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说起起名，不同年龄段的家长在取名的时候，侧重方向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年轻的父母来说给孩子取名是想要好听且有寓意的，而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孩子的名字除了有寓意外，还需要严格遵照家族字辈来确定的，因为按照字辈来取名是能够体现孩子的辈分的，而这种按照辈分起名的方式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最初为何要按照辈分起名，而如今又为何不流行了呢？今天就让族谱我来讲一讲。

姓氏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一个人的名字是有着它独特的意义的，另外在那个时候起名是比较严肃的，是不能随意取的。在那时同一个家族之间，为了能够更好地传承，而家族之间又有很多分支，所以为了便于区分，古人在起名字的时候会按照尊卑长幼的顺序取的，另外在取名的时候也会有意识的避开祖先使用过的名字。要说按照辈分起名，还有一个故事，相传最开始有辈分这一说法是来自于朱元璋，最开始的时候朱元璋叫朱重八，但是本人不喜欢，觉得名字不好，所以就改名为朱元璋了，后来他当上皇帝，觉得自己名字好还不够，要以后的子孙们都能有一个好名字，就规定后代起名的时候，只能取两个字，第一个字是辈分，按照自己所在的字辈，按顺序取名，第二个字就由自己想。之后他还为后人列了个字辈：“允文遵祖训，饮武大君胜等”。而后这样按照辈分取名的方法一直影响到了现在。

既然按照辈分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为何到如今不流行了呢？我认为有三点，第一点是现在的观念改变了，古代是讲究尊卑长幼的，那个时候从名字中就能看出等级，而现在这个时代，人们的思想会更加开放，没有了所谓的等级，因此在起名的时候就不会按照辈分去取了；第二点是族谱中的字辈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承，想想现在大部分人对于族谱是比较陌生的，一般会编修族谱的人，都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长辈，一般年轻人对于族谱都是不太了解的，所以更加不会按照族谱中的字辈去取名字了；第三点是避免重复，虽然说按照字辈可以不与同姓的人冲突，但是很多姓氏在取字辈的时候都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没准在这一辈的时候碰到相同字了，那取的名不就很多重复的了么，所以现在很多家长在给自己孩子取名的时候，会避免重复，并且保持名字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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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帅家谱（二）

励双杰

第二部，勉帅李兴锐《浏东六碓李氏家谱》

湖南浏阳《浏东六碓李氏家谱》十二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七年部香堂木活字本，李兴灿等纂修，十二册。

勉帅李兴锐，有资料这样介绍：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1870年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浚治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1902年诏行“新政”，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等。1903年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旋病卒，谥勤恪。

从这里看，“勉林”是他的字，再查，连《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列传二百三十四》都说他“字勉林”，但家谱世系记载：“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应是号而并非字。修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时，李兴锐尚在世，他在首序中说：“道光甲午始叙次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是没有参与这次修谱，但他又说：“昨庚子冬，兴锐奉巡抚江西之命，取道里门，展修祀事”，说明在修谱的前一年，他回过一次家，参与了家族的祭祀，家族中总不至于连他的字、号都会搞错，象这样一个光祖耀宗的人物，家族是没有理由不慎重的。所以说，仅这一点，也可显示这部家谱的那么一点重要来，现正在重修《清史》，《浏阳六碓李氏家谱》略可补前人所误。

李兴锐元配萧氏，继配马氏、姚氏，但只有元配萧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昌濬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同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儿子刘瑞浺。

说到李兴锐，顺便还可以再说一下同族的李鸿球。李鸿球虽与李兴锐同族，却已在五服之外，从辈份上排，李鸿球是李兴锐的孙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修谱之时，虚岁三岁。

李鸿球，字韵清，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好收藏。去台湾前曾在北平、汉口、郑州、上海等地供职于银行及信托公司，任经理等职。后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创办大中书局，任董事长。曾居欧洲数年。著有《天涯浪迹记》、海棠书屋力学杂录/诗存》《董其昌书画年谱》、《古钱今话》、《古印综述》、《剑花楼书画录/古钱币/古印鉥/古铜镜》、《中国古兵器》、《吴佩孚年谱》等。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介绍该馆藏品时说：“本馆藏有中国历代钱币甚丰，计自上古原贝、骨贝、铜贝、刀币、布币、圜钱、纸钞、银锭、元宝、银洋、铜币共三万余件。其来源有各界人士捐赠者，有向收藏家价购者，政府拨交拨赠者，而民国八十三年本馆价购李鸿球先生遗藏古钱一七八三件，使本馆钱币收藏更趋完整，成为中国钱币收藏之重镇，而侪名于世界搜藏中国钱币最富的博物馆之一。本馆所藏古代钱币之中，有周代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即为原李鸿球先生收藏中之精品。其形制为耸肩、尖足、圆档；此布币的首部有銎，是为空首。此件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是典型的春秋时代布币，属于大型布钱，形制完美，造型古朴，极具苍浑之美。”可见李鸿球藏品不但丰富，而且质量极高！

