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2月中旬，日军分兵两路大举进攻缅甸。中英美三国紧急磋商。22日，英国印缅军总司令魏菲尔和美国陆军航空队长勃兰特从仰光飞赴重庆。23日，中美英三国召开联合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始，中英间就发生了争执。英国表现出的态度十分明确，英国重视本国利益，轻视中国防务。魏菲尔提出三点建议，中心为保卫缅甸，而不管亚洲太平洋战事。中国希望守住缅甸的心情不亚于英国，中国唯一的补给线就是滇缅路，但对英国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大为不满。

何应钦对此十分气愤，声言宁可将物资退还美国，也不搞中英美合作了。蒋介石原则上同意魏氏意见，而将重点放于远东军事计划方面，他说：“本会主要任务为按照罗斯福总统建议，拟定整个计划及组织永久机构。”魏菲尔一再反对蒋介石的主张。双方不欢而散。24日，蒋介石于早餐中对魏菲尔说：“如果贵国需要，我可以派八万人入缅作战。”而魏菲尔傲慢地说：“如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蒋介石觉得英国人自私之心，恶劣极矣，不可不防，遂指示中国军队暂缓入缅。

1942年，抗战的第五个年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 与二十六国在《联合国共同宣言》上签字，中国名义上成为世界四强之一。蒋介石掩盖不住内心的喜悦，记曰：“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3日，经罗斯福提议，蒋介石又任中国战区(包括泰国、越南)最高统帅。为加强中美军事联合，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一参谋长到中国战区统帅部工作。他通过宋子文对美国陆军部建议，派往中国的参谋长不必是远东问题专家;如果所派的人对中国知道太多，反而会使他不知所措。美国人知道蒋介石的意思是要美国派去一个催促美援的、在中国授意下盖橡皮章的顾问，蒋决不欢迎一个要对中国军队有指挥权的人当他的参谋长。

但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 马歇尔(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陆军部长史汀生却另有打算。他们怕在中国大量无谓地消耗美国资源，便派遣一个通晓中国、能有助于中国军事改革的人去当参谋长。他们先选中了休德鲁姆中将，后又改选为史迪威。史迪威，1883年生于加利福尼亚，1900年考取西点军校，1904年6月毕业，与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巴顿(1912年毕业)、艾森豪威尔(1915年毕业)为先后同学。1911年首次来华，1921年任驻华使馆少校随员，1935年任驻华使馆陆军武官，是中国通，会说流利的汉语，深谙中国文化与历史。史迪威来华后的头衔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总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他来华任务是：保持滇缅路畅通，指挥归他节制的中国军队，协助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提高美国援华物资的作用。

美方命令一定，宋子文即电蒋介石，称：“史迪威为其(马歇尔)部下最有能力之将才，本拟任为出征军总司令，惟中国事紧要，故派其来华，谅蒙委员长重用。”蒋介石阅完电文，心中思量片刻，决定任史迪威为自己的参谋长，并答应给予史迪威军事指挥权。同时，蒋介石致电美国要求十亿美元的贷款，美国回电表示同意给五亿美元。蒋介石虽未全部满足要求，但也不便再与美国讨价还价，他觉得还是家门口的事重要。5日，蒋介石同意中缅印战区之设立，并与英方接洽入缅助战问题。但英方借口滇缅路交通困难，运输不便，拒绝中国军队主力进入缅甸。蒋介石见大好时机失掉，心中甚急。

