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至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十五个世纪。到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冶炼与铸造技术水平达到了巅峰。青铜器艺术所具有的强烈感情因素主要来自那些为商周时代所特有的装饰纹样，从饕餮、夔龙、凤鸟等纹饰可以看出它们与原始社会陶、玉器纹饰的渊源关系。

青铜器纹饰一弊

常用于青铜器的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龙纹（爬行龙纹、卷龙纹、双体龙纹）、蛟龙纹、蛇纹（蟠虺纹、蟠虫离纹）、鸟纹、凤纹、波纹等青铜纹样。

1、饕餮纹名称出自 《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主要特征是它的主体部分为正面的兽头形象，两眼非常突出，口裂很大，有角与耳。有的两侧连着爪与尾，也有的两侧作长身卷尾之形，实际上是由两条夔龙纹以鼻梁为中心，侧身相对组成的，夔龙纹也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纹饰。多用作辅助花纹。饕餮纹的鼻、角、口部变化很多，从角、耳的不同形态可以认出其生活原型多是牛、羊、虎等动物。牛、羊是祭祀活动的主要“牺牲品”。

饕餮纹多施加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以柔韧的阴线刻出，或作阳线凸起。构图丰满，主纹两侧以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填充，具有阴阳互补之美。

饕餮纹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到东周以后再度流行，但已失去原先的主导地位和狞厉色彩，而成为华美的装饰。

2、夔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夔龙纹通常指那种长身弓起，头上有角的侧面龙形图像，有的腹下有鳍形足，有的没有。其变化很多，使用灵活。有时作饕餮纹两旁填充空白的辅助花纹。也可单独构成连续排列的装饰带，夔龙纹与圆涡纹相间排列的二方连续图案，被称为火龙纹。

3、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构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蛟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

爬行龙纹，通常为龙的侧面形象，作爬行状，龙头张口，上唇向上卷，下唇向下或向上卷向口里，额顶有角，中段为躯干，下有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也有无足的，尾部通常作弯曲上卷。大多作对称排列。盛行于商末和西周时期。

卷龙纹，龙的躯干作卷曲状，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蟠卷状，常饰于盘的中心。《仪礼·玉藻》：“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古以为龙、蛇属于同类，故把龙画作蛇身蟠卷状。自殷墟到战国各个时期青铜器上都有这类装饰，只是图像结构有所不同。

双体龙纹，亦称“双尾龙纹”。其状以龙头为中心，躯干向两侧展开，这类纹饰呈带状，因而体躯有充分展开的余地，实际上是龙的整体展开的对称图形。盛行于商末周初。大多施于方彝或方鼎口沿上。

4、蛟龙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是两条或两条以上龙的躯干相互交缠的纹饰。结构多有不同，有单体接连式，龙的躯干有规律的向同一方向交缠连接的，也有甚多的龙体交缠在一起，成多叠式的。“诸侯画蛟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是蛟龙为龙交缠的图像。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5、蛇纹是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

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蟠虺纹，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蟠虫离纹，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斜口，卷尾，蟠屈。盛行于春秋战国。

6、鸟纹是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鸟长翎垂尾或长尾上卷，作前视或回首状。在青铜器上大多作对称排列。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7、凤鸟纹也是商周两代共有的青铜器纹饰，其发展衍变中出现的变异具有断代的意义。称为凤鸟纹的一类，头有华冠，有的有角，尾羽纷披，常用于主要的装饰面。商晚期至西周时期流行长尾的鸟纹和小鸟纹，多用于装饰带或作辅助性纹饰。

8、波纹（环带纹）是一种宽大而流畅的曲线纹饰，形象活泼而流畅。西周颂壶腹部装饰的蛟龙纹与波纹配合使用。以浮雕手法制作的蛟龙纹饰蜿蜒成大波浪形，依壶体正侧、宽窄的不同而有起伏升降的变化。

青铜器饰纹象征性阐述

1、图腾标记

图腾是一种自然形象，比较多的是动物形象，某一原始氏族认为这种自然形象与他们本氏族有着特殊的关系，或视之为本氏族的祖先，或视之为本氏族的亲属或保护神，因此无比虔诚的敬奉它、崇拜它。如龙纹、夔龙纹、凤纹、蝉纹等。龙纹是中华民族最吉祥、最神圣的纹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具代表性的象征。在新石器时期，龙纹接近蜥蜴、壁虎的形象，到青铜器时代逐渐由此演变成夔龙纹、龙纹。凤纹是由原始彩陶上的玄鸟演变而来的，西周基本形象是雉，早期凤纹有别于鸟纹最主要的特征是有上扬飞舞的羽翼。因此，凤纹在青铜器中是最为美丽的纹饰。

