安排，赞成皇帝尊崇兴献王的主张的，多是一些地位很低的官僚，即不但品秩低，而且是非清要部门的官员。议礼一案，给他们创造了改变地位的极好时机。严嵩在最显贵的翰林院任职，没有与张璁、桂萼等采取同样的行动，是合乎逻辑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像大多数翰林官，坚决拥护以杨廷和为首的旧官僚集团的主张，而取审慎的态度。与批评正德朝政相比，这时的严嵩在为官做人方面有了明显的变化。他将利禄看得重了，常说起“禄不逮养，学未有成”之类的话，也有人批评他，任祭酒时就不清白了。

嘉靖七年（1528），严嵩以礼部右侍郎步入上层官僚的行列。他被世宗派往湖广安陆（今湖北钟祥）监立显陵碑石。还朝后，严嵩上了两道奏疏。一道奏疏叙述了河南灾区的情况，称“所在旱荒，尽食麻叶、树皮，饥殍载路。市易饼饵则为人所攫取，子女鬻卖得钱不及一饱，孩稚至弃野中而去。闻洛阳、陕州、灵宝诸处尤甚，人相残食，旬日之内报冻死二千余人”。另一道奏疏叙述了途中所见祥瑞，称“白石产枣阳，有群鹳集绕之祥”，“碑物入江汉，有河水骤长之异。”立碑时，“燠云酿雨”，“灵风飒然”。他提出撰文立石以记之。一呈祥瑞、一报灾异，反映了严嵩既有阿谀圣上的一面，又有关心民情的一面。两篇奏疏都收到了好的结果。对于前一疏，世宗批道：“这地方既灾伤重大，将该年勘过有收分数起运钱粮暂且停止，待次年收成之后带征，其余灾轻地方照例征解。”对于后一事，世宗批道：“今嵩言出自忠赤，诚不可泯。依拟撰文为纪，立石垂后。”进献符瑞，是世宗所乐于接受的，救灾安民，是当年的世宗所关心的。可以说，这一次外差，使严嵩得到世宗的欣赏。

后来的几年里，严嵩先后改任户部、吏部侍郎。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南京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严嵩赴京朝觐考察，被世宗留下，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由于世宗对议礼的重视，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尤其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严嵩和世宗的接触开始频繁起来。据他自己说，当时世宗忙于同辅臣及礼部尚书等制定礼乐，有时一日召见两三次，有时至夜分始退。他住在城西约四里，乘车驱隶弗及，往往是单骑疾驰。

嘉靖十七年（1538），有人上疏请献皇帝庙号称宗，以入太庙。朝中大臣，包括严嵩在内，欲加阻止。世宗怒，著《明堂或问》，严厉质问群臣。严嵩尽改前说，并且“条划礼仪甚备”。献皇帝入庙称宗之争，是大礼议的尾声。严嵩在这件事上碰到了小小挫折，也学会了如何应付性情乖僻多变的世宗。

勤勉加上温顺，严嵩博得了世宗的好感。当时在西苑值宿并不时得到召见的官僚有：武定侯郭勋、成国公朱希忠、驸马都尉崔元、阁臣夏言和顾鼎臣，以及礼部尚书严嵩，严嵩作为世宗亲信的地位被确定下来。

角逐庙堂嘉靖二十一年（1542），首辅夏言革职闲住，严嵩加少保、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仍掌礼部事。这是他经历第一场重大斗争所取得的结果。

严嵩创作的百寿图

夏言是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严嵩曾为该科会试的同考官，两人有师生之谊。夏言以议礼贵，比严嵩早发达。他建议立南、北二郊，实行天地分祀，得到世宗的赏识，一年中，由正七品的都给事中升至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入阁以后，他推举严嵩任礼部尚书。因有引荐之恩，夏言对严嵩傲慢无礼，以门客视之，两人关系迅速恶化。而此时，夏言又因拒服道冠法服等事，招致世宗不满。严嵩适时地利用世宗的不满，攻击夏言，更使世宗下决心除去夏言。

