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儒家代表与儒家经典完结》百度网盘免费下载

xmvk     

儒家的代表人物除了孔孟两人，可以称之为代表人物的是程颢 、 程颐、董仲舒、朱熹、陆九渊（是陆九渊，不是其他答主的陆守仁）、王阳明（原名王守仁）。

程颢：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世居中山，后从开封徙河南（今河南洛阳）。北宋哲学家、教育家、诗人和北宋理学的奠基者。

程颐：北宋哲学家、教育家。人称伊川先生，洛阳(今属河南)人。和兄程颢同为理学的奠基人，世称“二程”。强调“穷理”之说。主张通过内心修养的方法来悟得天理，获得知识。又主张“去人欲，存天理”，为纲常名教辩护。他和程颢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挥，世称程朱学派。

董仲舒：西汉广川(河北景县广川镇大董故庄村)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和“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的主张为武帝所采纳，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影响长达二千多年。其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帝制神学体系。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陆九渊：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陆王心学的代表人物。因书斋名"存"，世称存斋先生。又因讲学于象山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学者常称其为"陆象山"。陆九渊为宋明两代"心学" 的开山之祖，与朱熹齐名，而见解多不合。主"心(我)即理"说，言"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

王阳明：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

在六个代表人物中，个人比较喜欢王阳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对我们的行为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最近也在xi ma la ya FM上学习关于王阳明学说，觉得有几个课程还不错，价钱也可以接受，有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啊，课程总归是比在各个地方拼凑的要系统一点

孙

一、来源有三

1、出自姬姓，为卫国国君康叔的后代。拒《元和姓篡》所载，周文王弟8子康叔为卫国国君，其九世孙叫惠孙，惠孙有个孙子乙，字伍仲，伍仲以祖父的字命氏，就是孙氏。因此他又叫孙仲。孙仲的子孙世居汲郡，是为河南孙氏。

2、出自芈姓，为春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之后。孙叔敖时楚国

期思人，字孙叔，在他任楚令尹时，因教化民众，曾在期思开发水利有功，而深得楚人的拥护，其子孙便以他的字命氏，也称孙氏。

3、出自妫姓。春秋时，陈（为周武王灭商后所封的妫姓国）厉公的儿子叫陈完，因事逃到齐国后，改姓田，田完的5世孙无宇次子田书，为齐国大夫，因有功被齐景公赐姓孙氏。后来齐国内乱，孙书的后人出奔吴国。吴将孙武，其后也。是为山东孙氏。

二、迁徙分布

出自姬姓的孙氏，世居汲郡。出自安乐的孙氏，至孙武时逃至吴国。其后裔一支留居太原，一支徙居清河，一支徙居汝州郏城。在唐代中原孙氏曾两次向福建移民。唐之前，孙氏世居河南陈留，唐僖宗时孙利定居于江西宁都，传至孙承事，迁居福建长汀河田。其后裔孙友松再迁至广东紫金县，其后孙殿朝又迁至翠亨村，孙殿朝既孙中山的高祖。他的孙子孙敬贤有三子：长子达成、次子学成、三子观成。达成娶妻杨夫人，生三子：长子德佑、次子德彰、三子德明。德明就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据有关资料记载，台湾的孙氏皆来自福建泉州，而泉州孙氏系唐末自光州迁入。孙氏不仅在国内分布相当广泛，而且海外不少国家也有不少华人。

三、郡望堂号

堂号

"平治堂"：因为孙叔敖把楚国治理得民富国强。

"乐安堂"：因为田书伐莒有功，被封于乐安。

"富春堂"：大军事家孙武带着自己的13篇兵法见吴王，吴王用他为将。他带兵西

破强楚，北威齐、鲁，战功赫赫。吴王把他封到富春，因叫富春堂，和乐安堂同宗。

"映雪堂"：晋朝时候御史大夫孙康，幼时家贫，买不起油点灯，冬天下了大雪，他在院子里映着雪光读书，终于成了大名。

郡望

汲 郡：晋置郡。此支孙氏，为孙氏世居之地，为晋名隐士孙登之族所在。

陈留郡：西汉置郡。治所在陈留。

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时置郡。此支孙氏为富春孙氏之分支，其开基始祖为孙明的11世孙福。

乐安郡：东汉置郡。此支孙氏为兵家之圣孙武之族所在。

富春郡：秦置郡。此支孙氏为乐安孙氏之分支，其开基始祖为孙武次子孙明。

四、家乘谱牒

河北：孙氏家谱四卷、宁晋孙氏族谱四卷、

江苏：孙氏续修宗谱二十卷、孙氏族谱六卷、映雪堂孙氏族谱十卷、孙氏家谱十三卷、

孙氏世谱十卷、孙氏宗谱图咏十卷、富春孙氏

宗谱十二卷、常熟孙氏宗谱不分卷

浙江：孙氏梅东家乘一卷、孙氏世乘三卷、姚江孙氏世乘二卷、孙氏

房谱不分卷、下沈孙氏宗谱一卷、阳川孙氏宗谱十八卷

安徽：宣池富春孙氏宗谱十卷、新安孙氏重续宗谱不分卷、寿州孙氏支谱十卷

广东：孙氏族谱四卷、崖县孙氏族谱三十卷

孙氏宗谱不分卷、孙氏世系不分卷、孙氏宗谱四卷、严庄孙氏宗谱二十四卷、孙氏万

代世系表不分卷、竹圆孙氏宗谱十六卷

五、历史名人

孙 武：春秋末期伟大军事家，齐国人，应用了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编撰成《孙子兵

法》，成为当时乃至今后的战争具有指导意义的兵学盛典。

孙 膑：战国时期军事家，孙武后裔。受庞涓暗害，受膑刑，故称孙膑，著有《孙膑兵法》。

孙仲谋：既孙权，三国时期吴国的建立者，具有雄才大略，骁勇无比，后人有"生子当如孙仲谋"之说。

孙思邈：唐初著名的医学家，著有《千金药方》、《千金翼方》，后人尊为药王。

孙阳：春秋时人，是最早在史书上出现的一位孙姓名人，因以善相马闻名，后世也就以"伯乐"两个字来表示一个人的知人之明。

孙奇逢：清初儒学名士，与李喁、黄宗羲齐名，并称"清初三大儒"。著有《读易大旨》孙云球：明清之际光学仪器制造家，曾创制察微镜、夜明镜等70种光学仪器，是我国民间最早独立制造望远镜的人。