　　2、神灵崇拜

青铜器纹饰中宗教意味最浓的是饕餮纹，关于饕餮有各种说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认为它们是原始社会图腾观念的遗留；一是认为它们是祭祀鬼神祖先的牺牲，或引申为 “助理巫觋通天地工作的各种动物在青铜仪器上的形象”。在上古人类心中，整个世界都充满着种种稀奇古怪的精灵，其中有的是人的命运的主宰者或者朋友，有的是专与人类捣乱的妖魔鬼怪。上古人类将种种自然的或社会的灾祸都归与妖魔作怪。驱除妖魔鬼怪是原始人的重要的活动之一。这种活动通常叫辟邪。如司母戊方鼎，它是以细密的云纹组成的装饰带衬托浮雕式的兽面纹主题，整体面貌以对称的狰狞兽面象征王权威严，是商末青铜器的代表作。

3、驱神辟邪

在商周的纹饰中，可以看到以神化了的动物食人的方式来辟邪。这种用图腾动物捕食怪物的形象辟邪，反映的是神与魔的斗争，又曲折的反映了人与自然的抗争。虎食人卣,铜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此卣形制复杂，显示铸造的高超技艺。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为了辟邪，反映“虎食鬼”的神话；也可以说是人兽相拥，人为作法巫师；还有的认为虎为神物，猛虎食人是“天人合一”。

4、装饰作用

青铜器中的自然物象多以变异的手段来表现，最常见的是云雷纹、涡纹和水波纹，这种纹饰曾被普遍用作填满所要装饰的环形装饰带及大面积的“地子”上，又被称为“地纹”。这种“变异现象”不仅表现出由原始先民传承而来的企图借助想象来超越现实的思维方式，也表现出奴隶时代由社会等级、权力意识激发出的幻想。立体式的、浮雕式的饕餮纹、夔纹等，衬托以线刻的云雷纹等各种底纹，构成繁密复杂的图案。强烈的宗教情感在青铜器上凸现，神秘诡异，气势逼人。

中国青铜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其间青铜器的风格从庄严的艺术风格转向了朴实、简洁、明快风格，同时青铜器的社会功能也从祭祀用的礼器逐渐转变成实用器具。青铜器的纹饰则由庄重的饕餮纹、夔纹到富有韵律的窃曲纹、环带纹，再发展为清新的蟠螭纹、宴乐、攻战纹等,其间动物纹饰狰狞的超自然魔力逐渐减弱,直至丧失。

这种纹饰的变化不仅仅是因为制造工艺或者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引起的，同时与人类生产力的提高及社会的变革也存在一定的联系。青铜器纹饰的产生是中国劳动人民勤劳、朴实、聪颖、智慧的结晶，是体现人们美好心愿的依托物，是人们与大自然抗争、共存、达到“天人合一”朴素心愿的具体表现，他们用高超的铸造技艺，为我们留下象征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

一、求子愿望

　　纹饰“麒麟送子”题材很普遍地在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中出现，一般为一童子骑一麒麟上，麒麟作乘云状，表示送子而来。类似的题材出现还有“观音送子”，“状元及第”。金华、丽水、瞿州地区的架子床正面扶手处立板大多为“麒麟送子”题材，杭州、绍兴、嘉兴和湖州地区也多有出现，宁波、温州、台州也有出现，但不是很多。在浙江各地区还出现类似的求子题材纹饰，如“五子夺魁”（也叫“庆加冠”）、“连生贵子”、“多子多福”等等。当时民众对“子”的祈求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强烈，不仅要快生贵子，而且要体现“多”字。

木雕床的纹饰中很多种植物题材也具有求子的寓意，植物的结果或结子与人类之生子同为生物之繁衍，都代表了生生不息的精神。植物的结果或结子看起来更具有直观性，植物生长很快，且果实很多，正是这种超强的繁殖现象引起了当时人们的精神共振，并产生了崇拜心理。例如生活中常见的桃子，在《诗经·桃夭》中就被作为爱情、生殖、繁衍的隐喻载体，因此有“宜其家人”的“讨子”之意；板栗，俗称“栗子”，又与“利子”、“立子”谐音；柿子与“是子”谐音；石榴是多籽水果，与“多子”谐音；桂圆，俗称桂子，与“贵子”谐音。这些都是常出现在浙江各地区的床纹饰题材，是当时浙江地区民众期望早生贵子、多生儿子、子孙绵延风俗心理的生动体现。其他类似的题材如瓜、藤蔓、葡萄等，不一一而举。

　　求子心理与中国传统祖先崇拜心理有关系。“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郊特性》）祖先崇拜心理在儒家经典中被肯定。荀子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⑴其祖先敬仰思想延续了远古的生殖崇拜思想。人们渴望血缘长流不断，子子孙孙无穷尽，并在延续根脉中希望获得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得到“送子”的恩赐。可见崇尚多子多孙是传统的生育观念传承的结果。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题材所体现的求子心理是原始祖先崇拜心理的演变的结果，也是传统儒文化心理的继承之呈现。

