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交线路：342路 → 827a路 → 502路沙田班车，全程约456公里

1、从大塘村步行约220米,到达新村一巷站

2、乘坐342路,经过5站, 到达莲塘村总站

3、步行约20米,到达莲塘村站

4、乘坐827a路,经过2站, 到达沙田村总站（也可乘坐827路）

5、乘坐502路沙田班车,经过38站, 到达广州大道中站

6、步行约940米,到达十三行

1、柳公权，作品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

柳公权（778年－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唐朝中期著名书法家、诗人，兵部尚书柳公绰之弟。

2、黄庭坚，作品有：《松风阁诗帖》《诸上座帖》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江西诗派开山之祖。

3、王羲之，作品有：《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兰亭集序》《初月帖》

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4、陆机，作品有：《平复帖》

陆机（261年－303年），字士衡，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西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出身吴郡陆氏，为孙吴丞相陆逊之孙、大司马陆抗第四子，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又与顾荣、陆云并称“洛阳三俊”。

5、王献之，作品有：《鸭头丸帖》《淳化阁帖》《中秋帖》

王献之（344年－386年），字子敬，小名官奴，汉族，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生于会稽山阴（今浙江省绍兴市）。东晋著名书法家、诗人、画家、外戚，“书圣”王羲之第七子、晋简文帝司马昱之婿、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岳父。

-陆机

-王献之

-王羲之

-黄庭坚

-柳公权

道教服饰，可以分为道巾、道冠、道袍、鞋袜、佩饰等五个部分。

一、道巾

道巾指道教徒戴的帽子。俗言“道有九巾”，但是九巾的名目并不固定。清代闵小艮《清规玄妙》记载的九巾，为唐巾、冲和巾、浩然巾、逍遥巾、紫阳巾、一字巾、纶巾、三教巾和九阳巾。清末至今，变化较大，现在流行的九巾为；混元巾、庄子巾、纯阳巾、浩然巾、逍遥巾、荷叶巾、太阳巾、一字巾、包巾等九种。

混元巾：又称“冠巾”。圆形，硬壳，帽顶有洞，可以露出发髻。后上部稍高起，以示超脱。混元巾是道教最正式的头巾，规定举行“冠巾”仪式拜师之后的道士方可戴用，现在这一限制逐渐打破，未经冠巾戴用此巾的道士不在少数。全真派高功在举行斋醮科仪时均用此巾，并在露出的发髻上面别以道冠。正一派道士今日已无蓄发传统，为了方便，就将混元巾和道冠缝在一起戴用，有的帽顶还折出方角，成为混元巾的一种变体，台湾道士称为“网巾”，又名“角冠”。

庄子巾：又称“南华巾”。帽底圆形，顶坡而平。帽顶向后上方高起，以示超脱。帽前正中饰有“帽正”(见后介绍)。多在秋冬天气戴用，道士不蓄发者或年老脱发者喜戴此巾。

纯阳巾：亦称“乐天巾”、“华阳巾”、“紫阳巾”、“九阳巾”或“九梁巾”。帽底圆形，顶坡而平。帽顶向后上方高起，以示超脱。帽前上方有九道梁垂下，“九”为纯阳之数，代表道教“九转还丹”之意。帽前正中镶有帽正。现在的正一派道士多戴此巾。

浩然巾：即“风帽”。里面絮以棉花，以为御风挡寒之用。北方的道士(尤其老年道士)，冬日风雪天气可用此巾。

逍遥巾：乃是一块方形(亦有圆形)巾料，包于发髻之上，系上两根长长的剑头飘带，称为逍遥巾。另有一种是用庄子巾或纯阳巾，饰以美观的云头图案，帽后缀上两根长长的剑头飘带，亦称逍遥巾(古称“雷巾”)。年轻道士喜戴此巾，行动之间，飘带摇拽，显得潇洒自如。但有些道观的老道长认为戴用此巾有失庄重，而废止之。

荷叶巾：外形类似庄子巾，帽底圆形，顶坡而平。帽顶向后上方高起，以示超脱。帽前正中镶有帽正。帽子有褶如同荷叶，故名。

太阳巾：即草帽或棕笠。道士夏季在烈日下劳作，可戴此巾。有的道士为了和社会上有所区别，就在帽顶掏洞露出发髻，或在帽沿上绘以八卦、太极等道教图案，或者写上自己所住道观的名字。

一字巾：即一根束发用的带子，两端各缀一片帽正，两片帽正相叠扣在一起，就能戴在头上。这是所有道巾之中，最为简便的一种。道教规定，不可光头进入殿堂，必须戴有道巾，若无其他道巾，扎上这根带子也可顶替。

包巾：又称“扎巾”。乃是一块方形布料，四角缀有带子，可以勒在头上。帽前正中可饰帽正，但多数不用帽正。包巾是道教最不正式的一种头巾，初入道门尚未拜师者即戴此巾，也有人认为不应列于九巾之内。《三才图会》：“幅巾古贱者之服也，汉末始为士人之服。”不过现在有的正式道士也戴此巾。

道教虽有“九巾”之名，但是一般道士只取少数几种日常戴用。现在全真派道士日常多用混元巾、庄子巾和一字巾，正一派道士多用纯阳巾和网巾。

二、道冠

道冠指道士所戴之冠。多为木制，近世也有塑料制品。按其不同用途，可以分为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等五种。