“孙”氏寻根旅游

游线一：

姬姓孙氏发源地——汲郡

孙氏的始祖武仲，用祖父姬惠孙的名字作姓，形成了最早的孙氏。但现在濮阳市已找不到与孙氏始祖有关的遗迹。

孙叔敖诞生地 孙姓发源地之一（河南省信阳市淮滨县）

淮滨是楚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历史上被称做为“清官第一人”的楚国名相和孙姓始祖之一孙叔敖就诞生于此，这里也是孙姓的发源地。除了近年来县城里新建的一处孙叔敖像之外，这里和孙姓发源有关的遗迹早已灰飞烟灭了

药王山（陕西省铜川市耀县）

药王山本名五台山，是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的隐居之处，因民间尊奉孙思邈为“药王”而得名。后人纷纷在此修庙，树碑来纪念孙思邈，形成了众多的人文景点。

游线二：

孙武祠（山东省淄博市广饶县）

孙武，战国时齐国人，以兵法见长。他所著的《孙子兵法》被后世的军事家视为攻城掠地的法宝，流传于世界各地，其各地，其战略战术还被应用于现代高战之中。孙武祠建在孙武故里山东省广饶县城的西北隅。这是一座典型的古典式北方院落，城府套作森严整饬，存放有孙武的生平资料。孙武祠最北面那座建于南宋（1128年）的关帝庙大殿，是山东省现存的惟一宋代木构建筑。

梅花山孙权墓（江苏省南京市）

梅花山原名孙陵岗，也叫吴王坟，因东吴的孙权葬于此地而得名。后因其漫山遍野的梅花闻名天下，改名梅花山。据查孙权与孙中山先生均源于富春孙氏，都是孙武的后代。有了这层关系，孙中山选择梅花山附近的紫金山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也就不难解释了。

龙门镇——孙权后裔聚居地、王洲孙权故里（浙江省富阳市）

富阳为孙氏郡望，古名富春。据富春孙氏宗谱记载，富春孙氏乃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为江南望族。周元王时，孙武的长孙孙明被封为富春侯，成为富春孙氏宗族之始祖。东汉末年，孙武的第20代后人孙钟隐居于富春的孙洲，以种瓜为业，后经其后人孙坚和孙策，孙权父子三人的艰苦创业，终于崛起江东，建立了三分天下的吴国。

富阳市区龙门镇是东吴帝王孙权后裔的聚居地。目前，镇上1600多户人家，90%以上都是孙氏族人。镇上的大部分建筑还较好地保留着明清时代的建筑风貌，江南罕见。随着孙氏家族的繁衍而扩建的厅堂，院落，廊房，层层相连，犹如迷宫。孙氏宗祠余庆堂更是见证了百年来富春孙氏的兴衰。无论是生产，信仰还是婚姻，礼仪，发俗，现今的龙门镇都还多少保留着东吴的遗风。

邻近龙门镇西南的王洲是孙权故里。王洲原叫孙洲，因出了吴帝孙权改称为王洲。孙权的祖父孙钟曾在此以种瓜为业。如今，这里依然保留着传说中的十亩“雄瓜地”和记述孙权轶事的碑记，以及孙权后代修造的祠庙和世代延续的《孙氏宗谱》。宗谱的第一页就是孙权的画像。

回答者：KBWANGJIE001 - 童生 一级 10-27 15:48

先有姓祖的,然后有姓父的,再之后是姓躬的,再次是姓儿的,最后就有了姓孙的,再之后还有姓曾的呢

回答者：ls6837538 - 试用期 一级 10-29 15:45

古代周朝有个叫姬和的王族，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惠孙。惠孙受封，亨用“戚”那个地方的物产，戚就在现今的河南省濮阳市。惠孙的后辈崇敬惠孙，就取他的名字“孙”作为姓，世代相传，成为孙姓的大宗。另外，周代齐国有个叫“书”的人，立有战功，齐景公就恩赐给他一个孙姓，他就叫孙书。孙书的又形成孙的另一大宗。孙姓的历代先代人如：〔孙武〕孙书的后代。著有《孙子兵法》，现在受全世界人推崇，孙武生前领兵打仗，战无不胜。〔孙膑〕孙武的的孙子，著有《孙膑宾法》，直到本世纪才出土。孙膑生前被同学庞涓所害，受刑挖去膝盖骨，关在牢里，后来逃出报仇，扬眉吐气。〔孙思邈〕唐代著名医学家，写《千金方》。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 " 元年眷王正月 " 的基本主题就是 " 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 " 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 " 王正月 " ，原因在于 " 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 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 i 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 " 士不可以不弘毅 " 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 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 "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 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 。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 " 不杀士大夫 " ，而且 " 不欲以言罪人 " 。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在宋初诸儒中，最先探讨身心性命义理之学的首推胡瑗。作为 " 宋初三先生 " 之一，他似乎比孙复更进一步。如果说孙复对儒家经典权威性的怀疑开启了宋初怀疑思潮的话，那么胡瑗以经义和时务为重点进行教学，则一反隋唐以来重文辞的学风，标志着宋明理学的正式开端。

从儒学史的观点看，以义理解经并不始自胡瑗。在儒学史上大凡有创见的思想家，差不多都能抛开经典的传统解说，结合自身的生命感受，重新阐释传统，以合乎现实需要。孟子、荀子、董仲舒以及王弼、王通等莫不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并不存在唯一的解释模式，条件不同，结论必异。据此再看胡瑗对儒家经典的义理化解释，不论是他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洪范口义》，还是他的《中庸义》、《安定言行录》等，虽然对先儒的解说有相当的困惑，但就其总体而言，则是适合了宋初的社会现实，在价值体系和运思模式上完成一重大转变。比如在他的《周易》研究中，他的解说既不同于传统的象教派，也不同于传统的义一派，而是在两派之外别出新解，征引史事以证经义，进而阐释他所理解的儒学思想本质。这实际上意味着《易》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开启宋儒以性命道德之学解说《周易》之先河。