二、生殖愿望

　　明清时期，金华、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床纹饰花鸟题材普遍出现，多为鱼荷题材、雀梅题材、凤凰穿牡丹题材、鸳鸯戏水题材等等。花鸟题材床纹饰在衢州、丽水地区也有出现，但大都用单独鸟纹饰或花纹饰来表现；台州、温州地区则相对较少出现。此类花鸟题材通常有象征夫妻关系融洽、和睦、恩爱，也是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鸟，多形容男性生殖器；花，多形容富贵或女性特征，在民间文艺中还有被比喻作女性生殖器。鸟与花于同一题材中，往往表示男女之合。鱼和莲花题材也含有男女好合之意，民俗或民间文艺中常用“鱼水之欢”来形容男女之事。花鸟题材也体现欣欣向荣之景象，暗指新的事物将要开始。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姌精，万物化生。”《易经》用自然阴阳关系赋予了天地的阴阳关系，使天地的关系感性化。古人常用天地的规律来认同人的自然性，肯定生生思想的重要作用。民间通常用同床共枕来形容夫妻的关系，生生题材于床纹饰中表现再适合不过了。

　　在中国男女之事被认为是生命出现的原因、事物生生不息的必然条件。在西方，认为男女之事乃是生物的本能，但是强调的是“姌精”的本能，而非生生之本能。（因此中国一些学者用纯粹的西方现代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民俗中的“生”，并且用“性”来解释，笔者认为不妥。）中国传统民俗艺术中的“性”题材通常是“隐性”的，并且为“生”所服务。生生思想在众多儒家典籍里都有体现，“儒家学者着力歌颂配偶关系是从哲学上肯定生生的前提，是为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界不致毁灭所发出的呼吁。是为儒学思想之掌握社会不致无效所做出的努力。”因此生生不息的渴望、生命永恒的渴望才是民俗心理之真实反映。可以说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生殖题材不作“性”题材在民俗艺术中表现，也可以说其题材的反映具有非“性”心理。浙江地区明清时期的木雕床花鸟纹饰题材大都以物喻人，以事喻理，体现强烈的生生愿望。

三、祈福心理

　　在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题材中祈求生活美好幸福的题材比较广泛，最为常见的的就是福、禄、寿、喜、财五大题材，这五大愿望中又以福、禄、寿最为常见。五大题材在各地区都大量存在，经常以不同的面貌出现，虽反应同一愿望，但是手法有象征和隐寓。象征题材如用福、禄、寿、喜、财五位仙人的传统造型来表现，象征神仙赐福，此类题材在杭州、湖州、嘉兴地区出现比较多。还有例如用如意、寿桃、铜钱元宝、官帽或直接用文字的图案来表示，此类用约定熟成的物品来象征，工艺比较简洁成熟，在金华、衢州、丽水、温州和台州出现最多，其它各地区也都有出现。隐喻题材多用谐音的事物来表示，如蝙蝠来寓“福”，用鹿来寓“禄”，佛手与“福寿”。与此类似的吉祥祈福题材很多，在各地都有出现，如瑞兽、祥鸟、八仙、八宝、年年有余、加官进爵等等。

　　祈福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企望，希望吉祥富贵、升官发财、生命长寿等等。祈福的精神愿望是人类共同心理现象，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中的祈福思想大量出现，并且以丰富、鲜活的题材形式来表现，体现了纯正纯美的思想心理。虽然在床纹饰中也有辟邪题材的出现，但是“辟邪”非邪，而是避开邪！体现的是对祸害的避免之心理，祈求的是平安、健康和富贵等愿望。

四、龙之情意

　　浙江地区木雕床龙纹饰题材为当时人们所喜爱，从现存的明清民间木雕床来看，于明晚期、清早期浙江地区木雕床正面和围子经常雕饰龙纹饰，而清中期、后期及民国时期则多在非正面围子上雕饰龙纹饰，其纹饰有草龙纹、云龙纹、螭龙纹等。龙纹饰在浙江杭州、金华、嘉兴、湖州、衢州木雕床中出现比较多，在丽水、宁波、温州出现的较少。龙纹饰向来就为民众所喜爱必有其特殊原因。

