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灭亡后，军阀割据，建立了许多小朝廷，统称五代十国。钱镠占据了浙江杭州一带十三个州，建立了吴越国。后来宋太祖统一中原，陆续消灭了其他割据势力。吴越国主动投降，纳地称臣。宋朝廷赞许他顺应天命，免使一方生灵涂炭，保障了江浙一带的富庶繁华，后人对钱氏的做法表示赞赏。钱氏后人也以此为荣，所以写到家谱中。

“丹书铁券”是指古代帝王颁授给功臣、重臣的一种特权凭证，又称“丹书铁契”，亦即民间叙事中所说的“免死牌”、“免死金牌”。颁授“丹书铁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汉高祖刘邦，据记载，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颁给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然而，最早的“铁券”并无免罪和免死等特权，仅作为一种加官晋爵封侯的凭证。获赐铁券的功臣及其子孙中，不乏获罪甚至被处死的人。直到南北朝以后，丹书铁券才开始具有免罪免死的功用。

可以说丹书铁券是皇帝给予臣子的最高赏赐，再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在中国历史上，能得到免死金牌的人可谓凤毛麟角，而将免死金牌传承至今的，则唯有浙江长乐的钱氏家族，钱氏家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五代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liú）。

钱镠，字具美，是杭州临安人。唐朝末年，钱镠跟随董昌保护乡里，抵御乱军，累迁至镇海军节度使，后因董昌叛唐称帝，受诏讨平董昌，经过几番苦战之后，钱镠最终击败董昌，平定了叛乱。唐昭宗念钱镠平叛有功，封他为镇东军节度使，并且还给予钱镠最高规格的赏赐——“丹书铁券”，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免死金牌”。

钱镠得到“金书铁卷”后，钱氏后裔便一直妥善保存。此后的历朝历代，皇帝们对钱氏家族收藏的这块免死金牌一直兴趣浓厚。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曾亲自要求钱氏家族把“金书铁卷”拿给他看看，看后归还钱氏家族；朱棣上位后，也这么干。清朝，乾隆下江南时，也下旨调阅钱氏家族收藏的“金书铁卷”。可见，这绝对是一件稀世珍宝。

钱氏家族的这块丹书铁券究竟有何不同呢？铁券形状呈覆瓦状，铁质，纵29．8厘米，横52厘米，厚2．14厘米，重约132两，约为6寸照片的10倍大。正面刻有铭文25行、落款1行，共计有26行文字。其中每行14个字的有23行，3个字的有1行，还有1行8个字，所以铭文正文共计有333字，末行落款为17个字。

虽然这块免死金牌上面有333个字，但其实最最关键的只有9个字：“卿恕九死，子孙免三死。”意思很明显了，就是可以免除钱镠本人9次死罪，钱镠子孙3次死罪。这还得了，加起来可以免除12次死罪，其分量和珍贵可想而知。不过，这也只是皇帝说的一句话而已，有没有用，还得皇帝说了算。如果皇帝想让丹书铁券失效，有的是办法。就比如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给好多开国功臣颁发过类似的丹书铁券，最后还不是被朱元璋杀得差不多了。

钱镠铁券是中国现存于世的最早铁券实物，非常珍贵。一千多年来，它历经战乱，忽隐忽现，除个别时段外，一直由钱镠后裔收藏。1951年，鉴于铁券的重大历史文物价值，钱氏后裔将铁券献给人民政府，从1959年至1999年钱镠铁券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部公开展出，2000年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扩建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钱镠铁券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钱镠古代诗人简介

钱镠liú（852932）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人。五代吴越国创建者。唐末拥兵两浙，统十二州，封吴王、吴越王，兼淮南节度使，后自称吴越国王，在位四十一年。

生平

生于杭州临安一个农民家庭。出生时窗外传来兵马声，其父认为此乃不祥之兆，欲将其投井淹死。幸亏其婆婆阻拦，才得以留下。遂小名婆留。少年时曾为私盐贩，后投义军，维护唐王朝统治。唐乾符年间为石镜将董昌的部校，后渐由偏将而升掌一州之兵。他在翦除刘汉宏、薛朗等势力的过程中，占有了两浙之地。唐光启三年（887），董昌为越州观察使（今浙江绍兴），自杭州移镇浙东；唐朝政府任命钱镠为杭州刺史，从此独据一方。景福二年（893），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董昌叛唐称帝，钱镠发兵讨伐。乾宁三年（896）钱镠灭董昌，得越州。唐朝政府任命钱镠为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治杭州。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年)，封其为越王。904年，改封吴王。及朱温建梁，始封其为吴越王。

