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晚期的柳敬亭是谁

栏目:资讯发布:2023-11-14浏览:3收藏

明晚期的柳敬亭是谁,第1张

柳敬亭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评话艺人,扬州评话一代宗师。他的传奇多有记载,然而在柳敬亭的籍贯认定上,却纷争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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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敬亭籍贯百年各有一表

柳敬亭的籍贯?与他交往的友人或曰泰州(余怀《板桥杂记》:“柳敬亭,泰州人。”张岱《柳麻子说书》:“及见泰州柳先生。”),或曰扬之泰州(吴伟业《柳敬亭传》:“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顾开雍《柳生歌并序》:“扬之泰州柳生,名遇春,号敬亭。”),或曰海陵(朱一是《听柳敬亭词话》:“海陵柳生会稽住。”),或曰吴陵(汪懋麟《柳敬亭说书行》:“吴陵有老年八十”)。海陵、吴陵是泰州的别称,表述尽管各异,肯定他是泰州人则同。明清时泰州属扬州府,柳敬亭长期生活在南京,因而有时也说“维扬柳敬亭”(吴伟业《楚两生行并序》)、“扬州人”(阎尔梅《柳麻子小说引》)、“南京柳麻子”(张岱《柳敬亭说书》)、“白下柳生”(王澐《漫游记略》)。编纂于清代的《康熙扬州府志》、《雍正扬州府志》、《嘉庆重修扬州府志》、《雍正泰州志》、《道光泰州志》等,均有柳敬亭传。民国十六年(1927年),《小说世界》第十五卷二十三期“文坛秘录”栏,刊载了钱啸秋的《柳敬亭之世系》,他根据通州曹氏家谱,首次披露柳敬亭是宋曹彬之后,祖籍真定府灵寿,曹彬的九世孙珏迁居常熟,十二世孙尧卿渡江至通州馀西场定居,尧卿后代有永昌,“永昌即敬亭也,字葵宇,与其父应登、弟永祥曾播迁至泰州,世因误以敬亭为泰人。自敬亭徙居南京,指柳为姓,人更不知敬亭为曹永昌矣。”民国二十五年,《越风》第二十一期有张破浪《平话家柳敬亭考证录》,其中“敬亭之世系”引用钱说,“以敬亭之易姓,而世遂不知其世系,自明末迄今,且三百年,曹姓世系均不知”,“因啸秋为文以表张,而世遂知敬亭之原世系焉。”不过,也有人不相信。1956年出版的洪式良《柳敬亭评传》就认为“这种说法值得考虑。”如柳真是曹彬之后,在旧社会里柳会引以为荣,吴伟业也将记入《柳敬亭传》里借以增高柳的身价。柳既不谈,吴又不记,这就不能令人无疑了。”(第3页)

1963年,《江海学刊》第一期发表管劲丞《柳敬亭通州人考》一文,管氏根据亲见的曹氏族谱和范国禄的七古《听居生平话》,对柳敬亭的籍贯及相关问题做了仔细分析,断定柳敬亭祖居通州馀西场,至其父应登和叔应科,才率敬亭等迁居泰州。或许不久就兴起“四清”、“文革”等运动,这篇文章影响不大,不仅《辞海》柳敬亭的条目仍按传统说法写作泰州人,就是1979年出版的陈汝衡《说书艺人柳敬亭》一书,在叙述柳的家世时也只提到钱啸秋,很可能还不知道有这篇文章。当然,南通人是知道这桩公案的,修成于上世纪末的《南通县志》和《南通市志》都为柳敬亭立了传。《南通县志》说他“本曹姓,流落泰州后,改姓柳”(第1187页)。《南通市志》说“本名曹永昌……幼时随父迁居泰州,因受陷害成缉捕对象,休息于柳树下指柳为姓”(第2483页)。而旧志是没有柳敬亭传的。2003年第八期《文史知识》“张謇与南通专号”上,发表了陈辽《平话奇才柳敬亭》,强调柳敬亭是通州人,并介绍管劲丞有《柳敬亭通州人考》,虽然陈辽先生没有提供新的资料,却提示了柳敬亭的籍贯问题。

管劲丞的《柳敬亭通州人考》,是研究柳敬亭籍贯的重要文章,今天不论主张柳是通州人还是泰州人,考证柳敬亭的籍贯问题都离不开曹氏家谱。现南通图书馆藏有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的《通州曹氏家谱》一部,共36卷,约1300页,分装为24册,其中一册为恩荣录。管理人员说不清它的来历,从内容看,似有可能就是当年管劲丞见到的那部。全谱旧损,上有“曹氏世系图”,曹氏以迁通的尧卿为第二世(管劲丞、陈辽均误为第一世),以实际上并未到通州的尧卿之父宣徽公为迁通一世祖。

