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渊为了要扩充版图，遣子刘聪攻打洛阳，多次被击败。石勒及王弥掠夺关东各州，石勒吞并王弥，脱离刘渊转战南下。310年刘渊去世，刘聪杀新帝刘和自立为帝。同年，石勒经宛城、襄阳，掠夺江汉一带，隔年北返。当时关东又有蝗灾，洛阳缺粮，鲜卑拓跋部猗卢等欲派兵防御洛阳，司马越以无粮推辞，并率朝中重臣及诸将东讨石勒，怀帝困于洛阳。

西晋灭亡

311年晋怀帝与司马越的矛盾爆发，密诏苟晞伐之，随后司马越病逝，王衍率军归葬封国。当他东行至苦县（今河南鹿邑县）时，遭石勒袭击，晋军精锐受屠尽亡，重臣降后

石勒称帝被杀。此时洛阳空虚，被刘聪、王弥兵攻破，杀害官员百姓三万馀人，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立帝位，刘聪派刘曜持续攻打。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西晋亡。而后，各族陆续在北方建立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

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多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冀州的邵续、青州的曹嶷、徐龛；东北还有慕容廆、段眷；北方还有代王；西北凉州还有张氏集团。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王敦密令将刘琨处死，之后段匹磾也被石勒击败。刘聪死后，部将分裂，叛逃的多达二十万户，晋军也一度攻打到离其都城不远的绛县，靳准杀刘粲，建立晋藩天王制度，向晋朝臣属，不久遇害。石勒占领了河东，刘曜也抛弃汉旗号，两人都自立为赵国。刘曜载记：在凉州张寔去世之后，其弟张茂向前赵的刘曜称臣（张轨传记载张茂未降并打败了刘曜）。与晋朝对立的三个割据势力，在当时占领了晋朝五分之一的国土。

司马家族灭亡的原因有：

1统治基础薄弱。司马家族以魏之文臣起家，远不若诸侯军阀起家的曹操，权力来源于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各种阴谋诡计，所以对同为魏臣的其他人控制力远没有想象的强大。司马家族经过三代的努力，才最终完成魏晋易代，司马氏并未牢固控制住边境功勋卓著的将领，未达到军事集权。

2选用接班人的失误。司马炎称帝后，执意让自己的白痴儿子司马衷为太子，拒绝让自己的贤能弟弟继位，由此导致他与满朝文武的对立。司马炎不得不贬黜众多大臣，将自己夫人司马衷的母亲，外戚杨氏家族的人引入权力中枢，这进一步激化了满朝文武。

3司马家族的腐朽及他们已成为独立的军阀。晋朝建立一开始，对司马家族的放纵和疏于管理，导致腐朽。在司马攸死后杨氏家族已坐大，这时司马炎又担心外戚干政自己的白痴儿子重演曹魏的故事，所以他广布司马家族的众王为诸侯，增加领地并且可以实际领兵，同时又罢州郡武装，于是司马家的众王几乎成为可拥兵自重的诸侯了。

4皇帝无能，皇后篡权。司马炎死后，显然白痴的司马衷无法掌控这个局面，外戚杨氏家族马上就被司马衷的皇后贾氏设计杀害，开启皇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再之后皇后杀非自己亲生的太子司马遹，引来众多司马家的诸侯王反叛，杀皇后贾氏，由此开启了著名的八王之乱。

5贾氏胡乱执征政，爆发内乱。白痴的司马衷在司马炎死后，是无法掌控这一切的。司马炎死后，司马衷的皇后贾氏发动政变，杀死司马亮和杨骏，司马炎为司马衷建立的权利基础瞬间坍塌。

贾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国政全面赋予权臣张华，有了几年政局稳定的时间。而后却因为贾后废杀太子司马遹，由此引来赵王司马伦的反叛，杀贾后与张华，从此开启了八王之乱乃至五胡乱华的百年乱局。

晋朝（266年－420年）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其中西晋为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之一，东晋则属于六朝之一，两晋共传十五帝，共一百五十五年。

266年司马炎篡魏，建国号为晋，定都洛阳，史称西晋，280年灭吴，完成统一。后经历八王之乱和永嘉之祸，国势渐衰，316年西晋被北方蛮族灭亡，北方陷于混乱，史称五胡乱华。317年，晋室南渡，司马睿在建邺建立东晋，东晋曾多次北伐。

