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民系的历史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14浏览:4收藏

广府民系的历史,第1张

要了解广府文化,先要弄清广府民系。了解了广府民系,则粤方言的形成与覆盖的理据就不难明白了。

有两个古岭南的战斗故事,可助我们了解广府民系分布地区古代社会的变化。一个是秦军统帅屠睢(sui) 死于南越族人的游击战中,另一个是赵佗为完成南越国统一大业而巧设美男计。 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了早期古人(马坝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为统帅,率领50万大军兵分五路,向五岭之南进军。其中一军驻扎在余干(今江西余干),一军扼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守镡城之岭(今广西桂北越城岭),一军占据九疑要塞(今湖南宁远境内),还有一军“处番禺之都”(今都庞岭附近,属连县)”(“处番禺之都”之意争论不休,今从“五百里为都”之意。参见《广州文博》l993~1995集刊李龙章《番禺城始建年代及相关问题探讨》。在强大的秦军进攻下,力量分散的百越各小国只好退出部落聚居地,躲入密林深谷之中打游击。屠睢攻占番禺后,急于推行暴秦的各项制度,以为可以压服越族人。但是越族人,不肯屈服于秦军的暴力,同心驱逐外敌,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善于水战与爬山设伏的长处,白天隐伏于山林之中,晚上四出偷袭中的西瓯族人还发动了一次大攻击,杀得秦军尸横遍野,并击毙其统帅屠睢。这故事显示了岭南原住人的刚强善战与不屈服于暴力的本根文化。

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的陈恭尹有诗句云,“五岭水浮天。”(《九日登镇海楼》),可借来形容古越族人所处的地理环境。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还是百越族的世界,广东的青铜时代始于商末西周,但广东当代出土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文物仅有5件,不过,出土的战国时期青铜器却达1000多件,其中,不少还是本地铸造的。由此可见战国时岭南百越族的生产力已有一定的发展。

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便与中原商、周王朝有了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

先秦时,岭南的番禺、肇庆、罗定、清远、四会、广宁、揭阳等地,已有越族的“小国”,如称为番禺、缚娄,阳禺等市镇型小国。这些“小国”是部落联盟发展的结果,虽然并没有在岭南建起一个统一国家政权,但已是贸易商品的最初集散地。

岭北楚国商人也常来此贸易,出现语言交流现象,因此成熟后的粤语也还带有一些楚音。那时,番禺的珠玑、翡翠、犀角、象牙等名贵商品,已扬名中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既想扩大领土,也垂涎番禺的名贵商品,遂出兵岭南。

屠睢身亡后,秦军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百越族人也奈何不得强大的秦军,双方僵持不下,形成“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弯”之势。 起初岭北到岭南的交通不畅,影响着秦军的给养。后来,秦将监禄(一说监为官衔,名史禄)率工兵在海阳山开凿一条水道,连通了湘江与漓江,民间称为秦凿渠,也称零渠(唐代时改称灵渠)。于是,粮草可以从岭北水运至岭南,解决了秦军给养问题,使秦军得以打持久战。

后来,秦始皇派任嚣为统帅,率领赵佗等将领,出动楼船沿秦凿渠南攻百越。水军参战,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加上任嚣、赵佗步步为营的同时,善于安抚越族人,恩威并用之下,终于逐渐平定了越族的反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其中的南海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南海尉任嚣在郡治番禺筑城,世称任嚣城,这就是广州建城之始。

任嚣、赵佗率军南下之时,秦皇已命一批游民。商人随军移民;统一岭南后,秦守军号称50万;设南海郡;秦二世元年(前209),赵佗上书皇帝,奏请拨3万名无夫家的女性来南海郡为士卒补衣和照顾生活,秦二世拨给15万名女性,这一系列举措,使南海郡的“中县人”(汉族人)大大增加。他们带来了中原文化,也带来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更加促进了南海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任嚣、赵佗采取民族和睦政策,使汉、越民族融洽相处。由于族群交流的需要,原住民语言逐渐吸收古汉语,出现雏型粤语。

任嚣任南海尉时,赵佗任龙川令。他们经营南海郡数年后,中原反抗暴秦苛政的义军四起。任嚣看到秦失人心、早晚覆灭的形势,也看到岭南有拥兵自重的有利地势,便萌发割据之心。无奈病魔不许他再称雄,他只好把希望寄托到心腹将领赵佗身上。任嚣病危之际,委托赵佗代理南海尉一职,并把割据岭南的计划告诉他,希望他不要错过机会,赵佗欣然受命。

