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宗亲之间的关系疏远，再加上同亲戚们的认同感变低，对修家谱也没什么兴趣。年轻人缺乏对故乡的思念之情，还有在思想上更加的理智，并且对性别方面也没那么重视，所以对于家谱的修缮就有点没放在心上。

一、老一辈对家谱很看重，可是年轻人则更追求自由

如今更看重家谱的还是老一辈的人，而年轻人更向往的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于那些老一辈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兴趣，自然认同感也就更低了。再加上如今大家都有各自的家庭亲戚之间的走动，也不是很密切，所以对修家谱也不是很看重。

二、年轻人步入城市中，远离故乡自然也缺乏同亲戚们的亲情羁绊

如今社会发展得很快，年轻人都会选择进入大城市打拼，想要为了以后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独自一人在异乡闯荡，甚至还会在大城市里面扎根，再次组建新的家庭。随着地域联系的变远，同宗族里面的亲人也就没什么往来了。并且许多孩子都是在异乡出生的，对于故乡本就没有所谓的记忆，同老家里面的亲人也没有什么人情方面的来往。

三、眼前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过往的一切反而没那么注重

如今的人相比于老一辈那种传统的思想上来说，则是更加的理智。比如说年轻人更看重的是眼前的利益，比如说孩子们在将来会有什么作为，对于那些在文字上的记录，其实没有过多的关注。毕竟在文字上记载的都是虚的，而如今大家的生活压力那么大，要面对许多的问题，更加看重的还是眼前的生活。再加上家谱的修缮，也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并且家谱对于未来的子孙来说，也只不过是一张写满了名字的纸而已，也没啥大用处。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女性是不能入本姓族的谱的，而记入丈夫姓族谱。但是，仅仅是附庸式的记入，况且只记姓，不记名。连名字也被“分割肢解”了，这是多么残酷的文化行为！而姓大都从父而不从母，就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所以，女性个体生命的延传在家谱记载上是谈不上连续性的；作为女性群体的生命延传在家谱记载上是时断时续的。‍‍

家谱就是家族的历史，记录了一个家族从产生和发展，家族的迁徙等情况，以家族取的成就。目前我国的家谱多产生于唐代之后。唐代的黄巢之乱之后五代之乱，原来的掌控国家大权的门阀大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原来由朝廷掌控的各门阀贵族的谱谍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自宋代以后，科举考试不再根据依据门阀，而且政府不在由官方出面为那些门阀世族来定品修谱。从宋代开始，修家谱完全成了民间的行为。这时中国的家谱大量出现，主要有欧式（欧阳修）和苏式（苏轼）两种。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门阀世族的消失以及谱谍的散佚，那些新出的家谱完全不象唐和唐以前政府修谱那样严肃和严谨。出现了胡乱攀附名人的现象。而家谱造假现象十分严重，几乎是无谱不假。但是，如果剔除其虚假的成份，家谱仍还是有相当大价值的。他在传承民族的优良传统方面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要写家谱，一般来说，先写叙文，把自己家族的情况先交代一下。然后从自己的第一辈先祖开始记起，把他的后代每个人的事迹记录清楚。最后如有可能，还要绘制自己的谱系，即西方人所说的家族树。

户籍制度，一直都是在中国社会中权重占比很大的管理制度。

如今，为了孩子升学买学区房，就是现代户籍制度的一个缩影。在明清时期也是一样，老百姓为了能参加科举，最基本的条件就是户籍，还有田产。

朱元璋上任后，执行“里甲制”一百十户为一里，每10年编修一次。这个制度以保障部分公民在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通过这种登记，老百姓的田产就得到了官府的认可。

但这里有一个前提，就是入籍。

入了籍，向朝廷纳了粮，等于行使了自己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于是，也就有了可以参加科考的权力。而那些流民们耕种的土地，由于自身无户籍，当然，就没有合法性了。户籍，如此之重要，所以，在各家的族谱中，都会“浓墨”的书写一番入籍的地位等等。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有了户籍，才被认可是国家的“子民”，才能有去开发、利用土地的资格，以及可以参加科考的资格。

