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是不是民国首富，也许永远无法算清，但是，张作霖的财富在民国名列前茅绝对毋庸置疑。称之为富可敌国，也并不夸张。因为，作为东北王的张作霖，在他的经营之下，东北已经与张家私产无异。当然，这么做并非张作霖一家独创，大多数军阀都是如此。

张作霖

因此，计算民国军阀的财富是非常困难的，也很难算清。这就是如同要求计算中国古代帝王的财产一样，很难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因为古代的帝王，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按照这种说法，理论上，皇帝所辖地域的一切，包括地产、人口、财富等等，都是属于他的。自然，也根本无法计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

而东北王张作霖的情况也是如此，张作霖对于东北而言，正是东北的皇帝。在张作霖的概念里，无论是数十万东北军还是整个东北，都是是张家的私产，张家子孙拥有无可辩驳的继承权力。这一点，哪怕是东北军和东北官僚系统也是承认的。这也是为什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之后，年仅20多岁的张学良能够顺利“继位”的根本原因。

张学良

因此，张作霖的家产到底有多少，根本是无法数计。我们举几个例子，管中窥豹，了解一下张家庞大的财富：1925年11月21日，东北军郭松龄反奉事件爆发。在郭松龄的率领下，东北军最精锐的部队开始向老帅张作霖发动进攻。

刚开始，反奉军势如破竹，一度打到了沈阳城下，张作霖的地位岌岌可危。在这种局面之下，为了以防万一，张作霖计划南撤大连。离开老巢，自然要带上浮财，而当时，光给张作霖运送金银财宝的汽车，就高达27辆，至于银元现金等，更难以计数。

又如，在民国9年，刚刚成为东北王的张作霖，与日本民间财团大仓喜八郎共同创建了中日合办的兴发公司，这个公司主要用于经营粮食、畜牧和土特产品。此时尚不是张作霖实力巅峰时期，而张作霖出资是多少呢？是400万公顷土地。

至于张家其他的财富，例如，在东北经营建设过程中，张作霖及其家族入股、参股的企业更难以数计。关于张家财富的具体数字，最著名的莫过于1926年，成都《民视日报》所列的民国财富榜：该报列举了71位民国官僚军阀总财产，这个数字是63亿，而张作霖一人，以5000万的总额占据了榜首。而很显然，这5000万数字必然不可能是张作霖财产的全部。

那么，张作霖留给张学良的这些难以数计的庞大财富，最终都去了哪里呢？很遗憾，绝大部分都便宜给了日本侵略者。918事变爆发之时，东北军和张作良都毫无准备。

因此，当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之后，除了仓促撤出东北的20万东北军，张家的绝大部分财富，例如当时中国第一大兵工厂沈阳兵工厂，例如，数以百计的飞机和大炮，例如难以数计的工矿企业、枪支弹药，都留给了日寇，并成为日寇日后侵略中国的资源。

同治五年（1866年），善耆出生，他是清太宗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的第十代嫡孙。祖父为华丰，死后谥曰恪； 其父隆懃，官至内大臣。 善耆从小习武，英武过人，有传闻说，他曾空手夺取过洋流氓的手枪。

光绪十三年（1887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袭肃亲王爵。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从北京仓皇出逃，行抵大同时，慈禧命善耆回京，会同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办理善后事宜。善耆回京不久，结识了在日军中担任翻译官的川岛浪速，两人相见恨晚，后来拜了把兄弟。善耆在川岛浪速等人支持下，根据日本警察法和北京城的现状，编成巡捕队（这就是日后北京警察的滥觞）。