此时，日军第十五军由饭田祥二郎率领由泰国攻入缅甸。英国在缅甸的守军英缅第一师、英印军第十七师、英澳军第六十三旅和装甲第七旅，计三万多人，在日军攻击下节节溃退。1月31日，日军占领缅甸第二大港口毛淡棉，逼近拨安，英当局始慌了手脚。2月3日，英缅军司令胡敦在腊戍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军队主力火速入缅。蒋介石态度从容，表示中国军队归英缅军总司令胡敦指挥，第六军接替泰缅边境防务，第五军前出东吁地区，防卫滇缅公路。2月16日，在中缅边境的中国军队再一次作了动员，并下令：“据英方代表请求，仰光情况紧急，速派第五军入缅。”25日，蒋介石亲自飞到昆明部署军事，下令第五、六军均归第五军军长杜聿明指挥。由于交通问题，蒋介石决定第五军第二○○师先期深入缅甸东吁一带，直接增援英军，并构筑工事，坚守东吁，等远征军主力到来。2月下旬，滇缅路运输频繁，车队蜿蜒行进，长达数里，浩浩荡荡，大有我武唯扬，气吞山河之势。

这天上午，孙立人乘一辆雪佛兰轿车，来到一一二团防地北侧的空地草坪。车停稳后，孙立人神采奕奕地登上讲台，向全团官兵讲话。他首先庄严地宣读作战命令，说：“我们这次出师缅甸和英军联合作战，共同打日本鬼子，其目的是保卫缅甸，保卫云南，保卫援助我们的国际运输线。形势危机，我们一定要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们的部队出国，是代表国家，我们与日本鬼子打仗，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你们打死了，倘若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也要拼到死。为民族的生存而死是光荣的。”讲话结束，孙立人又召集军官开会，并宣布三条纪律：要爱护士兵，行军沿途要办好伙食，使士兵吃好饭，有病要医治。要好好照顾，不准随意丢下一个人。在作战时，要注意战法。充分利用地形，尽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二要严守军纪风纪。不准骚扰老百姓。三是在作战时，不论兵力大小，尽量避免正面战，多运用迂回，侧翼袭击。孙立人讲完，望望诸军官，大声问：“都明白了吧”军官们齐声回答：“明白了。”

眼看着精锐大军出国了，蒋介石还是不放心，怕将领们干出蠢事来，于是3月1日亲飞缅北腊戍，同时下令以林蔚为首的中国参谋团指导入缅作战事宜。3日，蒋介石在腊戍召集商震、俞飞鹏、林蔚、周至柔、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等，开高级军事会议。蒋开头即言：“此次第五、六两军出国作战，因地形生疏，习惯不同，后方组织尚未完成，故亲自前来主持指导。”他再次重申作战方针：“如敌占仰光，且兵力在两个师团以内，则我反攻，若敌有三个师团，我就取守势。如第五军尚未集中，敌军攻东吁，第二○○师应死守东吁，一俟第五军集中，即行反攻。”部署已毕，蒋介石才放了心，打道回府。5日，英任命亚历山大为驻缅军总司令。

3月8日，仰光失守，史迪威飞抵重庆就职。9日晚，蒋介石会见了约瑟夫W史迪威，向他介绍了中国军队入缅态势，晤谈气氛甚好。10日，蒋介石闻知仰光失守，甚为震怒，于下午6时再次会见史迪威。蒋介石缓缓而谈：“中国军队入缅原意守仰光，现仰光失守，中国军队就要协同英军克复仰光。这个目的达不到，日军将从越南袭击云南，我国必要时要抽远征军回滇及长江流域”。蒋介石还担心地说：“我军入缅作战，能胜不能败，盖第五、六军为我国军队的精锐，屡遭败挫，不但在缅甸无反攻之望，即在中国全线欲再发动反攻，滇省与长江流域后备不坚，亦将誓不可能。”史迪威连连摇头。说：“我可不能保证必胜”，“如要达到必胜，你就只好另请高人了。”蒋介石忙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放手干就是了。”