383年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后得到暂时巩固。两晋时期五胡迁至中原，加强了民族融合，北人南迁，开发了江南地区。420年，刘裕建立刘宋，东晋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西晋承袭曹魏领土，统一后又占有孙吴疆域。东晋随其疆域的变化而有增减，北界主要在秦岭淮河一线。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这是晋代名士阮籍登上广武城，看到楚汉古战场时的感叹，暗示当下的时代没有英雄，让司马昭这个“无名之辈（竖子）”当权执政。

说司马昭是竖子倒不准确，不过司马昭确实名声不太好——身在魏末士族中大行恐怖统治、打压异己（阮籍的好友嵇康就是死于司马氏集团之手）；晋朝建立以后也不得善政、朝廷腐化严重；更要紧的是，因为司马家族一系列的错误政策，直接引发了八王之乱，国家实力被削弱殆尽，进而导致了华夏民族的惨烈劫难。

所以阮籍这么说，估计也没人为司马昭辩解。

上图_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时期魏国诗人

其实司马昭背的锅，一大半都是西晋的。

假如西晋真的长治久安、国祚两三百年，他也不至于到此境地。可司马氏父子建立的大晋帝国，在短短二十五年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内乱，整个西晋国祚不足五十年，可以说在短命王朝中独树一帜——如果说秦朝是大一统体制尚未完全适应、隋朝是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势力置换，那么西晋则可以说是完全亡于人祸了。

我们的古人喜欢说“气”，家族和国家的气，就叫气数。一个家族源远流长人丁兴旺，那么就叫气数旺盛，反之则叫“气数已尽”。很多人评论西晋就有这种说法，认为司马氏父子三人（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在曹魏搞政治斗争那么久，把司马家的气数用完了，因此到了司马炎一代，家族就开始走下坡路、晋惠帝一即位，整个国家和家族就不可为了。

这种说法乍一听会觉得很迷信。但是说司马氏家族在曹魏时代消耗了太长时间，进而导致了晋朝开国君臣能力的低下，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上图_ 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这与司马家族夺权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司马吞魏，《三国演义》中有诗写道“魏吞汉室晋吞曹、天运循环不可逃”。看似两者都是权臣夺位，但其实司马氏夺权与曹魏政权的建立根本不相同：曹魏政权是曹操徒手创建的，在中央秩序业已崩溃、逐步吞并各大军阀派系而建立的政权；但司马氏则恰恰相反，他们作为曹魏政权中的高层，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人心、积聚己方政治力量进而达到政权更迭的目的。

所以两者的重要区别就是：司马家自上而下，曹魏家族自下而上。这也就是司马家族在统一全国后很快就会崩溃的重要原因。

上图_ 晋朝版图

首先，是体制设计的问题。

这个问题相当重要，一个国家的开国君臣在几十年内所设计的体制，会直接影响王朝随后几百年的命运（如果活得够长的话），因为在帝制时代的中国，改革变法是相当困难而脆弱的。

而开国君臣设计新体制的蓝本，就是他们在旧社会中的亲身经历与前朝的弊端。草莽出身的亲身经历，会考虑到体制设计的实际执行情况；前朝的弊端则能够优化本朝的顶层设计。

这往往成就了中国古代王朝的自我修复功能，即在新王朝会纠正前王朝的一些弊端。

曹魏就是这样做的。曹魏鼓励开荒、力主屯田，无论军民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去开发田地缴纳赋税，并且登记人口，是曹操在战争中太清楚后勤的作用了。还有曹操力主摧抑豪强、减缓土地兼并，大幅提拔寒门士子、谨防地方上形成强宗望族。这些政策的实施正是基于曹操亲眼目睹了东汉末年世家大族强大的实力而对国家政权统一的阻碍。只不过曹操身后，他的继承者没能做好、半途而废了。

上图_ 曹操（155年－220年）

但曹魏没做完的、司马家做不了。

因为司马家就是靠着曹魏政权“没做完”的这部分做大的。

司马懿本身是河内豪族司马氏出身，就是曹魏政权所忌惮的对象之一，而他的亲信部下，除了贾充（贾逵之子）以外，其他如钟会（颍川钟氏）、王祥（临沂王氏）、羊祜（泰山羊氏）、卫瓘（安邑卫氏）、杜预（京兆杜氏）、裴秀（河东裴氏）等等，几乎都是世家大族出身，与司马懿属于同一阶级，因此会在特定时候形成“同一阵营”。

