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胡氏族谱字辈排行

　　江西婺源胡氏字辈：“崇嗣起昭光昕晖培钜泽本炽□钟湥枝燔基镒湜秀炜班银汉材勋□锦漪历秋等镐洛述烮在铭沩桂荣封锡永杏苏玉銮游彩焕垂金钓藻来熏□镇流”。

　　江西奉新胡氏字辈：“唐宋美名久着有虞盛德贻芳文章甲第继显道义真传蕃昌诚意正心本学修齐治平均良支分任在衍庆永远以绍书香”。

　　江西吉水西岭胡氏字辈：“吾祖肇伟基贤嗣诰广继诗书映伦理才华涣彩彰刚直弘扬远忠厚泰运升博爱劲震奋勋猷奕彪炳正仪来上国建策左良仕”。

　　江西吉水水南胡氏字辈：“思嘉肇自从涧绿凝庭士鸿由其培祥善承先怀孝友辅国重贤良理学渊源明臣德业长”。

　　江西兴国南风胡氏字辈：“龙天魁相宗上锡昌世承先怀孝友辅国重贤良”。

　　江西兴国江背胡氏字辈：“光龄奇佐尚廷荣兴爵承先怀孝友辅国重贤良”。

　　江西赣县胡氏字辈：“学必生子朝庭明崇茂德曲叙重”。

　　江西宁都胡氏字辈：“家国启昌学传原仲经宗致堂克恭为吉行善必祥如山”。

　　江西陇南胡氏字辈：“圣贤德道继忠简振芳声礼义传家国本源世泽长”。

　　江西上犹城东胡氏字辈：“玉堂全福敞甲第庆联翩宦谱标前永名家毓裔贤三才”。

　　江西上犹城西胡氏字辈：“达儒志思子振扶祥登良友贡兆大绍文宗善传扬显辅朝家”。

　　江西上犹城南胡氏字辈：“大朝学尧舜士相效伊周一德庆元良显承”。

　　江西上犹、油石、樟树胡氏字辈：“泰友本玉清文子尚兆发高应荣贵启天朝国家盛继世”。

　　江西南康胡氏字辈：“科名甲第振朝化通齐并仲美友立定明万世隆德相传家声宏绍”。

　　江西寻乌、三标、胡屋胡氏字辈：“朝广浩永海胡清元大上士文学世有名光启昌洪丕展经伦志”。

　　江西萍乡、上粟胡氏字辈：“邦家有道世泰时积人民斯乐受福孔多志存兼济德维日新经文纬武慕义辅仁”。

　　江西莲花胡氏字辈：“时际文盛家随居隆行法垂久秉正攸同世蕃代衍业大声鸿与日并永如岳惟崇”。

　　江西余干胡氏字辈：“渊源流一脉受氏起周时理学薪传远衣冠厚泽垂文章推特达义让足先资”。

　　江西丰城胡氏字辈：“洪万启源思缵绪绅缙纬约纯经纶廷旺玩其贤潦良祚璠南时宗文士克成立名绍邦家戡定丕振继序显达敦本笃业从道益荣锡恩纪庆懋政葆祥弘大光昌隆盛远扬翰星永耀世泽绵长年齐协岳运祚同康兆和(济群拯国尚勇传芳毓和致国胤用传芳开泰熙运兆康)”。