11日，蒋介石正式下令由史迪威指挥第五、六两军，12日成立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司令部，以罗卓英为司令，杜聿明为副司令。中国远征军战略为“以支援英军确保缅甸国际补给线为目的，力求于曼德勒以南地区击破敌军，状况不利时，主力以密、八莫为基地，策划持久战，以确保国境”。日军第十五军司令官饭田也在下达指令：“大致于5月底以前，在曼德勒附近捕捉、歼灭英蒋联军主力。”曼德勒成了敌我双方关注的焦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开始攻击东吁(后增第五十六师团)，第三十三师团攻击卑谬。11日这天，史迪威飞赴腊戍，对中国军队设防的东吁、棠吉、曼德勒进行一周的考察。18日，日军四万余人猛攻中国军队第二○○师一万余人防守的东吁，战况激烈。19日史迪威飞回重庆，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远征军主力应尽量南下，集结三个师于南线东吁。蒋介石表示不同意，认为东吁已有第二○○师设防，中国军队主力应集中于曼德勒。蒋介石担心英国军队不能切实配合，造成中国军队孤军作战。

20日，蒋介石连发三电给参谋团，凡在国外部，以不轻进、不轻退二言为要诀，“东吁必须死守，我军决战地区必在曼德勒附近为要旨”。蒋介石又对史迪威谈道：“如果英国军队守住卑谬，中国军队就可坚守东吁，中英双方保持同一战线，挡住日军北犯，并伺机反攻仰光。”好像是为了回答蒋介石的担心，25日，英缅军司令亚历山大抵重庆，一面介绍英军布防情况，一面保证英军一定坚守卑谬。蒋介石要求亚历山大一定要信守诺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守卑谬一线”。蒋介石见亚历山大言辞坚决，稍事放心。一面命东吁守军坚守阵地，一面命第五、六、六十六军加速入缅。第五军沿铁路布防，警戒腊戍至东吁一带，第六军在第五军右翼，沿萨尔温江布防，第六十六军为总预备队，布防曼德勒以北地区。

27日，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在飞机、重炮掩护下，继续猛攻东吁，并施放毒气弹，但中国军队仍牢牢控制阵地。

　　摘 要抗战初期，关于如何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内部引发了毛泽东与王明的三次路线争论。两者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应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统一。争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本文通过对三次论战发展脉络的系统阐述，重点分析王明失败原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系统梳理出抗战初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关键词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次论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了独立自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但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两者关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操作原则产生分歧。两者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应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统一战线。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王明进行了三次论战。

一、第一次论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莫斯科归来，带着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旨在强化中国***对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承诺。在王明的提议下，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拉开了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序幕。两者争论的焦点：在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还是运动战。

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会上，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认为：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忠实成员，应尽一切努力推动苏联与国民党结盟。关键问题是，在不“相互竞争”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国民党与***之间的统一。像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类事情，都是次要的。指导原则是：抗日优于一切，一切必须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针对王明的报告，毛泽东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重申了统一战线中“和与斗”的哲学对立统一关系，指出洛川会议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坚持认为：统一战线不是国民党和***谁吸引谁的问题，而是要国民党接受***的政治影响。要想打败日本，必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根本。在战略问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必须独立，否则它就会沦落到国民党附庸的位置。他说：统一和斗争是相互补充的，在统一战线中不能只有其一没有其二。这些来自于他新获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中。政治上：党应发挥领导作用，扩大自己队伍，还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警惕。军事上：准备打持久战，重点是游击战策略，避免阵地战。特别强调：***的主力部队，必须依据实际形势，以一种保存实力的观点，谨慎地部署。

王明的右倾错误，虽然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的抵制。但是由于此时王明在党内位高权重并身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赐予的“尚方宝剑”。因此他所谓的“国际路线”在党员干部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造成了党员干部内部的思想混乱，许多人甚至开始反思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党内部右倾错误开始蔓延，这些都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第二次论战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和毛展开再次较量。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正确抗战胜利》的报告，继续坚持其错误观点：在军事问题上：把五个统一路线发展为“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从王明的“七个统一”，我们可以看出他过分强调以退让求合作，忽视了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忘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教条式的坚持和贯彻苏联利己主义的国家政策。此外，在战略方针问题上，王明武断地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可以说王明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具体抗战实际，这是不折不扣的右倾错误路线，其注定要失败。