性命道德之学的探究，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胡瑗学术的一个正要关切点。在这方面，他推崇孟子，反对荀子，在承认圣人也有情有欲的前提下，鼓励人们圣人可学，不必在圣人面前自卑。在胡瑗看来，圣人既非木石，当然有情有欲，问题在于圣人的情欲并不会引出罪恶，故而胡瑗并不是后来道学家那种伪善的绝对禁欲主义者，而是肯定了情与欲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为此，胡瑗提出 " 明体达用 " 的修身养性之学。他的所谓 " 体 " 依然只是儒家伦理中的三纲五常，所谓 " 用 " 依然只是实践这些观念。只是由于胡瑗在宋初最先提出体用之说，因而对宋儒尤其是程颐的天理观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先导作用。程颐在《易传序》中说： "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间。 " 将体视为理，将胡瑗的体用思想作为理学的内涵继承下来，因此，胡瑗便自然成为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在理学的先驱者中，除了胡瑗、孙复等人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石介。他们三人合称 " 宋初三先生 " ，均可视为理学的开山人物。就其思想主体而言，石介与胡、孙一样，皆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故而其学术的出发点皆从批评佛教与道教开始。石介在《辩惑篇》中声称，天地间本没有佛，更没有什么神仙，只有自古以来圣圣相传的 " 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 " ，才是 " 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 " 。他认为，儒家关于君臣父子、礼乐刑政、仁义忠信的道理皆合乎大通，而佛道二教所鼓吹的非君臣、非父子、非夫妇、非兄弟、非宾客、非朋友等奇谈怪论，显然有悸于人道。因此他对三教采取了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宣称 " 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对彼也。 " 唯此点与后来的理学家援佛大儒或以儒补佛明显不同。

石介在思想史上的另一贡献，是继承唐中期以来开始的古文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竭力反对此宋初年轻浮华丽的文风，主张承继韩愈 " 文以载道 " 的思想，以为文章之弊不亚于佛老之害，宣称只有去此三者，乃可以有为。为此，他竭力张扬韩愈的道统说，强调儒家的真精神自孔子之后基本上没有得到发挥， " 孔子没，道屡塞，辟于孟子，而大明于 " 韩愈。然而自韩之后又三百年，中无圣者贤人，道统又断。还是乃师孙复出， " 上学周孔，下拟韩孟 " ，继承道统。且不说石介的道统编制有否漏洞，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石介的这种编制对宋儒尤其是朱熹反复强调的道统问题实在是启发良多。

总之，宋初三先生的思想贡献不是营构理学的完整体系，而是以其批判性的思考启发后儒，从而对理学的形成具有先导意义，构成理学思想资源的一条重要线索。与此前后，周敦颐、张载等人也在进行类似而又有所不同的思想探索，从而最终完成理学体系的建构。

周敦颐素来被看作是理学的开山祖师。所谓宋明理学的主题即“心性义理”的提出主要还是周敦颐的贡献。

所谓 " 心性义理 " 主要是指性命道德问题，它既是宋明儒学的主题，也是整个儒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孟子和乃师子思，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证。此后的一些儒者如苟子、董仲舒、扬雄、韩愈等，虽不同程度地提出各种说法，但由于主要停留在儒学淑世淑人的教化目的上，因而只能触及人性的善恶层面，而不可能具有本体的意义。只是到了佛教传入中土后，一些佛教徒为了解决佛性问题，才开始借用儒学的心性术语，从而使心性义理问题具有本体的意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周敦颐重提心性义理之学且得到宋儒的赞赏与支持，其思想资源主要是来源于佛教的启示，是数百年来儒佛冲突的真正化解。

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另一个方面是他吸收道教的思想资源而提出简明扼要的宇宙生成模式论，他以《周易》的 " 太极 " 范畴为主体，杂揉道教的无极、无欲、主静等概念，从而组合出一个优美和谐的宇宙图式，完成理学世界观的建构。其《太极图说》仅寥寥二百五十余宇，但结构谨严，精密而完整地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系统的宇宙生成图式和人类生成发展的全部过程，且极富有哲学思辩色彩，为其后的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故而被后世的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

如果就思想资源来说，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固然包含先儒的许多意思，但如果没有释老的启示，特别是道教宗师陈抟的思想贡献，其图式便很难成立。即便是最不愿承认周敦颐之学出于老氏的朱熹，也不能不承认周民之太极图主要来源于陈抟的道教系统。综合明清以来学者的研究，《太极图》主要源于道教系统的《太极图》或《太极先天图》，其基本线索一如南宋朱震所说，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放。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然而问题在于，陈抟的《太极图》毕竟没有周氏《图说》中的儒学气味，否则只有陈抟，何须敦颐？因此不论《太极图》是否真的来源于道教系统 " ，都似乎无关周敦颐思想贡献的基本评估，因为周氏的贡献不在于图的改造与创新，而是他基于此图而提出的一套全新的解释。这才是周敦颐营构思想体系的基本路数，即“出入释老 " 而 " 反诸六经 ' 的特色。

作为周敦颐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太极图说》主要是提供子一套完整的宇宙观、动静观和人生观。在谈到宇宙本原问题时，周敦颐抛弃了道教体系中的成仙得道的炼丹术 " ，吸收了其中宇宙生成论的一些说法，描绘了一幅世界生成；发展的图景。他把道教的无极视为宇宙的本原，把儒家的太极视为无极饱派生物，由无极而为太极，由太极的阴阳运动而生五行，由五行的运动而生万物，生男女。这样，周敦颐借助于道教的无极概念便比较好地解决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发生、发展与统一问题，既沟通了天人之间的关系，又抛弃了佛道二家以及其他的唯心主义神学创世说，并有效地容纳了汉代以来的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本体论方面的依据。