嘉靖二十三年（1544），首辅翟銮因事削籍，严嵩成为首辅，先后加太子太傅兼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师、少师，获得了文臣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他的地位就完全巩固了。

威胁仍然来自夏言。世宗曾在案几上写下“公谨”（夏言字）二字，表现出对夏言的眷恋之情。严嵩闻知此事，主动提出，“故辅臣夏言可诏用”。或称，世宗复思夏言，是因为“微觉嵩贪恣”。

夏言再次成为首辅，仍一如既往，不以同列待严嵩。凡有批答，他独自拟稿。凡是他憎恶的官僚，或与严嵩亲近的官僚，一概逐斥。严嵩知世宗眷宠所在，噤不敢言。

与夏言相反，严嵩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对世宗一直保持谦恭的态度，并注意不让世宗感到他在独执朝政。他曾声言：“臣每次独蒙宣召，人情未免嫉议，窃不自安。今臣希忠，臣元，臣赞，臣璧，凡有宣召，乞与臣同。”在生活细节上，他也颇为留意。他后来对徐阶讲过一个故事：“贵溪再相，每阁中令馔，不食大官供。家所携酒肴甚丰饫，器用皆黄金，与某日共案而食。某自食大官供，寥寥簟具相对，乘二载未尝以一匕见及。”这种情况反映给世宗，他自会有一番想法。谦恭，不但是严嵩打败夏言的主要手段，也是他长期维持世宗恩宠的主要手段。

直接导致夏言失败的因素是“复套”事件。嘉靖二十五年（1546），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议复河套，夏言极力支持。世宗本来也赞同此议，对持反对意见的官僚严加训饬。但在朝廷一片“复套”的呼声和积极筹办之中，他又改变立场，提出一系列疑问：“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世宗思想的变化未必由严嵩引起，而严嵩的机会却由此而得。他立刻声称，“复套”之议不当，且借机攻击夏言的专擅：“臣与夏言同典机务，事无巨细，理须商榷，而言骄横自恣，凡事专制一切机务忌臣干预，每于夜分票本，间以一二送臣看而已。”嘉靖二十七年（1548），世宗命夏言致仕。严嵩又利用掌管锦衣卫的都督陆炳与夏言的矛盾，总兵官仇鸾与曾铣的矛盾，联合陆、仇二人，确立夏言与曾铣交结为奸的罪名，置他们于死地。

夏言死，严嵩与仇鸾的矛盾开始激化。仇鸾曾被曾铣弹劾，逮捕下狱。

他在狱中与严嵩约为父子，请严嵩子严世蕃为他起草弹劾曾铣的奏疏。曾铣被杀，仇鸾有宠，不甘心为严嵩掣肘。他上密疏，揭发严嵩与严世蕃所行事，引起世宗的重视。嘉靖三十一年（1552），严嵩受到冷淡，大臣入值，他有四次不曾被宣召，当随同其他阁臣入西苑时，也被卫士拦阻。他回到宅中，与严世蕃相对而泣。所幸仇鸾不久病重，陆炳乘机把刺探到的仇鸾的不轨行为向世宗汇报。世宗立即收回仇鸾的印信，使他忧惧而死。皇帝和首辅间的芥蒂自然消除。

严嵩相继除去了政敌夏言、仇鸾，朝中一时无与匹敌，但他深知世宗对大臣的猜忌心理，为了保住他的权位，他对所有弹劾他的官僚都施以残酷的打击，轻者去之，重者致死。沈、杨继盛之死就是突出的例子。