吴越国地域狭小，极盛时，只辖有杭、越、湖、苏、秀、婺、睦、衢、台、温、处、明、福十三州；另又设有镇海、镇东、中吴、宣德、武胜、彰武等节镇。由于地狭兵少，实力不足，因此吴越一直以效忠于中原王朝为主要军略。在唐亡之前，钱镠忠于唐朝；在朱温篡唐建梁以后，他又效忠于后梁，由是亦从后梁得到了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的头衔。后唐灭梁以后，钱镠又向后唐上表称臣，不仅得到了吴越国王、天下兵马都元帅的头衔，而且还得到了玉册金印，以示恩宠。凭此，吴越便有效地防御了周边割据势力对吴越国的侵扰。时钱镠一面向中朝称臣，一面则自为小朝廷；其府署不仅称朝廷、僚属称臣，而且还自立年号，共有天宝、宝大、宝正等三个年号，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才改用中朝年号。同时，他还自行与新罗、渤海等国往来，又给他们行制册、加封爵，俨然中朝一皇帝。

钱镠在政治上贯彻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国策。礼贤下士，广罗人才；奖励垦荒，发展农桑。他开拓杭州城郭，营建宫殿，大兴土木，悉起台榭，有地上天宫之称。特别是他在统治区内兴修水利，修建钱塘江海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回灌，方便船只往来。人称海龙王。又加之战争较少，社会相对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吴越对江浙地区的开发是有一定贡献的。

钱镠奉北方朝廷，居安思危，发展贸易，岁岁丰收，民得安乐，在混战割据的局势下，吴越富庶甲于东南，说明钱镠是有一定历史功绩的。特别是他修筑捍海石塘、治理太湖，开凿灌溉渠道，疏浚西湖，整理鉴湖，建设苏州、杭州城，开拓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奠定了浙江粮仓杭嘉湖平原的`坚实基础。

钱镠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卒。终年81岁，葬临安钱王陵。钱王第33代孙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为牌坊惠赠墨宝钱武肃王陵；第34代孙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两度光临钱王陵，欣然为钱王祠题额。除此之外还接待了一大批中央领导和广大海内外钱氏后裔前来观光游览。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的50多年里，中原地区前后换了五个短暂的王朝梁、唐、晋、汉、周（为了跟以前相同名称的王朝区别，历史上把它们称做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起来叫做五代。五代时期，在南方和巴蜀地方，还有许多割据政权，有的称帝，有的称王，前后一共建立了九个国（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在北方建立的北汉，一共是十国。所以五代时期又叫做五代十国时期。朱温即位不久，镇海（治所在今浙江杭州）节度使钱镠（音liú）首先派人到汴京祝贺，表示愿意称臣。朱温十分高兴，马上封他做吴越王。

吴（wú，声母w，韵母u，声调二声）、越（yuè，声母y，韵母ue，声调四声）、王（wáng，声母w，韵母ang，声调二声）、钱（qián，声母q，韵母ian，声调二声）、镠（liú，声母l，韵母iu，声调二声）。

钱镠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开国国君，字具美（一作巨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人。

他始终依靠中原王朝，尊其为正朔，先后被中原王朝（唐朝、后梁、后唐）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吴越国王。他在位四十一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葬于钱王陵。

人物成就：

钱镠在位期间，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经济繁荣，渔盐桑蚕之利甲于江南；文士荟萃，人才济济，文艺也著称于世。

他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捍海石塘，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由是田塘众多，土地膏腴，有“近泽知田美”之语。

还鼓励扩大垦田，由是“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两浙百姓都称其为“海龙王”。

钱镠墓被盗文物共计223件，目前已全部追回。钱镠墓位于钱王陵内，位于浙江杭州的临安区。相比起陕西、河南等省，浙江境内的帝王陵墓数量稀少，有且只有钱王陵这一座。自秦始皇开启大一统的时代之后中国大体上都是处于大一统状态，但是期间也曾有过分裂时期，比如说十六国、五代十国。其中的五代十国始于907年，结束于979年，也就是说这一分裂时期长达七十多年。