黄冠：又称“月牙冠”或“堰月冠”，俗称“冠子”。月牙状，下沿有相对两孔，穿过木簪，可以别在发髻上面。这是全真派道士常用的道冠，冠巾拜师之后即可戴此。冠顶两端，各刻一道指甲掐痕。传说全真祖师丘处机掌教之时，元代皇帝曾赐给他一块金子和一块玉石，要他戴在头上，丘处机当即运用道家内功，调动体内二味真火，在手心把金子揉捏成月牙冠，又把玉石掐捏成簪子，用指甲掐着戴在头上，惊得皇帝目瞪口呆，丘处机从此成为掐金断玉的金玉两行的祖师爷。后来的全真弟子为了纪念丘处机，就在黄冠上留下这两道印痕。

五岳冠：又称“五岳真形冠”或“五岳灵图冠”。覆斗形，上刻“五岳真形图”。受过三坛大戒的道士，方可戴用。

星冠：又称“五斗冠”。覆斗形，上刻东西南北中五方斗宿图案。道士拜斗时戴用此冠。

莲花冠：又称“上清冠”。状似莲花式画顶插有如意头。做道场时，高功戴用此冠。

五老冠：乃围戴头部之冠。无顶，莲瓣形，五片莲瓣上绘有“五方五老”的神像。两边垂有两条剑头长带，上有神像图案或“太乙救苦天尊”字样。一般在做施食道场时，高功戴用此冠。

以上各种道冠，均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才可戴用，其他非正式场合，则须摘下。

三、道袍

道袍指道教徒穿在外面的长袍。可以分为大褂、得罗、戒衣、法衣、花衣、衲衣等六种。

大褂：大襟，长及腿腕，袖宽一尺四寸，袖长随身。是最普通的一种道袍，道教徒日常穿用。另有长及于膝者，称为“中褂”。现在多为窄袖，以便日常作务。皆为蓝色，代表法天之意。《大明会典》云：“道士常服青”。

得罗：蓝色，大襟，长及腿腕，袖宽一尺八寸以上，袖长随身。冠巾之后成为正式道士，方可着用此衣，为参加宗教活动之礼服。

戒衣：**，大襟，长及腿腕，袖宽二尺四寸以上，袖长随身。**属土，土可化育万物，戒衣采用**，除了示以庄重之外，寓有“道化万物，参赞化育”之意。惟有受戒道士，方可着用此衣。从前道教传戒制有“三衣”，以供领受初真戒、中极戒和天仙大戒的道士分别着用。现在传戒是一次授完，所以仅用此种戒衣。

法衣：又称“天仙洞衣”。对襟，长及小腿，无袖披，袖长随身。上有金丝银线绣的各种道教吉祥图案，如郁罗萧台、日月星辰、八卦、宝塔、龙凤、仙鹤、麒麟等。举行大型斋醮科仪时，道场为主的高功身着此衣。方丈在举行隆重祀典时穿着此衣，则为紫色。传言道祖老子骑牛出关时“紫气东来”，故道教崇尚紫色道服。唐宋以来的皇帝，亦多赐给名道高真以紫色道服。

花衣：又称“班衣”。亦属法衣。对襟，长及小腿，无袖披，袖长随身。上面亦有各种绣花图案，但较天仙洞衣显得简洁，举行大型斋醮科仪时，众经师着用此衣。也有红色或**不带图案者，为做一般道场的经师穿用，称为“经衣”。

衲衣：亦称“衲头”。大襟，长及小腿。多层粗布缝制，显得笨拙厚重。过去云游的道士野外打坐时穿用，以御风寒。今日道士多已不用，少数道士还保存着过去代代相传的衲衣。

以上服装，均取肥大宽松，以寓包藏乾坤、隔断尘凡之意。又取直领，以示潇散。

四、鞋袜

道教徒所穿的鞋袜，有常见的几种样式。

圆口鞋：黑色，鞋口深，圆口。为一般道士日常穿用。

双脸鞋：黑色，圆口，鞋脸中间有两条突起的梁子，将鞋脸一分为二，故名。有的还在鞋帮部位饰以云头图案，显得超脱出俗。这是较为正式的一种道士鞋。

十方鞋：鞋口圆，鞋帮为黑白相间的条形图案。还有一种，是在鞋帮上面相间开洞，适宜夏天穿用。

麻鞋：古云“履”或“麻履”。是用麻绳编制的鞋，适宜夏天或下雨天气穿用。现在穿此鞋者较为少见。

以上几种鞋，在道教并无严格规定。现在道士，平时亦有穿用社会上出售的布鞋或运动鞋者。

云履：也叫“朝鞋”。鞋底较厚，鞋帮上衬以云头图案。为斋醮法坛上高功所穿。

高筒袜子：又称“高靿袜子”，俗称“白袜子”。白色，袜筒裹至膝下，用带子扎系。白色代表白云，象征遨游天界。道教规定，进入殿堂必须穿上此袜，如果没有，也必须把裤脚扎住才行。

另外，近年出现一种“筒子袜”，属于高筒袜子的一种变体，即把高筒袜子的袜脚部分去掉、只用其袜筒部分。外观上与高筒袜子差不多，尤为适合夏天穿用。

五、佩饰

佩饰指道教徒佩戴的各种饰物用品。

道簪：俗称“簪子”。为道士盘别发髻之用。一般用黄杨木或玉石、金属制成。条状，略呈弯曲，亦有直形，有些后端还刻有太极、八卦图案或葫芦形状。

帽正：多为玉制。方形，镶在帽前正中。除了作为装饰之外，还有检查道巾是否戴正的作用。

慧剑：是道袍上的一种装饰。为两条剑形长带，缝于道袍的纽扣部位。唐末道人吕洞宾改剑术为“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慎”，慧剑的寓意即在于此。