沈（1507―1557），浙江会稽（今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明史・沈传》说他“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名士徐渭也赞“以奇惊一也”，始补府学生，以文奇；始知溧阳，以政奇；擢经历锦衣卫，以谏奇；最后，谪斥为民，以憨奇。他上疏，罗列严嵩十条罪状。主要指责严嵩“要贿鬻官，沽恩结客”，“妒贤嫉能”，“阴制谏官”，“擅宠害政”，这些都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严嵩由此大恨，反击说沈在知县任上犯有过失，想借建言得罪，受些小处分，一来避考察，二来取清名。世宗被打动，谪发沈至口外保安。沈在塞外以詈骂严嵩父子为常，嵩闻之大恨。

嘉靖三十六年（1557），严世蕃嘱咐新上任的巡按御史路楷和宣大总督杨顺合计除沈，许以厚报，“若除吾疡，大者侯，小者卿”。恰逢白莲教徒阎浩等被捕，招供人名甚多。杨、路列上沈的名字，经兵部题覆，沈被杀。杨继盛（1516―1555）字仲芳，号椒山，北直隶容城（今属河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任兵部武选司郎中。他上疏论严嵩十罪、五奸。把世宗最头疼的北边安危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又说，去春雷久不发，主大臣专政，去冬日下色赤，主下有叛臣，把世宗最相信的天象说与严嵩联系在一起。奏疏十罪五奸的内容主要仍是贪贿纳奸，结党营私，打击异己。这些都摸准了世宗的心理，很有力量。但他在结尾处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这就犯了大忌。一来，世宗听信道家者言，根本不愿见二王；二来，藩王不当过问政事，询问二王是何用意？史载：“嵩见召问二王语，喜谓可指此为罪，密构于帝。帝益大怒”，遂将杨继盛送镇抚司拷讯。为杀杨继盛，严嵩故意将其名字附在坐大辟的都御史张经和李天宠之后，一并奏上。世宗报可，严嵩就轻而易举地杀了杨继盛。

严嵩被论，主要在贪贿和揽权方面，而特别是揽权。虽然一时未起作用，但潜在的影响是存在的。一旦世宗因某些小事对严嵩产生恶感，曾经提出的这些重大问题会促使他早下决心。因此，言官对大臣的弹劾，也是一种形式的较量。在与夏言的较量中，严嵩主要依靠他的谦恭，而在与言路的斗争中，他更多是依靠对世宗心理的揣度。

议处政事严世蕃，号东楼，是嵩之独子，自视为天下才。史称，严嵩柄政，“朝事一委世蕃。”实际上，对许多重大问题，严嵩还是在不断发表自己的见解，有时甚至是与世宗相左的见解。

对灾情和赈济灾区的事务，严嵩仍然关注。如吴鹏奉旨赈济南直隶受灾地区，他起草的敕书写道：“命尔前去会同彼处抚按官及营田都御史，督同该府州县官，将被灾人户查审以完，计口给赈，如前项银米不敷，即查各府州县预备仓粮，及在库无碍银两相兼支用，分投给散，务使贫民各沾实惠，毋致里书人等侵留作弊。”嘉靖三十二年（1553），他与世宗讨论赈济问题，又谈到：“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粜，或可稍纾日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发米出粜，虽米价稍平，但四处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请于十万石内以八万石出粜，济在京军民，二万石敕户部委官运赴城门外各厂，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庶得并沾实惠。”嘉靖二十四年（1545），分宜等县旱荒，民众乏食，严嵩还将世宗所赐银二千余两买稻谷五千余石陆续赈济饥民。严嵩说，这样做是为了“以广圣泽”，或者说，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稳定。