　　龙纹饰在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器皿中就有所发现，“龙”字在出土的殷商甲骨文中就出现了，有三十多种象形文字写法。可见龙纹饰在中华远古文明中就存在并确立了其概念。龙纹饰在中华文明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贯穿整个中华文明史，他的形象不管是民间还是宫廷都其重要的地位。从汉代开始，龙开始成为皇权的象征，它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并且作为一种权利崇拜的象征。演化至明清，皇室禁令民间不得使用龙纹饰，但是终究还是没法遏制民间使用龙纹饰的习俗，后来演变为五爪龙为皇室专用，乃为真龙，其余皆为假龙。可见龙纹饰在中国历史上地位特殊，因此人们对龙有着神秘却又非常熟悉的感情。浙江地区大量存在的明清时期民间木雕床的龙纹饰正是这种几千年文明演化、积淀的历史证物。

　　陈绶祥先生认为龙的产生与中华民族古代农业社会生产有关，它作为中华民族生息发生最本质联系的农业生产主神，“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龙始终是游离于畜和神之间的一中特殊性灵。”龙纹饰作为民间木雕床的装饰图案，像草，像鱼、像虫等，为百姓平时身边所常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这种传统历史情结吧！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龙纹饰题材的广泛存在与龙的众多衍生意义也有很大的联系，浙江民间流传着“望子成龙”、“乘龙快婿”、“鲤鱼跳龙门”、“鱼化龙”等等与龙有关的故事传说，老百姓都希望自身哪一天借助超自然的力量（龙）来改变自身的现实状况，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因此对龙的崇拜心理是一种复杂的，众多心理的集合，既有原始心理的继承，又有新的概念的演变，但是对龙的喜好之情始终存在于民众之心。

五、崇古之心、林泉之志

　　浙江地区特别在杭州和金华地区的木雕床纹饰中博古纹、琴棋书画纹等题材的大量运用，并且从明代到民国早期一直延续不断，说明了崇尚传统之风在民间的普遍存在。中国文化中崇古之心贯穿历史。北宋时期文人雅士好收藏古代器物，徽宗皇帝命人把宣和殿收藏的古代器物编绘成《宣和博古图》图册，于是“博古”纹饰之题材北宋时盛行；于明末清初，博古之风大兴，为常见装饰之题材；至道光、咸丰年考古、金石之学大盛，博古纹饰更为流行，普及至民间各处。文人士大夫阶级的审美风尚影响民间各个领域，因为中国传统的崇古之心是历史的也是全民的。

浙江地区城市里的木雕床纹饰多有山水之题材，主要发现于杭州和金华地区，湖州、嘉兴、温州和宁波出现不多，丽水、衢州和台州出现比较少。山水题材的运用原因一是古人之心理的继承，古往今来，山水纹饰都为世人所喜爱；原因二是山水题材已经成为民间雕刻的题材之一，并于庙堂内外传播。浙江地区的山水亭阁题材也做到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境界，不仅满足了一部分身在庙堂，而慕恋山水的人，也得到了一般非士人的喜爱。可见林泉之向往心理存在于大众之心中。

　　木雕床纹饰之山水亭阁题材的出现，反应了文人画对民间艺术的影响，这种题材出现于床纹饰中，起先多为文人士大夫之家的要求。南朝山水画家宗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跌石门之流，于是画像布色，构兹云岭。”（《画山水序》）古人因为不能亲临山林，所以画云岭以慰 “眷恋、契阔”之情。北宋《林泉高致·山水训》中指出人们之所以向往林泉的旨意：“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中国历史很多文人雅士身在朝廷或闹市，而心怀林泉之志。林泉之志为古人所向往，并一直于民间传承着。

六、戏唱人生、 纹以载道

　　明清时期浙江地区木雕床纹饰中戏剧题材大量出现，特别是在清末民国初期尤为百姓所喜爱。现存戏剧题材的木雕床纹饰在各个地区都有出现，特别于杭州、绍兴、金华、宁波、嘉兴、湖州地区，虽风格不一，但题材基本相同。戏剧题材取材非常广泛，表现爱情故事的如《白蛇传》、《梁祝》、《牛郎织女》等故事中的情节；表现忠义的如《杨家将》、《二进宫》、《三国》等故事中的情节；表现智慧的如《空城计》、《八仙过海》等等。种类很多，但大凡是喜闻乐见的题材。戏唱的不仅仅是戏，对于老百姓来说唱的就是人生，唱自己之人生、唱自己对美好人生的向往、唱对人生不平的呐喊。

　　戏不仅是上层社会所喜欢的一种娱乐活动，更是民间重要的节庆活动。明清以来浙江许多地方逢年过节时，或有庆典时都要请戏班来演戏，至今于农村还有此习俗。戏也是老百姓了解历史，启发人生道理的一种途径之一，又可以助教化，“恶以诫世，善以示后”，起到伦理道德的寓教传承作用。看戏是百姓交友聚会之娱乐，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之方式。床纹饰中的戏剧题材很好反映了百姓的生活习俗，也寄托着他们的美好向往。

