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宝。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郑和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航海家。　郑和的才能在他一生所做的各项伟大事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他在航海、外交、军事、建筑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智慧与才识。　从永乐初年起，郑和按照明成祖朱棣的安排转向航海事业。　在郑和早期的航海活动中，郑和已在研究和分析航海图、通晓牵星过洋航海术、熟通各式东西洋针路簿、天文地理、海洋科学、船舶驾驶与修理的知识技能。　从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郑和先后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经东南亚、印度洋，亚洲非洲等地区，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航海足迹遍及亚、非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这七次航行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组织之严密，航海技术之先进，航程之长，不仅显示了明朝国家的强大，也充分证明了郑和统帅千军的才能。 郑和是云南昆阳人，乳名三保。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人，圣裔（穆罕默德先知后裔），生于明代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的先世是西域布哈拉人，即元朝的色目人。元世祖忽必烈推翻南宋王朝，建立元王朝。元王朝部队于1253年，攻占了位于云南地区的大理国，征服了当地各民族，并于1276年设置云南行省，派郑和的先世——回族人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统治云南。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为阿拉伯语音译，“赛典赤”是贵族的称呼，“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尔”是其本名，意为长寿。由于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治理云南政绩显著，深得民心，他死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咸阳王”。郑和的曾祖父拜颜的父亲（高祖）是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第五子的长子。后来，郑和的祖父从母姓，改姓马。　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郑和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赐葬南京牛首山。　郑和以长兄之长子马文铭为嫡，名郑恩来，字恩来，世袭锦衣千户侯，居南京三山街（今马府街）马府。郑和后裔至今已传21代。　另据，《郑和家谱》中的“马公墓志铬”，系永乐三年(1405年)，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所撰写。铭文从郑和曾祖拜颜始叙其世系，祖父、父亲姓“马”，名哈只，其父马哈只有子二人，长文铭，次郑和，另有姊妹四人。关于郑和，家谱中说他“本姓马，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御书‘郑’字，赐以姓”。家谱还说他“以兄文铭之子立嫡，名赐”，说明了郑和作为太监而有后裔的渊源。家谱以郑和为一切祖，赐即二世祖。郑和后裔有两大支系，一个支系的后裔在江苏南京，另一个支系的后裔在云南，还有一个分支在泰国清迈。泰国支系是清朝末年，郑和第十五世孙郑崇林离开云南玉溪老家旅居泰国清迈，现有后裔三十多人，郑崇林主持兴建了清迈第一座清真寺，清真寺门楣上那块用纯金锻造的牌匾也是从云南用马帮驮来的。　南京郑和后裔的命名顺序“大尚存忠孝，积厚流自宽，藩衍更万代，家道泰而昌”。　由于出生于回族家庭的原因，幼年时的郑和已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和教规。郑和父亲与祖父均曾朝拜过伊斯兰教郑和坐姿像

[1]的圣地麦加，熟悉远方异域、海外各国的情况，郑和本人也在航海时派遣一支船队到达阿拉伯半岛红海沿岸。从父亲与祖父的言谈中，年少的郑和已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而父亲为人刚直不阿、乐善好施、不图回报的秉性也在郑和的头脑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明朝统一云南战争后，郑和给带到南京，受阉，做了宦官后被分到北平，在燕王府服役。郑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航海家。英国前海军军官、海洋历史学家孟席斯（Gavin Menzies）出版了《1421年中国发现世界》 ，认为郑和船队先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澳洲等地。1405年之后的28年间，郑和七次奉旨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据哈佛大学的李约瑟博士估计，1420年间中国明朝拥有的全部船舶，应不少于3800艘，超过当时欧洲船只的总和。无论航行在什么地方，郑和率领的大明皇朝船队在当时都是唯一强大的、不可挑战的力量。　今天的西方学者专家们也承认，对于当时的世界各国来说，郑和所率领的舰队，从规模到实力，都是无可比拟的。

长治市回族概况

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地处上党盆地中部长治市区很早就有回族先民来到唐宋时期,已有

穆斯林来到山西,而潞州(今长治)历史上一直为山西的经济发达地区,尤以冶铁,制瓷业闻名,当时

来山西的穆斯林商人不可能不涉足潞州元时,穆斯林大规模来到山西元至正年间,河南人虎林赤

"以招讨万户,关保守御泽潞(今长治),总兵野庵公复以林赤佐之,二公同』立功,同增左辖"①虎

林赤就是穆斯林有史可考的回回民族入居是在明朝永乐年间,距今有600年的历史据说道光十七年

陈氏祖坟整修碑文时,发现记载有:祖坟坐群城之西门外,地主为明末,迄今二百余年 明朝永乐六

年草九年间((1409^-1412年),沈王朱模由南京来长治镇守,相随来的侍卫人员有百余人是回族人,连

同家属约四五百人《明史》载:"沈藩二十六王,皆居潞'《程氏家谱》记载:程氏始祖程德,系由

①(明)马嫩编解潞州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74

西北民族研究

N W Minorities Research

2003年第1期(总第36期)

2003 No 1 (Total No 36)

万方数据

19,

毛巧晖 山西省长治市回族女寺调查研究—以长治市回族聚居区"三道营"为例

南京随沈王来到长治的这四百多回回中,以南京水西门程,马二姓为多,故有"程马二回回"之称

他们定居在皇城(今烈士陵园,沈王在此建立王府)周围的铜锅,南头,营口(即所谓的三道营在明

朝时,该地有军营驻扎,故称"营")该地原来居住着汉民,随着回民的逐步发展,再加上汉民与回民

通婚和社会经济关系等影响,一部分汉民被回族同化,吸收为新成员,如赵氏,李氏,张氏等家族,一

部分汉族由于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不同,在生活上感到不便,自动离开了"三道营"明朝弘治年间马

墩编撰的《潞安府志》已记载了"回回巷",可见当时的回回已为数不少,并且聚居程度较高1862年,

洪兴起义失败后,陕西回回流奔潞州,形成了长治的陕西十家回回(八户马姓和禹,穆姓),他们定居

在西大街朱家巷之后大批回回因躲避战祸,遭灾荒逃难,受外族欺负及工作调动等迁居长治解放

初,长治回族为七百多户380余人在解放后的人日普查中,分别为:5471人,9326人,15772人,

17927人①1998年12月底,长治市人口调查办公室统计其人日约为21000人,主要居住于西街和下南

街偏西一带,以聚居为主,聚居区有"三道营","水「1街","小北营","参府街"等

"为了对人们的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

内来进行"②因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微型社区调查法",选取长治市回族最早最大的聚居区

"三道营"为调查区域

本文材料主要来自三个途径:其一,笔者在1999年,2000年所做的田野调查的材料,其中包括田

野调查提纲,访谈材料,个案材料,问卷,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调查口记;其二,一般方志材料《潞