在庚子之变中，肃亲王府被八国联军一把火彻底烧毁。为了补偿肃亲王府的损失，朝廷将崇文门正监督这个肥缺给善耆以作补偿。崇文门监督是清代京师的税务总管，统管崇文税务总局及23个分局，负责征收出入京城的各种货税，是个人人垂涎的肥差。因有补偿之意，朝廷规定上缴税款由历年的30万两降为12万两，余下的尽可以收入善耆个人腰包。偏偏善耆不领此情。就任伊始，他就大刀阔斧整顿官吏，严禁贪污受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崇文门监督收纳的税金扣除支出后，竟高达60余万两，善耆自己没有留下一两，全额上缴了国库。以往洋人带货入京不纳税，他改为一体纳税；以往商民入关由经济人包揽上税，从中抽厘，他改为官员直接验货收税，减去了中间盘剥的环节。善耆这一举动无形中将他推到了某些权贵的对立面。未及多久，他就被庆亲王奕劻参奏弹劾，惨遭罢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善耆再次出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意气风发的善耆在其任职的1年零8个月的时间内，锐意革新，留下了不少可记录史册的成绩。其中之一即是整修王府井大街。庚子年以前，王府井一带路面很窄，凹凸不平，常常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街道两边的店铺很少。《辛丑条约》签订后，王府井南口的东交民巷成了使馆区。鉴于此地出入的洋人增多，善耆很快意识到此地潜在的巨大商业价值。经他奏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2月，王府井大街路东建成了“东安市场”，随之，相继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许多店铺，而且街道也得到了拓展整修。当时京师呈现出新的气象。善耆还明令在西珠市口内开设名为“文明茶院”的戏院，戏院楼上为女座，楼下为男座，取消了妇女不能进戏院观戏的禁律，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一时轰传。

善耆管理工巡局期间，出台了一篇用白话文撰写的禁止燃放鞭炮的告示，其中“正值年关，天气干燥，市民燃放鞭炮需严加注意”等字句，与今天我们告示中的用语可说是没有什么不同。此事引起了京城《京话日报》的关注，认为善耆此举无疑推动了白话文的推广进程。善耆在工巡总局之外，设立中东西三个分局，建立起新式警察机构。善耆担任民政部尚书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担任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和安徽省长的许世英曾经在善耆手下主管京师治安。有一次，善耆的福晋不遵守交通规则，许世英责令罚银十元。但是许世英此举不但未获罪责，反而得到善耆的赞赏。

然而，善耆这些具有改革意义的作法在当时并不被认同。终于，在他提出撤销步军统领衙门的建议时，遭到了顽固守旧派的抵制和反对，唆使步军统领衙门的2万余官兵到庆亲王那儿控诉，善耆又一次被罢免。 宣统二年（1910年），汪精卫秘密潜来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汪精卫行刺不成被捕，朝廷责成善耆负责审理此案。审案过程中，善耆看到汪精卫的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遂有了不杀之意。此外，善耆已经预感到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认为此时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不如以怀柔手段对付之。在其力促之下，汪精卫得到从轻发落，仅以“误解朝廷政策”之罪名，被判处永远监禁。不久，又得以释放。

汪精卫入狱期间，善耆多次到狱中看望他，想借机做汪的思想工作，希望能为己所用。但结果是，两人的谈话每次都如一场辩论赛，二人旗鼓相当，谁也说服不了谁。善耆私下里与人半是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而汪精卫见善耆谈吐文雅，远见卓识，非一般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所能比，也生敬佩之心。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善耆的印象时，汪精卫只评价了一句：“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张绍曾和蓝天蔚在滦州发动“兵谏”，清廷被迫下罪己诏，宣布解除党禁、特赦国事犯。乘此机会，善耆建议清廷释放汪精卫。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状况。民国元年（1912年）1月12日，善耆与良弼、溥伟、铁良等组织“君主立宪维持会”（俗称“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1月19日，宗社党发布宣言，主张罢黜袁世凯，组建“战时皇族内阁”，由铁良任总司令，组织忠于清室的军队与革命军决战。1月17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溥仪退位事，宗室溥伟竭力反对。1月26日，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伤，两日后死亡，宗社党胆落，王公亲贵纷纷逃匿。

同年2月，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在川岛浪速的怂恿下，2月6日，善耆携家人逃到旅顺，继续为复辟清朝而努力。来到旅顺后，善耆死心塌地投入日本人怀抱，鼓吹“中日提携”。7月，日本明治天皇去世举行大丧时，他竟以清室贵胄之尊，身着丧服，斋戒素食，为其服丧三天。