　　在明清时期浙江地区文化发展虽然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在广泛的民间，观看图纹仍然作为大众获得知识和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每一个朝代，统治阶级都有其文化道德的主张和宣教，每一个时代，大众也都会自主地形成文化道德的主流倾向。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之题材中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的弘扬和说教倾向，题材多表现礼、仁、忠、孝、信、义等等。木雕纹饰于审美之外，更多地作为鉴戒之功能，“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画赞序》曹植）与图画之初的基本功用是一致的，起“明劝戒，著升沉”（《古画品录》谢赫）作用。

　　浙江地区明清时期木雕床纹饰之题材所体现的民俗心理不只这些，但其表现的事物都与生活息息相关，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审美情趣。纹饰题材是民众与匠人一起创造的文化，体现了各种文明观、造物观、政治经济观、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追求、伦理道德观、哲学思想等等，是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民间俗语有“一世做人，半世在床”，“日图三餐，夜图一宿”。可见床与人的生活密切相连，其纹饰题材能深刻地体现民俗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更能生动活泼地反映当时真实的民俗心理。

注释：

① 在河南信阳战国墓出土的一床形木制器具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床形实物，通体饰有髹漆彩绘，（据《诗经-小雅-斯干》记载和《说文解字》解释可知战国时期有具备现代睡觉休息意义的床）。后来由绘图形式逐渐演化出雕刻形式，至明清时期，木架子床通常雕有各种文饰，文饰有镂雕、浮雕和全雕，因此这类架子床俗称木雕床。

② 明清时期江南民俗大都相互影响，多有交流，是相互融合的统一体，故举浙江地区，而未作细致比较；清末乃至清亡后，皇家势力减弱和消亡，使民间工艺得到很大的发展，民间木雕床制作也达到了鼎盛，但木雕题材之传统内涵未发生性质变化，故以明清时期及民国初期此范围作“明清时期”来论述。

③ 浙江、安徽、江苏、福建等江南一带的木雕造型风格，用材用料有所差异，但是木雕所用题材非常接近，且题材寓意多为相同的中华文化传统之遗留，常与剪纸、刺绣、绘画等其它工艺美术中的题材寓意一致，因此具有普遍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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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华德韩《中国东阳木雕》[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1年

[6]夏风《民间木雕与图案﹒人物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龙纹的历史十分悠久，其形象的演变，一般认为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河南濮阳蚌饰龙开始，到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多于水器铜盘相联系，春秋战国时期的龙，多作蟠绕状；第二阶段的龙纹汉魏六朝时期，龙作走兽状，与白虎、朱雀、玄

武相结合，成为系列图案，代表方位其含义与阴阳五行结合；第三阶段，隋唐两宋时期，龙从走兽形象过渡到蟠行形象；第四阶段的龙纹是在元明清时期，身躯渐长，脱离兽身成为蛇体的龙，多于凤相配用，代表阴阳，或为统治者所用，代表帝王和皇后，以体现王权。

康乾“黄金甲”分量仅抵一件棉袍

“古代所谓‘金甲’东西方都有，是贵族为了显耀身份在铠甲上镀金而已。现存故宫的清代盔甲中，康熙和乾隆都各自有一件金色盔甲，它是康熙和乾隆分别在大阅兵时方才穿戴的大阅甲，其制作却与人们一般所理解的‘金甲’有所不同。”曹连明告诉记者，康熙与乾隆的大阅甲形制基本相同，其特点是不用金属，而用金线在黄缎上绣出金版纹，代替甲上的金属，甲的部分内里使用蓝绸里，正面使用黄缎，黄缎上以金线绣有龙纹等图案并布满金帽钉。

“由于大阅甲并不是在战场上所使用的盔甲，而是一种礼仪盔甲，因此并不主要以金属制甲，但是大阅甲周身金线及金帽钉等也要耗费不少黄金才能制成，而其分量却是十分轻便，大概也就是一件棉袍的重量。”

大阅甲头盔原是牛皮做胎

据介绍，康熙大阅甲的制作工艺十分精巧，其上衣云纹主要用绿、墨绿色等，其间四合如意云用粉、粉红、红、月白蓝色等；灵芝云用粉、红色等组成。上衣正面黄缎地上布满金帽钉，左、右各以金线绣一条正面升龙，上衣背面与衣前纹饰颜色一样，所不同是居中绣有一条正龙。衣下摆处绣有平水、寿山、海珠、杂宝、珊瑚等纹饰，其左、右护肩，面部蓝地绣金龙各九条，并在中部镶嵌有一红宝石和一东珠；左、右护腋、前铛、侧铛颜色均黄缎地，布金帽钉，各绣一条正龙及平水、寿山、云纹等纹饰。下裳为左、右两铛，每铛均为黄缎地，上绣行龙十六条，在每两条行龙间用金线采用钉金针法，以丝线固定排列整齐共五道。

