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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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谱--王姓族谱: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王氏家族是当今中华民族中的第一大族,数千年来探天人之道,穷古今之变,畅时事之运,励志自强,建功立业,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
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传记的家族发展史书,它产生于上古时代,完善于封建时代。先秦时,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后有《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等谱牒著作。至魏晋南北朝时,门阀盛行、谱学大兴,形成了一门研究姓氏、贵族门第的宗法修谱学说。隋唐宋后则私家修谱盛行,遍布各家各族。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存世的,也至少有三万多种,是除国史、方志之后的又一种史书,其内容价值。很值得我们今天去了解研究认识。
南北朝时兴谱牒之学,但大量的古代姓氏族谱已佚。今藏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及个人手中的王姓族谱家谱,绝大部分为近代重修和续修的,因此,这些家族谱应归于近现代文献中。现存的王姓家谱、族谱中,基本是一宗一族、一房一支所修的,属私修谱牒。私修谱牒盛行于宋代。至清代以后的家谱族谱,基本都是私家修撰的做法。
据不完全统计,就王氏一族,现传世之家乘谱牒,也有几千部以上,近来出版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所载海内外各大图书馆就存有王氏家谱五百多部。那么王氏最早的一部家谱是谁?于何时修撰的呢?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不得而知了。但王氏家谱是目前在历史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家谱。目前我们所考证家谱一词最早见于六朝时刘孝标著述的《世说新语》一书中,此书曾大量引用过《王氏家谱》,唐初李善的《文选注》也引用了《王氏家族》,那么至少可以断言,王氏家谱必定形成于南北朝之前,东晋员外郎贾弼就曾为天下十八州七百多个著名家族作谱传。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东海王氏都名列其中,由此看来自晋以来王氏修续家谱已在各地王氏族人中广泛发展开来。
梁武帝时,王僧孺任天下家谱总编纂官,并奉诏改定《百家谱》,编汇巨部宝典《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抄》十卷,是各姓家谱之集大成者,当时,社会公认两个以研究姓氏谱学而著名的家族,一个是贾氏、一个就是王氏。 世称“贾王之学”,后世更称家谱之学为“贾王之学”。
王氏既是研究谱牒学的世家,那么编撰自己完整的家谱世表也就是理所当然了,隋唐五代王氏谱学通行于世,被天下诸姓奉为修撰家谱之样本,现所知北周王褒曾撰《王氏江左世家》二十卷,南齐王逡之撰续《王氏家谱》四卷,《百家拾遗 》一卷,《南族谱》二卷,唐王玄感撰《姓氏论》十卷,王方庆撰《王氏家谱》十五卷,《家谱》二十卷,《王氏著录》十卷。
宋元以后则私家修谱之风大兴,以至今日散布于全国乃至海外各地的王氏族人基本都有自己保存的王氏家谱。就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收藏的王氏家谱。就有一百一十二部之多,北京图书馆收藏的王氏家谱也有一百一十九种。此外,近年来成立于山西太原的中国家谱资料中心,也藏有王姓家谱计二百六十余部,如把各地王氏家谱汇集一起,其版本之多流传之广,真可称世界家族史书之最。在诸多存世的王氏家谱中,现可查到的存世最久、论述最详、最具文化特色、可称之为学术宝典的当为宋翰林学士汪藻撰修的《琅玡临沂王氏谱》。
汪藻字彦章,饶卅德兴人,历微高二宗。一生方直不容朝中,学多识广,曾参与修攥《九域图志》、《微宗实录》等书。绍兴八年著《世说叙录》两卷刊行于世并为书中二十六个著名家族编修家乘谱牒,《琅玡临沂王氏谱》在此书中名列第一。
这部家谱是一部琅琊王氏汉隋六百年的家族文化史。谱书中详述了显贵无比的琅琊王氏,汇《汉书》正史有传的六十三人,及《世说新语》等笔记资料的野史传记王氏人物为一体,世代相传、累世相积、编撰而成。此家谱分三个大部分,其一是世系表,将后汉王融、王祥至隋王猛等二百四十七人依世系排为十二世;于每世中书出该世王氏名讳;下注其父名,兄弟数人者只在长兄名下注父名,余人不注,条理清楚,一见分明。二是家谱正文是根据世系表而编纂的,分世祥述每世表中诸人、字号、父讳、行次、时代、官职、封爵、享年、谥号等,对著名人物则有小传。其三为附录,考证王氏来源并与诸王氏之关系等。
此部王氏家谱修撰严谨,一切均以史为据,没有充足的史料,绝不推断演译,是一部存世最早、最完整、最具史学价值的王氏传家宝典。这部家谱的雕印本现藏日本,1962年中华书局曾翻印发行,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亦曾影印出版。
汪藻的《世说新语》中,紧排《琅玡临沂王氏谱》之后就是《太原晋阳王氏谱》此谱是后汉南北朝间太原王氏十世、五十余人的家谱总汇,也是天下王氏第二大显贵家族太原王氏数百年的光辉记录,此谱记太原王氏始自后汉王柔、王泽二兄弟,传记三国大司空王昶,西晋大司徒王浑,东晋尚书令王坦之,大将军王恭及两晋三位皇后。
这部家谱还把《世说新语》中琅玡太原二望王姓名人一一列出说明,并将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中不直呼其名的王氏人物,加注名号,把两族共计四十六人的别称字号,统一排列出来,对历史研究,提供了方便,使此谱价值大增,该谱版本亦流传日本。能于《琅玡临沂王氏谱》和《太原王氏谱》所媲美的王氏家族宝典则非《开闽忠懿王氏族谱》莫属了,此谱是开闽王氏家族之总谱,始修于北宋熙宁九年,以后各代续修增补,至清咸丰六年汇合成王氏族谱,是福建广东台湾以及香港、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王氏后裔的传家宝典,现福建师大图书馆存有。该谱汇集了开闽王氏历次修谱的序、跋、碑文、墓志、祭词、家训、家规等,以忠懿王世系为主,附列各支脉来源,谱中称闽之王氏出琅玡其远祖乃周灵王太子晋,三十八代传至唐宰相王綝,即王审知五世祖,綝有子名王晔,唐贞元中守定城,为光州王姓始祖,王晔玄孙王审知唐末与兄王潮入闽建国,称闽王,传三世,立国三十七年。子孙亡国后散居各地,所以称开闽王氏,该谱共修记二十四个支系,至清代修谱时已传至二十九世,其后世王氏子孙遍布东南沿海地区及海外,现今闽台及海外王姓族人多认为是开闽忠懿王之后裔。
在历代修续的王氏家谱中,宋代修续的王氏家谱最为规范,其中多请名人作序题跋。宋《衡阳渔溪王氏谱》是著名诗词大家欧阳修作序,文正公王旦的墓志铭也是欧阳修所撰,苏东坡则写下了著名的三槐堂铭,朱熹,宋漮等大家亦为王氏诸谱作序。这些诗词经学宗师大手笔的序言使王氏家谱名辉倍增,为历代王氏后裔所珍藏。至元明以后王氏家谱则和诸姓家谱一样由开始的贵族化逐渐演变为平民家族文献了。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之家谱祖训
