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陈留郡。

「阮」源出

1源于偃姓，出自皋陶氏之后商朝诸侯阮国，属于以国名为氏。这是中华阮氏的主要起源。2源于地名，出自秦朝时期九阮郡，属于以居邑名称为氏。3石姓所改，据《南史》记载，东晋末期，有石姓人改姓阮姓。4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郑国公子丰又大夫，属于因故改姓为氏。5源于阮福氏，出自明朝时期安南国君主世系，属于复姓省文简化为氏。6李姓所改，11－12世纪时期的越南有一个李朝（史称后李朝，以区别6世纪的前李朝），后被陈守度篡夺，篡位的陈朝皇帝借口“李姓人本为阮姓”，命令越南全国的`李姓人都改为阮姓，使阮姓人口大大增加。

迁徙分布

阮姓发源于甘肃泾川，历周代至秦，逐渐向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地播迁。此际见于史册者有春秋时鲁国人阮氏，始皇时秦人阮翁仲。 湖北通山县黄沙镇阮氏宗祠汉末三国魏晋时，繁衍于陈留郡的阮姓名人辈出，声誉显赫。永嘉之乱时，阮咸子阮孚、从子阮修及阮修族弟阮放、阮裕兄弟等陈留阮姓避乱南迁，阮修于途中遇害，其家族和阮孚他们到达今江苏南京，阮裕由于无意仕途，隐居于会稽剡山（今浙江绍兴），并有一支阮姓远徙于广西合浦。南北朝时避乱江浙等地之阮姓依旧名人辈出，高官不断。此间，阮姓因仕宦、避乱、升迁、谋生等原因逐渐在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落籍，并有阮姓进入越南，如今仍是越南之大姓。另南朝宋将领、合浦徐闻人因征林邑国（今越南中南部）大败，子孙遂居遂溪。隋一统后，有南朝阮姓回迁北方。阮姓入闽始于唐朝，据《阮氏族谱》载，陈留郡阮安所于天祐四年（970）任邵武教谕，迁居绥安左街巷，为入闽始祖。传六世至阮文富，约在北宋时迁居福建汀州宁化上进贤坊官圳上。唐末五代时有阮姓入居四川、广东。北宋时居于闽县（今福建福州）一支阮姓北徙吴县（今江苏苏州），南宋时此支阮氏出了阮姓历史上唯一状元——阮登炳。另光州固始（今属河南）人阮思聪徙居建康（今江苏南京）。明初，山西阮姓作为洪洞大槐树迁民，被分迁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等地。明中叶后，有渡海赴台者。清康乾后，有山东之阮姓闯关东到东北三省。如今，阮姓在中国分布较广，尤以浙江、福建、山东、湖北等省为多。现在阮姓人口列中国第一百八十九位。

阮瑀：（约165-212），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管记事，能诗，善作书檄，有《阮元瑜集》。

阮籍：（210-263），三国时魏国文学家、名士，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竹林七贤"之一。他博览群书，尤好庄老，有《阮嗣宗集》。他有八十余首《咏怀诗》，颇为有名。

阮玲玉：（1910-1935），中国早期影星，原名阮凤根，学名阮玉英。广东香山（今中山）南朗左步关村人，1910年4月26日出生于上海。因为当工人的父亲早逝，孩童时代就随母为人帮佣。母亲节衣缩食，让她上学读书，就读于上海崇德女子中学。1926年，为自立谋生，奉养母亲，考入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主演处女作《挂名夫妻》，从此踏入影坛。

徐福不是日本人，但是

徐福东渡对日本民族的繁衍、发展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日本的祖先。准确地说日本民族应该属于“混血”或“杂 种”。

一、民族与国家的起源

日本民族的起源，可以从体质结构和日本语的起源两方面来考察。日本民族是日本文明的主体，也是日本文明的创造者。然而，这里所说的“民族”，既不同于人类学中的“人种”概念，也不同于民族学中狭义的“民族”概念，而是指较为宽泛的概念。因而，本书所说的“日本民族”，也包括日本的少数民族阿伊努族。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或日本人的起源问题，学界至今仍聚讼不决。从体质结构来看，诸种见解大致可分三类：（一）“人种更替说”，认为在日本列岛曾发生一次乃至两次人种更替。如在19世纪80年代，解削学家小金井良精认为，在绳纹时代生活于日本列岛的原住民是阿伊努入，绳纹时代后他们被大陆来的其他人种驱赶往北方。（二）“混血说”，认为“原日本人”（旧石器时代的日本人）在绳纹时代之后，与大陆或南洋诸岛移居来的其他人种混血，逐渐形成现代日本人。医学家清野谦次首先提出“混血说”，直至20世纪30年代，仍为学界主流。（三）“演变说”（或称“连续说”），认为绳纹时代的日本人由于生活方式的变化，其体质逐渐演变，成为弥生时代人、古坟时代人乃至现代日本人。它更为重视人种的继承性，既不赞同“人种更替说”，也不大重视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二战后，东京大学人类学研究室的长谷部言人和铃木尚教授持此说，至今对学界仍有影响。

从各时代日本人的体质结构来看，属于蒙古利亚人种是毫无疑义的。考古学已证明在10万年乃至20万年以前（即旧石器时代早期或中期），便有人群在日本列岛生息。但是，由于尚无这一时期的人类骨化石的发现，因而无从了解其体质特征。目前，在日本列岛发现的最早的人骨化石是1957年在丰桥市牛川町发现的“牛川人”，约生活于旧石器时代，具有“占人” （尼安德特人），的特征。除“牛川人”外，在日本发现的旧石器时代人骨化石，如“三日人”、“浜北人”，“港川人”、“圣岳人”，其生活时代均不超过3万年前，已进入“新人”阶段。它们的体质特征是身材较矮。例如，在冲绳岛发现的“港川人”，距今约18000年，男性身高约155厘米．女性约144厘米。与中国大陆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人骨化石相比较，较之华北地区的身材较高的“山顶洞人”，他们更类似于在中国广西发现的身材较矮的“柳江人”。可以认为，在冰河期海面较低而出现陆桥时，“古蒙古利亚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之一部，从中国大陆南部移居到冲绳和西日本，形成了上述的“原日本人”。他们便是绳纹时代日本人的母体。

