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定之文言文翻译

刘定之，字主静，是永新县人。自幼聪明异常，父亲教他读书，每日背诵数千言。父亲见他好学，他的父亲禁止他写文章。一天，父亲偶然发现了他写的《祀灶文》，感到非常惊讶。

刘定之考中举人后，正统元年又考中会试第一，殿试也拿到了名次，皇帝封他做编修一职。刘定之为人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但又十分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一时。

皇帝曾经命他做《元宵诗》，内使太监却站在一边等候，刘定之据案伸纸，立刻写好百首七言绝句。又有一次，刘定之一天之内，起草了九个文告，笔不停书。有人问宋朝人的名字，他马上排列出世系相成的先后（其实就是家谱），一查族谱果然如此，人们对他的敏捷和博学感到叹服。

江西、湖广两地发生旱灾，但地方官员仍然照收百姓的赋税。刘定之上疏向皇帝进言：“现在国家粮库充足，储备厚实，而江西、湖广等地百姓因灾无收，张口待哺，还要照样交纳租赋，这不是皇帝怜爱百姓的本意，请圣主体恤下情”。皇帝被他的言辞所感动，立刻下旨停征课税。

扩展资料：

刘定之为人性情耿直，刚正不阿，但又十分谦恭勤勉，尤以文学之名享誉中外。他文思敏捷，知识宏博，雄浑瑰丽，变化莫测，虽机轴多出自三苏，而理道过之。其为诗含蓄蕴藉；而忧国忧民之心常流露于字里行间。明朝中叶，刘定之名闻天下，擅一代文宗，虽武夫悍卒，亦无不慕传。

一次，皇上命他做《元宵诗》，内侍太监站立一边等候，刘定之据案伸纸，立成七言绝句百首，令人折节叹服。又有一次，刘定之一天之内，起草了九个文诰，笔不停书。自他入内阁后，朝廷大作多出其手。

曾有人问他宋代大臣的名字，刘定之立马列出他们的世系先后，就像家族谱系一样，时人都佩服他的聪敏博学。

刘定之（1409年-1469年9月15日），字主静，号呆斋，江西永新人。明朝大臣、文学家。

正统元年（1436年）进士。历官编修、洗马、成化二年（1466年）入直文渊阁，进工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成化四年（1468年）迁礼部左侍郎。成化五年（1469年），刘定之去世，年六十一。追赠礼部尚书，谥号“文安‘。

刘定之学问渊博，善文工诗，著有《周易图释》、《否泰录》、《呆斋集》等。

刘定之与彭时、商辂之后又联名上疏说：“太后作配先帝，正位中宫，陛下尊她为太后，下诏宣示天下。先帝全夫妇之伦，陛下尽母子之爱，都得大义。现在太后梓宫应当合葬裕陵，她的神主应当附祭太庙，这是无可更改之礼。

近来听说要另择地埋葬太后，臣等实是心怀疑惧。我们私下以为陛下之所以迟疑，是因为考虑到当今皇太后万寿之后，应当与先帝同尊，因此担心二后并配先帝，不合祖宗之制。但考之古代，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附祭长陵。

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刘后仍附祭太庙。现在如果陵庙之制稍有不合适，则会有背前人之美，受后人讥笑。”吏部尚书李秉、礼部尚书姚夔等九十九位廷臣也同意钱太后与英宗合葬。宪宗仍担心违背周太后的意志，此后更发出为钱太后另择葬地的谕旨。

姚夔等两百余名朝臣一起伏在文华门哭请，宪宗下令群臣止哭退去，群臣叩头拒命，声言：“不得钱太后合葬旨意，绝不敢退下。”自巳时（上午九点至十一点）跪至申时（下午三点至五点）。宪宗与周太后无可奈何，这才听从了刘定之等人的建议。

2 《陈际泰传》文言文翻译

际泰，于是就通晓了《书经》的大意，陈际泰就把《诗经》带到了田地里，有时拿邻居家孩子的书，一天可以写二三十首诗，返回临川，非常勤敏，躲着人偷偷地诵读，不能够拜师读书，在舅家药笼中见到《诗经》，书的四角已经磨灭变得模模糊糊了，临川人，蹲在高的土山上吟咏《诗经》，自己根据文意去判断区分（哪个地方该有停顿），而且也没有划分句读，先后写的诗达到了万首，同艾南英等人凭借八股文而闻名天下，拿着就快速地跑了，很生气。