州营》,《潞君子旧闻》,《长治市志》,《山西通志 民族宗教卷》等;其二,在调查中,由被调查者提供

的民间档案材料

二,长治市回族女寺简介

女寺是女子学经,礼拜,沐浴的场所山西除因条件限制者外,一般穆斯林稍集中的地方都有女

寺山西共有女寺12座,长治市城区就有6座,即清真北女寺,清真南女寺,清真中女寺,清真西女

寺,西南城女寺,瓦窑沟女寺在此笔者主要介绍"二道营"女性所去的三座女寺:清真南女寺,清真

北女寺,清真中女寺

1女寺的概况

清真南女寺的布局结构为:北讲堂五间(长12米,宽7米),水房8间(长2o米,宽6米),西大

殿七间(长17米,宽14米)该寺的寺管会由I4人组成,寺管会主任程英者她们全部为家庭妇女,

由大家选举产生,主要负责女寺的房屋维修,教学费用,卫生,保管等后勤工作该寺夜间将院子作为

停车场租给社区中的回民,得到的钱作为寺里的费用,做到了以寺养寺,但它从经济及与外交往上仍属

干清真南寺

清真中女寺布局结构为:西大殿两间,淋浴室二间,楼上为学生宿舍及见经室六间,北屋为师娘休

息室三间,东屋为勤杂人员居住寺管会由6人组成,寺管会主任陈俊英,主要管理卫生,设施布置,

设施维修,宗教节日(圣纪节,法图麦节,阿舒拉日,求慈日等)的具体操办该女寺隶属于清真中

寺,与外界几乎没有交往

清真北女寺布局结构为西屋礼拜殿四间,北讲堂上,下八间,东楼一半是城区阿语学校女生宿舍,

半是回族蓓蕾幼儿园共四间,南面是幼儿园的活动区,女寺食堂寺管会由自愿服务人员三四人组

成,主要是做后勤工作及看望女病人,帮助老弱病残该寺与本地女寺交往较多,外地女寺来人了也热

这四次人口普查时间分别为:1953年,1964年,1982年,199年

费孝通江村经济「Ml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7 13

①②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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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 山西省长治市曰族女寺调查研究一一以长治市回族聚居区"三道营"为例

情款待,但主要由北寺的寺管会负责

女寺没有邦克楼,大殿无窑殿,宣谕台和虎图白在宗教活动中,妇女一起礼拜,师娘站在第一排

中间,不出列以上三座女寺的师娘,所建年代等情况见表一:

表一

名称地址所建年代师娘建筑方式

清真南女寺南头巷1995马文华捐建

清真中女寺石桥南1984--1985马福叶捐建

清真北女寺游岭街1982--1983程慧清捐建

2,女性到寺情况

日常到女寺的人数较为稳定(见表二)斋月期间到女寺的人数剧增,因为女寺每晚进行开斋早

在斋月前,女寺寺管会已排好斋月时的饭由哪家散"也贴",安排五六人为一组轮流做,年龄一般是四

十四五岁至六十岁除日常在寺里的外,许多职业女性,做生意的女性都到寺里开斋,具体人数见表

衰二

名称日常礼拜人数(人)(一日五拜)年龄(岁)

清真南女寺40--5045-70

清真北女寺13-1435--70

清真中女寺20-3035--70

表三

名称日常人数(人)最多时人数(人)

清真南女寺70-80130-140

清真北女寺30--4090--100

清真中女寺40--50100左右

裹四

享一-落一一一一夔一退女童学经人数中青年学经人数青少年学经人数

清真南女寺40-50约6020

清真中女寺50-6045507-8

清真北女寺405027--3030多

三,长治市回族女寺的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13 " Malinoski)认为功能(function)是"将文化和社会视为有机的统一体,企图阐

]3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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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呼 山西省长治市网族女寺调查研究—以长治市回族聚居区''三道营"为例

明每一个别构成要素在现实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中相互联系和它们在总体中发挥的作用"①因此,长治

回族女寺的功能也就是它在当地回族社会中的作用

女寺是承担社区中女性宗教教育的重要场所女寺学经的具体人数见表四,王要分为女童教育和女

学女童教育主要是寒暑假的女童学经班女童年龄在7-12岁,由家长送来学习四十天左右她们每

天学习二个小时,主要学习阿语字毋,礼拜及礼拜念词,为的是认得几个阿语字母,了解一此基本宗教

知识对不来学习的,女寺还组织专门人员上门去做思想工作在女寺的动员下,其中87%的到寺中学

经,其余的则由于家长的坚持而未来(这此孩子主要是参加假期补习班,有的在学习之余,偶然也到

女寺几次巴)女童教育为氏治问族女性学习,了解伊斯兰教和回族文化传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女学包括成年人教育和青少年教育各女寺中都有中青年学经班时间多在晚卜她们多是做小生

意的及一部分职业女性学习阿语,礼拜词,基本教义这种教育强化了其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世界观

和人生观,使她们进一步了解回族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回族形成了"男主外,女土内"的

家庭模式,这样回族妇女在教育子女及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尤其在回族人数较少的杂居

区因而,少年儿童的宗教意识书要是在毋亲的教育和潜移默化中形成中青年女性在女寺中受到的宗

教教育有利于对孩子在回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生活方面的影响另外,伊斯兰教义中关于各种家庭关

系的规定也是女寺教授的,个重要内容女寺门前的宣传栏中都写着"孝敬为万善之首","周济近亲有

双重的报酬,亲戚的报酬与施散的报酬","男子要善待妇女男女要互敬味爱",'穆罕默德曾指出:

'在真主所允许的各种事情里,他最不喜欢的是离婚",等有关父母子女,亲友邻里,夫妻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的经文这样,长治市回族社区的付女,父女,婆媳等长辈与晚辈的关系较为融洽,充满和谐的气

氛对于社区中老弱病残,孤身的亲戚,大家共同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的负担由于在女

寺的教育帮助下,能较好地处理夫妻关系,长治市回族社区家庭较为稳定,离婚率仅为1 7%这在当

今家庭变动的高峰期,对回族家庭,社会都起到了很强的稳定作用

青少年学经班,人多数为12-"岁的小学及初中毕业生,他们进行全日制学习,除f学《古书经》

诵读,阿语外,还有语文,历史,体育等课这些女孩大多为长治本地人,也有的来自山东,辽宁,河

南,甘肃,宁夏等地学习时间看举意,如举意掌握基本知识,学会即结束,如年龄尚小就学四五

年这些女性通过学习,开始了解伊斯兰教,回族文化,树立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起

到了强化回族女性宗教生活传统性的作用同时因为青少年女学中增设了一此非宗教性课程,所以有

助干提高回族女性的文化素质这一方面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同时也为回族少女提供了学习文化知识

的场所这对回族社会的发展及回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

女寺安排一些宗教节日及斋月的具体活动,主要是诵经,讲述圣贤的丰功伟绩,弘扬伊斯兰精神及

聚餐形式的施舍它还负责料理社区中女亡人的身后之事,如洗埋体(家里有条件的在家里洗),洗完

后,由男人抬到男寺,站"者那则"婚,丧等人生礼仪中,同一个女寺及同一家族的朋友前往帮灶,

形成了有组织的互助局面,而且近一二年,女寺增添了成套的餐具及丧葬仪式用具这样回族女性的生

活就开始由完全在家庭中,部分地移人了女寺,因而女寺成为长治市回族社区中女性聚集的重要场所

她们对丁既遵守教门,又温柔贤淑的女性予以表扬;而对于不符合回族行为规范的女性,师娘当面指责

她们,并要求她们放弃这些行为,以免后世下火狱,其他女性仅限于背后议论,疏于与其交往,使其孤

立对于行为严重者〔如嫁入汉族公开反对宗教等),人家则致当面指责,井不许其再进人寺门,

她的各种活动与整个社区无关,这样女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区女性的舆论中心而且女寺还帮助协调