在谈到动静问题时，《太极图说》比较好地解决了阳动与阴静的关系问题，也比较好地回答了太极运动的形式与动力问题。在周敦颐看来，所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云云，并不是把太极作为一切运动的根本动力，因为太极并不是最后的本原，而是无极而太极。这样，不仅阳动与阴静相互转化，而且相互依存，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就具体事物而言，运动与静止是相互排斥的，是不能并存的，运动时没有静止，静止时没有运动。但是对于 " 妙万物 " 的 " 神 " 来说，则是静止中有运动，运动中有静止。这便是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尽的基本规律。在谈到人生观等问题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明确提出，圣人主静的主张。他认为，自无极而太极的运动结果，最后产生了“得其秀而最灵 " 的人，因此人具有判断善恶的知觉能力和思维能力，于是圣人以静作为身心休养的基本途径。与此同时，他明确提出无欲的主张，以为 " 无欲故静 " 。显然，周敦颐这种无欲的主张并不来源于早期儒家，而是受到了道家无欲、主静的影响。因为早期儒家包括孟子最多只讲寡欲，而不讲无欲，况且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寡欲是可能的，无欲则是不可能的。然而周敦颐却认为，寡无之别虽力量的界定，但实际上却反映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在周敦颐看来，只有无欲，才能达到静的境界；只有达到静的境界，才能实现圣人身心休养的基本标准。

那么，周敦颐的圣人境界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呢 简言之，就是一种诚的境界。诚的概念最先见于《中庸》和《孟子》，基本上可以断定是思孟学派提出的。只是由于周敦颐对此大加发挥，并以此作为其论学的基础，故而显得诚的概念在周敦颐那里格外重要。周敦颐对诚的理解已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学概念，而是具有一种本体论的意义。

总之，作为理学思想的先驱，周敦颐对早期儒家思想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一解释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吸取了佛道的思想因素，从而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重建儒学思想体系。

和周敦颐在理学中的地位相当的还有张载。举凡对理学有所推崇的后世儒者，大都极为推崇张载。他的著作也一直被视为理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他的《西铭》、《东铭》和《正蒙》，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简直可以视为理学的经典作品。《西铭》原名《订顽》，本是张载书于学堂西墙的一篇短文，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座石铭性质。后程颐以为《订顽》之名另起争端，遂改的；《西铭》。由于此文立意高远，意蕴无穷，因而极受后世理学家的推崇。二程说，《西铭》是儒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文献之一，也是最优秀的作品之一。《订顽》之言 " 极纯无条，秦汉以来学者所未到。意极完备，乃仁之体也。 " 说， " 《订顽》立心，便可边天德。 " 是继孟子之后绝无仅有的重要著作， " 孟子之后只有《原道》一篇，其间言语固多病，然大要尽近理。若《西铭》则是《原道》之祖宗也。 " 程氏对《西铭》的推崇，主要是《西铭》中所体现的道德理想的新建构，也正足这种新建构基本解决了宋以前儒者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道德理想简单地说就是 " 民胞物与 " 的泛爱论。其主要思想实际上是在以儒学伦理去规范社会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趋向也基本上是传统儒学的那一套。只是他在强调泛爱的同时，也相当明确地与墨子的 " 兼爱 " 主张相区别，更加强调了爱的等级次序。他再三强调 "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 ，因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性格的形成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素来轻看 " 小我 " ，视个体生命微不足道，而是将大我作为小我的终极追求，总是以 "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此而言，张载 " 民胞物与 " 的见解实在是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脊梁。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程颐在谈到《西铭》的价值时所提出的另一种见解，即《西铭》中所强调的所谓 " 理一分殊 " 。 " 理一分殊 " 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也见于此。其意义是认为宇宙间只有一个最高的 " 理 " ，而万物各自的理只是最高的理的具体体现。后来朱熹借用佛教 " 月印万川 " 说来解释，强调 " 本只是一个太极，而万物各有秉受，又自各全县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 " 这样，朱熹便将个别与一般绝对对立起来，并以此论证中国传统社会 " 尊卑贵贱 " 等级社会的合理性。

《正蒙》一书是张载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部书中，张载利用《周易》、《诗经》、《论语》、《孟子》的思想资料，着重发挥儒学天道学说，以期建立以气为一元本体的宇宙论。张载认为，宇宙间一切现象都是由于气的变化。这种气就是太虚。从自己方面看，其中间有活动性，称为太和；从本性看，其德为虚明之气。气凝聚的时候，便成物；气分散的时候，便是虚空。其聚其散，都是太虚所变化的客形，而本体就是太虚。万物千变万化，仍复归于本体的人虚。这样一来，张载就在理论上真正解决了前儒曾经提出而并未解决的宇宙本体问题。据此，张载进一步推论为人要 " 穷理尽性 " ，要通过不断地反省自己，以改变气质之性，以发现自己的本然之性，以使性与天道合一，以达到内外一致的诚的境界。也就是说，人有各种脾气，有才与不才，这是气质之性；养真气，令其返本而不偏；去情欲，以天之德性为其之德性，此即 " 尽性 " 。

张载所提出的 " 穷理尽性 " ，以及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别，都是对儒家思想的重大贡献，都是前人所末道。它不仅有效地化解了先前儒者在人性论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实践意义。从这个理论出发，张载进一步提出 " 德性之知 " 与 " 见闻之知 " 的区别，强调人们的认识仅仅满足于靠感官经验得来的 " 见闻之知 " 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达到 " 诚 " 的境界与 " 圣 " 的境界，就必须凭借另一种知识，即德性之知。所谓德性之知，就是不依赖于见闻的天赋的道德观念， " 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 " ，而是主观生的， " 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惜其心 "," 大真心，则能体天下之物 " ，只要通过内心修养便可认识一切事物。显然，张载的这些思想已使儒学超越传统的经学而向心性、义理、道德修养等领域深入，从而使儒学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载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由于张载的特殊地位，其学说在当时和后世的影响都很大，在当时张载不仅与王安石、司马光等学界名流有着广泛的接触与来往，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弟子，形成了关中学派，而且由于他与程是亲戚关系，相互之间的来往比较多，二程对张载也比较尊重，从张载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如理一分殊、天地之气与气质之气等理论。这些理论经过二程及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展，成为理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些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

在宋明理学奠基者的名列中，除了周敦颐、张载之外，应该提到的还有邵雍。邵雍的思想贡献主要在于宇宙本原及其演化规律的探讨上。其《皇极经世》一书据 " 物理之学 " 敷衍铺陈，创造成 " 洞彻蕴奥，汪洋浩博 " 的象数学，尤其是他以元、会、运、世之数推演天地运化终始、治乱兴衰时节等，都对后世儒学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这部书中，他以《周易》的六十四卦进行推演，以期证明天地万物产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种先验的图式。这一推论过程相当复杂，但其结论只是说：一是宇宙万物只是由一个总的本体即 " 太极 " 演化而来。这一点与周敦颐的思想极其相似，同样对宋明理学的正式形成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后经朱熹等人的扩充与发挥，遂成为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是强调太极在主万物时遵循 " 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 的加一倍法进行演化的。三是指出太极为心。以小为太极，则宇宙万物生于心；宇宙的法则就是我心的法则。这样心物不分无二，天地之道便备于人。