父亲看见了。读书人应试诗文的数量。

家里贫穷，于是终身都没有忘记。很久以后。

陈际泰写诗作文，没有比得上陈际泰的，又没有书籍。从表兄那里得到了一本《书经》，督促他到田地里去。

十岁，字大士。

3 钱缪传文言文翻译,急~

钱镠，是临安石鉴乡人。

唐僖宗在任时，平定了浙江的倭寇王仙芝，外拒黄巢，消灭了董昌，积累了许多功德，自然显现出来。梁开平年间，梁王封钱镠为吴越王。

有人怂恿钱镠拒绝梁王的任命，钱镠笑着说：“我怎么能失去一个孙仲谋呀！”于是接受了（梁王的）任命。这年，钱镠祭扫祖坟，邀请故老，各种乐器一齐吹响，荣耀遍布山谷。

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妇，拿着一壶泉水相迎与道路左边，钱镠急忙下车下拜。老妇抚摸他的背，叫着他的小名说：“钱婆留，我很高兴你长大成人了。”

原来钱镠出生的时候房间里充满了奇怪的光，他的父亲感到恐惧，想把他扔到溪里淹死。这位老妇苦苦相留，于是给他起名为婆留。

钱镠摆出牛和酒，来给乡人吃喝。钱镠起身劝酒，独自唱还乡歌来给宾客娱乐。

这时将要修筑宫殿，观测云气占卜的人说：“如果扩大原来的宫殿，（其益处）不过一百年；如果填平半个西湖，（其益处）可以有千年。”钱镠笑着说：“怎么会有千年而不出贤明的君主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让我的民众们受苦呢！”于是不再改造宫殿。

4 李常传 文言文翻译

李常传

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人。年青时在庐山白石僧舍读书。既登进士第，留下所抄书九千卷，给僧舍取名叫李氏山房。调任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发运使杨佐打算推荐他改官秩，李常推荐他的朋友刘琦，杨佐说：“世间没有此种风气很久了。”一起推荐他们。

熙宁初年，为秘阁校理。王安石与李常友好，以他为三司条例司检详官，改任右正言、知谏院。王安石立新法，李常参与讨论，不想青苗收取息钱，到这时，分条开列说：“三司条例司刚建立时，已导致中外议论。至于均输、青苗法，敛散取息，附会经义，人们又大为惊骇，无异于王莽琐碎离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王安石看到后，派亲信晓谕大意，李常不为此而停止。又说：“州县散常平钱，实际上不出本钱，勒索百姓出息钱。”神宗询问王安石，王安石请命令李常出具官吏主犯，李常认为这不符合谏官体制，落职校理，通判滑州。一年多后复职，任鄂州知州，移任湖、齐二州。齐州多盗贼，论报没有虚日。李常捉到狡黠的盗贼，刺为兵士，使其在部下，尽知盗贼聚居的地方，全部发屋破柱，拔掉他们的基根，半年间，杀七百人，奸恶无处藏身。移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元丰六年（1083），召为太常少卿，升任礼部侍郎。

哲宗即位，李常改任吏部侍郎，升户部尚书，有人怀疑他缺少才干气度，担心不能胜任，哲宗询问于司马光。司马光说“：使用李常主管国家财政，那么人们知道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敛可稍稍平息了。”李常入对，上书七事，叫崇廉耻，存乡举，别守宰，废贪赃，审疑狱，择儒师，修役法。当时役法差、免二科没有决定，李常认为“：法无新旧，方便百姓的就好；论无他我，可长久的就正确。现在如果百姓都出资，那么贫困的人难办；如果都出力，那么富裕的人难堪。各从其愿，那么可以长久。”于是折衷分条开列上呈。皇帝赦恩，免除市易逃欠不满二百缗的人，李常请求息钱超过二百缗也不收取。