杜区内女性间的关系,解决些民事纠纷,这有助于回族社区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①(英)R 马林诺夫斯基著,资孝通等译文化论「M几北京:中国民间丈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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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巧晖 山西省长治市回族女寺调查研究—以长治市回族聚居区"三道营"为例

四,关于长治市回族女寺未来发展的思考

女寺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适应的结果对于长治市回族女寺的现状及其功能的深

入调查,分析,引起了笔者对长治市回族女寺未来发展的如下思考:

1女寺的青少年教育中设置了宗教和一些非宗教性的课程,这使女寺成为回族社区中青少年女性

的一个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回族社区全体成员

的共同努力,多增设一些其他的文化课程,尤其是实用职业教育,这将有助于青少年女性未来的发展

同时还可以对下岗女性进行再就业教育,这就能更好地发挥女寺在社区中女性文化中心的功能,同时,

会更适合当前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回族女性和回族社会的发展

2'社会目前处于转型期,人们面临着各种矛盾和危机长治市回族女性也一样,她们大规模下岗,

人心悴惑不安,再加上城市规划打破了原来院落相连的聚居格局,这样人们的联系减少而当女性步人

女寺后,她们敬奉安拉,做礼拜及参加女寺的各项活动,加强r与其他成员的联系,使她们体会到一种

归属感和安全感同时,女性生活山完全局限于家庭,而发展到部分地移人女寺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

家庭地位的提高以及当前性别角色的变化,回族女性必然会由家庭走向社会,女寺很可能成为这个过程

的中介这不失为回族女性解放可遵循的较适合的一条道路

参考资料：

明中叶以来，文字资料中出现了郑和是元代名臣赛典赤赡思丁后裔的记载。20世纪，这一观点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得到大量家谱、金石学资料乃至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支持，成为共识。然而，从詹斯丁到郑和，几代人之间有许多矛盾和城市。成为名门“咸阳世家”中的公案。

“咸阳世家，名臣后代”

三宝太监郑和，生活在历史的早年。据吴晗《明史大家》记载，郑合迎被进攻云南的明军俘虏为奴，并被“阉割”。我们所能确定的郑和最近的祖先，只精确到元初。从数量上看，关于郑和家史的信息极其丰富，而且指向一个非常统一的年，都指向元朝的咸阳王和云南平章的政治官员赛典赤赡思丁。

赛典赤赡思丁是元初著名的政治家，出生于中亚布哈拉王室。元太祖西征以“千军骑豹白鹳迎之”，毛“命入宿卫，自征讨，被赛典无名唤之”。他的名字现在被翻译成al-al-SayyidShamsal-Din'Umar。斯丁盛是一位称职的部长。元朝十一年，元世祖在云南设省，任命他为公使。在云南平章的六年间，他“扬云南之心，作云南之子”，复兴云南民生，弘扬孔孟之道。它对云南回归中国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十六年卒于仁上，享年六十九岁。从庶民到天子，无不改容：

百姓在巷子里哭，葬在北门。十二使者为趾王所遣，齐剑为文贡。他的话是“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使者哭得震天动地。考虑到帝国竞赛的优点，我命令云南省的官员遵守竞赛规则，不得更改。大德元年，我献守仁左云安远集美英雄，都尉，开福义通三司，上诸国，咸阳王，我效忠于你。

因为赛典赤赡思丁被封为咸阳王，所以他的后代称自己为“咸阳世家”或“咸阳王氏”。比如《咸阳族谱》，是赛典赤家族各分支中现存最古老的家谱，属于济南赛氏家族，原名《忠惠咸阳王塞氏家传》。此谱已知最早的部分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封面有“大德三年六月日”字样，并盖有八思巴文赋堡)印章，最后一部分写于清代，现藏山东省博物馆。

郑和的家谱也是以“咸阳世家”命名的。明朝万历年间，石在小说《致身录》中提到郑和家谱命名为《咸阳王家乘》。可见郑和是赛殿池的后裔，这在明朝是常识：

“《咸阳王家乘》年：他是咸阳王的后代，他国人，永乐中学奉圣旨西送。”

20世纪60年代，北京民族文化宫向南京郑氏后裔征集其家谱——《咸阳世家宗谱》一份。不幸的是，这份郑和家谱丢失了，再也没有找到。目前只有这块木板的封面还留在南京的郑手里，是郑是赛典赤家族成员的直接证据。2005年，郑和家族的后人以《咸阳世家宗谱：郑和家世研究资料汇编》为名出版了相关家谱资料汇编。

2014年，在南京南郊发现了郑和后裔妻子的墓碑。作者是他的孙子，碑文不见了。“咸阳人家”这个词

“安讳大姑，公之长女，外祖习宣郑公之袁同室人也。据林说：本姓马，祖上詹司丁公佐，封元德为咸阳王，墓在云南大理州南郊国家来的时候，有一些寺庙建筑的例子，既没有培育，也没有丢失丁，上元郡之孙，第一次不拜而著书。在九月的吉日，光绪沈嘉拜吉仁台孙厚涛。

赛赤詹斯丁自称“圣人”，即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所以郑和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常常自称“圣人”。1931年，在云南昆阳月山《光绪十年郑陈太君墓碑铭》碑附近出土了死于雍正年间的郑和十二世之孙刘铮太君的墓碑。方国宇《故马公墓志铭》记录：

“1931年，在昆阳月山挖的时候，我给郑和拿了1《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卷9明时期文物》的奖金。1964年，李德和参观了这座纪念碑，他说这座颜瑜纪念碑高4英尺2英寸，宽1英尺6英寸。其中，受清帝委托参加郎昆扬州缉捕署的刘铮太君之墓，右侧刻有，雍正陈佳三月十七日始，至乾隆义海九月四日止，左侧为。碑上写着“圣上生”二字，下面两行写着“元咸阳王十八孙，明太监三宝十二孙”。

有许多人见过这座纪念碑。彭家麟在《郑姓墓碑》年说：“郑和是咸阳六世之孙，可见其十二孙媳妇的墓碑，其金石学为左证，可以信赖。”彭家麟看到的墓碑应该也是郑刘太君的墓碑。

除了文字和金石学材料。郑和与赛典赤赡思丁的血缘关系也已被现代遗传学研究所证实。2014年，王传超在其论文《马哈只郑和族姓里居考》中发表了《云南昆明男性家族成员与云南大同那氏家族Y单倍型的比较研究》。两者都在单体型L1a-M76以下，有非常接近的共同祖先。这种单倍型主要分布在伊朗东部、巴基斯坦南部和印度，在中国几乎不存在。

根据大量的各种证据，我们已经能够证实郑和是赛典赤西斯廷后裔的说法是可信的。然而，赛典赤-马哈之家的族谱资料种类繁多，从单思丁到郑和，世代差异很大。

从詹斯丁到郑和家，还是迷雾重重。现有的咸阳家族谱系资料，在马哈志、马、郑和父子究竟出自单思鼎长子那苏拉丁第一线，还是单思鼎四子吴穆雷第一线的问题上，爆发得比较密集。