三槐世第,及至于今,英才辈出,卓尔不群。孝悌为先,忠信为本,惟耕惟读,恩泽子孙。
不奢不侈,颗粒成廪,婚丧从俭,持家以勤。嫁女择媳,勿尚重聘,积德行善,不惟俗伦。自强自立,处事以忍,广结贤良,不谋非分。当差有事,尊上宽仁,努力进取,友朋谨慎。勿以诱善,祸及自身,勿以亲恶,招惹公忿。酗酒无度,伤其身心,聚众赌搏,财帛散尽。贪婪飘荡,荒废青春,胡作非为,辱没先人。恋衙投宦,必爱人民,忌才害贤,毒族害群。耸人告讼,不如兽禽,利令智乱,灾难必临。祖灵在天,察尔甚真,阴诛阳谴,追究必深。祖灵阴佑,和顺永存,后裔繁昌,福寿盈门。一荣一辱,天地一新,世德世业,纠察昭昏。一谦受益,一满招损,神灵有鉴,莫辱斯文。阴受其殃,阳恶是因,安贫乐道,其心也欣。焚毁朝夕,何堪明晨,纨绔堕落,愧对乡邻。不肖为贤,浪子如金,振兴美族,直上青云。秉公惩戒,繁荣后昆,恭愿后裔,永传家珍。百世不竭,积厚且纯,张德扬惠,守规遵训。
王氏家谱--王姓族谱之族谱家训
王氏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 推美引过,德之至也 扬名显亲,孝之至也 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临财莫过让 此五者,立身之本
一团结宗族,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涣散之行为。
二服从祖训,端本孝弟,不容有悖偷蔑礼之行为。
三保护祠产,维护公益,不容有侵蚀欺诈之行为。
四崇尚道德,遵守法令,不容有作奸犯科之行为。
五注意教养,勤求职业,不容有放弃贻误之行为。
六禁食鸦片,严禁嫖赌,不容有伤风败俗之行为。
七律己治家,忠信笃敬,不容有卑劣偷惰之行为。
八刻苦耐劳,节俭朴实,不容有奢侈游荡之行为。
九合敬同爱,排难解纷,不容有歧视推诿之行为。
十振作精神,见义勇为,不容有废弛敷衍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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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姓来源有三:
1、出自姬姓,为周文王子毕公高后。毕公高封其子季孙于潘,附庸于毕国。据说其地在今陕西省北部,子孙以采邑命氏。
2、出自芈姓,春秋时楚国有潘氏,见于家传者始租为潘崇。潘崇官拜楚穆王太师。
《 通志。氏族略三》 :"潘氏,芈姓,楚之公族,以字为氏。潘崇之先,未详其始或言毕公高之子季孙食采于潘,谬矣。潘岳家风诗自可见。晋亦有潘父,恐自楚往也。汉有潘瑾,后汉有潘勉。
3、出自北方鲜卑族,后魏时,代北鲜卑有姓破多罗者,后改潘氏。
潘姓分布
由于《史记》载有潘崇的事迹,故潘氏大多以潘崇为始祖。潘崇的儿子潘尪,为楚大夫;孙子叫潘党,继为大夫。
潘姓家谱
山西:荥阳重修潘氏宗谱四卷、潘氏合谱一卷、潘氏族谱不分卷;
上海:潘氏家谱六卷;
江苏:山阳潘氏统宗谱十卷、山阳潘氏统宗谱十二卷、淮安潘氏续修宗谱、润东顺江洲潘氏宗谱四
四卷、贤庄潘氏宗谱四卷、毗陵永宁潘氏续修宗谱十二卷、潘氏族谱十六卷、毗陵桃原里潘氏宗谱四
毗陵棠林潘氏宗谱十二卷首一卷、潘氏宗谱三卷首一卷、荥阳潘氏家谱不分卷;
浙江:富桐潘氏宗谱八卷、萧邑崇化潘氏宗谱八卷首一卷、萧山钱清北祠潘氏宗谱六卷、慈溪潘氏宗谱四卷、吴兴纯孝里潘氏世谱、潘氏宗谱三卷、潘氏家谱不分卷、古溪潘氏家谱十二卷、东洋潘氏宗谱八卷、华墙潘氏家谱不分卷、临海潘氏宗谱四卷、荥阳潘氏宗谱二卷:安徽:历阳潘氏宗谱四卷、庐江潘氏宗谱十四卷、新安潘氏宗谱四卷、新安潘氏宗谱不分卷、新安潘氏源流族谱、大阜潘氏族谱、潘氏支谱、六安潘氏宗谱十卷;
江西:万载湖源潘氏族谱三卷;
湖北:潘氏族谱四卷首一卷、潘氏宗谱十九卷、潘氏宗谱四十七卷、潘氏宗谱二卷、潘氏支谱四卷;
郡望堂号
堂号: "黄门堂":晋代潘岳为河阳令,累官黄门侍郎,诗作是最好,和陆机合称 "潘陆"。
潘氏又以"荥阳"为其堂号。
郡望 :广宗郡:东汉永元五年(公元93年)置县,治所在今河北威县东。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避太广讳,改名宗城。十六国后赵为建兴郡治;北魏为广宗郡治。此支潘氏,出自潘勖之后,其开基始
代广宗太守潘才。
河南郡:汉高帝二年(公元205年)改秦三川郡治郡此支潘氏,多出自鲜卑破多罗氏之后,其开基始
为潘威。
荥阳郡:三国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始置郡。此支潘氏,为汉献帝时的尚书左丞潘勖之族所在。
豫章郡:楚汉之际始置郡。此支潘氏,为潘崇之后。
参考http://www991cncom/cultur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37
诸姓起源:
祖宗:宋恭
分类:以国为氏
1、来源于越王的后裔。西汉初期,有人名为无诸,他是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的后代。秦朝末期,他率领着部将帮助刘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汉朝建立以后,他被封为闽越王。他的后代以他的名字作为姓氏,形成诸姓。
2、来源于诸葛氏。五代的时候,后周有诸葛十朋,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后,诸葛十朋改姓单姓诸,隐居在会稽山中,他的后代于是改姓诸。
3、来源于食邑。春秋时期鲁国有一个诸邑,鲁国大夫就在这里生活,他的人民采食于此。他的后代便以诸为姓。
参考http://wwwwhite-collarnet/02-lib/01-zg/03-guoxue/%C6%E4%CB%FB%C0%FA%CA%B7%CA%E9%BC%AE/%D7%A8%CC%E2%C0%E0/%CE%C4%BB%AF/%D0%D5%CA%CF%C6%F0%D4%B4/root/qiyuan/zhou2htm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根据考证表明,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简介 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中国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的湖南、湖北(即湖广行省)、广东(主要是客家人)等省的居民迁居到四川各地的移民潮。根据考证表明,还有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迁入。
清康熙初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乘船组了好多天,张德地都没有看到几个人,为此感到好生奇怪:当地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随从回答:都死了。
原来,明末清初的30多年间,四川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考证,清初四川人口只剩下50来万,重庆城(现朝天门到七星岗通远门一带)只剩下数百家人,重庆所辖的州县内,有的只剩下十几家人!