以高平陵政变为临界点。此前，这些世家大族未必支持甚至反对司马懿夺取政权，但在很多时候，因为相同利益的绑定，大家会互相牵制朝廷对于世家大族的削弱，而其中一部分就会与司马氏结成同盟，形成早期的骨干力量；在政变之后，司马家族开始大规模的打压异己、提拔亲信的运动，以巩固司马家族的政治基础，而相同出身的世家大族的成员就成为了他们家的重要支持力量。

上图_ 司马家族

从政变到正式建立晋朝，这段路确实走的很长。也正是这么长的路，使得世家大族作为既得利益者继续扩大自身利益、继续滚雪球。建立晋朝前，这是司马家族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越强大、司马家族越稳固，而晋朝建立之后呢？

这些大族，在各自的家乡有非常高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并且掌握了地方上绝对的人口和生产资料；并且由于世代为官、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不缺乏名望与人才储备，加之大族联姻、同盟、结成派系，这些大族在短时间内已经成长为可以左右国家实力的巨头。

所以，曹魏没做完的，司马家没法去做。曹魏尚且能够抑制或者减缓世家大族的扩张趋势，而司马氏出于夺权需要，在夺权时代使得世家大族野蛮生长，造就了西晋开国以后，隐形巨头们的存在。

而这个“夺权”的时间跨度太长——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再到司马昭，给了世家大族足够的时间去扩张、去渗透，等司马家回过头来，一切都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司马家族夺权时间太长，把“气数”给用光了的结果。

上图_ 司马师（208年—255年3月23日），字子元

而这个局，在西晋初年是否可解呢？

无解。

这样的话，西晋便成了曹魏的翻版，司马家有斗赢豪族、改革积弊的机会吗？

没有。

这就是“气数”用尽的第二层含义。

草创君主往往是从底层中亲自走出来，经过乱世的残酷淘汰，自然是人中龙凤。但司马炎是司马懿的孙子，从“企业继承人”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第四位家族掌门人了——他没有像司马懿父子那样经历惨烈的战争和险恶的政治斗争，十三岁时司马家就大权在握，二十九岁顺利接手家国大权——虽说不上养尊处优，可哪里有过人之智略足以弹压群臣？鹰视狼顾的司马懿死了、望而生畏的司马师司马昭也死了，剩下个守成之君，大族们怕什么？况且大家从政治盟友变成了朝廷君臣，国家的法度和秩序早已被戳得千疮百孔，人才流动变得极为稀有，整整具备大型人才储备能力的，是世家大族而非皇族。司马炎从哪里集结自己的核心骨干？难道找宦官？

上图_ 司马懿（179年—251年9月7日）

其次，是改革的能力。

开国君臣的制度设计，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亲身经历，一砖一瓦肇建新朝的过程给了人设计新体制的能力和经验。但司马家没有这套经验——他们建国，用的是政治斗争、笼络人心的手段，并不是从平地而起建了大晋帝国。

所以体制的细微末节他们很难考虑得到，政策是否能下达执行、人口土地是否彻查清楚（东晋就是这样，人口土地根本查不清），皇帝根本管不了——他没见过官员舞弊时候的样子，因此他不知道如何在制度上防止官员舞弊。

上图_ 东晋行政区划

最后，“气数”用尽。

司马家族的晋朝成了无解局。但他们想破这个局，只是破得有点让人始料未及。正是世家大族掌控了帝国大量人口、土地、生产资料，让帝国随时处于釜底抽薪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另一个大族取代司马家族，司马炎决定分封诸侯——让司马家族的成员直接掌握地方的人口、土地、生产资料；这还不算，司马家族的各个成员分别还担任各个地方的军事主帅，有权调动军队。

本想这样保险的情况下，司马家族不会有取代之忧了，但强支弱干的体制之下，一旦君主暗弱，国家就会瞬间进入恐慌和混乱，而这一切在司马炎去世之后便立即成为现实。

司马氏政权的灭亡可以概括地归结为“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政治腐败”、“少数民族叛乱”三个原因。

在统治集团内部，西晋诸王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晋室内部腐败至极，地方防务不修，连年天灾人祸，西晋王朝摇摇欲坠，遇上强悍的胡人遂一推即倒。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兵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后不久，怀帝被匈奴人所杀，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但这时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晋王朝名存实亡。到了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

晋朝的灭亡 揭秘历史上晋王朝走向灭亡的原因

晋朝的灭亡：晋朝（265—420年），是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朝代之一，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时期。它上承三国，下启南北朝，属于六朝之一。从古至今，很多国家都受到民族问题的困扰，中国的晋王朝更因内部的民族纠纷而走上覆亡之路。

