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究竟是怎样的，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下定论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已有的记载、对于鲁迅先生的观点也可以大胆地质疑。我们并不是一定要否认张献忠在成都、在四川杀了人，其实他杀的人也不少。给张献忠平反，显然是矫枉过正了。我们只是认为，明末清初，四川及成都发生的人口荒漠的现象，把全部责任推在张献忠一人身上是不合理的。张献忠转战湖广，西进四川，其用意在于借四川这一风水宝地为根基，力图干一番大事业。1664年阴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到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攻陷了成都。起初成都城墙坚固，久攻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部队在城外隐秘处打隧道，在城墙根埋入火药，又以竹竿捅穿竹节，竿竿相连，内装极长的导火索，一气炸塌城墙，才攻进成都。其后张建立大西政权。

一个新的政权建立后，首要的就是清除异己，巩固统治，杀害前明在成都的官员是必然的，下令屠城三日也是可能的。三日之后，每日一小杀，这正是欧洲传教士利类思和安文思二人所著《圣教入川记》所描写的内容。然而我们不认为张献忠的屠杀是疯狂而毫无目的的。秦始皇坑杀赵兵是担心他们造反，蒙古人杀汉人是为了削弱汉族。通过杀人来树立威望，防止敌人的反扑，这是人类历史上血腥的事实。后来的青羊宫杀士，同样是这一道理。“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四川自古文化思想发达，人们自我意识和反抗意识较强。张献忠正是认识到知识分子对其政权的威胁，于是重演了一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惨剧。

可以说，张献忠杀人是为了巩固政权而采取的暴力手段，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屠城。然而，历史是残酷的。在朝代更迭之际，常常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作为常识，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首先是自然灾害的破坏，往往一次大规模的水灾或者旱灾可以造成几十甚至几百万人死亡；其次是战争，明朝末年战火连绵，不论是军队还是百姓都是战争的牺牲品，几十年的战争造成几百万人死亡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再次是瘟疫，往往发生在大的自然灾害和战争之中或之后，爆发速度快，死亡人数更会急剧增加。

综上所述，造成明末清初成都十室九空的惨状，战争是首要原因，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存在，瘟疫作为战争的附属品，更是难以避免。人为屠杀，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将这一切都归结为张献忠的屠杀，显然是不公允的。真相应该是多个军事集团连年混战、天灾、瘟疫、饥饿等多重的打击，才使得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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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一百零三位的姓氏，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一七。�

寻根溯源 兰姓来源有三：1、出自姬姓，乃周文王之后。据《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郑国穆公名兰，支庶以王父名为氏。2、春秋时，楚有大夫食采于兰（故城在今山东枣庄东五十里），其后以邑为氏。3、出自他族或他族改姓而来。据《后汉书》所载，三国时，南匈奴贵族四大姓（即呼延、须卜（卜）、乔、兰）中有兰姓；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代北鲜卑乌落兰氏，在孝文帝汉化改革时，改单姓兰；元代蒙古族姓喀喇氏，祖名阿尔斯兰，子孙遂以兰为姓；裕固族兰恰克氏，汉姓为兰；今彝、土家、满、回、壮、俄罗斯、瑶、蒙古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 姬兰。即郑穆公。公元前八零六年，周宣王把同父异母少弟姬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称郑桓公，为西周最后分封的一个诸侯国。下传至公元前六二七年，郑穆公即位。传说穆公之母生穆公时，梦见天使手执一株兰草，异常恭敬的赠予她，其时幽香扑鼻，醒来似乎余味无穷，不久产下一子，遂将其子取名为兰。姬兰在位二十二年，死后谥号为穆，史称郑穆公。其支庶有的以王父之名为氏，称兰姓。他们尊姬兰为其得姓始祖。

繁衍播迁 郑穆公时，郑国已迁都于新郑（今属河南）。公元前三七五年郑为韩所灭。兰姓子孙纷纷外迁，大多西迁陈（都城今河南淮阳）、宋（都城在今河南商丘）间地。此后至秦汉，兰姓基本上在中原一带繁衍发展。两汉时，见诸史册之兰姓仅有武陵太守兰广和兰夫人，且只有只言片语，让人难知其详。魏晋南北朝时，先秦有将军兰殊，南朝有兰子云，中昌魏（今河北大名）人兰钦、兰夏礼父子。可见此际已有兰姓因仕宦之故徙居江南。唐有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人兰冲虚。所有这些史实证明，今重庆、江苏等南方亦有了兰姓人活动的身影。兰姓郡望（郡望是指魏晋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有中山、东莞、汝南，这说明在唐代及其以前兰姓曾长期称盛于今河北定州，山东莒县、河南平舆一带。宋元之际，兰姓因仕宦，躲避兵火、瘟灾等原因始大举播迁江南各地，广泛分布于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福建等地。元末，山西因处于表里山河的特殊地理位置。对当时中原、江东一带饱受战火的老百姓而言，简直就是人间天堂，世外桃源，故山西兰姓繁衍得较为兴盛。明初，山西兰姓作为明朝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迁于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等地。明末张献忠屠川，使川地百姓人口锐减。清初，伴随湖广填四川的运动，两湖之兰姓入迁四川。明、清两代，始有沿海之兰姓飘洋过海，或迁居台湾，或迁居东南亚各地。如今，兰姓在全国分布较广，尤以湖南、福建、江西等省多此姓，上述三省兰姓约占全国汉族兰姓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七。