　　湖北华容胡氏字辈：“自汉从隆盛宗芝启兴云美景淑乙正纲然芳大明相承斯开佳德修奉兆祥守先惟孝友裕后在文章立志宜敦本传家用迪光英才能好学国泰永蕃昌”。

　　湖北枝江胡氏字辈：“思家廷元长明文庆世守学昌诗书毓秀江汉发祥永敦伦纪训以义方代生贤哲亚美头扬作人雅化履道安康继先有志典策增光万年传述盛德益彰”。

　　湖北荆州、武汉、沙市、宜都胡氏字辈：“同履益丰升家恒丝翠大鼎盛正乾坤”。

　　湖北仙桃胡氏字辈：“文定家本大光宗以显扬征祥毓俊秀明德维馨香立国昭正道为学尚伦常泽懋贤声远经传祖训诠”。

　　湖北郧西胡氏字辈：“敬天洪道泽承先世其祚延长敦仁尚义观国之光”。

　　湖北武昌胡氏字辈：“敬天洪道泽承先世其祚延长敦仁尚义观国之光教全体用祖德弥彰以亲九族百代馨香”。

　　湖北宜昌胡氏字辈：“智义宗思作友学应诗守成文启宏光万代传后德礼书发家邦”。

　　湖北恩施胡氏字辈：“启大光祖永世克昌教正道德绪本家相”。

　　湖北咸丰胡氏字辈：“家传安定卜世其昌永承先志本敦择长少开文运祖德争光逢存代卓佐时明良;裴振经常”。

　　湖北孝感胡氏字辈：“立兆全嘉安定泽遐明体达用永臻荣华”。

　　湖北长阳胡氏字辈：“仁德胡继文应廷水秉公启祖玉正绍应宗家懿行光耀友庆祖德昌明世寿国仁传必远新文渊华林吉安水清松滋荆辰长阳融景亮永照民”。

　　贵州黔西胡氏字辈：“元绍德世玉金正士应连国朝天万相清恩端锡贤昌荣族乃大裕后续光前安定家声远经治永为先”。

　　贵州遵义胡氏字辈：“文明应瑞光左克新志得名成永进佳升”。

　　贵州安顺胡氏字辈：“朝君升一品共享太平春上大自思文登朝永忠廷”。

　　贵州新舟胡氏字辈：“文明应瑞光佐克兴世德荣成永振家声”。

　　贵州雷山胡氏字辈：“朝北国之祯武功佐冶陵开基凡后品应学有贤明诗书宜可读月下海水清忠良光胜典风鉴绍前因”。

　　贵州兴义胡氏字辈：“昌登文仕国正天星顺关清明志安妻其夫富少子校符幸宽”。

　　贵州余庆胡氏字辈：“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启贤应忠良德大永家宽”。

　　贵州都匀胡氏字辈：“祖文天在世大正月腾凤仕新”。

　　贵州六盘水胡氏字辈：“朝世惟天应起国显家声(起国定运昌)文量鼎大业(文扬英项白)敦厚照洪光(敦厚建洪芳)”。

　　安徽六安胡氏字辈：“维业隆千古家声复见昌栽培由祖德力守继书香”。

　　安徽桐城胡氏字辈：“有上祚承恭允洪强必孝忠久常传世德大善福攸(佑)同”。

　　安徽濉溪胡氏字辈：“克应炳若国仁天永世德昌开龙传继广大占允宜再培心上田保养性忠义”。

　　安徽池州胡氏字辈：“经文元善长嘉会亨惟先大义立子本致中贞自全”。

　　安徽阜阳胡氏字辈：“自书学钦永保天献宗德敬守充传万世”。

　　安徽太湖胡氏一支字辈：“大祖府山子唯玉金水木火师知自日若助地积承先德文治昌龙记诗书迪及长中原争远厚万事落平康”。

　　安徽太湖胡氏一支字辈：“碧福仲友永世光万召玉尚志经为国新邦石吉祥儒仕才华盛仙人德泽长诗书传俊秀丰业继贤良”。

　　湖南宁乡胡氏字辈：“克仕旭□四秉九宗懋衷孝锡泽本光培镇湘麓荣增锦清集耀在鉴治业炳均”。

　　湖南湘阴胡氏字辈：“宗从巍世(试琦)显子延火同正天申硕范扬志裕元功克家敦礼让辅国尚贤忠应兆嘉祥远咸承惠泽隆”。

　　湖南嘉禾胡氏字辈：“冶化纯熙久承平雅颂扬咸亨宣惠泽迪教重伦常;苏湖安定着积裕喜流长”。

　　胡舜昶后裔字辈：“明时元春思舜子叟卿均景孟逢廷道会文贤良芳正显光明祖治化纯熙久承平雅颂扬咸亨宣惠泽迪教重伦常;苏湖安定着积裕喜流长”。

　　湖南祁东胡氏字辈：“成甲三宗永世家学有开必先培元在德”。

　　湖南桃江胡氏字辈：“贵宗寅子思朝邦闻仁时仕进观悦教明忠上国知泽必宽起家存厚德萃美有贤良”。

　　湖南湘潭胡氏字辈：“锡泽由于宋洪基盛在湘孝廉开甲地永世得荣昌作述家声远贻传世系长修明逢泰运继序有余芳”。

　　浙江嵊州胡氏字辈：“福禄永远子孙必昌显达登科奕世名扬光前裕后长发其祥”。

　　浙江缙云胡氏字辈：“开宗宏显百千万荣禄干元进泰亨利贞德远鸿文明肃整富桂兰高魁仁义忠信敦厚纯良孝悌和顺允恭克让亲睦平章诗书礼乐福寿吉祥”。

　　浙江东阳胡氏字辈：“云城百千万亿元正益恒覆泰怡友端恭启仁义理智信福禄寿康宁光裕荣华盛修齐均治平缵绪维新运”。

　　浙江义乌胡氏字辈：“家传贻忠孝世泽衍淳良敦厚崇高尚贤能永叶芳”。

　　浙江永康胡氏字辈：“国上师位家崇儒门讲艺立言浚明爽曙达义滋蘩永瞻先觉顾惟后昆彝伦攸叙时来必亨运通斯正敷宣武术发扬文令庶士承风群才仰镜”。

　　浙江苍南胡氏字辈：“崇孚宗尔迎延永光正志嘉振德万载斯增金玉其音科名联登”。