在这七十多年时间里中国诞生了非常多的政权，其中诞生于中原地区的政权被统称为五代，而在中原以外地区出现的政权则被称呼为十国。其中十国政权之中有一名为吴越的割据政权，该政权的建立者便就是钱镠。钱镠出生于杭州临安，据说他出生之时满屋红光。再加上他的相貌极为丑陋，所以他的父亲因担心不详而一度想要将他遗弃。后来还是钱镠祖母心有不忍而将他留了下来，为此钱镠幼时的乳名为“婆留”。

钱镠出生之时唐朝已是末年，这个时期的唐朝动乱不断，社会非常不安定。后来在875年的时候，身为浙西狼山镇遏使的王郢趁乱起兵，藩镇将领董昌为此对外募兵以平叛乱。当时以贩卖私盐为生的钱镠在得知募兵消息之后便投身于军营之中，最后随军平定了这场动乱。钱镠自幼习武，所以他在军中的表现十分出色，878年的时候他还因战功被升任为石镜镇衙内知兵马使、镇海军右职。

等到了895年，董昌也趁乱在绍兴宣布自立，在他手下做事的钱镠随之被任命为两浙都指挥使。不过钱镠对于董昌的自立行为一直十分不赞同，故而多番劝说。经由他的劝说，董昌主动请罪，但是朝廷却依旧派出钱镠对他进行了讨伐。次年董昌兵败，钱镠则顺势控制两浙。势力日渐壮大的钱镠于904年上书朝廷请封吴越王，但是朝廷未同意，最后只得封号吴王。907年唐朝彻底走向灭亡，随后钱镠接受了篡唐建后梁的朱温的册封，自此他终于如愿成为吴越王。钱镠接受册封之后，吴越这一割据政权也自此生成，都城为杭州。

因为吴越政权的势力主要集中于两浙地带，所以该政权的王陵也就顺理成章地修建在了都城杭州境内。不曾想这座帝王陵墓近几日因文物被盗而引发了关注，不过好在这些被盗文物已全部追回。

从朱温建立梁朝开始的五十多年里，中原地区前后换了五个短暂的王朝——梁、唐、晋、汉、周（为了跟以前相同名称的王朝区别，历史上把它们称做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起来叫做五代。五代时期，在南方和巴蜀地方，还有许多割据政权，有的称帝，有的称王，前后一共建立了九个国（前蜀、吴、闽、吴越、楚、南汉、南平、后蜀、南唐），加上在北方建立的北汉，一共是十国。所以五代时期又叫做“五代十国”时期。朱温即位不久，镇海（治所在今浙江杭州）节度使钱镠（音liú）首先派人到汴京祝贺，表示愿意称臣。朱温十分高兴，马上封他做吴越王。

钱镠原来出身贫穷，年青时候做过盐贩，后来到浙西镇将董昌手下当部将。黄巢起义军攻打浙东的时候，钱镠用小股兵力保住了临安（今浙江杭州）。唐王朝认为他有功，封他为都指挥使，后来，又提拔为节度使。

钱镠当上节度使以后，摆起阔绰来。在临安盖起豪华的住宅，出门的时候，坐车骑马，都有兵士护送。他的父亲对他这样做法，很不满意。每次听到钱镠要出门，就有意避开。

钱镠得知父亲回避他，心里不安。有一次，他不用车马，不带随从，步行到他父亲的家里，问老人为什么要回避他。

老人说：“我家世世代代都是靠打鱼种庄稼过活的，没有出过有财有势的人。现在你挣到这个地位，周围都是敌对势力，还要跟人家争城夺池。我怕我们钱家今后要遭难了。”

钱镠z听了，表示一定要记住父亲的嘱咐。打那以后，他小心翼翼，只求保住这块割据地区。当时，吴越是个小国，北方的吴国比吴越强大，吴越国常常受他们的威胁。

钱镠长期生活在混乱动荡的环境里，养成了一种保持警惕的习惯。他夜里睡觉，为了不让自己睡得太熟，用一段滚圆的木头做枕头，叫做“警枕”，倦了就斜靠着它休息；如果睡熟了，头从枕上滑下，人也惊醒过来了。他又在卧室里放了一个盛着粉的盘子，夜里想起什么事，就立刻起来在粉盘上记下来，免得白天忘记。

他不但自己保持警惕，对他的将士要求也挺严。每天夜里在他住所周围，有兵士值更巡逻。有一天晚上，值更的兵士坐在墙脚边打起盹来。忽然，隔墙飞来几颗铜弹子，正好掉在兵士身边，把兵士惊醒过来。兵士们后来知道这些铜弹子是钱镠从墙里打过来的，在值更的时候，就不敢打盹了。