赵佗(一些古籍写作赵他)原籍巨鹿郡东垣县(今河北真定),他不但有治军之才,也有治政之才。任嚣逝世后,他首先令横浦、阳山、湟溪等五岭关隘的守军塞绝通岭北的通道,以防北兵南来。接着,清洗不听号令的秦朝官吏,安插亲信担任重要职务,为称王立国奠定基础。公元前206年,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暴秦终于退下历史舞台。次年,赵佗发兵进攻桂林、象两郡,赵佗巧设美男计的传说,说明他进攻时发生过激烈的对抗。 那时,骆越国之主“后蜀王子”自称“安阳王”,手下有一位“神人”辅佐。传说这位神人名皋通,制作了一张神弩,一发能杀300人!这种神奇武器令赵军连吃败仗,于是赵佗暗派太子始潜入安阳王宫。由于太子始生得一表人才,又能言善辩,遂使安阳王之女媚珠芳心大悦。为了讨太子始的欢心,媚珠竟盗出神弩,交给太子始毁掉,赵侬遂得击溃安阳王。这个传说不能说绝对真实,但也说明了赵佗平定岭南并非轻而易举。

赵佗通过武力进攻与拉拢雒越族各首领等计,终于使大多数雒越族各部落归心。他又把象郡分为交趾、九真二郡,任用友好的雒越人首领为长官,把原来的岭南三郡牢牢控制于掌中。从此,岭南出现安定的局面。公元前204年左右,赵佗自称南越王,建南越国,在国都番禺扩建任嚣城,史称赵佗城或越城。1997年,在广州中山四路原市文化局的地下揭出南越国御苑遗址,震动国内外。专家们推测,南越国宫苑的中心在今广州儿童公园范围内。 南越国初创时,其统治范围是:北界西起今广西三江、龙胜县南境,经兴安严关、恭城、贺县,历广东连山、阳山、乐昌、南雄等县一段,再折向南经连平、和平、蕉岭;东界从福建永定、平和、漳浦等地到达南海;西界为今广西环江、河池、东兰、巴马、百色、德保,与夜郎、句町等国接壤;南界到今越南中部长山山脉以东及大岭一线以北。国都番禺处于东、西、北三江交汇之处,航运已有一定发展,成为犀、象,毒冒,珠玑、果布等商品云集的都会,引来不少客商,语言交流增加,促使雏型粤语进一步变化。

由于越族人多,中县人居于南越国也只得入乡随俗。赵佗对越俗的态度是“良则从之,恶则禁之”。汉高祖为与赵佗结好,派陆贾南来作说客,赵佗接见他时穿越俗服装,束发插椎。席地交股而坐。赵佗除了带头与越俗同化外,还大力提倡汉越通婚,赵家与越族名门吕家结为秦晋之好,融洽了汉越关系。他还推广中原的语言文字,使华夏文化在国中占了重要地位,越族语言因而更加与夏语融合,雏型粤语得以进一步发展。

后来,对中县人有较强抗拒心理的部分越族人向西江流域或西南方的茂名、徐闻、合浦,乃至广西迁移,使粤语地域有所扩大。 赵佗推行友好睦邻的政策,对汉朝,只有几年关系不好,其他时间皆友好往来。赵佗于公元前196年臣服于汉朝,使汉越贸易合法化,中原地区获得南越国的特产,南越国也得到中原提供的农业生产必需品,如铁器工具及马、牛、羊等牲畜。后来吕后执政时,歧视南越,断绝供给南越生产必需品。赵佗一怒之下于吕后五年(前183)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吕后便派兵攻打南越,却攻不进岭南。吕后死后,汉文帝再派陆贾南来,与赵佗尽欢而别,陆贾还朝时,赵佗进贡了一批珍品给汉文帝。托陆贾带回的赵佗《报文帝书》是见于典籍最早的岭南文学作品,此后,岭南与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再次增强,使岭南的经济顺利发展。

赵佗活了一百余岁,南越国历五主,到汉元鼎六年(前111年),终为汉朝所灭。汉灭南越国后,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九真、交趾、日南、珠崖、儋耳等9郡。元封五年(前:106年),设交趾部统辖上述9郡,交趾部的治所设于广信(广信,是古代两汉时期的交州首府,位于现今广西梧州、贺州与广东封开一带,即西江与贺江交汇一带。)。史家认为,广信之名寓“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之意。广信位于岭南腹心之地,地处漓江、贺江、西江交汇之口,扼水陆要冲,故为汉代所重视。此后,广信作为岭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发展了300余年,其对粤语的发展是颇有影响的。 晋代,大批中原人南迁岭南,也把中原的汉语带到岭南。至唐代,有诗人咏道:

北人避胡多在南,

南人至今能晋语。 唐代,商业的交流在番禺一带更盛,还有官员被贬到岭南,皆使粤语吸收了不少中原语音。与此同时,粤语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更规范化与书面化,形成比较独立的语言体系。

今日的粤语还保留着较多中古时代的汉语语音,且看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朗读此诗,广州话比普通话更押韵。因为,深、心、金、簪这四字粤语音同韵,而普通话现代语音中却不同韵。另外,“家书抵万金”的“抵”字,广州人一读已知是“值得”之意,但北方人一般不理解。这是因为粤语保留了部分中古音与古词汇。粤语还保留了古四声,故广州人学起近体诗声韵时也较容易掌握。