有意思的是，大阅甲中的盔，呈现金**泽，却也并不完全是由金属制成，而是用牛皮做胎，以黑漆，镶以金、珠为饰；盔顶以金累丝镂空为座，饰以雕龙，嵌大小珍珠数十颗。据曹连明介绍，盔周围镶有梵文，间有璎珞纹，此盔平日不戴用时，存放在漆木盒内，盒内饰有黄缎棉绸布，以免碰压，以示珍贵。

乾隆金银珠云龙纹甲胄三年完工

大阅甲在清宫现存的盔甲中可谓是制作最为精美的甲胄，但曹连明告诉记者，北京故宫博物院还保藏着一套乾隆二十六年制成的金银珠云龙纹甲胄，这套甲胄通身闪烁着金龙，有正龙、升龙、行龙16条，既非皇帝戎装，也非大阅礼时穿戴，是提供皇帝赏玩的珍品，其工技之精巧，可谓稀世珍宝。

这套甲是用小钢片联缀而成，表面只露金、银、铜、黑四色圆珠组成的云龙图案，重154公斤，由乾清宫养心殿造办处制造。自乾隆二十六年开工，至乾隆二十九年完成。用材有芜湖钢、金叶、银叶、红铜叶、黑漆。制作过程，先将芜湖钢打成厚约1毫米、长4毫米的小钢片，将小钢片的一端凿成半圆珠形，并分别包上金叶、银叶、铜叶或涂上黑漆，另一端钻一个供穿线连结的小孔，然后将它们组成云龙，一排排地用线穿钉在底衬上。底子银色，龙身金色，龙发龙须龙尾铜色，钩边线黑色。全套甲共用60万颗小钢片穿连而成，甲里铺丝绵和绸里。据称，在制作时，先试做成一块钢布，乾隆帝见到钢的颜色不够华贵，指示要改为金、银、铜、黑四色，次年又做了试样，验明四种颜色不变，乃于乾隆二十六年正式制作。其胄以皮胎髹黑漆，镶有金、珠装饰，周围饰龙纹，并以梵文与璎珞相间，胄顶以金累丝为座，嵌红宝石及大珍珠70余颗。

清宫戏中的铁叶甲与事实正相反

《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据悉，五代十国的盔甲发展基本沿袭唐末制度，铠甲又重新全用甲片编制，其重量至少也有几十公斤。而据史记载，我国古代的盔甲也并不轻。在宋代，欧洲锁子甲的重量不过15公斤，15世纪时的哥特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以重量而言，中国宋代的步人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步人甲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是最接近欧洲重甲的中国铠甲，其重量一般在三十公斤左右。而到了清代，则是轻甲发扬光大的年代，也就是说从重量上看，清代的盔甲更加轻便而易于使用。

曹连明指出，清朝时大量使用的铠甲是绵甲，也称铁叶甲，是在坚厚的绵或绢的布料上镶嵌有铁片，并用铜钉固定的一种铠甲。绵甲具有一定的防寒性，适合中国北方步骑兵使用，厚实的布料中密嵌着铁甲叶，对冷兵器和火器都有一定的防护能力。“这种棉甲看上去，就像一件棉大衣一样，特别之处在于其铁叶并不是缝制在棉布的外面，而是嵌于内侧的，这就与时下盛行的许多清宫影视剧中我们所能看到的将士盔甲铁叶均露于衣外的情形有着迥然不同的差异。”曹连明同时指出，除非礼仪用盔甲，一般实战中的盔甲，即便是皇上御用，也很少会出现真材实料、真正意义上的“黄金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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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现存逾千件八旗盔甲

据曹连明介绍，在大阅兵中，八旗各营需身着盔甲，接受皇帝的检阅。而清代八旗盔甲有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等，均由清代杭州织造局制作，现存故宫的有一千多套八旗盔甲。

据介绍，清代八旗盔甲以绸为面，蓝布为里，内絮一层薄薄丝棉，其面饰有等距铜镀金圆钉。甲由八部分组成，即上衣、下裳、左右护肩，左右护腋，前遮缝、左遮缝，穿时，由铜镀金纽扣连缀成一体。八旗盔甲种类形制相同，所不同者唯在颜色，正黄通体为**，正蓝通体为蓝色，正白通体为白色，正红通体为红色。镶黄、镶白、镶蓝三旗各以原旗本色为主，其边缘饰以红色。镶红旗甲中为红色，边缘饰以白色，以示区别。乾隆间两次由杭州织造局织造，达数万套，供大阅兵时穿用，平时则贮藏于西华门城楼内。