被授予御史中丞，兼任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李常论取士，请分诗赋、经义为两科，以尽其所长。开始，黄河在小吴决口，议者打算从孙村口疏导黄河归还旧河道，到这时，工役兴起，李常说：“京东、河北饥饿困乏，不宜疏导黄河。”诏命解除工役。谏官刘安世以吴处厚交付蔡确诗中有毁谤朝政之处，因而极力攻击蔡确。李常上疏论以诗治罪蔡确，这不是用来敦厚风俗的办法。刘安世一同弹劾李常，移任兵部尚书，辞谢不就职，出任邓州知州。移任成都，在走到陕西途中，突然去世，终年六十四岁。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传》十卷，《元会计录》三十卷。

李常比孙觉大一岁，开始与孙觉齐名，都被吕公著赏识。他们的议论趣舍，大致多相同，所担任的最后官职也相同，二人死亡，先后只差一晚。

5 文言文《刘恕传》翻译

翻译：刘恕，字道原，筠州的人。刘恕做学问，从历数、地理、官职、族姓到前代官府的公文，都拿来仔细分析认真求证。刘恕为了得到书来读，即使跑几百里路也不怕远，亲自接近书，一边读一边摘抄，几乎废寝忘食。（一次，）和司马光一起游万安山，路旁有石碑，读上面的字，知道是五代的一位将军，人们不熟悉他的名字，刘恕能够说出他的生平事迹，回去后查验过去的史书，确实如刘恕所说。宋次道任亳州太守时，家里有很多藏书。刘恕绕道去他家里借阅。宋次道每天为他准备美食显示主人的礼节，刘恕说：“这不是我来你家的目的，还会耽误我的事情。”于是把这些礼节都去除了。刘恕独自一人关在书房里，白天黑夜诵读和抄写书籍。他在宋次道家住了十多天，看完了他家的书然后离开了。刘恕家里一向贫困，无法得到美食，但他一点也不随意向别人家索取钱财。从洛南回来，当时正是冬天，家里没有防寒的物品。司马光把衣服鞋袜以及旧的被褥送给他，他没有得到推辞的机会，勉强接受而告别，等到走到颍州，把物品包裹起来都还给了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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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文言文《王修传》翻译

原文：

王修字叔治，北海营陵人也。年七岁丧母。母以社日亡，来岁邻里社，修感念母，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年二十，游学南阳，止张奉舍。奉举家得疾病，无相视者，修亲隐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为以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孙氏素豪侠，人客数犯法。民有相劫者，贼入孙氏，吏不能执。修将吏民围之，孙氏拒守，吏民畏惮不敢近。修令吏民：“敢有不攻者与同罪。”孙氏惧，乃出贼。由是豪强慑服。举孝廉，修让邴原，融不听。时天下乱，遂不行。顷之，郡中有反者。修闻融有难，夜往奔融。贼初发，融谓左右曰：“能冒难来，唯王修耳！”官终而修至。复署功曹。时胶东多贼寇，复令修守胶东令。胶东人公沙卢宗强，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修独将数骑径入其门，斩卢兄弟，公沙氏惊愕莫敢动。修抚慰其余，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难，修虽休归在家，无不至。融常赖修以免。

袁谭在青州，辟修为治中从事，别驾刘献数毁短修。后献以事当死，修理之，得免。时人益以此多焉。袁绍又辟修除即墨令，后复为谭别驾。绍死，谭、尚有隙。尚攻谭，谭军败，修率吏民往救谭。谭喜曰：“成吾军者，王别驾也。”谭之败，刘询起兵漯阴，诸城皆应。谭叹息曰：“今举州背叛，岂孤之不德邪！”修曰：“东莱太守管统虽在海表，此人不反，必来。”后十余日，统果弃其妻子来赴谭，妻子为贼所杀，谭更以统为乐安太守。谭复欲攻尚，修谏曰：“兄弟还相攻击，是败亡之道也。”谭不悦，然知其忠节。后又问修：“计安出？”修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将斗而断其右手，而曰‘我必胜’，若是者可乎？夫弃兄弟而不亲，天下其谁亲之！属有谗人，固将交斗其间，以求一朝之利，愿明使君塞耳勿听也。若斩佞臣数人，复相亲睦，以御四方，可以