佩剑：即道士佩带的宝剑。中国古人即有佩剑之风，《道书援神契》说“古之士大夫皆佩剑”。

道教多为雌雄双剑，相并背于身后。现在道士佩剑者并不多见，除了偶尔看到云游道士有佩剑者以外，一般是悬挂在住室之内，以为辟邪除魔之用。

葫芦：八仙之中的李铁拐即带有葫芦，里面盛放仙丹。道士佩带葫芦，一般盛放道教丹药，以为舍药疗疾之用，在云游道士中较为多见。

鱼鼓：又作“渔鼓”。打击乐器，在长竹筒的一头蒙上薄皮，用手敲打。从前道士演唱道教神仙故事的曲子 (即“道情”)，以此伴奏。现在道教中已经绝迹。

单瓢：又称“缘瓢”。是用硬木刻制的瓢状器皿。为过去云游道士必备之物，在外面化缘盛放饭食之用。今日道士已不用此物。

拂尘：乃为木制或金属做成的柄，柄端扎有棕丝或马尾。可作拂扫尘埃或驱除蚊蝇之用。道士手持拂尘，意在扫除心灵的污垢，清静身心。

阴阳环：乃为连在一起的两个圆环，可以拿在手中来回转动，代表“阴阳循环，周而复始”之意。一般为木制或玉制。亦有三环相套者，称为“三才环”或“三环套月”。老年道士尤喜玩此，以为活动指腕之用。

佛教僧人的服装与在家人的服装有着明显的区别。这除了宗教上的原因外，还有历史、地域、民族、风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佛教传入中国已近两千年，在汉、藏、傣等民族间存在着不同的佛教系统，因此各族的僧人服装也不尽相同。特别是汉地佛教，流传时间久远，区域广阔，加之汉族服装在各时代中变化很大，以致影响到汉族僧人。他们的服装在颜色和形制上也变得复杂起来，与印度原始的僧人服装的差别就更大了。

1．僧服颜色

根据印度佛教旧制，僧服的颜色是有严格规定的。

《毗尼母经》卷八中说：“诸比丘衣色脱，佛听用十种色。十种色者：一泥、二陀婆树皮、三婆陀树皮、四非草、五乾陀、六胡桃根、七阿摩勒叶、八亻去陀树皮、九施设婆树皮、十种种杂和用染。如是等所应染者此十种色。是衣三点作净法，一用泥、二用青、三用不均色，用此三种三点净衣。”

《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八中说：衣不得用黄赤青黑的五上色。又有纯色，如黄蓝、郁金、落沙、青黛及一切青者不得着用。

《十诵律》卷十五中说：比丘得新衣，如青衣、泥衣、茜衣、黄衣、赤衣、白衣者，应以青、泥、茜三种色随一坏是衣色。

《摩诃僧祗律》卷二十八中说：“比丘不听着上色衣，应用根染、叶染、花染、树皮染、下至巨磨汁染。”

以上的文字说明两点：一、僧服的颜色不许用上色或纯色：二、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以破坏衣色的整齐而免除贪着，这叫作“坏色”或“点净”。

在佛教律制中，虽然禁止用上色、纯色的僧服，但是染僧服也有多种不同的颜色可用，用得最多的是赤色。例如《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释迦如来的袈裟色黄赤；《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二十九说，佛的姨母大世主着赤色僧伽胝衣。《善见律毗婆沙》卷二中说，阿育王时，大德末阐提身着赤衣。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僧人还是披赤衣的。《弘明集》转引《理惑论》说：“今沙门被赤布。”但在一段时间的小范围内，僧人袈裟的颜色曾发生过紊乱现象，自从唐武后依唐代三品以上官员服紫的规定，赐给沙门法朗等九人紫袈裟，在唐宋时代一直都以赐紫衣为沙门的荣耀。因而引起忽视戒律的规定，随意选用袈裟的颜色，这在后来得到了纠正。当然，从汉代到现在，佛教僧人的袈裟还是以赤色为主，但太执著于“赤色”，而以朱红袈裟为最普遍。殊不知朱红色是戒律中所不允许的上色和纯色，而古代印度僧人所披的赤衣乃是红而兼黑或红而兼黄的。

由于汉地天气寒冷，中国的僧人们仅靠袈裟是不能御寒的。即使是西来的大德高僧，只披袈裟也过不了冬季，必须添着其他衣服。到了东晋时，便出现了不同于袈裟的僧服“缁衣”。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上引《考工记》云：“问：缁衣者色何状貌答：紫而浅黑，非正色也。”黑色的缁衣在僧人间很快风行，如南朝·宋时，孔凯称慧琳为“黑衣宰相”；齐初，荆州竹林寺僧慧与玄畅被称为“黑衣二杰”。

郦道元《水经注》卷六束水注中，称道家采药之辈为“绍服思玄之土”，可见绍色本是中国古代宗教服色，因而佛教僧人在常服上也选用此色。佛道之分只在用冠、用巾之不同，结果黄冠成为道士的专称，缁衣成为僧人的别号。其后僧人增多，穿缁衣的也就更多，道士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服色。从此，缁衣便成为僧人的专称，而缁衣和白衣即成为僧人、俗入的对称。但据《僧史略》载，北周武帝禁沙门服缁，令改服**，从此，僧人常服的颜色便多样起来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北方偏于保守，所以在唐末宋初时，并部幽州还保持续衣之旧而尚黑色。

明代洪武初年，朝廷正式制定了僧人的服色。明《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比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五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色红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现在僧人的常服太多是褐、黄、黑、灰四色，在北方有黄绿色。在此五色中，又各任意深浅不一，已不成其一定的规制了。

