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36年9月7日(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大潜山下,11岁时,父病故,因家聘停学,耕读兼贩私盐,养家湖口成年后躯体魁梧,勇谋过人,贩私盐者多以他为首,曾受官府追捕

1854年(咸丰四年),刘铭传18岁,其母周氏被一富豪欺诲,他追数里找那富豪评理富豪持刀威胁,被铭传夺刀毙下劈下马背。铭传自知闯祸，遂揭竿而起，召集无业乡民，在大潜山北建立旱圩，筑堡扎寨。1856年（咸丰六年）夏大旱，庄稼无收，农民断粮，邻近的金桥集上有富户屯粮不卖，激起民愤，粮被哄抢。官府追查时，有人说是刘铭传领头干的。官府派人追到刘家，未找到刘铭传，便放火烧毁刘家房屋,刘母惊吓而死。刘铭传自此为家，训练团练，商议参加太平军。传说祭旗时大风吹折旗杆，在寨参赞军务的塾师刘盛藻扬言这是“上天不助”，遂罢。后接受六安州官皱笥劝告，改听官府调遣，对抗太平军。曾随清军功六安，援寿州，被授千总、都司衔。1862年（统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铭传率练勇至上海，号“铭字营”，在南汇招降太平军吴建瀛、刘玉林等众4000人，与太平军在上海外围屡站，升副将。次年进攻苏南常熟、江阴、无锡等地，以提督记名。加头品顶戴。1864年春，攻陷常州。获“虢季子白盘”（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

1865年（同治四年），随曾国藩镇压捻军。驻河南。连站于瓦店、扶沟等地，升直隶提督。又援湖北，陷黄陂，战颖州（今阜阳），当时捻军以马队为主，刘铭传平原追击不能得手，向曾国藩建议筑长墙为堵，曾遂命令自河南至同东运河，筑起长墙。捻军首领张宗禹率部攻入陕西，任柱、赖文光率部攻山东。自此，捻军分东西两部，互相呼应，曾国藩剿年捻失败。清廷命李鸿章代曾。刘铭传奉命专攻东捻军，大小数十战。1867年（同治六年）春，捻军退至湖北伊隆河，刘铭传与湘军将军鲍超约期合击。铭军提前出动，被捻军包围，大败。部将唐殿魁战死，刘铭传也坐地待毙。鲍超率军赶到，向捻军发起攻击，刘铭传才得突围。铭军在信阳休整，补充军械人马，又追击捻军进入山东。刘铭传复于沿运河至胶、莱一线筑长墙，将东捻围困于山东。是年秋，刘铭传设法收买捻军叛徒为内应，枪杀任柱，捻军溃散。赖文光退至扬州被俘，东捻失败。清廷论刘铭传为“首功”，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刘铭传以伤病请假，回乡休养。

1868年（同治七年）春，张宗禹率西捻军进攻河北，突袭北京。清廷震恐，下急诏令刘铭传出山赴援。刘铭传以迟缓未出被责。及至东昌，会诸军进攻盐山、沧州、德平，仍用筑长城之策，将捻军围困到运河之东，纵横合击。捻军损失惨重，张宗禹在山东茬平战死，西捻失败。刘铭传封一等男爵。刘铭传青少年时，功名心颇重，他曾等家乡的大潜山，叹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可是当他“功成”名就后，却经常在诗中写道：“三十人为一品官，多少憎忌少人欢。”“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解甲回乡去，入山种翠微。”“莫如归去好，诗酒任疏狂。”1869年（同治八年）春，刘铭传再次以伤病辞职回乡。次年，天津教案发生，英、美、法7国军舰集结天津炮台，京城震动，清廷命刘铭传出山，赶赴天津接统铭军，加紧备战。教案备战。教案平息，又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率军镇压回民起义。清廷命刘铭传监督、密报左宗棠的军事行动，引起左宗棠怨恨。刘铭传又称病辞职回家。

乡居期间，刘铭传把早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时的文书一把火烧掉，埋头博览群书，尤其注重阅读有关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对世界形势形势及国家局势十分关怀，常说：“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1880年（光绪六年），因沙俄侵占新疆伊梨，刘铭传逢诏进京议事备战，他极力主战，并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陈述欧、美、沙俄、日本修造铁路的情况，以及中国修造铁路以利军事、经济、民政的迫切性，并提出初步规划。这个中国近代最早提出的关于修造铁路的意见，遭到朝廷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刘铭传气愤之下又一次辞职还乡。他在家乡立义庄、办义学；与张树声、周盛传等合办肥西书院；倡修家谱、俯志、县志，助修大潜山、紫蓬山寺庙及巢糊姥山塔、合肥城内包公祠等；并陆续修建了刘老圩，在圩内建造“盘亭”，陈列“虢季子白盘”，供亲友参观。字号“大潜山人”。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首先侵略越南北方，又派海军中将孤罢率领远东舰队侵入中国东南沿海，企图侵占台湾为质，迫使清政府屈服。4月，清廷急诏刘铭传进京，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上《海防十策》奏折，被采纳，遂赴台抗法。