又有一天夜里，钱镠穿了便服，打北门进城。城门已经关闭了。钱镠在城外高喊开门，管门的小吏不理他。钱镠说：

“我是大王派出去办事的，现在急着要回城。”小吏说：“夜深了，别说是大王派的人，就是大王亲自来，也不能开。”

钱镠在城外绕了半个圈子，打南门进了城。第二天，他把管北门的小吏找来，称赞他办事认真，并且给他一笔赏金。

钱镠就是靠他的谨慎小心，一直保持他在吴越的统治地位。吴越国虽然小，但是因为长期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经济渐渐繁荣起来。

钱镠巩固了他的统治，就过起奢侈的生活来。他把临安城扩大了三十里，大造亭台楼阁，把自己的王府造得像龙宫一样。这样做，自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钱镠还征发民工修筑钱塘江的石堤和沿江的水闸，防止海水往里灌；又叫人凿平江里的大礁石，方便船只来往。因为他在兴修水利方面做了一点事，所以民间给他起个外号，叫“海龙王”。

钱镠与传统宗教

　钱镠的成功，与其善于利用传统宗教有密切关系。他利用时人潜意识中根深蒂回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增添神圣的灵光，以增强凝聚力；通过各种祭礼，神道没教，以培养臣民的忠孝之心：并从卜筮中获得了战胜挫折的信心。建国后，他又通过封神建庙等宗教活动，宣扬王权神授，籍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在用人治国及生产领域，都可见传统宗教思想对钱镠的影响。传统宗教在吴越国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积极性大于消极性。

　关键词：钱镠；传统宗教；“天人感应”；神话；祭祀

　吴越国是五代时期十国之一，开国之主是唐末镇海军（治杭州）节度使钱缪，据有杭、越两藩，包括今浙江省和无锡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上海市，是十国之中的一个蕞尔小国。然而，这个小国家却颇令治五代十国史者注目，其原因，一是其国长治久安；二是其国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正如著名学者卞孝萱、郑学檬所著《五代史话》所言：“吴越在钱氏治理下，政治上比较安定，文士荟萃，人才济济；经济繁荣，渔盐蚕桑之利，甲于江南；海上交通发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化也称盛于时。”一个地狭（仅有十三州）民寡之小国，何以能在五代这个战火不息、血肉横飞的乱世中保持长久的安定？学术界未见学者认真、仔细探讨过此问题。五代史家陶懋炳对此问题也只是略作推测，谓“南方九国之中，嗣主较为贤达者，无腧钱氏，这虽与吴越诸主不事内宠、教诲子嗣得法有关，但比较重要的原因，似乎是居桑梓之地，更注意人心民情吧？笔者认为，吴越国的长治久安，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存在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吴越国统治者对于各种宗教的有效利用，却是一个不宜忽视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吴越国统治集团（尤其是历代钱氏吴越国王）善于利用宗教，不仅在政治上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巩固了统治地位；而且在军事、生产等领域，充分激励了士气，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还通过宗教活动，营造和维持了与邻国甚至外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促进了吴越与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一言以蔽之，吴越国的历史状况与宗教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言：“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宗教曾发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留下了鲜明的烙印。可以说，不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Ⅲ限于篇幅，本文仅就钱镠与传统宗教之密切关系略作考察和论述。

　一

　吴越国的奠基者钱镠出身低微，于唐末投入地方武装董吕部下。在作战中，他率领的队伍屡战屡捷，因而很受董昌的器重。董昌做了杭州刺史后，把所属各县的军队组成八个都，任钱镠为都指挥使。光启二年（886），董昌夺得越州（今浙江绍兴）后，把杭州交给了钱镠。后董昌妄自尊大，背叛唐朝，建立割据政权大越罗平国。钱镠奉朝廷之命灭董昌，据有两浙，为吴越立国奠定了基础。钱镠平步青云的奥秘何在？史载他“善射与槊，骁勇绝伦”，似乎钱镠的发迹凭借的是骁勇善战。然而，揆之史实，笔者认为，助钱镠事业成功的，与其说是勇悍，不如说是他善于利用宗教的种种手段，神化自己，增强了凝聚力，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从而树立了崇高的个人威望。