严嵩书法欣赏

北边的民族关系，是嘉靖朝最感棘手的问题之一。从借收复河套的争议杀夏言、曾铣，到“庚戌之变”，不过两年时间，而严嵩又一再告诫主持战事的兵部尚书丁汝夔不要轻战。值得注意的是，不可轻战是严嵩的一贯思想，而非出自权宜。他对北边形势的认识从来是不乐观的。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八月，也就是刚刚入阁不久，严嵩与世宗谈论边事：“臣以为虏寇不足患，惟中国久安，武备久弛，将领非人，兵力单弱，粮饷缺乏，边围空虚而民不见征，法令不严而将帅不肯用命，功过不明而上下相为欺蔽，使虏得以窥我虚实，此深可患者也。”疏论中对“择大将”、“募壮勇”、“足粮饷”、“严法令”、“信赏罚”等问题均有精采的论述，最后归结为：“此数者，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未见诸实行者，无乃未得其人欤？诚得人，以视国如家为心，以之择将必无私举，以之募兵必得实用，以之处粮必无空乏，以之定赏罚必无轻纵。”世宗读后连连称叹，说它是“探本穷源”之论。尽管言之壮烈，严嵩的基本主张仍是守险。

嘉靖二十八年（1549），再次与世宗讨论北边形势，他的守险主张更加明确。世宗问：“北虏累年入犯，我皇高祖考岁一驱逐，今如遵举一行，可欤？”严嵩无关痛痒地颂扬了世宗“圣谟弘远”一番，然后说：“今时非前比，只严督将臣守御，自可无事。巡驱之典似不必尽同于昔也。”出于守险的需要，严嵩对边墙十分重视。嘉靖三十六年（1557），鞑靼一部逼近永平、迁安等处。他提出：“须将各口原修未竟边墙，作速修补坚固”，“须严敕督抚官遍阅已修者，增坚未修者，作速修完，务在实行。”对于各边粮饷，严嵩也很关心。

嘉靖三十七年（1558），大同地区丰收。严嵩说：“近闻大同颇熟，银一两可得米九斗。臣等伏念此时发银该镇，令趁时籴买，备半年饷。用一倍，可得三、四倍之利。”“若延至来春二、三月时，米价腾贵，银二两才可得米一石耳。”对于倭寇问题，严嵩也发表过不少见解。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对倭寇成份的看法，他说：“倭寇之起，因闽浙人下海通番得利，聚徒众盛，遂起狂谋。去岁只在沿海侵犯，今则各地深入。据报，真倭数不满千，皆系漳温近海贼徒结伙导引，一如北虏我逆之导也。”这也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看法。二是扩大统帅的权限。他认为，数年来东南战事不利，“皆本之铨曹及督抚诸司怀欺不忠，号令不一，寡谋失律之所致”。他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胡宗宪对平定倭寇海盗起了不小的作用，严嵩的信赖和扶植，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严嵩在建储问题上的表现最得官僚们的称赞。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没有确立太子的情况下，安排裕王朱载（即后来的穆宗）、景王朱载圳婚事，诏于各府举行婚礼。严嵩不同意。这虽是先年亲王旧例，“但臣等思得府第浅窄，出府未免与外人易于相接，在亲王则可。今日事体不同，臣等再三计之，实有未安”。他认为可以“俱留在内成婚，亦于保护为便”。世宗不客气地问：“出府之不可，是害及二王，是害及朕，卿等明说来。”严嵩回答：“储贰名分未正，而又出居于外，虽应得者亦怀危疑。府第连接，仅隔一墙。从人众多，情各为主，易生嫌隙。此在二王不可不虑者也。先朝有太后在上，有中官、东宫，体势增重，主上尊安。今列后不在，至亲惟有二王，却俱出外，此在圣躬不可不虑者也。”一年以后，严嵩又进言：“自古帝王莫不以豫建太子为首务。臣叩奏密对，屡以为请，圣衷渊邃，久未施行。中外臣民引颈望，谓此大事，置而不讲，臣等何以辞其责！请及开岁之首则告举行。”这是严嵩最能直言，也是世宗最不肯接受的一件事。世宗甚至说此论“恐非安上敬君之道”，再有复请者，必“重加以刑”。史家对此事的评价却颇为公允。对严嵩素无好感的官僚徐学谟说：“嵩此论既虑二王在外易生嫌隙，又虑二王在外主势甚孤。此外臣所不敢言者，嵩以恃上知遇，故为是危言耳。不可以人废言也。”世宗崇信道教，严讷、郭朴、李春芳、袁炜等人都因为善写青词而入阁，被称为“青词宰相”。严嵩也善于撰写青词，但他经历了多次官场上的权力斗争，对朝政自有一番见解，他是“政治宰相”而不是“青词宰相”。