故宫藏努尔哈赤、皇太极盔甲说法不实

曹连明在接受采访时还特别指出，北京故宫现存有红闪缎面铁叶盔甲和蓝缎面绣龙铁叶盔甲各一套，其中红闪缎面铁叶盔甲，随甲有一黄木牌墨书：“太祖高皇帝红闪缎面盔甲一副，红闪缎面铁铁盔一顶，石青缎面盔衬帽一顶……”而另一蓝缎面绣龙铁叶盔甲，随甲有一黄木牌墨书：“太宗文皇帝绣蓝缎面盔甲一副，绣蓝缎面铁铁盔一顶，石青缎面盔衬帽一顶，金累丝盔缨一个……”

因此，这两件盔甲分别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御用盔甲的说法也就随之流传开来。但是，曹连明指出，他从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所查档案得知，这两件盔甲其实并不是当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与清太宗皇太极真正的御用盔甲，而是乾隆东巡时，以盛京（沈阳）所存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御用盔甲为蓝本回京后仿制的，根据档案记载，这两件御用盔甲的原物当年在盛京（沈阳）恭贮，但是现在沈阳故宫已经没有这两件盔甲的实物了，因此，现存北京故宫这两件盔甲乃是乾隆朝的仿品。

历代瓷器龙纹浅议

( 20040806 )

龙纹是陶瓷器装饰的传统纹样之一。龙为四灵之一，是能走、能飞、能游泳、能兴风播雨的神异动物，因此，装饰在远古时代陶器上的龙纹图案大都与氏族图腾崇拜有关。如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陶盘上的彩绘蟠龙纹图案，就“可能是氏族、部落的标志”（冯先铭主编《中国古陶瓷图典》）。

瓷器龙纹概说

瓷器自产生之日起，龙纹亦即成了青瓷和白瓷常见的装饰题材。东汉至唐代，龙纹多数以堆贴、捏塑、范印手法表现，典型器物有东汉堆塑人兽纹蒜头瓶、南北朝青釉莲花尊、隋朝白釉龙柄鸡首壶、唐代青釉凤头龙柄壶等。别具一格的是，此时的龙纹常常同人物、走兽、飞鸟、莲花等堆塑纹组合使用，反映了人神沟通的宗教思想。这种创作构思，当与该时人们信奉道教，又值佛教传入中土有关。

五代至元代，民间用瓷基本沿袭前朝模式，仍以贴、塑、模印为主。例如北宋吉州窑青白釉龙虎耳瓶、宋景德镇窑青白釉皈依瓶、南宋龙泉窑青釉蟠龙盖瓶等。与皇权有密切联系的瓷器则以刻划、模印的平面图案为主。从l966年浙江杭州钱元瓘墓出土的五代越窑青釉浅浮雕双龙纹罂，从流传有序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北宋定窑印花云龙纹盘、扬州市博物馆所藏的元代景德镇窑蓝釉白龙纹梅瓶及江西高安窑藏出土的元代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兽耳盖罐上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代信息。此时，作为主体形象的龙纹，因常常与祥云、波涛组合在一起，遂被赋予了神圣的涵义。给龙纹以5爪和3爪、4爪的等级区别，则是已近元末的事情。至元二年（1336年）元廷下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元史·舆服》），是龙纹最终变成封建帝王权威象征的发端。

明清两代是龙纹的全盛时期，纹饰主要采用釉下、釉上彩绘方法，亦有用印花、划刻、堆贴等工艺技法制作。除了云龙纹、龙凤纹、云涛龙纹和海水龙纹题材外，蟠龙戏珠纹、双龙抢珠纹在明清两代更加盛行，契合于龙爱宝珠的民间传说；相对而言，元代宝珠一般较小，多数画成中空的圆圈状。明清宝珠通常较大，形如火球，又多数与火焰纹一端相连．故有火珠纹之称。尤为重要的是，明清两代龙纹的上颌部位出现了双须。同时，明清龙纹还出现了花间龙、莲池龙、翼龙、正面龙、立龙等形式，为前朝所不见。而五爪龙纹则被官方垄断，并贯穿了明清两朝。

龙纹的分期

纵观瓷器龙纹，其造型变化可分为早、中、晚三期。

东汉至唐为早期。龙的形体带有比较大的随意性，形制取决于器物的装饰需要，着重龙首的艺术效果，所以龙角卷曲，嘴部刻划细腻，但身躯较呆板，颈、腹、尾变化不大，龙爪似蹄。