张德地赶紧把这一情况报告给朝廷。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包括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湖南、湖北、广东、河南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往四川涌来,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
《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刀光剑影的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背景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背景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1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芜。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为了解决四川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采取“移民垦荒”的举措,全国包括湖北、湖南在内的湖广省等十余个省的移民相继到四川定居,其中来得最多的是湖北、湖南省。据统计这次移民的持续时间长达一百多年,入川人数约一百多万人,其中湖北、湖南省的人数达一半之多。而在湖北省的移民中,麻城移民又占居重要地位。细详信息
实施“湖广填四川”政策的背景 在中国移民历史上,清代前期的“湖广填四川”是历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
四川之所以要“填”,是人口极度稀少,需要充实。明末清初30年战乱,四川被祸最惨。1644年,张献忠率领农民起义等入川,12月称帝建立政权,国号“大西”,定成都为“西京”。四川成了四战之地:明军滥杀,清军滥杀,地方豪强滥杀,乡村无赖滥杀邀功,张献忠也有滥杀之嫌。继而是南明与清军的战争;还有吴三桂反清后与清军的战争。四川人民遭到了一次次的战乱和屠戳。据官方统计,1668年四川成都全城只剩下人丁7万人。一些州县的户口存损比例,原有的人口只剩下10%或20%。四川全省残余人口约为60万人。
清政府在统一后,施行了一系列“填四川”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给为永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等。对入四川招民优惠政策与各级官吏的政绩升迁、奖励垦荒招民紧密联系起来;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康熙下诏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五年起才征税。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还规定对移民原籍地当局和入四川落业定居地当局,要求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一些县居住的主要麻城大姓 第一,广安州(广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据《光绪广安州新志》提供的数据,湖北黄、 麻籍占入广安州人数的2664%。湖北、湖南合计约占60%。又据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载:邓小平的家乡是广安县。前面提到光绪广安州志载入籍广安的湖北省黄安、麻城人约占三分之一。而邓小平的祖辈也可能是从麻城移居去的。据毛毛在书中介绍:“有许多研究我父亲生平的人,都曾考察过我们家庭和家族的历史。有的说我们家是从湖北迁来的移民。——连我的叔叔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 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23页)毛毛的叔叔邓垦在武汉工作,他曾多次去过麻城,认为邓家祖辈是麻城人。可见邓小平同志的祖辈也很可能是从麻城移民去的。
第二,邻水县。据该县志载,移民姓氏有65种之多,其中“湖北籍最多,尤以该省之麻城为最。”其中著名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挂印总兵包永才等著名望族都是麻城人。甘氏前已提及。包氏在“ 明洪武年(1371年)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移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现集中分布于兴仁、护邻、石滓等地”。
第三,新宁县(今开江)明代麻城移民大姓有张姓,原籍麻城,明洪武二年迁入分别落业于接龙桥、沙树湾、张家湾传至18代。清代移民有麻城郑、高、薛姓。
第四,彭县。明代移民有麻城周氏明初迁蜀,居彭县野鸭河,今万年乡一带。黄姓清康熙年间由麻城迁居彭县升平八字坪。
第五,金堂县。大姓张氏,于前明时由麻城迁居金堂县关东外,数世科举。至今15代。
第六,宣汉县。元代有王姓、向氏、冉氏、袁氏由麻城迁入。明代有49支姓氏迁入,其中麻城占据22 支。清代迁入18支麻城3支。
第七,南部县。王姓一支是清初从麻城迁入,至今约传20代,以住地形成名者120处。不少乡有宗祠。 张姓是清康熙36年由麻城入县,至今传16代。
第八,岳池县。康姓祖籍麻城,清康熙23年迁入县三乡;范姓祖籍麻城,也是同一时期入本县四乡;傅姓麻城孝感乡,清乾隆12年入本县。蒋姓于清康熙21年迁入6个乡。此外南充县、潼南县、新都县等麻城迁入者都比较多。