　首先，钱镠利用人们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天人感应”信仰，制造种种神话，为自己添上了神圣的灵光，增强了凝聚力。钱镠出身本来低微，又兼“无赖，不事家人生产，以贩盐为盗”。乡里人大多鄙视他。当时，县录事钟起数子喜与钱镠交游，也遭到钟起的禁阻。“稍通图纬诸书”的钱镠便与“善术者”合谋，演了一出“戏”，以证明钱镠是上天注定的“非常入”、“贵人”、“王人”。《新五代史》卷六七《吴越世家第七》载：“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钟）起与术者善，术者私谓起曰：‘占君县有贵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视君之相贵矣，然不足当之。’起乃为置酒，悉召贤豪为会，阴令术者遍视之，皆不足当。术者过起家，（钱）镠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起笑曰：‘此吾旁舍钱生尔。’术者召镠至，熟视之，顾起曰：‘君之贵者，因此人也。’乃慰谬曰：‘子骨法非常，愿自爱！’因与起诀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质（验证）吾术尔。’明日乃去。起始纵其子等与镠游，时时贷其穷乏。”此事不可轻易看作是后世史家神化统治者的无稽之谈。此事或许是“事实”，但此事的“导演”极有可能是钱镠。钱镠走南闯北贩盐，交际广，请个术者演场“戏”并不难。大约钱镠知道钟起迷信神秘的方术，于是请术者以占星术骗取钟起的刮目相看，不仅可令其允许诸子与钱镠交游，还可借钟起作宣传工具，为自己披上神圣的外衣。从钟起“纵其子与镠游”，并“时时贷其穷乏’看，钱镠的“戏”演得很成功。这一成功，也许令钱镠“品尝”到了神秘宗教的无穷魅力，于是，其后，围绕着钱镠，种种“天人感应”及“神助”的神奇故事便衍生出来，并被史家言之凿凿地加载史册。

　古代中国人都很重视人的出生，认为“非常人”的出生一定不平凡，一定会有“天人感应”的迹象。故历代统治者在发迹过程中及掌握政权后，都致力制造种种“神话”，以凝聚人心。钱镠也不例外。

　另外，针对军队中将士普遍怀有神的观念和信仰的现实，钱镠在领兵作战、筑城、出行等活动中，无时无刻不在通过种种途径、手段编造传播形形 的“神助”故事，其客观效果，不只是神化了钱镠，同时也激励了士气，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壮大了其军事势力。仅以军队作战为例，什国春秋》卷七七载：唐中和二年（882）七月，钱镠统八都兵讨伐刘汉宏叛军，“会夜分，星月皎然，兵不可渡，缪掬江沙，吞而祝曰：‘吾以义兵讨贼，愿（天）助阴云蔽月，以济我师。’倾之，云雾晦瞑，即渡江，窃取军号，斫其营。”把战胜敌军归功于祈祷而获得天助。干宁四年（897）八月，钱镠向唐朝请封胥江惠应侯为吴安王，理由是：“先是，安仁义将沿江入寇，一夕惊涛，沙路尽毁。王（钱镠）感其神异，请而封之。”神不仅助钱镠军队战胜，还破坏敌军对钱镠军队的偷袭。开平二年（908）九月，钱镠又奏请后梁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以仁杲常以明兵助王（钱镠）”故也。钱镠对神的一再请封，与大事修庙、亲撰碑记一样，实质上都是一种宣传手段。诸如此类的“神异，故事，史籍中还可捡拾若干。这些“神助”故事，或是偶然事件，通过附会而成；或是子虚乌有，虚构而来。故事神秘，无从核实，信不信由你。但可以断言，在人们宗教观念深厚的古代社会，这对激励钱镠军队的士气、斗志，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是“晓之以理”所不能企及的。

　其次，通过祭祀，加强与神灵的联系，祈求得到神助，并借此“神道设教”，以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之心。祭祀既是中国以“敬天法祖”为核心的宗法性传统宗教的重要活动之一’也是封建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儒学倡导的“礼”的重要内容之一。《礼记·昏义》篇云：“夫礼，始于冠，本于昏（婚），重于丧祭。”《祭统》篇又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钱镠在治军、治国过程中，对于祭祀也极重视，将祭祀作为团结亲族，笼络将士臣民的一种重要手段。其祭祀活动包括：