郡望堂号 兰姓在长期的繁衍播迁过程中，形成如下郡望：1、中山郡，汉代时所置，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州）；2、汝南郡，汉代时所置，治所在平舆（今河南平舆北）；3、东莞郡，汉为城阳郡，晋改称东莞，治所在莒（今山东莒县），后又改为东安。

堂号：“中山”、“平水”、“东莞”等。�

宗族特征 1、兰姓是典型的南方姓氏，其源于北，而盛大于南。2、兰姓来源庞杂，但无论出自何支，均为中华姓氏大家庭中一员。3、当代不少地方，习惯上把兰姓与蓝姓混为一谈，即把兰字作为蓝字的简化字使用。事实上，古兰姓与蓝姓在历史上完全是两个姓氏，蓝姓出自嬴姓，另有自己的血统源流。

名人精粹 兰殊：十六国时前秦人。原为苻洛手下将领。在苻洛举兵攻打苻坚时，兵败被俘，苻坚将其赦免，并任命为将军。兰钦：字休明，中昌魏人，南朝梁将领。初授东宫直阁，后因屡立战功升任衡州刺史。在任期间有惠政，甚得民心。后进号平南将军，封曲江县公。任广州刺史时，被前刺史于食中下药毒死，年仅四十二岁。兰夏礼：兰钦子，南朝梁将领。侯景之乱时，叛军至历阳，其率部长途奔袭景军，战败而死。兰冲虚：涪州（今重庆涪陵）人，唐代道士。居静思观修道，据传于中宗神龙元年得道仙去。兰宗周：唐代地理学家，著有《水气略》。兰以权：字世衡，湖广襄阳（今属湖北）人，明初官吏。洪武初以才学选授中书省照磨。后受太祖朱元璋之命前往广西左、右江地区，安抚少数族民，因功升为礼部员外郎，累官至应天府尹。其博学能诗，为人端谨。兰国征：陕西中部人，明代官吏。以明经官乾州训导，后升榆林卫教授。洁身自好，不受生徒馈赠。乐于助人，曾于岁饥时把自己俸米分给诸生之贫者。兰茂：字廷秀，号止庵、和光道人。云南嵩阳人，明代学者、医药学家。博览群书，通晓经史百家，精于医药。曾以方略帮助兵部尚书王骥攻麓川。后淡于仕途，居住民间著书。有《韵略易通》、《滇南本草》、《兰隐君集》、《医门摩要》等。其中《滇南本草》为现存较早，且较完备之地方本草。兰玉：直隶赵州（今河北赵县）人，明成化八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四十三名。兰第锡：字庞章，山西吉州（今吉县）人，清代官吏、水利家。乾隆十五年举人，官凤台（今山西晋城市）教谕，累擢河东河道总督，后调任江南河道总督，加兵部侍郎。任内一直致力于防洪治水，曾于河南、江苏等地抢修黄河护堤。嘉庆元年（一七九六年）负责堵塞江苏丰县曲家庄六堡黄河决口，昼夜守候工地。其治水勤奋妥贴，为官清廉，后因积劳成疾，卒于任上。兰芝堂：一作兰之堂。四川郫县人，清乾隆十七年进士及第，中第三甲一百四十九名。兰庭辉：福建上杭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生于一九一三年，死于一九八三年。一九六一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兰敏：天津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后调任内蒙古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兰培珍：山西原平人，少儿教育的积极实践者。一九六零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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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再问从何处迁来往往仍是同样的回答:"湖北麻城孝感乡。"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是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可是，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所谓"湖广"，包括今湖北与湖南，而湖北的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的中转站（我的祖父对我说过，我家也是从"麻城县孝感乡"迁来的。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中，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乡"，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胡昭曦根据部分地方志和家谱中所载的716户人家的有关资料统计，元末以前即已居于蜀中的只有65家，仅占9%。在清代以前迁入的220家中，湖广籍就有171家，占777%。其中湖北麻城又有151家，占湖广籍的883%。在清代以前迁入的移民中，大多是元末明初迁入的，如从现存家谱的资料统计，清以前迁入者共58家，其中在元末明初迁入的有40家，占69%。见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多年来，我曾注意过明清时期若干知名人士的祖籍，如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明代著名诗人张佳胤，清代著名经学家廖平，自贡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王三畏、李四友，五通桥盐业界最大的盐业经营者吴金三等，他们的先辈都是在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过程中举家入蜀的。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入蜀，又可以分为四类:

1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开始之后，湖北地区若干家资较丰者（包括一些蒙古族）纷纷"避难入蜀"。

2如上所述，明玉珍率领大批湖北军民入蜀。当朱元璋的军队攻占湖北之时与之后，若干原来红巾军旧部或与红巾军有联系的人，为了逃避朱元璋部下的打击，也纷纷逃奔巴蜀境内的明氏"大夏"政权，求得保护。

3朱元璋派汤和率大军由湖北攻入巴蜀，派傅友德由陕西攻入巴蜀，以后驻在四川也就成了巴蜀人。

4明代初年，为了控制巴蜀局势，若干官兵被留居巴蜀。鉴于巴蜀地区人少地多，急待垦殖，所以明中央有意安排邻近巴蜀的湖广移民入蜀，这是整个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中的主要部分，所以在现存的很多家谱族谱中，都记载着先世在明初洪武年间是如何"奉旨入蜀"的经历。

以上，就是元末明初"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

由于元末明初的"湖广填四川"，由于明代前期人民生活比较安定，所以经济有一定的恢复，人口也有所增加，然而，明代的巴蜀经济还未完全复苏，又进入了一个比宋元之际时期更长、情况更烈的战乱与残破时期，巴蜀人民遭到了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对于这场浩劫的存在，古今均无异词。但这场浩劫的原因，看法却各有不同。

在清代的史书中，多认为这场浩劫是因为"张献忠屠蜀"，或者说"八大王剿四川"。

另一种意见认为，张献忠农民军在巴蜀与明军作战，与地主武装作战，以后又与清军作战。几年的拼死战斗中，当然要杀人；为了巩固新建的政权，镇压反抗者，当然也要杀人。但张献忠在巴蜀活动不到四年，在巴蜀地区长达80年的战乱中只占一个很短的时期，对于巴蜀地区人口锐减与生产残破，张献忠农民军不可能是主要原因。今天的史学家大多持这种看法。

明初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所谓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是十几年的粮荒。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用当时人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这些县，直至康熙末年、雍正初年才陆续恢复。另一方面，就是利用行政手段，尽可能从外省移民入川。

清初的移民入川，规模大，时间长（从顺治末年开始，实际上结束于乾隆中叶，共约100年），官方措施具体。顺治十年，清政府尚未控制全川时，就宣布四川无主荒地听凭垦种，永占为业，免田赋5年，官府还设法支援耕牛种子。本省逃亡在外省，准予回籍。外省移民四川者，准予入籍。以后又以种种措施鼓励地方官招抚流民，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在种种措施之下，清初从今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招来了大量移民，因为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是继明代初年的移民入川之后，更大规模的"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清代初年的"湖广填四川"究竟有多少人移民入川，这个数字很难估计。但从若干材料分析，在清代人口中，移民多于土著是毫无疑问的。如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当然，各县州的比例不一，成都及川西平原各县又比其他地区为高，最高者可达90%以上。如康熙《成都府志·序》说:成都府；"百十秦、晋、楚、豫中，土著仅一二人焉。"清末人傅崇榘《成都通览·成都之成都人》说:"国初乱平，各省客民相率入川，插站地土，故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也。外省人以湖广占其多数，陕西人次之。"嘉庆年间，六对山人在《锦城竹枝词》中描绘更为形象:"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从全省情况估计，外乡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左右。

这样多人从外省进入四川，大量垦殖荒地，促进经济复苏，这是必然的。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样多的"士、农、工、贾、技术、胥役之类"（沈荀蔚:《蜀难叙略》）的外地人入蜀，必然将各地的生产技术、各地的先进文化带入四川。例如，在今天四川粮食作物中占很重要地位的红苕（即甘薯），就是那时从福建、广东传入的。嘉庆《资州志》卷八载:"（红苕）瘠土沙土皆可种。先是资民自闽粤来者始嗜之，今则土人多种以备荒。"又如四川的主要经济作物烟叶，也是清初传入的。如川大图书馆藏《重修傅氏宗谱》载:江西瑞金人傅沐荣于雍正时迁入四川金堂，"广种烟草，时蜀中未谙烟法，而满蒙八旗弁兵所必须，故一时傅姓烟草重于锦城"。我们在本书中专门论述过的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以上，就是巴蜀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致情况。通过上面的论述，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湖广填四川"，是由于四川地区几度人口锐减之后，从明代初年开始的，在清代初年达到高潮的大规模移民入川的一个历史过程。其结果是使四川地区接纳了大量的外地移民，其总数超过了四川本地的土著。大量移民入川既是人口的融合，也是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使得四川地区清代以来经济文化的复苏和发展更加具有兼容并蓄、汇纳百川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