　　福建石壁迁江西胡氏字辈：“裕荣义贞新深宠崇珍业申真端斌士行惟尚志开宗本益源仰承安定业”。

　　福建永定胡氏字辈：“博厚特载柔顺谦光礼义忠信恭俭温良苏湖济美淮海传芳华林育秀安定发祥经文纬武陈纪立纲”。

　　福建上杭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而曰昌必克斯可言”。

　　重庆大足胡氏字辈：“朝大单海运国正天兴顺祖贤公德宣世新明应远家宽万代传”。

　　重庆合川胡氏字辈：“派传安定炼登文王国仕世尚正大谦光崇德宝善万代荣昌宗支有序祖泽孔长”。

　　重庆涪陵胡氏字辈：“大先扬文世启天永国良发达承膏泽宗祀应运昌”。

　　江苏泗阳胡氏字辈：“世文希涛兆芳心应律书裕德传家克昌其后”。

　　江苏徐州胡氏字辈：“大德传后世纯仁继续长庆祥安基业瑞光照定堂”。

　　四川郫县胡氏字辈：“志家文德昭昌光先承世泽佑启有贻谋”。

　　四川资阳胡氏字辈：“孝义永兴国礼志信忠昌清德嘉明远宁君教授长光前坤多仕玉后大书香”。

　　广东信宜胡氏字辈：“清时玉金廷文大志成立其永儒曰昌必克斯可言列宗为善久”。

　　广东揭阳胡氏字辈：“为秀起贤良家傅定福祥光宗能孝友祖德庆绵长”。

　　辽宁沈阳胡氏字辈：“万亮明成仁芳显世立德可光宗礼义常言孝善良久安荣宏鹏高锦志路桥亦青松勤俭创伟业谋勇建奇功”。

　　天津胡氏一支字辈：“泰熙国承本启廷士云懋允”。

　　胡氏一支字辈：“寿义德绍升仕廷光青龙正显世运中阳兴国定泰洪发绪昌”。

1 、朱氏郡望 据《通志·氏族略》记载，朱姓在漫长的繁衍过程中，形成了许多郡望，据有关资料所载，主要有九大郡望： 吴郡：公元129年，东汉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省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杭州亦在吴郡之内。此支朱氏，为沛郡一世祖朱诩之后。 沛郡：汉高帝时改泗水郡置郡，治所在相县，东汉改为沛国。此支朱氏，其开基始祖为西汉大司马朱诩。三国魏移治沛县（今江苏省沛县）朱氏通称沛国，以远祖兴起发源斯地，故名。 凤阳郡：隋时置郡。治所在钟离（安徽省凤阳东）。此支朱氏，为沛郡一世祖朱诩之后。 河南郡：汉高帝时改秦三川郡置郡。治雒阳（今河南省洛阳东）。隋有豫州河南郡，唐为洛州河南府，辖境都远小于汉河南郡。元为路，明为府。此支朱氏，主要为北魏时期浊浑氏、朱可浑氏所改的朱氏后代。 丹阳郡：汉置丹阳（杨）郡，治宛陵（今安徽省宣城），三国吴移治建业（今江苏省南京），隋灭陈后废。炀帝又以蒋州（今南京）为丹阳郡。 太康县：秦置阳夏县，隋代改为太康县。治所在今河南省太康。辖区在今天河南省东部。 钱塘县：秦置钱唐县，在灵隐山麓，隋移今杭州市（治所在今杭州市西灵隐山麓）。唐加“土”傍为钱塘。民国与仁和县合并为杭县。 永城县：东汉时的临睢县，晋废。隋代改置永城县。在今天河南省东部，邻接安徽省。 义阳郡：三国魏置。治所在今天湖北省枣阳县东南。西晋置义阳国，在今天河南省新野县南。 2 、朱氏堂号 “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堂号包括郡王总堂号和自立堂号。由于历史文化习俗的影响，人们在谈到和自己同姓氏的历史名人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尊崇、自豪之情。 “堂号”也叫“郡号”，郡是行政区域的建置，也是一个姓氏发祥的本源，后世深以源远流长，惧有所失，因此立“堂号”而为信。“ 朱氏家族最大堂号为沛国堂：朱。汉时设郡，后汉改国，在安徽宿县境。 白鹿堂：宋朝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以称为“白鹿堂”。 居敬堂：朱熹讲学时主张“循序渐进、居敬持志”八个字的教学原则。循序渐进在教学方法上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居敬持志的意思是教师不但教书，还要育人；不但言教，还要身教，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所以叫“居敬堂”。 折槛堂：汉代时有槐里令朱云。当时奸臣张禹，欺君害民，作恶多端。但因为皇帝信任他，谁也不敢惹他。朱云却上朝奏本，请杀张禹，这一下触怒了皇帝，立即叫刽子手拉朱云到午朝门外去斩首。朱云却面不改色，侃侃地向皇帝摆出张禹的罪恶事实，大讲诛奸臣才能保住社稷的道理。刽子手来拉他去执刑，朱云却双手攀着金殿的门槛，道理还是讲个不完。