2．僧服型制

佛教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代印度，由于教义、风俗、气候等原因，僧服的型制只有“三衣”和“五衣”，统称为法衣。佛教传入中国后，情况在发生变化，根据佛制“许蓄百一长物”的规定，在法衣之外增加了常服。因此，汉地僧服的型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法衣，僧人在佛事和法会期间穿着的服装；一类是常服，僧人日常穿着的服装。

僧人的法衣有以下几种：

三衣 指僧人所穿的三件僧衣，总称为架缓。“三衣”分别为五条衣、七条衣和大衣。

五条衣；梵语叫安陀会，意译为下衣、内衣、中著衣。它由五条布缝成，每条一长一短，共计十隔。此衣衬体而著，穿在最里面。

七条衣，梵语叫郁多罗僧，意译为上衣。它由七条布缝成，每条两长一短，共计二十一隔。此衣穿在 五条衣之上。

大衣，梵语叫僧伽服，意译为复衣、聚众时衣。它由九条到二十五条布缝成。此衣穿在最外面，是僧人的礼服。凡说法、见尊长、进王宫、乞讨布施时必须穿着，故称祖衣。此衣分为三品九种：下品三种分别为九条、十一条、十三条，每条皆两长一短；中品三种分别为十五条、十七条、十九条，皆三长一短；上品三种分别为二十一条、二十三条、二十五条，每条四长一短。大衣的隔数，从九条衣的二十七隔到二十五条衣的一百二十七隔不等。条数、隔数越多，著衣者的身份越高贵。

“三衣”的剪裁缝合都作长方和正方的水田形状，又名田相衣、水田衣、割截衣。关于田相衣的缘起，载于《僧抵律》：“佛住王舍城，帝释石窟前经行，见稻田畦畔分明，语阿难言：过去诸佛，衣相如是，从今依此作衣相。”《增辉记》也说：“田畦贮水，生长嘉苗，以养形命；衣法之田，润以四利之水，增其三善之苗，以养法身慧命也。”

“三衣”是由许多碎布片补缀合成，又名百袖衣、袖衣，因而僧人自称袖衣人、衲子。据《十诵律》所载，袖衣又得名于五袖衣：一有施主衣、二无施主衣、三往还衣、四死人衣、五类扫衣。又说，佛初度五比丘时就提倡着五袖衣。此衣有十利：一在粗衣数，二少所求索，三随意可坐，四随意可卧，五浣濯易，六少虫坏，七染易，八难坏，九更不余衣，十不失求道。

“三衣”即是袈裟，原译为加沙，东晋的葛洪撰《字苑》，下方添衣，改作袈裟。袈裟除上述名称外，根据其宗教意义，还叫做离染服、离尘服、出世服、去秽衣、无垢衣、莲花衣、消瘦衣、忍辱铠等等。汉地僧人的袈裟只穿三件中的一件，搭在常服外面。并且，要受了“三坛大戒”的僧人才能搭七条衣和祖衣。

原始的袈裟是没有装配衣钩的。据《四分律》第四十说：“佛弟子舍利弗入白衣家，深恐风吹袈裟，脱肩落地。”由此，佛陀听许弟子在左肩胸前袈裟领边，穿钉钩纽，系牢袈裟。后来，演变成如意形的衣钩和衣环。

五衣

僧服除了“三衣”以外，还有两种衣，合称为“五衣”。一种是僧祗支，意思为覆膊衣或掩腋衣，是一种长方形衣片，袒右肩覆左肩掩两腋；一种是涅盘僧，意译为“禅裙”，是系于腰部的腰衣，它像浴巾一样围在腰问，掖在腹部。这两种衣是热带亚热带人的贴身便衣，好像现代的背心裤衩，这与中国气候和民族习惯不合，汉族僧人没有采用。为什么僧人着衣件数为三、五，缝衣的布条为五、七、九……等奇数呢因佛教认为，奇数属阳，阳能生万物，三衣；九条等表示能生万善。

缦衣

梵名钵吒，也译作缦条，用两幅布做成。缦者，漫也，通贯而无田相约非正规袈裟，多为黄褐色，沙弥、沙弥尼未受具足戒时穿用，比丘、比丘尼也可以穿。在家的佛门弟子优婆塞、优婆夷，也可以有一件缦衣，但在日常生活中不能穿，只有在作佛事、礼拜、忏悔时才能穿，故又名“礼忏衣”。

卧具

梵语叫尼师坛，意译为卧具、坐具、敷具、随坐衣，是佛所制定的服具之一。它原来的作用，据《五分律》说：“为护身、护衣、护僧床褥故，蓄坐具。”若行路时，须长叠、中叠放衣囊中；回本住处，应敷而坐。现在，僧人主要将其用于佛事和法会礼仪上，作为礼佛拜僧所用的敷具，已失去坐卧功能，故专称为“具”。它的大小，律制规定为“长佛二拃手，广一拃手半”，合现在长四尺八寸，宽三尺六寸。它的质料，应使用旧布或粗布，若不得不使用新布时，当在上面缝贴一块旧布，以破坏其美观。现在的“具”，是用两重黄褐色布料复叠一起，四边缝贴青色布条制成。这样的“具”反而更美观了。

僧人的常服有以下几种：

海青 “海青”是我国汉地僧人的主要常服，它的款式为宽腰阔袖、圆领方襟，比所有衣服肥大得多，因此，通常把它叫做大袍、方袍，简称袍。

“海青”的得名，据明人郑明选《秕言》卷一中说：“吴中方言称衣之广袖者谓之‘海青’。按太白诗云：‘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盖东海有俊鹃名海东青，白言翩翩广袖之舞如海东青也。”因此，后来把鸟名借作僧袍名。