从1万年前到公元前3世纪，是日本的绳纹时代。由于已渡过冰河期，海面上升，日本列岛与大陆隔绝，一般认为，绳纹时代人与大陆来往甚少。目前，已发现数干具绳纹人的遗骨。从其体质结构来看，虽因时代和环境的不同，同为绳纹人也有体质差异，但大都保留着“古蒙古利亚人”的典型体征，如身材矮、脸型短、鼻扁平等，与现代日本人显然不同。然而，自绳纹时代晚期开始，又有亚洲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到弥生时代，大陆移民急剧增加。1953年，九州大学教授直良信夫①在本州西北端的山口县土井浜发现了200余具保存良好的弥生人遗骨。其体质结构与绳纹人明显不同，其特点是身材高（平均约162—163厘米）、脸型长等，更接近于现代日本人。经许多学者研究，认为弥生时代的大陆移民，来自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蒙古东西伯利亚等东北亚地区，属“新蒙古利亚人”系统，最初居住于本州西端和北九州，以后逐渐向东扩散，经近畿地区扩散至关东地区。在扩散过程中，他们不断与原居民（绳纹人的子孙）混血。不过，学者们对大陆移民的人数与混血对日本民族构成的影响，其估价却大相径庭。持“演变说”的学者认为，这些来自东北亚的大陆移民，因后续乏人，在混血过程中，逐渐为原居民集团所吸收，其影响不大。而持“混血说”的学者②，则运用当代的人口统汁法和拟态模型法推算，移民过程近千年（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7世纪），大陆新移民的人数可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在有些地区应占人口的四成到九成，他们认为混血之影响，远远超过一般人们的想象。自然人类学家埴原和郎③便持此说。诚然，他们也承认地域的差异，认为在弥生时代来自东北亚的新移民大多居住于北九州地区。其一部分曾扩散至近畿和关东地区，而地处偏远的东北地区、北海道、西北九州，离岛地区，则较少或几乎未受移民混血的影响，仍以绳纹人的子孙为主要居民，因而生活于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被认为是未受混血影响的绳纹人的直系子孙。于是，在弥生时代，形成了日本人的二重构造，即移民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西日本）和绳纹系统弥生人（主要分布于东日本）。而且，指纹、耳垢、齿冠的类型调查以及近年来新兴的血液、病毒的遗传因子调查，亦似乎支持这种“二重构造”说。当然，在弥生时代，也可能有中国江南地区的移民，直接或经南岛地区进入日本．但日本学者的有关研究尚不多见。

弥生时代后的古坟时代（3世纪至6世纪），大陆移民仍不断进入口本，且继续向东日本扣各地扩散，与原居民的混血亦持续进行。但是，日本人的“二重构造”仍然存在。直至现代依然如此。只是绳纹人系统的影响，日渐缩小而已。因而，从体质结构来看，日本民族绝非单一民族，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来自东南亚的人口集团和来自东北亚的人口集团，不断混血形成的“混合民族”。

从日本语起源的角度来看，与日本民族起源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日本浯的起源为何，它属于哪一语言系统。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使用某种语言的民族的人们到达并生活于日本列岛，那种语言才叮能成为日本语的来源。通过探索日本语的起源亦可证明，日本民族是“混合民族”。

许多日本学者早就注意到，日本语的语法结构与包括朝鲜语在内的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结构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宾语或补语置于动词谓语之前，语句的构成顺序是主语一宾语一动词谓语；在单词后附加助词或助动词，表示语法意义；名词无性与单复数的区别等。这表明日本语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包括朝鲜浯）可能是从共同砠语分化而来的同系统语言，因而日本民族在人种血缘关系上，也可能与生活于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具有某种关连。但是，他们也同时注意到，日本浯和阿尔泰语系诸种语言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点。例如缺少单词读音的音韵对应关系，因而阿尔泰语系不可能是日本语的惟一来源。

于是，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日本语与“南岛语系”（即马来与玻里尼两亚浯系）之间或许有某种亲缘关系。“南岛语系”是分布十四起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岛，经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东至南太平洋诸岛的一大语系，其范围可至中国南部的一些非汉族的少数民族。“南岛语”与日本语的类似点是：元音（母音）有5个，即(a)(i)(u)(e)(o)，不使用双重元音；单词以元音结束；浊音不同于单词之首等。这表明，使用“南岛语”的东南亚的一些民族，有可能对日本民族的构成曾发生影响。但是，足以证明这些民族曾从南太平洋或东南亚直接进入日本列岛的考古学依据，却十分罕见。一些学者便推测，南岛语系的语言可能是经过中国南部，然后传入日本的。

近年来，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将日本语视为“混合语”，即日本语是在漫长的历史中，由若干种语言混合而成的。有的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和民族学诸学科综合研究结果，认为占代日本语的形成，大约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绳纹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在东北亚地区的落叶林带，可能存在一种称为“原东北亚语”的基础语。绳纹时代初期的日本语可能来自这一系统，日本语中的阿尔泰语系的某些特征可能由此而来。而到了绳纹时代晚期或弥生时代前期，从事水田稻作的移民，由朝鲜半岛，或直接由中国长江下游地区进入日本。这样，不仅从朝鲜半岛继续传入阿尔泰语系的语言，而且也可能有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吴。越语传入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吴、越语均属南方系统的话言，越语属南岛语系或泰语族，吴语则属藏缅语族。）日本语中的南岛语系的某些特征则可能由此而来。进入古坟时代，中国大陆移民增多，汉语对日本语的影响更为强烈。正是上述这些语言要素的混合，形成了古代的日本语。