刽子手用力拉朱云，朱云就是不放门槛，结果把殿槛扮断了，刽子手和朱云都倒在地上，皇帝被朱云的忠心 和不怕强权的精神感动得醒悟过来，释放并奖励了朱云，把张禹交大理寺查办。过后大臣要派工人修理殿槛，皇帝意味深长地说：“别修了！留着他可以使我时刻检讨自己，也勉励大家都要象朱云一样敢于向我提意见。”朱氏还以“凤阳”为堂号。 紫阳堂：则出自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别号紫阳，江西省婺源县人，绍兴进士，宋理宗时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败徽国公。在哲学思想上，他从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之集大成者。曾主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教授五十余年，四方仰慕，弟子众多。其学派称为“程朱学派”。朱熹著作甚多，对后世影响很大。朱氏近代取“紫阳堂”，源此。 此外，朱姓的主要堂号还有：“注经堂”、“敬义堂”、“彝伦堂”、“叙化堂”、“在兹堂”、“德彝堂”、“宗德堂”、“一本堂”、“同本堂”、“思成堂”、“治善堂”、“玉泉堂”、“槐里堂”、“两仪堂”、“玉奇堂”、“明伦堂”、“婺源堂”、“新安堂”、“金陵堂”、“沛国堂”、“吴郡堂”、“丹阳堂”、“凤阳堂”、“钱塘堂”、“河南堂”、“义阳堂”、“太康堂”、“永城堂”、“南阳堂”、“凤阳堂”等。 3 、朱氏祠堂的部分对联 大门联： 朱门源沛国，立大明，定都北京，百王相成天赐福； 熹祖生尤溪，阐理学，匡扶华夏，万世永赖龙见田。 注：福田指文公祠所在地村名 上厅正梁联： 天纵圣，书注鹿洞武夷，阐理学，辅朝纲，国治邦安，宏开世绪千秋盛； 地长灵，兴建文公祠宇，镇柏埔，扼神江，蛟腾凤起，大启瓜绵万代昌。 上厅副梁联： 仰先祖，治世安邦，名垂青史，裔孙当立志，养成驹骥驰千里； 愿后辈，继迹前贤，禀遵遗训，云程更远大，育得蛟腾奋九天。 3、柏埔德龙居联 宗潢缘沛国，基环柏埔，祖德昭昭，源远流长，蔚起人文昌百世； 世系显考亭，脉衍紫邑，竹林赫赫，枝繁叶茂，辉煌骏业耀千秋。 4、乌石鹧鸪村朱熹祠 鹧鸪村朱友华裔孙，在紫金县朱子后裔支持下，于2004年在紫金乌石镇鹧鸪村应头排新建一座朱熹祠。 大门联： 朱氏源沛国，前创后承，名扬华夏，鹅湖门第臻富有； 熹祖生尤溪，文经武纬，书传鹿洞，紫阳家风振荣华。 顶梁联： 沛国发渊源，承鹅湖理学之道范，物华天宝，紫阳世泽千秋盛； 鹧鸪开基业，传鹿洞诗书之焕彩，人杰地灵，有华裔孙万代昌。 副梁联： 先祖继兴邑，派衍大坪镇，基开紫金县，光前裕后炳史册； 新宇立乌石，发迹鹧鸪村，业创应头排，继往开来永流芳。 5、洋头寨朱广祠 顶梁联： 溯光宗婺源发迹，一脉分支，由长乐而迁紫邑，瓜瓞绵延，洋寨育新苗，布满神州皆茂盛； 羡祖宇祖嶂来龙，双文耸秀，跨南岭以结庙堂，象征雄踞，山川聚秀气，荫垂后裔永蕃昌。 6、洋头石坡下朱金标祠 神龛联： 紫阳发脉重万古；莪溪道范著千秋。 7、洋头公村朱贤达祠 顶梁联： 沛国发斯源，林径迁居，洋头择里，由五华以至紫金，裕后光前，窃幸高曾延世德； 公村开此业，孙嶂作枕，琴水环门，拥南山而跨东髻，钟灵毓秀 ，惟期亦世振家声。 8、九和官坑朱氏祖祠 正梁联： 沛国溯渊源，自周有逸民，汉有御史，晋有太守，唐有平章，亿万载椒衍葛绵，总群说考订立言，简册流光，宋代名儒为正沛； 吴郡开望族，合县之蓟县，皖之舒城，汴之陈留，蜀之锦里，千百处星罗棋布，由兴邑迁来聚族，门楣革故，官坑安业胜前基。 9、附城朗坑朱达祠 顶梁联： 考祖系于当年，宋代传薪，知先世理学相延，远绍鹅湖衍绪； 稽发祥于此地，虞庠饱粟，愿后人书香勿替，克承鹿洞流徽。 10、义容米坑朱贵色祠 朱贵色祠址在义容米坑，座落在太坪山下。 顶梁联： 沛国发渊源，莪田分支脉，吉安迁长乐，至永安，承鹅湖理学之道范，物华天宝，紫阳世泽千年盛； 甘棠开基业，米坑大发迹，坪山立祠宇，延祖德，传鹿洞诗书之焕彩，人杰地灵，贵色裔孙万代昌。 大门柱联： 祠座米坑展宏图沛国门第昌百世； 堂依坪山昭骏业贵色贤孙盛千秋。 4 、各地朱氏辈分 安徽宿州辈分： 廷丛有克学；怀敬广道清；永安乐吉庆；家邦保太平；书经开昌运；长春天地同；传之百世远；万古一朝星。 安徽萧县老朱集家谱 光裕兆经济，绍述延存良，慎修德业茂，礼怀益思长 沛国家声远，考廷世泽长，文章传彦义，孝友焕龙光。 