五、麻城移民中优秀人才中以居官、文学者较多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学家之路》第二辑,载有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胡代光的文章《八十春秋的回忆》,文章说:我的祖先本来是湖北省麻城县人。因为明代末年,张献忠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后来被政府军镇压,致使四川土著人民稀少,大部分土地被荒芜起来,无人耕种。于是清朝政府采取移民入川政策,我的祖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县搬到四川来的(现在四川人,其祖籍多半都是从外省移居过来的)。
据《深圳特区报》曾载杨泉撰写的文章《延河之子李鹏》,其中写道:“据李家的家谱记载,李家的老家原在湖北省麻城县,后来才迁居四川庆符县,在什么年代迁居,不得而知。”据麻城派人到四川高县庆符镇调查,找到1936年《重修庆符李氏族谱》,其序中说:“吾庆之李,自湖北麻城迁居于此,已数百年。到今家世耕读,代有其人。”宗谱跋言中说“吾家在楚时宗派,自明季兵灾,遂不可考”。
前面提到的有清代大理寺正卿甘家斌、台湾总兵包永才、著名作家马识途、艾芜等其祖籍都是麻城人。影响 三百多年前的“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甚至四川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这些外省移民还成为多数四川人的先祖。然而,前不久省社科院客家研究中心向国家社科办提交的研究成果《“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却表明,“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破坏“痕迹”,难道这些有名的历史移民真的是破坏四川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
植被资源破坏严重 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蓝勇长年研究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曾对当时情况作出推测:“清初广大的成都平原和浅丘地区曾是农耕垦殖地区,但灌丛林、茂草和次生林的覆盖率已经恢复到50%左右,盆地内其他长期的垦殖地区此时也多为灌丛、茂林覆盖。顺治八年,川耕地不足12万公顷。”陈世松也介绍,从战后到移民高潮来临前的这一时期,森林植被有了短暂的恢复。“城市鞠为茂草,村尽变丛林”,就连曾经繁荣一时的成都府也变成了“城中杂树蓊郁成林”。清初川北巴山地区主要分布的是以楠木、松柏为主的针阔混交林。
而移民入川后,四川的农业垦殖从最初平原荒芜地的复垦,逐步向丘陵中部、山地推进,垦殖范围进而到达丘陵顶部、半山上部,当时山田盛行,梯田出现,水土流失严重。总耕地面积上百万公顷,而森林植被则破坏严重。
华南虎等物种逐渐消失 专家一致认为,乾隆元年时期,移民开发把耕地范围扩张到了山地、丘陵,这是农田垦殖突破传统范围的标志,但同时也是生态环境逐渐萎靡的开始。在森林物种资源方面,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生物数量乃至物种不断消失。明代川北出没寻常的华南虎消失就是很好的例证。清初关于虎患的记载有:“直至清初,华南虎在四川分布广泛,说明那时垦殖率还比较低,森林相对茂密。”“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等地均有虎食人。”乾隆以来,蜀道沿线各府线仍有虎患,但较清初已经锐减。因此随着移民的涌入,物种消失的进程显著加快。
旱灾发生频繁 研究发现,大移民以来,地质地貌灾害、旱涝灾害等在四川地区发生得更为频繁。16世纪至17世纪是整个明清时期发生干旱灾害最为频繁的时期,尤其是17世纪盆地东部地区。陈世松等相关专家整合相关的史料时发现,大移民时期是盆地的大旱年份,平均每3年左右就要出现一次。这与《四川历史旱灾表》统计的结论保持了一致:16世纪平均33年一次,17世纪平均3年一次,18世纪平均37年一次,19世纪平均12年一次。
萧屋塘边萧屋是长汀萧氏,除翁家畲山乡外在长汀建立的最早的居住地,其他几处均由此支分派出,兰陵萧氏,在长汀城未建祠堂,故萧屋塘边萧屋,也起着举族庆典,族裔团聚的作用,族人多称之为祖屋。
祖屋地处城南是宋、元、明、清最为繁华地的崇善坊,主体建筑座北朝南正丁位。自南迄北逶迤百余米,沿中轴线,厅、井交错,计达八厅七井之多,为客家典型的一种家族聚居建筑形式,屋中还有砖墙隔离,两片大门可开可合,再配以若干穿堂门,内室门,使全屋房舍既相连又相隔,既可分也可合。客厅与天井两侧均为大小不等的厢房,左右门窗相对,各户相亲相近,又自成一体。体现了深宅大院举族聚居的特点。
早年,祖屋南面,越过街道还有两栋配房互作呼应,三者恰好构成一品字形。其中偏东一处,占地约一亩余,传说是家塾所在,屋内有大小堂房十几间,还有供学童读经习礼的正堂和天井,以及烧茶热水的厨房。路南偏西,是另一栋房舍,其大门朝向祖屋正门。估计当为人丁兴旺时的分居之所。惜时序更替,东边的学堂早已坍塌,成为小儿追逐嬉戏的草坪了。西边的房宅也早已另有新主。但即使如此,也不影响祖屋本身的恢宏与庄重。
祖屋位置优越,由大门沿萧屋塘巷迄东不远处,即是汀州古城门之一的惠吉门。走出城门,可以观赏汀水滔滔的奔腾景象。出后门往北少许,则可到达宽畅的县前大街,与早已无存的县衙与箭坪遗址近在咫尺。往西与南大街相通,北经三远阁可直扣府衙,向南穿过尚算完好的宝珠门城楼,可亲睹宝珠晴岚的秀美风光。
祖屋大门门框及横梁均用大条石块砌成,并与两侧翼墙构成略向前弯的弧形。大门正上方刻有“名冠三杰”,这四字的意思是:我祖公萧何,被刘邦尊为张良韩信之前的意思。两侧门柱上分别刻有“八叶名臣第,五经学士家”的家风,字体苍劲,用笔锋利,相传是汀州书法家我十八世祖公仪徴公所书。跨过宽厚的门坎,大门上方朝里一面镶有“致中和”三个石刻大字,也是先祖对后代遵循儒家中庸平和思想的期待。