针对王明的论断，毛泽东再次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必须依靠自己，军事问题上，抗战是持久的，一味的正面作战战略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武汉、广州失守），只有保存实力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力量，以民主和进步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革命形势的到来。毛泽东有理有据的理论阐述得到了张闻天、任弼时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的反对下，王明的主张再一次没有形成决议。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王明只夺取了部分权力，而没能夺取党的主要权力，因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损失仅限于由他直接控制和受其影响的华中地区。王明夺权活动以及一系列的右倾主义运动的失败表明王明第二次论战已经开始遭遇很大挫折，不得人心，为他最终被战争实践所抛弃埋下了伏笔。

三、第三次论战

三月会议后，任弼时多次向共产国际及时报告和详细地说明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最新抗战情况的认识和理解，促使共产国际开始支持、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政治路线。

随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使王明丧失了对中共中央指手划脚的政治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了扫清了障碍。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则彻底粉碎了王明的夺权计划。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会议总结中，毛泽东重申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问题。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基本政策，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他长江局书记的职务，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或决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

四、评价

　　一、姓氏源流

　　任（Rén）姓源出有五：

　　1、出自姬姓，为黄帝少子禹阳的后代，以国名为氏。据《唐书•宰相世系表》及《左传正义》所载，任氏是5000年前黄帝赐封的12个基本姓氏之一，是一个十分古老而又具有光荣传统的姓氏。据《姓纂》的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十二人以德为姓，一为任氏，六代至奚仲，封薛，魏有任座，秦有任鄙。”那位任姓的始祖，据考证是黄帝少子禹（禺）阳被封在任国，其后裔以国为氏。周朝时的谢、章、薛、舒、吕、祝、终、泉、毕、过等10个姓氏，都是任姓后裔的封国，最初就是由任姓分支出来的。又据《左传》上有一句话说：“不敢与诸任齿”，其中所谓的“诸任”，指的就是这10个姓氏，可见得当时这10个姓氏与任姓的密切关系。

　　2、出自远古妊姓衍传，与女性妊娠有关，可认为是母系氏族社会产生的古姓之一。人之所以得生，在于母亲妊娠，因生得姓。从母从女，为妊姓，后传为任姓。据《康熙字典》指出：“太任，文王之母”；又据《汉书》的《班婕妤传》上，也有赞美太任之辞说：“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这位周文王的母亲太任之为上古任氏之女，显而易见。

　　3、出自风姓，为太昊氏之后，以国名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氏之后，故都任城（在今山东省济宁一带），太昊就是上古的伏羲氏。任国在战国时灭亡，其后代子孙遂以国名为姓，称为任氏。

　　4、出自其他改姓而来。如元代王倍子之宣，为避难改姓任，其后代亦称任姓。

　　5、出自少数民族改姓而来：

　　① 据《魏书》所载，巴 （即板木盾族）夷帅有任姓。

　　② 另外古代少数民族如西夏、明代哈尼族有任姓。

　　③ 今瑶、回、满、蒙、土家、羌、水等民族均有此姓。

　　得姓始祖：任不齐。春秋时期楚国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天子加封为当阳侯。相传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苟、僖、姞、儇、依。其中被赐以任姓者，其后裔就以任为姓。然而，也许是由于这个姓氏的历史实在太久远了，所以历来对于任姓的姓源，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考证。譬如，《唐书宰相世系表》上说：“黄帝少子禹阳，受封于任，以国为氏”；《通志氏族略》则说：“任，为风姓之国，实太昊之后，今济州任城即其地”。任姓的所出，真是众说纷纭。因任姓起源甚早，且均属传说，莫衷一是的情形，实际上可以归纳为两大类。一为源自黄帝，一为源自更古远的伏羲氏。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在《辞海》所提供的答案是这样的：“任姓之任，与任国之任，子孙皆以任为氏。”以上关于任姓姓源的考据，全部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数千年来的任姓，有黄帝的后裔，也有伏羲的后裔，他们有的是因被赐姓而得姓，有的是以国为氏。归根究底，所获的结论是：“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但在习惯上，人们把历史上第一个任氏大名人任不齐作为其得姓始祖。