盛极而衰严嵩的权势超过了他以前的任何一个阁臣。他在位时，“江右士大夫往往号之为父。其后，外省亦稍稍有效之者”。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其他官僚对严嵩的敬畏：“嘉靖三十二年，倭奴入寇，江南残破。分宜当国妄奏寇平。时徐文贞（阶）为次相。其子仰斋入都，将谒分宜。文贞恐其应答差讹，商议两日夜，始参谒。分宜无他所问，惟讯江南倭寇若何。仰斋答云：‘势甚猖獗。’分宜不怿。文贞知之，率仰斋请罪，始释然。”严嵩对严世蕃的宠爱和放纵，几乎是有文必录。他以东楼（严世蕃别号）称呼儿子，这在明代恐怕没有第二例了。至于对家人，严嵩也并非一味放纵。有一个叫林一新的官僚，任江西佥事，严嵩家仆有不法者，加以笞责。后林一新入贺京师，严嵩对他“甚加敬礼”。但由于严嵩的权势过大，严府的仆隶亦成为士大夫结识的对象。管家严年号萼山先生，公卿“得与萼山先生一游者，自谓荣幸”。因此，对于严世蕃和严府家人的作为，严嵩当然是负有责任的。

严重的是，严嵩的傲慢态度在世宗面前渐有显露。嘉靖四十年（1561），吏部尚书吴鹏致仕，严嵩指使廷推他的亲戚欧阳必进。世宗厌恶此人，见名单大怒，掷之于地。严嵩上密启，“谓必进实臣至亲，欲见其柄国，以慰老境”。世宗碍于情面，答应了他。严嵩密启的内容传出，许多官僚大为吃惊，有人说他“与人主争强，王介甫（安石）不足道也”。几个月后，世宗命欧阳必进致仕，是对严嵩的严重警告。这一年严嵩八十二岁，对许多问题不能正常进行思考和判断，或许和年龄有关。如十月，永寿宫火灾，他请世宗暂徙南城离宫，而南城是英宗在景泰年间被软禁的地方，这当然使世宗很不高兴。应付世宗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垂老之人。严世蕃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但自从严嵩的夫人去世，他就不能再参政。严嵩接到世宗的诏书，往往不知所云。世宗日益亲信徐阶，严嵩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日益下降。

水冰山录(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乾隆刻本

查抄明朝奸臣严嵩的财产清单

简介：天水冰山录是明朝奸臣严嵩的财清单明朝大贪官严嵩在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清册，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光是登录财的字数竟多达六万多字，据书中所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环耳坠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绒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差最后一册。

一次道教活动决定了严嵩的命运。世宗召徐阶推荐的方士蓝道行入禁中，常使预卜祸福。一日，严嵩有密札言事。徐阶事先通报蓝道行，蓝道行降神仙语，称：“今日有奸臣奏事。”看到严嵩的密札，一生信奉道教、礼拜神仙的世宗对他究竟是忠是奸发生了疑问。正在一内侍处避雨的御史邹应龙听到这个消息，认为是个好时机，上疏论严嵩父子不法状。结果，严嵩被勒致仕，严世蕃先是发戍，后以通倭罪被杀。籍没严嵩家，上报金三万二千余两，银二百余万两，另有珠玉宝玩数千件。但抄收上来的家产，不及十分之三。抄家牵涉面很广，“江右小民，疮痍数十年犹未复”严嵩回到江西，尽管他曾为家乡父老做过一些好事，却晚景凄凉，“死时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椁，亦无吊者”。这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终年八十六岁。