据《现代人类学通讯》，云南平章赛典赤善四丁有五子。詹斯丁的长子纳拉丁继承了“赛典赤”的名号，也是五兄弟中最显赫的。曾任云南各路都督，推动滇陕两省和平政事，卒于元二十九年。以推丞解得英雄，太师，开福义同三师，商，中书左丞相，兼延安王。赛赤詹斯丁的孙辈中，比较成功的是那苏拉丁的儿子：伯颜、乌马尔、沙氏；伯颜察尔等。

三子，仅次于那须，元初以“守朝在家”成为“恐薛”一员。离开官职后，他先后担任了兵部大夫、南京总经理、御史沙

次子哈桑到广东路宣布慰劳总司令。四速丁吴穆雷，云南建昌道官。马官至云南，一路为中书省平章政事。

目前唯一可信的赛典赤赡思丁与郑和的世系部分来自1911年在云南昆阳月山发现的郑和父亲墓志铭《元史卷一百二十五》。此碑文是年云南大学光绪二十九年癸卯经济特科状元袁家谷亲自寻找发现的。郑和发迹后，请礼部尚书李志刚补充。它的文本是：

贡嘎才，姓马史，是云南省昆阳地区人。祖炎，史。只有父亲，母亲文的。他生来名声很大，但他怕风，不肯浪费自己。人都有过，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特别好脾气，穷的寡的总会被保护，永远不会觉得累。不会因为家乡党而被称为长辈。嫁到文家，你就贤惠了。两个人，常、纪贺；四个女人。他从小就是个人才，今天是个儿子。他名叫郑，是个掌管内政的太监。勤政，谦恭敏感，谦恭保密，不避有功，士绅有口皆碑。喔呼！见儿子公之于众，是平日积累的，所以从正义党的培养就能看出来。12月9日生于沈嘉，7月3日卒于任旭洪武，年仅39岁。长子温明在宝山乡和戴村受到表彰，也受到表彰。明：是边塞守礼义的习惯，且以馀庆深长为佳，以当时所显之光为佳。永乐三年端阳日，礼部进士、左春芳大学士李志刚所作。

根据郑和父亲的墓志铭，郑和的父亲和祖父都被称为“哈吉”，但“哈吉”并不是一个名字，而是对曾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的称呼，意为“庇护”。换句话说，《故马公墓志铭》并没有提供郑和父亲和祖先的伊斯兰名字或蒙古名字。郑和的曾祖父名叫“伯颜”，疑似蒙古人，但他用蒙古名字的曾祖父“白燕”一定也有伊斯兰名字。例如，据《墓志铭》，一个失去了美德的波斯历史学家，赛典赤的孙子伯颜有一个“阿布比尔克尔”的名字，这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是从来没有的。

没有提供任何足以判断赛典赤郑和出自哪个儿子的信息。1983年，李和郑的后人郑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大海捞针”找到了一本南京郑《史集》。这样描述郑和的家史：

“马哈木长子赛典詹斯丁，皇帝特令，定咸阳，镇之，邀大元帅，授朱果、左丞相，封咸阳王，仍管平章政事赛典占斯丁圣纳南盛伯颜，封楚怀王。生查娜，封侯，生马。

此序是太平天国起义平息后，销毁郑旧谱的老人所作。序言说：

“丑与丑之变后，家族没了，宗族也闲了

令人惊讶的是，这份后人补充的族谱内容与云南的《墓志铭》、《家谱首序》《抄郑氏家谱首序》有很大不同。这些家谱是詹斯丁第六代孙赛言的两个后代，即明朝咸宁侯的赛哈知和他的弟弟赛英。云纳苏达丁第一系的血统是：

三十二世祖苏娜拉丁三十三位世界祖先伯颜三十四世祖米娜，封杨典为侯。三十五世祖米里金，授云南省参政权，云南阳侯以昆阳为家。

这是李判断郑和应该来自“那素-伯颜系列”的依据。老人瘦了

然而，老李曼侯氏对郑和世系的推断极为草率。《赛典赤家谱》号论文给出的郑和与前六代的世系推断如下：詹斯丁-那须罗丁-伯颜-米地那-米利金-郑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马氏家乘》年米迪纳之子米里金与郑和有血缘关系，但李老判断米里金就是郑和的父亲“摩诃智”。此外，年的“查米尔娜”是否是《塞氏总族牒》年的伯颜的长子也不得而知，因为“查米尔娜”实际上是“小蜜娜”的意思，而查米尔娜很可能实际上是米娜的弟弟！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伯颜和他的弟弟伯颜查尔身上。

郑和墓在南京牛首山，这里的郑和以佛教为主要信仰，但他的养子和后代都是穆斯林，所以重修时就按照穆斯林风格修建。

更何况这个世系的推断是云南《赛典赤家谱》，《故马公墓志铭》《史集》等书上解释郑和世系的祖先。史载，郑和收养其弟马之子马懿为养子，继承家业。由于郑功勋卓著，朝廷封马为锦衣卫，统率千家万户，郑从此住在南京的“马府”。

“三宝太监郑和的墓在牛首山西麓。永乐中年下西洋，硕果累累玄德中年下西洋，死于古里，得葬服。吾弟之子义，世袭锦缎数千，然后尴尬。”

或许是因为郑和的宦官身份，这几卷都省略了郑和的名字，而是集中记录了马哈志——马温明——郑毅作为锦衣卫在南直隶的情况。并记载“摩诃之”出自赛典赤第四子詹斯丁，云南建昌道经理，拉夫丁吾莫理：

“若盖天下族谱，姓相同，姓不同。余的姓不同，但他们的姓是一样的。同姓不同宗族的不能入谱；那些姓氏不同但宗族不同的，忍不住要进。从世祖到上面，第一本是真本，其余都是横本，模仿欧阳的。然后把下面竖书里的环节都列为苏最好的，而且总是同谱，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同姓，同属一个家族，就不要乱读，会导致你的死亡。如果在七以下，会列在另一本书里，专门讲赛时。若那、若哈、若虎、若正、若米、若苏、若沙、若山、若沙的后代缺书。不只是外面，很烦很难查，很混乱。人有不同的姓，姓氏也不一样”

“有住南直隶，有御衣者，惟摩诃之后。”

"我的大儿子马，是南直隶的一个锦衣卫"

“夫人丁吾莫兴，生八子，长子摩诃之，授南直隶锦衣卫。”

将这些资料与《赛典赤家谱》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整理出郑和祖先的世系如下：詹斯丁-chenradingwumili-马哈志-马哈志-郑和。

除了家谱资料，另一位研究郑和问题的专家，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郑宜君教授，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从郑和父亲的祖先使用“马”作为中国姓氏来看，郑和不是出自詹思鼎的长子，也不是出自第四子，而是出自第五子马。并给出了自己推定的世系：单思丁——马苏呼——白燕——查米尔蒂娜——摩诃之——郑和。元代回民取汉姓时，往往以祖先的声母为姓。今天回族有很多马姓，与此有关，可以作为参考。