越过门楼,为约十几平米的的大天井,周围以宽大的条石为沿坎,中间也用石条铺成步道,走过此道即是正厅。正厅十分宽阔、高大,南来的光线充足,上方五根横梁上分别悬挂五块巨匾,前面一块是“侍郎第”三个大字,他是我的始祖萧律景德二年在汀州任知府而后迁任金部任侍郎的“招牌”。其它几块也各有出处惜均在文革时被诬以四旧而拆除。目前所幸尚有一块十分可贵,是乾隆七年知县方暨谟题写的“重桑梓义”,该匾是知县大人对我十八世秀徴公热心乡里建设的表彰,迄今此匾何以逃脱浩劫,原因不详,但据老人说,是因为,此匾因不够格上厅堂,是挂在后门的门背的,没被发觉,后来被族人拿去隔猪栏而被侥幸保留下来的。
说到对联也是大厅的重要特色,大厅至少有五付长短不一,挂于各立柱上的油漆楹联,楹联间每逢年节,还要悬挂巨大的画卷和中堂,据说这些文字和图画均出自不同的朝代名家,如伊秉授、上官州等人之手,当然这些人是否真实我们是不得考证的了。不过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门生杨方是我五世祖公进士萧雍的好友,还有清朝被誉为“黎青天”的黎士弘是我十八世祖公的姻亲,他们留下的墨宝倒是有可能的,只可惜都无以保存了,现大厅四壁空无一物了。
大厅两边是祖屋最重要的两间厢房,它不止房间宽大,房内还有独立的的小天井,隔着天井是用来招待挚友和贵宾饮茶议事下厅,厅内摆设有太师椅,和小案桌,墙上挂满名人字画,整个小厅书卷气实足。正房屏后有小门通往后间,由此再转入屏风后的过厅,外人家人来往互不干扰,真乃屋中有屋,厅内有厅。由大厅跨过中堂两边的门坎,即进入过厅,过厅的面积不大,约可容两张八仙桌和若干座椅,它是前厅举行庆典是茶水酒菜中转的地方,平时则可供一小家用膳或休息。过厅北面是是天井,然后是中厅。它也比较高大,但面积略小于大厅,如果说大厅主要用于接待外客贵宾的话,中厅则是家族聚会之所,它的后方最高处,隔出一个约一米深、一米高、四米宽的开放式大神龛,龛上供奉着先祖的神位,中间最高的一块是:兰陵堂一脉宗亲神主牌,往下一点是马国典画的我祖公的神像。顺便说一句,马国典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人物画家,他的画人物逼真出神,因此长汀人有一说:马国典都画你不足。表示此人丑态百出,连人物画家马国典都没办法画好你的。神龛上还备有大小五具香炉,每逢初一十五,族人都要登梯进香,各家各户供品则分别摆在厅前的供桌上,供桌是由两张八仙桌合在一起的。天长日久,神龛四周已被烟火熏得乌黑,当然,在乌黑的烟火也万万不能去清洗的,这样才能体现祖宗的烟火是很旺的。穿过中堂左右的两个侧门,则又是一过厅和天井的,其北则是一堵隔墙把全屋分成前厅和内宅两部分,墙正中开有大门,大门关闭十时,不知者以为房子到此为止,开启后则两者合为一体,才见后面另有洞天,足证当年工匠设计之用心。跨过此门又是天井、厅堂,再后则是两层楼房突兀而起,建筑立面为之一新,楼下是内厅,平时家长里短餐饮活动多在此进行,两侧则是居室,楼上楼下房间较多,内厅,后面是一较大的天井,其间还有一深水井可供家人汲水之用。往后即到后厅,后厅分南北两片,北厅向北展开,厅口宽阔,由此既能目击北方天空观赏,又能观赏北山风光,自成一番风景。再往前走地形陡然突起,高出其他许多,即到了俗称的“毓墩子”的地方,“毓墩子”在汀州客家话中其发音为“有丁子”,传说旧时萧家妇女在此处生孩子,长大后不至于“白丁”。穿过“毓墩子”及与其相连的走廊,掠过一排居室,即来到小花园,花园面积不算大,约百余平米,据说当年这里曾有过四季花开如锦,常年枝头飘香的繁荣年代。唯迄晚清,家道衰落,花园已成一片荒地,族人用来开垦种菜,昔日芳影已难再寻。
祖屋始建于何年?已无可考。从《长汀县志》,卷之六--城池篇及我家旧谱关于我十二世尚瑛公开挖萧屋塘来看,可知祖屋在明嘉靖之前当已有之了,然考家谱尚瑛公前后数代似无建此大宅之力。再往前推测是我五世祖公谦斋公,旧家谱记载:公士宦多年,为安养父母乃由翁家畲迁家郡南门,迎父母城中就养。另,几年前挖基地,发现祖屋地底下,并没有瓦砾,而是黄土质,说明祖屋在建之前原是一块荒地。从谦斋公存河坑口祖山雄浑墓葬比较,似有可能。唯斯时人丁尚少,也无建此大宅之必要。据此似可推定以为:祖屋初建南宋淳熙年间,而后由十八世秀徴公与十九世杰翰公父子,也就是说在康乾年间在原有房址上扩建而成的。其原因:一是此时家中人丁繁盛,旧屋已容纳不下。二是从十七世君元公开始,萧氏几代在汀均有较大的影响和较高的声誉,现存《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均多次载入诸公之事迹。而大门族联传为仪徴公所书,现存在大厅横匾为县宪对秀徴的嘉奖,均与扩建新屋相呼应。事实上,此后数代人丁兴旺,名人迭出,与此也无关关系。据此似可以为:祖屋初建于南宋孝宗与宁宗朝,迄今已历八百余年,而扩建当推清康乾盛世,屈指也历三百载矣!
祖屋历史悠久,各朝各代均孕育过不少为国效力、为政清廉、绩著乡里、名流青史的英才志士。如不计始祖北宋景德进士、汀州知府萧律,也不计本屋肇建者南宋淳熙进士官监南岳五世祖公萧雍与宋州知事五世叔祖,单计生于本屋,长于本屋的在在明代就有:明永乐进士,官户部郎中兼监察御使八世萧清;吏部儒事官十世萧竹庵;训导十世萧静轩:县丞十二世萧华轩;抚标材官十三世萧鄞溪;巡检历署知县事十四世萧溪;宝坻县典史十四世萧华溪;督标千总十六世萧祥英等。在清代则有造福乡里、人文慈善事迹先后进入《汀州府志》和《长汀县志》的人就有十余人之多。至于到了民国时期,担任国民党将校官的也有约十人其中有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十一师中将师长福建保安司令萧乾、国民党抗战战况发布组长少将萧敬、国民政府高级翻译官萧嗣章。解放后,更是人才辈出,有解放军教导团长萧老九、中国著名作家萧建亨、清华大学教授萧华庭、福建省交通厅总工程师萧莹等等。可以这么说我的祖屋,不仅仅是历史悠久、而且人杰地灵。堪称汀州一绝,遗憾的是祖屋,年久失修,房屋败坏,又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和保护!