民国三年（1914年）元旦，日本大正天皇即位，他冒着刺骨的寒风登上旅顺白玉山，拜谒日本侵华将士的亡灵。为拉近与川岛浪速的关系，他还将最小的女儿、年仅六岁的十四女金壁辉（即川岛芳子）送给川岛当养女。每逢川岛来拜访，他必带领全家老小到家门口排队等候，亲自上去拥抱迎接，还让最年轻的侧妃陪着川岛浪速畅饮。 善耆于民国元年（1912年）6月开始，全力组织“勤王军”来配合日本政府策动的“满蒙独立运动”。第一次，善耆准备在民国元年（1912年）9月20日起事。他将购买的大批军火伪装成农具，由公主岭运往内蒙古。可就在这批军火运抵郑家屯附近时，被吴俊升的军队截获，47辆大车全部被收缴。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就这样胎死腹中。 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称帝，善耆认为复辟的时机成熟了，便开始紧锣密鼓地活动。他的计划是：由辽宁千山的部队点起讨袁烽火，与巴布扎布的蒙古军队合力拿下北京，建立一个“包括内外蒙古、满洲三省和华北为一体”的大王国，然后请溥仪即位。为了计划成功，善耆动用了全部家财，把自己所有的农田、森林、金矿、牧场、煤矿都抵押了出去，向日本财阀大仓喜八郎借款100万元，他用这笔经费，招募了大量土匪，进行军事训练，磨刀霍霍，踌躇满志。正当善耆以为复辟指日可待时，袁世凯暴毙，“扶清讨袁”的口号已经失去意义。日本人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的反感，开始压制善耆，不让其轻举妄动，满蒙运动再告失败。

这次失败，不仅让善耆的精神备受打击，也导致其倾家荡产，失去了东山再起的财力。 此后，善耆深感复辟无望，便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不许子女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为中国的民。到旅顺后，他把38个子女（男21、女17）陆续都送去国外，除3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国、德国、比利时，其余全部进了日本学校。当他一个女儿在日本出嫁时，他特地在陪嫁中添进一套日本和服，告诫其不可忘记日本的恩情，牢记将来与日本提携之事。

民国十一年（1922年）2月27日，善耆因抑郁成疾，在旅顺不治而亡，终年56岁。遗体运回北京肃亲王墓地安葬。废帝溥仪嘉奖善耆的忠诚，追赠谥号“忠”，全称肃忠亲王。

1924年，冯玉祥的军队打入北平，把紫禁城包围起来，大门一关，不准任何人出入。门外军警森严，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把溥仪死死地困在金銮殿里。

往日溥仪在金銮殿里，靠众臣辅佐支撑，而今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个，他有些六神无主。正当溥仪慌神的时候，冯玉祥派人给他送来一个文告，要修正清室的优越条件，要溥仪签字，内称：一、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二、民国政府减少补助清室的费用；三、限三小时内，溥仪迁出皇宫，自由选择住处。

溥仪对此通牒式的条件，敢怒不敢言，无法抗拒，只能乖乖地服从。

其实溥仪对这类事也无所谓，他也不是第一次被人撵下台。俗话说，大丈夫能上能下，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于是，他拿起笔来，在文告上签了字，同意照办，先闯过这一关再说。但他毕竟不是一个老练的政客，能屈能伸的本事还不到家。在这突如其来的大势已去的变革中，身边又没有谋士帮忙，他有些不知所措，有些悲观和沮丧。

下一步该怎么办，溥仪一点主意也没有。

在限定时间到达时，溥仪只好走出金銮殿，先到北府去找他爹。

溥仪在北府坐立不安，北府和金銮殿不同，他不仅失去了自由，安全也无保障。怎么办？他想到，要从外国势力中，寻找出路。他首先想到的是日本。

溥仪手下原有两个较亲近的大臣，一个是曾任大清王朝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郑孝胥，此人和日本关系十分密切；一个是长期在日本混过的罗振玉，他也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郑孝胥本是大清王朝老臣陈宝琛的同乡，他在清朝除做过驻日本神户的总领事，还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此人才干出众，能力较强，深受朝野重视。他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到民国政府当官，却继续追随溥仪。因此，溥仪把郑孝胥看成是一位难得的忠臣。对郑的一些亲日的进言，溥仪均较赏识。

罗振玉是古玩商出身，他通过售卖古玩文物和日本拉上了关系。那些年，日本上层、皇室、皇族以及商界，对中国古物很感兴趣。有的日本人是为了研究文物，有的是为了收藏，也有的是为了倒买倒卖，从中取利。他们所感兴趣的，主要是来自中国的历史文物。罗看准日本上层对古文物的青睐，便以中国古文物学术权威的身份，在日本结交了很多朝野名流。在一段时期里，他已成为在日本政界和商界能够说上话，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人物。所以罗对溥仪出过一些向日本靠拢的建议，也颇得溥仪的重视。