日本语是由亚洲大陆北方系统语言和南方系统语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语”，这也可以佐证日本民族是亚洲大陆北方人口集团和南方人口集团混血而形成的“混合民族”，最后成为一统的大和民族。

与日本民族形成一样，日本国家的形成也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日本出现历史文献的时代较晚，因而我们只有借助日本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历史文献，以及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追溯这一过程的原委。

一般认为，在弥生时代前期相中期（约为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在北九州和畿内地区已出现了许多“原生小国”。中国正史《汉书·地理志》记载说：“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其中的“百余国”，虽非确数，但也反映了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这一时期，在日本列岛小国林立的状况。《后汉书·倭传》则记载说：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虽不能说日本列岛上的这些小国均有条件与汉朝建立交往关系，但“三十许国”的数字要比“百余国”少了许多。这大约可以反映出这些小国在逐渐向地域统一的方向发展。《后汉书·倭传》特别提及其中的“倭奴国”，说：“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其中提及的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给倭奴国王的印章，在1784年2月（旧历）于福冈县志贺岛被发现了。这是一枚长宽约为23厘米，厚08厘米的金印，蛇形纽，阴文篆书“汉委奴国王”5个字。在相当长时间内，一些人对此印是否汉代遗物表示怀疑。但是，近年来在中国先后发现了“滇王之印”（1957年）、“广陵王玺”（1981年）、“文帝行玺”（1983年）等汉代印章。“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这些汉代印章在纽式、形制、重量或字体上相似。由此可断定“汉委奴国王”金印确系汉代遗物，也可证明中国史籍对当时日本国家状况的记载大体无误。此外，从日本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在以九州北部和大阪湾沿岸为中心的近畿地区，发现下一些属于这一时期的人群集中生活的据点集落遗址。这些集落遗址大部周围筑有壕沟。这些据点集落遗址中，均出土了一些反映少数人巳具有某种权威的随葬品，如铜镜、铜剑、铜矛，铜戈、铜铎、玉器等。在有的遗址中还出土了用于战争的铁制武器，如铁镞等。这些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这些集落的内部已有上下贵贱的区别，对外已进行战争。④因而，每一个集落都可能是一个“原生小国”，当时的日本列岛确实存在过“百余国”井立的状况。中国史籍《三国志·魏志·倭人传》则较为详尽地记载了稍后逐渐形成的地域大国邪马台国的社会政冶状况。邪马台国⑤约存在于公元2世纪至公元3世纪后期。在邪马台国内，已有上下尊卑区别，“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也出现了阶级区别，有称为“国大人”和“大人”的贵族统治阶级，有隶属于“大人”的被统治阶级“下户”，还有更为低贱的可作赠品的“生口”，和可作殉葬品的“奴婢”。邪马台国已形成国家机构。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王，“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以后经内乱“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在女王卑弥呼统治时期，其下设辅臣“有男弟佐治国”。女王卑弥呼居城池内，还有常备军守卫。“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中央一级的官吏，还有分管政治、贸易和外交的“大率”、“大倭”和“大夫”。邪马台国已有租赋制度，“收租赋，有邸阁”；也有刑罚，“其犯法，轻者没其妻子，重者灭其门户及家族。”邪马台国还监督与控制着同一地域的其他小国，如“斯马国”至“奴国”的21个小国和“伊都国”等。女王卑弥呼曾多次遣使曹魏，并受到魏明帝的册封，称“亲魏倭王”。卑弥呼女王死后，葬仪隆重，“大作冢，径百余步，殉葬者奴蜱百余人。”《三国志·魏志·倭人传》有关邪马台国的记载表明，邪马台国已是控制相当大地域的阶级国家，⑥尽管其阶级分化与国家机构仍未尽成熟。

中国史籍《晋书·武帝本纪》亦记载了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女国王最后一次遣使入贡的情况。不过，自此以后直至《宋书·倭国传》记载宋高祖刘裕于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赐沼倭王赞，有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史籍对日本的状况缺载。而恰恰在这一时期，在畿内地区兴起了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域的大和国王权。由于缺少文献记载，有关大和国的兴起及其统一日本的活动虽已不得其详，但根据少量的保存至今的金石文材料，可知大和国王权具有强烈的军事性格。据传为百济肖古王赠给大和国的七支刀，现仍保存于奈良县天理市石上神宫。刀上的铭文表明此刀是百济国王为感谢大和国派兵渡海攻击新罗而解救百济所赠送的，现保存于我国吉林省辑安县境内，建造于公元414年的高句丽奸大王（广开土王）碑的碑文，则记载大和国曾派兵渡海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结果，新罗求救高句丽，击退了大和国军。此外，自5世纪初期至中期，在大和盆地、河内平原一带出现许多人型古坟，也表明大和国是较邪马台国更为强大的存在。