　1、祭祖先。在古代，祭天是礼制规定天子的特权。钱镠身为大臣，不能僭越礼制，只能祭祖。在宗法性传统宗教中，天是祖的延伸，祖是天与人沟通的中介。祖先拜祭是维系血亲关系的重要机制，其意义在于维护孝道。当时，钱镠的部下中，不时有见利忘义，伺机叛乱者，这对钱缪事业的发展是一大障碍。钱缪深为此而头痛。他认识到，要培养部下的忠心，首先得从培养子弟的孝道着手，子弟孝，臣下忠，事业才可成功，此即儒家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光启四年（888）七月，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天祜三年（906）十一月，通过唐朝敕命，允准于本道建三代私庙。开平四年（910），后梁敕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钱镠修宗庙，祭祖先，旨在培养子弟、臣民的忠孝观念，防范犯上作乱。其后，钱氏宗室和穆，将臣忠心，可见其修宗庙，敬祀事的积极意义。

　2、祭忠臣。为培养将臣对自己的忠诚，钱镠的法宝之一是对已逝忠臣的拜祭，包括拜祭地方历史上的忠臣及自己军队中出现的忠臣。干宁二年（895），“是岁终，郊封胥山伍子胥为惠应候”。伍子胥，春秋时吴国大夫、忠臣。胥山即今浙江杭州市内吴山，山上原有伍子胥庙。对伍子胥祠的加封，虽出自唐廷，却是应钱镠的奏请；封祠祭神的目的，一是祈求神灵对自己的佐祜，二是显示自己对忠臣的敬意。对病死或战殁的忠将，钱镠也以祭拜表示自己的感恩和崇敬。唐光启三年（887），润州牙将刘浩叛乱，逐其帅周宝，推度支催勘官薛朗为帅。钱镠遣将取周宝以归，并“具军礼郊迎。环久，周宝病卒。其后，钱镠遣杜陵等攻润州，逐刘浩，执薛朗。钱镠“剖其（薛朗）心以祭（周）宝”。杜陵，唐末归附钱镠，对钱氏忠心耿耿。干宁年问（894——898），杜陵败淮南宣州叛军。钱镠将叛军改编为亲兵，号“武勇都”。杜陵认为叛降之军勇悍无赖，置之肘腋必为祸患，曾密疏钱镠以士人取而代之。钱镠不从。其后，武勇都果然反叛，与淮南勾结，几置钱镠于死地。钱镠为表彰杜陵的先见及忠诚，“使祭之，旌其先见”。武勇都军叛乱时，高渭率师入援，中伏战死。后叛乱平定，投奔淮南的叛酋徐绾被淮南槛送回来。钱镠“命剖（徐绾）心以祭高渭”。对死者的祭祀，宗旨显然在于激励生者。吴越国多忠节之将臣，绝非偶然。

　3、祭自然神。宗教学告诉我们，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脆弱渺小，于是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畏惧感、依赖感和神秘感，认为万物万象背后都有一个神秘莫测的主宰，此即所谓自然神。自然神能力远远高于人类，它能给人类造成祸殃，又能为人所用，福佑人类。吴越国滨江临海，其人对江海之神十分虔诚。史籍中常见钱镠对这些自然神灵的祭祀祈求。如《吴越备史》卷一载：唐末干宁三年（896）正月，淮南将安仁义出战船自湖州将渡江以应叛乱的董昌。钱镠命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率师御之。“（安）仁义竟不敢渡。然抄路之患未弭，乃祭江海而祷胥山祠。一夕，惊涛，沙路悉毁。江堧一隅无所患矣。”浪涛毁坏沙路，阻挡了敌军的入侵，或许是偶然的自然现象；但因为事情凑巧，在钱镠及其将士看来，这是祭祀祈祷有效，江海神灵“显圣”的结果。

　再次，算命、占卜、禁忌等宗教性活动、情感，曾一次次给钱镠注射了“强心剂”、“镇静剂”，使他在遭遇挫折之时不气馁，对前景充满信心。在天、神决定人间一切的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宿命思想，上至君主帝王，下及平民百姓，概莫能外。每当疑惑或挫折之时，人们便会求助于算命、占卜，以窥知“天意’圾个人命运，预测事情的发展趋向。钱镠对算命与占卜都深信不疑。唐末，钱镠隶属董昌为偏将，时年二十四岁，颇受董昌倚重。一日，董昌派遣钱镠去临安，途经余杭，有瞽者善摸骨相，集于龙光桥。钱镠因请瞽者看（摸）相。瞽者摸后，竟无一言。若干日后自临安返回，时已日暮，相者仍在桥所。钱镠遂贽金请相。“相者曰：‘旁无人乎？’，王（钱镠）曰：‘独在斯。’相者乃引臂久之，叹曰：‘天下乱矣，期时之内，再遇贵人。’言讫而去。旬日后，王复以束帛至余杭，将酬之，访于乡间，竟绝踪迹。”一个目瞎相者凭触摸即可辨出前后乃为一人，可见钱镠“骨法”确乎与众不同；而骨法与众不同当然意味着钱镠乃“非常人”、“贵人”，前程无可 。这无疑大大激励了钱镠努力拼搏的信心。