郑孝胥和罗振玉两个人都会投其所好，愿帮助溥仪寻找出路。换句话说，他们二人都可以别有用心地帮助溥仪，借用日本势力，达到个人的目的。

郑孝胥告诉溥仪，为了寻找出路，他想把溥仪接到“东交民巷”日本兵营去。郑说，他已和“东交民巷”的日本竹本多吉大佐商定，由竹本的副官中常秋大尉，穿上便衣，带一名医生，以送溥仪看病为由，将溥仪送出北府，接到日本兵营。这个办法，溥仪很感兴趣，有些动心。但由于多位王爷反对，而没成行。

第二天，奉命去天津求援的罗振玉来到了北府，他告诉溥仪，他在天津找到了日本驻军司令部。日本方面说，北京竹本大佐会派骑兵在北府附近巡逻，如果发现国民军对北府有什么异常举动，北平日本兵营会立即采取“断然措施”。

罗振玉带来的这一消息，使溥仪深受感动，使溥仪进一步证实到日本人才真的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这时，溥仪利用段祺瑞联合奉军反冯玉祥的混乱形势，向驻华使团发出求援呼吁；又请日本公使办的《 顺天时报 》发表对他的采访谈话。该报是奉命办事，也乐得借机拉溥仪一把，在报上，连续写文章表示对“皇室”的“同情”，大骂国民军。对此，溥仪很为得意，认为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一方而确信无误。

在“北府”解除门禁时，溥仪决心搬出“北府”，找一个能够得到庇护的地方。

溥仪选择日本驻华公使馆，作为他的庇护所。

溥仪主动上门，找靠山，以待东山再起，日本驻华公使求之不得。这对日本侵略扩张集团来说，正中下怀。因而日本公使便千方百计地把溥仪牢牢地抓在手里，使溥仪死心塌地靠拢日本，以便日后有用。为此，日本驻华公使芬泽为溥仪的进馆和食宿，提供了一切方便，并热情予以招待。

在溥仪进入日本公使馆后，日本公使馆经日本人的精心策划和安排，很快就变成了大清皇帝的行宫。

溥仪也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在日本公使馆过起了大清皇上的旧日子。

最有趣的事例就是溥仪在日本公使馆做寿。这年正逢溥仪20寿辰，日本公使为溥仪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庆祝活动。

在日本公使的策划下，这一祝寿活动搞得十分隆重，别具一格。

贺寿活动安排在日本公使馆礼堂举行。

日本使馆礼堂，按故宫内的格局布置一新。地板上铺有豪华的黄地毯；在溥仪坐的太师椅上铺有黄缎子；椅子后面的玻璃屏风贴上黄纸；佣人们一律戴上清朝的红缨大帽。生日这天的贺寿活动，在礼仪上和清朝皇宫的做法没有什么差别。从各大城市来的遗老、旧臣、送礼拍马的、借机巴结溥仪、巴结日本人的人物约600余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到日本公使馆礼堂，都向坐在太师椅上的溥仪三拜九叩，祝贺皇上万寿无疆，气氛异常热烈。

溥仪在仪式中间，还向600人的来宾发表即席讲话，他在这贺寿活动中洋洋得意，足足地又风光了一阵，大过了一番当年当皇帝之瘾。同时，他也进一步体验到，只有日本人仍然把他当成皇帝。

这时，溥仪投靠日本的决心，日益坚定。

还有一件使溥仪感激涕零的事是，他想去日本，而日本对溥仪想出洋东渡的设想，给予了十分满意的答复。

溥仪想出洋东渡日本，具体应该怎么办？他没有主意。正在这时，他的宠臣罗振玉给他出了个主意。为了便于东渡日本，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到天津码头。在天津做好去日本的准备，条件具备后，即可乘船东去。对此，溥仪欣然接受。

罗振玉把溥仪要去日本的设想告诉了日本公使芬泽。芬泽很高兴。这对日本方面说来，正中下怀，芬泽随决定派天津日本总领事馆的警察署长和便衣警察来京，负责护送溥仪由北平前去天津。

溥仪到达天津时，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和驻地军官士兵，把溥仪接下了火车。次日，日本人办的《 顺天日报 》在北平发表日本驻华公使声明，说明前宣统皇帝突然转往天津。这一声明等于将溥仪去天津一事，告知段执政及其外交总长。

溥仪到达天津，更加依赖日本。而日本当局则把溥仪拉得越来越近。

溥仪一到天津，就进入日本租界地，住进有现代化设备的新房子，他越发得意。

尽管溥仪打算借助外力、借助日本复辟的远大计划不变，但他东渡日本之事，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迟迟没有成行。结果，他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