1884年（光绪十年）8月初，法舰4艘在司令利士比率领下进攻基隆，刘铭传指挥守军开炮还击。不久，炮台被法舰猛烈炮火击毁。刘铭传将守军转移至后山，待法军登陆后，指挥守军分路出击，击毙法军官3人，擒斩1人，打死打伤法兵百余人，缴枪数十杆，帐篷10余架。残敌逃奔回舰。中国军队首站告捷，军威大振。

法舰转功福建马尾港，中国南洋舰队覆没。10月初，法舰分两路猛攻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在基隆与敌激战，接到淡水守军告急。刘铭传将基隆守军撤至后山严守，并将基隆煤矿设备拆卸转移，然后亲率主力驰援淡水。10月8日，敌舰猛轰淡水炮台。炮台在猛烈还击后多被击毁。由于河口事先被守军以巨石堵死，法舰不能深入，遂派陆战队千余人上岸，分路进攻。刘铭传指挥守军埋伏，待敌军接近，突然分5路杀出，毙伤法兵300多人，法军大败逃回。法军开炮掩护，反自击沉小轮1艘，70多人落水。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法舰封锁台湾海峡。法军司令孤拔亲到越南战场调兵千余名来台增援，接着以数千名法军分头猛攻基隆河及后山一线守军阵地。刘铭传指挥守军与敌展开激烈的阵地战。聂士成等率援军2000多名从台东登陆，翻山越岭赶至基隆前线，投入战斗，稳住了阵地。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法军死伤近千人。而始终局限于基隆一隅之地，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孤拔派舰攻占孤悬海中的澎湖列岛。3月下旬，法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中法停战，不久法军退出台湾。刘铭传领导的10个月抗法保台战斗，取得最后胜利。

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台湾建省，刘铭传任台湾巡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日本。刘铭传悲愤至极，身心交病，卧床不起，于1896年1月12日病逝。清廷谥“壮肃”，加太子保衔。归葬肥西金桥吴家小院墙。刘铭传能文善诗。著有《刘壮肃公奏议》10卷，《大潜山芳诗抄》1卷，《盘亭小录》1卷，另有遗诗数百首未及印行而散失。

　　这张地图看懂了吗？三河镇属于肥西下辖的一个镇，紧邻巢湖岸滨。

　　张家祠堂不知道你说的是庐江迁到肥西的那个，还是清代武将张树声家里的那个祠堂。

　　庐江张氏家族的祠堂教育

　　庐江县郭河镇 董先平 吴明亮

　　庐江县牛首初级中学坐落在庐江大西北“南北二圩施级湾”的北圩，隔杭埠河与三河相望，校园绿树成阴，是学子们学习的理想场所。校园由两个部分组成，南面是一个方正的古式四合院，原是“张家户”祠堂的耳房，抗战前夕的二十年代，张氏家族中修建祠堂的张进士将耳房捐献了出来，于是“庐江县张氏私立植民小学”诞生了，此即今庐江县郭河镇牛首初级中学的前身。学校自办学以来，质量一直名列前茅，2007年中考综合成绩全县第四，张氏子孙张斌同学获得“裸考”状元。之所以成绩斐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牛首中学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张进士修建的祠堂厢房就是做学校之用，校园中间栽有一棵柏树，有人说取自“学而后知困”之意，后来有人迷信“口”中有 “木”为“困”，不吉利，上百年的柏树被伐。二十年代，战火纷飞，张氏家族能把自己的宗祠献出来作学校“教化乡里”，说明了张氏家族的开明与豁达。牛首这块土地上后来人才辈出，民风纯正，和张氏家族的祠堂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张氏起源的故事

　　《世本》曰：“挥公作弓，牟夷作矢。”又唐代林宝所撰《元和姓篡》云：“黄帝第五子青阳生辉，为弓正，观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张氏。”又据《通志略》“少昊之子，封于尹城”，尹氏“食采于尹”在汾州。可见这支张氏是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最早发源于尹城国的青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祠附近，其后望族也出于这一带。