　　二、迁徙分布

　　任姓尽管得姓很早，但在发展中由于一直深埋不显，所以其早期历史一直很难让人知其详。上述各支任姓中，影响最大者是出自黄帝之后的一支。据某些任姓家谱记载，黄帝之子禺阳在得姓以后，六传至奚仲，再封于薛（今山东省滕县南）。春秋战国时，魏国有任座，秦国有任鄙，他们都是禺阳的后代，楚国有任不齐。可见在先秦时期，任姓已播迁于今湖北、山西、陕西等境。同时，还可以判定任姓早期是以山东为其繁衍中心的，故任姓有以“乐安”为其堂号，其后遂成为当地一大郡望。另据《史记•南越列传》所载，南海尉任嚣曾矫诏使赵佗立国，这说明秦代已有任姓徙广东。至汉时，任姓已散居于我国北方的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一带，南方则居四川、江苏、广东等地。可见，任姓在汉之前即已南迁。汉时有世居沛地（今江苏省徐州）之任敖，其后有子孙迁陕西渭南。魏晋南北朝之际，军阀混战，夷族入侵，中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任姓族人为避战乱，开始大举南迁至今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等地。并有任姓人迁入福建。唐时，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使留居河南、山东的任姓又兴旺起来。南宋末期赵姓末代皇帝四处逃亡，元蒙古骑兵南下，使任姓逃难于我国南方各地。元末明初，旱涝蝗疫施虐，农民起义军四起，造成中原、江南人口锐减，任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姓氏之一，被分别迁于山东、河南、河北、江苏、陕西等地。大约自清代开始，闽、粤任姓有徙居海外者，如新加坡现有任姓华人，并建立有宗亲组织。如今，任姓已广布全国各地，尤以河南、山东多此姓，两省任姓约占全国汉族任姓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任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五十九位的大姓。人口较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三七。

　　三、历史名人

　　任 峻：人，三国时魏国典农中郎将。曾主持屯田，数年中，所在积谷，仓廪皆满。任棠：上邽（今甘肃省天水市）人，东汉著名学者。有学问，不做官，他修居教书，有气节，因他曾以物暗示太守广行仁政，故有“任棠之情”之佳话。

　　任 延：宛城（今河南省南阳）人，东汉名吏。十二岁时，熟读《春秋》、《易经》等，有“任圣童”之称。二十三岁时任九真（今属越南）太守，延教以垦关配匹之道，五年之后，粮食丰收，婚嫁有度，人民生活大改善，生了子女，多以任为名。

　　任 环：今山西长治人，明代著名抗倭将领。一五五五年，与俞大猷在陆泾坝等地连破倭寇，以敢战着称。着有《山海漫谈》。

　　任 熊：浙江萧山人，清代著名画家。工书善画，长于人物。他承陈洪绶之传统，造形古硬，敷彩鲜艳，富有装饰意趣。《大梅山房诗意图册》是其代表作。

　　任 昉：南朝梁著名文学家，仕宋、齐、梁三代。当时以表、奏、书、启诸体散文擅名，而沈约以诗着称，时人号曰“任笔沈诗”。藏书多至万余卷，与沈约、王僧儒并称为三大藏书家。

　　任仁发：元朝水利家、画家。他曾主持修吴凇江、大都通惠河、青浦、练湖和海堤工程。善画马，其鞍马与赵孟俯齐名。著名的《二马图》是他的代表之作。

　　任不齐：春秋末期楚国人，孔子七十二贤弟子之一。后来，曾被唐朝皇帝追封为“任城伯”，宋朝的天子也加封他为“富阳侯”。

　　任雅相：唐高宗时宰相，在位时间不长，曾为坝江道行军总管、燕然都护等。659年，以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封安乐县公，两年后卒于军中。