在天津这段漫长的岁月里，溥仪的复辟、复仇思想，更加坚定和迫切。

这时期，在溥仪身边能够接近和进言的人，还是郑孝胥和罗振玉。这两个人就时局问题向溥仪发表的愤慨之言，完全符合溥仪长期以来要复辟、复仇的设想。这两人对溥仪实现复辟设想，起了不小的作用。

溥仪在天津和北京一样，仍然得到日本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溥仪想复辟，日本当局就投其所好，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以全方位的帮助和支持。

日本观察到溥仪很喜欢众人仍然奉称他为皇上，便不遗余力地利用一切机会，让溥仪知道，日本一直没有改变承认宣统皇帝、皇位的存在。

有一天，正当军阀混战的战火就要烧到天津的时候，日本天津驻在军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将特意来到溥仪住地，向溥仪说：“请宣统皇帝放心，我们决不让中国兵开进日本租界一步。”溥仪听后，十分得意。一是日本军方仍然称他大清皇帝的尊号。他受宠若惊。自从溥仪被撵出金銮殿，除他的随从外，没有人还把他当成皇帝。而今，日本军方仍然毕恭毕敬地称他皇帝，使他感到日本才是他可信赖的朋友；二是日本军方还提出要保障溥仪的安全。这种表示，使这位早想东渡日本的末代皇帝感恩戴德。

没过几天，日本官方代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请溥仪参观天津日本侨民小学。这一活动是日本总领事精心策划的。溥仪求之不得，对此邀请欣然接受。

这一活动本是一次很普通的活动，然而，日本人却别有用心，目的是投其所好，进一步软化溥仪。

在溥仪去小学的往返路上，日本小学生手持彩色纸旗，夹道欢呼“溥仪皇帝万岁！”，这一场面使这位脆弱无能的末代皇帝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在天津这些年，每逢节日或溥仪的寿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日本驻军司令官及其将佐们都要到溥仪住地来拜贺。每逢日本“天长节”，日本驻津要员都要请溥仪去参观阅兵典礼。

又有一次，溥仪到白河边上去游逛，偶然他看到在河中间停留一艘日本兵舰。当他们在眺望兵舰在河中的美景时，该兵舰的舰长突然乘小船靠近河岸，并匆匆忙忙地走到溥仪面前。恭恭敬敬地对溥仪说，很荣幸看到皇帝陛下在欣赏日本军舰在河中的美景，我特意前来邀请皇帝陛下到军舰上参观。

溥仪欣然接受，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和日本军方进一步接触的好机会。

当溥仪走到军舰上的时候，日本海军将校等高级军官列队在军舰上，以接待国家元首的规格，向溥仪皇帝高声致敬。

溥仪也就俨然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在日本军舰上检阅仪仗队，十分风光。

当溥仪回到住地不多时，这位日本舰长率领一些日本军官前来回访，以表示对溥仪皇帝的尊敬。就这件事，溥仪曾嘟嘟囔囔地对身边人说：“从这件事上看，我觉得日本人是从心眼里尊敬我的。”

在天津这几年，溥仪在生活上很自在，在“政治上”很得意。首先是，他的生活条件比紫禁城的养心殿要优越得多；其次是，在日本租界地内，从官方到民间都仍然尊称溥仪为宣统皇帝，使他既风光又得意；再其次是，在国内形势稍为有些缓和的情况下，几个亲日的近臣郑孝胥等人就复辟大计，进言不少，都很合乎溥仪的心意。于是，溥仪一天比一天相信日本将是他复辟的第一外援力量，一天比一天认为，靠日复辟大计，应当立即提上具体日程。

不久，溥仪为复辟大计，在天津通过日本大军阀大仓喜八郎，将胞弟溥杰派往日本去学军事。

接着，溥仪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投靠日本当日本傀儡皇帝的道路，走上了支持日本侵略扩张的犯罪道路。

1931年，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之前，已向溥仪打了招呼。

“九·一八”事变前两个月，溥杰从日本回国休假，给溥仪带来了日本军方吉冈安宜的一个口信，告称：“现在张学良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宣统皇帝不是没有希望的。”