显然，邵雍以太极作为万物的本原，以小物不分无二作为基本的规律，这就必然涉及人的认识从何而来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邵雍的明确答复是人的认识并不在于如何把握客观外界，而是如何认识自心。邵雍认为，知识只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只有返求于心，不可外求于物。为此，邵雍提出 " 以物观物 " 的认识论，以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在本质上与人体的构造并无太大差别，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则有四肢，故而最终天地与人合一。由此看来，邵雍的以物观物并不是指理性对于外部事物的分析综合与抽象，而是指主体运用一定的精神境界去观照事物、看待事物。这样一来，邵雍便和张载一样，将儒学原来的经学传统转换为心性之学，从而为理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经过周敦颐、张载、邵雍等人的共同努力，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便大体形成。而理学作为一种典型的形态正式形成，还要归功于 " 洛学 " 的兴起。洛学是宋明理学中的重要学派，由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所开辟。前面说过，二程与张载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张载的思想影响，但从根本上说，二程的思想具有相当的独创性，不仅别具一格，而且自成体系，特别是他们进一步摆脱了道教的影响而回归到儒学正宗，因而其思想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理学的正统与典型形态。

当然，二程的思想并非绝对一致，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也并不算小。先看程颖，程颢为程颐的胞兄，人称明道先生。其学据《宋史》本传说，是以述仁为主，力主 "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 ，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尽性至命，本于孝悌，穷神知化，通于礼乐，是儒学道统的真正传人。乃弟程颐评价道： "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 " 至于程颐，于书无所不读，以《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为基本途径，而达于 " 六经 " 。其为人不苟言笑，一副圣人派头。

性格及行为方式的差异对于二程来说尚是次要问题，从学术史的观点来观察，他们之间的理论区别可能更有意义。虽然他们二人都是理学的创建者；但是他们对于 " 理 " 的理解却是同中有异。

程颢认为，理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趋势， " 理者，天也 "," 言天之自然者，谓之天道 " ；对于 " 道 " 与 " 器 " ，则认为 " 器亦道，道亦器 " ，将道视为无始无终的万物主宰。强调 " 天人本无二 " ，人心与万物不可分，人心本无内外，天地万物皆与我浑然一体。只要 " 诚敬存之 " ，使心寂然无事， " 郭然大公 " ，内外两忘，便可以达到 " 仁 " 的境界。因此他强调 " 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 " ，以为天理内在于心中，穷理尽性， " 当处便识取，更不可外求 "," 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圣人之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也，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阔无根，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焉耳。 " 显然，按照程颢的理解，理心一体，万物皆在我心中，因此人们不须去认识客观世界，而只需认识自心即可。这不仅上承周敦颐等人的思想，而且直接开启了此后的陆王心学。

而程颐则不然。程颐认为，所谓 " 理 " ，重在指客观事物之所以然，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都是因为天下之物皆可以理照。一物须有一理，但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而万物之理就是一个天理。显然，这种主张虽说与程颢的主张并不根本冲突，但差别却是极其明显的。在气与道的关系问题上，程颐以为离开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是道。阴阳者，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为此，程颐特别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以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阴阳者道也。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外部世界

泰安历史名人 鲍叔牙(生卒不详) 鲁国平阳(今新泰市汶南镇鲍庄)人，春秋时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任著称。少年时与管仲友善，两人合伙经商，每次赚了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少分给鲍叔牙，鲍叔牙从不计较，这就是有名的“管鲍分金”故事。齐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鲍叔牙随公子小白出奔莒。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想任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力劝桓公释放管仲代己位。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齐国成为强国。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少鲍叔能知人也。”

柳下惠(生卒不详)展氏，名获，字禽，又字季，春秋时鲁国大夫，曾为士师（掌管刑狱的官）。因食采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遂姓柳氏，谥号惠，称柳下惠。他博文达理，外和内介，以善于讲究礼节著称于世。孟子把他和伯夷、伊尹、孔子并提，称赞他是“圣之和者也”(《孟子·万章下》)，“和圣”也就成了柳下惠的美称。《荀子·大略》还记载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故事，于是后人将其誉为作风正派、品德高尚的男子。柳下惠死后，葬在柳下村北，紧濒汶水，历代对其墓都妥为保护，至清代，墓犹高如山陵，俗称“王坟”。至今，柳下祠堂尚存，“和圣故里”、“柳下书堂”古碑依在。

柳下跖(生卒不详) 姓展，名雄，鲁国柳下(今新泰市宫里镇西柳村)人。“跖”，本指赤脚的奴隶，因他住在西柳，故称柳下跖。他追求“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曾领导奴隶起义，“从卒九千人”。孔子劝他效法“圣人之行”，罢兵休卒，柳痛斥曰：“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亟走归，无复言之!”柳下跖的事迹，《孟子》《史记》《汉书》多次提及，荀子也赞扬他“名声如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史记》中称“其徒颂义无穷”。据传，泰山傲徕峰上有柳下跖的插旗石，峰东的“大校场”、“小校场”，峰下的“跑马场”，就是当年柳下跖的练兵场。泰山西麓和西南麓有当年柳下跖使用和筑造的上马石和川道等遗迹。在新泰放城，还有传为柳下跖开凿的九龙口等。

师旷(生卒不详)字子野，春秋时期鲁国平阳(今新泰市北师乡北师村)人，晋国乐师。他精通音律，认为奏乐可卜吉凶，音乐可兴邦，亦可覆国，靡靡之音不可妄听。他曾劝谏晋平公不要听商纣王的乐师师延所作的靡靡之音，平公不听。结果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国力大损。师旷也十分关心政治，他认为治国“惟仁义为本”“君必惠民”。晚年潜心研究音乐，不幸熏瞎双目。卒后葬于新泰。墓前有宋代建的师旷庙。