严嵩的诗文主要收在《钤山堂集》中，此外，奏疏被编为《历官表奏》，草敕被编为《直庐稿》，诗被编为《振秀集》等。唐顺之说他“于诗文，各极其工”。杨慎称赞他“字字皆诗，句句有味”。这些评语或许太过，但严嵩的著作对于研究他本人，对于研究正德、嘉靖朝，特别是嘉靖朝的政事和人物，无疑有重要的价值。

《钤山堂集》

《钤山堂集》

严嵩―庆云赋

惟灵璧之丕叹兮，憾神坤以通乾罡。历万古之锤炼兮，含自然以极造化。>奇五岳之神韵兮，混千面集于奇峰。比穹苍而袭云兮，拈颛顼以摇营室。>体嵯峨之玲珑兮，待谐宙而绕香雾。观庆云之毓魂兮，升碧石以接北辰。>击磬鼓以镇诰兮，听秋水之谓晨风。随即信步轻易，>浮念庆云；神之所遗，缘出泗水；开山启道，始镇吴江；>石间桥洞，百千之数；待遇九河，千泉泄玉；峰底举燧，>孔洞生烟；礼乐铮铮，和与清阳；庆为天同，比及流云。>

严世蕃（1513—1565），字德球，号东楼，江西新余人，明朝嘉靖皇帝的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不是经过科举走上仕途，而是借他父亲的光，先入国子监读书，后做官，累迁至尚宝司少卿和工部左侍郎。据说，严嵩长得又高又瘦，眉目疏疏，声音又大又尖，很符合百姓心目中刻画的奸臣形象。可是，严世蕃的长相和他爹却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短项肥体”，果然是富家公子气象，只是可惜一目失明。严世蕃奸猾机灵，通晓时务，熟悉国典，而且还颇会揣摩别人的心意。严世蕃被称为嘉靖第一鬼才。

严世蕃会比他的父亲严嵩更贪财，也更作恶多端，在于他自身很有才华，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加上父亲严嵩权势熏天，这才给了严世蕃贪财机会，众多人吹捧、贿赂严世蕃，也促使严世蕃贪心更甚，成为一个大贪巨恶。

严嵩是嘉靖朝时期内阁首辅，也是嘉靖在外朝代言人。严嵩执政期间，做了很多恶事，也因此臭名昭著。他膝下有一个儿子，名字叫严世蕃，儿子比老子更有才华，也更能作威作福滥用职权，父亲是“老阁老”，儿子在外面被称为“小阁老”。

严世蕃是严党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严嵩智囊。他比父亲严嵩更贪财，离不开下面这两个原因。

一、借着父亲权势，可以为所欲为

严世蕃虽然不太受嘉靖喜欢，但他的父亲严嵩，却是嘉靖身边红人，写得一手好青词，也能够对嘉靖一呼百应。严嵩在朝堂权倾朝野，也就使得严党如日中天。严世蕃作为严嵩儿子，自然受到了父亲影响和庇护。

只要父亲一天是内阁首辅，严世蕃就能够作威作福，为所欲为行事。严世蕃生活奢靡享受，这对于钱财收入有着重要要求，只有不断敛财，才能够满足他对生活品质追求和保持。

二、贿赂之风一旦盛行，便很难停下来

收受贿赂这件事情，从古至今都只有零次和无数次分别。贿赂之风一旦盛行，很难将其停下来，即便是严世蕃也不会例外。我想初入仕途严世蕃，内心也想有大作为，将自己一身才华，施展在朝堂上。

随着进入仕途时间延长，被朝堂乌烟瘴气熏陶，也就更加严重。这样情况下，父亲一手遮天，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前来巴结严世蕃，开始兴起贿赂风气。