正确解读曹氏家谱,是解密柳敬亭籍贯的关键所在。钱啸秋就是一例。他说柳敬亭“与其父应登、弟永祥曾播迁至泰州,世因误以敬亭为泰人。”这里一个“曾”字,令人觉得柳敬亭只是跟着父亲到泰州住过一阵而已,细勘家谱,哪有这层意思。管劲丞对家谱解释详细,如说“柳敬亭的父辈兄弟三人和他兄弟二人,都有名有字,而所取字面皆似雅而俗。看来他家既非士族,亦非农民或灶丁,在馀西这个小市镇上,可能属于小市民的上层分子,如开行设肆的老板之类。而其父应登兄弟的同徙泰州,更可能为经商而离家创业”。民国年间,柴萼《梵天庐丛录》卷二十八“柳敬亭弟”条所说柳敬亭的情况,因与其他资料相差太大,人们都不相信,但说柳敬亭“其父一钱侩”,并有弟一人,结合管氏的分析,柴萼所说的这两点或许不无依据。管劲丞解释家谱说,“棆生三子:长子应登,字文楼,按即柳敬亭之父。谱名下注‘徙居泰州’,说明他家外迁,系从其父开始。祖父曹棆没有同去。”“他的二叔父曹应科偕其父同徙泰州;三叔父应试未徙。那么,非独自奉二亲家居,即亲死析产,守祖业自立门户”也是正确的。不过,管氏认为曹应登弟兄各率二子一道迁至泰州,同住北门便民坊,却值得商榷。

管劲丞认为:“应科的二子随父迁徙,应试的二子随父守祖业,所以谱上都毋庸再注。柳敬亭二弟永祥,也是随父徙泰州的,谱上却同样有详注,这是因为既于曹永昌名下注有‘徙居南京’,便不得不加注以示分别。”曹氏世系图比较简陋,在各人名下没有记生卒年月,对迁徙这样的大事也不记时间,因此,曹棆的长次二子徙居泰州是在他们青少年时期还是成年,徙居时有没有成家,有没有子女,从谱上无从得知。曹应登弟兄迁泰时,应登子永昌(柳敬亭)有没有出生,从可能性来说不外两种,一是已出生,一是未出生。管劲丞及钱啸秋等认为,不但永昌已经出生,连弟永祥也已出生了。这么说虽然不能说与家谱的记载相抵牾,但在家谱中却也找不到依据,将此说与明末清初的记载联系起来看,当时那么多的人记载柳敬亭是泰州人而不是通州人,原因何在?唯一的可能,它来自柳敬亭自报家门。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说:“年十五,犷悍无赖,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试想,如果柳敬亭(曹永昌)出生于馀西,幼年才随父母迁至泰州,10多岁又离家出走、糊口四方去了,他在泰州生活的时间仅10年左右,叔父甚至祖父仍生活在馀西,自己在泰州还是个“通缉犯”,柳敬亭对人自称泰州人合乎情理吗?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另一种情况,即曹应登弟兄二人是年轻时结伴来泰州闯荡,后来在泰州站稳脚跟,成家立业,儿女都出生于泰州,这些儿女对老家馀西的印象渐淡,成人之后自认是泰州人,这才合理。如此,符合当时人的记载,又与曹氏家谱毫无扞格难通之处。

柳敬亭曾在泰州“北门便民坊”度过幼年和少年?

如果柳敬亭是在泰州出生、成长的,我们固然可依家谱所记称之为通州人,那就是祖籍而言。

管劲丞认为,“族谱于应登、应科名下并注‘徙居泰州’,只在永祥名下兼注所住‘北门便民坊’地点。推想‘北门便民坊’一宅,当是徙泰两房同居之所。谱上所以注在永祥名下,为的是对永昌的徙居南京有分别,同时并包括了他父亲和二叔父的同居之所。如果三人所居不同,族谱纂修总不会挂一漏二。为此,不妨肯定柳敬亭曾在那‘北门便民坊’居所中度过他的幼年和少年。”这种说法,猜测的成分过多,与家谱的原意和历史情况不符。据明代的《万历泰州志》和《崇祯泰州志》,明代晚期至明末,泰州北关的九个坊中没有便民坊,其他城内和南关等处也没有便民坊。便民坊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是在清代的《道光泰州志》,距由明入清180多年,它已发展为便民坊东甲和便民坊西甲,位置确实在北门外,约为城河以北、稻河以西大片地方。便民坊并不是明代的坊名而是清代早期的坊名,只是清代泰州的第一部志书《雍正泰州志》编纂潦草,系汇集《崇祯泰州志》、《微尚录存》等现成的志书,再加上入清以后的一些文献凑泊而成,其中坊里部分全抄自《崇祯泰州志》,用的是近100年前的陈旧资料,没有记下当时实际的坊里名称,便民坊失载。至迟在民国早期,便民坊东甲、便民坊西甲已演变为东甲坊、西甲坊了(见《民国泰州志稿》卷三“疆域”)。民国二十年泰县调整县内区划,“坊”取消,更没有人知道便民坊这个名称了。