　　既然张氏祖籍中原，其一支又何以散居巢湖之滨的庐江县北圩村地界？由于当地张氏家谱失传，已无确切历史资料可考。不过根据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脉络整体推算，当是中原人口大量南迁所至。东汉末年至南宋初年，我国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南迁，西至巴蜀，东到闽浙，都有大量北方人口迁入，尤其以中部包括皖南在内的两湖地区为最多。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记载：唐天宝元年（742年），我国南方人口21626000人，北方29350000人，至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人口增至56888000人，北方人口33984000人。比较而言，我国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增长缓慢，而南方因北方人口大量迁入，增长迅速。郭河地界张氏一族应该属于这一时期的移民。另据张氏长者回忆：老祖宗张氏兄弟二人，于明朝中后期，从皖南徽州千里迢迢迁居庐江地界。明时的庐江地区还是水乡河泽之地，巢湖之滨，气候湿润，土壤肥沃，灌溉方便，交通畅达，非常适宜定居的农耕生活，在生产力还欠发达的农耕社会，这里是无疑人类生息繁衍的理想之地。直到今天，这里还保留着不少当年依巢湖而命名的古老地名，如“湖稍圩”就说明那里曾经是巢湖之稍，围湖成田。走出皖南山区，老八迁居今庐江县白山长丰圩，称八公堂，老九张兴九落户今郭河北圩村。历经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张氏一族家业渐起，人丁兴旺，官运亨通，慢慢成为当地的名门大族，“张家户”地名也就因此确定并一直沿袭了下来。历经战乱的家族会更注重族民的“教化”。人文性根深蒂固。

　　二、张进士建祠堂学堂

　　1、张进士的传说

　　说到张氏家族和““庐江县张氏私立植民小学”，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张进士，他是张氏家族的骄傲。张进士，张氏第十七世孙，名桐轩，字凤威，清末第158名进士。张氏宗祠后期的建设者。文采横溢，现存手稿数页，弥足珍贵（见二），其中《俄国论》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赞赏。张进士曾任两个县的县令，先在关外惠来县任职，后到广东南海。惠来任职期间，张进士为官清廉，深爱百姓爱戴。传说其惠来县令届满，前往南海途中，百姓夹道欢送，沿途绎站皆有安排。到任南海县令三年，张进士凭借其超人的才华，在广东省试中连中十八个第一，因此取悦了当时的广东省主席张仁俊，官府对其大加赏赐，因此大发其财。三年后张进士解甲回家，归隐田园，建走马转心楼一栋，名扬百里十三乡。此时正值其家业最为旺盛之时。临终之际，张进士传言家人：“老夫今日根身动，手拿砚台保小童”，足见其对张氏家族发展教育的重视，正因如此，张进士民国前期重建祠堂于清朝太平天国年间被毁的两侧耳房各十五间，“东营供销，西办教育”。于是，才有抗战前夕的二十年代“庐江县张氏私立植民小学”的诞生，才有今天今庐江县郭河镇牛首初级中学的辉煌。

　　2、祠堂的人文内涵

　　中国祠堂建筑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众心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祠堂一词正式出现是在汉代。《汉书张安世传》云：“赐茔杜东，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到了宋代，具有家庙性质的祠堂形式开始出现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阶层之中。宋理学家朱熹的《家礼》中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明代中叶以后，我国的祠堂得到迅猛发展，明嘉靖“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各强族望门，纷纷建祠立庙。

　　在宗法制居于核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堂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宋朱熹在《家礼》中说：“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明清时期更加强调“祠堂族长的族权”，祠堂成了封建宗法制的核心与象征。在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之下，祠堂更被视为高于一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各强门望族纷纷建庙立祠，“归亲认祖，光耀门庭”。清道光乙酉年（公元1825年），张氏“后裔辉斗”主持建造的张氏宗祠隆重落成，这在当时的社会，尤其是张氏家族，应该算一件空前绝后的了不起的胜事。祠堂规模居当时的舒、庐、巢、肥西、桐城五县之首，就是在安徽也首屈一指。尤其将祠堂的一部分作为学堂之用，实为用心良苦，也增加了它的人文内涵。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这座祠堂的存在对于研究我县明清时期的社会、历史、人文、伦理、建筑、艺术等都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它的“祠堂教育”也成了我县教育发展进程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鐧惧害鍦板浘

王世襄老人于年前逝世，舆论有“斯人一去，大雅云亡”之叹。老人生前对故乡风物念兹在兹，著述言谈之中一再表示想回福州转转看看，可惜天不假时，故乡百姓无缘亲炙“京城第一玩家”的风采，实在是一大憾事。

年来，媒体与学术界也有很多追思之作，但都仅限于老人的艺术造诣与文化贡献，对王老家世的研究似嫌苍白，尤其是王老的伯祖王仁堪、祖父王仁东兄弟，与当代另一文化名人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之间的恩怨，直接触发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的“甲申枢变”，这次政坛动荡是清末政局的一大拐点，又与马江海战、中法战争、清流分野相互交织，影响深远。