长期的贿赂，使得严世蕃见钱眼开，也对钱财充满了兴趣。这一癖好成就了自己，让自己享受了顶级待遇，最终也葬送了自己，让自己身首异处。

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对于著名的汉奸严嵩来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就在这个月，据报道，他的儿子严世蕃因“阴谋反对日本”而被捕入狱。如果被判有罪，那些等着他的人就完了。严嵩是明朝的异类，一个“罕见”的汉奸。明朝奸臣不多。是《奸臣列传》，分为上下两卷，另外两卷是《奸臣列传》，上下三卷是《奸臣列传》。是一部奸臣传，分四卷，另外三卷，即上中下三卷和《新唐书》。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是说大明的汉奸就一定比大唐或者大宋少，因为《宋史》也包括《宁兴传》和《明史奸臣传》。进入二传，在一般人眼里就是汉奸。例如，在武宗时期，作为内阁大臣的焦芳与宦官刘瑾勾结。他为什么不是叛徒？然而在晏当的传记中。另一个例子是成祖王朝的纪纲，他只刺探政府和人民的隐私，并告发他人。“无数人失去了生命。”为什么不是奸臣？但是，他输入了《明史》。认为不能把所有坏人都称为“汉奸”。只有“窃权、作乱、撼宗库、杀忠良、心怀不轨、终身汉奸”的人才是奸臣。和焦芳、纪纲一样，应该算是“雁荡”和“宁兴”。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就像受欢迎的人不等于权臣，小人不等于汉奸。小人总在。奸臣比较少见。“一代名奸”是“稀有动物”。考察唐宋元明，堪称“名奸”。唐朝只有一个李。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思道。元朝的六大奸臣并不出名，明朝的“名奸臣”大概就是严嵩了。不信你问明朝最坏的人是谁？大部分回答不是魏忠贤，就是老，或者两人都在名单上。要知道，在中戏的舞台上，严嵩一直都是一个大白脸。

当然台上的东西不一定可靠，曹操的大白脸很委屈。曹操不是汉奸。即使从汉朝的角度来看，也不是这样。东汉末年，中央政府王刚解开了他的纽扣，英雄逐鹿中原。如果曹操不反抗，不知道有多少人当国王，多少人当皇帝，最后的皇帝也未必有好下场。所以曹操不是汉奸，最多是个汉奸，甚至是个英雄。

严嵩没有被冤枉，也没有人替他翻案。根据《宁兴传》的记载，严嵩其实没有执政能力，但是他知道怎么做一个奸臣。进入官场后，他其实只做了四件事：第一，拍主马屁；第二，骗人；第三，获得权力；第四，索贿。早在他“入阁朝拜”之前，就公开向宗室索贿。当了“宰相”后，更是任人唯亲，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严嵩的田产被抄，得黄金3万余两，白银200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几百万亩田地，6000多间房屋，无数珍奇古玩和名家字画。严嵩出身贫寒。财产从何而来？当然，在他窃权的20年间，他的父子俩一直在寻找权力。所以张说严嵩当政时，其实是“商人当道”。

1长女严咸宜

严嵩长女严咸宜：嫁于同乡分宜人袁应枢（工部员外郎），43岁便因病去世。非常聪明，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书习字，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女工活也无师自通。生有一个孝顺儿子，可惜因母亲去世悲痛了两年才17岁就离开了人世。生有一个女儿刚嫁于夫家也去世了；严嵩的另一个女儿嫁于邻乡新渝人黎天监（，其父逝后寄居严嵩家，书法闻名京城选为鸿胪寺署丞），一生没生育儿女，在1538年就早世了，女婿黎天监也在1542年去世。

明朝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与苏州的严家花园有关系。严世蕃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的大臣，他的祖先是苏州的严家花园的主人。严家花园是苏州园林中著名的一座私家园林，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是严嵩的祖先严光所建。严世蕃在官场上出任过多个职务，其中包括苏州府知府，他曾经在苏州府任职期间，对严家花园进行了修缮和扩建，使其更加壮观。因此，严世蕃与苏州的严家花园之间有着历史上的渊源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