郑和，明朝宦官，云南人，号三宝，又名三宝。云南昆阳人。明朝的中国航海家和外交家。

郑和只是云南人，没有其他世代流传的人生故事。据公元《马氏家乘》年云南昆阳人说，郑和是摩诃知的次子，长子马和四个姐妹。但这种说法是孤立的证明，在学术界是存疑的。据此，吴汉推测郑和或于洪武在1381年进攻云南时被明军俘虏，遭受“宫刑”。被选入宫服局受训两年；14岁时，他被任命为皇宫服务于朱棣的燕宫。永乐元年，姚道炎和尚收了一匹马，成了菩萨戒律弟子。他的法名是福吉祥。他一生信佛，广编佛经。

永乐二年，郑和被提升为掌管内政的宦官，排名第四，仅次于司礼监一职。郑和是聪明的，知道士兵和学习战斗，明成祖非常信任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宣德八年四月，郑和死于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其骨灰葬于南京鸿觉寺地宫，即现在南京牛首山的郑和墓，或其衣冠冢。

　　长久以来，有关《圣经》和《古兰经》中提到的示巴女王是否真实存在一直是埋在人们心中的一个谜。最近，通过对坐落在也门马里布的比尔基斯神庙的挖掘，考古学家也许发现了能够证明传说中的示巴女王实际存在的证据。

　比尔基斯神庙地处也门偏僻地区，而且早已被沙土掩埋，所以很少有考古学者问津。1951年，美国人温德尔・菲利普斯获得了对这个传说中的圣地进行挖掘的许可，但到了第二年，由于当地部落的激烈反对，使挖掘队员的生命陷入危险境地，调查队不得不从遗迹撤走。

　到了20世纪末，美国人玛丽莲・菲利普斯再次获得可以挖掘的权利，得以有机会继续半个世纪前其兄未完成的工作。当他们来到现场后不由大吃一惊，原来自其兄的调查队撤走后，神庙的大半已重新被沙土掩埋。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穆曼博士指出，这个深埋在沙漠里的神庙如果不借助现代探地雷达，无法在短短的6天内就查明神庙遗址的全貌并确定需要优先挖掘的最重要位置，更不知道它是迄今在阿拉伯半岛上发现的最大一个建造于创立之前的庙宇，堪称世界第八大奇迹。

　所谓探地雷达，是指使用时控制装置向地下发射电磁能脉冲波，如果这些脉冲波触及地下某个物体，电磁波就会反射回来，控制装置将对这些反射回来的电磁波强度及其反射回地面所用的时间进行测量和计算。一旦这个信息在图表上被描绘出来，科学家就能清楚地“看见”掩埋在沙漠下的那些东西的形状。

　世界的第八奇迹

　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约120千米，马里布沙漠的峡谷已扩大到贾巴尔・巴拉克山的入口。这里常有暴雨，平时干枯的瓦迪・达纳河遇雨就会突然暴涨。马里布在20世纪60年代时还是一片废墟，距此约5000米的地方便是马哈拉姆・比尔基斯神庙的遗址。

　从建筑物外观看，笨重而结实的墙围起的内部是被称为“至圣所”的圣地。这个超过5107平方米的椭圆的圈地，现在完全被沙土掩埋。墙的周长超过257米，厚35米，现在出露在沙土上的高度为2米～4米。

　过去4年间，任挖掘现场总指挥的卡尔加里大学教授比尔・格莱茨曼博士推断，这堵墙至少高16米。从石匠加工式样的不同，比尔认为墙是分两个阶段建造的，时间从公元前650年左右起至公元二三世纪。

　另外，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被称为列柱廊大殿的建筑前增添了一个长255米、宽24米的人口。圈地、大殿以及周边的建筑物加在一起，这在也门同地区已发现的遗址中，算是规模最大的。大殿中耸立着32根高约4，25米的柱子，围着宽阔开放的院子。这些柱子曾经用来支撑房顶，人口正面的8根就像神话中出现的守门犬那样耸立着。

　8根柱子的重量每根都超过10吨以上，古代的建筑师为了建成这些，肯定需要不次于像建造大金字塔及雅典卫城等巨大古代建筑所需要的技术。因此，比尔毫不犹豫地把这个神庙称为“世界的第八奇迹”，也门政府也希望这个遗迹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

　示巴王国与比尔基斯神庙

　目前，想要查明在马里布建国的古代示巴王国的起源尚有困难，只知道在多山地的这个地区，由于常有暴雨，示巴人首先通过对发大水河流的控制或构筑灌溉系统创造了财富。示巴人通过建造灌溉用的拦河坝，把总面积近95公顷的富饶绿洲掌握在手中，于公元前五六百年建立了拥有权力的示巴王国。尽管以农耕社会为主，但是示巴和其他的南阿拉伯王国一样，位于古代辛香料贸易的交易路线上，过往的骆驼商队运走乳香、没药和其他贵重辛香料。

　但是示巴人为什么要在瓦迪・达纳河对岸十几千米远的荒凉地方建造神庙呢这个神庙为什么会在原野的正中呢比尔说：“这个地区被视为神圣的土地，圣地的建造有可能是在遥远的过去。后来那里出现地下水位，或许在圣地周围诞生了早期被灌溉的土地也未可知。”

　探地雷达挖掘出土了大批文物。最独特的出土文物是石灰石制造的大基座，基座四周装饰着67个野山羊头以及花纹的浮雕，上面的凹坑曾经耸立着青铜制的马。另一个重要发现是长30厘米、宽40厘米的豪华青铜制标牌，它在也门被发现的文物中是保存最好的，上面的文字用犁耕体(即最初一行从左往右读，次行则从右往左读的格式)书写。

　这个标牌是在公元3世纪的地层中发现的。但德国马尔堡大学从事巴勒斯坦人标牌研究的学者穆罕默德-马拉库坦博士说，无论是从文字的特征及格式，还是文字中提到的两位统治者来看，这个标牌很可能是公元前5世纪制作的。他还对这个碑文做了译解，认为碑文内容是让神高兴或者感谢神，对神表示敬意，通常是安置在神庙墙上的许多供品之一。

　在古代，马哈拉姆・比尔基斯是重要的朝拜的地方，是十分神圣的场所。人们为了参拜，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另外也有人被埋葬在这里，这一点从公墓记述的葬礼碑文就可得知。所以，比尔认为，马哈拉姆-比尔基斯很有可能是像埃及的萨卡拉或阿比德斯那样的“公墓”。

　在这个圣地进行什么样的仪式、遵照什么规程进行我们不知道，但是示巴是以灌溉为基础的农耕社会，这一仪式与种植或收获联系起来的可能性极大。另外，也有可能与每半年的雨季到来有关系。如果看一下屋檐等的水溜子就可以知道，落在宏伟大殿上的雨水被集中到至圣所的围墙里面。

　参加过1951年菲利普斯调查队的比利时标牌学者阿尔伯特・耶梅发现的碑文中，描写了列队朝圣的忠实信徒的故事，而探地雷达的挖掘发现了列队的路径痕迹和墙的西侧入口。所以，这个人口若在后来建造列柱廊大殿(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500年)期间没被封锁的话，则到至圣所的入口有两个，而这两个入口很可能是按不同的用途来分别使用的。