中国史籍《宋书·倭国传》则记载了5世纪大和国五位国王（即“倭五王”赞、珍、济，兴、武）与刘宋交往的情况。他们部曾遣使朝贡，并接受刘宋皇帝的册封。例如，倭王珍被封为“安车大将军、倭国王”，其臣属13人亦分别被封“平西、征虏、冠车、辅国将军号”。据《宋书·倭国传》记载，末顺帝开明二年（公元478年），倭王武曾遣使上表，表文中提及其先祖统一日本的活动情况说：“自昔祖祢，躬榄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下海北九十五国。”然而，有关这一时期的日本国家的体制，却不得其详。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和国不仅逐渐统一了日本，而且成长为可与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相抗衡的强国。因为它在致力于接受中国南朝刘宋朝廷册封的同时，还试图建立以它为中心的地域性册封体制。《宋书·倭国传》记载，倭王珍，济、武都曾要求宋朝皇帝册封其“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等封号。结果，倭王济与武部分地达到了目的，刘宋朝廷承认了他们对百济之外的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控制权。

日本成为制度完备的国家，应是在公元7世纪以后的事。7世纪初，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多次派遣“遣隋使”和留学生到中国大陆。在与隋的交往中，开始称国名为“日本”，称国王为“天皇”。他们认真学习隋的政治制度，开始实行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尤其是在645年实行。大化改新”之后，日本更是频繁地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全面地学习唐朝的各项制度，实行经济、政治社会改革，并仿照唐的“律令”而稍加修改，制定了日本的“律令”，将各项改革和制度法典化，使日本成为比较成熟的文明国家。

刘氏。高祖刘邦----刘盈----刘恒----刘启----刘彻-----刘弗陵--------刘询----------刘奭--------刘骜-------刘欣--------刘衎-------孺子婴

刘氏的来源主要有三：

1、出自祁姓，为炎帝尧陶唐氏之后。相传祁姓是黄帝的后裔所分得的姓氏之一，后来祁氏被封于刘国，亦即今定州唐县。其子孙以国为姓，相传姓刘。史称刘氏正宗，这就是陕西刘氏。

2、出自姬姓，为周太后的后裔。相传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继位，封王季的儿子于刘邑，其后裔以邑为氏，世代相传姓刘，这就是河南刘氏。

3、出自他姓，为他族、他姓改嫁或赐姓刘。据史书记载：

一、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策，以皇室宗女嫁于单于为妻。依照匈奴的习俗，贵者皆从母姓，单于的子孙于是皆从刘姓。于是便生成这支刘姓。

二、据史籍记载，齐人娄敬在洛阳向刘邦献入关中建都之策，得到刘邦的重用，刘邦称帝后，赐姓刘氏，其后保持此姓；刘邦为了感谢项伯在鸿门宴上对他的救命之恩，赐他刘姓。

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族的复姓独孤氏改为汉字刘姓，成为当时大姓之一。其他入迁中原的少数民族也有改作刘姓的。

刘

刘姓是赣南客家的大姓，也是有资料可查最早南迁到赣南的汉姓大姓氏。至于刘姓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晋襄公死后，其儿子夷皋还小，大臣们都主张立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为晋君。于是执政大臣赵眉派人去秦国接公子雍回国继位。晋襄公的夫人缪赢知道此事后，天天抱着太子夷皋去宗庙里哭闹。赵眉等人被她闹得没办法，只好立小孩为晋君。这时公子雍已经由秦军护送来到边境，赵盾就亲率晋军去阻挡。秦人一见赵盾出尔反尔，非常恼火，双方在令孤一带交战起来。秦军准备不足，打了败仗。而由赵盾派去接公子雍的士会也只好留在秦国。其后裔也就成为了刘氏-----意思是有“留”成刘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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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姓为古帝尧的后裔之姓。尧姓祁，传说尧的后裔祁刘累为夏养龙，因饲养不善，死了一条母龙，他怕夏帝惩罚，就偷偷逃到河南，他的子孙就以刘为姓，这是中国最早的刘姓。刘累后裔中的一支被周成王封为杜伯，杜伯儿子的曾孙士会因国内动乱逃到秦国，士会后来又回到国内，但有儿子留在秦国，留在秦国的后裔恢复刘姓，居住在今陕西一带。西汉时，刘邦赐刘姓与一些少数民族和项伯之族，后刘邦与匈奴结亲，将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为妻，因匈奴跟母姓的习惯，所以匈奴人有许多均姓刘。由于汉朝的强盛，刘姓人口也随之极大的发展起来，早期刘姓主要在北方发展繁衍，晋朝开始刘姓迁往福建，约在唐朝时迁往两广。在中国历史上，刘姓称王称帝者多达66人，先后建立有西汉、东汉、蜀汉、汉、前赵、南朝宋、南汉、后汉、北汉、大齐等王朝或政权，共历时650多年，是中国建立封建王朝最多最久的姓氏。刘姓掌握政权时间久，享有特权，是人口能够得到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刘姓涌现的人才也非常多。西汉，淮南王刘安组织宾客数千人编写《淮南子》，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刘歆父子，为中国目录学之祖，还有训诂学家刘熙；东汉有书法家刘德升；三国时魏有哲学家刘劭；魏晋时有数学家刘徽；西晋有将领、诗人刘琨，及“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东晋勇将刘牢之；南北朝时刘姓多文人，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其著有《文心雕龙》，学者、文学家刘峻；隋代，有经学家刘炫、刘焯，农民起义领袖刘元进；唐代理财家刘晏，史学家刘知几，文学家、哲学家刘禹锡，诗人刘长卿，散文家刘蜕；北宋史学家刘恕；南宋有词人刘过，画家刘松年；金国有文学家刘迎；元代有学者刘因，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明清时代刘姓有许多人奋起反抗封建压迫，如刘通、刘六、刘七等等，此外，画家刘钰，诗人刘体仁，小说家刘鹗；现代有诗人刘大白，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员刘胡兰等等。刘姓约占汉族人口百分之五点四，超过6000万，是中国第四大姓。

刘姓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四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五点三八。