左丘明(约前540～前452)鲁国都君庄(今肥城市石横镇衡鱼村)人，春秋著名史学家，儒学奠基人之一。著有《左传》、《国语》，前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后者是中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均是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孔子视左丘明为君子，尊称其左丘明，谓之与其共好恶。左丘明病世后，人们将他著述过的地方称作“左传精舍”，予以保护，并代有修葺。

钟离春(生卒不详)战国时无盐邑(今东平县)人，著名才女。她关注国家大事，曾当面指出齐宣王政治上的“四失”。宣王听了非常感动，当即让她坐车入宫，拜为无盐君，立为后。宣王据其言拆渐台、罢女乐、退诌谀、纳忠言、选兵马，用田婴为相国，以邹人孟轲为上宾，齐国从此成为强国。

刘桢(186～217)字公干，东汉末东平国宁阳(今宁阳县)人，东汉著名文学家。其五言诗颇负盛名，为“建安七子之一”。被曹操征召，为丞相掾属，行文才思隽锐。与曹植齐名，性格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因“犯”礼制被曹丕以不敬罪下狱。后复起用为吏。不久染瘟疫病逝。后人将刘桢、曹植并举，称为“曹刘”。

羊祜(221～278)字叔子，泰山郡平阳(今新泰市)人，西晋政治家、军事家。新泰地名来源，即是羊祜取新甫山、泰山合意，上表晋武帝所改。羊祜出生显贵， 265年被晋武帝司马炎拜为尚书右仆射、卫将军、都督，管理荆州军事，垦田积粮深得百姓拥护，远近人皆来归降。他不居功，拒绝晋升，曾上奏著名的《让开府表》。278年病逝。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诗中赞其曰：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巾。

僧朗(生卒不详) 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泰山佛教的传入者，北朝高僧。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移居泰山传经，“孜孜训诱，劳不知倦”，在泰山地区影响很大。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他创立了海岱间第一座佛庙，后寺庙改称灵岩寺，成为唐宋间国内四大名刹之一。朗公寺的开拓，一度带来泰山佛教的兴盛，谷山玉泉寺、神宝寺、普照寺等大多在北朝后期相继建立。

程咬金(～665)又改名知节，唐初济州东阿(今东平县斑鸠店镇)人，隋唐时著名将领。程咬金为灭隋兴唐，屡建伟功，其故事被采入《响马传》、《说唐全传》、《隋唐演义》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清《泰安府志·古迹》载东平县斑鸠店镇有程卢公衣冠冢。斑鸠店村还有程咬金庙，庙前楹柱镌联云：“偕叔宝翼秦王，悬甲军摧锋陷阵冠诸将；先世南次公仅，凌烟阁图功画像照千秋。”

梁灏(962～1004)字太素，郓州须城(今东平县州城)人，北宋著名政治家。雍熙二年（985）中状元。他关心国事，曾作《听政箴》献给真宗皇帝。北辽兴兵犯境时，灏主张“明赏罚，斩懦将，重用武勇谋略之士”，很受好评。灏有吏才，每进朝奏对，词辩明敏，真宗非常赞赏。景德元年(1004)病卒。有文集十五卷。

梁固(985～1019)字仲坚，梁灏子。自幼好学，曾著《汉春秋》。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中状元，后人称颂梁灏、梁固父子状元，在东平州城建有“父子状元”坊。梁固有吏才，马元方主掌三司，办事粗率，梁固常受命断案，因判案公正，当时被称为“平审”。年三十四岁病卒。有文集十卷。

钱乙(1035～1117)字仲阳，宋代东平郡(今东平县)人，宋代著名儿科医学家。著有《伤寒论指微》五卷、《婴孺论》百篇等书，惜已失传。其弟子阎季忠搜集钱乙论述、医案、处方及各种资料，于公元1119年整理编辑而成《小儿药证直诀》。该书比欧州最早出版的儿科著作早三百年，是世界上现存第一部原本形式保存下来的儿科著作。钱乙对儿科医学贡献卓著，后人称其为“儿科之圣”。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祖籍同州冯翊（今陕西大荔），后随父迁奉符南城（今泰安市岱岳区邓家庄）。金代文学家、书法家。著有《竹溪集》（30卷）、《钟鼎集韵》，《竹溪集》已佚。党怀英入仕前隐居徂徕山，筑竹溪庵，读书吟诗。现徂徕山上竹溪庵遗址犹存，庵旁有其篆书“竹溪”二字石刻。他还工书法，有“独步金代”美誉。当时泰山一带碑刻多出其手笔。现存碑刻如岱庙“金重修东岳庙碑”的篆书题额以及谷山寺碑、天封寺碑皆为怀英手迹。大安三年（1211年）卒，葬于奉符城南四十里（今泰安市岱岳区北集坡乡西旺村），享年七十八岁，谥号文献。

张志纯(1220～1316)字布山，号天倪子，又号布金山人，有张炼师之称。泰安州埠上保(今肥城市张家安村)人。元代著名道人。曾任东岳庙住持；元中统三年(1216)，被宣授为东岳提点监修官，兼东路道教都提点；后又策划监修泰山南天门工程。他喜爱诗词，是当时著名诗人，《泰山喜雨》、《桃花峪》等诗篇讴歌了东岳泰山的秀丽风光。晚年，上书皇帝重修蒿里山神祠，获准，未峻即逝。

王祯(生卒年不详) 字伯善，东平人，元代农学家及木活字印刷术的创造者。曾任泰安州教授，重视教育事业。著有37卷农学巨著——《农书》(现存36卷)，该书是一部从全国范围总结农业生产的农书，分三部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于皇庆二年(1313)刊行（明初收入《永乐大典》）。印刷《农书》时创木活字，排印《旌德县志》一百部；又创造转轮排字盘，活字以韵排列，排版时转动轮盘，以字就人，极方便。还撰写了《造活字印书法》，绘制《活字板韵输图》附载《农书》内，成为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此外，对冶炼技术也有发明创新。善篆书、善诗文，著有《农务集》。