李鸿球去台湾后曾在“民国六十年”编印《旅台六碓李氏承先启后册》平装一册，台湾家谱收藏家廖庆六先生的“万万斋”有藏。这册名为《承先启后册》的家谱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旧家谱续编的。以我的猜想，当年李鸿球匆匆忙忙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带上家谱的可能性比较小，待大局已定，至1971年以前，再要想得到一部家族的老家谱，几乎蜀道难，难以上青天。这个迷，以后有机会得请廖庆六先生来破了。

相比之下，咱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人那可是太幸福啦。别跟我抬杠啊，我也知道1971年前后上下左右大陆人民提起家谱是谈虎色变的。可我在2003年的1月25日还是得到了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是1月31日，也就说，再过六天就要过年，给我送谱来的湖南浏阳老黄，雄纠纠气昂昂的背来五部家谱共一百零几册，结好账我要送他走，却发现火车票、汽车票啥的都是爆满，买不到了，飞到长沙的飞机票倒还有，可老黄不干，说我这次的利润也就够一张机票钱，总不能白干吧？既然到了你的地盘，你得给我想办法，可不能不管我。讹上我了。我没办法，只好四处打听，恰好有一个搞运输的朋友手下还有一个司机要到湖南醴陵送一趟货，醴陵跟浏阳不远，最后老黄是跟着那货车走的。老黄回到家，打来电话千恩万谢，说你那朋友不但白让我坐车，路上的伙食都是他招呼的，没要我钱，你得代我谢谢他。敢尽这次是净收入净利润，瞧把老黄乐的。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0 页： 李兴锐，字勉林，浏阳人，素治湘军军需，廉勤为曾国藩所赏，洊授知府，奏调直隶差遗。勉之为循吏，后赞日本使事，擢道台，历桂、赣等省藩皋。庚子擢赣，擢移粤、晋、闽督，卒于两江任。兴锐当官无赫赫名，而直实，每奉命按事，未尝代同官复掩。能饮，日尽百觞，予尝问以变法利弊，兴锐曰，此官此人变，犹不变也。至今尚思其言。

第三部，颂帅卞宝第《江都卞氏族谱》

江苏扬州、仪征《江都卞氏族谱》二十四卷首四卷，清道光十年庚寅木活字本，春田、泰徵等重修，今缺卷首一、卷四，存二十八册。

“卞”姓的家谱比较少见，2007年孔网曾出现过一部三十八册的近年新修江阴《卞氏》，原四函，因为少了二个函套，被我以较廉的价格买到。这事被江苏江阴的一位家谱收藏家知道，以为我是经过我的江苏朋友阿风才搞到手的，打电话责备阿风“人家卖国你卖省”，几乎把阿风气得吐血。这话说得极有杀伤力，基本达到了柔道红带、围棋七段的功力，但他没想过孔网是天下人的孔网，人人都可以参与，用不着别人帮忙。何况出省又非出国，既然流到了市场，只要还在中华大地上，谁藏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收藏近几年新修的家谱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是稀见姓的家谱，如果碰上也偶尔笑纳一、二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卞氏谱》入藏，得这一部江阴《卞氏》，也是聊胜于无罢了。后来才意识到江阴《卞氏》只是个先声，没多少日子，就在南京文庙得到了这部缺了二册的道光十年《江都卞氏族谱》。

上海图书馆有此本递修的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十五年三部，其中光绪二十五年本有四十二册，其目录如下：“卷首一、二载忠贞世纂、卷首三初辑谱牒、卷首四徵述录，卷一荣赠录(诰命、旌奖、题赠)，卷二规范录(条约、宗规、格言、宗法、宗训、家训等)，卷三源流录，卷四祠墓录，卷五继美录(修谱旧序、旧例、义例、凡例、历修总目、杂记、书札、书後、後跋)，卷六显著录，卷七世德录(列祖传赞铭状)，卷八清芬录(贞孝节烈)，卷九里居录(迁徙侨寄)，卷十世守录(发祥录、衍庆录、归化录等)，卷十一同宗纪略，卷十二高淳、丹徒、阳湖三族纪略，卷十三至二十七世系表。”