　战争期间，每遇挫折，钱镠也常常通过卜筮，向术士探知前事。在他的幕府中，就有专职的占候者，如叶简，“善占候，尤精风角，武肃王（钱镠）辟居幕中”；善占卜的李咸与叶简同在武肃王幕府。天复二年（902）八月，武勇都指挥使徐绾及左武勇都指挥使许再思联合反叛。钱镠仓猝率师平叛。在胜负未分，前途未卜之时，钱镠忧心如焚，便借助占筮以测吉凶。据载：“初，王（钱镠）行至龙泉，闻变，召李成占之。（李成）曰：‘大王霸业方永，但分野小灾耳，请勿为虑。不然，大王当有疾。’王曰：‘宁我有疾，岂宜害百姓耶？’王又召叶简筮之。曰：‘贼无如我何。’王曰：‘淮人将同恶乎？’简曰：‘淮人不来，宣城（州）当济贼，季冬方败，然宣城亦当败于明年，今不足虑。’如期皆验也。”旧李咸及叶简都是钱镠熟悉亲善的术士，他们当然不会长叛军声威灭钱镠锣志气，而必然会说有利于钱镠的话。他们占筮的结果一致：叛乱不会动摇钱镠霸业的根基，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令钱镠吃了定心丸，增强了战胜叛乱的决心和信心。

　钱镠不仅在治军发迹过程中，与宗法性传统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封王建国以后，宗教仍然是钱镠治国理民的一种重要的辅助手段，表现在：

　（一）通过封神建庙、编排传布神话等宗教活动，大力宣扬“天人感应”、“王权神授”，借此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力。天祜四年（907）四月，朱温“受唐禅”，改元“开平”，建立五代第一个中原王朝4梁。五月，后梁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前钱镠分别被唐封为吴王或越王）。钱镠认为，自己霸业的成功，“启吴越之双封，为东南之盟主”，是得到神灵扶助的结果，因此，成功之后，首先应当对神灵表示“酬谢”。他在开平元年修葺镇东军墙隍神庙并上表请求后梁进封墙隍神为“崇福侯”，就是酬神之一举。在《修墙隍神庙兼奏进封崇福侯记》中，钱镠就将自己霸业的成功与神灵的“冥力护持”相联系，谓：“今当吴越双封，一王理事，亦仗土地阴骘，冥力护持。神既助今日之光荣，予亦报幽灵之焕耀”。天宝元年（908）九月，后梁应钱镠之奏请，“封故隋司徒陈仁杲为福顺王”。据说，“仁果常以阴兵助王（钱镠）。王崇报之，请封于（后）梁，且令请州皆立庙。”天宝二年五月，钱缪亲巡苏州，“封故唐曹王明为昭灵侯”。李明为唐太宗子。据说，“淮人围姑苏时，守将祷于其庙，（敌军）辄自溃去，故加封焉”。同年，“命建双仁祠，祀唐颜真卿，以从父兄杲卿并飨”。天宝十年（917），“建崇善王庙于蓬莱阁西”。次年十一月，“立晋分水令朱彻庙于新登县，封（朱）彻通灵侯”。天宝十二年（919），“封安国县独山神为镇水山王”，等等。宝正六年（931）十一月，钱镠临死前一年，他还大事重修防风山（氏）灵德王庙。据《一统志》记载，防风氏庙建于唐元和年间（806—820），钱镠曾祈祷有应，故请封显德王，因年久失修及战争破坏，己呈颓坏之象，钱镠因此重加修整。在《庙记》中，钱镠说明重修此庙的缘由是：“一则酬忠臣之启愿，二则答阴隲之匡扶，唯冀明神，永安缔构，禀元化而口垂恩福，镇土疆而阴军民，保四时风雨顺调”，同时为民众提供“请福祈恩之所”，期望“后来贤彦知士，精敬神明”，有助于维持吴越国的社会治安。叫戋缪修建神庙，奏封王侯，实质在于说明其如今获得的地位和权力都是“神授”的。他认为王权抹上了神圣的色彩，就可以长久得以维持。这就是钱镠每获加官晋爵，常伴有宗教活动的奥秘所在。