历史往往只记录结果，而政坛秘辛、人事情伪又最为幽微吊诡，难得见诸正史。对于王张两家交恶的原因，野史、笔记、日记、信札、个人文集也各说各话，莫衷一是，成为一大公案。这倒便宜了小说家，扑朔迷离的素材，有助于发挥想像力，曾朴的《孽海花》、高阳的《慈禧全传》都有生动的细节描述，而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因为祖父牵涉其中，也有专文发微（见寒柳堂集《记梦未定稿》及《记梦未定稿（补）》）。近年来，随着一些史料的新发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也在进行中，加之影视作品的推波助澜（如前一段热播的电视剧《船政风云》），以及王世襄、张爱玲持续的文化影响力，有必要对王张两家的关系再作梳理，以厘清哪些是戏说，哪些是史实。

訇状元世家 “清流”后劲

西清王家，是清末福州望族。王世襄的高祖王庆云，进士出身，为道光、咸丰两朝显宦，精通盐务、河工、财政、防务，曾被曾国藩保举出任顺天府尹（相当于北京市长），后任四川总督兼成都将军、两广总督、工部尚书，死后谥“文勤”，《清史稿》说他“综覈精密，治防井井，尤为可称”（意思是做事计划周密，民政、军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特别值得称道）。王庆云的儿子王传灿本人没有什么出息，只中个秀才，但却生了一个状元儿子，就是王世襄的伯祖王仁堪。

有清一代，福建出过两个文状元，都是福州人，前一个是林鸿年，后一个就是王仁堪。王仁堪(1849～1893)是光绪三年(1877)丁丑科状元，他文章、书法和品貌都十分端正秀润，初期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的爱重，“以翰林院编撰入直南书房，颇邀辰宠，频颁上方珍物，甚至腊月廿三日之祭灶糖，亦蒙赐赏。”（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794条）。王仁堪的弟弟王仁东（1854-1918），也很出色，诗文俱佳，以光绪二年举人任内阁中书。此外，王家的一位姻亲不能不提，那就是末代帝师陈宝琛（1848～1935）。陈宝琛的夫人王眉寿，是王氏兄弟的亲姐姐——清史研究专家姜鸣先生在《龙旗飘飘的舰队》中说王仁东还是陈宝琛的妹夫，笔者查了陈氏家谱，陈宝琛三个妹妹所适者皆不姓王，此处存疑，望博闻君子赐教。螺洲陈家更加显赫，曾祖父陈若霖（1759～1832）进士出身，曾任六省巡抚，湖广总督，工部、刑部尚书，死后谥“文诚”，是嘉庆、道光两朝著名的廉能之吏，闽剧有《陈若霖斩皇子》。到陈宝琛这一辈，“兄弟六科甲”，3个进士，3个举人。陈宝琛虽然只长王仁堪一岁，但科名早达，13岁秀才，18岁举人，20岁登同治戊辰（1868）科进士。王家兄弟进京时，陈宝琛已经是当时名震京华的“清流四谏”之一（不同史料对清流四谏的记载有所出入，一般认为是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

“清流”是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形成的一大政治势力，以科甲出身的在京言官为主体，地方上以一些廉洁能干的督抚为羽翼，持儒家传统观念，以奏疏为手段，议论国事，搏击权要，发挥传统制度中的监察功能，这批官僚常以集体行动相互声援，有“清流党”之称。

陈宝琛是王家兄弟的政治引路人。王家兄弟进京后与姐夫一起，住在丞相胡同，而张佩纶就住在与之相连的北半截胡同。陈宝琛与张佩纶是“石交”（友谊坚如磐石），王家兄弟经常跟着姐夫与张佩纶诗酒唱和。由于陈宝琛、张佩纶等人的接引揄扬，王家兄弟很快名倾公卿，自然而然也成为“清流”干将。

匐“青牛”之角 风厉无匹

因为谐音，“清流”被时人喻为“青牛”（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牛头”是李鸿藻。李鸿藻（1820-1897），直隶高阳（今河北保定）人（注：李鸿藻与李鸿章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李家兄弟用章字排行，老大李翰章，老二李鸿章，老三李鹤章），同治帝师，为人廉洁有操守，早期深得慈禧太后信任，辅佐恭亲王奕主持军机处，支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剿灭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起义，实现“同光中兴”；由于长年主持科考，李鸿藻门生弟子遍天下，其中相当一部分成为“清流”骨干。在李鸿藻的带领下，从同治末年起“清流”基本掌握了舆论导向和批判工具，“一时言路大开”，对贪官污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史载“南街（北京南城，”清流“的聚居地）弹章一出，公卿震怖”。