　示巴王国的主神阿尔麦加

　如果有至圣所的话，则最有可能是在弯弯曲曲的墙内侧。探地雷达扫描显示，遗址内有若干被埋的建筑存在。另一方面，挖掘出土了小立像、小雕像以及放置雕像的巨大基座，而这个基座或许是用来放置象征阿尔麦加主神的巨大公牛雕像的。

　从挖掘出来的文物看，示巴王国的万神庙有许多守护神，十分热闹。这个地区的主神是阿尔麦加，相当于巴比伦的强力女神伊什塔尔。再者，与肥沃、农业、灌溉联系起来的阿尔麦加，首先用公牛来象征，其次也有用野山羊来象征。另外，以加勒布教授为首的许多考古学家也把阿尔麦加称为“月神”，因此马哈拉姆・比尔基斯神庙也被称为“月神庙”。

　但比尔对这种说法提出异议。根据在遗址中发现的许多碑文，他认为月亮不过是阿尔麦加的一个象征而已，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象征。他说：“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在碑文中有关于月亮的记述，文物中也只有描述阿尔麦加是新月的例子。但是公牛与阿尔麦加联系的地方就发现了很多。”

　玛丽布与示巴女王的关系

　那么，能否证明马里布与示巴女王有关系呢如果像《圣经》所说的，示巴女王曾长途跋涉前往北方、与同样被视为传说中人物的以色列所罗门王会面的话，她应该生活在公元前960年一公元前920年。但是示巴女王除了在《圣经》上留下记述外，至今还没有能显示其存在的证据。再者，《古兰经》上虽有记述，但却不是女王长途奔波到遥远的北方去拜见所罗门王，而是所罗门王专程南下亲自拜见女王。阿拉伯人把示巴女王称为“比尔基斯”。因此，人们梦想探地雷达能发现以色列国王送给示巴女王的礼品遗物或碑文。

　显然，除了圣城耶路撒冷外，有可能发现有关示巴女王记述的地方只有马里布了。另外，具体能有所发现的地方，除了没被挖掘的马里布旧城外，就是当时在整个地区最著名的圣地马哈拉姆・比尔基斯了。

　如果示巴女王是实际存在的话，她肯定拜访过马里布，参加了圣地最大的仪式。追寻示巴女王与马哈拉姆・比尔基斯圣地的关系并不是挖掘的最终目的，但是能够发现这一证据也是考古学者的心愿。比尔认为，也许能发现暗示这些的公文。

　阿里姆埘的洪水

　不过，要想找到1000余年来被大量泥沙掩埋的证据，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从公元2世纪―公元6世纪，在马里布发生了深刻的政治上的变化。与此同时，其他的南阿拉伯王国的政治形势也变得极不稳定，由此引起了非常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控制水的工作开始被忽视，特别是高16米、全长620米、厚60米的最后大坝在公元580年被冲垮，于是示巴王国也渐渐地衰落了。《古兰经》上也提到了这次的“阿里姆洪水”，并解释说是“由于人们对神的不敬，受到了神的报复”。

　在那之前的公元3世纪，古代的示巴王国几度受到包括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外部势力的侵略。传说中埃塞俄比亚皇族的家谱中，有一个叫做“玛柯达”的皇帝，意思是“至尊高贵”，指的就是示巴女王。传说女王从耶路撒冷归来时，身上怀着所罗门王留给她的胎儿，取名为“麦尼利克”，而正是他后来创建了埃塞俄比亚王朝。这个家谱随着1975年哈伊雷・塞拉西皇帝之死而中断了，但是上面很清楚地写着：“公元6世纪，埃塞俄比亚的一个皇帝在马里布建教堂。”玛丽莲的挖掘队在马里布的挖掘中发现了这个教堂存在的痕迹，那就是小圆柱的顶端有一个十字架，它是圣地通过新的信仰被再次利用的信号。

　总之，这个圣地确实还留有许多我们尚未阐明的秘密。应该说，目前我们仍然极不了解示巴女王，所以也无法回答比尔基斯神庙是否就是女王庙这一问题我们相信，随着挖掘工作的深入，能一一解开这些疑问，

　　侗族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　源于姬姓，出自西周时期周成王姬诵，属于以先祖自称号为氏。

　　西周时期，未成器之人称作“侗”，就是少年儿童，全称为“倥侗”，就是童蒙，亦称作“空同”，意思就是“无知”。这在典籍《扬子·法言》中有注释：“倥侗颛蒙。”

　　在典籍《书·顾命》中记载：“成王曰：‘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侗，愚也，成王自称。”

　　周武王病逝时，即位的周成王姬诵只有十二岁，西周王朝由叔父周公姬旦摄政，直到七年后周公旦将政权交还给周成王。期间，周公旦平复了武耿、蔡叔、管叔等的叛乱，镇压了东夷族的反抗，分封了诸侯国，完整地构建了西周王朝的庞大政治体制，因此，周成王接手的是一个现成的国家。

　　对此，周成王一直自嘲地称自己只是个“在后之侗”，什么也不懂，全靠叔叔周公旦的辅佐。

　　在周成王的庶支子孙中，有以其谐称为姓氏者，称侗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二个渊源　源于侗族，出自中国少数民族名称，属于以民族名称自称为氏。

　　侗族，古代亦称洞、倲、峒、墥、僮、僚、仡僚、仡偻、仡伶、山瑶等，是中国一个少数民族的名称。

　　侗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她的族源更是源远流长，广泛分布在中国东南方的印纹陶诸文化，是目前所获得的最早的包括南方民族来源的资料。有人认为：创造这一文化的人们后来发展为楚族群，是“祝融之后”，或者是发展成为夏禹诸部落。到了战国时期，进一步发展成为分布在中国东南和南方的“百越”民族群团。

　　侗族源于百越，这已成为史学家们的共识，但具体源于百越的哪一部分或者是说侗族源于百越的哪一支系，则看法不完全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较典型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骆越支系发展而成的，主要依据是历史上骆越的分布地就是今天侗族的分布地。而且在文化上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骆越文化的直接继承者之一。以后分布在这一地区的骆越之民又被称为“僚”。因此侗族的来源大致可表述为越→僚→侗族。

　　第二种意见认为，侗族是由古越人中的干越支系发展而来的，其后被称为“东越”或“东瓯”。大约在战国初期，西迁岭南落居在今天的梧州一带，继而逐步发展为东达怀集、高安、罗定，西及柳州、象州、武宣、贵县，南至玉林、北流、信宜，北抵鹿寨、荔浦、恭城、贺县，即粤西、桂东相接之地，史称其民为“西瓯”。约在唐朝以前，又在“西瓯”的基础上，随着自身发展和外来因素的影响，逐渐地发展成为新的人类共同体，即侗族。然后才迁居到今天侗族分布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外来说”。并认为侗族的自称是从“干”演变而来的。

　　第三种意见是相对于“外来说”的所谓“土著说”。

　　土著说的第一种说法认为，今天的黔东南和湘西南的大部分侗族地区，春秋战国至秦时期，属黔中地，居民被称为“武陵蛮”，又因境内有五溪，六朝时被称为“五溪蛮”。所谓黔中蛮、武陵蛮或五溪蛮，概谓之南蛮，这些显然都是统治阶级对居住在这一地区民族的侮辱性的泛称，其中就包括有侗族先民的成分在内。