寻根溯源

1、据《元和姓纂》、《新唐书》等资料所载，出自祁姓尧帝之后。以字名为氏。

2、据《名贤氏族言行类稿》等所载，出自姬姓周太王古公�父之后裔。

3、改姓而来。据《史记》所载，刘邦称帝后，赐有功之臣娄敬、项伯为刘姓，并赐其他降汉的项氏家族改姓刘。其它姓氏改姓刘。据《史记》所载，西汉公主嫁与冒顿为妻，其子女皆从刘姓。另外有薛、何、美、陆终氏和少数民族鲜卑孤独氏，女真族乌古论氏、移剌氏、满族宁古塔氏、留佳氏等众多姓氏改为刘姓。

得姓始祖

刘累。刘姓系上古圣帝尧的后裔。尧出生时其母庆都寄居 于伊长孺家的伊祁山下，故从母所居之地为姓“伊祁”。后又分出“伊”、“祁”二姓。尧帝的祁姓后代有一支被封于刘邑（今河北唐县境），建立刘国。夏朝时，刘国有一家生有一子，出生时有纹在手曰：“刘累”，于是便以此为名。刘累长大后，跟随豢龙氏学习养龙本领，被夏帝孔甲封为“ 御龙氏”，负责驯养孔甲的四条龙。有一次，一条龙死了，刘累就把龙肉做成肉羹，充当野味献给孔甲。孔甲感觉味道特别鲜美，非常高兴，于是就赏赐给刘累许多财物。不料过了几天，孔甲又想吃这种“野味”，便派人向他索取。刘累感到难于蒙混，又怕孔甲怪罪，就带领家眷逃到鲁阳(今河南鲁山)。又不敢再用祁姓，就用名字中的刘字作了姓氏。刘累之后，其裔又先后被封于豕韦（今河南滑县东南）、唐（今山西翼城）、杜（今陕西西安）。周宣王时，杜国国君杜伯被害，杜伯之子隰叔逃入晋国，担任士师（主管刑罚、狱讼、禁令的官）隰叔之子士艹为以官职为氏称士氏。士艹为之孙士会就是辅佐晋文公、襄公争霸天下，使晋国成为五霸之一的范武子。士会曾居于秦国，其后有留于秦国者便恢复其祖姓为刘姓，是为陕西刘氏。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便是士会的后代。刘邦对刘姓家族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士会也成为刘姓共认的祖先之一。

繁衍播迁

河北唐县是刘姓的祖居之地，而刘姓的发源之地当在今河 南省境。而源于陕西省境的刘姓当为河南刘姓之分支。战国时期，陕西刘氏播迁到河南及江苏地区，到汉代沛县刘姓成为皇族，大封同姓诸侯，显贵无比。纵观刘姓繁衍情况，可划分为三大时期：第一时期为汉代，江苏刘姓族人刘邦建立汉室，随着“同姓封侯”，刘姓人遍布彭城、沛国、弘农、中山、南阳、东平、天水等地，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姓氏。汉末群雄争霸之际，中原刘姓为避战祸四方迁徙。第二时期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除刘姓人大举南迁外，许多少数民族在汉化的过程中，取刘姓代替自己原有姓氏。与此同时，刘裕代晋称帝，建立宋，其族在江南最为显赫，被封王侯的刘姓遍布江南。第三时期为唐至五代。据《兴宁刘氏族谱》所载，唐翰林学士视察使天锡公，为避战乱弃官奉父祥公迁至福建宁化县，后成汀闽望族。这一时期，刘姓支脉遍布大江南北。宋元至明清时期，刘姓族人已遍布全国各地。

郡望堂号

刘姓在其繁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郡望，主要有：1、彭城郡；2、沛郡；3、弘农郡；4、河间郡；5、中山郡；6、梁郡；7、顿丘郡；8、南阳郡；9、东平郡；10、高平郡；11、东莞郡；12、平原郡；13、广陵郡；14、临淮郡；15、琅邪郡；16、兰陵郡；17、东海郡；18、丹阳郡；19、宣城郡；20、南郡；21、高阳郡；22、高密郡；23、尉氏郡；24、竟陵郡；25、长沙郡；26、河南郡；27、广平郡。

堂号：

“彭城”、“弘农”、“沛郡”、“河间”、“中山”、“梁郡”、“顿丘”、“南阳”、“东平”“高密”、“竟陵”、“河南”、“尉氏”、“广平”、“丹阳”、“广陵”、“长沙”、“临淮”；还有“豢龙堂”、“藜照”；另有自立堂号，如 “敦睦”、“敦本”、“天录”、“再思”、“树德”、“守三”、“青云”、“传经”、“五忠”、“恒德”、“庆元”、“怀贤”、“墨庄”等。

宗族特征

1、刘姓家族地位显赫，从古到今，称王称帝者多达六十六 人，统治时间长达六百五十多年。

2、刘姓家族有其排列有序的字行辈份，据刘祥澍所修《刘氏族谱》载有清代江苏刘姓一支辈份字行为：“祥瑞肇英贤，明良继仁孝。”清光绪年间刘一诚所修《刘氏宗谱》载有彭城（今徐州）刘姓仲盛公一支辈份字行为：“寿福永彦仲，伯仁义尚若，余洪继应一，启世道昌从。”