萧大亨（1531～1612）字夏卿，号岳峰。祖籍肥城安驾庄镇夏辉村，后随父迁居泰安州放城(今新泰市放城)。著有《岳峰萧公奏议》、《夷俗记》等书。隆庆六年(1572)，萧大亨因念母上书请归养，五百里外闻母病殁，披发赤足，徒步日行百余里奔丧，居丧尽哀，内外称孝。萧大亨重视保护泰山名胜古迹，泰山道士昝复明在凌汉峰下建三阳庵，萧大亨为其撰碑记，今碑石犹存。他还主持移建了岱东四阳庵，为岱阴碧峰寺撰立《重修佛殿碑记》。在他为《泰安州志》题的序中，对泰山历史文化给予高度称誉。万历四十年（1612）卒。明神宗敕令在岱阳金牛山下为其建墓，今石坊、石仪、石表尚存。

萧协中(～1644)字公黼，萧大亨次子，明末著名泰山学者。他自幼工于诗赋，十八岁时因作《绿远楼赋》而蜚声文坛，后以父荫入仕。崇祯末年，致仕还乡，寓居泰安城酝檀园，致力于泰山地理风物的研究。甲申，泰安城被李自成起义军攻破，协中投井自杀。著有《酝檀集》、《泰山小史》等书。其中，《泰山小史》“以名胜为纲，每目叙其大略，词简意赅”，收入泰山名胜及名人150余条，每条之下，均作题咏，而且书中记录了一些泰山史料如半山亭秦篆等，对泰山史研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泰山五贤

孙复（992～1057）字明复，北宋初学者，宋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讲学，世称泰山先生。鲁人自石介而下，皆师事之。范仲淹、富弼言称孙复道德经术宜在朝廷，于是由布衣拜秘书郎、国子监直讲，累官至殿中丞。孙复治《春秋》，著《春秋尊王发微》12卷。与石介、胡瑗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以继承儒家道统自居，排斥佛老，抨击祸福报应学说。嘉佑二年（1057）卒，葬于东平。欧阳修作《孙明复先生墓志铭》。旧志载，孙复还著有《睢阳子》10卷、《春秋总论》3卷。金大定间，在岱庙东建鲁两先生祠，祀孙复与石介，后移泰城东南隅。明嘉靖年间，佥事卢问在讲学处(今五贤祠旧址)建仰德堂祀孙复、石介，后加奉胡瑗，称三贤祠。三人并称“宋初三先生”。清道光九年(1829)，县令徐宗干又奉宋焘、赵国麟入三贤祠，合称为五贤祠。后人将孙复列为泰山五贤之首。

石介（1005～1045）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初学者。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故居在徂徕山西北之桥沟村。曾讲学徂徕山下，世称徂徕先生。北宋天圣八年（1030）进士，初任郓州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在南京任职期间结识孙复，并引为知己，帮助他到泰山讲学，拜其为师。景佑三年（1036），任嘉州军事判官，因母亲去世，归家奔丧。居丧期间，在徂徕山长春岭下建徂徕书院，“以《易》教授诸生”。庆历二年（1042）夏，服丧期满，召为国子监直讲。庆历新政时，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积极拥护改革。新政失败后，受到保守派打击，被迫出任濮州通判。庆历五年（1045）卒，葬于徂徕山下。欧阳修作《徂徕先生墓志铭》。著有《徂徕先生文集》。泰山五贤之一。

胡瑗（生卒不详）字翼之，北宋初学者，教育家。宋泰州海陵(今江苏泰县)人，世居陕西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曾与孙复、石介讲学泰山，十年不归，得家书见有“平安”二字，不拆阅即投涧中。现五贤祠旧址东有“胡安定先生投书处”刻石，称投书涧。后执教太学，四方之士来学者，学舍竞不能容。以太常博士致仕。著有《论语说》、《周易口义》、《景佑乐仪》等书。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泰山五贤之一。

宋焘(1572～1614)字岱倪，号泽田、青岩，泰安孝门村(今肥城孝门)人。1600年(明万历二十八年)中进士，选为庶吉士，后改任御史，巡按江南，兼督学政。多次仗义直谏，惹怒神宗，被贬为定州刺官，不久辞职隐乡。在青岩居建书院讲学，搜寻岱故，编著《泰山纪事》、《岱下小史》等，另有诗集《青岩居草》、《落花钱韵》等。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葬于泰安城西上旺村凤凰岭下。泰山五贤之一。

赵国麟(1673～1751)字仁圃，号拙庵，泰安人。清代名臣。少时家贫，好学。清康熙年间进士，历任福建、安徽巡抚，刑部、礼部尚书兼领国子监事、文渊阁大学士等职。后辞官返里，隐居读书。为启迪后学，在宋焘青岩居故址创办青岩义社，后易名青岩书院，是泰山历史上著名书院之一。著有《云月砚轩古体诗稿》、《调皖纪行草》、《拙庵近稿》、《塞外吟》、《近游草》、《大学困知录》、《文统类编》等。泰山五贤之一。

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居士，世称唐陶山。原籍善化（今湖南长沙），后客居肥城县(今肥城市)涧北村。清代著名泰山学者。著有《岱览》、《陶山文录》、《陶山诗录》等。他主持泰山书院其间，曾参与重修《泰安县志》。他探访泰山名胜，遍览泰山典籍，历时12载编撰《岱览》（32卷）一书。全书层次明晰，稽考精审，图文并茂。史学家钱大昕为此书题诗：“东岱寰中秀，图经手自编。群山收一览，五岳独自先。”道光七年(1827)病卒，其子遵遗嘱将其归葬肥城陶山。

毛澄（1843～1906）字蜀云、又字叔云，四川仁寿人。著有《稚解诗集》等书。毛澄曾三任泰安知县，在任期间，致力泰山的保护和开发，兴新学，倡新风，为世人称颂。光绪十九年（1893），岱庙的秦篆刻石失盗，毛澄下令搜寻，查得原石后，移存道院，派人严加看护，幸存至今。光绪二十九年（1903），他捐银千两重修“和圣墓”。毛澄还发动泰安各界在泰山大面积植树造林，重修蒿里山神祠、对岱亭、环翠亭等。在黑龙潭新建西溪石亭，在云步桥新建酌泉亭，现都已成为著名景点。毛澄注意革除陋俗，他将岱顶舍身崖改为爱身崖，还查封斗母宫，派道士住持。毛澄重视文化教育，在天书观旧址创办高小学堂，在泰山上书院旧址创办师范学堂，先后在全县创办初等小学堂185处。为启迪民智，还在岱庙创办阅报所。1913年，山东提学陈荣昌撰立《泰安令毛君兴学记》，对其振兴教育事业的政绩给予高度评价。光绪三十四年毛澄卒于滕县任所。