　　土著说的第二种说法是：侗族先民是由百越中的“区”人发展而成的。持这一说法的学者认为，越人居住的区域较广泛，如《汉书·地理志》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史籍《逸周书·王会解》中记载有“区阳以鳖封”的记载，这里的“区”似是指活动在沅水中游一带的越人而言。“区”的活动区域在“阳”。“阳”之所在，据王念孙引《荆州记》中记载：“武陵郡西有阳山”，西汉时期的武陵郡西有阳山郡，治义陵，即今之溆浦县。溆浦之西是今之辰溪、泸溪、怀化县一带。

　　以上几种较为典型的关于侗族来源的说法，论证都比较充分，尽力旁征博引，不仅利用汉文文献，同时也利用实地调查资料和民间传说资料，有的还利用了近期从地下挖掘出来的考古材料等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力图以此来说服对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侗族来源仍然是侗族史研究中的主要争论焦点之一。这一事实的存在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侗族来源的“多源性”。

　　有学者认为，侗族来源于古代越人；当越人在历史上消失之后，这一地区又出现了僚人；当僚人在这一地区消失之后，又同时出现了包括侗族在内的多个近现代民族共同体。

　　越人见诸于汉文文献，始于战国时期，到秦汉时仍“各有种姓”，分布甚广。据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之百越》中记载，越有于越、瓯越、闽越、东越、扬越、山越、南越、西越、骆越、腾越、滇越等等。他们的分布地正如吕思勉在其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记载所概括的：“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而且有较突出的文化特征，如语言为粘着型，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多食海产，巢居，善于使舟及水战等。显然，越人是一个典型的直接从氏族、部落发展而成的古代民族，即第一种类型的民族。那些各有“种姓”部分，就是越族的各个支系。她们中的几个主要支系大致的分布地是：南越分布在以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地区；闽越分布在今福建省一带；滇越分布在今滇池周围地带；山越分布在今安徽、江西和湖南东北部；西越、瓯越和骆越分布在今广东西部、广西全境和越南北部。由此看来，侗族来源应是与瓯越、骆越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当然也不排除与之毗邻、杂处的民族。比如武陵蛮、黔中蛮或五溪蛮，乃至“区”人、干越等等。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不同于氏族、部落，氏族是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而民族则是以地域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们共同体。因此这些来自于同一民族的各个部分或不同的民族又在同一地域上结成了新的民族，使旧的民族逐渐消失，新的民族逐步形成，其名称也就出现在史籍上了。

　　当古百越族消失以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开始出现僚人。史籍《隋书·南蛮》中记载：“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俚、曰僚、曰伶，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从这以后，记载这一地区民族的活动更为具体，而且从记载中直接可以看出与侗族有关，甚至有直接记载侗族的。如《宋史·蛮夷传》中记载：“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辰州秸僚三千余人款附”。明嘲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剂耪吡氡硐粗瘢懦粕皆剑扑我岳矗亟恪！薄睹魇贰分屑窃囟弊迮┟衿鹨迨琢煳饷阄奥拧薄A硪晃幻鞒д呲髀对谄渌摹冻嘌拧芬皇橹懈魅返厮担骸岸币嗔爬唷薄lt;BR>　　由上，人们可以大致看出侗族来源的脉络。

　　侗族的名称比较多，经常见到的有以下一些：gaeml、jaeml、仡伶、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amjiao、dong等等。将这些名称简单地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称，如gaeml、jaeml、仡伶等就属这一类；一类是他称，就是其他民族对侗族的称呼，如洞苗、洞(峒)民、洞家、峒(洞)人、侗族、dagu、gamdan、gem、dong等就属这一类。自称与他称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历史背景一旦改变，它们也常常发生变化，有时既是他称，同时又是自称。

　　侗族的自称主要有gaeml和jaeml，“仡伶”乃是侗语的汉文记音，以汉字反切标音而成。而jaeml则是gaeml的方音变化，所以说，侗族的自称基本是统一的。在侗族语言中，gaeml这个词除了用作nyenc gaeml(侗家人、侗族)讲解之外，还有“盖子”、“碓窝”(北部方言)等名词性含义。在多数情况下，这个词是当作动词来使用的，其词义有“遮盖”、“隔离”、“防犯”、“设围”、“禁袭”、“阻拦”、“保护”等含义。侗族的自称，是从该词用作动词的含义发展来的。因此，侗族的自称是指居住在有防护设施中的人。这个防护设施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自然状态下较封闭的环境；二是指居民点四周所设的人工防护设施。自然状态下的封闭环境，是一种四面皆有高山或原始森林作为屏障的地带，其中有大大小小的溪流和田园，形成便于耕作的小盆地。这种地方在先秦时期被称为“淤中”。“淤”即阻塞不通之意，在秦汉时期被称为“黔”，到唐宋时期又称为“峒”。

　　除古代“淤中”、“黔”、“峒”这种自然的隔离封闭之外，还有一种人工的设防围篱，称之为“棘闱”，它是为防备异族、异村、异寨或猛兽入侵而设置的。史籍《国语·吴语》中记载：“(楚灵王)匍匐将入于棘闱，棘闱不纳，乃入芋尹申亥氏焉。”杜注为：“棘，里名，门也。”刘文其在《左传旧注疏证》引《正文》云：“孔晁曰棘，楚邑，闱，门也”。“棘”是指荆棘，“闱”是指小门，连贯起来解释就是人工用荆棘围成的聚落小门。棘闱内是一个封闭的村社。现在的一些侗族村寨，特别是那些比较古老的侗族村寨，四周还能见到这种用灌木围成的“棘闱”，且设有寨门，还立有寨神或门神守护，夜晚常常将寨门紧闭。不仅村寨如此，连菜园也是这样。不论是从自然状态还是从人为因素考虑，侗族的自称都是用作动词“遮盖”、“防护”等意思的。只有这样理解，才能比较充分地反映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及内在含义，它可能就是侗族自称的来源。

　　居住在广西三江、龙胜和湖南通道等地的侗族，他们自称为jaeml，与其它地方侗族的自称相比，只是声母有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有应规律可寻，属侗语的同源词，其含义基本相同，所以说各地侗族的自称是一致的，统一的。

　　侗族自称最早见于宋朝的汉文典籍，是用反切的形式记录为“仡伶”或“仡僚”。从“仡伶”“仡僚”所反映的语音形式来看，侗族的自称在宋朝以前是一个单音节的复辅音词语，后来才演化成现在的单辅音形式。仫佬语是与侗语最接近的语言。仫佬族自称为lam或jaml，这是复辅音声母gl演变分化后的语音形式。由此可知，古代侗族的自称也是一个复辅音的单音节词。这种情况，在同语族的其他民族语言中的很普遍。