一段尘封二千余年的潮汕史事
——《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信息
·黄赞发·
在潮汕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可以将其渊源直溯至公元前六千多年。但是,在这上下八千多年的历史中,长达六千多年的时间只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历史,典籍有载的则要迟至秦汉之际。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以五岭东端的揭阳岭置戍所,就是最早载诸史册的极其浓重的一笔。同时,史禄为南下大军凿渠运粮而后“留家揭岭”,更成为有史记载的汉人入潮第一人。
不过,戍揭岭事,向有争议,《水经注》就以大庾岭为最东之岭,五岭不列入揭阳。在广西修灵渠转饷的史禄远道东来,以揭阳为家,更曾为论者所否定。巧合的是,103年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又一位史姓人物在潮汕地区的远古历史上出现了。他就是潮汕第二位被载入典籍的史定。《史记》称“揭阳令定”,《前汉书》称“揭阳令史定”。《史记》的《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还载明史定归汉后于元鼎六年三月乙酉被册封为安道侯并任揭阳令。因为正史有载,故笔者早在1982年所撰《潮汕先民初考》一文就曾引用。但是,这么一位在粤东乃至整个闽粤赣边叱咤风云的封疆大吏竟有如昙花一现,其生前身后一无余闻,令潮学界不禁为之困惑。
令人振奋的是,去年(2004)11月10日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在揭阳召开,江西丰城揭氏族人携上沉甸甸的《揭氏族谱》,和任职于汕头濠江区政府企业投资中心的揭立业先生一起赴会,一下子揭开了西汉初年的这一历史迷雾。会后,揭立业先生携谱抵鄙舍晤谈,使笔者有幸细阅全谱。喜悦之情,自不待说。
揭先生带来的《揭氏族谱》有两部,一是江西丰城谱,二是广东高廉谱。从丰城谱可知,丰城揭氏共修谱14次,初修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苏过为作《史揭合序》;最后一修在1943年。从几篇序文来看,高廉谱至少也有四修,分别为乾隆、咸丰、同治年间及1983年所修。苏过的《史揭合序》也照录不误,还收进了福建汀州连城揭氏于清康熙、雍正年间修谱时的几篇序文,显见高廉谱是对照了连城谱的。从诸家序文我们还可考知,连城揭氏源于丰城揭氏,高廉揭氏又源于连城揭氏,故最可引以为据者当推丰城北宋的一修谱,最精当的莫过于苏轼的三子苏过所撰写《史揭合序》。
苏过之所以为揭氏一修谱写序,缘于苏家与史、揭两家的深厚交谊。这在序中交代得十分清晰。简要地说,苏过祖父苏洵与同乡史清卿是莫逆之交,苏过父苏轼对史“以师礼事之”,并与史之子子熙及两位侄子都是“笔砚同志”,故苏过说苏、史是“通家执友”。苏轼曾与史子熙论及汉武平南越事,因而从史子熙处得知,史定之父史焕是子熙的祖先,从史焕到子熙已经是四十四代,而且其史家“旧谱”载明史定“赐姓于汉武,令后人知揭出于史,史、揭允远不可为婚”。宋神宗熙宁年间,苏轼通判杭州,后改知定州,得晤刚中乡举的揭枢(字伯徽),“握谈甚欢”。不久,苏轼又改知允州,过杭州旧治。揭枢刚好知杭,苏、揭得以再次晤谈。揭枢甚博学,苏轼戏称为“江南揭书柜”。言谈间,苏轼“述史子熙家谱,揭原于史”。揭枢“即出其谱,自焕至枢也四十四世矣”。苏轼不禁感叹地说:“君与子熙有伯仲序也”,遂促成了丰城揭氏族谱之修,并命苏过“叙之”。
历史就是这么结缘于有心人。史焕的史、揭两姓后人都是在第四十四代结识了苏轼这位旷代文豪,并由此造就了苏过这篇足以彪炳百代的《史揭合序》,的确是文史学界的一段千古美谈。而今人揭阳潮学学者徐光华先生会前远赴广西、粤西,走访各地揭氏后人,广受揭氏族人的竭诚欢迎,充实了不少揭氏材料,形成了若干专论,率先在第三届潮学会上公布了研究成果,澄清了尘封两千余载的这一潮汕史事,故深为海内外学人,特别是饶宗颐先生的推许,这不能不说是文史学界的又一段当代美谈。古之苏氏,今之徐氏,先后为揭氏正本清源,从而为潮汕远古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不争的史实,而这都是缘于《揭氏族谱》的发现与研究,故可以说这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令人感奋的信息。
细考苏序并证之谱中有关姓原源流考,我们可以对在揭阳那段语焉不详的史事,有了一个较为明辨的了解。可以断定,元鼎六年古揭阳正式纳入国家版图,开始成为隶属中央政权的一个县级建置,其辖区包括当今的粤东以及闽南、赣东南一部分;揭阳令史定的确史有其人,而且是潮汕地区历史上第一位受命于中央王朝的地方官员。史定是中华所有揭氏族人的共同祖先,其父史焕则是史、揭两姓的共同祖先。(按:有谓史定是史、揭两姓族人的共同祖先,实误)。
据谱所载,史定生于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今年刚好2165岁(按:或曰为2166岁,误了!因公元没有零年)。世居江西广昌,故此当史定有功于汉之后,乃父史焕得以“食爵豫章”。将揭氏谱中所载印证正史,我们已不难展示两千多年前那一段风云变幻的潮汕史。
秦末汉初,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汉文帝时感恩于汉朝廷的怀柔政策,上表称臣。赵佗在位长达七十余年,死后孙赵胡继立。闽越犯境,汉武帝应赵胡之请,命王恢率兵援助南越。史定“以护驾将军随王恢出豫章”。但兵未逾岭,闽越王之弟馀善杀郢降汉而罢兵。于是,史定“又承命随严助往谕南粤”。严助带南越太子婴齐北还,为人质;留史定居越,实也为人质。后史定为南越“令揭阳”二十余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相吕嘉判南越,杀汉使。为此,武帝派兵平南越,闽越馀善兵临揭阳。就在这关键时刻,史定“挈地归汉,收平两粤(按:同越)”。“武帝旌其忠,发诏封为安道侯,世袭揭阳令,赐姓揭,赐名猛”。