王价藩(1865～1934)字荩臣，又字建屏，号退轩。祖籍四川成都，清咸丰年间随父落籍泰安。先后主办过醴泉义塾、图书社，与范明枢合力创办县劝学所、宣传所等。民国初年，创办泰安女子小学堂，任校长。晚年热心于泰山文献的搜集整理，悉心征集泰山史料。时《泰山述记》版本已不多见，他赴济南辗转借抄，凡8年始得补齐。历经30年，积书8000余卷，以草屋3间藏之，曰“仅好书斋”。时人赵正印称其“凡乡先哲之著述佚文，莫不收藏编录，泰山文献赖以保存”。他还曾担任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分纂。一生编著书13种，计60册；抄书66种，计150余册，有《泰山名胜》、《泰山述记》等。搜集泰山文献50余种，有《泰安州志》、《泰山小史》等。他从搜集整理的文献中遴选40种、110卷，编辑《泰山丛书》，事未竟病殁。由其子亨豫克承父业。

范明枢(1866～1947)名昌麟，又名炳辰，原泰安县元宝街徐家花园人。著名爱国人士、教育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留学日本，回国后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泰安、济南、菏泽、曲阜等地建学堂、办书社。1933年，协助冯玉祥在泰山前麓创办武训小学15处。“七七”事变后，他呼吁广大民众进行抗日，在西麻塔召开的抗日周年纪念大会上，跪在鹅卵石滩上领众宣誓。1946年6月17日，他被批准加入中国***，时年已81岁。范明枢一生乐与青年接触，故有“老青年”雅称。他还关心农业及公益事业，农民尤喜与他交谈。1947年10月病逝乐陵县。1950年移葬于泰山前麓。谢觉哉为其墓碑亲题：“永远是人民的老师!”林柏渠为其墓碑亲题：“革命老人永垂不朽!”

赵新儒(1876～1952)原名赵正印，泰安县城(今泰城)人。著名泰山学者。幼年列名僧籍，为普照寺俗徒，法名义琳。1903年乡试中解元，旋赴日本留学，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1911年任山东提学使司，主办《齐鲁公报》，宣传革命，遭通缉，流亡海外。辛亥革命后，历任山东省教育会长、师范学堂监督等职。袁世凯称帝，他借议论时尚予以抨击。张勋复辟后去职，闲居北平。1926年他积极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参与南北合作事宜。军阀混战期间，泰山文物古迹遭破坏，他多次登山，逐段勘估，拟订修缮计划，相继修复岱庙大殿、围墙、包公祠、五贤祠及中天门到南天门盘道，并将岱庙大殿内壁画护以铁栏。在整修过程中，结合实地考查，他悉心稽查文献，摅述所见，著成《经石峪考》、《泰山灾石记》(未付梓)、《新刻泰山小史》、《新儒联语录》等书和文稿，刊行《石塘老人文集勘本》。“七七”事变后，他流亡四川，1952年卒于绵阳。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著名爱国将领。抗日战争开始后，积极主张抗日，与***合作，反对蒋介石消极抵抗政策，受蒋介石排斥，于1932年3月至10月、1933年8月至1935年10月两次寓居泰山普照寺“菊林旧隐”。在泰期间，他关心群众生活，经常给贫苦人民送衣送粮；出资修建大众桥；办小学14所，免费收取穷苦孩子入校读书；组织官兵疏浚、新建大众泉、朝阳泉；引种烟台苹果、肥城佛桃等优良果树。他还以民间疾苦为题材，与赵望云合作48幅诗配画，刻成48通诗画碑，立于天外村科学馆内。为纪念1911年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牺牲的烈士，1933年，在普照寺东北和南部分别建泰山辛亥滦州起义烈士祠、辛亥革命滦州烈士纪念碑。1946年出国考察水利。1948年9月，响应中国***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途中轮船失火遇难。根据其生前愿望，遗骨安葬在泰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为其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

马伯声(1890～1966)原名马骏，回族。民族实业家。祖籍德州，后移居泰安。在萃英中学读书时，跟美传教士学英文，为登泰山的外国人当口语翻译。他善于经营，曾受聘于济南英美烟草公司，后跻身保险业。后又先后在济南建仁丰纱厂，在青州建永年面粉厂、永年电灯厂，仁丰所产“蜘蛛美人”牌原白布与日本纱厂的大五幅布竞争于国际市场。1927年出资在泰城办仁德学校。1937年在泰山南麓创办仁德农场，经营养殖、酿造诸业，并开辟果园，引种优良树种，投资恢复了泰山林业公司。1937年12月避居天津，期间撰有《泰安建设计划》、《仁丰纱厂创办经过》、《工业管理》等著作和文稿。1952年，“五反”运动中，因涉嫌贪污敌伪资产，被法院拘留审查。1966年春病故。

吕彦直(1894～1929)字仲宜，又字古愚。近代著名建筑师、设计师。东平县人。幼时喜爱绘画。1913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派往美国康南耳(一说康乃尔)大学深造，毕业后被聘为美国建筑大师茂斐的助手，曾协助设计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的建筑图样。回国后，又设计了中山陵墓、中山纪念堂和中山纪念碑。由于积劳成疾，在中山陵工程临近尾声时，因脑溢血突发与世长辞。中山灵堂西南休息室里，原有他的浮雕像，抗日战争中雕像不幸丢失，迄今下落不明。

李鹤年(1895～1969)原名李传龄，又名李茂三。早期***员之一。肥城市边院镇东向村人。李鹤年出身农民家庭，曾应募去法国当铁路工人，和留法学生先后领导3次罢工。1924年6月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辗转北京、张家口等地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义武团”开展武装斗争。抗战期间，又积极组织抗日武装，1942年不幸被日伪军逮捕，受尽酷刑，但始终未吐露党的机密。建国后，曾在华北妇联、中央建工部工作。1969年12月病逝。1987年9月8日，中央将李鹤年的骨灰安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张耀南(1901～1974)长清县纸房村人。早期农民运动领袖，泰山地区著名抗日***，今泰山林场创始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率全家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