曹应登弟兄迁到泰州,推算时间在明万历年间(柳敬亭出生于万历二十年,即1592年,见何龄修《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清史论丛》第三辑,1982年),管劲丞说他们弟兄子侄一道住在便民坊,甚至说柳敬亭的幼年和少年时代在便民坊度过,事实上依据不足。曹氏家谱在曹应登、曹应科二人名下只注“徙居泰州”,应理解为徙居泰州境内,但不一定住在泰州城中。有便民坊之说,时间当在清初。

不过,曹应登弟兄来泰州后居住的地方,我推测也不会十分僻远。清初泰州人宫伟鏐《微尚录存》卷六“艺事柳逢春列传”说:“李公三才开府泰州,缉地方恶人,长吏以春(按:即柳敬亭)应,时十七八岁一恶少耳。开府轻其罪,父欲法绳之,乃出亡,游四方……”如果生活在僻乡,长吏就不会拿柳敬亭去应付差事,致使其远走他乡了。曹应登弟兄很可能落脚于泰州近郊,后经几十年,到了清初,迁泰第二代中的曹永祥率全家移居北门便民坊,家谱这才有他名下的这条“徙居泰州北门便民坊”的小注。这时其父曹应登早已去世,其兄柳敬亭一家也早已不在泰州,他们名下当然不会注这样的内容,而其叔曹应科一支,即其堂兄弟永盛、永恒等人仍生活在原地,家谱当然也无需再加小注。比柳敬亭仅小十来岁的宫伟鏐,在柳敬亭传中说他“本姓曹,泰之曹家庄人也”,理应有所依据,这曹家庄很可能正是由通州馀西曹氏弟兄迁泰聚族而居得名的。当时,泰州城郊的农村人烟稀疏,如上官运盐河(今称老通扬运河)南的塘湾,至清康熙中叶仍然“两岸空阔,漭泱无人迹”(见沈龙翔《周公铺》诗序),外来人口在这里定居很容易。泰州城周围有好几个曹家庄,泰州城东南不到10里处,塘湾以北的上官运盐河西侧就

有一个曹家庄。

“流落泰州后,改姓柳”许是戏说

结合柳敬亭同时代人的诗文及明清泰州志的记载,可以对《通州曹氏家谱》作如下解读:一,柳敬亭(曹永昌)父曹应登、叔曹应科由通州馀西徙居泰州;二,柳敬亭与弟永祥均出生于泰州,后柳敬亭辗转至南京定居,永祥迁居泰州北门便民坊。同时还可以推知,曹应登弟兄徙居泰州的时间为明万历年间,曹永祥迁居便民坊的时间为清初;柳敬亭出生地为泰州曹家庄,这是曹应登弟兄来泰州的居住地,具体位置无考。说柳敬亭“幼时随父迁居泰州”,在谱上找不到根据,也不合情理。说曹永昌(柳敬亭)“流落泰州后,改姓柳”许是戏说而已。

曹氏家谱中有关柳敬亭的记载可靠吗?

柳敬亭在明末清初虽然名闻遐迩,但说书艺人在封建社会并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如果不是事实,通州曹氏毫无必要将其牵扯入谱,以增族荣。至于清初的《柳敬亭传》中没有提到他是曹彬之后并不足怪,柳敬亭幼年身边没有祖父母,未必有人告诉他曹彬之类的陈年往事。有人说,柳敬亭果真祖籍通州馀西,当时有关他的诗文那么多,怎么可能一点都不涉及。明清文士与柳敬亭结交,是在他成名之后,距他父辈由馀西迁到泰州,少说也相距40年了,柳敬亭平时如果只自称泰州人,不说自己的家世,别人哪会清楚,诗文没有什么反映是很自然的。