从东汉以来，中国西部和北部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开始不断地向内地迁徙。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汉王朝的军事征服以及他们为弥补中原兵力和劳力不足而对各少数民族的招诱。与此同时，周边各少数民族势力的消长变化也引起一些民族迁徙。魏晋之际，在北方汉族人口锐减的情况下，胡族内迁形成高潮。在这过程中，内迁的民族主要包括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历史上泛称为“五胡”。

西晋初年，中国北部、东部和西部，尤其是并州和关中一带，居住着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在汉族的影响下，这些内迁的外族逐渐由游牧转向农业定居，胡汉文化相互影响渗透。但在交融的同时，胡汉亦存在一定的矛盾，例如并州的匈奴人成了汉人的奴婢，而不少汉人也相继沦为胡人奴婢。这些奴婢常常被迫服役，当军作战，更有甚者被地方官员押往他乡出卖，因而激起了境内各民族的反抗；而各族上层人物亦往往利用本族人民，实行割据。连续不断的胡族内迁引起胡汉双方的矛盾，严重动摇了西晋政权的统治根基，大规模的暴动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西晋一些官僚也察觉到形势的严重性，于是便有以郭钦、江统为代表，提出“徙戎”的主张。他们建议用武力将内迁的胡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并以“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办法隔绝胡汉接触，来防止胡人的反抗。但由于各族内迁及胡汉杂居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因而徙戎的主张无法实施。

而此时的西晋王朝却祸起萧墙。在统治集团内部，西晋诸王为争夺中央最高权力，发生了一连串的相互残杀和战争，历时16年之久，史称“八王之乱”。这场大恶斗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生产遭到破坏，数十万人民丧失了生命，许多城市被洗劫和焚毁。不少人饥饿而死。人民又重新陷于苦难的深渊，掀起了大规模的流亡的浪潮。尤其是诸王利用少数民族的贵族参加这场混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而晋室内部腐败至极，地方防务不修，连年天灾人祸，西晋王朝摇摇欲坠，遇上强悍的胡人遂一推即倒。

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自称汉王。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刘渊，字元海，新兴县匈奴人，冒顿之后，曹魏时改姓刘，祖父为南匈奴单于，父刘豹为匈奴左部帅。西晋太康末刘渊为北部都尉，后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受晋封为汉光乡侯。起兵反晋后自称汉王，永嘉二年（308年）正式称帝。

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刘曜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又杀太尉王衍及诸王公。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兵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后不久，怀帝被匈奴人所杀，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但这时皇室、世族已纷纷迁至江南，西晋王朝名存实亡。到了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而实际上，永嘉之乱早已决定了西晋覆灭的命运。从武帝篡魏，到愍帝出降，西晋国祚仅历五十一年。西晋表面上虽是亡于胡人之手，其实自西晋建立以来，其施政缺失甚多，使政局混乱，内战不休，速亡乃自然不过的事。

因为司马家族的后人司马炎（司马昭之子）没有经营好司马氏的天下，由于选接班人失误，加之社会风气败坏，民族矛盾尖锐，出现了“八王乱政”“五胡内迁”这样的事情。西晋开始走下坡路。西晋衰败，如同滑坡，速度越来越快，司马炎之后的三个皇帝，个个短命，仅用了26年，就完全葬送了大晋帝国。

第一：奢侈腐化之风。

西晋统治集团腐化先从皇帝开始。晋武帝司马炎在民间大选宫女。后宫宫女多达数千，但他仍不满足，灭吴之后，又把吴国宫中数千名宫女运到洛阳，这样，后宫宫女达到万人。由于宫女太多，司马炎不知所从，有时就坐在一辆羊拉的车上在宫里转悠，车停在哪个宫女的门口，就在哪儿过夜。

上行下效，皇帝如此荒*无度、纵情享乐，怎么能对下面进行约束于是那些皇亲贵戚、官僚大臣紧随其后，纵情声色，极尽奢华。有的讲究吃。何曾任朝廷高官，聚敛了许多钱财，“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其子何劭，更加奢侈，每天吃饭的花费达到两万，超过其父一倍。