“海青”来源于我国汉唐服式，虽然不是佛陀古制，但早已为佛教所用，形成了佛教的特色。它的衣领用重叠的三层布做成，叫“三宝领”；领上扎有五十三行蓝色线条，喻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它的袖口是缝合起来的，这也是僧袍和俗袍的区别。海青使僧人的仪容整肃、道风庄严，它虽然不属于法衣，但除了袈裟以外，当是最圣洁的僧服。穿着“海青”，大都是在礼诵、听经、会宾、议事以及晋见长老等重要的场合。

“海青”的颜色，多根据寺内传统习惯，普通僧人以青灰色、木兰色为主，长老法师则以黄褐色为主。

衫、褂

佛教丛林寺庙自唐代百丈禅师倡导农禅制度以后，僧人都要“出’坡”或参与寺内杂务，穿着“海青”不方便，于是出现了衫和褂。衫的款式是采用“三宝领”和旗袍的腰身襟袖搭配而制成，纽扣在腋下的右襟边沿。衫的种类有长及脚背的长衫，长仅过膝的二衫，长未及膝的短衫。褂的款式是“三宝领”的对襟短褂，有袖或无袖。本世纪三十年代，太虚大师还倡导一种新式的对襟褂“太虚褂”，即现在“罗汉褂”。衫和褂的颜色，以灰色、褐色、木兰色最为普遍。

帽、冠

僧人都是光头，一般不戴帽。但在冬季或部分老年僧人，也有不少戴帽的。僧帽主要是紧随头型的便帽和上大下小的平顶帽，冬季的老年僧人多戴披风帽，俗称“观音兜”。济公和尚所戴那种前后起翘状如元宝的“芙蓉帽”，现在很少有人戴了；另有天冠、宝冠、毗卢冠等“法冠”，一般僧人不能戴，只有大法师在“放焰口”仪式或重大法会上才能戴。

鞋、袜

我国汉地僧人都必须穿鞋、袜，在《救修清规》、《月用轨范》等典籍里都有明确规制。鞋有三种类型：一是芒鞋，用草类织成，又叫草鞋。二是罗汉鞋，用布料做成，鞋面为三片布条缝牢，鞋帮缀留一些方孔。三是僧鞋，用布料做成，鞋面中间有硬梁，全身无孔。罗汉鞋多为灰色、褐色，僧鞋多为黄褐色。袜子为长筒布袜，实际上就是我国汉唐以来布袜的式样，习称为罗汉袜。罗汉袜上齐膝盖，裤管孔在袜内，不但可以冬季御寒，夏季防范虫蛇，并且可以庄严威仪。袜的颜色以灰色为主。

楼主说的可能是《玉牒》，即皇帝的家谱，清代玉牒的内容很难见到，清朝皇室玉牒重达115公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着2600多册玉牒，详细记录了清朝历代所修的皇族人口及宗法谱系，堪称无价之宝。

现将玉牒的介绍附上。

清 代 玉 牒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清代玉牒，即清代皇族的族谱。

中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可惜清代以前各王朝玉牒，均未流传于世。清代玉牒是唯一完整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二千六百余册，辽宁省档案馆也保存大体相同的一份。这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它对于清代的典章制度、宫廷历史、皇族户籍，以及人口学，谱牒学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纂修族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修族谱，始终是豪门望族维护其族权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用以正名分、别远近，并作为承袭爵产的依据。而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更将纂修玉牒视为关系王朝政权统治的一件要事。每逢修玉牒之年分，即设立专门机构—— “玉牒馆”，并由皇帝钦派大员充任总裁，专司其事。

清代玉牒的纂修及其规则

顺治十二年议准，玉牒每十年纂修一次。但实际情况是，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因计算方法不同，将上届纂修之年计算在内，所以每次纂修递减一年，实际只隔九年，乾隆朝才改为不计算上届纂修年分。还有两次例外情况：一是乾隆七年重修后，应十七年再修，但事隔五年，即乾隆十二年又提前重修一次。再一次是清朝被推翻后，溥仪小朝廷于一九二一年最后修了一次玉牒。从顺治十八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有清一代，共修玉牒二十八次。

每次修玉牒，要用红笔在上次玉牒末尾添加上新生者，在修上次玉牒后死亡者，要用墨笔将红名改为黑色，即史书上所言 “存者朱书，殁者墨书。”从现存玉牒内容分析，后期所修玉牒较比前期内容要多些；两次玉牒纂修时间相距愈近，其内容差别就愈小。例如以光绪、宣统年间所修各次玉牒相对照，除每次在末尾增加几个新名和个别红名改黑外，内容基本一致。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隆重的恭贮仪式。顺治十三年题准，将玉牒缮写三部，皇史窚、宗人府、礼部各藏一份。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缮写西部，分别存于皇史窚和盛京。送贮之前，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于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俱穿朝服，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礼，满汉文武官员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彩亭由东华门出，护送至皇史窚。玉牒送贮盛京，除了送行时仍用隆重礼节外，还要求所经地方，设彩棚奉安；出山海关后，盛京将军派官员率满洲兵丁护送，地方文武官员，俱穿朝服出郭跪迎跪送，至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清代玉牒的纂修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并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它表现在皇族命名、排列顺序及编修方法等多方面。

顺治九年规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由各旗首领、族长亲加查询之后，于每年正月初十日前造册报送宗人府，分别载入宗室黄册和觉罗红册。后因皇族人口剧增，乾隆二十九年又改定：宗室觉罗所生子女，每三月一次，一年共分四次，查明造册报府，再由府详查注册。凡生子不报，以有作无；或本无子嗣，捏名抱养，以无作有，不但本家要被治罪，连负责官员和族长也要承担罪责。