名人精粹

刘邦：沛县丰邑（今江苏沛县）人，秦末聚众起义，得胜，建立西汉。刘歆：西汉沛人，古文学派的开创者。所撰《七略》对中国目录学的建立有一定贡献，刘歆也是我国最早研究圆周率的人之一。刘秀：今湖北枣阳西南人，东汉开国君主，史称光武帝。刘洪：东汉天文学家，山东蒙阳人，所著《乾象历》是我国考虑了月球运动不均匀性的第一部历法。刘备：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在东汉末年群雄争霸中建蜀汉政权，与东吴、曹魏成鼎足之势。刘伶：沛国人，为西晋时“竹林七贤”之一，官至建威将军。刘渊：系匈奴人，十六国中的汉国建立者，称号“汉王”。刘义庆：彭城（江苏徐州）人，十六国时宋国著名文学家。有小说集《世说新语》。刘勰：东莞莒县（今山东）人，十六国时期梁国杰出的文学家、理论批评家。著有《文心雕龙》，被称为文学理论批评史巨著。刘知几：唐代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杰出的史学家，所著《史通》为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著。刘禹锡：洛阳人，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诗人。著有《天论》等。刘墉：山东诸城人，清代书法家，官至东阁大学士。刘鄂：江苏丹徒人，清代小说家，著有小说《老残游记》。刘少奇：湖南宁乡人，早期中共党员之一，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古诗词中的秦腔和现代摇滚乐很相似。一大批新生代摇滚乐人在陕西破土动工，秦腔被誉为“摇滚之祖”。秦腔作为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历史地位值得肯定。但在近代，秦腔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却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障碍。

第一章根据秦腔的发展历史和改革创新，对秦腔进行简要分析。

秦腔发展史

在中国，戏曲一般以地名命名，如京剧、豫剧、徽剧等，秦腔也不例外。今天，秦腔已经成为现存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剧种。因此，它被誉为“百戏之祖”。那么秦腔经历了怎样的发展？

本文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形成于唐代，完整于元代，成熟于明代，繁荣于清代，几经变迁，气势恢宏。”。

① 秦腔的起源

秦腔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我们所知道的是，它开始在西北地区兴起。秦腔作为各种戏曲的鼻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

《孔子·家谱》或《孔子家谱》三首

秦人用琴乐、琴声演唱《诗经》中的秦风，是秦腔的最早起源。在中国古代，陕西、甘肃同属秦国，故称“秦腔”。然而，关于秦腔形成于先秦时期的理论是不够的。史学家没有发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但有直接证据表明秦腔是在唐代形成的。

据说在唐代，唐玄宗李隆基设梨园，唱宫廷音乐和民歌。梨园里有个音乐家叫李桂年。他的《秦王决战曲》被称为“秦王调”或“秦腔”，可能是最早的秦腔音乐。到了宋代，宋词对秦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腔的内容也日趋完善。

秦王打垮了这场战争

② 秦腔的完整与成熟

秦腔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戏曲。又称“梆子调”，因为它使用枣木梆子作为打击乐器。此外，梆子在敲击诗节时发出“恍惚”的声音，故又称“试音”。

据清代李跳元所说：“钱氏《百秋集》中有秦腔。它始于陕西省。它以梆子为板子，以月琴为回应。也有一些紧凑而缓慢的曲调。俗称梆子调，蜀称乱滩

“乱潭”一词在中国戏曲曲调中有很多含义。还有昆曲、高腔以外的戏曲叫“滦坛”，京剧也叫“滦坛”。不过，它更常用作梆子腔的总称，它主要由秦腔组成。

明清时期秦腔的发展已逐步完成。明朝万历年间，秦腔不仅局限于某一地区，而且在中国南北都有反映。它无愧于它的声誉。

清代吕慈云在《元元传》中说：“李自成来到北京，叫陈元元来唱歌。他不习惯听吴歌，于是命令妃嫔们唱“西腔”，抱着阮正和琥珀。他双手合掌。音乐很刺激，他的耳朵也很酸。”

由此可见，到明末，秦腔已基本确立并逐步走向成熟。

③ 秦腔的繁荣与传播

清代，特别是乾隆年间，著名秦腔演员魏昌盛极大地促进了秦腔在北京的影响。据清朝乾隆五十年刊印的《炎兰小品》记载，秦腔有魏长生、陈银观等21位著名演员，共有27部戏。

清朝中叶以后，秦腔不仅在全国各地演出，清末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也有演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期，秦腔传入北京，直接影响了京剧的形成。因此，曾与昆山、益阳、柳子调并称为国剧“四大调”。

秦腔的特点及代表作

① 特点

“民风淳朴性彪悍，秦腔花脸吼起来。台下观众心欢畅，不怕戏台棚要翻。”这首歌有生动形象的描绘了秦腔高昂激越强烈急促的特点，贾平凹在《秦腔》这篇散文中，也通过秦腔的高亢清越，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丰富塑造人物形象。

除此之外，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富有夸张性。角色行当分为四生、六旦、二净、一丑，计13门，又称“十三头网子”。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须生、青衣、老旦、花脸多角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

秦腔唱腔包括“板路”和“彩腔”两部分，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腔最能代表秦腔的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表现悲愤、怀念的感情；欢音腔欢乐、明快、刚健，擅长表现喜悦、欢快、爽朗的感情。

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激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② 代表作

秦腔所表演的剧目大多取材于“列国”、“三国”、“杨家将”、“说岳”等英雄传奇或历史故事，也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传统剧目丰富，已抄存的超过千本，其丰富量位居我国三百多种剧种的榜首。

除了《春秋笔》、《八义图》、《紫霞宫》、《玉虎坠》、《和氏璧》、《麟骨床》等观众比较喜爱的曲目外，还有《双锦衣》《新华梦》《三滴血》《韩宝英》《卧薪尝胆》等新戏。

拿《玉虎坠》来说 ，以东汉初年农民起义为背景，阐述了民间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剧情一波三折，情感表达丰富，承载着人民的精神寄托，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性。