安徽巢湖朱氏家族 良日元成绍,本贞奎全永,贵灿堆银汉,桃红印玖江 安徽安庆 华国言三雅 传家顺一金 豫章益侯泽 皖上振宏升 安徽当涂; 天开万大昌,承宗应世美; 安徽肥东字派 : 平德宗正,家邦远应传道文明开科繁荣 庐江花大门朱氏后裔 ：来伦育秀修性克光同宗合德祚永人昌 山东单县朱氏字辈： “庚阳逢盛世 洪德启瑞坤 忠福仁志勇” 山东高密排行字派： 思学锡中宝 锦海震乾坤 孔孟颜回道 瑞雪兆丰年 山东微山朱氏 英,西,恒,广,思,耿,阳,茂,成 山东滕州朱氏字辈：“ 绍述先宜训，续成历代昌” 沛县朱寨镇辈分： 尊祖敬宗 敦本广信 守正学文 淮泗朱氏 紫阳堂 维德克修芳庆 同养世昌 群俭守业 一志遵先 光前启厚 永乐荣宗 江苏建阳朱姓一支为： “世应国云德，明律敬滋松，浩棠潮朴勋，绍仁贻荣圣。 江苏泰州兴化朱氏辈份 : 方瑞元宝红光满天 江苏徐州铜山县班辈： 从考友忠信，承修大光明 秀雅仁廉敬，志尚功道恒 德才贤立业，家富万春荣 奉献继世长，华帮永昌盛 金陵朱姓为： “耀云廷日国慎家，肇启朝岳方庆德。” 湖北咸宁朱氏辈分 : 辛贵孜友伯,仲朝兴天文,显相民良喜, 启宗传万代,福定隆昌久,恩荣广大长 湖北孝感，紫阳堂后裔紫阳堂一支 文成为世尚， 业俊佐朝光， 传道师先杰， 存仁保后良。 据人民日报1992年的报道朱熹家族是世界上最大的家族，有800多万人，其中海外就有百万人以上。 江西赣州朱氏： 英贤日挺生 钦战青和处 广东饶平朱氏： 贤才开利锦 学而永加传一支为：利发武威邦内靖 英才宰辅秉忠贞 泾川朱氏字辈派行 ：云华辉玉镜，琴瑟蕴和声，涧采频繁秀，庭钟兰蕙荣 旧傅：天子本贤明，文武庆安平，一宗成大谱，永世仕光荣 新傅：人才应会昌，有德发其祥，保定徵元吉，傅家益引长 广州朱氏字行为 “明儒业以训世传家，诚正修斋，徽国清芬贻泽远；仰祖谟之承先启后，名贤忠义，岳山光大肇基弘。” 上海一支朱姓为： “铉国岳承德，铭之朝文增，锡澄树耀培。” 广西柳州朱氏： 万秀开仕文，永安子德光远志 发祥兴巨业，维其兰桂振家声 辽宁： 廷永德万连 洪希广福昌 重庆江北区五宝镇的朱氏家族 派语"学永登国政,长佐显德昌,洪文开景运,音才启辉光" 辽宁葫芦岛兴城族谱 大德连云汉 忠厚万古传 升名贵更启 仁和性敏谦 广东珠海 ，朱氏家族始祖“德业开世泽，英良启裔昌，箕求由自远，沛国家祯祥 江浙地区： “发福成海从仕克，友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纪述耀金章。” 湖南湘乡 旧班序： 孔孟重尧舜 永广万年兴 国？祯祥瑞 朝廷定太平 新续派言： 忠孝郭先训 诗书启后昆 继承纲纪立 远大振乾坤 太湖柘林朱氏字辈 ： 老派：千寿伯守仲仕文延万绍，正启贵思东光华庆有耀 续增：诗书承先德忠信定兴祥，家盛多贤达，声名傅世芳， 江西：盱南廿十一都里沛国郡历代宗派： 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 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国旌隆 考亭垂统绪，道学衍宗风，世第培原厚，各门紫气先 四川沛国历代宗派歌： 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 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堂例班 蔚起人才盛，联登科甲攀，庆余图比门，寿乐祝南山 抚宜仙乡沛国郡历代宗派歌： 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 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 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 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 祮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 豪杰扬梓里，作述著邦乡 宜南二邑历代宗派： 彦吾日尚清，礼义长家声，彦成彰祖德，江右显奇英 诗书贻后习，衣冠耀千秋，近臣功业建，高士性情真 中孝傅前烈，竹帛继簪缨，至斯宏福大，利真旋元享 泾川朱氏字辈派行： 云华辉玉镜，琴瑟蕴和声，涧采频繁秀，庭钟兰蕙荣 旧傅：天子本贤明，文武庆安平，一宗成大谱，永世仕光荣 新傅：人才应会昌，有德发其祥，保定徵元吉，傅家益引长 四川朱姓字辈: 化尤圣朝龙 先祖增光德 贤大太子新 曹元家有庆 万代永发兴 另一支： 必惟天仲志，汉以胜朝隆．先祖增光德，贤达代嗣兴，家邦扬显烈．