　　汉文史籍中关于“仡伶”、“仡僚”的记载较多，并且都与今日侗族人民居住的地域有关，很显然是指侗族。“仡伶”之称首见于《老学庵笔记》：“辰、沅、靖州蛮，有仡僚，有仡偻(伶)，有山瑶。”宋朝朱辅《溪蛮丛笑》中记载：“五溪之蛮……沅其故壤，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仡伶、曰仡佬。”《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中记载：“沅陵之浦口，地平衍膏腴”，“其田给仡伶杨姓者，俾田作而课其租”，“卢溪诸蛮从靖康多故，县无守御，仡伶乘隙焚劫”。史籍《炎徼纪闻》中记载：“猫(苗)、仡、伶、僚四种，皆溪洞民”。

　　由以上文献记载可知，仡伶、伶僚与今日侗族居住的地域相同，是古代侗族自称的汉字反切记音的书写形式。至于其它书写形式，只是历代汉人对侗族的称呼不同或书写形式不一罢了。

　　侗族的他称多以峒、洞或侗字开头，如侗苗、洞民、侗家、峒(洞)人、侗族等。这类他称中的“洞(峒)”字来源于社会组织名称。隋唐时期，生活在南方和西南地区的民族村社组织组织被称为“洞”或“峒”。唐王朝统治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所以“洞(峒)”又被称为羁縻州峒”。史籍《桂海虞衡志》中记载：“羁縻州峒……自唐以来内附，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这种记载到宋及其以后更为多见。史籍《宋史·西南溪洞诸蛮》中记载：宋朝在今侗族聚居地区设立了诚、徽二州，地辖今靖州、会同、通道、绥宁、黎平、锦屏、天柱、镇远等县。并将这一区域分为十个峒。杨再思“号十峒首领，以族姓散掌州峒”。元朝侗族地区被称为“九溪十八洞”，贵州黎平县地称为“五开峒”。直到现在，黎平、从江两县交界的肇兴、龙图地区仍被称为“六峒”；黎平县岩洞、增冲一带被称为“九峒”；潭洞、地青一带统称为“八洞”。此外，还有许多侗族村寨是以“洞”为名的，如广西三江的独洞、冠洞，龙胜的蒙洞、固洞、湖南通道的上洞，新晃的坪洞，贵州天柱的邦洞、革洞、水洞、石洞，锦屏的彦洞，黎平、从江的顿洞、贯洞、瓜洞、构洞、镰洞，榕江的利洞、朗洞等。总之，以洞命名的侗族村寨不计其数。所以说，以“洞”(峒)开头命名的侗族他称，一般说来是与唐宋时期在侗族地区设立的行政单位“洞(峒)”等相关。由此而产生的“洞人”、“洞苗”等等，则是因其地而名其人，同时也因其名而造成对当地民族他称上的混乱，比如“峒苗”、“洞蛮”等就属这种情况。“苗”、“蛮”等名称多为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侮称，侗族也不例外。同时期，在侗族居住的地区内也有苗族分布，所以汉文史籍的作者们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混同。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汉族对侗族的称呼出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况，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统称为侗族。

　　与侗族杂居或毗邻居住的民族除汉族外，还有苗族、瑶族、水族、仫佬族、毛南族、壮族等。黔东方言的苗族称侗族为daigu，这是侗族自称的借音，其含义也与侗族自称相同。瑶族称侗族为gamdan，这是从分布于三江、通道侗族自称转借过来的，其含同。水族、仫佬族均称侗族为gem。毛南族、壮族均称侗族为dong。这些他称实质上都是侗族的自称或是汉族对侗族的他称，仅仅属于他族借用或音转而已。由此可见，其他少数民族对侗族的称呼也是比较统一的。

　　侗族的名称虽然分为自称和他称两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种不同含义的系列，但这两种系列均遵从了“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自称与他称也是一致的，均产生于侗族人民所居住的特定环境。侗族的自称，一是源于自己居住的天然环境，即“溪洞”之中，一是源于自己创造的人工环境，即“棘闱”之内。以“洞”或“峒”开头的侗族名称，虽然与隋唐时期封建王朝在侗族地区建立的行政单位有关，但“洞”或“峒”的来源均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关，与壮侗语族诸民族的语言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山冲”或“深山老林”，壮语称之为dong、水语亦称之为dong(只是声调不同)，称之为long，侗语亦称之为long。这些语音的原始构拟应当为dlong，与古汉语的“洞”“峒”读音基本相同。“洞”也是对居住环境而言的，史籍《溪蛮丛笑》中记载说到这种情况，“巢穴外虽峙险，中极宽广……周数十里皆腴田。”《太平寰宇记》中记载：“耕种皆在峒中”，也就是耕种在“外虽峙险，中极宽广”的“峒中”，这些地方被称为dong或者long，其人也被称之为“洞民”或者“峒民”。

　　“洞民”或“峒民”，并非是侗族所独有的他称，壮侗语族诸民族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这样的他称。壮族自称为zung或jung，汉文献记载为“侗”或“僮”，这也是壮族自称的汉文记音。“僮”字于1965年依据周恩来的提议改为“壮”字。“僮”字是从“童”字而得音的，古读定母东韵，史籍《广韵》读为徒红切，是定母东韵合口一等字，读dung，与“侗”字的古今读音完全相同。布依族自称为bujai，文献记载为“仲家”。“仲”字古读定母冬韵，史籍《广韵》读为直众切，澄母送韵合三等字，其读音也与“侗”同。由此可以肯定，僮、仲、侗这三种族称都与溪峒有关，音义皆来源于壮侗语族先民对山冲、森林的称呼。壮族、布依族因支系较多，取名时常以某支系名代替族名，所以有些名称出现了古音消失的情况。而侗族则将其完整地继承下来，并成为本民族现在的族称。同为壮侗语族的毛南、水等民族，在历史上的名称似曾与“洞”无关，其原因也很可能是以某一专称代替了原来的共同名称，所以才难以体现这一名称的原始含义。

　　总的看来，侗族族称中的自称和他称是侗族名称中的两大系列，而且它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渊源关系，两者之间不仅语音相通，而且词义也相同，是同一事象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的不同称呼，但均反映了侗族名称的本来含义。

　　在侗族族人中，有以民族称谓为姓氏者，称侗氏。

　　注：

　　侗族今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比邻的广大地带。其中：

　　贵州省有一百四十万余，分布在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天柱、锦屏、剑河、三穗、镇远、岑巩等县以及铜仁专区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和铜仁、江口等县，还有万山特区；

　　湖南省有八十万余，分布在通道、新晃、芷江三个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以及会同、洪江、黔阳、绥宁、溆浦等县市；

　　广西壮族自治区有三十二万余，分布在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等地。

　　以上地区在地域上连成一片，是侗族的主要聚居区。习惯上把天柱、剑河、锦屏、三穗、镇远、新晃等县称为北部地区，把黎平、榕江、从江、三江、龙胜、融水、通道等县称南部地区。

　　此外，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宣恩、咸丰等县市有五万余。他们的先世多系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先后从湘黔桂本土迁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兰县也有二十余户一百余人。其祖先是清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从贵州天柱去避难的，至今已繁衍了八代人。

　　在越南的宣光省也有侗族族人分布，该越南人称其为宋族，是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公元1790～1800年)从中国侗乡迁去的，他们仍保存着自称(kam)和民族语言。据初步了解，所操的侗语属侗族南部方言。

　　第三个渊源：源于回族，出自宋、元之际西域人赛典赤·赡思丁，属于以为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