在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在宗室玉牒中，以带系为统；按照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皇帝之名，必须避讳，玉牒中凡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必用小块黄绫盖住，以表敬重。多数情况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

清初满族刚入关时，尚保留其固有淳俗，命名不排字辈。康熙朝开始，排字辈命名，皇子第一字皆用“胤”字，第二字皆用“示”旁；皇孙第一字皆用“弘”字，第二字皆用“日”旁。以后乾隆又在弘字辈下，亲选“永、绵、奕、载”四字，依次命名。道光又在载字辈分下，亲选“溥、毓、恒、启”四字，咸丰又在启字辈分下，亲选“焘、闿、增、祺”四字。所以，清代从雍正始，其辈分用字顺序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但这些字，“只有近支宗室，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远者，命名即不得依此行辈。”1 所谓近支远支，是依与皇帝关系之亲疏而定。近支指皇帝的直系本支，当朝皇帝兄弟之子女，即皇侄，也算近支；其余宗室，皆为远支。当然，觉罗更在远支宗室以外，只能算做皇族中的沾亲带故者。嘉庆初年，因绵亿违反近支宗室命名规定，私用“金“字偏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镰”，遭嘉庆谴责：“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除将“奕铭”、“奕镰”分别改名为“奕绘”、“奕演”外，还命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内大臣、管围大臣职务，处分可谓相当严厉。为了避免近支宗室自行起名的混乱现象，嘉庆七年又特降谕：“朕之亲兄弟，其子孙俱朕命名。”2 这样，不仅诸皇子，连诸皇侄也都要恭候钦定赐名了。

近支宗室名字在满文的书写上，也要特殊。满文系拼音文字，不像汉文可用同音字区别尊卑，而只能从拼写方式上加以区别。近支宗室人名，满文可以单拼，远支宗室、觉罗直至普通满族人名，满文必须连拼。乾隆二十五年特为此事通谕八旗：“嗣后满洲字名字，俱行连写，如有复行单写者治罪，至宗室等名字，单写者多，然近派宗室名字，尚可单写，远派宗室，亦不可如此单写，此亦是分别尊卑之一道，著通行传谕。”3

还应指出，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满族汉化，还在满族人命名上作了严格规定。满族人用汉字命名，不准用汉姓，名字只准用二字。乾隆三十二年，乾隆帝接见满保之子满吉善，当即训斥：“满保之子，竟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并亲将满吉善之名，改为吉善。嘉庆帝有一次发现题本内有满族人名清永泰，和坤保，当即将和坤保之名改为和保，清永泰之名改为永泰。因此，查阅玉牒上人名，汉文名字均为二字。当然，满文名字译成汉字对音，则不受此限制，如明安达礼、托莫尔欢、多伦泰。不过满族人起汉名，只准用二字，而满族人命名又偏爱用“安、泰，福、永、全、保，和、富、贵，崇、厚、裕、禄、常，荣、龄、桂、祥”等表示吉祥之意的汉字，结果造成同名者甚多。康熙三十二年规定：“王以下闲散宗室以上，一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更改。”乾隆也曾感叹“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为此谕令各部、八旗、内务府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尽管如此三令五申，但同名者仍时有所闻。嘉庆十一年，又发现昌吉县知县景安与湖南巡抚景安同名，立即谕令前者按满文语气改名。清末民初，满族语言习俗多已改变，相率改满姓为汉姓，如“瓜尔佳”氏改姓“关”，“富察，氏改姓“富”，“那拉”氏改姓“那”或“纳”，“扎思胡里”氏改姓“扎”。清王朝被推翻后，大部分清皇族也改了姓，一部分改姓“赵”，取百家姓第一姓；一部分改姓“金”，取“爱新觉罗”本义(“爱新”，满语意为“金”)；“觉罗”，满语意为“国族”)。

清代玉牒的种类及其特点

从编修方法上看，清代玉牒分为直格玉牒和横格玉牒两大类，直格表示辈分、横格表示支系，记叙方法虽大不相同，但各有所长，互为补充。

直格玉牒每页画十六行竖格，一般一至二格记载一个人名项，反映同一辈宗室觉罗男女的详细情况，原则上每一辈修订一册，但也有几代合订的特厚玉牒。直格玉牒包括有宗室子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子孙直格玉牒)、觉罗子孙直格玉牒、宗室女孙直格玉牒(亦称列祖女孙直格玉牒)、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四种，其格式大同小异。前西种记载了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胤字辈)、高宗(弘字辈)、仁宗(永字辈)、宜宗(绵字辈)、文宗(奕字辈)各代皇帝及同辈宗室觉罗子孙情况。穆宗与德宗是同辈人，所以都收在载字辈玉牒中，再加上溥字辈、毓字辈、恒字辈玉牒，共体现十三辈人名。记载内容包括姓名、封爵、授职、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妻妾姓氏及岳父姓名职衔等。皇子还记有封谥等情况。而有关皇帝的记载尤为详细，通常要占去二、三页，除上述各项外，还包括被立为皇太子年月、即位年月日，谥号庙号、生母姓氏及其徽号，以及后妃的晋封情况。但是，并非所有后妃都能载入玉牒内皇帝一栏中。道光十七年以前，后妃生有子女，才准载入玉牒；道光十七年改定，皇后无论有无子女，俱著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既体现尊卑有别，也符合“母以子贵”的传统观念。

男女不同册，宗室觉罗女子，单修宗室女孙直格玉牒和觉罗女孙直格玉牒，其内容记载也比子孙玉牒简略，只包括封号、生卒年月日时、享年、生母姓氏、外祖父姓名职衔、成婚年月及夫婿姓名职衔。女子名字不准书于玉牒。玉牒中只能写某某第几女，以示区别；有封号者可将封号署于下面。