　1、郡望

　　河西郡：唐置河西郡，现在云南省蒙自县。山西省汾阳县。据《姓氏辩证》载：“楚靳尚之后，食采于靳，以邑为氏”。

　　2、堂号

　　靳姓的主要堂号有：“河西堂”等。

　　============================================================

　　靳姓宗祠通用对联

　　〖靳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源自战国；

　　望出河西。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全联典指靳姓的源流和郡望。（见上题头《一、姓氏源流》和《四、郡望堂号》介绍）

　　治河彰绩；

　　赐米旌廉。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辽阳人靳辅，字紫垣，隶属汉军镶黄旗，顺治年间由官学生考授国史院编修，康熙年间任河道总督。当时，苏北地区黄、淮、运河等决口百余处，海口淤塞，运河断航。他继承前人“束水攻沙”的经验，又得到幕僚陈潢的帮助，堵塞决口，加筑堤坝，使河水仍归故道，收到较好效果；又在宿迁的清河开创中河，确保漕运畅通。因遭诬陷罢官，后再任河道总督。著有《治河方略》、《靳文襄公奏疏》。下联典指明代淇县人靳义，字原礼，由太学生做官，至监察御史。永乐初年，按察畿辅，惩办贪官，判明积案，使吏民畏服。他生活极为俭朴，每天只有青菜素食，当时皇太子曾赐给他鱼米，以旌表他的廉洁。后官湖广按察司副使。

　　学崇伊洛；

　　功著攀麟。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靳裁之，通儒术，学宗二程，胡安国尝师事之。下联典指·汉靳歙，以中涓迁骑都尉，从帝定三秦，以功封信武侯。

　　学宗伊洛；

　　功著车骑。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同上。

　　-----------------------------------------------------------------

　　〖靳姓宗祠七言通用联〗

　　独知二邑有惠政；

　　众目百会多能声。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明代刑部主事靳居，字淑孔，长垣人。崇祯进士，曾知济源、莱阳二县，有政声。下联典指宋代州卒靳东发，字弍远，性多能，人目之为“靳百会”。尝集古今谏诤百事以为图，号《百谏图》。