唐末宋初,粤语在构词、语法、读音等方面,也都成熟起来,整体上也已经十分接近唐朝古语。其语音、词汇,大体已奠定了现代粤语的基础。唐朝灭亡至南宋灭亡,燕云十六州沦陷达四百年之久,这一时期数量庞大的中原汉人源源不断经珠玑巷南下珠江三角洲,这是最后一次拉近粤语和中原汉语差别的时期。唐宋时期可被视为粤语的定型时期,因此现代粤语仍能对应宋朝《广韵》的发音,但难以对应元朝或以后的古汉语发音。到了南宋,粤语已与北方汉语语音相距甚远了,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成了粤语流通区域的主体。元代,虽有大批随宋末小朝廷南下的官民留居广州地区,带来不少北方语言,但己产生不了多少作用,明代,粤语已与现代粤语大体相同,清至民国,由于与外国人交往增多,粤语中也吸收了一些外来语。随着广府人出国及迁居港澳者增多,粤语的影响更加扩大。

广府民系的“广府”怎样解释?这是因为唐代对广州一带已有“广府”之称,而明清更有以广州为治所的广州府,广州府人简称广府人。广府民系的人口组合是怎样的呢?学者认为,岭南三大民系——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客家民系,其人口组合大致在宋元之际形成,虽同属岭南汉族居民,但也有不同的文化特征。 珠玑巷移民,可以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指珠玑巷本身及附近居民的迁徙;广义则泛指经由珠玑巷迁徙,包括取道珠玑迁徙者和狭义的珠玑巷移民。珠玑巷的居民,又可分入迁和出徙两种。入迁,是又外地迁入珠玑巷及附近地区,出徙则指离开珠玑巷迁入别的地区。

一、自周末至宋代珠玑移民的入迁过程,指出珠玑巷居民的主要来源是岭北移民。

二、宋代珠玑巷移民的南迁史实。指出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官府逼迫、自然灾害、社会动乱和宋元之际的战争。南迁的移民主要是珠玑巷和南雄盆地的居民,珠玑巷是南迁移民真正的故乡,而并非象一些论著所说的“中转站”,或“仅仅路过而已”。  三、真正的珠玑巷移民,应该自唐代有了珠玑巷以后才开始,而大规模的珠玑居民南迁,则在宋代才开始。有宋一代,珠玑巷一带环境优越,经济发达,吸引南北居民来归。只是因为动乱与战争,才产生了被迫的迁徙。因为处在交通要道上,兵家必争之地,每逢战乱,必定造成迁徙,而稍为长期的战乱,就可以造成较大规模的移民。所以有宋一代曾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到宋元之交,则几乎全体居民倾巢南下。交通要道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交通要道又战乱频仍,这就是珠玑巷人的幸与不幸了。珠玑巷的兴旺,由于交通;珠玑巷的一度式微也因为交通。

唐、宋末年,中原内地战乱频仍,不少氏族为避战祸和自然灾害,纷纷经江西南安( 大余) 越梅岭南来。在古时,岭南地区为烟瘴之地和官宦贬谪之所。这些先民在兵荒马乱中,扶老携幼,历尽艰险,来到南雄珠玑巷。他们不熟悉岭南各种情况,不敢贸然再南下,只好在此安顿下来,重新创业。居住数年或数十年,他们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气候和生活习惯之后,才逐步南迁珠江三角洲。故那里的许多名人望族,都把珠玑巷称为“七百年前桑梓乡”。

《广东通志》载:“相传广州诸旺族俱发源于此(珠玑巷)”。据中山黄慈博先生遗稿《珠玑巷民族南迁记》所载,有家谱族谱可查,先后在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有76姓、166族。又据《南雄珠玑巷人南迁氏族谱·志选集》(南雄县政协文史资研究委员会,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筹委会合编)所载,还有27姓,31族,合计为103姓,197族。

山由族是越南54民族之一,语言为粤语,山由族主要分布在越南北方山区。

山由人是明朝末年开始从中国广东迁入越南的,他们说粤语,写汉子,曾是瑶族的一支。

广府人下百越的时候和土著俚僚侗壮瑶等民族融合,形成现在粤语文化。

广府和现在越南山由族是同宗同源,血脉相连。

越南的山由族就是中国的山区瑶族,越南的山由族是明朝中国迁移过去的。

在广东瑶族人都讲粤语,也是广府话,广东粤北连山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的瑶族人都讲粤语,粤北瑶族人被称山瑶,粤西还有平瑶也叫平原瑶,除了少部分在广西,大部分都成为广府人了,广府人长相就知道,他们同宗,广东珠三角各市县志记载里的原土著人白话徭人,深圳,中山,江门都有这人群出现,后来竟然消失了,

