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孙氏伐颛臾成功了，颛臾最终被鲁国吞并。祸起萧墙指得是两点：1、三桓犯上，即私家反抗公室。春秋末年，鲁国日益衰弱。当时吴越日益强大。鲁君希望利用吴与鲁国同姓的关系，借用吴、越的力量以牵制齐国和三桓，结果化为泡影。公元前487年，哀公八年，吴为邹（邾）伐鲁，至城下，盟而去。同时齐又来伐，取三邑。十年，鲁伐齐南疆。十一年，齐又伐鲁。公元前473年，越王句践灭吴王夫差。这时，哀公患三桓，三桓也患鲁公作难。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街，曰：“请问余及死乎？”对曰：“不知也。”公企图以越伐三桓，三桓亦攻公，公奔于卫，于邹，后来奔于越。国人迎哀公复归。不久死于有山氏。
2、“陪臣执国命”，即家臣的叛乱。春秋末年，季氏家族实际上已代替了鲁国的政权。直至鲁国灭亡，鲁君虽然存在，不象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那样。但是鲁国的“陪臣执国命”却是华夏诸侯国家最突出的现象。孔子说：“陪臣执国命，盖三世希不失矣。”这三世，可以说，就是昭公、定公、哀公之世。季孙氏的费，孟孙氏的成，叔孙氏的郈，是三家的采邑。后来，三家各自扩展，占有土地愈来愈大，邑的城圈也愈来愈坚厚，等于或超过诸侯的城（国）。于是，季、孟、叔三家据城反抗诸侯，后来大夫的家臣也据城以反抗其“主君”（家臣称卿大夫为“主”，即主人之意）了。公元前537年，竖牛反叛叔孙氏。开始了家臣叛乱的局面。竖牛因没有贵族支持，很快失败，结果，叔孙昭子（穆叔之庶子）即位。公元前530年，南蒯发动叛乱，叔仲小，公子慭（即前面所说的子仲）等也参加了叛乱。南蒯将发动叛乱时，费人都讥笑他，编歌谣说：“家臣而君图，有人矣哉！”季平子的军队包围了费而打不进去。平子因此怨恨费人，捉住费人就囚禁起来。叔弓建议：“若见费人，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费来如归，南氏亡矣！”因此费人转变态度，倾向于季氏。公元前528年，昭公十四年，南蒯为了争取费人的支持，欲与费人结盟。在会盟时，费人劫南蒯。后来他逃往齐国。齐景公对鲁很有野心，因而鲁国的叛臣往往到齐避难，齐几乎成了“逋逃薮”。齐景公向南蒯说：“叛夫？”南蒯回答说：“臣欲张公室也。”齐大夫子韩晰说：“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这可见陪臣叛乱是贵族所反对的。公元前500年，定公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郈叛。叔孙州仇，仲孙何忌率师围郈，久而未克。侯犯将以郈与齐交换地方，郈民不肯，围攻侯犯。侯犯惧而奔齐。

如上所述，家臣（陪臣）就是贵族管家，即使不是奴隶，也出身低贱，如南遗、南蒯以及阳虎当都不是贵族。因此，家臣的叛乱说明，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封建制已经日益解体，从而发生政权的下降和转移。当时孔子作鲁司寇，他是主张“张公室”（扩大公室）的。在私家反抗公室时，他是站在公室方面反对私家的。当家臣们起来反抗私家时，他又是反对家臣的。因此，他曾经提出“堕三都”的政治口号。三家起初为了镇压家臣叛乱，也同意了。但是三都真的毁坏了，三家就失去了根据地，所以三家后来又都改变了主意，因此堕三都的计划终于失败，未曾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