　（二）以“骨法”选拔治国人才。“骨法”是古代相人术的一种。相人术是通过相人之形貌气色而预测其才能高下、命运吉凶之术。相人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流行。相人术的理论依据是传统的天帝命定信仰，亦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谓“天人相副”：既然人的才能、命运都是由天注定的，因而，上天在赋予各人面貌、形态方面，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故而通过人的面貌形态，即可窥知此人的才能、品性及其福禄。正如东汉学者王充所言：“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谓也。”（王充：《论衡·骨相》）钱镠不仅深信相人之术，曾请相者算命，而且其本人对相人术也有钻研，尤精“骨法”相人术。在统兵作战过程中，他常用“骨法”之术相人、用人。建国之后，通过“骨法”选人、用人仍是其政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什国春秋》卷七八《武良肃王世家下》载，建国之初，为了从北方流移而来的人士中挑选贤能，钱镠曾派遣数十名画工居于淞江边，称为“挛手校尉”，职责是“伺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以闻，择清俊者用之”。画工对北方流移来者“咸写貌’显然不可能（其时北方战乱，流移南来者众多）；很可能是画工根据钱镠的“骨法”之术，将“骨法”特异者描画下来，供钱镠选择任用。《十国春秋》卷八六林鼎传又载，林鼎谒武肃王钱镠，钱镠辟为文穆王（钱镠子钱元瑾）幕府。文穆王因为林鼎有卓越之才，多次向父王钱镠推荐，都不见任用；一次又上密表推荐，钱镠这才道出不重用林鼎的原因。“武肃王日：‘（林）鼎骨法非常，真辅相器。然我不骤贵者，欲汝贵之，庶尽心于汝也。’”原来，钱镠是从长计议，让文穆王继位后再重用林鼎，林鼎就会因为感恩而竭心尽智效力于文穆王，为吴越国政治服务。其后，林鼎成为吴越国重要丞相，似乎证明了钱镠的“骨法”之术的“灵验”。又如曹仲达，“道过钱塘，武肃王奇其貌，遂以王妹俪焉，累授台、处二州刺史”，“及建国，拜丞相”。

　（三）将祭祀、巫术应用于生产领域，以激励、凝聚民心，发展经济。古代中国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农业的兴衰，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因此，祭祀、巫术等宗教活动也常常用于生产领域，以祈求风调雨顺，灾害消除，五谷丰登。在吴越国历史上，用于生产领域的祭祀、巫术活动见于记载的主要有：

　1、祭祀驱虫。遭遇突发性自然灾害（如蝗灾等）之时，人无力抗衡抵御，又不甘束手旁观，便进行祭祀，冀望神灵助佑，禳除灾害。据载，后唐天成三年（928），“夏，六月以来，大旱，有蝗蔽日而飞，昼为之黑，庭户衣帐充塞之。王（钱镠）亲祀于都会堂。是夕，大风，蝗坠浙江而死。”偶然的一场大风令无数蝗虫折翼溺毙江中，似乎显示了祭祀的“灵验”。实际上，此类祭祀活动还另有其政治意义：祭祀不灵，也显示了统治者忧国忧民，有励精图治之志；祭祀“灵验”，则显示了统治者具有神性，故得上天（神）保佑——无论如何都有利于凝聚民心。

　2、以巫术协助筑塘。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钱镠征集民夫，于候潮门外筑捍海塘。这是一项对吴越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又异常艰难的水利工程。“初定基时，王（钱镠）困苦为江涛怒潮，水急湍流，昼夜冲激沙岸，版筑不能就”。经过失败之后，为了激励民心，钱镠利用民众的崇神心理，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祈祷、厌胜等宗教仪式。且不探究流潮的转向是否真是祈祷、厌胜所致；可以断言，一系列的宗教活动，大大鼓舞了民夫筑塘捍海的干劲，终将捍海大堤筑就。捍海塘（堤）的筑成，为吴越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钱镠是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奠基者和开创者。在他的统治下，东南一隅出现了局部统一局面。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中，吴越国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发展，文化趋向繁荣。因此，钱镠不仅在吴越地方史上，而且在中国古代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钱镠对国情民情有清醒的认识，他善于借助种种宗教的手段，不仅神化了自身，增强了凝聚力，同时又充分 和调动了士卒作战和民众生产的积极性，为其霸业的成功及史册留名奠定了良好基础。传统的宗法性宗教，不仅对钱镠本人有重要影响，对吴越围历史也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