横行天下。”谭不听，遂与尚相攻击，请救于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谭又叛。太祖遂引军攻谭于南皮。修时运粮在乐安，闻谭急，将所领兵及诸从事数十人往赴谭。至高密，闻谭死，下马号哭曰：“无君焉归？”遂诣太祖，乞收葬谭尸。太祖欲观修意，默然不应。修复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敛谭尸，然后就戮，无所恨。”太祖嘉其义，听之。以修为督军粮，还乐安。谭之破，诸城皆服，唯管统以乐安不从命。太祖命取统首，修以统亡国之忠臣，因解其缚，使诣太祖。太祖悦而赦之。袁氏政宽，在职势者多畜聚。太祖破邺，籍没审配等家财物赀以万数。及破南皮，阅修家，谷不满十斛，有书数百卷。太祖叹曰：“士不妄有名。”乃礼辟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将，迁魏郡太守。为治，抑强扶弱，明赏罚，百姓称之。魏国既建，为大司农郎中令。太祖议行肉刑，修以为时未可行，太祖采其议。徙为奉常。其后严才反，与其徒属数十人攻掖门。修闻变，召车马

未至，便将官属步至宫门。太祖在铜爵台望见之，曰：“彼来者必王叔治也。”相国钟繇谓修：“旧，京城有变，九卿各居其府。”修曰：“食其禄，焉避其难？居府虽旧，非赴难之义。”顷之，病卒官。子忠，官至东莱太守、散骑常侍。初，修识高柔于弱冠，异王基于幼童，终皆远至，世称其知人。

译文：

7 郭忠孝传文言文全部翻译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逵之子。受《易》、《中庸》於程颐。少以父任补右班殿直，迁右侍禁。登进士第，换文资，授将作监主簿。年逾三十，不忍去亲侧，多仕於河南筦库间。宣和间，为河东路提擧。解梁、猗氏与河东接壤，盗贩盐者数百为群，岁起大狱，转相告引，抵罪者众。忠孝止治其首，馀悉宽贷。宰相王黼怒之，坐废格盐法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签书枢密院事郭逵的儿子。学习《易经》、《中庸》于程颐。少年时代因他父亲的职位而做了右班殿的值守官，后来提升为右侍禁。再后来，科举中进士，改为文职官员，被委任为主簿。当时郭忠孝已经三十多岁了，不愿意离开亲人，多在河南筦库一带当官。宣和年间，被河东路提拔重用。解梁，猗氏与河江想接壤，有偷贩私盐的几百人聚在一起。那一年大举查处，盐贩们相互告发，许多人都要被定罪。郭忠孝只是惩罚了盐贩的首领，其余的从犯都宽大处理。宰相王黼知道后很生气，以不执行朝廷的禁盐法而免官。）

靖康初，召为军器少监。入对，以和议为非是，力陈追击之策，谓：“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蓟兴兵，逾河朔，犯都城，其锋不可当，今锐气且衰，又顾子女玉帛之获，故议和以款我师。今诸道之师集矣，宜乘其惰击之，若不能击其归，他日安能御其来。”上命与宰相吴敏、枢密李纲议，忠孝复条上战守利害、士马分合之策十馀事。主和者众，卒不用其策。改永兴军路提点刑狱，措置保甲。初，议者请择保甲十万刺为义勇，分隶河朔诸郡。忠孝曰：“保甲岁久，死亡者众，择三万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骑兵之地，非保甲所宜。”上从之。忠孝亟走关陕，得胜兵三万，分隶十将，择一将统之。继遣兵趋泽、潞，听宣抚司节制。

（靖康初年，奉召任军器少监。入朝应对，认为和议是错误的，极力表达追击敌人的主张。说：“领兵的人最不该孤军深入到对方的地界中去，现在金兵从燕州、蓟州起兵，。。。

金人再犯京师，永兴帅范致虚率诸军繇淆、渑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东无守备，愿分兵走太行，扼其归路，彼必来战，城下之围可缓。”致虚以为然。檄河中守席益、冯翊守唐重与忠孝同出河东，为牵制之擧，大军尽出函谷。