史定之令揭阳,似是扑朔迷离,但正史有载,本就应是提之有据的。今《揭氏族谱》的出现,更见毋庸置疑。这应是《揭氏族谱》所带来的另一个令人感奋的信息。为此,我们还有理由期盼着有那么一天,典籍所载的秦皇之置戍揭岭,史禄之留家揭岭,以及史禄、史定的关系都能得到透彻的考释。
志载揭猛(史定)有子揭当时继袭侯位,并继任揭阳令。此后,其子孙居停情况就在潮汕的志书上消失了。治潮史者似都一直找不到其后人居潮的蛛丝马迹。还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又带来了这方面的重要信息。尽管丰城和连城两谱,揭氏三十三世之前都是一片空白,但丰城谱有载,揭猛的第三十四代孙揭震生于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居潮州揭阳(按:唐无揭阳,应是循旧说),隐居乐道”,娶姬氏,生二子,长为揭漳,生于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次为揭钺,生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揭漳考取明经,任南昌录事。后揭钺之长子揭镇官至仆射,因而揭震“以孙贵,赠尚书仆射”。揭震长居揭阳直至去世,“葬揭阳县梅岭界,坟墓存焉”。由此可见,揭猛后人在揭阳传宗接代至少也有九百多年。
揭震之后,潮汕地区已一千一百多年找不到揭氏传人。这是什么缘故呢?揭阳有个民间传说:古时候有个皇帝梦见一巨人“击”剑闯入寝宫,利剑直指其喉。皇帝应声倒地,醒过来后急召国师圆梦。国师认为“击”谐音“橘”,橘产于南方,妖人必巢居南方。只要找到了名谐橘之地,姓谐橘之人,斩尽杀绝,则可保无虞。于是查到了岭南的揭阳揭氏,即密令揭阳县姓车的县令行事。车公接旨后,左右为难。遵旨则枉杀无辜;违旨则有杀头灭族之灾。经反复寻思,终于求得两全之策。当夜,车公一面暗命揭氏族众趁黑逃离揭阳,远走他乡,隐姓埋名;一面一把火将揭家烧为废墟,呈报朝廷。此后揭阳黎众感车公盛德,于城东建一座石桥,称车公桥,并称揭家故地为火烧地。这就是“火烧地与车公桥”的故事。故事不一定是真,但却暗示着揭氏之于揭阳绝迹,可能缘于某种天灾人祸,也暗示着揭氏早已迁徙异地。这也许是故事编撰者的一个假设。
事实也说明了这个暗示或假设。揭震之孙揭镇正是在唐末黄巢起义的战争中“以御黄巢功封护国将军、左仆射”,“持节袁州诸军”,而后定居于袁州。揭镇之弟揭政有三子,一徙赣州,一迁海陵,一移丰城。移居丰城的揭祯成为丰城派始祖。江西各地,揭氏分布极其广泛,其中丰城一派是较旺的一支。前所述苏轼同僚揭枢就是出自此派。福建连城始祖揭五郎也是迁自丰城,为揭镇后人。广东高廉揭氏又徙自连城,始祖揭德秀为揭五郎之十七世孙,于明嘉靖年间入粤抵廉,居石城那蒙。揭氏一族在赣、闽、粤三省各地播衍繁殖,族众殊盛,仅廉江一地即广布八十多村,共三万多众(1983年修谱统计)。据揭立业先生初步了解,除此三省外,湖南、广西、湖北、河南、贵州、安徽、浙江、江苏、内蒙古、山东、陕西、云南、四川、北京、上海、台湾、香港等省、市、区都有揭氏后人定居,加拿大、新加坡、日本、欧美等地也有不少揭氏后裔,海内外各地揭氏族人都敬奉一个共同的祖先———揭猛,并几乎都知道揭源于史,赐姓于汉。所有这些,也都是《揭氏族谱》给我们带来的信息。
从两部族谱多家序言,我们也看到了各个时代的揭氏代表人物,大体都认同了揭猛为共同祖先。至于宋末和元代修谱时刻意模糊族源的良苦用心,郭伟川先生已做了体察入微的分析。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已在明清各谱中得到了纠正。揭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完全有能力扭转不实之举,这应是不成问题的。从《揭氏族谱》的风俗记载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揭氏多以五月初四过端阳节,这也可见其对揭猛的崇仰信奉。原来此俗源于史定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当年选定五月初五为择吉出兵之日,于是全军提早一天隆重过节,祭拜祖宗,大犒将士;第二天奋勇出征,大获全胜。故而揭氏每年都在五月初四提早过端阳节。
揭立业先生是廉江长山镇六福村人,揭猛的第七十五代裔孙。1985年从戎,在汕头机场空后服役,1988年冬分配到汕头市工作,已育有一子。查明清以来,揭氏仕潮者共有三人,为明嘉靖通判并署海阳令揭鸿、澄海教谕揭楠(均为福建归化人),清乾隆大埔训导揭子治(广东廉江人),但都未见有落籍或后代的居潮记载。为此,似可以说揭立业先生是揭震之后一千一百余年来,第一位回潮定居的揭氏族人。这不能不说是由《揭氏族谱》带来的又一个令人欣慰的信息。
综上所述,随着《揭氏族谱》的入潮,潮学界获得的可喜信息应是多方面的,而其中特别令人振奋的就是正史记载的史定(揭猛)其人及其令揭阳事,不但得到了无可置疑的证实,而且使我们得以从历史的深度,透彻地了解到当年史定顺应历史潮流,“挈地归汉,收平两粤”,为西汉的统一大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今天,我们也正在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大业,当更凸显史定(揭猛)回归大汉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借鉴、启示作用。
袁氏家谱 袁氏家谱介绍
袁氏早期家谱
家谱俗称族谱或宗谱,又称家乘、支谱、世谱,皇族的家谱称做玉牒。谱牒是家族与玉牒的合称,它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