不仅如此，在溥杰回国前，日本贵族水野胜邦子爵向溥杰打招呼说，他将要去中国拜会一下溥仪，并向他当面送上一把扇子。

溥杰回国后不久，水野胜邦来访溥仪，送来一把扇子。扇子上面，写着一联诗句：

“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

溥杰回国带来口头和书面的两条信息，实际上是日本侵略扩张当局给溥仪送来的一个暗示，要溥仪知道：日本要动手了。溥仪的希望来了！

溥仪和日本一级战犯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会面勾结，就溥仪去东北三省建立日本傀儡国家一事，达成了共识。

9月的一天，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将把溥仪弄到日本兵营。溥仪到达日本兵营，首先见到的是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大佐，在一旁陪坐的有溥仪的旧臣罗振玉。坐定后，罗交给溥仪一封信。

这封信是溥仪远支宗室的后代、东北保安副司令张作相的参谋长熙冾写给溥仪的。

张作相还兼任吉林省的省主席，张因回家奔丧，不在吉林。熙冾则利用这个大抓实权的机会，以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的身份，下令开城，迎接日本侵略军，成了东北日本傀儡国家的开国元勋之一。

熙冾在给溥仪的信中说：他等待了20年的机会，今天终于等到了。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回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可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先占据满洲，再图关内。只要溥仪一到沈阳，吉林立即宣布复辟。

11月的一天，日本侵华军头目土肥原贤二到达天津，溥仪连夜会见了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是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五名重大战犯之一。人称，土肥原贤二是个靠侵华起家的日本军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到哪里。

土肥原贤二见到溥仪，就对溥仪说，日本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希望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快去爱新觉罗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溥仪将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一切可以自主。最后，土肥原贤二还强调，将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帝国。这个帝国将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

溥仪听得入神，他认为，这正是一个复辟的好机会，机不可失，应抓紧北上。于是，溥仪就连夜偷偷地乘上了日本人的轮船，离开了天津。

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安排下，乘船先到营口，后又连夜转往旅顺。

溥仪在旅顺等了三个月。在这期间，许多清朝遗老、皇亲国戚，以及一些官迷心窍的政客们，当获悉溥仪要复辟、要复皇位，都争先恐后地前来拜会溥仪，并施尽全身解数，向溥仪献殷勤、送重礼，以期望在朝廷里能买上个一官半职的。溥仪也不负众望，对买官、跑官者来者不拒，谁出大价钱，谁就做大官，只要肯出高价，人人都有官做。

这些会当官、会运动做官的人，都有所获，他们后来都成为伪满洲国的大小新贵。例如几个头面人物：郑孝胥、臧式毅、熙冾等人，都当上了伪满洲国部长以上的大官。其中，熙冾这个人野心很大，官迷心窍，他不满足于当个部长，他想当宰相。

熙冾自认为，他才是为溥仪复辟，打过先锋的人物，他最先致信尚在天津的溥仪，请其出山当皇上；后又在沈阳为溥仪复辟铺路。不仅如此，熙冾还几次派人给溥仪送钱，共有几十万元，最后他还明确向溥仪提出，要求“皇上”授命他出任“总理”之职。

其实，这些酒囊饭袋、投敌卖国之流，当时还有所不知，要当大官，不仅要贿赂溥仪，还要贿赂日本主子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不同意，谁也当不了总理。

三个月之后，正当溥仪跃跃欲试，积极向日本投靠的时候，板垣征四郎亲自到旅顺找溥仪谈话。

板垣征四郎告溥仪，为适应东北三省“各界”的愿望，要在东北三省成立“满洲国”。国都设在长春。长春改名新京。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汉、蒙、日、朝。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即执政。

溥仪关心的不是把东北三省从祖国分裂出去成立的是个日本傀儡国家，他关心的是，想当皇帝。他还觉得，当执政不如当皇帝更名正言顺，更算得上复辟。为此，溥仪和日本主子还讨价还价了一番。

最后，板垣征四郎对溥仪说：“执政，不过是过渡而已。宣统帝是大清帝国的第十二代皇帝陛下，这是很明白的事。将来在议会成立后，我相信一定会通过恢复帝制的宪法。因此，目前的执政是过渡时期的方法而已。”意思是要溥仪先去长春上任，当皇上以后再说。不久，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并对日本感恩戴德。

就这样，溥仪作为一个伪满洲国的国家元首，当上了头号汉奸，把东北三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日本殖民地，并为日本军国主义集团的侵略扩张，摇旗呐喊。