“清流”中最出风头的却是“牛角”张佩纶。张佩纶（1848－1903）祖籍直隶丰润，他与陈宝琛同龄，也和陈宝琛一样少年科第，春风得意。他之所以得到“牛角”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奏章极高的杀伤力。有专家统计，光绪初年至光绪十年（1875-1884）间，张佩纶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章（弹劾人事的奏章）占三分之一，所奏劾的三品以上官员，钩沉而得21人之多。《清史稿·张佩纶传》载“如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被劾去。”其实远不止这些，仅军机大臣中就有恭亲王奕欣、宝鋆、沈桂芬、翁同龢、潘祖荫、王文韶吃过他的弹章，其中沈桂芬郁郁以终，王文韶卷铺盖走人。

张佩纶受李鸿藻影响，以理学自命，又年轻气盛，喜欢他的人钦佩他“直谏敢言，不避亲疏”，不喜欢他的人说他“搏击务名（为追求个人名气，进行人身攻击），诳语多事”。陈寅恪先生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开明官吏，作文、练兵、治河、办教育、搞洋务，样样精通。光绪九年（1883年）“王树汶冤案”平反，此前陈宝箴曾在河北道任上参与会审，但不是主审，这时又已经升迁浙江按察史，按以往的规矩批评警告就完了。所以陈宝箴“陛见未行”（地方官赴任之前要向皇上汇报之后再走），是想等处理结果出来后再赴任，不料与陈家无冤无仇的张佩纶“劾其留京干进”（弹劾他不去上任，留在北京跑官）。陈宝箴也是出了名的硬骨头，他上疏抗辩，说“一官进退，轻如毫毛比，岂足道哉？然朝廷方以言语奖进天下，士不思竭忠补阙，反声气朋比，颠倒恣横，恐且败国事。……推及言路挟持弄威福之由”（意思是一个官员的升降轻如鸿毛，本来没什么可说道的。但朝廷现在鼓励天下士子直谏敢言，有些人却不去想如何弥补政策的过失，反而串通一气，结成帮派，颠倒黑白，放肆霸道，恐怕将来要败坏国家大事。……因此要追究那些人把持舆论、作威作福的根子）。这下得罪了所有“清流”，有人接着就上疏弹劾陈宝箴“哓哓失大臣体，请再下吏议”（喋喋不休，有失大臣体统，请有关方面再议一议怎么处理），三罪并罚，陈宝箴落得“降三级调用”，他咽不下这口气，愤而辞官，直到七年之后才复出。

这还不是最牛的。同年，朝廷派张佩纶去陕西查个案子，他回来赋诗一首，其中有“往还五千里，咒骂十三家”，气焰之盛，实在不愧“牛角”（恐怕得是犀牛角）之誉。张佩纶的弹章风厉无匹，所击几中，后人做过分析，谓“其奏疏深文周内，恒以诸臣恣纵、蔑视两宫为言。适如孝钦（慈禧）意，故所言无不行，往往劾人不待覆按，即罪之，旧所鲜有也，言路益发扩，朝士多持清议，辄推佩纶为主盟。”（见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论赞）大意是张佩纶的弹章总是给人扣上不尊重两宫太后（即慈安、慈禧，但慈安不争权）的大帽子，满足了慈禧太后的权力欲。笔者以为这一论断虽然以偏盖全，有个人成见，却洞察了清末权力格局，较之其他皮相之谈尤有见地，具体内容在下文细述。

张爱玲对时装极有研究，她穿的衣服大都是自己设计的，这很可能来自她祖父的遗传。史载张佩纶“仪容俊伟”，“喜穿竹布长衫，当时士大夫争效之”（见郑逸梅《艺林散叶》第2363条）。这不禁让人想起东汉末年的“清流”领袖郭泰（字林宗），他“曾途行遇雨，头巾垫其一角，人争效之，故折巾一角，称为林宗巾”（事见《后汉书·郭泰传》）。总之，张佩纶不仅是当时的“清流”头牌，影响所及，连官场时尚也唯他马首是瞻，风头之劲可见一斑。

凫三军败绩 “清流”内讧

话说光绪八年（1882年）初，法国人想把越南变成殖民地，越南国王向中国求救，“清流”一致主战，张佩纶联合陈宝琛、张之洞保举徐延旭、唐炯出任广西、云南巡抚。这两位老进士论诗作文还行，行军打仗的本事真是一点没有，到了光绪十年（1884年）初，连丢北宁、太原、谅山（越南境内军事重镇），法军直逼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并要挟清廷赔款2000万两，朝野哗然。连“清流”内部也觉得丢人现眼，虽然朝廷已将徐唐二人革职查办，但追究保举人责任的呼声四起，王仁东激于义愤，想请张佩纶上疏自劾，没承想连吃两回闭门羹，王仁东一气之下写了封绝交信，信里说——