忠孝独以蒲、解军三千至猗氏，遇金人，破之。逾绛州，破太平砦，斩首数百级。

攻平阳，入其郛。会大军失利淆、渑间，乃引还。

及金人犯永兴，兵寡，或劝忠孝以监司出巡，可以避祸。忠孝不答，与经略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壁，唐重主东壁。金人陈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敌不得前。已而攻陷城东南隅，忠孝与重及副总管杨宗闵、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尚、提擧军马武功大夫程迪俱死之。朝廷赠忠孝大中大夫。子雍，别有传。

（时间关系，先做这一段。如要全篇，请加QQ252089187）

8 文言文《韩彦直传》翻译

韩彦直，字子温。

绥德（今陕西绥德）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于12世纪。

他出生于将门，是民族英雄、抗金名将韩世忠与梁红玉之子，也是韩世忠的长子。受家庭的影响，少年时的韩彦直就具有强烈的忠君报国思想。

于绍兴十八年考中进士，随后在京城和地方上担任过各种官职。乾道二年出任户部郎官，总领淮东军马钱粮，政绩斐然；乾道七年，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严格训练军队。

在淳熙年间初期，他受命就任遣金使。淳熙五年，在知温州任上编撰《永嘉橘录》，为世界上第一部柑橘学专著。

晚年，韩彦直潜心学问，搜集宋以来的史事撰成《水心镜》一书，全书167卷。去世后，皇帝赠其爵位为蕲春郡公。

9 任涛传 文言文翻译

任涛，筠川人，很早就有擅长写文章的名声。乾符中（指唐僖宗的年号，唐僖宗在位6年），多次参加了科举考试，每次都差一点考上。李常侍骘（官名人名照原样翻译）视察江西，平时就听说了任涛的名声，把他的诗拿来看，诗中写道：“露抟沙鹤起，人卧钓船流。”很赞赏地说道：“任涛真是非同一般的人才，为什么不成就他的才华名声，我理应举荐他。”特别准许免除他在乡里的杂役，并仍然按照乡里规定优待他。当时市井之人相互议论着这件事，李骘宣布说：“江西境内，只要有作诗比得上任涛的，马上同意免除他的杂役，难道只有任涛一个人这样吗？”过了不久，任涛就死了，有出众才华却寿命不长，真正让人感到惋惜。他写的诗集一直流传到现在。

翻译如上，不知答到你的要求没有，谢谢！

　　卷七·论礼乐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瞻望。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太宗乃诏元晓等，不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逆者贬黜， 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第一等。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今崔、卢之属，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遂以崔干为第三等。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实亏名教。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称朕意焉。”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太宗闻而称善。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于共理哉。”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及成，太宗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太宗曰：“卿辈欲自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帝曰：“国家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人之修短，不在老幼。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为国家者，所宜深慎。”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之经史，舅诚为重。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渭阳》之诗。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从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或曰“同爨缌麻”。然则继父且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缘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郑仲虞则恩礼甚笃，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求侍养，永不可得。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况《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于礼度。”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太宗曰：“朕当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译文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春秋时，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我认为这样做很没有道理，应该改变。”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孔子是通达事理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上回礼。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理的做法。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仪规范去做。”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并根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族志》。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有的人才能见识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如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于是把崔干定为第三等。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行天下。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风俗衰败。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贵之家。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这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从今以后，让天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才符合我的心意。”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礼毕，公主自行退下。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此后，凡是有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的礼遇。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嘘寒问暖。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现在，我听说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身之地而己。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遇都低于三公。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如果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的规定。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国君对此应该审慎。”于是，唐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舅舅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有同属亲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就在同月，尚书八座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舅舅和姨妈，和母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重要。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秦穆公不忘晋国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这大概是古人对人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至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常言道：“如果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继父并非生父，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如年长的嫂子，她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子。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后汉，郑仲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于使嫂子重见光明。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敢进屋拜见嫂子。《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能够深明其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弟弟的妻子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帝王君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是与礼仪相违。”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合规范。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侈荒*和为妃嫔们谱写*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齐灭亡，也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乃是亡国之音啊。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是音乐造成的。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悲伤的。”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陛下先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和音乐。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本本写出来。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心不忍。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萧瑀道歉说：“这件事臣根本没有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