后来真相大白,这些徭人在近千年和百越俚人畲族人,少数民族大融合定居珠三角,讲粤语白话,近年来有人提出民系就叫广府民系,也是广府人这叫法就是这几年才有。

山由族,自称山瑶,是越南54个民族之一。人口若12万,主要分布在越南北方太原、永福、广宁等省山区,操山由话(过去学者记录山由族使用粤语方言,但实际属于客家话但受粤语影响很深的一种方言)。从山由族传说和家谱得知,十七世纪初叶从广东龙川县、博罗县、归善县(上述县均为畲客区)畲人村迁入越南。

我是土生土长广州西关人,我到过越南 旅游 ,听过他们说话,我告诉你:一句都没听懂。

和广府话什么关系都没有,因为只要是广州白话音,他们不会住在农村更不会住在山里,不论什么地方他们都住在城里,所以称广府话,

越南的山由族和广府是同宗同源,

只是越南白眼狼不认祖归宗,在以前越南的山由人还会来广府走亲戚,胡志明的去中国文化,使现代的越南人不认识中国字,胡志明死后越南白眼狼与中国兵戎相见,使越南的山由人没再与广府的亲戚来往。烤乳猪广府,越南都是各具特色,刀耕火种时这些獠人的特色菜传承到现在实属不易。

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称为一个民族。

客家人不是少数民族,只是汉族的一个支系。

因为本人生活在广东,以下就以广东的客家人为例:

在语言文字方面:客家人所写的字是简体中文字,这点不用质疑;他们所说的话是客家话,客家话是一种方言,现在的客家话受到白话(粤语)的影响,与普通话已经差距比较大,但它仍然是一种方言,汉语的一个支系。

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客家人确实是有着独到的饮食、文化和生活习惯,但是这些和其他例如广东的广府人、潮汕人等没有太大区别,不能算是一个独立的体系。。至少在广东,目前的客家人和广府人、潮汕人在生活习惯方面差别不大,联系比较频繁。

客家人没有独到的民族服装,和广府人、潮汕人服装无异。

按照2005年的数据,我国大陆客家人人口总数为551283万人,不能算是“少数”民族。

而且,客家人具有汉族的所有特征,光靠独到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说是一个新的“民族”,实在有些牵强。

其次,我们所说的“客家人”、“广府人”、“潮汕人”等,这些都不是民族概念,都只是文化上的概念,都不能算是独立于汉族以外的“民族”