前闻越南北宁失守，由于徐某调度乖方，两次走访，拟请吾丈以徒采虚声、贻误大局自请议处，惜未得面谈……唐徐拿问，惜未明发谕旨，不足以昭赫怒，而振军心也……拟一以声罪致讨，布告中外，一以举荐失人，自请罢斥……吾丈虽滥保匪人，此前不免訾议，尚可告无罪于后世……某谬附故交，又复长承教益，故敢以古谊责备贤者，如谓所见大谬，即以此纸为绝交书，可也。

平心而论，王仁东这封信虽嫌过激，但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张佩纶回信说，徐延旭、唐炯战败的原因是战备不足，贸然出师，并举出陈宝琛三年前的一个条陈为证，隐约提醒王家兄弟再闹下去，会把姐夫也牵扯进来，信最后说，“鄙人怨家甚多，不患无人弹劾”，“不肯劾他人自解，亦何必自劾以为人解”，至于绝交与否，你们兄弟看着办。依旧名士作派。偏偏陈宝琛此时已外放江西学政，中间少了圆场的人，双方激成水火，都下不了台。正如信中预言，这时张佩纶的一个怨家出场了——也是“清流”中人，外号“牛靴”的张华奎。

张华奎是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的儿子（合肥张家也是名门望族，最近热炒的张氏四姐妹是张树声的曾孙女，四姐妹之一的张兆和是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夫人），颇有才干，又慷慨倜傥，受乃翁之托，结交“清流”，因此有了“牛靴”的外号（意思是抱牛腿）。光绪八年（1882年）初，李鸿章母亲去世，丁忧守制（封建官僚父母、祖父母去世，要回家守孝27个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调任直隶总督兼署北洋大臣。张树声知道张佩纶是李鸿章的“世家子”（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官至安徽按察使，曾经与李鸿章并肩抗击太平军和捻军，后来死于浙江任上，墓志铭就是李鸿章写的，李鸿章一辈子挨“清流”的骂，但张佩纶却从来不弹劾李鸿章），于是奏请张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巴结也好，拉拢也好，都是很大的面子。传闻张佩纶私下已经首肯，奏章上去后李鸿藻不赞成，张佩纶于是变卦，这还不够，又让密友陈宝琛参上一本，说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一番好意酿成怨恨。

张华奎和王家兄弟本来交情就好，三人同仇，于是一起找了另一位“清流”盛昱。盛昱出身宗室（皇族后裔），是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此时也看不惯张佩纶的踞傲，于是参上一本。先说张佩纶“滥保匪人”，再骂全班军机大臣袒护包庇张佩纶。盛昱的本意不过是堵军机处的嘴，灭一灭张佩纶的威风。但此时，等待已久的慈禧太后出手了。

夙

甲申枢变 大权独揽

从太平天国失败(1864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间，清廷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权力格局。首先是地方实力派的崛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取代了原先的八旗、绿营和蒙古骑兵，成为镇压人民起义、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力量，重要的督抚职位都成了这三系人马的囊中物，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中央，以恭亲王奕和汉大臣李鸿藻为首的军机处、总理衙门与地方实力派关系密切，足以和慈禧太后相抗衡。这二十年间，慈禧太后尚不能为所欲为，然而盛昱的奏折却给了慈禧太后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

光绪十年（1884年）4月8日，太后懿旨发布，以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为由，将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班开缺。另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次日又颁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着会同醇亲王商办；不久又任命贝勒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班子，除了阎敬铭外，不是贪墨成性，就是唯唯诺诺的和事佬，班子的实际领导是慈禧的妹夫、光绪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班子的最大特点是唯慈禧之命是从。光绪十年是甲申年，这次政坛大地震史称“甲申枢变”，从此往后，慈禧真正实现了大权独揽。

“甲申枢变”后更奇怪的事出现了。5月9日，朝廷明发了一道极为引人瞩目的上谕，任命通政使司通政使吴大澄会办北洋事宜，内阁学士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均准其专折奏事；过几天又任命山西巡抚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这四人都是“清流”台柱，其中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三人还是“滥保匪人”的直接责任人，又正值朝廷与法国开战之际，然而他们不降反升，全部外任军国重职，似乎“清流”帘眷不衰。这四位也意气风发，领命赴任，不久中法战争爆发。