五代至元为中期。龙身多数披鳞，身、尾界限清晰，体格有强壮的也有纤细的，龙首有角、发，却无双须，龙爪一般为三趾。

明清为晚期。龙作蛇形，龙首之鬓、发、须齐全，身躯矫健、爪以四五趾为主。

龙纹的演绎，深刻着古人的智慧和民族文化的底蕴，亦不乏帝王的君主意识，特别是元、明、清三代的龙纹。总体而言，三代龙纹的外观可概括为元秀、明狞、清庄。

元龙头小，身躯长，常被绘作细脖、细腿、细爪和尖尾形，体态轻盈，屈躯蟠舞，给人一种“昂首举爪、遨游在天”的感觉。

明龙凶猛威武，胸前大多饰有曲折的绶带，身披火焰纹，怒发冲冠，咆哮于海涛祥云之间，以示主宰权势。

清龙气宇轩昂，后脑勺丰满，身躯硕壮，以其庞然大物之态，行震撼天地之威。

这三个朝代的龙纹，虽于不同时期受国体盛衰影响略有差异，但各自的时代特征又是分明的，主要表现在发、睫毛、须和爪。

发：元，光头无发或脑脖处飘1——3绺长发；明，一蓬清晰可数的长竖发，造型如火炬，有的竖发作垂直状，有的略偏斜似不规则的三角形，清，长披发或多撮短耸发。

睫毛：元，眼睫毛现象不明显；明，洪武至正德的眼险上方常常竖起一绺水藻般的长睫毛、有些睫毛似竖立起的长螺蛳，嘉靖朝起，龙的眼睫毛比较写实，眼险的上边缘处一般用数根短竖线表示睫毛；清，睫毛形态多样化，不少被画成竹叶形（有的竹叶呈倒垂状），顺治时睫毛现象习见，康雍时期眼睫毛现象时有时无，乾隆朝起，眼睫毛现象十分普遍。

须：元，上颌部少见有双须；明，双须粗，伸展有力，形如鱼叉，部分龙纹的双须在局部处呈螺旋形曲折，但须尖皆前冲，直而不弯；清，八字般长须外撇弯曲，特别是须尖，绝大多数带翻卷。

爪：元，以3趾、4趾居多，少量5趾，趾的形态无定制；明，第一第二趾相对成蟹钳状，趾间距离比较相近，形若风车；清，第一第二趾舒展成一直线，爪子犹如踏在平地，有龙身腾舞、爪子却着地受力的韵味。

除上述基本特点之外，龙身的装饰在各时代亦多有变化。一般而言，元代龙身喜饰鳞片纹，明代龙身饰网格纹、锯齿纹较多，清代鱼鳞纹常见，鱼鳞多半带有染点。元代龙纹构图突出双龙追逐或邀游云间的艺术效果，是双龙者均为一龙昂首前瞻，一龙回首后望，前后呼应；明清布局着重立体感，双龙于-器者多以龙头位置的一高一低作上下应和，特别是清龙，身体常扭曲成弓形，其腹下有一段下坠，酷似蛇的腹部，为历代龙纹所独有。

龙纹是瓷器装饰中富有意味又有品位的题材，是鉴定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单靠掌握纹饰特征还是不够的。因为现代作伪者从高保真图录上所获得的知识，已令仿制品的外观非常接近原件。而求真，就需要鉴定者对古瓷潜在的方方面面信息都具有识别破译的能力。

参考资料：

春秋战国时期，龙体周边以双阴线挤出阳纹线，更突出了龙形的轮廓，龙纹身体更长了，呈曲折形，似英文字母的s，我们称之为S形或双S形龙，龙纹中的角，有一条基本规则，即商代没角不是龙，西周有角没有足，晚周角形似耳形，战国与耳全无异。

龙纹的眼睛见不到臣字眼了，开始出现单线或双线雕的圆形眼与角度浑圆的方形眼和单凤眼，其双线雕手法是外圈线细，内圈线粗，使眼睛突起，更显有神，形成浅浮雕。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史，龙身上多饰以谷纹纹饰，这在战国时期广为流行。

春秋时期还常用卧蚕纹，纹饰突起，立体感强，刀工讲究。

扩展资料：

关于龙的起源及龙纹的成因尚无统一的定论。一般认为，龙纹源于远古的图腾崇拜，是那些以蛇或鳄鱼等动物为图腾的部落在联并融合过程中将各自图腾综合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龙是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对闪电或彩虹等自然现象做出的解释或想象。还有人认为，龙的形象并非源于某一具体的事物，而是赖以寄托各种特定观念的形骸，是观念的形象表述。

龙，是一种幻想的动物。是殷人卜问的对象之一。古人认为它是最高的祥瑞。故成为崇拜的百神之一。在中国古纹样装饰中，龙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大量装饰在玉石、牙骨、陶瓷、织绣和服饰、景观等许多方面。

在封建时代，又将它与佛教、道教的神话结合起来，赋予新的高级神秘色彩。尤其在宫廷艺术中，更是充满了龙的装饰。

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