　　东发成图百事谏；

　　学颜理财万余言。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州卒靳东发，字弍远，性多能，人目之为“靳百会”。尝集古今谏诤百事以为图，号《百谏图》。下联典指明代太仆射靳学颜，字子愚，济宁人。嘉靖进士，授南阳推官，后巡抚山西，应诏陈《理财》万余言，言甚切至，改吏部右侍郎。

　　-----------------------------------------------------------------

　　〖靳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束水攻沙，造福黎庶；

　　越权揽政，僭号天王。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清代治水专家靳辅，字紫垣，辽阳人。康熙间任河道总督，运用“束水攻沙”法，成功治理了黄、淮、运河。有《治河方略》等。下联典指十六国时，汉国大臣靳凖，匈奴族人。曾独揽朝政，杀汉王自立为汉天王。不久，为部下所杀。

　　学宗程氏，渊源有自；

　　武伐项籍，事业争璀。

　　——佚名撰靳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宋代学者靳裁元事典。下联典指汉代骑都尉靳歙的事典。靳歙从定三帮伐项籍有功，封信武侯。

　　============================================================

　　附录：靳姓典故、趣事

　　〖靳阁老子〗

　　明代丹徒人靳贵曾做到武英殿大学士，人称靳阁老。靳阁老有一个不肖之子，科举考试没能及第，多年后，孙子反倒金榜题名。靳阁老每次督促、训斥儿子时，儿子总是强词夺理：

　　“您的父亲不如我的父亲，您的儿子又不如我的儿子，您为何还骂我不肖？”

　　——明·浮白斋主人《雅谑》

王氏家谱

前 言

悠悠岁月，几经沧桑。王氏家族从元末明初至今已历经数百年风雨春秋。

王氏家族，人材辈出。据咸丰汝州志、咸丰郏县志及名胜古迹、苍谷寺、三苏坟、王布政坟、石碑记载，王氏先祖几代在明朝中期也曾是影响一方的官员人士。先祖王尚絅位居浙江右布政使，他不仅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书法家。武进士薛应旗曰：苍谷文追秦汉、诗逼苏李。曾著有《苍谷集》十二卷问世。苏坟坟观石坊上的挽联是先祖亲笔书写，字体遒劲，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刚正不阿。大殿厢侧王同（苍谷公长子）亲笔草书，字体龙飞凤舞。历代文人墨客到苏坟瞻仰无不对石坊挽联赞叹不已。

郏县城内解放前曾有72道石坊，王尚絅立的就有三座，解放后，72道坊被拆，1964年政治运动中，王氏家谱牌位及苍谷集木刻底版被人为焚烧。此次整理王氏家谱是第二次也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根据咸丰郏县志记载增补人物志、生卒年月，力图体现王氏家祖的全貌。由于先祖年代久远，有些内容无据可查，现代部分则力图详尽，但水平有限，故难免有疏漏、不足之处，敬请给予批评指正。

在整理过程中，曾得到家族几位老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谨向几位老者及提供资料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缅怀先祖 激励后人

王来堂 王科委

王更生 王新国

共同整理

公元二00六年（丙戍）三月

王氏祖先为郏县立坊表

丹桂坊：举人王尚絅立。在西街。

进士坊：王尚絅立。

敕赠坊：王璇立。今废。

文衡坊：吏部王尚絅立。

天官坊司马坊：王尚絅立。在西街。

双桂坊：举人王同立。

大方伯：布政王尚絅立。在西街。

恩莱坊：布政（即布政使。明洪武九年－－公元一三七六年，撤销行中书省，分全国为十三承宣布政司，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与按察使同为一省的行政长官。清代始正式定为督、抚属官，主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康熙六年后，每省仅设布政使一员。为从二品官）王尚絅立。