秦腔艺术的创新

著名的秦腔表演艺术家，赵扬武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某种程度上来说，秦腔是老年人的艺术”。赵扬武先生承认，秦腔缺乏年轻的观众，在当前“快餐式”社会的发展中，秦腔似乎难以立足。因此为了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注意秦腔、欣赏秦腔，并发扬秦腔戏曲文化，秦腔艺术本身也做出了一些创新与改革。

① 改革与创新秦腔戏曲剧本

首先，秦腔戏曲最根本核心的便是剧本，尽管这些剧本所表达的情感被抒发的淋漓尽致，但经过了上千年的演绎，它们在观众心中早已没有了新鲜感，甚至人们在观看秦腔表演时，早早便已猜到了结局。

因此在继承秦腔戏剧的同时，对其剧本进行了创新，紧跟时代的步伐，将秦腔戏曲的剧本与现代生活进行结合，符合时代发展的特征，这才会逐渐成为现代人们喜闻乐见的秦腔艺术。

② 融入现代艺术风格

不知道大家是否在2016年的春晚上，听过这样一首歌曲——《华阴老腔一声喊》，这首歌是由歌手谭维维以及华阴老腔艺人共同表演。那么，“华阴老腔”与本文介绍的秦腔有何关联呢？

华阴老腔共分为阿宫腔和弦板腔两个大类，而这里面的阿宫腔也称北路秦腔。从大方面概括来说，华阴老腔是秦腔的一种。《华阴老腔一声喊》这首歌是中国摇滚与民间传统艺术融合的典范，而秦腔融合了现代艺术风格，更是让观众感到震撼。

由此以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网络媒体途径，认识到了传统戏曲艺术——秦腔。总而言之，将秦腔融入现代的艺术风格，是其进行改革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

③ 创造群众喜爱、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秦腔作品

秦腔无时无刻都在影响着生长在黄土地上的祖祖辈辈，它不止出现在戏剧界，也体现在了影视、音乐、以及文学领域等等。

著名的作家贾平凹曾经写过《秦腔》这样一篇散文，字里行间展现了这片黄土地上的风土人情；陈忠实在长篇小说《白鹿原》中更是描绘了农村演唱秦腔的画面；导演张艺谋在其**《红高粱》、《秋菊打官司》更是直接采用秦腔，这些无一不在展现着西北土地上的热血。

这些作品都是十分经典，并且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在这其中，秦腔发挥了独一无二的作用。因此，结合地域以及文化的特征，立足于秦腔戏剧艺术的特点，才能创造出更多观众喜爱的秦腔作品。

总结

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秦腔唱出了陕北人的灵魂，也唱出了西北黄土地的千年风土人情。或许一些现代人会这样认为：秦腔没有京剧的雍容华贵，也没有黄梅戏的婉转柔情，也没有流行音乐的朗朗上口。

但无论有多大的舆论，秦腔都坚持成为其本身，如同一碗烈酒一般，呐喊震耳欲聋，如同奔丧者的哀嚎让人痛彻心扉。如果说有的戏剧宛转耐听，让人舒适惬意。那么秦腔就如同呐喊一出悲剧，让人痛彻心扉，大概秦腔的特殊魅力，就在于此。

兴国山歌历史悠久，相传是秦末兴国上洛山造阿房宫的伐木工所唱的歌。中原客家先民南迁后，其民谣渗透其内，与之融合，不断改造演化，在兴国山区扎根开花。兴国山歌故有唐时起，宋时兴，唐宋流传到至今的说法。

相传山歌始于木客（即伐木工人）。《诗经》《小雅·伐木》中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关，求其友声。说明自古伐木者善歌，山歌始于劳动。兴国历代文人对上洛山木客唱山歌的事常有记述。兴国山歌的发端语起兴词哎呀嘞--就是伐木工人在劳动中或劳动后伸腰舒气的感叹声。

兴国山歌曾是战斗的号角，早在半个多世纪前血与火的斗争中就出了名，在建立和巩固红色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十年代初，江西苏区军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兴国县的妇女在欢送亲人上前线时，送上自己新编的草鞋和新编的山歌。哎呀来！炮火声来战号声，打个山歌你们听，快跟敌人决死战，红军哥！打到抚州南昌城。热烈奔放的歌声激荡着战士们的心，他们用山歌回答：哎呀来！山歌来自兴国城，句句唱来感动人，前方战士好兴奋，同志们！更加有劲杀敌人。山歌一首接着一首，人民和军队互相鼓动、激励。歌声化为斗争的力量，鼓舞人们奋勇杀敌。

和着改革开放的激越鼓点，兴国山歌释放出从未有过的光彩。兴国县把振兴兴国山歌，建设山歌之乡当作文化建设的龙头来抓，当作人们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来抓，使兴国山歌空前繁荣。在演唱形式上由独唱、对唱，发展到联唱、合唱、小演唱，而且还创造出兴国山歌剧这一新剧种。文化部门组建了20余支业余山歌演唱队，常年活跃在各个乡。

为继承和发展这一文化瑰宝，兴国把振兴兴国山歌，建设山歌之乡作为文化建设的龙头。文化工作人员常年深入乡村，挖掘、整理、收集了5万余首山歌，精选出1420首编成了《兴国山歌选》和《兴国山歌选续集》出版发行，编印了5400册《兴国山歌乡土材料》，制作了《兴国山歌》影碟和《山歌之乡双学潮》等电视专题片。

兴国县创建了全国第一家专业的山歌剧团，其创作的大型山歌剧《山歌情》在京演出产生轰动效应，一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四届文华大奖，首届曹禺戏剧文学奖。充满泥土芳香的兴国山歌，登上了艺术最高殿堂。人如潮歌如潮的重阳山歌节更成为兴国盛大的文化节日。