客家人的迁徙线路(1)客家人的起源地——赣州(江西) 为什么很多人都在迁徙? 等待迁徙者的命运会是什么? 迁徙的过程是否可以少一些痛苦和恐慌? 客家人,像过去迁徙到外地的上海人一样,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以自己的文化为荣,拒绝认同当地的文化。客家人有数千多万人,其中有数百万人居住在海外。人们只关注几个近代杰出的客家人(孙中山、李光耀、李登辉等),很少人关注多数贫穷的客家人,他们这些草根,祖祖辈辈栖息在南部山区中,需要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来源于何处?他们将走向何方?这一直是一个谜,是我从书本上无法揭开的谜,所以,我这次选择了向南行走,沿着客家人的迁徙线路行走,试图进行一次关于客家人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因为,我想知道现代人的迁徙与客家人有什么不同?怎么样才能找到迁徙者内心的安宁?能不能从客家人的迁徙中获得一些启示? 客家人的形成,主要跟宋朝相关,特别是宋元交替的年代,中原人因为战乱而向南迁徙。为什么向南迁徙呢?这是地理因素和民族因素造成的。中国的东面是海洋,西面是雪山高原,北面是具有征服性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是三面受阻,向南迁徙是唯一的选择;进一步而言,可以说是祸起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地带缺水,农业文明无法向草原蔓延,游牧部落先后几次形成征服性很强的少数民族,然后就屡屡侵犯中原。为了抵御这种入侵,在南北对抗中取得优势,汉民族就要强调增加人口和保持江山一统。然而,总是有昏庸的皇帝导致国力衰退,造成军事不振,领土被侵占,甚至是江山易手。宋王朝的实力不济,举国尚文不尚武,皇帝被掳为人质,中原人不堪异族的欺凌和折磨,不得不开始了南迁的高潮,借助水运从河南和淮河流域跨越长江,继而沿赣江南下,与故土渐行渐远…… 中原人从东晋时期就开始了这种群体迁徙,世上很少有哪一个民族是这么群体被迫迁徙的(实际上成了不能回归家乡故土的难民),这是一番如何的景象?背后总是战火轰隆,哀鸿遍野,原有的宗族社会变得七零八散,人们在混乱中拖家带口到一个陌生的荒蛮土地,寻找一生或者几代人的安宁。走入赣州地带,可以了解到东南部山区是一个天然的屏障;而湖南容易受到水路攻击,西南是云贵高原山区,不能发展农业文明。相比之下,赣州以南属于丘陵山区,水系发达,可以把沿河两岸的荒蛮之地开发出少量耕地。这样,中原人相继在战乱期间涌入赣州。我跟一位赣州的博物馆长交谈过,客家人在赣州停留一段时间,人多了,就要寻找新的迁徙地,分两条水路走,一条水路是章江,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的是“广府人”;一条水路是贡江,翻过石壁进入福建的是“客家人”;后来客家人从福建延汀江和韩江南下进入广东。从此,这些迁徙者在荒蛮的他乡为客,他们很难预测未来的凶吉祸福,魂牵梦绕故土的一景一物,远离了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北回望氏族曾拥有的辉煌,保留着传统的中原文化,形成“耕读相传”的习惯,希望能通过科举再度逐鹿中原…… 来到赣州城,当地人就跟我说,赣州的“赣”字就是由章江的“章”和贡江的“贡”字组合而成,江西也俗称为“赣”。赣州有很多客家人,包括相邻的吉安。但是赣州市内讲“官话”为主,出了市区,农民多数是讲客家话。有人说客家人保留着东晋时期的文化,客家话也带着东晋时期的语音,我还来不及推敲其中真伪。我主要是关注客家人的生存和命运,迁徙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也是痛苦的过程,在迁徙的痛苦中创造了一线生机。一方面,他们按照姓氏重新凝聚起来、集合力量,要与占据南岭的蛮寮(估计是瑶族、畲族为主,过去称为百越)互相搏杀,求得一个立足之地;另一方面,他们要开垦土地,为了养活一家大小。而且,山区上“人多地少”,还要自觉地继续迁徙。随着斗转星移,客家人走出了一条典型的迁徙路线——起源于赣州、发展于汀州(福建)、繁荣于梅州(广东)、出洋于潮州(广东),这是一条何等漫长的迁徙线路,凝集了迁徙者的多少艰辛,顽强地探索客家人的出路……此外,有一支系从福建(或广东)向西迁往四川和广西,也有一部分客家人回迁到赣州,在赣州形成了“新、老客家人”等两个群体;我打听到,赣州的很多地方乡镇,整个镇都是一个姓氏。 赣州城在宋代达到辉煌的顶端,可能跟中原人迁徙带来的农业文明和文化思想有关,还有,当时这个地方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所以,赣州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宋城”。我比较喜欢逛赣州的老街道“灶儿巷”,还有规模很大的文庙,以及老城墙等。这些景观都可以说明赣州的人文历史深厚,让人流连忘返。还有,唐代时期李世民的皇族子孙李渤担任过赣州刺史,在“郁孤台”留下名句: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登上郁孤台,可以瞭望到章江和贡江交汇成赣江,自南向北流去。郁孤台还有一位宋代名人辛弃疾的雕像,当年,因为怀才不遇而被流放到赣州,他的境遇完全像是郁孤台这副对联的现实写照。不过,这里的很多老房子都被拆了,希望多保留古城的风貌;如果没有历史建筑,还算是什么历史文化古城? 