西晋盛行炫富、比富之风，石崇和王恺比富斗宝的故事就很典型。在西晋，有些权势过大、财产过多的人，牛气冲天，缺乏自制，甚至拿杀人当儿戏。

据《晋书·王恺传》记载：外戚王恺在宴请宾客时常安排一些女伎奏乐助兴，一次一位吹笛的女子吹得有些走调，王恺便当众把她处死。石崇也是个以杀人为乐的极其残忍的家伙，每次请客饮酒，常让美人斟酒劝客。如果客人不喝酒，他就让侍卫把美人杀掉。一次王敦与王导一道去石崇家赴宴。王敦硬是不喝，结果石崇斩了三个美人，他仍是不喝。王导责备王敦，王敦却恶狠狠地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

关于“斩美人劝酒”的故事,史书记载有所不同。《晋书·王敦传》载为王恺事，非石崇。《世说新语·汰侈》说是石崇所为。后来的学者认为在传说过程中，把人物搞错了。

但无论是王恺还是石崇，我们已无法追究他们的杀人罪行，我们只能说，王恺、石崇还有王敦，都是一批冷血动物，他们良心泯灭，自私冷酷，是西晋腐败社会的产物。

对社会自上而下崇尚奢华的现象，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大臣傅咸就向朝廷上书，愤怒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他还说：“古者尧有茅茨，今之百姓竞丰其屋。古者臣无玉食，今之贾竖皆厌粱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饰，今之婢妾被服绫罗。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贱隶乘轻驱肥。古者人稠地狭而有储蓄，由于节也;今者土广人稀而患不足，由于奢也。”

第二：金钱崇拜之风。

在司马炎的纵容和包庇下，西晋的官僚富豪们不遗余力地追求利益，贪婪地搜刮民财，金钱成为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东西。在他们看来，有了钱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西晋是中国古代金钱拜物教最盛行的时期。钱本来就是物品流通的媒介，但是，在西晋，钱却成了无所不能的神物，人们痛感这一社会风气对社会的腐蚀，纷纷写文章予以抨击。其中鲁褒写了一篇著名的《钱神论》，辛辣地讥讽一切为钱、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鲁褒对钱的作用的论述，十分精辟，他把官僚贵族对钱的贪婪掠夺和钱的作用描绘得淋漓尽致。文中写道：

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昌……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发，怨仇嫌恨非钱不解……

鲁褒还写道：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谚曰：“钱无耳，可暗使。”又曰：“有钱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故日：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鲁褒的批评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钱”变成了社会一个有力的“杠杆”，人们毫不隐讳地谈钱、爱钱、贪钱、掠钱，朝野上下，一切向钱看，一切可以用钱换，社会风气腐败透顶。

孟子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如果举国上下的人都在争利、逐利，国家就危险了。如果此种现象成为社会时尚，那国家肯定要出问题了。在钱的驱动下，西晋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统治危机日益显现。

第三：清谈虚浮之风。

西晋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清谈虚浮之风。清谈又称“谈玄”、“玄言”，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的脱离实际的问题。讨论一些抽象的哲理问题，如有与无、才(才能)与性(道德)、名教(政治制度与道德)与自然(天道、人类本性)等，如果是士人研究讨论，不仅与政局无关，反倒是一种雅兴。

问题是西晋官僚们也大倡玄风。他们以“名士”自居，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故弄玄虚。如琅琊大族王衍，被誉为玄谈领袖。他从黄门侍郎历任中领军、尚书令。职务很高，却不干实事，“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手执玉柄麈尾，“妙善玄言”，和他一起善于谈玄的还有乐广。

《晋书·乐广传》：“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宅心事外就是心思在政事以外，不好好干事，每天乐此不疲的就是清谈。西晋官员们终日谈论玄远、喝酒放纵，不去处理和解决实际问题，这种风气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西晋灭亡时，大臣王衍被杀前，叹息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后来人称清谈误国。

不过，清谈只是表象，士人清谈往往谈哲理、概念，有些命题很有价值，这不能说误国，而官员不工作，净瞎扯，影响工作效率，但还不至于误国。西晋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腐败导致的社会动乱，官员清谈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是表而不是本。

扩展资料：

魏晋时期（220年—420年），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

魏晋中“魏”指的是三国北方政权曹魏，而“晋”指的是司马氏建立的晋朝， 此时北方正是五胡十六国时期。

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思想自由开放。文化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文学、思想、美术、书法、音乐都诞生了影响后世的大家。人们对人物的品评由道德风范转向人物外貌，进而发展到人物的精神气质，文化史上称之为魏晋风流或魏晋风度。

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深远。当今的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的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关相辅相成。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