横格玉牒，其形式为每页画有十三行横格，每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依辈分递降。内容记载极为简略，只有姓名，职衔，封号。横格玉牒同样也包括宗室和觉罗两种，帝系和星源集庆可算做宗室横格玉牒的附类。

宗室横格玉牒记载了从显祖到文宗各代皇子的后裔情况(文宗以后的几代皇帝均无后嗣)。每一皇子为一支系，显祖、太祖每一皇子支系单修一册，太宗第十至第四子合修一册，第五至第十一子合修一册，世祖以下，便是每代皇帝所有皇子合修一册，但仍按长幼顺序，各成支系，不相混淆。宗室横格玉牒不记载皇帝本人情况，皇帝直系，单独编成帝系玉牒，自肇祖原皇帝起，至当朝皇帝，按照辈分为序，每代皇帝及其皇子为一页。 “星源集庆”实质上也是一种汉文宗室横格玉牒，但只记高宗以后各代皇帝的子女后裔情况，实际上只有四代，所以范围很窄，其装帧为经折式，也与一般玉牒装帧不同。

觉罗横格玉牒则记载了兴祖、景祖各子的后裔情况(不包括兴祖第四子景祖觉昌安和景祖第四子显祖塔克世)，也是一子一册，单成支系，其版本格式均与宗室相同，只是封面及包装均为红色。

皇族女子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按辈分编修的直格玉牒。

清代玉牒具有两大特点，在内容上，有宗室觉罗之分；在文字上，有满汉文之分。

清代皇族，奉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为大宗，称其直系子孙为“宗室”，对其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换言之，对兴祖、景祖的后代，称为“觉罗”。据玉牒序言内称：“兴祖、太祖、太宗时，未论世代远近。顺治时，以兴祖长子德世库，次子刘阐，三子索长阿、五子包朗阿、六子宝实，景祖长子礼敦巴图鲁、五子塔察篇古等子孙，因其世代相远，出宗室为觉罗。”4可知清代皇族，由顺治年间起，根据与开国皇帝清太祖关系之远近，而分为宗室和觉罗两大支系。宗室腰束金**带为标记，又称黄带子；觉罗腰束红带，又称红带子。而清代玉牒，同样也分为宗室玉牒和觉罗玉牒两大类，前者封面为**，后者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远近。

清王朝本满洲贵族所创建。满族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统治疆域辽阔。清初局势复杂动荡，统治未稳，清廷对于汉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俱用满文书写，不准汉官参与。修玉牒也是如此，故顺治、康熙两朝所修玉牒，仅有满文。雍正元年，才批准增设汉主事二人，于进士内遴选，经皇帝引见后，补授职官。以后每年宗室觉罗子女开列送府时，即以满汉两种文字造入册籍。因此，清代玉牒，除少数前期者外，基本上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其格式内容完全一致。

颜是颜真卿，柳是柳公权，赵是赵孟頫，欧是欧阳询。颜柳就是人们所说的颜筋柳骨

锺指锺繇、王指王羲之、颜指颜真卿、柳是柳公权

颜真卿(709～785)中国唐代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省临沂市)。开元(713-741)年间中举进士，登甲科，曾4次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为人刚正不阿，为权□杨国忠所排斥，出任平原太守。安禄山叛乱，颜真卿在平原联合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奋起抵抗，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被推为盟主。后颜杲卿和侄颜季明被安禄山杀害，颜真卿怀着悲愤的心情写成著名的《祭侄季明文稿》。肃宗时至凤翔授宪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封鲁郡公，因此后世又称他为颜鲁公。由于颜真卿笃实戆直，敢于直言谏诤，德宗时遭到虞杞的妒恶。当李希烈叛乱，虞杞奏请使颜真卿前去劝降，不断遭到李希烈的威逼，颜真卿不屈，并叱责李希烈，被李希烈杀害于狱中。后人辑有《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自幼勤奋好学，有文学才能，他的书法受家庭和外祖家殷氏的影响，同时得到张旭的指导，他又广泛地向历代书法名家如蔡邕、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等汲取营养，经过融会贯通，创造了出类拔萃、雄伟刚劲、大气磅礴的独特风格，被称为颜体，成为代表有唐一代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对后世书法影响极大。颜真卿的楷书具有庄严雄伟的气派，他用笔横轻竖重，笔力雄强而有厚度；在结构上方正茂密，方中呈圆。竖笔向中略呈弧度，刚中有柔，富有弹性感，兼以笔画重，力足中锋，更增加他那气势宏大、圆润浑厚的美感。

中国楷书发展到唐代可以说达到顶峰阶段，其成就以颜真卿为代表。稍晚的唐代书法家柳公权亦受到颜真卿的影响，后世并称为颜柳。颜真卿的书法筋力丰满，气派雍容堂正；柳公权的书法则偏重骨力劲健，所以又有“颜筋柳骨”的称谓。颜真卿的行草书具有既凝练浑厚，又有纵横跌宕的特色。他用笔气势充沛，巧妙自然，并有篆籀气息，但他的行草书仍不失魏、晋的准绳。颜真卿的书法理论，流传有《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

传世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比较多，著名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季明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季明文稿》公认为真迹外，其余作品真伪尚有不同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祭侄季明文稿》为草稿性质的遗迹，书写自然，手稿满纸涂改，却表现出颜真卿书法的神韵。