溥仪的伪满洲国都搜罗了些什么人从事“国务”？这些人大部分都沦为苏军的俘虏。

溥仪到长春后，就迫不及待地再过一把当元首的瘾。为此，他还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开国大典。参加典礼的“元勋”有，溥仪的随行老臣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另有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蒙古王公齐然特色木贝勒；还有奉系官吏：张景惠——向日本投降的原哈尔滨特区长官、省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臧式毅——向日本投降的原辽宁省主席；还有熙�——原清宫大臣、向日本投降的原东北保安副司令兼张作相的参谋长；张海鹏等。

就在这个仪式上，日本关东军负责人宣读了一个国务院的任命名单。这个名单就是伪满洲国各部总长的任命，也就是一份伪满大汉奸的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军政部总长张景惠；财政部总长熙�；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司法部总长冯涵清；文教部总长郑孝胥（ 兼 ）；奉天省长臧式毅（ 兼 ）；吉林省长熙�（ 兼 ）；黑龙江省长程志远（ 兼 ）；立法院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院长于冲汉；最高法院院长林綮；最高检察厅厅长李�；参议府议长张景惠（ 兼 ）；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参议府参议张海鹏、袁金铠、罗振玉、贵福；执政府秘书处处长胡嗣瑗；执政府秘书处秘书万绳�、商衍瀛、罗福葆、许宝衡、林廷琛；内务处处长宝熙；内务处特任官员张燕卿、金璧东、王季烈、佟济煦、王大忠、商衍瀛；警备处处长终济煦；侍从武官长张海鹏；国务院秘书官郑垂；国务院秘书官郑禹。

溥仪盼望已久的登台辉煌，已经得以实现，他十分得意。

大典过后，溥仪走马上任，当傀儡元首。溥仪虽然什么大事也不管，但他却把当皇帝的一套排场，安排得地地道道，风光十足。每天都有许多贵客前来朝拜和请安。前来的人有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有在野旧臣、有当朝新贵、各部总长、特级参议，还有一些各地的士绅、豪商、地痞等等之流。这些前来拜会、请安的人，都是为了前去上供、送钱送物，为了向溥仪表忠心，以求飞黄腾达、升官发财。关于东北三省从此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将遭受日本掠夺；老百姓从此就变成了亡国奴、将惨遭日本蹂躏一事，这些人和溥仪一样，一概不予过问。

在溥仪身边当官的人，多是死心塌地投靠日本的旧军阀、旧官僚，也是一些酒囊饭袋的人物。他们只管搜刮民财，从来不管百姓疾苦。仅以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 成立伪满洲国后不久，总理职务就由张景惠取代了郑孝胥。这都是日本侵略者的需要。 ）为例，就可见一斑。

张景惠是东北一带地区势力人物，也有人说他是“胡子”（ 土匪 ）出身。他的表演，是可称之为卖国之最。别的不说，仅就他那套会“吹”、会“拍”的当官本事，就可看出他是个什么样的历史人物。

有一次，在伪满洲国的国务会议上，在日本关东军头目发言强调“日满一心一德”后，张景惠说：“咱是不识字的大老粗，就说句粗话吧！日满两国是两个蚂蚱拴在一根绳上。”

在日本殖民主义政策的压榨下，人民无法生活。东三省的老百姓每年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全被日本关东军抢走。对此，张景惠在国务会上说：“日本皇军卖命，我们满洲出粮，不算什么。闹饥荒的人，勒一下裤腰带，就过去了。”

由于张景惠对日本极为无耻、极为肉麻的吹捧，日本侵略集团对他很满意。日本关东军称张景惠为“好宰相”。

至于溥仪的伪满洲国都干了些什么？这一问题，不是本书要交待的事情。仅就溥仪的一两个卖国事实，本书不能不带上一笔。

溥仪此人，不要老祖宗，卖国求荣，为日本侵略扩张开路、呐喊，把东三省老百姓置于水深火热之中。1941年，当日本对美英宣战的时候，溥仪立即颁发诏书“动员东三省人民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奋斗到底”；1942年，当日本一级战犯东条英机到达长春时，溥仪当面拍马说：“请首相阁下放心，我当以满洲国之全力支援亲邦日本的圣战”，并以大量白金、钻石等首饰送给关东军，以支持其侵略和扩张。

　　每一个郎姓的家谱排行都不一定是一样的。

　　只有同根（或者说有至少一个共同祖宗）的才会有相同的排行顺勋的，不知道你是那一脉的，无法解答。

　　你可以问一问家里面的老人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