郡伯大夫坊：王同立。

郏县寺观

苍谷寺：在县西塔亭保，唐建，王苍谷先生尝读其中，故名。

郏县选举

明：进士王尚絅：字锦夫。宏治壬戌科。官浙江右布政使。祀乡贤。

举人：王 琦：天顺已卯科。

王尚絅：宏治已卯科。

王 同：嘉靖壬午科。苍谷公长子。官随州知州。

贡生：王 璇：丁未贡。官陕西南郑县训导，升宜川县教谕。

王 翠：已酉贡。璇之弟。

王尚明：字愚夫。丁酉岁贡。

王 澈：拔贡。任直棣定州州同。

封赠 王 璇：以子尚絅贵，赠兵部主事。

议叙 王尚素：庠生。输粟赈荒，赐五品千户（元代卫所之官，掌兵部千人。明代仍之。）衔。

王尚节：庠生。输粟赈荒，赐八品服。

王尚简：庠生。输粟赈荒，赐八品服。

王尚义：庠生。输粟赈荒，赐义官。

捐职 王 府 （尚絅之子）任江苏无锡县县丞。

郏县人物志

儒林 王 璇：警哲有气概，年十四读易曰：（象含至理，太极圈可尽）。始学蔡沈（宋建阳人，少与朱熹游。隐居九峰，称九峰先生，著有节集传，洪范皇极内篇等书），又学朱子诗，八应举不弟。乃贡入成均（古代国家的大学）。尝上封事言：崇孔子黜佛教。复贡制（贡当推荐讲，礼射仪疏云：诸候三年以贡士於天子也。）清仕。宗伯沮（宗伯，官名。周制为六卿之一，掌邦礼。明清俗称礼部尚书为太宗伯，侍郎为宗伯或小宗伯。沮，作止或破坏讲。）其议遂以亲老乞教职。授南郑（今陕汉中）训导。即至舆诸生立课程，告之曰：今之举子（应考的读书人）;业（研究学习）二帝三王（二帝指尧、舜;三王指夏、商、周三代之王）之道。孔孟颜曾（指孔丘、孟轲、颜回、曾参，概指儒道）之微，濂洛关闽（自北宋至南宋理学分为四派，即濂溪湖南道县的周敦颐，洛阳的程颐、程灏，关中的张载和闽中的朱熹，亦称五子）之学，皆在是，苛徒为口耳焉，非所望於诸生也。考定冠射古礼（研究古之冠礼和射礼的书。古男子二十行冠礼。惟天子与诸侯十二易冠。射礼，古代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及大学中庸心法，著谦卦图赞，学者称为平山先生。教子尚絅成大儒。 王璇墓在县南六十里平山北麓。

王平山先生墓表：康海撰，王同正书。在平山。

青 山 玉 瘗

王尚絅：性颖悟，童日即有

志圣贤之学。登进士，官吏部郎中（吏部司级长官），持诠，以平允称。出为陕西参政（明代在布政使下设左右参政，以分领各道。后仅作为兼衔。清初沿置，乾隆时废）至官即请归养。家居十九年，安贫乐道。读书苍谷山中。养粹学醇（粹，专一也，醇，通纯，本句意为：修养专一，学术纯正）累迁浙江右布政使。卒於官。薛应旗（约公元一五五O年前后在世。字仲常，武进人。嘉靖十四年进士，累迁南京考功郎中。忤严，贬为建通判。著述很多，有方山文录二十二卷行世）谓其右二程而左三苏;崇理学而鄙词翰。使假之以年，当必能继往圣而开来学。著有苍谷集十二卷。学者称为苍谷先生。孙夏峰（公元一五八四至一六七五，即孙奇峰，字启泰，又字钟元，直录容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卒于康熙十四年，九十二岁。晚年移居苏门夏峰，著述很多，有岁寒居文集。世称夏峰先生）先生为其作传，载入洛学编。王苍谷先生墓在平山北麓，去平山墓里许。

文苑 王同：字一之，负奇气，承家学（具有特异的才能和气概，秉承家学传统），弱冠举於乡（古人二十而冠，弱冠指十九岁。举于乡即在乡试中考中举人）。晚就拣铨司（官署名。拣铨，也叫拣选。会试多次没有考中的举人，年令也大了，拣铨司负责为他们安排官职）。授海州知州。海地荒民流，极力抚字。疏通河道，振兴学校，以蠲税粮，折马价，并里分，力请於朝，具蒙俞允（天子之许可叫俞允）。擢都督府经历（督都府中掌出纳文牍之官），调随州，致仕归，屏事息虑，超然物外。著谦忍图说，永感类集、义方堂集，乐归园集，书法端庄道劲，动与古会，碑碣摩榻，艺林宝重焉。

孝友 王 和：庠生。苍谷先生子。母卒，庐墓。后苍谷卒子浙江布政司任，赙金四百两不受。后庐墓三年。祀乡贤。

隐逸 王尚明：岁贡生。以正学（指儒学的正宗。据苍谷 右二程而左三苏句，此处应指程朱理学）与兄苍谷相勉励。既入太学，卒业归，二十余年，县尹屡促之出，不答。构两得轩、危坐渊然（很深的样子），息神怡性（清除尘虑使心情舒畅），请求天下利弊，期於明体达用。邑候求见之，每不可得。惟尹公庭贤令，常一晤焉。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回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2、北宋（公元950-1100年）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也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