诗中记载柳氏生平

管劲丞文中引用的范国禄的诗就是很重要的反映柳敬亭家世的史料。范国禄(1623-1696年),字汝受,通州诸生,诗文名震一时。其父范凤翼,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历官光禄寺少卿,入清不仕,以文章气节称著。范氏是通州望族,熟稔地方掌故,范国禄年齿比柳敬亭晚一辈,少年时听过柳敬亭的评话。柳敬亭去世多年后,高足弟子邗江居辅臣到通州献艺,范国禄、陈世昶等人有诗纪其事。范国禄有诗四首,其中七古《听居生平话》和七律《居生索赠》都说到柳敬亭是通州人。据清人王藻的《崇川各家诗钞汇存》所收范国禄《十山楼诗钞》有记:

听居生平话

繁华昔日称南京,赁舂我在西华门。桃叶渡头恣游冶,平话争夸柳敬亭。司马堂高惜颜色,倾动公卿一长揖。入座轻将醒目敲,四壁无声人倚席。二十一史多短长,稗官野乘嫌荒唐,出吾之口入君耳,匠心那得皆文章。指挥应节成钩画,唾咳凌风飏珠玉,抉尽英雄儿女情,描向尊前分按拍。开元遗事话鸡坊,流落临安谁擅场。直到烈皇初御极,五狼发迹名始扬。留都乱后闲人少,兔丝燕麦埋青草。博得风流白下传,十年转盼徐娘老。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几人绝诣留衣钵,独有居生一蹴跻。吴陵地与东瀛近,梓里相亲关正性,已从授受见真源,变化离奇况加进。居生居生尔年妙,贯串古今特分晓。何不挟此游长安,凌厉尘埃出人表。

《听居生平话》管劲丞引用时,不知是所据版本不同还是排印的问题,与上述文字小有差别。《十山楼诗钞》按年编纂,这两首诗均系于康熙戊辰即二十七年(1688年)。《听居生平话》因居辅臣而追忆柳敬亭。从诗的开头到“描向尊前分按拍”,叙述昔日在留都南京听柳敬亭说书的情景。“开元遗事话鸡坊,流落临安谁擅场”,上句用唐人小说《东城父老传》的典故,下句“流落临安”系借用宋人《都城纪胜》“说话四家”之类,这两句是回过头来追述柳敬亭成名之前的平话界无人擅场可称名家,作为铺垫引出下面两句,烘托柳敬亭的崭露头角。“五狼”指通州,以地望代称柳敬亭,“五狼发迹”是说柳敬亭“发迹”,而不是说柳敬亭在五狼(通州)发迹。四句连在一起,说的是柳敬亭之前平话界业绩平平,到崇祯时柳敬亭“发迹”了,平话界才有人名扬天下。范国禄作此诗时,柳死去已10多年了。“我尝掩泪望馀西,柳家巷口夕阳低”,馀西是柳敬亭的祖居之地,其先人庐墓在焉,“柳家巷”则是虚指,为的是点明柳敬亭之“柳”。掩泪而望,只见夕阳低斜,意境萧瑟,怀念之情溢于言表。这两句是当时人知道柳敬亭祖籍通州馀西的有力证明。最后十句咏居辅臣。“吴陵地与东瀛近”两句是说,泰州(吴陵)、通州(东瀛)地理相近,都是培养柳敬亭禀性的梓里。所谓“正性”,意为“纯正的禀性”,盂康文有“禀自然之正性”,范仲淹文有“存乎诚,而正性既立”。这“正性”就是居辅臣从柳敬亭那里接受的“真源”,有了这“真源”,居辅臣才“一蹴跻”。

《听居生平话》是有关柳敬亭的重要史料,《柳敬亭通州人考》之前没有人提及,管氏功不可没。可惜管氏对诗有不少误解乃至曲解的地方,如认为“开元遗事”四句说柳敬亭因说书“不能擅场而流落在杭州”,“崇祯初元回到故乡通州说书之后,才搞出了一点声名”,“我尝掩泪望馀西”两句是说柳敬亭“死后归葬馀西祖墓,先曾经过通州”。“梓里相亲关正性(姓?)”句,正姓,谓曹姓;此句则谓柳敬亭把通州作为家乡,乃由于本姓曹的缘故。因与籍贯问题没有太大关系,管劲丞又谢世多年,这里不详说。另外一首《居生索赠》,颈联上句“南国已无芝麓客”,指柳敬亭曾在北京龚鼎孳(号芝麓)家中献艺,为一时雅事,这句是说,现在南方已经没有这等艺术水平的人了。下句“故乡曾有敬亭翁”云云,由于柳敬亭是居辅臣的业师,用同乡形容二人的关系显然不妥,体会辞意,它不是说居辅臣的故乡有柳敬亭,只能指范国禄自己家乡通州曾经出过平话大师柳敬亭。我认为,这两首诗足以说明,明末清初通州人十分了解柳敬亭,是将柳敬亭作为乡亲怀念的。这当然也从侧面说明了曹氏家谱记载是可靠的。《通州曹氏家谱》所记柳敬亭的家世比较靠实,曹应登、曹应科徙居泰州、应登子永昌即柳敬亭完全可信,通州馀西为柳敬亭的祖籍。明清众多记载,说柳敬亭是泰州人,也不错。这些作者是与柳敬亭交好的友人,这些诗文多数写于柳敬亭生前,柳敬亭如果不自认为泰州人,怎么能够允许别人一次又一次将他的籍贯写错呢!对柳敬亭籍贯的这两种说法,不在一个层面上,一是历史,一是当时的现状,它们不但不矛盾,而且相互补充,将二者综合到一处,正丰富了柳敬亭生平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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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姓氏之一,柳氏系承展禽,名人不绝史书。