同其他姓氏一样,袁氏很早就有了自己的谱牒。汝南袁氏虽在东汉末年湮灭,但其家谱却传了下来,南朝宋时史学家、文学家范晔在著《后汉书》时得以为弄清袁安子孙世系。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所作的一部主要记录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奇闻轶事的小说《世说新语》曾引用《袁氏家传》、《袁氏世纪》、《袁氏谱》等资料,说明陈郡袁氏也有世谱传世。在东晋南朝讲究族望、注重门第的社会风气下,吏部选择官员必稽谱牒,考证谱牒的真伪,从高门士族中取士。谱牒成为门阀士族把持政治、排斥寒门庶族的工具,也是士族间彼此通婚的依据。因此,谱牒盛行,并形成了谱牒学和专门以著述为生的家族。陈郡袁氏在东晋南朝与陈郡谢氏、琅砑王氏、兰陵萧氏并为侨姓大族,贾弼的《姓氏簿状》和王僧儒的《十八州谱》等书对袁氏家族情况定有著录。《隋书·经籍志》有《袁州诸姓谱》八卷,袁姓作为袁州宜春郡四姓之首,被列入该谱。《韩昌黎(愈)集》中有《袁氏先庙碑》,说明在唐代袁姓也有家谱传世。宋朝进士袁采著《袁氏世范》,被人推崇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一部家族力作。《古今图书集成》还收录了明朝时汪道昆为潜江(今属湖北省)袁姓所撰家谱写的序。从序中可以了解到,他受袁使君(汉代称州刺史为使君,汉以后用作对州郡长官的尊称)的委托而为袁氏家谱作序。这位袁氏子弟修家谱的目的有三个:一为尊宗,二为敬族,三为合族之间互相体恤。当时袁姓在潜江居住了数百年,已成为当地的望族。这次修家谱,是袁使君受…家人嘱托,经友人鼓动而促成的。考察潜江袁姓世次,自袁使君上溯10代的发展情况比较清楚,遂以德清公为这一支袁姓的始祖,从德清公到袁使君共11代。德清公的后代安斌公、安珍公时,袁姓共分两支,家谱因而分上下两卷,每卷先用一总图标明袁姓的历史演变,再用分图表明各自血缘、亲疏关系,然后分章叙述族上世次,俾使长幼有序。袁姓家谱在宗法上秉承周礼,在谱式上则仿欧阳修、苏洵的谱例,修谱时遵循“必信而传”(即实事求是)的原则,欧谱不注入谱人的生卒年月,袁谱也遵照执行,每对夫妇都不注明生卒年月,以示夫妇终身厮守,同穴长眠之义。丈夫的继室姓氏附在夫妇姓名之后,如果改嫁他人则削掉不录;妾生育有子女者,予以著录,否则一律不予记载。对族中无子者和无子早夭、有子早夭者,分别以“止”、“殇”、“早世”注明,以示区别。
袁姓传世家谱
现今传世的袁姓家谱大多是清朝和中华民国时纂修的。
浙江富阳《东安袁氏宗谱》由袁若启等纂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刊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重修支谱》由袁必魁修,袁必绅纂,嘉庆十五年(1810年)活字本;
袁锡龄纂修的《芝阳袁氏族谱》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本;
湖南湘乡《袁氏续修族谱》由袁忠信、袁邵周修,袁文;城、袁鸿量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宗臣堂刻本;
湖南宁乡《沩宁袁氏亘修支谱》由袁妙生纂,同治九年(1870年)活字本;
浙江上虞《小越袁氏宗谱》由袁耘纂修,光绪元年(1875年)刻本;
四川合江《袁氏族谱》为袁右督修,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刻本;
《丹徒袁氏支谱》由袁敏榕修,民国10年(1921年)刻本。
民国枭雄袁世凯家族宗谱以“汝南家声旧,舜裔世泽长”自诩,其家谱经历了两次修撰:一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袁道涣撰;一为民国37年(1948年)。20世纪80年代以来,袁氏族人为聚族睦亲,又新修了一些家谱。
由来: 是出于虢氏声转的姓。古代姓氏的产生,有一种方式是以居住的地方为姓氏,郭,就是在城的外围加筑的一道城墙。住在这里的人以这个为姓,这就是中国最早的郭姓,在夏禹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所以说中国最早的郭姓出自今天的河南。郭姓还有一支来源,即虢国遗民。虢国是周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于公元前687年被秦所灭。由于古代“虢”,“郭”字音不相同,却是通用的,所以后来虢氏便转而为郭氏。春秋战国时期,郭氏除居住在今天的河南,山西,陕西省以外还迁到了山东,河北。汉朝时,郭氏有一部分人迁到江南。汉代以后的较长时期内,太原(今天的山西)一直是郭氏的发展繁衍中心,此外,郭氏在汉代又有居住在今天的内蒙,甘肃,四川,安徽的,唐朝初与唐朝末,河南郭氏有两次向福建迁移。宋朝的高宗赵构南逃时,大批中原人随之逃到江南,住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两广,其中也有不少姓郭的人。西汉有河内轵县(今天的河南济源)以“任侠”闻名的郭解;三国时有颍川阳翟人郭嘉,是曹操的重要谋士;西晋有哲学家郭象;东晋有文学家,训诂学家郭璞;隋末有山东农民起义首领郭方预;唐代最著名的郭姓人物是华州郑县(今天陕西华县)的郭子仪;五代时,有在951年后汉时称帝的郭威,建都汴(今天的河南开封),国号周,历史上称为后周;北宋有画家,文学家郭忠恕,山水画大师郭熙;元代有天文学家,水利学家,数学家郭守敬,明代有画家郭诩;近现代最著名的郭姓人物是,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郭姓是当今中国第18大姓,拥有人口占汉族人口的1%以上。
第三节 郭氏族谱总叙
(宋淳熙元年 1174年)
传(解说经文的文字)云:“盛德必百代。”祀有后也。《书》(《尚书》云:“以亲九族”,圣人云:亲亲(亲爱亲族),则诸父(同宗族叔伯),兄弟不怨,休戚相关,是谱之不容缓叙明矣。吾族肇自黄帝,万派(流水)浮天,而蔚启人文,开自姬周。垂峰发地,而凝成祀堙(原字左为“礻”旁),荷山川之灵,传于虢叔,丕(光大之意)箕裘
王氏家谱
本文2023-11-15 04:18:25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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