我还走访了一个叫李老山的村子,这里有一个渤公祠,相传李渤在赣州做刺史时,留下的一支后裔在这里居住;李渤晚年迁往九江的庐山,创办了白鹿书院,成为天下第一书院;据了解,这种重视读书的风气在江西一直很浓厚,大大小小的书院在荒蛮山区中遍地开花,真是很难得,那些众多科考无名的读书人传承了中原文化。可眼前的现实景象却是让人叹息,现在的李老山人口多了,因为土地有限,人均不到四分田;因为收成太低,农民不种粮食,只好以改种蔬菜为主;村子的年轻人都到外地打工去了,只剩下老幼残余在家。我在一对老夫妇家庭小坐一会,他们居住在老房子里,眼神很呆滞,家境很清贫。谁来关心他们的未来呢?“雷声大、雨点小”的新农村政策不能对农村产生什么改变;虽然京九铁路横穿客家人的居住地带,以为会带来什么新希望,可是,客家人迁徙的脚步却终止了,迁徙的文化走了,简直太糟糕。本来,农民的半截身体已经埋在土地上了,现在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捆绑在土地上,等于是给农民加上了一条铁链,农民已经完全成了土地的奴隶,不能再迁徙,因迁徙而形成的“客家文化”也等于断脉了;人口继续膨胀,人多低少的矛盾将更严重,这些山区农民的活路和出路在哪里?如果这样下去,可以断言,100年后农民也没有脱贫的机会…… 我意识到,关于客家人的迁徙历史,是无数草根的客家人所创造的,其社会、经济和心态等都有待深化认识,我将沿着一条典型的客家人“地理迁徙线路”继续走下去,下一站是福建的龙岩市,过去的汀州。 -------------------------------------------------------------------------------------------------------------- (2)客家人的发展地——汀州(福建 龙岩) 我从江西赣州转移到福建龙岩,只能选择汽车客运工具,经过瑞金市就进入福建了,一路上都是山区公路,经常是沿着河边行驶。我选择到福建上杭县,因为这里有一个李氏大宗祠,据说从这个李氏入闽始祖(火德公),自宋朝以来衍生的李氏子孙有3000万人;其迁徙线路也正是翻越石壁到达福建宁化的,后来向南迁徙到上杭县开基立业。现在,每年来上杭李氏大宗祠寻根问祖的海外李氏宗亲络绎不绝。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本人是客家人,也是火德始祖的后裔,自幼听说过福建李氏宗祠及乡土故事,所以,近乡情更怯。一般人都是来寻根祭祖,我来寻找什么呢?我想,我不仅是寻根祭祖,更重要的是在寻找迁徙文化。南方的农村为什么盛行修宗祠?海外为什么那么多宗亲会组织?这里面有什么原因?我一直未得其解。这次深入了解之后才明白,原来,客家人来到这些荒蛮之地,应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土地,而是抢占土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姓氏和宗祠为凝聚力,通过“多生育和姓氏认同”快速积聚人口,形成一个宗亲社会团体,才能形成对外抗争的力量;他们不仅要对付蛮寮(或者叫原著民)的袭击,对付匪患的袭击,也有客家人不同姓氏团体之间对土地和水源的互相争夺。也就是说,没有人游离在宗亲团体之外能在异乡生存下来。因此,南迁的客家人实际上保持了中原宗族社会的特征,内部有宗法管理,也有团结互助。但是,这种宗族社会不同于东晋时期的士族社会,而是庶民社会。为了迎合加官进爵世袭制的封建社会传统,他们在修族谱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的姓氏根源往早期同姓氏的朝廷大官上靠,自我说明是士族出身,这种做法可以简称为“靠谱”,其根本是为了庶民社会中的优秀分子追求“入士为官”的出路,所以客家人形成了“耕读相传”的传统。难怪,我不愿在官场上混日子,我的家人一直为此遗憾,过去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家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我对自己的客家人文化不了解。 到了上杭县,一个闽西山区小县城,我打听稔田镇官田村在哪里?这是李氏大宗祠的所在地。沿着乡镇公路走了四十多公里,我终于在夜幕降临之前赶到了李氏大宗祠;远远望去,像是一个城堡,背面是圆形的围屋式结构,前面是方形“殿堂式”结构,内有“三进院落的深度”。大门属于福建石雕艺术,有一副“丞相将军府、忠臣孝子门”的对联,当年建造这个大宗祠花费了两万银元;据说,这就是客家人的“围龙屋”。宗祠旁边正在修建新的配套建筑,宗祠的办公楼和客人休息的别墅,都是用宗祠后人的捐献款修建。当晚,我就住在新修建的别墅里,由于没有空调,感到异常闷热,很早就醒来了。黑暗中,我思考着先祖迁徙和立业的艰难情景,以前的这个地方一定比现在更荒凉,兵荒马乱的年代,谁会管这些草民呢?一切都要靠自己了,他们的内心一定比现在更黑暗、更恐慌……一定经历过绝路求生的时候,一定有不屈的抗争精神,经历血与火的洗礼,他们有的倒下了,有的伤痕累累,但是他们一定是顽强地挺立着,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想些什么?我想起了日前熟悉的一首诗:“请,免我惊!免我苦!免我四下流离!免我无枝可依!”仿佛成为我向先祖和众神的祈祷,也许,这是所有客家人的祈祷。此刻,一阵心酸涌上心头,一行热泪不禁滑落在脸庞;因为,在新的迁徙潮中,我也变成了身在异乡的异客,也在苦苦寻找如何融入社会,寻找如何求得内心的安宁。 还有,我对客家围屋的兴趣很浓,在赣州错过了机会,到了福建,我再次错过机会。我从上杭转移到永定县,这里是客家围数量屋最多和最典型的地方,可是,我只在永定县住一个晚上,到永定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想在第二天赶到广东梅州去,而永定只有早上一班车去梅州。