关于柳姓的姓源,《姓纂》上面是这样记载的—— “周公孙鲁孝公子展,展孙无骇以王父子字为展氏,至展禽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鲁灭仕楚,秦并天下,柳氏遂迁于河东,河东解,秦末有柳案,下惠裔孙也。” 从这段记载,关于柳姓的来龙去脉就一目了然了——柳下惠是周公之后鲁孝公的后裔,原来姓展名禽,由于食采于柳下,就改以柳为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原居鲁国的柳氏后人并且迁居到河东,子孙世代绵延,终于成了河东的望族,然后再从这里繁衍到全国各地。当时的河东,是指现在山西省境内黄河以东的一大片地方。

最早在历史上出人头地的柳氏,是大约2000年前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柳家,以刘宋时的武威将军柳世隆开始,世代都是南朝的显官,俨然一个名门世族。

唐代的柳公绰、柳公权兄弟,以及柳公绰的儿子柳仲郢的表现,更为柳氏大放异彩,使这个柳氏成为了一个著名姓氏。柳公权,大家更熟悉了,是一位有极高造诣的书法家,他所写的“玄秘塔碑”流传最广,迄今仍为习字者临贴的范本。他不但字写得好,而且博通群学,学问更好,后来并被唐朝皇帝封为河东郡公,与兄侄“一门三杰”,光宗耀祖,把无尽的光辉留给了后人。

此后,柳姓的名人不绝于史书,像宋代那位风流的大才子柳永,以及对古文著有贡献的大学者柳宗元,就都是大家所熟知的人物。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字耆卿,汉族,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他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以毕生精力作词,并以“白衣卿相”自许。柳宗元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字子厚,世称“柳河东”,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

柳哲

笔者收藏有柳氏家谱百余种,其中有一部罕见的韩国《文化柳氏世谱》,根据书中记载,韩国柳氏是由姬、姒、王、车依次演变而来,其始祖来自中国。

《文化柳氏世谱》印刷年代不详,为木活字印刷,保存完好,其与中国家谱的体例、印刷、纸张几乎完全一样。据该家谱记载:韩国柳氏的先祖名“姒辛甲”,他在世时曾渡海逃亡,“始入东国平壤一土山下”,并改姓为“王”;姒辛甲的后代“王蒙”在汉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57年)被新罗太祖赐“车”姓,改名为“车无一”;“车无一”的后代“柳车达”是朝鲜半岛新罗国末期真智王执政时期的大功臣,其子孙繁衍为柳氏、车氏两支,同族异姓,韩国柳氏自此始。

家谱中未提及柳车达为何改姓“柳”,但对柳车达有这番介绍:“谨按车氏谱曰《墨坊寺记》云:公初讳海,字应通,号鹅沙,配金氏,新罗王关智裔孙租之女云(意为:娶新罗王关智裔孙关租之女),而未考,而又云:丽祖曰车氏,不可忘也。又柳氏之行世者,五世则亦不可废也。以长子孝全表其首功,而承袭上祖旧姓之车氏,宗籍延安,以次子孝金仍为柳氏,宗籍文化云,故因附其说,以备参考。”书中对柳车达之子柳孝金也有如下记载:“谨按车氏谱云:大匡伯文化君仍其姓柳氏,为文化柳氏之始。”

这部《文化柳氏世谱》中所记载的部分事实与元代熊忠所撰《古今韵会举要》以及史籍《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旗分内高丽姓》所述基本相符,但也有许多新线索,值得谱牒研究者参考。(原载《新消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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