　　任伯雨：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人，北宋著名经学家，宋哲宗的驸马都尉。其深通经述，文力雄健。与寇准、李纲、赵鼎、文学家诗人苏轼、苏辙、秦观、名臣胡铨、李光、王岩臾九人，世称“十贤”。着有《春秋绛圣新传》。

　　任仁发：松江青龙镇（今属上海青浦）人，元代著名画家、水利家。他曾主持过疏浚吴淞江工程，官至浙东道宣慰副使。善画花鸟、人物，尤以画马为最，著名《二马图》为代表作。

　　任大椿：江苏兴化人，清代著名学者。任礼部主事，兼《四库全书》修纂官。有《弁服释例》、《字林考逸》等。

　　任伯年：浙江省山阴（今绍兴）人，清代著名画家。他擅画鸟、山水、人物，技法上有独到之处，所作写照，神采奕奕，其与任熊、任熏合称“三任”。

　　任化邦：清末捻军起义首领，太平天国封为鲁王。1865年在山东击毙僧格林沁，1866年粉碎曾国藩防河围剿计划，屡败湘、淮清军。

　　任弼时：湖南省湘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早年参加革命，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军委政治部主任，率部开赴山西前线，领导指挥对日作战。1938年秋赴苏联，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3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同周恩来一起协助MZD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转战陕北，并参与制订土地改革等重大方针政策。1949年4月，担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1950年10月27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入《任弼时选集》。

　　任继愈，中国佛教哲学家。山东省平原县人。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学研究所。后即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中国宗教学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等职，第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乐安郡：汉为千乘郡。东汉时治所在临济（今山东省高青县高苑镇西北），三国时移治高苑（今山东博兴西南）。南朝宋始置乐安郡，隋置棣州，唐改乐安郡，故址在今山东省惠民县南七十里，下辖广饶、惠民、高青等县。

　　东安县：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公元前333年，楚以此为春申君之封邑，始建菰城县，南浔辖域隶属菰城县。秦灭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置会稽郡，下设乌程、由拳等县，今区境属乌程县。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分乌程县东乡置东迁县，县治在今旧馆。南朝宋元徽四年，东迁县改为东安县（治所在今浙江富春县），次年仍复名为东迁县。隋开皇九年东迁县并入乌程县。宋太平兴国7年，分乌程县东南15乡置归安县。民国元年（1912年），乌程、归安合并为吴兴县，今南浔辖域隶属吴兴县。

　　2、堂号

　　水薤堂：东汉时候任棠有奇节，不肯做官，隐居教授。太守廖参去访问他，他一句话不说，只拔了一颗薤，端了一杯清水放在桌上，自己抱着小孙子坐在门下。太守明白了他的意思：“一杯水是要我太守为官必须一清如水；拔一颗大薤世告诉我要为人民办好事，必须把财大势大的土豪拔除；抱着幼孙当户，是要我留心照抚孤儿。”

　　此外，任姓的主要堂号还有：“玉知堂”、“叙伦堂”、“吏部堂”、“乐安堂”等。

　　五、宗族特征

　　1、任姓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古姓。任姓来源虽众，但数千年来中国的任姓，其来源主要可归纳为两种。一为源自黄帝。具体可直接追溯到黄帝的少子禹阳，跟《元和姓纂》的说法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以国为氏”与“黄帝赐姓”但究其实质，都是黄帝的亲骨肉。二为源自更古远的伏羲氏，虽血缘不同，却说明任姓由来已久。

　　2、任姓字行辈份排列有序。如1929年任守正修《任氏族谱》，江苏如皋任姓一支字行为：“允远士大中，万正吉顺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