书生典兵的结局可想而知。马江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造船厂毁于战火，福州船政局从此一蹶不振，在京闽籍官员士子群情激愤，由潘炳年（长乐籍进士）、万培因（崇安籍进士）接连上奏，要求严惩张佩纶，潘炳年的奏章就是由王仁堪代笔的(见郭则沄《知寒轩谈荟》)。张佩纶作为福建前线的最高统帅，自然罪责难逃，这时又重新追究“滥保匪人”的责任，两罪并罚，谪戍军台。这事累及张之洞、陈宝琛，张之洞命好，由于老将冯子才临危受命，取得镇南关大捷，功大于过，还有封赏；陈宝琛在任上就与主和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曾国荃发生矛盾，被“降五级调用”，终光绪一朝不再出山。这时大家才明白，所谓重用，其实是慈禧太后要把这些自命敢言的“清流”大将赶出京城，放到那些地方实力派身边掺沙子；“清流”之于她，就如同夜壶，有用的时候便拎起来，无用的时候则踢到床下，“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慈禧太后，才是这场权力战争的唯一胜利者。

从此张佩纶与王家兄弟彻底决裂，他戍边五年，回来后进入李鸿章幕府，不久又成为李鸿章的女婿，二人生下一子张志沂，就是张爱玲的父亲。而陈宝琛则认为王家兄弟不谙大势，被人利用，导致朝局翻覆，也与两个小舅子渐行渐远。光绪十四年（1888年）军机大臣中的唯一正直能干的阎敬铭，因反对动用国库修颐和园，被慈禧太后赶回出西老家，朝局越发不堪。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仁堪上书再次反对修颐和园，终于失宠，兄弟二人相继出京游宦江南。二人为官都有惠政，王仁堪死后还入《清史稿·循吏传》，所谓循吏是指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也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青天大老爷”。

刘铭传,字省三,号大潜山人,1836年9月7日(清道光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生于大潜山下,11岁时,父病故,因家聘停学,耕读兼贩私盐,养家湖口成年后躯体魁梧,勇谋过人,贩私盐者多以他为首,曾受官府追捕

1854年(咸丰四年),刘铭传18岁,其母周氏被一富豪欺诲,他追数里找那富豪评理富豪持刀威胁,被铭传夺刀毙下劈下马背。铭传自知闯祸，遂揭竿而起，召集无业乡民，在大潜山北建立旱圩，筑堡扎寨。1856年（咸丰六年）夏大旱，庄稼无收，农民断粮，邻近的金桥集上有富户屯粮不卖，激起民愤，粮被哄抢。官府追查时，有人说是刘铭传领头干的。官府派人追到刘家，未找到刘铭传，便放火烧毁刘家房屋,刘母惊吓而死。刘铭传自此为家，训练团练，商议参加太平军。传说祭旗时大风吹折旗杆，在寨参赞军务的塾师刘盛藻扬言这是“上天不助”，遂罢。后接受六安州官皱笥劝告，改听官府调遣，对抗太平军。曾随清军功六安，援寿州，被授千总、都司衔。1862年（统治元年），李鸿章募淮军援江苏，铭传率练勇至上海，号“铭字营”，在南汇招降太平军吴建瀛、刘玉林等众4000人，与太平军在上海外围屡站，升副将。次年进攻苏南常熟、江阴、无锡等地，以提督记名。加头品顶戴。1864年春，攻陷常州。获“虢季子白盘”（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

1865年（同治四年），随曾国藩镇压捻军。驻河南。连站于瓦店、扶沟等地，升直隶提督。又援湖北，陷黄陂，战颖州（今阜阳），当时捻军以马队为主，刘铭传平原追击不能得手，向曾国藩建议筑长墙为堵，曾遂命令自河南至同东运河，筑起长墙。捻军首领张宗禹率部攻入陕西，任柱、赖文光率部攻山东。自此，捻军分东西两部，互相呼应，曾国藩剿年捻失败。清廷命李鸿章代曾。刘铭传奉命专攻东捻军，大小数十战。1867年（同治六年）春，捻军退至湖北伊隆河，刘铭传与湘军将军鲍超约期合击。铭军提前出动，被捻军包围，大败。部将唐殿魁战死，刘铭传也坐地待毙。鲍超率军赶到，向捻军发起攻击，刘铭传才得突围。铭军在信阳休整，补充军械人马，又追击捻军进入山东。刘铭传复于沿运河至胶、莱一线筑长墙，将东捻围困于山东。是年秋，刘铭传设法收买捻军叛徒为内应，枪杀任柱，捻军溃散。赖文光退至扬州被俘，东捻失败。清廷论刘铭传为“首功”，赐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刘铭传以伤病请假，回乡休养。