颜真卿一生书写碑石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整密，秀媚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谒金天王神祠题记》，比较端庄遒劲;《臧怀恪碑》，雄伟健劲；《郭家庙碑》雍容朗畅；《麻姑仙坛记》，浑厚庄严，结构精悍，而饶有韵味；《大唐中兴颂》，是摩崖刻石，为颜真卿最大的楷书，书法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宋暻碑》，又名《宋广平碑》，书法开阔雄浑；《八关斋报德记》，气象森严;《元结碑》，雄健深厚;《干禄字书》，持重舒和;《李玄静碑》，书法遒劲，但笔画细瘦和其他碑刻不大一样。《颜勤礼碑》，1922年出土，字画完好如新，是颜真卿碑刻中最能传达出原迹面貌、神气的碑刻。其书法雄迈清整，为晚年代表作品。《颜氏家庙碑》，书法筋力丰厚，也是他晚年的得意作品。

颜真卿书法刻成法帖的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丛帖大都有颜真卿的作品。单帖有《争坐位帖》、《奉使帖》、《送裴将军诗》、《小字麻姑仙坛记》、《送刘太冲叙》等。其中以《争坐位帖》最为著名。此帖为行草书，是根据真迹上石，现在西安碑林；此帖为他的手稿，信手挥笔，纵横跌宕，笔墨淋漓，是不经意的杰作。米芾认为有篆籀气息，为颜真卿的书法第一。专门汇集颜真卿书法的法帖有宋刻《忠义堂帖》，共收集颜真卿书法作品45种，浙江省博物馆藏有宋拓孤本。

王羲之生平

　　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于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于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

王羲之因为这样的出身，一出仕便为秘书郎，后为庾亮的参军，再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最后做到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所以人们又称他为“王右军”。

　　王羲之为人坦率，不拘礼节，从小就不慕荣利。《世说新语》里载有王羲之“坦腹东床”的美谈。　　

　　晋代的另一大士族郗鉴欲与王氏家族联姻，就派了门生到王家去择婿。王导让来人到东厢下逐一观察他的子侄。门生回去后对郗鉴汇报说：王氏的诸少年都不错。他们听说来人是郗家派来选女婿的，都一个个神态矜持。只有一个人在东床上坦胸露腹地吃东西，好像不知道有这回事一样。郗鉴听了，说：“这就是我要找的佳婿。”后来一打听，知道坦腹而食的人是王羲之，就把女儿嫁给了他。　

　　从这则逸事上看，王羲之从小就具有旷达的性格，很少为一些小事戚戚于心。也许这就是他的书法雄浑开阔，具有自由气象、潇洒神态的原因之一罢。也因为这个典故，后来人们就把“东床坦腹”、“东床”作为女婿的美称，或称呼他人的女婿叫“令坦”。

王羲之因为少有美名，朝廷公卿都喜爱他的才干，屡次征召为侍中、史部尚书等职，他都坚辞不受。他不喜当官、更喜欢清静。他在任职期间，曾对宰相谢安和参与朝政的殷浩等人发表过重要而切实的政见。他还对饥民开仓赈济。这些都说明他不慕荣利但为人正直的品格。

王羲之从小爱好书法。幼年时他曾跟随姨母，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过书法。渡江后，他又学习了前辈书法大师李斯、曹喜、张芝、张昶、蔡邕、锺繇和梁鹄等人的书法。这使他的书法融合各家所长，自成一家。再加上他的家族中擅长书法的人济济一堂，父辈王导、王旷、王异等都是高手，这对他的书法学习的帮助也是极为显着的。

王羲之对真书、草、行诸体书法造诣都很深。他的真书势形巧密，开辟了一种新的境界；他的草长浓纤折衷；他的行书遒媚劲健。人们称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

王羲之的书法刻本很多，像《乐颜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楷书作品，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书传世墨宝有《寒切贴》、《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种。这些墨宝虽然是唐人双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为难得的珍品。他的行书《快雪时晴帖》只有二十四个字，被清乾隆皇帝列为《三希帖》之首。

《兰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从文学的角度，它文字优美，情感旷达闲逸，是千古绝妙的好文章。从书法的角度，它被誉为法贴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钻研。

王羲之还善于绘画，是历史上比较早的兼精绘画的书法家之一。他的夫人郗氏和他的七个儿子都善于书法，是一个闻名于世的书法世家，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他的小儿子王献之，继承父学，且进一步独创天地，字画秀媚，妙绝时伦，以至与父齐名，人称“二王”。

1．皇家侍书生涯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柳公权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字诚悬。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

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

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

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

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5）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2．高尚的人品素养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

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

柳体之路

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1．通向绝顶的跋涉

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

（一）早期：望尽天涯路。

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盘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二）鼎盛期：柳体之大成。

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三）中期：斜阳的魅力。

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於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四）晚期：柳书的晚霞

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謩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

2．站在巨人的肩头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

（一）从锺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

（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

（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

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

柳书流观

颜真卿书碑累累，足以建成一座碑林，而柳公权所书碑碣同样可以环立成林。不过，颜体一碑有一碑不同面目，柳体则一碑与一碑有相同面目。如果自其同者观之，那末颜体在异中有其大同，正因为如此，才表现出颜体的总体风貌。反之，自其异者察之，那末柳体在同中又有不同。只不过柳书同多异少，这或许与他专写别人撰写的碑文有关，也与他作则立规、定型示法的心态有关，又与他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但是柳书也有各种风华、多样美妙。

书论命题

柳公权的著名书论命题当属“人正笔正”，学书者几乎无人不晓；“颜筋柳骨”之评语，也广为人知。

1．“心正笔正”

“心正笔正”，是柳公权对唐穆宗的委婉谏言。这句名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是从伦理观去解析人格与书法的关系。

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座标中，书法被视为一种“心学”。刘熙载《艺概》即云：“故书也者，心学也。”这一渊源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看到“书”与内心世界相沟通，君子可以从“书”这一“心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