只好打电话给旅游局,拿到一些资料回来看。不过,我大概认为围屋是宗族社会和建筑模式的互相融合,其建筑特色像是西北那种夯土长城的围合,能防范土匪的袭击,说明这一带山区的人口比较少,匪患特别严重,客家人能生存下来很不容易,围屋保障了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也强化了宗族社会的特征,这种宗族社会内部的小家庭和大宗族互相融合,有利于竞争发展。后世认为客家围屋是全国六大特色“民居”之一,赞誉为客家人的艺术杰作,那是后话了。有机会我一定再去看看围屋,弥补这次的遗憾。(听说,永定县就是李登辉的祖居地,他的祖辈从福建迁往台湾,从民族和文化根源上说,他不应该搞分裂祖国的行为,虽然,中国政治上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复杂) 也许,围屋、农耕文明和宗族社会是客家人顽强扎下根来的根本,而向往士族社会和科考中举是他们养成读书风气的原因,读书、科考和做官属于提升家族地位的中原文化。可以说,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客家人自我觉悟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文化融合,锤炼成为能文能武、耕读相传、农商结合的优秀族群——“一个自强不息的族群”。这样,客家人依靠这种文化融合,有了自己的文化内核,才有了后续的繁荣发展。后来,沿着汀江、韩江和东江顺流而下,客家人开辟出一条生存地带,把赣州、汀州、梅州和潮州(包括惠州)连成一片客家居住区,进入繁荣时期,继而扩散代内地和海外……在一路的行走中,我想进一步追问:客家人的文化内核是什么?这种文化是不是在继续发展?我还不完全认识自己的族群,也没有完全认识自己。过去,自己曾抱怨过条件和环境不好;直到今天我才明白,客家人是不抱怨环境的,他们不畏困难、主动竞争,可以浓缩为四个字——自强不息。 -------------------------------------------------------------------------------------------------------------- 客家人的繁荣地——梅州(广东) 梅州,全市都是客家人,名闻海内外,所以,梅州又叫“世界客都”。这里是我真正的故乡,虽然是上溯近十代人以前的故乡,还是感觉分外亲切,到处是说客家话的人。我试探过,这里连开三轮车的人也是那么勤勤恳恳,介绍我去一家酒店,价钱和卫生条件都令我满意,还帮我把行李箱送到客房。 客家人在福建汀州立稳根基之后,顺着汀江和韩江而下,占据了大片丘陵山区,在共同的区域内,各种姓氏迁徙而来的中原人实现了对客家文化的认同。于是,在广东形成了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州)人等三大族群的三足鼎立之势。梅州还后来居上,列入广东的四大文化名城,梅州的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以致广东的很多大学都是满嘴客家话口音的教授,高中老师也是遍布省内外。为什么读书的风气如此之盛,究其原因,也许饱尝过在荒蛮之地生存的艰难,希望向上抬升自己的生活地位;也许客家人度过了迁徙时期的艰难,生活安稳下来了,家庭有了人才投资的能力。而且,宗族社会有一些公产,建设起地方乡村书院,梅州人还有不惜卖掉耕牛培育读书人的习惯。 生活的安定也表现在饮食上,形成了客家菜。到了梅州,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客家菜,比如“盐掬鸡、梅菜扣肉、鱼片豆腐”,很多菜都是偏咸,我想,是不是源于中原人口味一样重,还有一种说法是在炎热的山区劳动出汗很多,需要补充盐份。这些菜不是什么宫廷菜,而是就地取材的庶民菜,渐渐形成了客家菜系列,也叫东江菜(广东的东江,客家人居住区)。同样的变化也体现在建筑上,房屋建造也从夯土墙转向砖木式,梅州这边的围屋(土楼)比较少,房子的样式很多,围龙屋是一大特色,多数是砖木结构的“殿堂式”房子,也有一些华侨建造的中西合璧房子,反映出梅州侨乡的特色。 近代,客家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也出现了,大埔县是一个将军县,国民党时期出过108位将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时候,客家人的物产丰富,出现了特色产业,顺着韩江而下到潮州出海口岸,大量向南洋出口;这种出口贸易带来了走向世界的机遇,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大批客家人乘船到南洋去,开启了他们的海上迁徙道路。在大埔县,有一个李光耀祖居地,是李光耀的曾祖父在南洋发迹之后回来兴建的,房子不算很大,正门上有一个“中翰第”的名字,我亲自去走访过。李光耀父子先后担任新加坡总理,他们都没有回来过大埔,据说只有李光耀的堂兄回来过。客家人崇尚读书也结下硕果累累,在近代人才辈出的现象是很显著的,如孙中山、李光耀、叶剑英等都是读书成才的,文官武官都有,还有很多科学家。民国时期全国著名大学的大学生多数是广东人和江苏人,其中广东客家人可以说是一支生力军。 从客家人的起源、发展和繁荣来看,这是一个向上提升的过程。他们经历了要么生存、要么灭亡的关口,或者要么向上提升、要么向下沉沦。一个家庭、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又何况不是如此,我们国家在进行这个那个试验,还算是赶上了一个改革发展时期,取得了一些成就,现在,也到了要么向上提升、要么向下沉沦的十字路口,因为农民的根本出路问题没有解决,也不被真正重视。