1868年（同治七年）春，张宗禹率西捻军进攻河北，突袭北京。清廷震恐，下急诏令刘铭传出山赴援。刘铭传以迟缓未出被责。及至东昌，会诸军进攻盐山、沧州、德平，仍用筑长城之策，将捻军围困到运河之东，纵横合击。捻军损失惨重，张宗禹在山东茬平战死，西捻失败。刘铭传封一等男爵。刘铭传青少年时，功名心颇重，他曾等家乡的大潜山，叹道：“大丈夫当生有爵，死有谥”。可是当他“功成”名就后，却经常在诗中写道：“三十人为一品官，多少憎忌少人欢。”“官场贱武夫，公事多掣肘。”“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解甲回乡去，入山种翠微。”“莫如归去好，诗酒任疏狂。”1869年（同治八年）春，刘铭传再次以伤病辞职回乡。次年，天津教案发生，英、美、法7国军舰集结天津炮台，京城震动，清廷命刘铭传出山，赶赴天津接统铭军，加紧备战。教案备战。教案平息，又命刘铭传督办陕西军务，率军镇压回民起义。清廷命刘铭传监督、密报左宗棠的军事行动，引起左宗棠怨恨。刘铭传又称病辞职回家。

乡居期间，刘铭传把早年镇压太平军、捻军时的文书一把火烧掉，埋头博览群书，尤其注重阅读有关西方科技文化的书籍，对世界形势形势及国家局势十分关怀，常说：“中国不变西法，罢科举，火六部例案，速开西校，译西书，以厉人才，不出十年，事且不可为矣！”1880年（光绪六年），因沙俄侵占新疆伊梨，刘铭传逢诏进京议事备战，他极力主战，并上《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陈述欧、美、沙俄、日本修造铁路的情况，以及中国修造铁路以利军事、经济、民政的迫切性，并提出初步规划。这个中国近代最早提出的关于修造铁路的意见，遭到朝廷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刘铭传气愤之下又一次辞职还乡。他在家乡立义庄、办义学；与张树声、周盛传等合办肥西书院；倡修家谱、俯志、县志，助修大潜山、紫蓬山寺庙及巢糊姥山塔、合肥城内包公祠等；并陆续修建了刘老圩，在圩内建造“盘亭”，陈列“虢季子白盘”，供亲友参观。字号“大潜山人”。

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首先侵略越南北方，又派海军中将孤罢率领远东舰队侵入中国东南沿海，企图侵占台湾为质，迫使清政府屈服。4月，清廷急诏刘铭传进京，授以巡抚衔督办台湾军务。刘铭传上《海防十策》奏折，被采纳，遂赴台抗法。

1884年（光绪十年）8月初，法舰4艘在司令利士比率领下进攻基隆，刘铭传指挥守军开炮还击。不久，炮台被法舰猛烈炮火击毁。刘铭传将守军转移至后山，待法军登陆后，指挥守军分路出击，击毙法军官3人，擒斩1人，打死打伤法兵百余人，缴枪数十杆，帐篷10余架。残敌逃奔回舰。中国军队首站告捷，军威大振。

法舰转功福建马尾港，中国南洋舰队覆没。10月初，法舰分两路猛攻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在基隆与敌激战，接到淡水守军告急。刘铭传将基隆守军撤至后山严守，并将基隆煤矿设备拆卸转移，然后亲率主力驰援淡水。10月8日，敌舰猛轰淡水炮台。炮台在猛烈还击后多被击毁。由于河口事先被守军以巨石堵死，法舰不能深入，遂派陆战队千余人上岸，分路进攻。刘铭传指挥守军埋伏，待敌军接近，突然分5路杀出，毙伤法兵300多人，法军大败逃回。法军开炮掩护，反自击沉小轮1艘，70多人落水。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法舰封锁台湾海峡。法军司令孤拔亲到越南战场调兵千余名来台增援，接着以数千名法军分头猛攻基隆河及后山一线守军阵地。刘铭传指挥守军与敌展开激烈的阵地战。聂士成等率援军2000多名从台东登陆，翻山越岭赶至基隆前线，投入战斗，稳住了阵地。至1885年（光绪十一年）3月，法军死伤近千人。而始终局限于基隆一隅之地，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孤拔派舰攻占孤悬海中的澎湖列岛。3月下旬，法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中法停战，不久法军退出台湾。刘铭传领导的10个月抗法保台战斗，取得最后胜利。

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台湾建省，刘铭传任台湾巡抚。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割让日本。刘铭传悲愤至极，身心交病，卧床不起，于1896年1月12日病逝。清廷谥“壮肃”，加太子保衔。归葬肥西金桥吴家小院墙。刘铭传能文善诗。著有《刘壮肃公奏议》10卷，《大潜山芳诗抄》1卷，《盘亭小录》1卷，另有遗诗数百首未及印行而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