我所藏谱因缺卷首一，已无目录。此本所存卷首二为“忠贞世纂续编”，可知卷首一即为“忠贞世纂”；卷一与卷三合装一册，而卷二有二册，我所藏本卷三为“规范录”，卷二才为“源流录”，可知光绪本与此道光本的卷二、卷三内容对调；卷四“祠墓录”缺。余除卷数不同，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略有增删而已。

颂帅卞宝第，字颂臣，号娱园，咸丰辛亥举人。曾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御史、府尹、直至闽浙巡抚、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清史稿》说卞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滑，扶植良愿，民尤感之”。有“公敬历内外，管领封疆，关于国计民生，先后政迹，昭垂国史”之名。在官廉俸外一无所受，人莫敢干以私。为地方兴学兴利。著有《方岳采风录》、《闽浙猷轩录》各一卷，《抚湘公牍》四卷，《疏稿》十二卷。今卞宝第故居犹存。

卞宝第生于道光四年，道光十年本谱纂修之时，他还不过七岁，详卷二十三中关于他的世系记载极简：“宝第，行尊，光河次子，字 ，生道光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午时。聘高氏”，唯一有价格的信息是已经给他定下了娃娃亲。而他父亲卞士云的世系记载就较详：“士云，行贤，原名荣贤，新盘公子，仪封公孙，时敏公曾孙（此亦为本家谱特色之一，从曾祖、祖、父记起，其它族人亦如此），字光河，号季青，生乾隆戊申五月十三日未时，道光癸未科进士，诰授奉直大夫，山东道监察御史，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戊子科四川典试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配吴氏，生乾隆辛亥九月廿四日申时，诰封宜人，例晋封恭人。生二子：宝书、宝第”。卞士云虽没有参与修谱，但谱中关于他的文篇收录了不少，仅在卷五《继美录》，就有《松泉寄光河书》及《光河覆松泉书》。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也是这于这个卞氏家族，他在邵文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中说：“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于东晋时避乱南迁，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我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只是修谱之时，他远未出世，谱中自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不过，他曾利用光绪二十五年修本《江都卞氏族谱》做过一些研究，他说：“我还写过一篇《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家族文化个案研究之一》……我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重修《江都卞氏族谱》，先编制仪征卞氏四世主要成员简表，继据族谱考出静仪之夫、卞宝第第三子卞绥昌生平，知其与静仪同年，二十二岁卒；静仪乃四川永宁道黄云鹄女。研究黄侃及读其《日记》者，多为文史后辈，对于《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不治国学的卞昌、卞缙昌（女）、卞斌孙、卞孙、卞寿孙等人，感到茫然，我利用《卞氏族谱》，解答了人们心存已久的疑惑。”

现在想来，还有一桩极巧合的事，那天我刚到南京文庙，就接到了江苏常州家谱收藏家朱炳国先生的电话，他说已跟卞（孝萱）老通过电话，卞老同意给他主编的《家谱与地方文化》再写篇文章，言下极为开心。我才挂了电话，就看到摆在地摊上的这部《江都卞氏族谱》，因为缺了二册，摊主底气不足，并没有开出高价，稍一还价即就成交。文庙我去过也就三、四次，没买到过一部家谱，只有这一次，才把颂帅、卞教授家族的家谱捧了来，有时候想想，凡事皆有定数，不是你的，强求都是无用；是你的，她就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别人想带都带不走。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7 页： 卞宝第，字颂臣，扬州人，以翰林御史外任监司，擢疆圻，终于闽浙总督任。宝第强毅，官台谏日，强击不避贵要。及为疆吏，颇偏听执拗，有谮建宁令者，谓其衰颓，属藩司易人，藩司谓令方壮，人言弗足信，不纳，以履历陈览曰，是必捏书者，竟撤之。及至省投谒，则一翩翩一少年。宝第大慙沮，而卒假他事劾罢之，其横若此。故人称之曰“卡（当为‘卞’字误）牛”。颇嫉李鸿章，遇海防事，辄云，此合肥老儿言，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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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上的名字啊！

哈哈！

那是家族修谱时才写上去的。

一般情况下，每个家族约定过若干年修一次家谱，届时把每个人的情况记载上去，按照传统做法，男子除记载名字等一般情况外，还可以记载主要事迹。女子则记录何时出生，什么名字，何时嫁人（写做“适某某”），以后的事情就不管了。这是汉族社会（父系社会）传统性的表现。以前叫做“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