如果时间向后推移20年,农民的人均土地下降到只有一分地,就养不活亿万农民了,难道要等到危机爆发才能产生民族自我醒悟吗?我所看到赣、汀、梅三地的农民已经陷入了有限耕地与人口增长的困境中,农村的土地责任承包制曾一度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但是,这个制度不但不能解决致富问题,可能还会出现从温饱走向饥饿的危险。到时候,农村变为非洲,城市变为欧洲,将不是一句笑话。也许上天还留给中国20年的时间实现农民的过渡和转型,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的梅州,地方政府似乎想向海外的华侨“套点钱”来建设城市,已经偏离了山区经济发展,偏离了属于草根的客家文化。尽管地方政府向外界宣称梅州是“世界客都”,但是他们不明白也不关心客家文化是活的文化。我们不希望政府把客家文化理解为“书本的或者是纪念馆的文化”,我真想说一声,客家文化没有死,他还有一点点气息,不要把这最后的一点气息都掐灭了……在梅州的街头,常看见梅州女人蹬三轮车,她们担起这种艰苦的活,风里来雨里去,体现了客家人吃苦耐劳的本性;然而,这种吃力地往前滚动的样子,也很让人揪心,客家人的命运在改革开放时期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梅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没有赶上来…… -------------------------------------------------------------------------------------------------------------- 客家人的出海口——潮州(广东) 一个潮起潮落的地方,连接韩江与东南大海,于是起名为潮州。潮州话属于闽南话,很难懂。过去,潮州属于汕头地区,流传过一个笑话,某人在汕头当兵三年,只学会一句潮州话“三条底裤(汕头地区)”。 我从梅州乘车去汕头,没有在汕头逗留,当晚转移到潮州,这是我此行的第四个目的地——客家人的出海口。侨居东南亚和美国的客家人很多,多数客家人都是从潮州出海的。在海外的唐人街(又称华埠),最流行的两种语言是广东话和客家话,其次才是潮州话和普通话。客家人为什么走向海外,除了他们的自觉迁徙外,还跟他们从农耕文明转向农商结合有关,特别是客家人的开垦能力是华人成功在海外立足的重要因素。在海外流行一种说法:客家人创造华埠,广府人繁荣华埠,潮州人占据华埠。客家人在潮州相邻的揭阳市(县级市)占据了一席之地,部分移居到潮州城的客家人,只能在语言上趋同(认同)潮州话,因为宋代的潮州官员多数来自福建,带来很多福建说闽南话的移民,使潮州变成闽南话为主的地方。而且,潮州话很难学,外地人几乎很难在潮州立足,也造成潮州的孤立。客家人除了把商品从韩江向外出口,或者移民海外,基本上不在潮州驻足停留。还有,顽强的客家人在左右夹击之下,顺着“东江”南下,从梅州延续到惠州(和深圳),与香港相连,又开辟了一条向外移民的途径,香港北部山区有很多客家人。 潮州的人文底蕴深厚和古城保护完好让人叹为观止,古城的存在也保持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一种活的潮州文化。因为,古城内有一条限制三层以上新建筑的规定,使房地产商望而却步,把新建设转移到新城区去了。潮州崇尚文化的风气很浓,文庙、开元寺、叩齿庵都很完好,佛教场所很多,开元寺建于唐朝,后来,佛教传奇人物六祖惠能的弟子大颠和尚还兴建了新的寺庙;可以说,潮州城的学风、佛风浓厚。潮州的小吃和功夫茶也是一绝,吃风喝风也很盛,包括潮州的风味食品在全国很多。最令人惊讶的是,潮州古城的临街房子都是商铺,反映出潮州人流行经商的特征,他们多数是卖食品和成衣,有两个不得不说的特色,就是卖佛教供奉商品和旧书店都很多。我在潮州买了不少旧书,如《河图洛书》、《中国佛教的十大人物》和《马语者》等,这是此行的一大收获。 虽然潮州人喜欢经商,但是,潮州的经济活力不是广东的****,这跟当地的经商文化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潮州人能吃苦,举家迁徙到各地去开小店,另一方面,潮州人敢于冒险,喜欢投机,插手各种倒买倒卖的行为。这些行为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显得有活力,随着商品丰富起来后,暴利商品越来越少,出现“成于投机也败于投机”的结局。还有就是造假和诚信问题严重,使得区域经济声誉下滑,很难再重新树立潮汕的商业信誉。连在潮州出生的香港巨富李嘉诚也不愿回来投资,他投巨资到深圳盐田码头,却不投资汕头码头,他捐助了汕头大学,许诺把汕头大学办成全国一流的大学,也愿意为洪水灾害提供数千万的捐助。但是,他对地方官员“套钱”和“浪费”的做法深恶痛绝,在那么多地方官员中,他喜欢过两个市长,一个是讲究清廉的,一个被排挤走了。我去北马路看过李嘉诚的故居,80年代重建过,现在属于他的亲戚居住,也不愿意再改变了。我发现,在潮州蹬三轮车的人,也是喜欢套着客人走,主动给你拉去什么景点,到时候就可以加收你的钱。因此,潮州人那种商业味的热诚语言,外地人需要多留心。 在文化多元地带,我想了解不同文化之间是否能和谐共生?广府人占据早年的沙地(如今的珠三角)、客家人占据丘陵山区,潮州人占据部分沿海区域。我到广州看到一个例子,看见广府人的珠三角工厂生产成衣,客家人在这些生产工厂打工,潮州人在市场卖成衣,显然,这已经形成一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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