这里就有一个案例：

说的是蓝山的一个家族，从记载这个家族入籍祖以及土地纠纷案，就可以看出当时户籍制度的“强大”功能。《钟氏族谱·阖户宗祠》非常浓重地介绍了入籍祖，并将其和始迁祖并列，是“百世不祧之宗”。虽然，二人只差一代，但“入籍”的功劳却显得意义非凡。

再来看《钟氏族谱·阖户田租表》，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止，这位钟姓户祖的祭田数量排列第一，地位更是无人可撼动。根据族谱记载，开立户籍是在明初，祖先于元延祐间，从江西迁至湖南蓝山，并定居在黎家头。

因为，黎家从宋朝开始，就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元代中期，家族没落，到了钟家第三代时，黎家的很多家业，陆续归钟氏，钟家开始起家。就家业而言，第三代贡献更大些。但若是没有户祖的“开立户籍”，这里所有的一切，都不会得到官府的认可。

当然，他人也不会认可。

到了修谱的1936年，其家业已相当雄厚，山场的南北长度有三十来里。之后，也正是有了户籍，名下的所有产业，才得到了官府的认同。也因此，如果发生土地纠纷时，就会占据有利的一方。光绪十六年（1890年），钟家就发生过一起和雷家的土地纠纷。

根据族谱记载的官方判词，判雷姓族谱所写为假。因为，字迹不符是伪造的，所以，有争议的土地一概为钟姓管业。可见，两家为了争夺土地资源，都出具了族谱。甚至于，雷姓一家为了利益制作假的族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族谱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除了记录先祖的事迹，还能成为证明“家业”的有利证据。

还有一个类似事件，是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钟姓和崔姓的一桩墓地纠纷。根据文字记载，崔土保兄弟立了一份契约，保证不在“坟山顶脑上开挖、栽种生理”，还请了公证人。虽然，崔家买的土地和钟家的墓地挨着，但未必一定会跑到隔壁墓地去开挖栽种。而钟家却认为这会坏了风水，要求崔家立下契约，否则，就会以此为据告官。

再来看看户籍和科考的关系。

根据《大明会典》，洪武十七年（1384年），朝廷规定：各府、州、县生员乡试前要“各具年甲、籍贯、三代”。

清代的规定更加详细，就是为了防止“冒籍”。如有违反者会有重罚，“生童有籍贯假冒者，尽行褫革，仍将廪保惩黜。”除此，还规定：祖上要入籍20年以上者，且名下的家业在官府有登记，才有考试的资格。

那么，为何科考如此重视户籍？

因为，有名额的竞争，今天亦是如此。以《蓝山县图志》记载的一个事件为例：在康熙年间，湖南蓝山、宁远二县，就出现了一桩户籍争端事件。

大慈乡四十六村原属于蓝山县，和宁远县距离较近，便到宁远县购置田产庄粮，向宁远县交纳钱粮。那时，新来了一位县令，“不查来历”，就将四十六村村民归了宁远县籍。但老百姓不愿意了，因为，当时每个县的科考名额是有规定的。根据该县的整体“文风高下”，以及缴纳钱粮人口的多少作为基准。

最终，四十六村的村民不仅回到了蓝山县，还为蓝山县令建祠树德政碑。

由此可见，户籍对于科举有多重要。

当然，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移民迁入，都会让和土地、科举密切关联的户籍地位越发重要。除了这些，如：身份认同、社会地位等，都和户籍有关系。即使放到现在，户籍依旧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

时至今日，户籍在我国的地位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贯穿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日常出行，大到结婚生子，买房买车等。试想，如果你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那将没有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样的你，还怎样在现今的社会生活呢？简直是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