2006年5月20日，兴国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山歌是民歌的一种，其起源应该是远古先民的劳动和生活。兴国山歌的起源，也要追溯到远古的劳动场面。中国最早的民歌集《诗经》里，就有一首《小雅·伐木》，哥中唱道 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嘤其鸣关，求其友声。 表现了远古的伐木者在一片斧头锵铿声中，像鸟儿一样放声唱歌，他们唱歌的目的，是为了在劳动间隙与朋友交流。 兴国山歌的起源，就是源于这种伐木的劳动场面。

早在先秦时代，兴国县境内的上洛山区，聚居着这样一批伐木之人，自称“木客”。据兴国县志（同治县志重印本第512页）记载：“上洛山，有木客。形似人，语亦似人。遥见分明，近则藏隐。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食木实得不死。能砍杉枋，与人交市，易人刀斧。交关者，置物枋下，却走避之。木客寻来取物，下枋与人，随物多少，甚信直不欺。有死者，亦哭泣殡葬。尝有山人行，遇其葬日，出酒食啖人。山有石墨可书。”从文献记载，这些木客并非山间野人，他们不但形象和我们相同，语言也相近，而且断文识字，用石墨书写。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使用金属工具采伐树木，加工成枋料，与外人交易。只是不愿意与外人直接交往，藏匿深山。从这段文字可以判断兴国的木客是秦朝一支逃避建阿房宫采木劳役的六国遗民，他们溯赣江而上，遁入兴国山区，逃离了秦人的樊篱，成为一支隐逸山林的自由部落，故他们害怕与外直接交流，担心被秦兵发现，再遭追杀和奴役。故木客应该是一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有与湖南武陵的桃花源人有相类似的来历。不同的是，桃花源人虽因渔人失路，不复相见，却有陶渊明作记而家谕户晓。而兴国的木客却到北宋苏东坡诗中提到才被人注意。 上洛山的木客们，也有歌谣传世。据晋代文献“南康记”中记载，木客们出山到市场上购酒而饮，喝了酒便唱出了这样的歌： 酒尽君莫沽， 壶倾我当发。 城市多嚣尘， 还山弄明月。 这首歌谣后来被文人们采录进了《全唐诗》内，因为没有作者，落款成了“太上隐者”。这其实是木客们随口而唱的山歌，我们可以把这首诗还原回山歌的形式： 哎呀嘞-- 酒食掉了甭再买， 壶底一空厓就归； 市上唔当山里静， 明月当头好唱歌。

哎呀嘞-- 潋江流水波连波， 兴国老表爱唱歌； 山歌好比山泉水， 源源不绝汇成河。 遐迩闻名的兴国山歌究竟源于何时何处？ 过去兴国县一些山歌艺人在他们的唱词中，经常会出现“唐时起来宋时兴，代代传唱元明清”的内容，故过去一些人据此认为兴国山歌起源于唐朝，宋朝开始兴起，历经元朝、明朝、清朝的发展，走向鼎盛。这种认识虽然也不无道理，但其溯源并不准确。

兴国县虽然建县于三国，但当时县治平固和平阳和如今的兴国县之间，并非直接的延续，期间很多间隔，而且管辖范围也相距甚远。兴国地处偏远，唐代以前人烟稀少，唐末五代的和宋元之间因为战争的二次人口大迁徙，人口始繁，故山歌艺人们误以为山歌即发源于唐朝，兴盛于宋代并不奇怪。

《全唐诗》中还记录了另一首木客们的歌谣，题目是“答人”： 偶来松树下， 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 寒尽不知年。 这支歌谣显然是木客回答外人好奇询问他们身世时唱的一支歌，如果还原成山歌应该是这样的： 哎呀哩 唔晓得厓哪当来， 树当房子石做枕。 一觉歇着忘时日， 冬无春来千百年。 木客们显然回避着回答自己的身世，因为他们的身世联系着历史的创伤，面对着无数好奇的询问，他们索性用这样一支旷达的山歌搪塞。 这二支歌谣是我们可以查考的最早的兴国山歌刍形。从兴国古代木客的记载和《全唐诗》中“太上隐者”留下的二首歌谣，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认定兴国山歌起源和客家先民的南迁一样古老，中原汉人迁入兴国上洛山区后，在伐工生涯中创造了这种艺术表达方式，并借兴国这方水土，将这种艺术手段传播至今。兴国的山歌手，历来尊崇木客为祖师，渊源远溯二千多年。 木客们后来到哪里去了呢？宋代苏东坡曾经寻访过木客而未获。

明清时期，寻访木客的文人学者就更多了。清代安徽潜山人龚黄来兴国为县令，作《木客吟》诗曰：“父老为余言，时有采木客；年年上洛山，木实延朝夕，……天子今圣明，四方宽征额。传语深山人，可以出无役。”（引自<<兴国同治县志重印本>>490页）龚黄认为木客是因为害怕朝庭的横征暴敛而藏入深山不敢出来，他托乡村父老向他们传话，说如今天下太平啦，木客们可以安心出来，不用再服劳役了。龚县令是用一种怜悯的心态来看待木客的。而另一位文人周一煌的《木客吟》诗则说∶“我将携酒入其山，倾壶弄月当如昨。”(引自<<兴国同治县志重印本>>490页)他则是用一种欣赏的心态来称颂木客的。其实，木客们在唐代为外人所发现后，已经渐渐与后迁来的客家人同化了，清代初年兴国县令张尚瑗曾亲往乡村寻访，他找到一些自称是木客后代的乡民，向他们索取家谱考究，发现他们的家谱里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只是以木客后人自居而荣耀而已。直到现代，兴国县西南的永丰乡、隆坪乡一带，还有不少农家自称为“木客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